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戰略目標」——德國的軍備開支——獨自進行的調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黨代表團晉見首相——我對這件事的聲明——普遍的結論——我的擔憂——1936年11月23日我們的第二次集會——1938年5月12日斯溫登勳爵離開空軍部——議院的辯論——林德曼再次參加防空研究委員會——我同達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國對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1938年6月我對德國陸軍的估計——達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計——法國空軍的衰落——漫不經心的島民。

　　在戰爭中和在對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樣，如果從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許多選擇辦法中抓住起決定作用的重點，一定大有好處。美國的軍事思想家創造了「全面戰略目標」這個名稱。當我們的軍官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時，只覺得好笑；但後來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智慧越來越明顯，並為人們所接受了。顯然這是一條規律，別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從屬的地位。如果不遵守這個簡單原則，就會導致混亂的和徒勞無功的行動，甚至會使事情變得越來越壞。
　　就我個人而論，早在聽到這個名稱被提出來之前，我就毫不困難地按照這個規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戰爭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國，現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軍事力量了，而勉強取得勝利的各協約國，卻只知張著口呆看，手足無措，我一想起來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斷用一切方法，一有機會就運用我對下院和個別大臣的影響來敦促我們的戰備工作，並且為了不久會再度成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的事業而尋求盟國和夥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擔任絕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韋爾莊園看我，在我的游泳池裡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陽光燦爛，池水溫暖。我們只談到未來的戰爭，但他還不有全相信戰爭必然會到來。當我送他出門時，他突然激動地轉過身來對我說：
　　「德國人一年就花十億鎊來擴充軍備。」我那時想，應該讓議會和英國公眾知道這個事實。於是我就著手研究德國的財政情況。那時德國每年都做預算而且還加以公佈。不過單從他們的一大堆數字來看，是很難知道真實情況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過兩條途徑來進行調查研究。第一條途徑是依靠兩個在英國政治避難的德國人，他們不但極其能幹，而且有著堅定不移的目的。他們懂得德國預算數字所表示的詳細情況和馬克的價值等等。同時我又請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問他能否查清真實情況。斯特拉科斯契是「聯合公司」這家商行的主持人，這家公司資金雄厚，還有一批極其幹練和忠心的工作人員。這家在倫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來專門搞這個問題。不久他們提出了精確而詳盡的報告，說德國每年軍事開支肯定在十億鎊左右。與此同時，那兩位德國避難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獨立地得出相同的結論。按1936年的幣值，每年十億鎊！
　　這樣，我就有了兩套資料，可以據此提出我的主張。在辯論的前一天，在議院的休息室裡，我同當時仍任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先生談起來。我對他說：「明天我就要問你，德國每年在戰備上花十億鎊，究竟是不是事實，我將要求你給予明確的答覆，或者加以證實或者加以否認。」張伯倫說：
　　「我不能否認，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將加以證實。」我必須把我說的話寫下來：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佈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億馬克；
　　1934年接近八十億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億馬克——總共二百四十億馬克，大約二十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五、八、十一。這些數字很準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我特別地向財政大臣提出質問：
　　他是否知道，德國直接和間接用於戰備的開支，包括建造戰略性的公路在內，在1935日曆年度也許已達到八億鎊，而這個開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張伯倫先生答：政府未獲德國官方數字，但是根據政府所獲得的情報，我看沒有理由認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問時所提出的數字不論適用於哪一年都必定說得過分，雖然他自己也會同意，在這裡面不免含有猜測的成分。
