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張伯倫——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問題和外交大臣的接觸——尼翁會議——我們的通信——英國的成功——首相與外交大臣的意見分歧——哈利法克斯勳爵赴德國訪問希特勒——我謝絕邀請——艾登自感孤立——羅斯福總統的建議——首相的答覆——美國總統遭到拒絕，深表失望——張伯倫先生的嚴重責任——因羅馬談判問題艾登與張伯倫最後決裂——恰特韋爾的不眠之夜。
在英國的內閣中，外交大臣佔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職責使他受到特別的尊敬。但在他執行事務時，他通常是要受整個內閣，或至少受內閣中主要人物的審察的。他有責任使他們知道事情的進展。按照習慣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電報、駐外使節人員的報告以及他與外國使節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談話記錄，在閣僚中傳閱。至少，我在內閣的時候總是如此。特別是首相，他保持著這種審核權，他有權親自或通過內閣來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至少不能對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沒有首相經常支持，他就無法進行工作。為了使事情進行順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間不但在根本原則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當範圍內，在脾氣上，也應該非常調和。如果首相本人對外交問題特別關心，那麼他們兩人之間的合作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艾登是鮑德溫任內的外交大臣。鮑德溫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靜的生活著稱之外，並不積極干預外交政策。張伯倫卻正相反，他對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想實施強有力的控制。他對外交問題抱有堅定的見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與外國使節討論外交問題的當然權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後，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發生了一種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覺到的變化。
除此之外，兩人在精神上和觀點上又有一種深切的、雖然起先沒有表現出來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歐洲那兩個獨裁者保持友好關係，而且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們妥協，避免發生會得罪他們的事情。而艾登過去在日內瓦曾經號召各國聯合起來反對其中一個獨裁者而獲得了聲譽，而且，那時如果能讓他自己決定的話，他可能合用戰爭邊緣的手段，甚至還不只是邊緣的手段來制裁獨裁者。他是英法協約的忠實信徒。
他剛剛堅決主張英法兩國舉行參謀會談。他很希望同蘇聯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他認識到希特勒的危險和威脅。他對我國軍備以及我國在外交上的反應的弱點感到不安。也許還可以說，我和他之間，自然除了他是一個負責官員這一點之外，在看法上幾乎可以說沒有多大出入。因此一開頭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為惡化，內閣裡面這兩個重要人物之間就很可能發生意見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來是堅決贊同他的外交觀點的人，這就是哈利法克斯勳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間的悠久的親密的關係，始於1922年，那是在勞合·喬治首相時代，他擔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始終沒有損害我們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雖則對他在印度總督任內的政策，我們之間曾發生過非常嚴重和持久的爭論。我相信我很瞭解他，我深知在我們之間有一條鴻溝。同時，我也感覺到，在他和艾登之間，也同樣有這一條鴻溝或類似鴻溝的東西。總的來說，如果張伯倫先生在組閣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為外交大臣，也許還明智一些。如果讓艾登擔任陸軍部或海軍部的職務，可能更為適當，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個氣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張伯倫合作期內，這種不祥的形勢，逐漸不斷惡化。
直到這時，和在許多令人焦慮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員。他和霍爾——賴伐爾條約的意外關係，影響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許多政界人士對他的看法。
首相這時越來越信賴他的主要工業顧問威爾遜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許多問題還不屬於他的業務範圍。首相認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認識到或預見到德國威脅的增長，沒有人比他更願意為了應付德國的威脅，使其他一切考慮都服從這個目標。外交大臣覺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較得心應手，卡多根也是一位聲望很高和能力很強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經知道他要調職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為「政府首席外交顧問」這一特任職位。這個新名義，對外界說是一種升職，而且實在也很像升職的樣子，但在實際上，管理外交部的整個責任，已不再歸他掌握了。他仍舊保持原有的那一間辦公室，但外交部的電文現在必須連同該部的詳細意見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後才由他過目。范西塔特不願意當駐巴黎大使，在一段時期內繼續處於這種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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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季至該年年底，首相與外交大臣之間在方法和目標上的分歧逐漸擴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辭職的一連串事件，都是按照邏輯規律逐步出現的。
