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對外政策——新霸主——國際聯盟——兩年的間隔——1936年6月6日我對供應機構問題的備忘錄——西班牙內戰——不干涉政策——反共產國際公約——鮑德溫先生的「坦白」發言——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艾伯特會堂的集會——英王愛德華八世遜位——鮑德溫先生的智慧——英王喬治六世登基——英王來信——鮑德溫先生退休——張伯倫先生任首相——內閣的變動——鮑德溫與張伯倫——與裡賓特洛甫的一次談話。

　　我不妨在這一章裡說明一下我多年以來所遵循的並仍將繼續遵循的英國歐洲政策的原則。1936年底，保守黨外交委員會請我做一次秘密演說，這是我對這些政策原則的最好的表述。
　　「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低地國家１落入這個國家的手中。從歷史上來看，在這四個世紀中，人和事，環境和情況已發生了許多變化，而這個目的卻始終如一，這是世界一切種族、民族、國家或人民的歷史記載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還有，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英國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對抗，在威廉三世和馬爾巴羅領導下反對路易十四世，反對拿破侖，其後又反對德國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時候，如果英國參加較強大的一方，分享其勝利果實，那是不但輕而易舉，而且有極大的引誘力的。然而，我們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這樣，我們就保住了歐洲的自由，保護了歐洲的生氣蓬勃和變化多端的社會的成長。經過這四次極其重要的戰爭之後，我國就以日益增高的聲譽和日益擴大的帝國而出現於世界，而低地國家的獨立也受到保護，安然無恙。這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不自覺的優秀傳統。在今天，我們的思想就是以此為基礎的。我不知道有過什麼事情曾改變或減弱我們祖先所遵循的正義、智慧、勇氣和審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現過什麼事情使他們的結論的可靠性有絲毫減損。在軍事、政治、經濟或科學上，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會使我感到我們的能力比不上他們。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使我感到我們不會或不能夠在這一條道路上邁進。我之所以向你們冒昧提出這個具有極大普遍意義的命題，就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接受這個命題，則其他一切問題就變得簡單而明確了。
　　　
　　１指荷蘭和比利時。——譯者
　　　
　　「請注意，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一個國家。問題不在於它是西班牙，還是法蘭西王國，或法蘭西帝國，是德意志帝國還是希特勒政權。這個政策與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誰當統治者都毫無關係；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要怕別人說我們親法反德。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可以親德反法。這是我們正在遵循的國際政策規律；它不是根據偶然的情況，或因為主觀上願意或不願意，或者以某種別的什麼感情來決定的權宜之計。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是力圖用暴力和危險的手段來稱霸歐洲的呢？在今天，在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國陸軍是歐洲最強大的，但沒有人會害怕法國。大家都知道法國只希望沒有人去打擾它，它保有陸軍只是為了自衛。大家都知道法國人是愛好和平的，而且對鄰國感到恐懼。他們勇敢、堅決，也愛好和平，但對自己的處境焦慮不安。他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實行自由的議會制度。
　　「另一方面，德國並不害怕別國。它正在以德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來擴充軍備。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領導著。在這種專制統治之下，經濟日益困難，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他們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崩潰和內亂，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而這個戰爭，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勝的話，其唯一的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歐洲。所以，我認為過去發生的情況現在又再度出現了，而要拯救我們的國家又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必要時挫敗德國的霸權。因為，請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侖、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們的幫助而成為歐洲的最高統治者的話，那麼，他們在取得勝利之後也會掠奪我們，使我們陷於微賤和貧窮的境地。我們應該以維護不列顛帝國的生存和綿續，以及這個島國的偉大作為最崇高的責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實這只不過是讓別國的更壞的統治進入我們的國土，讓他們來支配我們的命運罷了。