　　我把十億鎊改為八億鎊，目的是為了給我的秘密情報作掩護，而且也為了說得穩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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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幾種方法力圖將英德兩國軍備情況的對比弄出個水落石出的結果。我在一次秘密會議上要求進行辯論，但是被拒絕了。說是「會引起一場虛驚」。沒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會議都是不受報界歡迎的。後來，在1936年7月20日，我問首相是否願意接見由樞密院顧問官以及幾個將向他提供他們所知道的事實的人所組成的代表團。索爾茲伯裡勳爵請求上院也組織類似的代表團一同去見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親自向艾德禮先生和辛克萊爵士提出請求，但工黨和自由黨都不願派出代表參加。於是，在7月28日，鮑德溫先生、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辦公室裡接見我們。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幾位保守黨議員和無黨派知名人士。
　　奧斯汀·張伯倫給我們作介紹。
　　　　　　　　　　代表團
　　下院　　　　　　　　　　　　　　　上院
　　奧斯汀·張伯倫爵士　　　　　　　索爾茲伯裡侯爵
　　丘吉爾先生　　　　　　　　　　　菲查倫子爵
　　羅伯特·霍恩爵士　　　　　　　　特倫查德子爵
　　艾默裡先生　　　　　　　　　　　勞埃德勳爵
　　約翰·吉爾摩爵士　　　　　　　　米爾恩勳爵
　　格斯特上尉
　　羅傑·凱斯海軍上將
　　溫特頓伯爵
　　亨利·克羅夫特爵士
　　愛德華·格裡格爵士
　　沃爾默子爵
　　穆爾——布拉巴宗中校
　　休·奧尼爾爵士
　　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國政治生活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一群傑出的人，沒有私心，終身致力於國家大事；他們代表著不可忽視的來自保守黨的有份量的意見。如果工黨和自由黨這兩個反對黨的領導人也和我們一起參加，恐怕就會形成一種緊張的政治形勢，以迫使政府採取補救措施。晉見首相連續兩天，每天三四個小時，我經意說鮑德溫先生是一個善於聽取意見的人，他的確以極大的興趣和注意來傾聽。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帝國國防委員會的參謀人員。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時十五分進行發言，闡明瞭當時的形勢，其中有幾段放在附錄（4）中。
　　我在結尾中說：
　　第一，我們現在正處在我國歷史上最危險和最緊急的時期。第二，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起來，此外就沒有別的什麼辦法了。如果英國艦隊和法國陸軍聯合起來，加上兩國的聯合空軍在靠近法比邊界後面的地方進行飛行活動，還加上英法兩國所顯示的一切力量，這就可以形成使我們獲得拯救的威懾力量。這無論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詳細地說，我們必須排除一切障礙來增強我們的實力。要防備一切可能的危險是辦不到的。我們必須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別的事情上吃點虧……說到更具體的建議，我們必須優先發展我們的空軍。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的優秀青年培養為飛行員。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用各種辦法來鼓勵他們，不管採用什麼誘導方法。我們必須簡化和加速飛機的製造，以最大的規模來進行，並且毫不猶豫地同美國或別的國家訂立合同，盡量購買各種飛機原料和設備。我們正處在危險之中，這個危險是我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即使在潛艇戰的高潮時（1917年）也沒有遇到過。
　　我憂心忡忡地想：·光·陰·似·箭。·如·果·我·們·長·久·不·去·整·頓·我·們·的·防·務，·我·們·就·可·能·受·強·敵·阻·止，·不·許·我·們·完·成·這·項·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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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們大失所望。鮑德溫先生的健康狀況顯然越來越不好，誰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誰是他的繼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數。真不巧，內維爾·張伯倫正享受他所應得的休假而沒有出席，因而沒有機會直接聽取保守黨議員所提供的事實。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許多可貴的朋友。
　　大臣們對我們提出的重要意見，看來是加以認真考慮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議會休會之後，鮑德溫先生才邀請我們所有的人去聽取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關於整個局勢的報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個坦率而又漂亮的報告；他對我國所遇到的嚴重形勢並不加以掩飾。但是在實質上，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估計，特別是我所說的話，對前途未免過於悲觀；說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們的確如此）來補救，但是目前情況還沒有使政府有採取緊急措施的必要；採取緊急措施勢必打亂我國工業，造成普遍恐慌，顯露所存在的缺點；
