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投降與軍事性投降——3月8日卡爾·沃爾夫將軍在瑞士會見艾倫·杜勒斯先生——3月19日的第二次會見——莫洛托夫的侮辱——艾森豪威爾的憤怒——3月25日我給艾登的備忘錄——4月3日斯大林致總統的電報——4月5日羅斯福先生的譴責——4月6日我致斯大林的電報——4月7日他的復電——貌似作個道歉——羅斯福先生4月12日的電報。
就在蘇聯背棄雅爾塔精神所造成的一切煩惱成為前章所說的長時間通信往來的主題的時候，英美政府和蘇聯之間發生了遠比這個更加尖銳和更為重要的交涉。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採取分章敘述的方法有其便利之處，但是切莫忘記各章裡所敘述的事件是承上接下，有力地相互影響的。
到了2月中旬，納粹已意識到失敗迫在眉睫了。蘇軍的挺進、亞歷山大在意大利的勝利、德軍在阿登反攻的失敗以及艾森豪威爾向萊茵河的進軍等等，除希特勒和他最親近的黨羽外，全都相信投降已是迫在眉睫而且是無可避免的了。問題在於向誰投降？德國已經不能再兩面作戰了。跟蘇聯議和顯然是不可能的。德國的統治者對極權壓迫太熟悉了，絕不會從東方把它請進來。那麼只有西方的盟國了。他們爭論著有沒有可能跟英國和美國進行談判？要是在西線能夠達成個休戰協定，他們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蘇軍的前進。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頑固的。第三帝國完蛋了，他想和它同歸於盡。然而他的黨羽中有幾個人卻試圖秘密與操英語的盟國接觸。所有這些建議當然都被我們拒絕。我們的要求就是全部戰線上作無條件投降。同時，我們對戰地指揮官向來就授以全權，可以接受跟他們作戰的敵軍的純粹軍事性的投降。正當我們還在萊茵河作戰的時候，一次打算進行這樣安排的嘗試，引起了俄國人和總統之間的一場嚴重的交鋒，我是支持總統的。
2月間，駐意大利的納粹黨衛軍指揮官卡爾·沃爾夫將軍通過意大利的中間人介紹跟美國駐瑞士的情報機關取得了聯繫。當時決定為了查證有關人員的身份證件，便以「縱橫字謎」作為聯絡的代號。3月8日沃爾夫將軍親自來到蘇黎世與美國機構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先生會見。杜勒斯當時就直率地告訴沃爾夫，無所謂談判，如果事情要進行，只有以無條件投降作為基礎。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意大利的盟軍司令部和美、英、蘇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參謀長艾雷將軍和蘭尼茲爾將軍喬裝來到瑞士，四天之後，也就是3月19日，他們與沃爾夫將軍進行了第二次試探性的會見。
我立刻意識到蘇聯政府會懷疑在南方會舉行單獨軍事性投降，這將使我軍的進軍少遇抵抗而直抵維也納及其更遠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們在德國周圍的各條戰線既然是整個盟軍作戰的一部分，任何一條戰線一發生任何事情，俄國人當然要受到影響。所以如果跟敵人進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觸，都應及時通知他們。這條規定我們是審慎地遵守著的。因此3月12日駐莫斯科的英國大使就與德國密使掛鉤這件事通知了蘇聯政府，並且申明未得俄國回復之前不會進行談判。以前任何階段從未發生過把任何事情隱瞞俄國人的問題。當時在瑞士的盟國代表甚至想盡辦法要把一位俄國軍官偷帶進去參加會見，如果蘇聯政府同意派人的話。但是，為蘇聯代表出席在伯爾尼的試探性碰頭會的安排最終沒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國人，說明只要這次接觸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會歡迎他們派代表到亞歷山大的司令部裡來的。三天之後，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駐莫斯科的英國大使說，蘇聯政府認為英國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讓蘇聯派代表前往伯爾尼，這種態度是完全無法解釋和不可思議的」。對美國大使也遞交了一份類似的照會。
