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述的軍國主義，尤其在其最兇惡的最後階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對它所有的犧牲者，甚至包括亞述人本身來說，都是一場浩劫，它對歐亞太平原遊牧民族的蹂躪更是雪上加霜。亞述帝國崩潰的直接後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區處於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寧的狀態中。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大約公元前550－前525年）輕而易舉地將黎凡特地區從政治上統一起來，為這塊飽經磨難的地區實現它急需的和平與秩序採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國給黎凡特地區帶來了它渴望之極的休養生息的機會。比起亞述人來，波斯人的征服戰爭不那麼殘暴，對於廣大被征服地區的行政管理也不那麼富有壓迫性。與亞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權時，寧願使人們最低限度地感到他們的存在。他們給現存的地方政權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監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權的工作。最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們尊重、保護其臣民的宗教信仰——這項開明的政策的確換來了對波斯人統治的承認。只有下述極為罕見的、令人沮喪的情況除外，即當一個已俯首稱臣的社區被宗教紛爭所分裂，而波斯當權者又很難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際。
如果考慮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繼任者薛西斯在其銘文中顯示出，他們已經接受了與瑣羅亞斯德教類似的宗教，波斯帝國政府對外族宗教所持的寬容態度就更值得稱道，更顯得與眾不同了，因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真諦是戰鬥性，而非寬容。瑣羅亞斯德以這種精神摒棄了講伊朗語諸民族的傳統宗教，用一種新家教取而代之。瑣羅亞斯德認為他的使命是傳播對一個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瑪茲達的信仰。他對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貞不二的。我們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對瑣羅亞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們也並未公開聲稱自己是瑣羅亞斯德的信徒，他們甚至沒有提到過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約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個世紀，他的傳教地區似乎是在講伊朗語諸民族定居的東北地區（今日的呼羅珊、蘇聯的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烏茲別克地區）。
居魯士二世已將這一地區並入了波斯帝國，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39年以後。當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殺了真的或僭稱的斯梅爾迪斯並取而代之時，大流士的父親正在呼羅珊（帕提亞）省督任上。也許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後，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瑣羅亞斯德教。我們不知道，在這一階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種形式更淡泊的瑣羅亞斯德教。顯然，大流士一世也並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傳的祭司階層，他們最終接過了瑣羅亞斯德教，不過，他們所採用的形式恐怕連該教的創始人也未必能夠接受。
波斯帝王們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權與敘利亞各民族的關係融洽起來。敘利亞各民族曾頑強不屈地先後反對過亞述和巴比倫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眼中，波斯人簡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並入波斯帝國之後，腓尼基商人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內陸貿易區，同時，在地中海上，在與其商業競爭對手希臘人的鬥爭中，他們也爭取到了波斯的支援。與腓尼基人一樣，亞洲希臘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過，是不馴順的子民；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卻幫了波斯人的大忙，並得到其青睞。3個敘利亞腓尼基城邦國家阿臘杜斯、提爾和西頓，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國的地位。腓尼基人並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擔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會介入敘利亞事務。波斯人並不想把利比亞的腓尼基人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並入他們的帝國，相反在公元前6世紀末葉，他們與迦太基人訂立了反希臘協定，當時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領導之下組成了一個統一陣線。