　　「在這個階段中，國際聯盟這個廣泛的概念和極端重要的機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國際聯盟實際上是英國的概念，它和我們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動極其和諧一致。還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觀念以及我們歷來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國為基礎的和平的觀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國之間和各國之內的自由，而在以往，我們的榮譽、偉大和文明的締造者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不是為了別的目的而進行戰鬥，並歷盡艱難來贏得勝利的。英國人民的極其寶貴的理想，就是國際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義為根據進行耐心討論以解決各國之間的爭端。我們不要低估這些理想對現代英國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們還不知道幾世紀以來這些種子已經在勞動人民的心中播下。它們牢牢地扎根在勞動人民的心中，就像他們對自由的熱愛一樣牢固。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理想，因為它們是這個島國的素質的精華。所以我們相信，支持和加強國際聯盟將證明是維護我們島國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維護我們向來認為同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偉大的人類事業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個命題是：第一，我們必須反對未來的霸主或潛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現在的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有著龐大的軍備，發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這個角色；第三，國際聯盟應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許多國家集合起來，使我們國內的人民團結起來，以控制未來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態度冒昧提出這幾個主要論題供你們參考。其他問題將由此推演出來。
　　「發現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則總比運用這些原則容易。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我們同法國之間的有力聯盟。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對德國抱有不必要的敵對情緒。緩和這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我們的責任，也符合我們的利益。就法國而論，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法國和我們一樣，是議會民主國家，非常反對戰爭，而且也像我們那樣，在進行防務工作時有著不少障礙。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我們在防務上同法國建立聯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勢變得那麼嚴重和危險的今天，別的一切事情都必須放在從屬的地位。
　　具有一種明確的理論體系並對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處理瞬息萬變和難以預料的事情時，總比那些鼠目寸光、憑日常見聞而衝動行事的人居於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樣決定行動的方向。就我個人來說，我主張建立武裝的國際聯盟，爭取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以英法兩國為核心，反對潛在的侵略國。讓我們竭盡全力來建立這個偉大的國際機構吧！如果這件工作非我們力量所能及，或者由於別國的軟弱或錯誤而終於失敗，那麼，我們至少要確保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倖存的歐洲自由國家能夠同舟共濟，有充分而切實的希望度過任何風暴的襲擊，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這一方再加上美國；如果把潛在的侵略國換個名稱；如果把國際聯盟改為聯合國，把不列顛海峽改為大西洋，把歐洲改為世界，那麼，我的這個議論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適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強佔萊茵蘭到1938年3月兼併奧地利，其間相隔整整兩年。這段間隔時間比我所預料的要長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預見到和我指出過的順序進行，只是在連續的兩次災禍之間相隔的時間長了一些罷了。在這個期間內，德國並沒有浪費時間。萊茵蘭的設防，或「西牆」的建設在迅速進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禦工事不停頓地建築起來。德國的陸軍已建立在完備的徵兵制基礎上，還有情緒熱烈的志願兵充當生力軍。德國陸軍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組織的成熟和素質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國的空軍不但保持對英國空軍的優勢，而且越來越超過英國。德國的兵工廠極其緊張地進行生產。在德國機輪日夜轉動，鐵錘日夜敲打，使整個工業成為一個兵工廠，把全部人口熔合成為一部有紀律的戰爭機器。在國內，希特勒在1936年秋開始實行一個四年計劃，改組德國的經濟，以便打起仗來有較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在國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奮鬥》一書提到的為德國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強有力的聯盟」。他同墨索里尼達成協議，形成了羅馬——柏林軸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壞條約時，並不是憑它的實力，而是憑借英法兩國的不團結和怯懦，以及美國的孤立狀態。他初次採取的每一個步驟，無不是孤注一擲，他知道他是經不起對方認真反抗的。強佔萊茵蘭和在萊茵蘭設防是最大的賭博。結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對手太優柔寡斷，不敢接受挑戰。當他在1938年採取第二個步驟時，他的恐嚇就不再是虛張聲勢的了。這時他的侵略行為是以武力為後盾的，而且很可能是優勢的武力。當法英兩國政府發現這種可怕的變化時，已經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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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密切注視我們的戰備工作。我同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關係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盡力協助他。