3月21日，我們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蘇聯政府，說明幾次會見的唯一目的在於確定德國人是否有權談判軍事投降，並且準備邀請俄國代表前來卡塞塔的盟軍司令部。
他這樣辦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給他一份書面答覆，其中帶有以下這樣的詞句：
以德軍指揮部為一方，以英美指揮部為另一方的雙方代表，背著對德作戰中首當其衝的蘇聯，在伯爾尼進行談判已有兩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當然作了解釋，說明蘇聯對這件事發生了誤會，而且這些「談判」只不過是審查一下沃爾夫將軍的資格和權力罷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評語卻是魯莽無禮的。他在書面答覆中寫道：「就這件事情來說，蘇聯政府認為不是一個誤會，而是比誤會更壞的事情。」他對美國人也同樣嚴厲地進行了抨擊。
面臨著這樣一種驚人的指責，我覺得保持緘默要比競相辱罵好些，因此，我於3月24日給艾登先生一份節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這些談判已經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為重要的地區重新舉行。在那裡，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將會糾纏在一起。俄國人可能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恐懼，認為我們在西線搞了一筆買賣，以便把他們遠遠地阻擋在東線。總的說來，在我們未與華盛頓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覆〔莫洛托夫〕。
你應該把俄國的來電抄送一份給華盛頓。
※ ※ ※
同時，有必要提醒我們在西線的軍事司令官們。因此，我把莫洛托去的侮辱性信件，交給蒙哥馬利和艾森豪威爾兩人看，當時我正和他們在一起觀看渡過萊茵河的作戰行動。
艾森豪威爾將軍頗為震動，他認為我們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無根據的指責而似乎深為憤慨。他說，作為一個軍事司令官，他將在自己的戰線上接受任何一個敵軍部隊的無條件投降，從一個連到整個集團軍都可以。他認為這是一個純屬軍事性的問題，他負有全權接受這種投降，無須請示任何人的意見。但是，如果發生了政治性問題，他將立即與各國政府商討。他耽心如果跟俄國人商量像凱塞林部隊的投降這類問題，本來他自己一個小時就能解決的事情也許就要拖長三四個星期才能解決，這樣就會給我們的部隊造成重大損失。他明確地表示，他將堅持要那些投降軍官所屬的全體部隊放下武器，原地不動，靜候給他們進一步的命令，這樣就沒有可能把他們調出德境去抵抗俄國人。同時他還要通過這些投降部隊，盡快地向東線推進。
我個人認為，這些事情應該由他自行決定，各國政府只有在發生什麼政治問題時，才去過問。如果由於西線敵軍大規模投降，我們因而先於斯大林到達易北河或更遠的地區，我不明白這有什麼可以傷心的地方。喬克·科爾維爾提醒我說，那天晚上我曾經告訴過他，「在我對俄國的意圖所抱的懷疑消除之前，我很不願意考慮德國的分割問題。」
3月25日，我交給艾登先生一份備忘錄：
我於再三考慮之後，決定我們對莫洛托夫的無禮信件應該不予置答。我料想你已將該信抄件一份送給國務院，並以不帶埋怨的口吻指出，正是他們特別不願意讓俄國人到瑞士來，而讓亞歷山大在純粹軍事的基礎上處理這件事。我相信目前正確的辦法就是與美國取得絕對一致，這應該是容易辦得到的，同時讓莫洛托夫和他的主子去等著吧。
我同意你的看法，舊金山會議的整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派葛羅米柯來代替莫洛托夫是在故意做作給人看。我料想總統對此一定甚為反感。
我們渡過了萊茵河，共同渡過了一個歡樂的日子。明天我們要到對岸的蘇格蘭第十五師那裡去。我認為西線的整個德軍陣線趨於分崩離析絕非不可能的事。目前北線還在進行著激烈的戰鬥，這股銳不可當之勢似乎又像往常一樣，是從我們所組成的左樞紐而來的。
當天接著寫下：
……我們務必詢問美國，他們打算採取什麼態度，他們現在是否同意總統和我打一個電報給斯大林？其次這個電報是否應該像你所說的，包括其他題目，例如，出入波蘭的問題，處置我們的俘虜的問題，在伯爾尼問題上我們的好心反而受到詆毀以及羅馬尼亞的問題，等等。