最初的分歧點，是因我國與德意兩國的關係引起的。張伯倫先生決定向兩個獨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請意大利大使格蘭迪伯爵到唐寧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們進行會談，但他沒有參加。在會談中，張伯倫先生說他希望改善英意關係。格蘭迪伯爵向他建議，作為初步行動，如果首相能寫一封信給墨索里尼作個人的呼籲，對局勢也許會有好處。張伯倫先生坐下來。就在這次談話中他寫了這樣的一封信，但沒有把這封信通知這時正在離首相官邸只有幾步遠的外交部裡的外交大臣就把它發出去了。這封信沒有產生明顯的結果。兩國的關係因為意大利擴大對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趨惡化。
張伯倫先生自認為他有一種個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兩個獨裁者取得友好的關係，而且也認為他確實能夠建立這種關係。對於墨索里尼，張伯倫先生同意對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給予承認，作為全面解決兩國糾紛的前提。
對於希特勒，他準備在殖民地問題上表示讓步。而同時，他卻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願意考慮改善英國軍備的狀況，也不願意考慮英法兩國之間在參謀部級或政治方面進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與意大利達成任何和解，那麼它必須作為包括西班牙問題在內的全面解決地中海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國對這件事的深切諒解。在談判這種全面解決方案時，我們是否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顯然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籌碼。在外交大臣看來，還沒進行談判就把這個條件去掉，表現出急於要談判的樣子，實屬不智之舉。
到了1937年夏季，這種分歧更顯得嚴重了。張伯倫先生認為外交部阻撓他同德意兩國進行談判的嘗試，而艾登先生則認為他的首長在設法同獨裁者接近的過程中，尤其在英國軍備十分薄弱的這個時期，表現得過分迫切。說實在的，在這兩個人的見解中，存在著一種實際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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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和政府有種種分歧，但我對外交大臣卻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堅決和勇敢的人；雖然他在過去擔任外交大臣政務秘書和後來擔任次官時委曲遷就地做過的許多事情，都是我曾經攻擊過而且至今還加以攻擊的。但我確實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錯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問題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舉行宴會他必定邀請我出席，我們常有書信往來。這樣做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妥。按照很久以來的習慣，外交大臣總是同當時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觸，廣泛地討論各項國際問題的。艾登先生不過是按先例辦事罷了。
1937年8月7日我寫信給他說：
西班牙問題打斷了我們的思路。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魯姆同我們一樣嚴守中立。即使德國繼續支持叛軍一方，蘇聯以金錢供給政府一方，我們仍然要採取中立態度。如果法國政府幫助一方反對叛軍，那就會成為德國人和親德分子的天賜良機了。如果你有餘閒，請讀讀我在星期一《旗幟晚報》上發表的文章。
我在這篇文章裡寫道：
只有在雙方都有對有不對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最激烈的爭執。在西班牙，一方是貧窮落後的無產階級熱情，要求推翻教會、國家和私有財產，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統治。另一方是愛國主義的、信宗教的和資產階級的勢力，他們得到許多省份的農民的支持，在陸軍的領導下，正在逐步建立軍事獨裁來恢復秩序。雙方都懷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向對方施加殘暴的和無情的屠殺；令人寒心的仇恨一發不可收拾；雙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勢不兩立。所有這些，使無論哪一方取勝，接著大有可能把失敗一方的積極分子無情地加以全部殺光，從而開始一個長期的專制統治時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對軸心國積極干涉西班牙內戰這個問題上，雖然通過不同途徑，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採取堅決的行動，即使行動規模不大，我在下院中總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內閣裡同他的一些高級同僚和首相之間發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沒有受到制約，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動。八月底，我們在戛納，有過多次的見面，有一天我在戛納到尼斯之間半路的一家飯店請他和勞合·喬治一起吃飯。我們的談話涉及許多問題——西班牙的衝突、墨索里尼一貫的背信棄義和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
