我們對大約公元前200年以前4個世紀印度的世俗事務的瞭解，要比對此前4個世紀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與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樣，印度的主要歷史事件仍然發生在宗教方面，就我們對公元前600－前200年間印度世俗事務的瞭解來自印度本身的史料來說，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記載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間，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從關心膜拜儀式轉向關注沉思冥想。這種轉變起源於一些婆羅門種姓的創造性。由於婆羅門壟斷著舉行靈驗的禮拜儀式的權利，這種壟斷權又是他們的謀生手段，因此，婆羅門在領導印度教的這種精神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稱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時代，儘管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一直掌握在剎帝利手中，婆羅門卻成功地取代了剎帝利，宣稱自己為最高種姓。這一事實同樣值得稱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間，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達多·喬答摩和大雄筏馱摩那（生活年代為公元前500年前後）創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侶制度。這兩位創教人都是剎帝利，也都是貴族。佛陀是迦毗羅衛國王的兒子和繼承人，這個城邦國家位於今天尼泊爾王國境內。大雄（又稱耆那，意為「勝利者」）是吠捨離城一個剎帝利部族首領的兒子，該城是比哈爾邦北部維德哈王國的首都。兩人都未對婆羅門壟斷禮拜儀式的權利提出過懷疑，但兩人都否定禮儀、神祇和種姓制度本身。他們不加區別地從所有種姓徵召僧侶、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羅門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團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種從輪迴轉世之苦中求得解脫的方法。公元前6世紀，印度的許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教和俄爾甫斯教，都相信輪迴轉世是永無休止的。這種信念可能全都來源於歐亞遊牧民族的宗教。這些遊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紀從歐亞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在這一時期，他們向西推進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歐亞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魯斯（馬裡科）河流域，與希臘遙遙相望，在印度，他們則越過了印度河流域。
印歐語系移民對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這一政治事件將印度歷史劃分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與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兩個階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語的入侵者最初佔據的地方。但這一地區僅限於印度次大陸的西北邊緣。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後塵的操原始梵語居民創造的印度文明都向東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恆河流域進行擴展。在《吠陀》成書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語居民的居住地區，公元前7世紀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實際上採用了已經定居於此的梵語居民的語言和生活方式。我們發現，到我們對其風俗習慣瞭解的最早時期，先前從事遊牧的定居者在這裡使用的是起源於梵語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與該宗教相關的社會結構。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時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經向東南方向轉移到從旁遮普到恆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匯地區一帶。這一地區佔多數的正統印度人開始不以為然地把他們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園看作是半蠻荒之地。這種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繼歐亞遊牧民族定居後，在同一時期又被納入波斯第一帝國以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居魯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倫帝國之後的某一年代，吞併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爾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鎮壓了帝國心臟地帶大起義後，又在某一年代吞併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區，一直推進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區。
佛陀與大雄在世的時代，作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區的恆河流域，在政治上與同時期孔子時代的中國十分相似。與中國一樣，恆河流域在政治上分佈著眾多的小國，規模不等，國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羅衛是個小國；大雄的故國維德哈（位於今比哈爾的恆河以北的地方）則較大；最大的國家是迦毗羅衛的南部鄰國俱捨羅（今北方邦），國力最強的國家是摩揭陀（位於今恆河以南的比哈爾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時代，印度諸國的競爭愈演愈烈。與中國戰國時期一樣，恆河流域諸國的軍事鬥爭是以政治上的統一而告結束的，除一個戰勝國獲得倖存外，其他所有的競爭者全被消滅。迦毗羅衛就是一個早期的犧牲品。佛陀在世時，親眼看到了俱捨羅對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釋迦族親人及其國民遭到的屠殺。印度與中國一樣，最後的勝利者是一匹黑馬。這個國家不是面積較大、人口較多的俱捨羅，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國政府之間的生存鬥爭同樣沒有破壞印度社會在社會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於摩揭陀境內，他的主要傳教場所薩爾納特的鹿野苑則在伽屍。鹿野苑鄰近朝聖者麇集的聖城波羅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為在那裡能夠得到來自印度各地的聽眾。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國，而且，雖然佛陀經常出入鹿野苑，在這裡度過了大部分時間，他和門徒卻經常到處巡遊，除非雨季到來，路途難行。政治邊界為軍隊和間諜設下重重的障礙，卻不能阻止傳教者和苦行者的你來我往。佛陀出身王室，這使他得以進入各國國王的領地，但沒有證據表明這種身份使他享有什麼特權。印度的傳教者和苦行者就像當時中國的縱橫家和哲學家一樣自由地往來於相互混戰的各個國家。