莫洛托夫拒絕到舊金山去，無疑是表示蘇聯的不滿。我們務必向羅斯福提出，在這種情況下，去舊金山開會的整個問題已遭到反對，因此，如果要這樣一個會議產生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那麼當前英美兩國有必要十分堅定地站在一起來對付違背雅爾塔諒解的行為。
然而，我必須指明我們在堅持反對俄國的意見上不能超過我們能使美國一起行動的範圍以外。最能使他們跟我們站在同一立場的事，莫如舊金山會議的任何意圖遭到損害。你能否根據上述意見給我擬一份草稿？我收到以後，明天這個時候可以送還給你一份由我個人出面致總統的電報。另外，對俄國的任何來信務必概不作答，即使時間上的耽延對我們不利，也得如此。一旦我們要回敬他們時，我們兩國就要一致行動。這些事情在復活節之前還未成熟，不宜付諸辯論。
我們在這裡過了極為愉快的一天，我希望它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明天我將應艾森豪威爾的邀請去拜訪他。我將莫洛托夫無禮的信件交給蒙哥馬利看，因為談判的地點顯然很有可能改在他的戰區裡。我很瞭解俄國人的顧慮，他們惟恐我們在西線或南線接受一個軍事投降，這樣一來我軍的前進就會少遭抵抗或不受抵抗地到達易北河，甚至比大熊搶先到達柏林。因此，如果軍事談判發生在這條戰線上，而這條戰線又不像意大利那樣屬於次要戰線，那麼軍事局勢與政治局勢就不可能分割開來。照我看來，應當一開始就讓俄國人參加進來，而我們則應當根據我們的職責、我們明顯的有利條件和我們的正當權利來行事。他們要求事事都得遷就他們，而他們自己則除了增加軍事壓力之外什麼也不肯幫助人家。就是這個軍事壓力，也只有在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才肯運用。應該讓他們感覺到我們也有自己的觀點。按照我的看法，軍事方面如果在談判中發生分歧，就必須在達成任何協議之前向各自的政府請示。
我的妻子此時為了她的「援俄」基金正準備去蘇聯訪問，但由於俄國人對伯爾尼會談的懷疑如此之深，因此我甚至考慮延緩她的行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5日
緊接我剛發出的一個備忘錄。我想克萊美在這種情況下動身是完全可以的。讓我聽聽你的不帶成見的看法，是否認為最好推遲幾天或幾個星期，還是這樣做會被視為是一種表示個人的好意。我傾向於讓她按原定的計劃動身。
其實她還是走了，而且受到了最善意的歡迎。同時我也仔細地注視著談判的進展，俾使蘇聯不致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30日
我們不是已經告訴過俄國人下列的事嗎？即：在瑞士接觸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在意大利我們的司令部裡開會的事宜；
如果俄國人願意，可以派一位代表出席會議共同討論軍事問題；並且任何時候一旦會上涉及政治性問題，那麼，整個問題可以向三國政府請示。看來瑞士的對話似乎會超過這個範圍，儘管目前事實上還沒有超過。我們已經決定對莫洛托夫的無禮來電置之不理。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在任何涉及和平談判的問題上放棄我們作為盟國的責任。
請對此加以考慮，並告知我是否還要給你多送其他任何情報。
※ ※ ※
4月5日我收到了總統與斯大林往來的電文，內容令人吃驚，電文如下：
斯大林元帥致羅斯福總統： 1945年4月3日
我已收到你關於在伯爾尼舉行談判的問題的來電。你說得非常正確，就是：英美指揮官與德軍指揮官在伯爾尼某地或其他地方進行談判一事「已經造成了一種應該令人遺憾的不安和不信任氣氛」。
可是你堅持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過談判。
或許可以說你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情報，至於我的軍事同事們，他們根據自己手頭掌握的材料堅信談判業已進行了，並且談判結束時跟德國人達成了協議。根據這個協議，德軍西線司令官凱塞林元帥已同意開放戰線讓英美軍隊向東前進，而英美方面也已答應放寬對德媾和條件作為交換。
我認為我的同事們是接近於事實的。要不然，人們就難以理解英美方面拒絕讓蘇軍司令部派代表到伯爾尼參加對德談判這個事實了。
我對英國人的沉默也感到不理解，他們既然同意你在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上與我通信，而自己卻保持沉默，儘管人們知道，伯爾尼談判的整個事件，是由英國人發起的。