最後自然也談到德國勢力日益強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時想，我們三個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對他同他的首長和同僚的關係，自然是諱莫如深，在談話中沒有提到這個微妙的問題。他的態度可說是再正確不過了。不過，我可以斷言，他在他這個重要崗位上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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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現了緊張形勢。艾登以堅決而巧妙的手腕處理了這個危機，獲得了解決。事件解決的經過可以說明我們所主張的路線是正確的。事情是，有一隊商船給所謂西班牙的潛水艇擊沉了。實際上這些潛水艇當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這是十足的海盜行為，立即激起知道這件事的人去採取行動。9月10日地中海各國在尼翁舉行會議，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偕同出席。
丘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裡，你說希望在去日內瓦之前來看我和勞合·喬治。今天我們已經見過面了。茲提出我們的見解，供你瞭解。
現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國際義務的時候了。地中海區域出現潛水艇的海盜行為；它們絲毫不考慮船員的生命安全就擊沉許多國家的商船。這些暴行必須加以制止。為了這個目的，地中海各國應該取得協議，把他們自己的潛水艇避開若干規定的商運航線。在這些航線內應由英法的海軍負責搜索潛水艇，如果偵察器在這些航線上發現任何潛水艇，即應視為海盜，加以跟蹤擊沉。我們應以最客氣的方式請意大利參加，不過如果它不參加，那我們就應該告訴它：「我們打算就這樣辦了。」
同時，由於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國應該聲明，如果意大利不參加協定，它就開放法西之間的比利牛斯山邊境，准許各種武器輸入。這樣一來，意大利就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在地中海航線上干海盜行為的潛艇，無論如何將被肅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參加這個協議，它也沒有好處，因為法國就會開放邊界。我們認為這一點最關重要。這種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國的行動的聯合壓力，再加上如果它固執己見就會冒很大危險而又毫無好處這個事實，這就幾乎可以肯定能夠對墨索里尼發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兩國確實是當真的。
看來本年內德國還不打算發動一次大戰，如果希望要在將來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關係，那麼現在就必須把問題加以解決。現在我們所遭遇的危險，就是墨索里尼認為可以憑敲詐和威嚇來取得一切，他認為最後我們只會說幾句空話，結果還是後退。為了歐洲和平的利益，現在應該擺出一條堅強的陣線。如果你覺得能夠作這樣的努力，我們願意向你保證，不管形勢的變化如何，在全國和下院，我們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個人來說，在萊茵蘭非軍事化遭到破壞後，你堅持同法國舉行參謀部級的會談，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覺得你現在又到了同樣重要的時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覺得有助於英國的利益與和平的利益，請你隨便在私人的或公開的場合利用這封信。
又：這封信我曾讀給勞合·喬治聽，他對信內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會議是簡短而成功的。會議同意成立英法聯合巡邏艦隊，防止潛水艇的騷擾。艦隊奉有明確的命令。任何潛水艇只要遇上它們，肯定是要被擊沉的。結果，意大利也勉強同意了這個規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終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37年9月14日
你現在也許已經看到我們在尼翁會議中所採取的方針，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議相符合。我希望你會同意認為會議的結果是圓滿的。在這裡，看來似乎是這樣。實際上，重要的政治事實是，我們在會議中強調英法兩國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歐兩個民主國家在歐洲事務中仍然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們最後同意的計劃，是我們同法國共同草擬的。我必須說，他們和我們合作得再好沒有了。他們準備提供的海軍合作的範圍，使我們感到詫異。可以公平地說，如果把他們的空軍支援也算在內，我們的力量就各佔一半了。
我承認我們在會議中的成就，僅僅是西班牙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們在各國中的威信，而這正是在我們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時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國的態度，同樣都是令人滿意的。在土耳其的幾乎是肝膽相見那樣的友好領導之下，這些小國都表現得很好。查特菲爾德同每一個人接觸，都得到極大的成功。我感覺到，尼翁會議正因為它開得很精簡又取得了成功，對恢復我們在地圖上的地位，有相當的貢獻。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這次會議已經鼓勵法國人和我們自己，要同心協力處理我們非常艱巨的工作。
丘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謝你在百忙之中寫信給我。我的確應該向你道賀，因為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個壞蛋就範而又不致引起戰爭危險，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相信下院對會議的結果一定感到很滿意。
