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運動的高潮——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立——對委員會的承認問題——羅斯福總統對局勢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寫的備忘錄——我企圖說服總統給予有限的承認——他另提出一個合作方案——我們在魁北克關於形勢的辯論——商定給予有限的承認——戴高樂和吉羅繼續爭奪權力——自由法國協商會議的組成——戴高樂成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唯一主席——在敘利亞發生了暴力行動——一年來與「自由法國」的關係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國政府和戴高樂的關係惡化了。我們曾經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爾及爾的各黨派的法國人團結起來，我並經常敦促美國人接受戴高樂將軍作為我們雙方設法促成的那種政治局面中的一個領導人物。在克拉克——達爾朗協定的簽訂和吉羅的出現以後，法國事務籠罩著一種緊張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中，戴高樂變得比以前更倔強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幾個星期以來，已經得到了鞏固。他在現被盟軍控制的突尼斯有許多支持者。從法國首都傳來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員會在當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廣泛的威信和戴高樂運動的正在高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羅同意和他的對手在北非會見。
5月30日，戴高樂到達了阿爾及爾，雙方開始談判，目的在於成立一個統一的臨時委員會，以便管理「戰鬥法國」的事務，在談判中，彼此言詞尖銳，怒氣沖沖。他們的爭論圍繞著三個主要問題：吉羅要掌握民政和軍事方面的最高權力；
戴高樂決心要求正式確認「戰鬥法國」的主權——這個步驟勢必要違反達爾朗和馬克·克拉克將軍在1942年11月締結的協定的條文；以及關於現在北非擔任重要職位的前維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諾蓋、佩盧東和布瓦松等人的問題。布瓦松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目標。戴高樂一直沒有原諒他1940年在達喀爾發生的事件。
這些激烈的討論持續不斷，使阿爾及爾的形勢越發緊張。
6月3日下午，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並成立了一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其中包括吉羅和戴高樂、卡特魯將軍和喬治將軍，以及從倫敦來的戴高樂委員會的某些成員，這個委員會在戴高樂離開倫敦前來北非時，已經解散了。前維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長官都不包括在新機構之內，這個新機構現在就成為「戰鬥法國」及其帝國的中央臨時政府，直到戰爭結束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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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還會記得，當關於法國前途的會談在進行時，我正和馬歇爾將軍在北非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舉行會議。就在我離開北非以前，我曾邀請新委員會的委員們午餐。當我回到倫敦後，我接到了羅斯福總統一封憂心忡忡的電報。他在6月5日的電報中說，「我要告訴你我的想法：北非歸根結蒂是在英美的軍事統治下；根據這個理由，對於艾森豪威爾可以按照你我的意願來使用。那位新娘顯然忘記了，一場戰爭仍在那裡進行著。我們只收聽到新娘的宣傳。我們英美的新聞機構幹什麼去啦？衷心祝願你擺脫掉我們彼此都感到頭痛的問題。」
我在給羅斯福總統的復電中說明了我對阿爾及爾的印象：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3年6月6日
我們在星期五（6月4日）邀請法蘭西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午餐，每個人看來都是非常友好的。喬治將軍是我在一個月以前設法從法國接來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羅的一個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樂確是粗暴無理，他將處在五對二的少數，也可能完全陷於孤立。因此，該委員會是一個擁有集體權力的機構，據我的意見，我們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認為這個委員會的成立，使我和作為「戰鬥法國」領袖的戴高樂之間的正式聯繫已告結束，這種聯繫是從1940年和他來往的信件，以及後來的某些其他文件開始的。