我明白在伯爾尼或其他地方的單獨談判的結果，對於英美軍隊是有一定好處的，因為英美軍隊可以幾乎不遇到德方任何抵抗而進入德國腹地。可是這件事有什麼必要瞞著俄國人，不讓你們的盟友俄國人知道呢？
由於這次談判的結果，目前在西線上的德軍事實上已停止對英美作戰，而與此同時，德軍對俄國，也就是英美的盟國，卻繼續作戰。不言而喻，這種局面對繼續加強我們國家之間的信任是絕無好處的。
我在上次給你的信中已經說過，這裡我認為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就是如果是我個人和我的同事們，當時就絕不會採取這種冒險的步驟，因為我們知道此中縱使有什麼一時的便宜，這種便宜如果同保持和加強盟國之間的信任這個主要利益相比，就會顯得黯然無光。
這樣的譴責使總統大為憤怒。他的體力不容許他親自起草覆信。馬歇爾將軍草擬了下面的答覆，羅斯福同意了。這個答覆當然不是沒有魄力的。
羅斯福總統致斯大林元帥： 1945年4月5日
收到你4月3日來信，我感到驚訝。你宣稱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和凱塞林雙方在伯爾尼作出安排「讓英美軍隊向東前進，而英美方也已答應放寬對德媾和條件作為交換」。
在我上次給你的電報中，關於試圖在伯爾尼安排一個會議來討論在意大利的德軍投降問題時，我已告訴過你：（1）在伯爾尼沒有舉行過談判；（2）會議沒有包含任何政治方面的內容；（3）在意大利的敵軍的任何投降，不得違背我們所商定的無條件投降的原則；（4）歡迎蘇聯軍官參加約定討論投降事宜的任何會議。
我們對德共同作戰的努力目前已大有希望促使德軍早日崩潰，為了有利於這種努力，我一定要一如既往，繼續假定你對於我的誠實和可信賴有著的高度信任，就像我一向對於你有著同樣高度的信任一樣。
我也充分重視你的英勇的軍隊在使艾森豪威爾將軍的部隊可能渡過萊茵河所起的作用，以及你的部隊今後在我們聯合對德進攻中促使德軍的抵抗最後潰敗上所起的作用。
我完全信得過艾森豪威爾將軍，相信他在與德國人達成任何協議之前一定會先讓我知道。他奉命向他戰線上可能被擊敗的敵軍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他一定會這樣去辦。我們在西線的前進是由於軍事行動的結果，其前進的迅速主要應歸功於我們空軍的猛烈的命中的襲擊，致使德軍交通遭到摧毀，同時也應歸功於艾森豪威爾在德軍還在萊茵河西面的時候就能夠將他們的主力的大部分加以摧殘。
我可以肯定，任何時候在伯爾尼都不曾舉行過談判，因此我覺得你的那種情報一定是從德國方面弄來的，他們竭力在我們之間製造分裂，為的是想在某種程度上逃避自己的戰爭罪責。如果沃爾夫在伯爾尼的目的就在於此，那麼你的來電恰恰證實了他已經取得了幾分成功。
由於我相信你對我本人的可靠性和我決心與你共同干到納粹無條件投降是信得過的，因此令人感到吃驚的是似乎蘇聯政府已經相信我不先得到你的完全同意就已經和敵人達成了協議。
最後，我想說句話：如果在此勝利在握之際，在我們的生命、物資和財寶都蒙受了巨大損失之後，還要讓這樣的懷疑，這樣的缺乏信任，來損害我們的整個事業，那真會成為歷史的一個大悲劇。
·坦·率·地·說·一·句，·我·對·於·你·的·那·些·告·密·者，·不·管·他·們·是·誰，·把·我·的·行·為·或·我·所·信·任·的·僚·屬·的·行·為·作·這·樣·卑·劣·的·誣·蔑，·不·能·不·感·到·深·惡·痛·絕。
我深受最後這句話的感動，因此我給它加上著重號。我覺得羅斯福先生雖然不曾起草整個電文，但很可能是他親自寫上最後這一筆的。看起來這一筆好像是附加上去的，換句話說是一個小結，而且正像憤怒中的羅斯福。
我立刻寫信給總統：
首相致羅斯福總統： 1945年4月5日
我對斯大林竟然給你這樣一個侮辱美國和不列顛的榮譽的電報而感到驚駭。英國政府誠懇對你的答覆表示擁護，戰時內閣已責成我對斯大林發去如下電報。……
翌日我親自向斯大林去信。
首相致斯大林元帥 1945年4月6日
總統已將他與你的來往函電送來給我，其中說到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參謀部的一名英國軍官和一名美國軍官跟一個叫作沃爾夫的德國將軍在瑞士進行了接觸，涉及到北意大利凱塞林的部隊可能投降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應當向你確切地綜述一下英王陛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我們一聽到這些接觸的消息就立即在3月12日通知了蘇聯政府，而且我們和美國政府一直是忠實地將發生的一切情況告知你。在瑞士，以任何方式談到的或牽涉到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審查那個德國密使的資格，以及試圖在亞歷山大元帥的司令部或北意大利某一個方便地點安排凱塞林指派的人與亞歷山大元帥會面。在瑞士就連凱塞林部隊的軍事性投降問題也沒有舉行過談判。我們更沒有想到過像你在給總統的電報中所指責的什麼政治軍事性陰謀，我們的思想也絕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卑鄙。