根據他的請求，我給他寫了一個備忘錄，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這時是1936年6月6日。參看附錄（3）。但直到1939年春，將近過了三年，政府始終沒有採取有效的行動來成立供應部，也不準備對我國軍火生產採取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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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議會政府日益衰敗，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或者說是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結果導致了蓄謀已久的軍事叛變。根據列寧親自製訂的共產主義教義和課本，共產黨人應協助一切左派運動，並幫助力量薄弱的憲政派、激進派或社會主義派的政府執政，然後從中加以破壞，並從他們的逐漸失勢的手中把政權奪過來，從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事情，純粹是俄國克倫斯基時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實力並沒有因對外戰爭而大傷元氣。軍隊保持著相當的團結。除了共產黨的陰謀之外，同時還有一個秘密策劃的軍事叛變陰謀。這兩種勢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採取合法行動的。西班牙各個階級不得不考慮西班牙的前途。
　　共產黨對這個衰敗的議會政府進行滲透，使文明社會的一般保證都蕩然無存了。雙方都開始進行暗殺活動。共產主義的瘟疫異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們的政敵抓起來加以處決。在馬德里及其四周，到處發生許多這類的暗殺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殺而達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領袖，有點像1914年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政治中的卡森爵士這一類人物。這一罪行成為陸軍將領採取行動的信號。佛朗哥將軍在一個月之前曾寫信給西班牙陸軍部長，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維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陸軍就會進行干預。在過去，西班牙的軍事首長們曾發表過許多宣言。在聖胡爾霍將軍因飛機失事遇難後，佛朗哥將軍就舉起叛亂的大旗。他獲得了軍隊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內。在教會方面，除了黑袍教派這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情況之外，幾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間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為好幾個重要省份的首領。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們的長官殺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屬於共產黨一方的組織。共產黨在文明的政府垮臺時奪取了政權，並且按照他們的教義採取行動。殘酷的內戰開始了。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慘無人道地大量屠殺他們的政敵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規模來回報。西班牙人以驚人的精神從容就義。雙方都有許多人被槍斃。軍校學生極其頑強地保衛在托萊多的阿爾卡扎的軍事學院，進行激烈的戰鬥。這時佛朗哥的軍隊由南向北挺進，在每一個共產黨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復仇的痕跡，終於趕到那裡給他們解圍。這是值得歷史家們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這一衝突中是中立的。我當然不贊成共產。如果那時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們就會殺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麼會贊成共產黨呢？但是，我確實認為，英國政府自己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過問西班牙的事情。
　　法國提出不干涉方案，讓雙方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情況下打下去。英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等國政府都贊成這個方案。結果，現在已歸極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裡雖有黃金，卻不能以正當手續買到軍火。本來比較合理的辦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認雙方處在交戰狀態，就像我們在1861——1865年美國內戰時所做的那樣。所有的大國都採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國是嚴格遵守協議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國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都違背了他們的諾言，他們不斷地給這場廝殺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國，它用空軍轟炸不設防的小城鎮格爾尼卡，進行試驗性的恐怖空襲。
　　在法國，勃魯姆先生在六月間接替薩羅內閣而組成新政府。這個政府受到議院中共產黨支持者的壓力，以軍用物資援助西班牙政府。空軍部長科特先生本來對法國空軍的實力不大關心；這時法國空軍已日漸衰落；他卻以飛機和軍事設備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國軍隊。我為了這些發生的情況大為焦慮不安，於是在1936年7月31日給法國大使科爾賓寫了一封信：
　　我力圖保持舊日的主張，但我遇到一個極大的困難，這就是德國提出了由各反共國家聯合起來的建議。如果法國把飛機等武器運給現時的馬德里政府，而德國和意大利則參加另一方，那麼，我可以肯定，此間佔優勢的力量就一定會同德意兩國親近，而與法國疏遠。我給你說這些話，請你不要介意，這當然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我不希望聽到有人說英國、德國和意大利聯合起來反對歐洲共產主義。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確信，嚴格遵守中立，強烈抗議破壞中立的行為，這就是目前唯一正確和安全的辦法。如果內戰陷於僵局，也許有一天國際聯盟可能為了結束恐怖行為而出面干預。但是，儘管這樣，我想也不見得就行得通。