我很高興知道張伯倫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報紙所說的那樣，在背後牽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堅決保持你已經獲得的有利條件。墨索里尼只懂得優勢武力，就像他現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樣。那裡的整個海軍形勢，從我們可以利用法國根據地之日起，就已經完全改觀。意大利絕不能抵抗英法兩國的有力的聯合行動。因此我希望能讓墨索里尼自尋出路，以擺脫由於他自己犯了大錯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現的局面，是我們為了無懈可擊的目的聯合起來對付他才形成的，而這個局面，本來是他應該盡力避免發生的。
現在他自食其果。英法兩國海軍的合作，現在已經開始，我希望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兩國的海軍和空軍繼續互相利用彼此的設備。這種合作，將來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島發生糾紛時是會用得著的。意大利繼續在地中海設防，反對我們，這是對大英帝國的一個重大危險，將來是要加以對付的。現在我們的部署越變得永久化，則這種情況的危險性也就越少。
伯納德·巴魯克來電說，他正寫出他同美國總統談話的結果（在我們倫敦談話之後）。我毫不懷疑，總統反對獨裁國家的言論是受到我們談話的影響的。我深信關於關稅和通貨方面的問題，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謝謝你9月20日的來信，你對尼翁會議所說的勉勵的話，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對尼翁會議局勢作了這樣的結論：
「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個壞蛋就範而又不致引起戰爭危險，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結論對局勢已作了充分的說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過了頭，他必須受到懲罰。八十艘英法兩國的驅逐艦再加上強有力的大隊飛機，在地中海上巡邏，這個壯景無疑使歐洲的輿論產生深刻的印象。
從我所獲得的報告來看，德國自己也沒有忽視這個事實。今年的秋季，我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採取守勢。在這樣的一個時機，我們能夠用這種方式來維護我們兩國的地位，使我和德爾博斯１都鬆了一口氣。在我們前面，困難還多得很，而且在軍事上說，當然也還遠沒有達到我所希望那樣的強大，但尼翁會議已使我們得以改善我們的地位，並由此可以取得較多的時間。
１法國外交部長。——譯者
你對於我們現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給予重視，我衷心地同意。法國的態度，總的來說，當然與賴伐爾執政時期所表現的態度根本不同。法國海軍參謀部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幫忙。他們對於聯合艦隊確實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相信，我們的海軍部對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兩國間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會對雙方都有好處這一點，也是極有價值的。意大利參加了這個協議，不管其最後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響局勢的實質的。
尼翁會議雖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證明英法的聯合力量，如果表現得具有信心和準備不惜使用武力的話，對獨裁者的心理和政策發生多麼強烈的影響。在這個階段，還不能說這種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但至少可以使戰爭推延。事實是，各種形式的「綏靖政策」只是鼓勵侵略和加強獨裁者對他們本國人民的權力；而西方民主國家只要作出任何反擊的斷然表示，就可以使緊張局勢立即緩和起來。這個規律在整個1937年都表現出來了。1937年以後，局面和條件又迥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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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初，我應邀參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總理斯托亞丁諾維奇的宴會。餐後，我們站起來到處走走交談。當我和艾登閒談的時候，哈利法克斯勳爵走過來，興奮地說，他接到戈林的邀請，請他去德國打獵，他很有希望借此機會同希特勒見見面。他說他已經和首相談過這件事了，首相也認為這是一件極好的事情，所以已經接受了邀請。當時我有這樣的印象：艾登聽見之後，有點詫異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氣氛中過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獵手」的資格訪問德國。納粹的報紙對他表示歡迎，稱他為「哈拉裡法克斯」勳爵。「哈拉裡！」本來是歐洲大陸上人們打獵時的呼喊。經過幾次打獵款待以後，他的確終於被邀請到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國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沒有大事鋪張的會晤。這次的會晤並不順利，很難設想出有比他們這兩個人更難互相瞭解的了。一個是約克郡高派教會出身的貴族和熱愛和平的人，在英國舊式生活中彼此笑臉相迎、善意相處的環境中長大。他參加過戰爭，是個好軍官。會晤的對方卻是個出身於窮苦深淵的惡棍，由於受國家打敗仗的刺激，充滿著仇恨心和報復心，瘋狂地要使日耳曼種族成為歐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這次會面除瞎說一通和手足無措之外，毫無所獲。