2．接著立即邀請你的代表來參加我們想在意大利安排的會議。如果當時會議開了，你的代表也來了，他們就能聽到會談中的每一句話。
3．我們認為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具有充分權利來接受在意大利他的戰線上和他對陣的二十五個師的德軍的投降，並且同受權談判投降條件的德國密使討論此類問題。然而這種商談如果舉行的話，我們仍然特別注意邀請你的代表前來他的司令部參加這個純軍事性的會談。不過事實上在瑞士的接觸沒有產生任何結果。我們的軍官並沒有成功地為凱塞林的密使安排在意大利會見的地點就從瑞士回來了。有關這一切，已由陸軍元帥亞歷山大或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一步步地將全部情況告知了蘇聯政府，同時也通過美國的渠道轉告你們。我再次重申在瑞士沒有舉行過甚至沒有觸及到任何談判，無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4．但是，德國將軍沃爾夫這次請求談判的整個事件可能是敵人企圖挑撥盟國之間互不信任的陰謀之一。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在3月11日的電報中提出了這點，他在電報中這樣寫道：「請注意，主要人物中有兩個是納粹的黨衛軍分子而且是希姆萊的人，這事很使我懷疑。」這份電報於3月12日重複打給莫斯科的英國大使，由他通知蘇聯政府。如果德國人的意圖是要在我們之間挑撥離間，現在他們這樣做確實已經取得了成功。
我摘引了莫洛托夫來信中一些格外有侮辱性的詞句之後，繼續寫道：
為了英俄關係的利益，英國政府決定對這種肆意侮辱而又毫無根據的譴責不作任何答覆，置之不理。這就是你給總統的電報中所稱為「英國人的沉默」的理由。我們認為對莫洛托夫給我們的這樣一份來電，與其答覆，還不如保持沉默。
但是老實告訴你，我們是為這通來電而感到震驚的，而且也因莫洛托夫竟把這種行為強加於我們而感到受侮辱。然而，這些毫不影響我們指示亞歷山大元帥必須把一切情況都通知你們。
6．你對總統說這件事情完全是由英國人發起的，這種說法也與事實不符。實際上，給亞歷山大元帥通消息，說德國將軍沃爾夫要求在瑞士接觸的是一個美國的機構。
7．無論是在伯爾尼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接觸，都與德軍在西線的全面崩潰毫無關係。事實上他們的作戰十分頑強，從我們的2月攻勢開始到3月28日止，他們使我們與美軍方面遭受傷亡達八萬七千人以上。然而，由於我們地面部隊的人數超過敵軍，英美空軍在空中具有壓倒優勢，單3月份一個月，英美空軍就在德國投下了二十萬噸以上的炸彈，因此西線的德軍才遭到了決定性的摧毀。他們在西線地面部隊的人數之所以遠不及我們，這應當歸功於蘇軍的偉大攻勢和強大壓力。
8．至於你在4月3日給總統的電報中提出的譴責也誹謗了英國政府，我跟我的同僚們都擁護總統的答覆中的最後那句話。
4月7日斯大林對總統的譴責作了答覆。
斯大林元帥致羅斯福總統 1945年4月7日
4月4日來電收悉。
4月3日我電報中所談的不是誠實和可信賴的問題。我從未懷疑到你的誠實和可信賴，也從未懷疑到丘吉爾先生。我的意見是，在我們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在對待盟國之間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的問題上，我們是有不同觀點的。我們俄國人認為，從當前各條戰線上的形勢來看，當敵人已不可避免地即將投降的時候，如果任何一個盟國的代表要與德國人會見商談投降事宜，那麼就應該讓另一個盟國的代表有參加這種會見的機會。無論如何，如果所說的這個盟國提出這樣要求，這是絕對必要的。然而，美國人與英國人的想法不同，認為俄國人的觀點是錯誤的。因此他們拒絕了俄國人在瑞士參加會見德國人的權利。我已對你們寫信提過，我想必須重申一下，要是在相似的情況下，俄國人絕不會不給美國人和英國人參加這種會議的權利。我仍然認為俄國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因為這種觀點可以排除互相懷疑的一切可能性，並使敵人在我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得逞。