我建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把這些聯繫——財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轉給整個委員會。雖然我認為委員會是接受武器和供應的一個可靠對象，但我感到，我們應當觀察一下，他們怎樣處理他們的事務和表現自己，然後再決定應當在什麼程度上承認他們代表法國。麥克米倫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們將不斷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後的權力的艾森豪威爾提出詳細的報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職務，我將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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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激烈的爭論並沒有停止。戴高樂對於吉羅擔任法國部隊的最高統帥，不能接受。吉羅渴望保持北非法軍的完整，並使他們不受「自由法國」的影響。戴高樂對於軍事指揮問題的這種態度，加深了美國對他的厭惡和不信任。
羅斯福總統又打電報給我：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剛從墨菲那裡收到下列電報：
「吉羅今天下午告訴我，戴高樂在今天早晨舉行的法蘭西委員會的會議上，最後公開表示他要擔任國防長官，這個職位具有通常內閣機構中陸軍部長的職權。他又要求指揮沒有積極參加作戰的法國部隊，這又違背了他和艾森豪威爾、麥克米倫和我在談到他的意圖時所說的話。吉羅斷然拒絕交出法國部隊的指揮權。他堅持任命喬治將軍為國防長官。卡特魯提出一個對戴高樂的提議極其有利的妥協方案。吉羅告訴我，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委員會的票數勝過了他，他就堅決引退，並把由於戴高樂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國人民。我已要求吉羅在有機會同委員會的其他幾個委員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暫不採取任何這種行動。」
麥克米倫以同樣的內容向我作了報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夠達成一個直截了當的協議。
首相致哈羅德·麥克米倫先生
（在阿爾及爾） 1943年6月11日
我們在還不瞭解我們必須承認的對象的情況以前，根本不考慮我們給予承認的問題。請看《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節：「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採摘葡萄，蒺藜裡豈能採摘無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你在等待時機，並讓戴高樂能有一切機會來恢復他的理智和認識他周圍的力量，這種做法是十分正確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對待我們和法國，我們也就光明正大地對待他。
羅斯福總統卻沒有這樣的耐心。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電文是我今天發給艾森豪爾將軍一封電報的大意：
「我們政府的立場是，在我們對北非實行軍事佔領的時期，我們不能容忍法國陸軍受到不接受盟軍最高統帥指揮的任何機構的控制。我們必須選擇我們完全信任的人。我們絕對不會繼續武裝這樣一支部隊，如果我們不能完全信任它與我們的軍事行動有採取合作的意願。而且，我們對於任何政府或委員會的成立，也不感到興趣，假如它竟然自認為在法國人民為他們自己選擇一個政府之前，它將在法國實行統治。
當我們將來進入法國時，盟國自有一個與法國主權完全相適應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計劃。最後，必須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們在北非和西非已實行軍事佔領，因此如果沒有你的完全同意，誰也不能作出任何獨立的民事方面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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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總統的這些電報，對於戴高樂在阿爾及爾的行動所表示的敵意愈來愈嚴重，以致我為盟國與「自由法國」的關係的整個前途感到憂慮。美國人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即如果他們認為戴高樂將成為足以影響戰後法國前途的主導力量，他們就可能拒絕承認任何臨時的行政機構。我覺得有必要在軍事問題上消除美國人的疑懼，同時又保存新的臨時委員會。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贊同現時解散七人委員會或禁止它舉行會議。