大約在公元前約500－前450年，摩揭陀國賽宋納伽王朝統一了今屬比哈爾和北方邦一帶的地區。人們也許會認為，印度東北部鄰近波斯帝國的大片地區得到統一，會導致波斯帝國和新興的印度帝國之間的衝突。但沒有這種衝突的記載。如果的確沒有發生衝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統一比哈爾和北方邦的時候，波斯帝國政府已失去了對印度河以東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戰役（公元前331年）與大流士三世皇帝的軍隊作戰的「高地印度人」，也許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領土上的居民。
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27－前325年進襲印度河流域的時候，他發現這一地區在政治上分裂為眾多獨立的王國和部落共和國。亞歷山大的襲擊是短暫的，他建立的政權也只是曇花一現。聽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後，這個政權就垮臺了，但亞歷山大剝奪印度河流域諸國的獨立，卻為一個印度帝國的創建者鋪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個家世不詳的人旃陀羅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馬其頓駐軍，使自己成為亞歷山大在這一地區的遺產的主人，隨後又征服併吞並了摩揭陀帝國，該帝國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難陀王朝從賽宋納伽王朝手中奪取，難陀人可能還通過吞併德干地區擴大了帝國的版圖。因此，就我們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恆河流域，也許還有德干地區，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統一起來。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羅笈多與亞歷山大馬其頓的一個繼承者塞琉古一世發生了衝突。塞琉古以巴比倫為基地，將已經滅亡的波斯帝國的東部行省統一在自己手中。亞歷山大馬其頓的另一個繼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後方佔據了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對他進行報復。公元前303年塞琉古為與安提柯一決勝負，向旃陀羅笈多購買了500頭戰象，代價是將前波斯帝國領土的東部邊緣地帶割讓給旃陀羅笈多。割讓的地區肯定包括賈拉拉巴德附近喀布爾河岸的拉馬甘和赫爾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為這兩個地方都留有旃陀羅笈多的孫子和第二個繼承者阿育王刻寫的銘文，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孔雀帝國和塞琉西帝國的邊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羅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協商劃定的界線向西移動得更遠。阿育王銘文的位置也顯示出旃陀羅笈多在位時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達到的邊界，或者他的第一個繼承者賓頭沙羅在位期間的邊界，東起孟加拉境內恆河與布拉馬普特拉河交匯地區以北的三角地帶，南到今天馬德拉斯市所在的緯度，到處都發現了這些銘文。我們知道，阿育王征服併吞並了羯陵伽（今奧裡薩），其後再未進行軍事征服。可以推測，阿育王繼位時，羯陵伽仍是帝國領土內一塊獨立的飛地。當時，孔雀帝國的南部邊界，大體是沿著馬德拉斯所在的緯度一線，橫貫印度半島東西海岸。也許在公元前4世紀時孔雀王朝的前任難陀王朝已經達到了這條邊界。
我們對阿育王統治情況的瞭解相對來說較為豐富。這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阿育王自己的銘文，一定程度上來源於較晚時期在錫蘭寫成的編年史。兩種材料都不是客觀的。這些編年史是以南傳佛教（上座部）觀點寫成的，誇大了皈依佛教對阿育王的影響，既強調他從前的罪惡，又過譽他此後的虔誠。這一材料是半傳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見證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巖刻敕文中）他對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戰爭中引起的屠殺、蹂躪和苦難作了真實的記錄，他真誠地對此感到悔恨。他是通過發動一場箕豆相煎的戰爭，將他的幾個兄弟置於死地，而登上王位的，這一點可能也是確有其事（雖然這一材料來源於編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記載）。在阿育王道德記錄的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確信他所說的或關於他的很多事是真實的，這些事情為他增輝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對征服羯陵伽時犯下的罪噁心生懊悔的結果。此後，他再也沒有發動戰爭。他沒有去征服半島南端的朱羅、潘地亞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鄰島嶼錫蘭來擴大自己的版圖。他向獨立的鄰國一再保證，他沒有侵略意圖（第二獨立敕文）。他在帝國疆界以外的行動由征服變為宣傳佛教的「達摩」（第十三大巖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間，他向希臘的5位統治者塞琉西的安條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孫子）、托勒密二世、昔蘭尼加的統治者馬加斯、馬其頓國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魯斯國王亞歷山大派出了傳教團（第二和第十三大巖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錫蘭派去一個傳教團（第二和第十三大巖刻敕文）。他還向大陸印度南端的獨立民族派出了傳教團。
與大流士一世和瑣羅亞斯德教的曖昧關係相比，阿育王對佛教的信奉是明確的。在巴布拉和魯明代銘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還干涉佛教僧侶制度（僧伽）的事務。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維護這種制度的統一性。另一方面，他關心對「達摩」的鼓勵和宣傳。他對「達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巖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像孔子對道的描述，而不像佛陀對信徒的精神訓練所作的明確規定，以及佛陀對行為戒令所依據的原則作出的明確闡述。而且，儘管阿育王與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樣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像這兩位波斯皇帝和他們的前任居魯士二世一樣，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這方面他是非常審慎的（第十二大巖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關心的是確保臣民尊重婆羅門教和耆那教的僧侶，他們代表著當時能與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敵的兩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巖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銘文的數量和分佈範圍充分顯示了他狂熱宣傳其達摩觀的誠意。坎大哈的銘文是用希臘文和阿拉米文兩種文字寫成的。希臘語是馬其頓建立在波斯帝國領土上的國家正式語言，阿拉米語是已經滅亡的波斯帝國本身的正式語言。位於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銘文是用起源於阿拉米語的去盧文字母寫成的，（直到波斯帝國即亞歷山大推翻以前，這兩個銘文所在的地區可能一直處於波斯統治之下）。其他銘文都是用婆羅米文字寫成的。