巴比倫尼亞的猶太人社區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為這些離鄉背井的猶太人從未饒恕過曾放逐他們的巴比倫人。他們組成了親波斯人的少數派，在多數居民均採取不合作態度的巴比倫尼亞，這個少數派對波斯人尤為可貴。儘管居魯士二世出於策略的考慮，通過「與巴爾攜起手來」，表示他願意尊重巴比倫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無濟於事。居魯士二也允許所有希望離開的猶太人返回在猶太的故園，並重建他們在耶路撒冷的神廟。在埃克巴塔納（今稱哈馬丹）的檔案中，可以查到居魯士二世的敕令，這一敕令繼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進一步確認。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許其巴比倫猶太管家尼希米暫時離開首都蘇薩，他負有前往猶太重新為耶路撒冷城設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爾塔薛西斯都曾為在他們授權下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過預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猶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樣，也從波斯帝國獲益不淺。在亞述統治時期已經開始的阿拉米語言文字的傳播，在波斯人治下又獲長足發展。在敘利亞，迦南語（希伯來語）逐漸被阿拉米語所取代。在敘利亞，迦南語僅僅是禮拜儀式用語，作為日常用語，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區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運用。阿拉米語言繼續與阿拉米字母同時向東傳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實用。與七八個世紀以前的烏加裡特人一樣，波斯人從蘇美爾－阿卡德語庫中選擇了一些字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貝希斯敦石崖上用3種文字記錄其武功時，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時，又用表達方式既傳統又龐雜的蘇美爾體楔形文字刻下了埃蘭文和阿卡德文譯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與烏加裡特文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簡潔明瞭的字母組成的字母大潮的衝擊，這種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後一千紀初葉已在腓尼基流行起來。到公元前330年，絕大多數波斯帝國官方文件都已運用阿拉米語言文字，不過，也許這些字母仍按波斯語發音，即組成一個阿拉米字的字母組合，讀起來好像是這個阿拉米字的波斯語譯音。
敘利亞的幾個主要民族因此而滿足於做波斯人的臣民，而與波斯人有血緣關係的米底人卻感到不那麼幸福。正如他們在公元前522年起義中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們記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則曾是他們的臣民。不過，儘管米底人桀騖不馴，波斯人還是再次允許他們做了米底－波斯帝國的夥伴，這個帝國比過去的米底帝國遼闊得多，也強盛得多。埃蘭人也許有些受寵若驚，因為他們的國都蘇薩升格為帝國首都。東北部講伊朗語的民族在帝國亡國之後，堅持了長達3年的抵抗運動，反對馬其頓統治者，以此顯示他們對波斯帝國的深情厚誼。東部的遊牧民族西徐亞人曾與居魯士二世為敵，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後，似乎也很忠實於帝國。當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歐洲的希臘作戰時，由他們據守戰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們還支援過農居的鄰邦反抗亞歷山大大帝。
不過，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個民族表現出與波斯統治勢不兩立，即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亞洲希臘人。在公元前522年這個關鍵時期，巴比倫人不只進行了一次起義，而是兩次。公元前484年，他們再度起義。不過，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軟地將起義鎮壓下去，從此以後，直到他們最終被亞歷山大解放時為止，巴比倫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讓巴比倫人脫離他們的控制，巴比倫是波斯帝國的糧倉和工廠，也是帝國內陸交通網上的樞紐。而在另一方面，佔領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國的一大負擔，正如它曾成為亞述人的負擔一樣。埃及距離法爾斯比離亞述更遠。在反抗其大陸上的亞洲主人時，它可以接受來自海上的希臘人的增援。雖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敗塗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們曾兩度取得獨立。當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時，距波斯帝國自身的傾覆已僅僅只有十幾年時間。
即使波斯帝國的所有臣民都像腓尼基人和猶太人一樣對它忠心耿耿，對波斯帝國政府來講，它遼闊的領土仍使交通通訊成為一個壓力很大的問題。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為政府的信使準備了可供換騎的驛馬。雖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陸路通訊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認為，必須利用水路在帝國各端間建立聯繫。他派一名卡裡亞水手西拉克斯從帝國最東端的省份出發，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過印度河和印度洋，到達埃及的紅海海岸。當西拉克斯準確無誤地完成了使命時，大流士便吞併了印度河地區。要麼是在此之前，要麼是在此之後，他使從尼羅河三角洲最東側支流到蘇伊士灣之間的運河竣工，這條運河是法老尼科二世開始開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環航非洲的偉績，但他的船隊不是從紅海出發，而是從地中海啟航。航行以失敗告經。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並未被他們的後繼者繼承下來。