我認為較好的辦法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將你的訓令作為他的命令發出，墨菲和麥克米倫則採取他們認為最適宜的各種手段促使它得到貫徹。英王陛下政府將支持這種政策。
因此，該委員會將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或是以多數人的贊同來接受我們的決定，或是明確地反對拯救他們的兩個大國。如果他們多數接受我們的決定—看來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樂決定，他和其他反對者究竟是服從還是辭職。如果戴高樂辭職，他將使自己遭到輿論的譴責；同時我們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製造糾紛。如果他表示服從，我們將來可能還會遇到更多的麻煩，但是這比我們取消一個委員會要好得多，因為盟國以及法國對它寄以很多希望。我們應該為我們軍隊的安全規定必需的條件，而把責任加在戴高樂身上。無論如何，首先嘗試一下這種辦法，總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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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於北非法國政治局勢的態度，部分地受到了軍事需要的支配。關於戴高樂而引起的爭論，其背景是盟軍準備在西西里島登陸。而戴高樂挑起的關於法國最高統帥部的爭執正是發生在這個緊急的時刻。不管英國政府和戴高樂之間過去曾經有過哪些協議，我們不能讓它們損害我們同美國的關係。
7月13日，我擬了一個文件給我的同僚們，其中總結了美國對法政策的這些發展。我說：
許久以來，我們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國人在西北非所培養的法國人士和倫敦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尤其是吉羅將軍和戴高樂將軍，聯合起來。我認為，我本來可以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們所瞭解的，這項計劃被戴高樂將軍的荒謬行為破壞了。從那時以來，羅斯福總統在很大的規模上武裝了吉羅將軍在北非的軍隊，現在他很關懷這一部分軍隊的行動和指揮。其間，戴高樂派在倫敦和布拉柴維爾的機關報，連同他們在英美新聞界的支持者，不斷地批評美國的政策，毫無疑問，不僅赫爾先生，而且羅斯福總統，都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反感。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們始終希望戴高樂個人應當首先被吸收到倫敦的民族委員會中去，現在，既然這個關鍵性的步驟已經完成，則他應該同阿爾及爾分子在民族解放委員會中結合起來。經過一些危機和波折以後，這個委員會正逐漸地取得一種集體的性質，尤其是因為非軍事人員日益增加，並顯示出他們的才能。現在不再以吉羅派和戴高樂派來劃分明確的界線了。這些健康的趨勢應當聽其發展，如果在今後的幾個月中，事實表明戴高樂及其派別的人士不是解放委員會的主宰者，而他本人在這個隊伍裡安分守己地實行真誠的合作，這就可能獲得羅斯福總統對委員會的某種承認。然而，這種結果不是輕易地或迅速地能夠得到的。我們也必須考慮，在此期間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針。
當解放委員會成立時，我趕快把以前同戴高樂將軍商妥的一些約定轉給該委員會。這種手續必須繼續辦理，否則，關於財政、宣傳、敘利亞和其他的法國屬地，以及對法國武裝部隊的控制等問題，我們就沒有交涉的對象了。外交大臣已向我說明，我們曾通過一項法令，授權戴高樂維持在英國領土上的「自由法國」軍隊的紀律，毫無疑問，這種權力現在必須授予新的委員會。把作為一個集體的委員會當作事實上的權力機構來對待，這是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在必要的事務上同他們打交道，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如果他們負得起責任，這也會增加他們的力量。
這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對委員會的承認，但是在現階段強調這一點，或採取任何構成法律上承認的行動，只會造成我們同美國的不必要的麻煩。我們應當避免使用「承認」這個詞，也要避免造成這樣的聲勢或姿態的任何行動，而同時則按它的實際資格不斷地同它打交道。委員會應該重新獲得或建立援救法國的兩個大國，尤其是與之疏遠的美國政府對它的信心，因為這種信心已受到了創傷，這樣做不僅是它的責任，而且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採取任何正式承認委員會的步驟，這將大大地觸怒華盛頓。而且，這也會替美國政府招來所有那些企圖在明年的選舉中趕走羅斯福的人們的敵意批評。戰爭的全部進程，依靠我們同美國政府和羅斯福總統的真誠關係，而且對於我們在戰場上的軍隊來說，我們有責任不要採取可能嚴重削弱現時兩國非常良好的合作的任何步驟，以免加重他們的任務。即使蘇俄由於戴高樂最近向共產黨分子獻媚而給他以承認，我們明智的做法，仍然是應當按照美國的方針來衡量我們的方針。誠然，在這一事例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們感到孤立，同時也不要造成這種表面的印象，即我們和俄國共同來反對他們。……