在這裡也許可以提一提，裡賓特洛甫曾經兩度邀請我去訪問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兩次分別以殖民地事務部次官和牛津郡義勇騎兵少校的身份，應德皇的邀請赴德參觀演習，但現在的情況可完全不同了。劇烈的鬥爭正在進行，在鬥爭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國國家授權，我就會很樂於同希特勒會晤。但如果以個人身份去同他見面，那就會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對我的獨裁者東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騙他了；如果我對他表示異議，又一定會使他生氣，我還會被指責為破壞英德關係。因此，我對兩次邀請都謝絕了，或者讓它自然地推諉過去了。在這些年中，所有曾訪問過德國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為難，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沒有人比勞合·喬治受到更徹底的欺騙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談話時的情況描寫得那麼興高采烈，使今日讀到這段記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無疑有一種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來客不恰當地對他得出力量和權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見，否則還是敬而遠之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裡，艾登對我們軍備擴充的遲緩，越來越感到焦慮。11日，他和首相有過一次會晤，想表示他的擔心。張伯倫先生聽了一會兒後，不願聽他說下去，勸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國後，他報告說，希特勒告訴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間的唯一有待解決的懸案。他相信德國人並不著急，目前沒有立即舉行和平談判的希望。他的結論是消極的，他的態度是被動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內閣中已幾乎處於孤立的狀況。首相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來反對他和反對他的觀點。一大批重要的閣員，都認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險，甚至有挑釁的性質。另一方面，有些較年輕的閣員則極願瞭解他的觀點，其中有些人後來還表示不滿，說艾登沒有對他們推心置腹。不過艾登絕沒有打算組織小集團來反對領袖。參謀長們也不能給他什麼援助，實際上他們也勸告他慎重些，勸他多多考慮局勢的危險性。他們不願同法國人過分接近，以免承擔超乎我們力量所能及的義務。他們認為俄國清黨後的軍事實力，已沒有多大希望。他們認為，在處理我們的問題時，必須假定我們有三個敵人——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聯合起來向我們進攻，而且我們幾乎沒有別國幫助。我們可能要求利用法國的空軍基地，但在最初階段我們都無力立刻派出軍隊。即使參謀部這種極其謹慎的建議，在內閣裡也遭到強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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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決裂，是由於另一個新問題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國副國務卿韋爾斯先生訪問在華盛頓的英國駐美大使。他帶去羅斯福總統給張伯倫先生的一個密件。總統對於國際時局的日益惡化深感焦慮，提議邀請一些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討論目前糾紛的根源。不過，在他採取這一步驟之先，他願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們對這個計劃的看法，並且強調不要把這個建議的性質和事實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請求英國政府至遲在1月17日前給他回信，而且說明他的建議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熱誠贊助和全面支持」後才向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政府提出。這是一個重大但難以預測的步驟。
英國大使林賽爵士把這個絕密文件送交倫敦。他附加意見說：按照他個人的看法，總統的計劃確實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真誠努力，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則過去兩年來英美兩國進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了。他十分懇切地促請英國接受這個提議。外交部在12日收到這個電文，當晚即抄錄送達在鄉間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倫敦，根據他的訓令給美國總統發出了一個復電。這時艾登先生正在法國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張伯倫先生的復電大意是說，他很感激羅斯福總統的信任，用這種方式來和他商量總統所提的緩和歐洲緊張局勢的計劃；但他願意說明自己和德意兩國努力達成協議的立場，特別是對意大利方面。他說，「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論，如果覺得意大利確實願意為恢復信任和友好關係作出貢獻，我們願意對意大利佔領阿比西尼亞一事在法律上給予承認，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將先取得國際聯盟的同意。」電文又說，首相提出了這些事實，目的是使總統可以考慮他目前這個建議是否與英國的努力有所牴觸。因此，暫緩提出美國的計劃是否較為明智。
總統收到了這個答覆，感到相當失望。他表示將在1月17日給張伯倫先生一封覆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國。他的回國不是因為首相的催促，首相覺得他不在時照樣可以辦事。他是因為外交部裡對他忠心的官員催促他返國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碼頭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長期的和艱苦的努力以求促進英美的關係，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裡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林賽爵士，希望能夠減輕張伯倫先生冷淡答覆所產生的影響。總統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達倫敦。信裡說，鑒於英國政府正在考慮直接談判，他同意暫緩提出他的計劃，但他說，英國政府打算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嚴重關切。他認為這種承認，對於日本在遠東的政策和對於美國的輿論，會發生最有害的影響。當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先生把這封信交給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時，他更強調地說：「這種承認定將引起一種厭惡之感，而且會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願替別人火中取栗的顧慮。這將被認為英國犧牲美國密切關心的在遠東的利益而在歐洲進行性質惡劣的交易。」