　　而在這些限度之內，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進行了。對於他這番話，奧斯汀·張伯倫提出我們的普遍想法：我們的焦慮並沒有因此而解除，我們不能表示滿意。於是我們就告辭了。
　　我並不認為在這個時候，即在1936年底，形勢能得到補救。但是，如果我們努力奮鬥，無論如何可以而且應該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這些努力的表現和事實，即使不會對希特勒有所影響，也將對德國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然而，最重要的事實仍然是：德國在空軍實力方面已走在我們的前面，在整個軍火生產領域內也超過我們，即使考慮到我們在陸軍上的需要比較少，考慮到我們可以依靠法國和法國的陸軍和空軍，我們還是落後的。我們已無力使我們的空軍超過希特勒或重獲空中均勢。現在誰都無法阻止德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和空軍了。我們可以通過超乎尋常的、打破常規的努力來改善我們的處境。但我們不能作根本的改變。
　　這些令人憂慮的結論，政府對此並沒有給予認真的反駁；
　　這無疑對他們的對外政策發生影響。如果我們要對張伯倫先生受任首相後在慕尼黑危機之前和危機當中所作出的決定給予正確的評論，就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結論。這時我只是一個普通議員，我不擔負任何官職，我竭力激勵政府，使之作出熱烈的超乎尋常的努力，積極進行戰備，即使引起全世界的驚恐也在所不計。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無疑要把事情說得更嚴重些。我強調我們落後了兩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決戰，這很可能被認為前後矛盾。但我仍然認為，我用盡一切方法來敦促政府還是應該的，而在1938年，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時我們對希特勒開戰，則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比1939年我們終於不得不開戰更為有利。關於這個問題，下面還有較詳盡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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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們所提到的，內維爾·張伯倫不久就繼鮑德溫就任首相，而我們的敘述也必須進入1938年。斯溫登勳爵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空軍大臣，長期以來，他在內閣有很大的勢力，可以獲得必要的資金和便利。人們對我國防空的憂慮不斷增長，到五月份達到了高潮。斯溫登勳爵雖然對空軍的擴充和改進做了許多有價值的重要工作，但並不能夠很快就見功效，而且，政府的整個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緊急措施。我仍然忙於研究我國空軍建軍計劃的情況。支持我的人與日俱增。那時斯溫登做錯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為上院議員。這樣他就不能在下院為他自己和他的空軍部進行辯護了。從前排的政府席所選出來的發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漲的驚恐和不滿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辯論之後，空軍大臣必須是下院議員已成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員會中，我們所有的人——科學家、政治家和官員們，正忙於研究各項技術問題，那時空軍大臣接到一個通知，請他到唐寧街去。他要我們繼續討論，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後他再也不回來了。張伯倫先生把他免職了。
　　跟著在25日舉行的激烈辯論中，我力圖把這位去職的大臣所具備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們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區別開來：
　　最近發生的事情已影響到政府歷次聲明的信譽。關於我國空軍的形勢問題，下院被矇騙了，首相本人也被矇騙了。他顯然是一直上當到底的。請看他在三月份發表的聲明，那時他說到我們的軍備：
　　「看到英國正在建立的這種巨大的、幾乎是驚人的實力，就對世界輿論產生一種鎮靜的和穩定的作用。」
　　我時常對下院提出警告，我們的空軍計劃已落在別國的後面了，但我從來沒有攻擊斯溫登勳爵。我從來不認為他是一個該受責備的人——當然更不是唯一該受責備的人。批評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辭職的大臣身上發現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許可以引用我在三個月以前所說的話：「把我們的缺點歸咎任何一個大臣，或者歸咎斯溫登勳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確實是一個極其能幹並且全心全意為擴充我們的空軍實力而竭盡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沒有時間表的限制，如果沒有別的地方的情況對比，那麼他所取得的成績就是很輝煌的了……」
　　政府未能實現對我們所作的諾言，這個嚴峻的責任應該由最近五年以來，即從德國公然熱烈重整軍備之日起，統治和領導著這個島國的那些人來負。我絕不會和別人一起對斯溫登勳爵窮詰極究。今天我高興地聽到首相稱讚他。他理應獲得我們的同情。他曾獲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誼，他曾獲得議會巨大多數的支持；但現在他卻在我認為擴充空軍過程中最不幸的時期中被迫離職。在幾個月之後，我們可能生產出相當多的飛機，但還要他對他在這段對他來說特別不幸的時期的記錄負責。幾天前我讀到偉大的馬爾巴羅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裡寫道：「戰鬥正酣易主，這將是致命的打擊。」