我曾經屢次說明，如果戰後有一個強大的法國，那是符合英國的重大利益的，而且我毫不猶豫地保持這種看法。我擔心華盛頓政府的反戴高樂主義，可能逐步地凝成一種明確的反法情緒。可是，如果戴高樂逐漸地被吸收到委員會中而且變得無聲無息，另一方面，委員會又採取一種合理的和忠實的辦事態度，則美國方面的這種危險傾向，可能轉變和緩和下去。
法蘭西委員會感到我們願意使他們改善同美國的關係，這對他們來說是有益無害的。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健全而有益的辦法能夠順利進行，而且我們在對待這些令人厭煩的事情方面，能夠耐心地，尤其是有分寸地採取行動，那麼，在盟國的會議上，為法國和法蘭西帝國贏得一個被承認的地位，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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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內閣人士方面的意見，逐步地趨向於給委員會以某種形式的承認。於是我又致電羅斯福總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3年7月21日
我受到了外交部、我的內閣同僚以及環境力量的重大壓力，要求我「承認」在阿爾及爾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承認意味著什麼？人們可以承認某人是一個皇帝，或是一個雜貨商。
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公式，承認是沒有意義的。在戴高樂前往西北非和新委員會成立以前，我們都是同他和他的委員會進行我們之間的一切聯繫。我在6月8日向會議報告說，「這個由集體負責的委員會的成立，替代了1940年我和戴高樂將軍往來的信件所造成的局面。我們的來往，不論是財政的和其他方面的，今後將以作為一個整體的委員會對象。」我高興這樣做，因為我寧願同集體性質的委員會打交道，而不願單獨地同戴高樂往來。事實上，好多個月以來，我一直設法勸誘或強迫戴高樂「承擔任務」。由於新的安排，這點看來已經大部分解決了。麥克米倫一再地告訴我們，該委員會正在取得一種集體權威，而戴高樂絕不是它的主宰。他還告訴我們，如果委員會垮臺——如果毫無支援的話，它很可能會有那麼一天——那麼，除了吉羅依靠美國的武裝力量在西北非和達喀爾所行使的權力外，戴高樂將再一次地變成能夠操縱一切的唯一人物。他極力推薦一種承認方案。他在報告中說，艾森豪威爾和墨菲都同意這一點。……
因此，我將要到達這樣一個緊要關頭，即就英國和上述的英法兩國的利益來說，我很可能必須採取這個步驟。如果我這樣做了，俄國一定也會承認〔他們〕，我擔心這樣會使你感到為難。
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告訴我：（1）你是否贊同我們的辦法或類似的措施，或（2）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單獨採取那種步驟，你是否會介意。按照我的想法，毫無疑問，前一種辦法要好得多。委員會中有許多好人，例如卡特魯、馬西格利、莫內、喬治，當然還有吉羅，他在昨天到達了這裡。他必然要提出所有這些問題，並且會使事情尖銳化。
但是，事實很明顯，美國人不準備承認像現在這樣組成的阿爾及爾委員會。吉羅這時正在美國交涉為北非法軍提供武器與裝備供應的問題。他逗留在美國，但這並沒有平息當地的戴高樂派的怒氣。
7月22日，我接到了羅斯福總統一封很長而又很重要的電報，它說明了美國政府經過考慮以後對法國問題提出的意見。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3年7月22日
各個方面繼續要求承認——儘管這種壓力不大——現已成立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些人要求承認它是一個代表包括本土在內的所有法國領土上的法國利益的組織。另一些人則要求承認它只代表前法蘭西帝國範圍內的法國利益。
大多數人，不是全體，願意在符合英美武裝部隊的軍事需要的條件下，接受該委員會的權威。
我們一貫主張：第一，軍事需要同一切民政事務比較起來，無論現在或將來都佔有首要的地位；第二，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剛剛開始發生作用，它應該更進一步地和更令人滿意地證明它有完全的和真正的團結。這種團結必須消除過去那些旨在助長集團對抗或個人野心的法國政治方面或黨派方面的紛爭，並且表明它的真正目的在於使它本身團結一致並且團結在它後面的所有法國人，以便支援盟國在進行抗擊軸心國的戰爭中所作的共同努力。同時它應該記住，它的唯一事業就是法國的解放和盟國的成功。
人們設想法蘭西委員會是建立在由若干個別的法國人對戰爭的進行採取集體負責這樣一個原則之上的，我們同它的關係應該保持在這種基礎上。不言而喻，關於軍事性質的事項，我們兩國政府將直接同法國軍隊的法國總司令進行交涉。
法國的政治問題，必須留待法國人民在他們從敵人現在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候解決。……
我國政府急願同你們和其他的盟國，沿著有限地接受該委員會的這一方針共同前進，如果這種接受始終服從於軍事需要的話。但是我們必須明確表示，法國人應當團結，這個起碼條件必須很好地實現。