這種文字是婆羅門用來記載其禮拜儀式的文字。婆羅門使用的語言本是原始梵語，但阿育王用婆羅米文字來表達當時使用的起源於原始梵語的方言。他甚至用這種方言在南部刻寫銘文，儘管那裡的臣民使用的母語是達羅毗荼語而不是印歐語系語言。可能在阿育王時代，達羅毗荼語還沒有形成文字，也許在阿育王的達羅毗荼語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過教育的人能夠讀懂北部臣民當時使用的印歐語系母語形式。
那麼，阿育工真的貫徹了孔雀帝國政策中的新方針嗎？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併羯陵伽後再未發動過新的戰爭。他在國內外宣傳達摩，將它作為行為的道德標準，這一點也是相當肯定的（他的銘文就是明證）。但他宣稱（第四大巖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為水平，對這一類說法我們卻無法辨別真偽。我們也無從知道，他使帝國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誡他的官員，要對他統治下的眾多臣民負起責任，要象護士對待孩子那樣溫柔地對待他們（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獨立敕文）。他開創了，至少是恢復和保留了派遣巡遊督導員的做法（第三大巖刻敕文）；他自己也親自出巡（第八大巖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還創立了一個新的官吏階層，負責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諸如植樹、掘井、建立醫院和獸醫院的事務（第五大巖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並限制宰殺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巖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銘文）。但我們無從知道這些措施是否像他宣稱的那樣（第四大巖刻敕文、坎大哈銘文），在使他所繼承的行政機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頓早已發現，正常運轉的組織具有一種足以摧毀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精心制訂、倍加珍愛的計劃的頑固力量。至少有兩種跡象表明（第六大巖刻敕文；第一獨立敕文），阿育王發現自己不那麼容易及時瞭解情況，有效控制下屬的行動。
我們對孔雀政權的瞭解，大都來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冊《政事論》。該書自稱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專家，據說當過王朝締造者旃陀羅笈多的顧問和助手。但我們無法瞭解，在這部流傳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說，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書中很多內容都包括後人的修訂和補充。而且，即使我們推測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無法辨別這一部分是不是對具體實踐的描述。也許它不過是一種學究氣的反烏托邦，反映了一種未曾實現的「現實政治」觀念。但是，如果《政事論》中確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實際做法的真實內容，它所顯示的孔雀帝國，就是一個極權官僚的警察國家，對臣民的生活，包括他們的經濟活動實行無所不至的殘暴控制。《政事論》對孔雀政權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權駐華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所寫著作的殘篇中得到了證實。如果確實如此，孔雀政權就與波斯第一帝國及其馬其頓人亞洲後繼者塞琉西帝國的寬鬆政權不同，它可能像同時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權那樣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惡，儘管在這方面還無法與中國的秦國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寬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確實永遠地提高了人們對非人類生命形式的關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馴養的還是野生的鳥獸，仍是橫衝直撞，無所顧忌，就是一個明證。這些動物自信對它們的造物夥伴人類沒有任何恐懼，在22個世紀之久的經驗中，它們一直是無憂無慮的。阿育王的臣民卻可能沒有從他的博愛主義中得到這麼多的好處。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權可能確實大大地摧毀了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這樣，這將十分有助於解釋孔雀帝國之所以成為一個短命帝國的原因。
孔雀帝國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裡，處於正常運轉之中。它是從印度東海岸到直布羅陀海峽之間各地一系列主權國家中的大國之一，這些國家填補了某些政治真空。這些政治真空的產生，有些歸因於亞歷山大推翻波斯帝國的成功，有些則歸因於亞歷山大建立囊括舊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國計劃的失敗。這90年的政治統一和國內和平在印度歷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毀滅以來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執政的最後30年中，一切有感覺的生命，包括非人類的動物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一位統治者而得到了緩解，這個統治者銘記佛陀對減輕生命痛苦的關心，同情耆那教徒對一切非人類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於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國就已經開始顯出分崩離析的跡象。在他死後，帝國開始發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終於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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