　　我把話題轉到我們的防務上：
　　現在我們正處在公開聲言擴軍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缺點呢？例如，為什麼警衛隊在操練時不用機關鎗而用手旗呢？為什麼我們小小的本土防衛隊還那麼不健全呢？所有這些是不是按照計劃進行呢？考慮到我們的武裝力量那麼小，為什麼我們的本土防衛隊不能跟正規軍同時裝備起來呢？這對於英國的工業來說，恐怕不算一件難辦的事。英國的工業，除了軍火生產之外，在任何領域裡都比德國工業靈活，產量也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陸軍大臣問及高射炮的情況，陸軍大臣說，第一次大戰時三吋口徑的舊式炮已加以現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們的新式炮還不止一種）正在「超過預定計劃」製造出來。但我們的計劃又是什麼樣的計劃呢？如果計劃規定每月製造出六門、十門、十二門、二十門炮或別的可能數字，則這個計劃顯然是很容易達到的，也很容易超過的，但這樣的計劃又是否適應我們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國公佈的高射炮發展情況——光是機動炮兵就有三十個團，每一個團有十二個炮兵中隊，總共約一千二三百門炮，此外還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門。所有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後製造出來的炮。
　　難道這還不能使下院對德國這些進展規模之大有一個概念嗎？我們雖然不需要擁有大陸國家那麼龐大的陸軍，但在防空方面，我們的需要和它們完全相同。我們同樣易受攻擊，也許更容易受攻擊。我們的政府想到高射炮總是以百數來計算，而德國現在所擁有的高射炮已經是論千計算的了。……
　　我們對陸、海、空三軍的生產總是分別開來考慮，但事實上，各個軍種的軍械供應，已成為對技工、原料、廠房、機器和技術設備的供應和分配的共同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由一個集中控制的機構加以全面協調和合乎經濟的方法來處理。
　　但現在我們卻顯得效率低，機構重疊，自然就造成許多浪費。
　　為什麼英國熟練的飛機製造業需要九萬人，但生產數量只及德國的十一萬工人的產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這難道不是一種不正常的事情嗎？我們現在還不能製造出更多的飛機，確實難以置信。只要有一張辦公桌，一塊空地，有錢和有勞動力，我們就應該在十八個月之內得到許多飛機，可是，自鮑德溫勳爵作出決定把空軍擴充三倍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十四個月了。
　　新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請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員會。現在天空已變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對一些技術問題給予解釋，需要他提供建議和幫助。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我需要他的協助，否則就進行不下去了。經過我在下面力爭之後，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員會裡，我們的合作又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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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40年6月法國簽訂停戰協定時為止，不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不論我以個人的身份還是作為政府首腦，我一向同那些時常變動的法蘭西共和國總理和主要的部長有彼此信任的關係。我非常急於知道德國的擴軍情況，想把法國方面的估計和我自己的估計核對一下。於是我寫信給達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識的人。
　　丘吉爾先生致達拉第先生　　　　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魯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給我提供關於德國空軍實力，特別是近年來的空軍實力的估計，十分感謝。如果你能夠讓我知道你們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謝不盡了。我有一些資料，一直證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互相核對。
　　你到我國訪問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興。我希望兩國參謀協商將會舉行。我已向我們的大臣們力陳召開這種會議的必要。
　　達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給我一份十七頁的文件，這份文件是「經過法國空軍參謀部深刻研究過的」。我把這份重要文件交給英國有關部門的朋友看，他們仔細研究之後說：「這同英國空軍參謀部根據它們自己的情報所得出的獨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國對德國空軍規模的估計，比英國的估計稍為高些。在六月初，我獲悉了相當多的權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給達拉第先生寫了一封信。
　　丘吉爾先生致達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從法國大使館武官那裡收到你的寶貴情報，至為感謝。
　　我一定極其慎重並且為了我們共同的利益來利用這份情報，請安心。