我認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使用「承認」這個字眼，因為它會被人曲解為有這種含義：我們一登上法國的領土，馬上就承認該委員會是法國政府。對於委員會在各個殖民地的地方民政當局，在暫時的基礎上予以「接受」，這個詞也許比較接近於能表達我的思想。然而，只要符合盟國事業的軍事利益，我們就必須保持直接同法國殖民地地方當局打交道的權利，同時繼續現行的辦法。馬提尼克島的情況就是一個實例。
吉羅到這裡來進行訪問，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將這次訪問保持在純軍事的基礎上，我們正利用每次駛往北非的運輸船隊，直接把額外的裝備輸送給他的軍隊。……
羅斯福在電文的結尾。提議採取一種聯合方式，這種方式以同法蘭西委員會「實行合作」而不是「給予承認」作為基礎。
我對羅斯福總統7月22日的電報，答覆如下：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3年8月3日
首先我認為你建議的方式相當令人掃興，而且也不會平息在我們兩國之中人們要求給予承認的激動情緒。另一方面，局勢已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當意大利全部問題公諸於世的時候，法蘭西委員會就會尖銳地感到它受到了忽視。我認為，戴高樂現在已更深入地被約束在委員會的總機構裡了。
關於指揮權的安排問題，也似乎比過去的僵局更令人滿意一些。
2．因此，我已要求外交部對於你的方式提出某種變更辦法，以便協調我們雙方的意見。……如果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還可以再進行討論。
前面已經敘述過的魁北克會議，這時即將召開。我們現在已處於僵持不下的局面。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3年8月4日
我誠懇地希望，在我們有機會一同商談以前，關於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承認問題，不要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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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經過了煞費口舌的討論以後，我才能夠說服美國人用一般性的詞句發表了一個宣言，來支持已經在北非形成的政治局面。
首相（在魁北克）致麥克米倫先生
（在阿爾及爾） 1943年8月25日
經過煞費苦心的長時間的討論以後，關於承認問題，我們取得了一系列我相信可以認為是滿意的解決辦法。我們認為，最好是我們雙方都用我們自己的說法來表示各自的看法，而不必堅持採用美國和聯合王國共同宣言的形式。
2．按我的看法，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先生為了滿足我們的願望，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你應當告訴我在委員會中的朋友們，我確信他們採取的正確方法是用最懇切的措辭歡迎美國的宣言，而不是就承認的任何方式方面點出容易引起反感的差別。相反地，他們對於美國的宣言愈表示高興，則對於他們就愈有利。在目前這個時候對美國持友好態度，那就會對法國的利益有特別大的幫助。另一方面，如果報紙或廣播妄加評論或責難，效果只是重新激起國務院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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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發佈的關於承認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公告，標誌著一個時期的結束。儘管法國的領導人沒有被邀請參加對意大利的停戰談判，也沒有被邀請參加後來成立的負責處理意大利事務的地中海委員會，可是他們現在卻以法國代表的身份與盟國正式來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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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一週一周地過去，但戴高樂和吉羅爭奪權力的鬥爭卻沒有緩和下來，雙方在民政人員和軍事人員的任何問題上經常發生衝突。過錯也不經常在於戴高樂這一方。關於科西嘉島的解放，也發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當地的「自由法國」分子曾在9月9日的夜晚佔領了阿雅克肖。吉羅在兩天後派遣一支遠征部隊前往該地，他的軍事指揮官和當地的戴高樂派領導人發生了不幸的爭執，這就使得關係更為惡化。從軍事觀點來看，該島的解放過程很慢，但終於獲得了成功。
首相致哈羅德·麥克米倫先生
（在阿爾及爾） 1943年10月3日
如果你認為妥當的話，請將我的下列賀詞轉致吉羅將軍和戴高樂將軍：
「祝賀你們的軍隊在科西嘉島獲得了順利的進展，同時熱烈期待這個著名的島嶼不久可以獲得解放並歸還給法國。」