2．至於說德國人在西線不抵抗是完全由於他們已被擊敗，這一點令人難以同意。德國人在東線有一百四十七個師。
他們可以不削弱自己的地位而從東線調出十五個至二十個師去增援他們在西線的部隊。然而德國人並沒有這樣做，現在也不這樣做。他們卻為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關緊要的鐵路車站曾利恩尼察，而繼續同俄國人作瘋狂的搏鬥。這個車站對他們的作用，有如熱敷劑貼在死屍上，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他們對德國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奧斯納布呂克、曼海姆和卡塞爾卻不加絲毫抵抗就放棄了。我想你會同意德國人的這種行徑不僅僅是奇怪和無法理解的。
3．至於我的情報人員，我可以鄭重地告訴你，他們是一些極為誠實和謙遜的人，他們自覺地執行自己的職責，並無存心要冒犯任何人。我們常常對這些人進行實際的考驗。請你自己判斷一下。上次2月間，馬歇爾將軍送給蘇聯參謀部的若干重要報告中，他根據他所掌握的材料警告俄國人道，3月份德國人在東線將有兩個猛烈的反攻——一個是從波美拉尼亞指向托倫，另一個是從摩拉夫斯卡·奧斯特拉發進攻羅茲。實際上德國人當時正在準備的主要攻擊，並非指向上面所說的地方，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區，即布達佩斯西南面的巴拉頓湖附近地帶。現在大家都知道德國人在這個地區曾經集中了三十五個師的兵力，其中包括十一個坦克師。這是整個戰爭中最猛烈的攻擊之一，因為使用了這樣大量集中的坦克部隊參加，多爾布亨元帥之所以能夠避免一場災禍，並在以後給德國人以迎頭痛擊，除其他原因之外，就是因為我們的情報人員探得了（雖然遲了一點）德國人這個主要進攻的計劃，並立即向多爾布亨元帥提出警告。這使得我本人能夠再次地堅信蘇聯的情報人員是何等的謹慎，他們的消息是何等靈通。……
他也把這個電報的副本送一份給我，並隨附了下面給我的個人來電：
斯大林元帥致首相： 1945年4月7日
4月7日我致總統的電報，現我也送給你一份。我已答覆了你來電中所提出的有關瑞士談判的全部基本要點。至於你來電中提出的其他問題，我認為有必要作以下說明。
1．我和莫洛托夫都不曾有「污蔑」任何人的任何意圖。
這不是一件要「污蔑」任何人的事情，而是我們在對於一個盟國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上已形成不同觀點的事情。你可以從我致總統的電報中看到俄國人對待這個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因為它可以保證每個盟國的權利，而且不使敵人有任何可能在我們之間進行挑撥離間。
2．我的電報是個人性質的，而且是嚴格保密的。這樣做可使我們開誠佈公，暢所欲言。這是秘密通信的好處。不過，如果你把我的每一句直率的話看作冒犯，那麼這種通信方式就很難進行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冒犯任何人的意圖。
我把這個電報寄給羅斯福，並附了以下的評語：
首相致羅斯福總統 1945年4月11日
我覺得我們所能從他們得到的大概是以此為度了，的確這也是近於他們所能做到的道歉。不過，在考慮英國政府作出任何答覆之前，務請示知你對此事的處理意見，以使你我兩方保持步調一致。
第二天總統來電答覆道，他將給斯大林發去如下電報：
感謝你對蘇聯在伯爾尼事件上的觀點作了坦率的解釋，這件事現已似乎成為陳跡，也未曾產生過任何效果。
無論如何，不應該有互相懷疑，今後此類性質的小誤會也不宜發生。我深信你我兩軍會師德國、並肩全力聯合進攻之日，將是納粹軍隊分崩離析之時。
以後他又發出一封電報：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5年4月12日
我想把一般性的蘇聯問題盡量縮小，因為這類問題，不是以這種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幾乎天天都在發生，然而大多數都得像伯爾尼會議那樣得到解決。
但是我們務必堅定，至今為止我們所走的途徑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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