　　還有一件事，應該在這裡記錄下來。1936年11月25日，各國駐柏林大使被邀請到德國外交部，紐賴特先生向他們宣佈德國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細節。這個協定的目的，就是採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共產國際在締約國境內或境外的國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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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1936年，全國和議會都日益焦慮，特別是對於我們的防空。在11月12日對首相在議會的答辯進行辯論時，我對鮑德溫先生未能實現他的保證進行了嚴厲的責難。這個保證就是：「本國任何一屆政府，特別是聯合政府即本屆政府，將保證我國在空軍方面的實力和威力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我說：「政府根本沒有下決心，或者他們根本不能使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一直陷於奇怪的矛盾之中：決定不作決定，決心不下決心，堅決猶豫不決，堅定不移地動搖，竭盡全力無所作為。我們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對英國的偉大也許至關重要的寶貴光陰，都讓蝗蟲吃掉了。」
　　鮑德溫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發言中回答我說：
　　我想以最坦率的態度向本院說……我和丘吉爾先生之間的意見分歧，是從1933年開始的。1931—1932年我們處在財政危機時期，儘管反對黨不接受這種提法。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發言中，並且在不同的場合，都竭盡所能提出和維護民主的原則，我說過，·民·主·制·度·總·得·比·獨·裁·制·度·落·後·兩·年。我相信這句話是對的。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如此。我以驚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個人的看法。你們會記得，那時正在日內瓦舉行裁軍會議。你們會記得，那時全國正流行著一種也許比戰後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你們會記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選·舉·中，·聯·合·政·府·的·一·個·議·席·約·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別·的，·恰·恰·在·於·和·平·主·義·的·問·題……我作為一個大黨的領袖，我的處境完全不是很好過的。當時，富勒姆選舉中所表現的那種情緒正在全國流行，那時我曾自問，在今後一兩年之內，有什麼機會能使這種情緒轉變，而認為國家應授權政府重整軍備呢？假使那時我到人民中間去，說德國已在重整軍備，因此我們也得重整軍備，誰能設想在那個時候，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會立刻在那個召喚下聯合起來呢？·依·我·的·觀·點·來·看，·我·不·可·能·設·想·還·有·別·的·任·何·事·情·會·比·這·更·肯·定·地·使·我·們·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了。
　　這的確是驚人的坦白。這裡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動機，竟達到有失體統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開說他因為怕選舉失敗就不為國家的安全盡責，這確實是我國議會歷史中聞所未聞的事情。鮑德溫先生當然不是出於想繼續做官這個卑劣的動機。他在1936年的確很想退休。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是因為他害怕工黨一旦當權則所做的事情甚至會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還要少。工黨反對防務措施的一切聲明和投票，都有記錄可查，但這一點並不能成為鮑德溫先生自圓其說的辯解，而對英國人民的精神來說尤欠公允。去年他對空中均勢的錯誤估計作了天真的認錯而大獲成功，這次可不行了。全議院大為震動。的確，這使人產生極其惡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進來，很可能使當時身體日趨衰弱的鮑德溫先生遭受致命的打擊。
　　當時英國各個政黨都有人看到未來的危險，一致要求採取實際措施來維護我國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國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極權主義衝擊和我國政府的滿足現狀這兩方面的威脅。我們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規模地把英國重行武裝起來，同時完全承認和運用國際聯盟的權威。我把這個政策稱為「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政策。我們對鮑德溫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視。這個運動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會堂的一次集會。
　　12月3日，各個政黨的許多領導人物齊集在那裡，其中有：深信國家處在危急關頭中的強大的保守黨右翼；國際聯盟和平投票的領導人；許多大工會的代表們，其中包括在大罷工時我的老對手工會主席沃爾特·西特林爵士；自由黨和它的領導人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當時我們已感覺到，不僅我們的觀點開始被人重視，而且已開始取得優勢。正在這個時候，英王要跟他所鍾愛的女人結婚；這件事把別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後面去了，立即發生了遜位危機。
　　當我為感謝的表決致答詞時，有人高呼：「國王萬歲」，接著激發起長時間的歡呼。我當即表明我個人的立場：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籠罩在我們的心頭。幾分鐘後我們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國王」。我將以我一生中唱這首歌時最衷心的熱情來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於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決定，而讓時間和輿論來表示他們的意志，使人們所珍愛的獨一無二的人格不至於和他所深愛的人民永遠隔開。