　　對目前德國空軍的一般估計同我個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德國飛機製造廠所出產的飛機比所估計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數字只是供應德國空軍的軍用飛機的數字，而出口的以及給弗朗哥將軍的飛機並不包括在內。到1939年4月1日，德國空軍可能有三百個空軍中隊，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個空軍中隊。
　　我也很想把我對德國陸軍的估計和我從英國資料所能得出的估計互相核證一下。因此我又說：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這是我從各方面收集的關於德國陸軍現在和將來的實力的情報。如果我知道這份材料同你們的估計大致相符，則對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認為我有什麼錯誤，只需用鉛筆把數字寫明就行。

　

　　德國陸軍截至這個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個正規師，四個裝甲師，全部是按戰時編製滿員的。非裝甲師正在迅速擴充，使其力量擴大三倍，現在可能已達兩倍。現有的七十多個炮兵師顯然還沒有裝備齊全。全部陸軍都欠缺軍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們估計不會少於五十六個師，加上四個裝甲師，即六十個全部裝備的師級編製。在它後面還有經過訓練的後備軍，人數約相當於三十六個師，並且已經配備骨幹人員編製，如果使之成為現役軍隊中標準較低的一部分，則只需配備軍械、輕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這還不包括奧地利的兵力在內。按最高估計，奧地利可以提供沒有武裝的十二個師的兵員，但他們隨時可以由德國軍火工業的總庫中得到武器。此外還有許多編外兵員和組織，如邊防軍、民防隊等等，相對來說，這都是沒有武器裝備的。
　　1938年6月18日達拉第先生給我回信：
　　我非常高興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與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國陸軍情況，與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國可供作戰的三十六個正規師中，有四個師已完全摩托化，還有兩個師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實上，根據我們在戰後從德國資料中得到的材料，我們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這份德國陸軍情況的摘要是非常準確的。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來，其準確的程度實屬驚人。這表明，在我為英國擴軍所作的一系列長期鬥爭中，我絕不是沒有充分的情報作為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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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有幾處提到法國的空軍。有一個時期，法國的空軍比我們多一倍，而那時德國則根本不許有空軍。直到1933年，法國空軍在歐洲佔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權的那一年，法國開始對空軍很不感興趣，也不給予支持。他們不捨得花錢；任由工廠生產能力減縮；不設計現代化新式飛機。法國實行一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其產量當然不能同德國以戰時狀態的緊張工作相比。所有這些情況大約同上面曾加以詳細說明的英國空中均勢的喪失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上，西方各協約國有權建立它們認為對其安全所必需的空軍，但它們都忽視這種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國雖按條約規定不得建立空軍，但它卻使它的空軍成為外交工作乃至最終發動進攻的鋒利的矛頭。
　　1936年及其後幾年，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使法國的陸軍和海軍完成作戰準備。可是在空軍方面卻沒有進行相應的努力。本書附錄（5）有一個使人感到難堪的圖解，明確表明法國空軍下降和德國空軍不斷上升，而這兩條線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爾先生任空軍部長時才採取有力的步驟來復興法國空軍。
　　但這時距戰爭爆發只有十八個月。法國固然無法阻止德國陸軍逐年增長和成熟，從而趕上它自己的陸軍。奇怪的是他們任由自己的空軍繼續下降，無人過問。我當然不能為友國和盟國的閣員分擔責任或對他們加以責難，但當法國追查「罪人」時，很可以在這個方面追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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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全國和新選出的議會因感到德國的威脅，緊接著是德、意聯合的威脅的逐漸降臨而精神振作起來。他們現在變得很願意甚至盼望採取一切步驟，而這些步驟，如果早兩年就採取的話，他們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難了。雖然他們的情緒有了改變，但他們的反對者的權力和他們任務的艱巨性卻也不斷增加。許多人都說，在我們任由德國奪取萊茵蘭之後，除戰爭之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來阻止希特勒了。這也許是後世各代人的判斷。但我們本來可以做許多工作來使自己準備得好一些，從而減輕我們的危險。對於未能發生的事情，誰能說得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