總統的信件，在內閣的外交委員會多次會議中都被提出討論。艾登先生取得了內閣對以前的態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閣員認為他已感到滿意，但他並沒有向他們明白表示事實上他並不滿意。經過這些討論，在1月21日晚，兩封公函向華盛頓發出了。大意是說，首相熱烈歡迎總統的建議，只不過如果美國的建議在各方面的反應不怎麼好，英國政府就不願分擔失敗的責任。張伯倫先生希望說明我們並非毫無保留地接受總統所提出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顯然不但刺激歐洲的兩個獨裁者，同樣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覺得總統沒有充分理解我們對法律承認問題的立場。第二封信事實上是解釋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我們願意給予這種承認，只是把它作為對意大利謀求全面解決的一個部分罷了。
英國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國總統遞交這些文件時同副國務卿韋爾斯先生所進行的談話向英國政府作了報告。
他說韋爾斯先生告訴他，「總統認為承認問題是一顆兩國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藥丸，他希望我們應該一起吞下。」
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是利用美國的影響來促使主要的歐洲國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決的可能性進行磋商；這自然會使美國的巨大力量參加進去，哪怕只是試驗性質的。可是這個建議就這樣地給張伯倫先生拒絕了。他這種態度很明確地表明了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以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仍限於內閣圈子之內，但這種裂痕是帶根本性的。張伯倫先生的傳記作者法伊林教授對這一段插曲的評述，頗有些意思，他寫道：「張伯倫深恐兩個獨裁者將不理睬這個建議，或者利用民主國家的結成一條陣線作為發動戰爭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國之後，的卻表示寧可冒這樣的危險，也不願失去美國的好感。這就出現辭職的最初的跡象，但終於找到了一個折衷辦法……。」可憐的英國！日復一日過著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它在議會那些滔滔不絕而又溫文爾雅的空談中彷徨地沿著下坡路走下去——向著它本來想避免的那個方向走去。最有勢力的報紙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實可敬的例外，仍在繼續撫慰人心；英國的行徑，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樣隨便，沒有謀算而且用心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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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臣當然不能以張伯倫先生拒絕美國總統建議這一事件而提出辭職。羅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國介入歐洲的陰暗舞台，這實在使他在國內政治上冒了極大的風險。來往的電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洩露，國內所有的孤立主義勢力就一定對總統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在充滿著仇恨和恐懼的歐洲場面上出現，那麼，對延緩或者甚至防止戰爭的發生，實在是再好沒有了。就英國而論，這幾乎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問題。現在沒有人在事後能估計出它對奧地利事勢的演變以及對慕尼黑的局勢究竟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必須認為，這次拒絕了美國的建議——事實上確是拒絕了，也就失去了用戰爭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於暴政的最後一點點機會。眼光短淺而且對歐洲局勢又不熟悉的張伯倫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絕了從大西洋彼岸伸過來的援助之手，時至今日，看起來仍令人感到驚訝。一個正直幹練的好心人，負責掌握國家命運和掌握依靠國家的一切人的命運，卻在這個事件中表現得毫無分寸，甚至連自己的觀念也沒有，說起來實在可悲。即使到了現在，人們也很難設想出，當時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使他採取那樣的外交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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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後面還要講到，在慕尼黑危機時對俄國的合作建議的處理經過。當時，我們不僅疏忽了自己的防務，又想方設法去削弱法國的防務，後來我們和這兩個大國的關係搞得逐漸疏遠，而這兩個大國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們的生命和他們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當時英國人曾知道而且認識到這些事情，恐怕歷史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了。但當時一天一天都好像過得很順利。