　　我希望議會對這些重大的憲法問題能夠發揮它的作用。我深信我們的國王一定會接受英國和英帝國現在第一次表示出來的意見，英國人民也不致對王位佔有者不給予寬容的考慮。
　　隨後發生了為時甚短但十分激烈的爭論，在這裡就不必細說了。在愛德華八世童年時我就認識他了，在1910年我以內政大臣的身份在一次盛大集會上宣讀立他為卡那封城的威爾斯親王的詔書。我覺得我有義務對他效以最高的個人忠誠。
　　在那年夏季，我雖然對將要發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數，但我從來沒有干預過他，也沒有和他通信，現在他在苦惱中請首相允許和我商量。鮑德溫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貝爾維德堡進謁國王。直到他遜位，我始終同他保持接觸，我盡力請求國王和公眾保持忍耐和不作倉促決定。我對此絕無後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首相證明他自己確實是英國人民感情的一個眼光敏銳的裁判。他顯然看出了並且表達了全國的強烈意志。他對遜位問題處理得很機巧，使他在兩個星期內從深淵上升到寶塔的尖頂。有好幾次，似乎只有我一個人反對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動上並沒有不適當地為敵對情緒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幾乎無法使人聽到我說的話。我曾經在「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政策的號召下聚集了各種力量，並把自己視作這些力量的發端者，如今卻分崩離析了。而我自己在輿論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大家幾乎普遍認為我的政治生命終於完結了。可是曾經對我如此敵視的這同一個下議院，竟然能在漫長而艱苦的戰爭歲月裡一直接受我的引導，給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戰勝所有的敵人，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啊！這就證明，經常遵循自己良心的決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辦法。
　　一個君王遜位，另一個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國內以及在整個帝國，充滿人們心中的事就是到處舉行盛大而莊嚴的對新君王的效忠儀式和聖奠。國外的事情和我們的國防已失去了對公眾心理的吸引力。我們的島國好像遠離歐洲萬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親筆信，現在我得到允許把它記錄在這裡。
　　親愛的丘吉爾先生：
　　你給我一封很親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謝。我知道你向來是，直到現在仍然是忠於我親愛的哥哥的。你對在他12月份離開我們以來所出現的種種困難問題表示了同情和諒解，我受感動之深，絕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認識到我作為君王所負的重大責任和所分擔的操勞。我收到你的祝福信，這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你是我國的偉大政治家之一，是一個忠心耿耿為國家服務的人，但願國內和帝國現有的善意和希望將成為世界各國的好榜樣。
　　　　　　　　　　　　　　　　　請相信我，
　　　　　　　　　　　　　　　　　你的真誠的
　　　　　　　　　　　　　　　　喬治（國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於伯克郡，溫莎，大花園，皇宮。

　　我在那時的地位影響已降到零，得到這樣寬厚的表示，使我終生難忘。
　　喬治六世登基後，在1937年5月28日，鮑德溫先生退休了。他長期擔任官職，使他理所當然地獲封伯爵階位和獲得嘉德勳章。他放下了他所積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卻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權。他在公眾的感激和尊敬的熱烈氣氛中離開了。誰將繼任他的工作是沒有疑問的。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在過去五年裡不但擔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個最能幹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幹又是歷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亞的話，說他是「擔負國家大事的馱馬」，當時他接受了，認為這種說法是對他的恭維。
　　我並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這個時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對待當前的重大問題上，他的觀點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讓一個有生氣、有才幹的行政人材當權，我也是很高興的。當他任財政大臣時，他提出了徵收少量的國防捐稅的財政上的建議，但不為保守黨所接受，當然更受到反對黨的抨擊，招了麻煩。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篇演說，目的是使他從不堪忍受的處境中擺脫出來，而又不損害他的尊嚴。我們之間的關係，不論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終保持冷淡、隨便和客氣。
　　張伯倫先生對內閣只作很小的變動。過去在陸軍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庫珀先生有意見分歧，而這次他卻提升庫珀先生擔任海軍大臣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使庫珀先生大為驚異。
　　庫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顯然不知道他的這位新任海軍大臣對歐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驚異的是，霍爾爵士剛剛獲得為實行海軍計劃所需的大筆經費，竟然願意離開海軍部改任內政大臣。看來霍爾認為在廣泛的人道主義的意義上來改革監獄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時行的題目。他的家庭與著名的伊麗莎白·弗賴１有關係，因而他對改革監獄有著強烈的感情。
　　　