波斯帝國是短命的帝國，但是它的宗教寬容政策產生了歷久不衰的效果。這一政策順應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調合這一趨勢，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放逐政策促進了這一趨勢的形成。一個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國統治集團的成員，卻放逐不了它的神祇。留在當地的農民仍會繼續供奉它們，外來移民也不可能忽視它們。在前以色列王國主要宗教聖地伯特利崇拜耶和華的禮儀被向東帶入巴比倫尼亞，向南帶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羅河第一瀑布下面的邊防要塞。公元前5世紀，在這個地方，一支為波斯人服務的猶太駐軍同時供奉著愛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華，這支軍隊的士兵都是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倫的厄運而躲入埃及的猶太人後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猶太社區與撒馬利亞區酋長珊巴拉特保持著友好的通信往來。在波斯人統治時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屬於撒馬利亞區。從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斷，他是巴比倫流放者的後裔，如果從他兒子的名字（達拉亞和謝勒邁亞）上看，他們都是耶和華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時，撒馬利亞的居民已嚴格地專一信奉耶和華，除《摩西五經》外，他們不承認任何手寫文書為經典，也不承認有非手寫經典存在。但是，當巴比倫尼亞猶太人社區的代表尼希米奉聖旨到達耶路撒冷時，珊巴拉特與他發生了衝突。
波斯人對巴比倫、埃利藩蒂尼和徽馬利亞等地崇拜耶和華的信徒並不抱偏見，並且充滿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時代，巴比倫的猶太人有了一套與其他社區完全隔絕的宗教和社會綱領，他們成功地把這一綱領施之於猶太的「埃姆哈－阿拉茲（意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趕走的農民）」身上。人種和宗教上的融合與聯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門望族中，他們的社會關係網要比農民大得多。通婚對於打破社區之間的社會障礙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進作用。在加強了獨立性之後，這一切都為傳統的敵對情緒作了補償。尼希米和以斯拉卻禁止通婚，他們將在巴比倫猶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惡極之罪孽的這類犯人逐出教會，這些人本來也是猶太社區的成員。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時代，巴比倫猶太流放者的後裔已成功地將自己的社區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們的保護人阿爾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擁有這個名字的波斯帝王，那麼，就已經保存了200年之久。這是個偉大的功績。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禦了黎凡特地區一般大浪潮的衝擊，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衝擊著超然存在的傳統部落文化，並要求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巴比倫的猶太流放者不僅成功地抵禦了這個潮流，還把這種精神推向猶太。不過，他們也因此而付出了代價，使猶太地區的猶太人與其鄰人之間的敵意又趨復活。其實，這些鄰人與猶太地區和巴比倫的猶太人一樣，也是耶和華的信徒。
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們獨特的社區精神的呢？他們通過建立一種獨一無二的宗教機構——猶太人會堂，而取得了這個空前絕後的成果。約西亞國王在猶大人的信條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廟中舉行的對耶和華的禮拜儀式才是合法的。從神廟被毀、猶大國的統治集團成員被放逐到巴比倫尼亞，一直到重建神廟，再度在其中舉行禮拜儀式之時，世襲的祭司們已無法例行公事。猶太會堂便成為填補這個真空的新機構。如果沒有這個新機構，被放逐到巴比倫尼亞的4600名猶大人的後裔也許會不可避免地失去他們的社區精神，就像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後裔一樣。猶太教徒每週舉行一次會議——最終在一個永久性會堂中舉行——流放者們隨身攜帶的精神財富（律書，即《摩西五經》和先知的作品）在這裡被宣讀，被討論。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約西亞革命性的發明成了放逐事件發生後的正統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孫嚴格遵守《摩西五經》，對死去的先知頂禮膜拜。這個保存巴比倫猶太人社團獨特性的權威性規定，已在巴比倫尼亞本地創造了奇跡，如今，又在波斯帝國政府的默許之下，加諸於猶太地區的猶太人社團了。
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進行其決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國政府不明智地徹底改變了它的普遍寬容的政策。這個不尋常的討好態度破壞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條行為規範。這是一次被動的國家行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動行為來，這個被動行為卻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歷史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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