在十年以後的今日，就讓過去的教訓作今後的指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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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與法國進行磋商。這時他對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經減弱了。現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給美國總統的覆信中曾著重地加以說明。法國政府極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問題必須列為全面解決對意關係問題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艾登無須多說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見格倫迪伯爵。當時格倫迪宣稱意大利原則上準備開始談判。
2月15日，消息傳來說，奧地利總理許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國的條件，任命納粹主要人物賽斯——英誇特為內政部長和公安部長，參加奧地利內閣。這一嚴重事件，並沒有消除張伯倫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間的緊張關係。2月18日，他們再度和格倫迪伯爵會面。這是他們兩人在公務上最後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絕討論意大利對奧地利的立場，也拒絕考慮英國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願軍，或所謂志願軍（就是指意大利的五個師的正規軍）的計劃。格倫迪要求在羅馬舉行一般性的會談。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則強烈反對這一步驟。
此後就是冗長的磋商和內閣裡的會議。關於這些，現在已經公佈的唯一權威記述，就是《張伯倫先生傳》這本書。據法伊林教授說，首相「讓內閣知道，到現在，不是艾登辭職就是他自己辭職」。法伊林從獲准利用的若干日記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說的話：「我認為必須把話說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義相反的決定。」法伊林寫道：「內閣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見，雖然有一些保留。」我們不知道這些話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在冗長的會議上提出的，但在最後，艾登先生終於很簡單地提出了辭職。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這個階段中和在這些情況下舉行羅馬會談。他的同僚們對他提出辭職都感到十分詫異，法伊林先生說他們「大為震動」。他們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間的分歧已經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顯然，如果他們知道這件事會牽涉到艾登先生的辭職，那就將成為一個會引起更大和更廣泛的爭論的新問題。然而，他們專門討論了這件引起爭議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餘時間則用來極力使外交大臣改變初衷。張伯倫先生對內閣的苦惱也很難過。「看到我的同僚這樣地感到吃驚，我提議休會，明天再繼續舉行。」但艾登認為再找什麼表白的話也沒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辭職最後決定下來。首相說，「依我看，他是很光榮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為外交大臣。１
１法伊林，前引書，第338頁。
外面當然事先也知道內閣發生了嚴重分歧，雖則原因還不清楚。我早已聽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沒有告訴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確立他的理由之前，無論如何不要辭職，以便他在議會的許多朋友有機會把問題揭露出來。但這時的政府是那麼強大和高高在上，所以這場鬥爭只好在內閣密室中，主要在兩個人之間去解決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韋爾莊園我的那間老房間裡（像我現在常常坐在那裡一樣）。我接到一個電話，告訴我說，艾登已經辭職了。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心頓時沉了下來。一時間，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沒。在我漫長的一生中，經過多少盛衰榮辱。在不久就到來的戰爭期中，甚至戰時最黑暗的日子裡，我的睡眠從來沒有成過問題。在1940年的危機中，那時我身負許多重任，以及在後來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極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後，還是能夠一躺下就睡著——當然，要是有緊急的事情就叫我起來。我總是睡得很香，醒來神志清爽，沒有什麼感觸，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來的早點盒裡的東西，不管什麼就狼吞虎嚥地吃掉。
但現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這一夜，我睡不著了。從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裡又難過又擔憂。
眼前是一個堅強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頂住那股長長的、憂鬱的、慢吞吞地流過來的潮流。那是一股毫無主見、動不動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計錯誤、衝擊微弱的潮流。如果讓我來處理他的事，在許多方面一定會和他不同；但這個時候，在我看來，他代表英國民族的全部希望；而這一個偉大古老的英國民族，曾對人類有過許多貢獻，今後仍將有所貢獻。現在這個人卻離開他的職位了。我凝視著陽光慢慢地穿過窗戶，在我的內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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