　　１十九世紀英國的監獄改良者。——譯者
　　　
　　我不妨在這裡把鮑德溫和張伯倫這兩位首相作一番比較的評價。我很早就認識他們，而且在他們之下工作過或即將擔任工作。鮑德溫是一個比較聰明、理解力又比較強的人，但缺乏細緻的行政才能。他對國外的事情和軍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對歐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並不使他感興趣。但他對英國的政黨政治卻有深刻的認識，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著我們這個島國民族的一些長處和許多短處。
　　他以保守黨領袖的身份參加過五次大選，三次獲勝。他善於等待事態的發展，而且能夠在不利的批評下保持冷靜。他的特別巧妙之處就是使事態向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並且有當機立斷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歷史給我們留下來的關於羅伯特·沃波爾爵士那種印象，當然現在沒有十八世紀的腐敗情況；他們二人主宰英國政治的時間幾乎都那麼長。
　　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則是一個極其精明能幹、固執而自信的人。他和鮑德溫不同，他認為他對歐洲整個局勢，甚至對整個世界都瞭如指掌。我們現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內的精細而鋒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頑固的直覺。他不論任財政大臣還是任首相，都嚴格控制軍事開支。
　　在他的任期內，他是一切緊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對者。他對當代國內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確的判斷，他認為他完全能夠對付他們。他腦子裡充滿著這樣的希望：他要作為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而永垂史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準備不顧實際情況而繼續奮鬥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國家冒極大的危險。可惜他捲入了其力量絕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縮但又無法抗衡的旋風。在大戰爆發前的幾年中，我想，和鮑德溫共事，就我對他的認識而論，恐怕比和張伯倫共事要順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後不得已的時候，他們都從來不願意和我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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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7年的一天裡，我和德國駐英大使裡賓特洛甫有過一次會晤。當時我每隔兩周發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裡，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說被人誤解。我當然在公共場合見過他。
　　現在他問我願否去看他，和他談談話。他在德國大使館樓上的一個大房間裡接待我。我們談了兩個多鐘頭。裡賓特洛甫非常有禮貌地接待我。我們縱談歐洲大局，包括軍備和政策問題。他對我所說的話，主要是德國謀求英格蘭（在歐洲大陸人們還是經常把我們叫做「英格蘭」）的友誼。他說他本來會當德國外交部長的，但他請求希特勒讓他到倫敦來，以便為締結英德協約甚至英德聯盟作詳細的說明。德國將維護不列顛帝國的偉大和廣闊的領土。他們可能要求歸還德國的殖民地，但這顯然是無關重要的。德國所需要的只是英國不干涉它向東歐擴張。它必須為它的日益增長的人口尋求生存空間，因此它必須吞併波蘭和但澤走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對七千萬人口的德國的未來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於不列顛聯邦和帝國者，只是不干預而已。牆上掛著一幅大地圖，大使幾次引我到地圖前面來說明他的計劃。
　　我聽到這些話之後，我立即說，我可以肯定，不列顛政府不會任由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我們同蘇聯的關係的確很不好，我們和希特勒一樣憎恨共產主義，但他也許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國，英國也不至於對大陸命運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任由德國取得中歐和東歐的霸權。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正站在地圖前面，裡賓特洛甫突然轉身走開。然後他說：「要是這樣，戰爭就不可避免了。沒有別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決心。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也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於是我們回到椅子旁坐下來，那時我不過是個普通議員，只是有些名望罷了。我當時認為我應該對德國大使說——事實上我很清楚地記得我說：「你講到戰爭，當然這將是全面的戰爭嘍。你不要低估英國。它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外國人很少能夠瞭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現在執政的政府的態度來評判它。一旦有一種偉大的事業呈現在英國人民之前，這個政府和不列顛民族就會採取意料不到的行動。」我重複說：「不要低估英國。它是很聰明的。如果你們使我們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戰，英國就會帶動整個世界來反對你們，就像上次大戰那樣。」說到這裡，大使激動地站起來，說道：「啊！英格蘭可能是很聰明的，可是這一次它不會帶動全世界來反對德國的。」我們把話題轉到輕鬆的事情上，隨後就沒有發生什麼可記錄的事情了。這一次談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因為當時我向外交部作了匯報，我覺得可以在這裡記下來。
　　後來當裡賓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對他一生的審判時，他竟肆意歪曲這次談話，還要求傳我去作證。如果我真的被傳去作證的話，那麼我說的就只是現在所寫的這些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