第二天，法軍完成了對該島的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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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擴大法國政權的基礎而召集臨時協商會議的計劃，在10月間有了進展。吉羅的地位在不斷地削弱。他所擁有的唯一支援，來自陸軍方面某些重視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人士，而他作為民族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所得到的支援，卻很快地消失了。戴高樂證明他無可比擬地是一個更強有力的人物。11月3日，協商會議在阿爾及爾第一次舉行。法國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漸形成未來的雛形政府。11月8日，恰恰在北非登陸後的一年，吉羅辭去了在民族委員會的職務，但是仍擔任法軍總司令。我對於這些事件可能引起的後果頗感不安。
在這些意見分歧的分子之間，應當保持某種均勢，這對於法國未來的統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致電羅斯福總統：
首相致羅斯福總統 1943年11月10日
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發生變化，以致戴高樂成為唯一的主席，我對此很不滿意。我們所承認的組織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其最主要的特色是，吉羅和戴高樂共同擔任主席的職務。我建議，在我們一同討論形勢以前，我們應該保持一種完全保留的態度。
我希望，在我路過開羅前往德黑蘭會議的途中，趁檢閱法國的新陸軍的機會，把兩個互相對立的將軍集合在一起。
首相致麥克米倫先生（在阿爾及爾） 1943年11月2日
如果在現在與聖誕節之間，我能夠在非洲勻出幾天時間，我希望視察一下法國的新陸軍。你可以慎重地向戴高樂將軍和吉羅將軍雙方探聽一下，他們是否欣然同意。我們可以在一個下午閱兵，晚上在什麼地方過夜，第二天早晨再看一些演習。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作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客人。
我想，他們可能把這件事當作是對他們的一種敬意，這也正是我們的意思。由於許多明顯的理由，我在目前還不能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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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圖，由於在敘利亞的「自由法國政權」所採取的粗暴的和悲劇的舉動而沒有能夠實現。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正式獨立，是「自由法國」在1941年年底宣佈的。我們已經承認這些共和國，並且在1942年2月委派愛德華·斯皮爾斯爵士前去擔任英國公使。然而，在整整一年中，卻沒有任何進展。兩國的內閣都已改組了，但沒有舉行選舉。反法國的敵對情緒增長了。1943年3月，兩國都任命了臨時政府。7月和8月的選舉結果表明，在這兩個共和國內，民族主義分子占壓倒的多數。多數人要求徹底修改托管憲法。由於「自由法國政權」軟弱無能，這就促使當地的政治家採取行動，因為他們對於法國答允在戰後給予獨立的諾言毫無信心。10月7日，黎巴嫩政府提議取消法國在共和國的地位。一個月以後，在阿爾及爾的「自由法國委員會」，不承認黎巴嫩人有權採取這種片面的行動。卡特魯將軍的代表埃勒先生從阿爾及爾回來以後，下令逮捕黎巴嫩總統和大部分閣員，因此，尤其是在貝魯特地方，激起了騷亂，最後導致流血慘案。英國內閣對這些事件很為不安。
法國人採取的行動，徹底否定了我們同法國人以及我們同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所締結的協定。這是與我們所宣佈的大西洋憲章以及其他許多宣言相牴觸的。看來，在整個中東以及阿拉伯世界，這種局勢將會遭到歪曲，而不論在什麼地方，人們也難免要說，「這是一個什麼法國？它一方面屈服於敵人，而另一方面，卻又要使其他國家屈從於它。」
因此，我感到英美兩國政府應當共同作出強烈的反應。我們在魁北克會議上，曾經給予承認的那個組織的性質，由於戴高樂掌握了全權，現在已經完全變了。但是，在地中海東部國家中爆發的騷亂，則是另一種性質，並且可以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世界輿論的支持下，同戴高樂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被綁架的黎巴嫩總統和內閣閣員們應予釋放，並且讓他們恢復他們的全部職務，同時一旦法律和秩序有了保障，黎巴嫩議會就應當重行召開會議。如果戴高樂拒絕立即這樣做，則我們應當撤銷對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承認，並且停止武裝北非法國部隊。
我不得不指令威爾遜將軍作好準備，以便在必要時派遣英國部隊去接管黎巴嫩並重新建立秩序，但幸而沒有這種必要。卡特魯將軍於11月16日從阿爾及爾前來進行斡旋，法國當局於11月22日釋放了被監禁的政治家，同時，為敘利亞和黎巴嫩最後取得獨立而進行的長期談判也開始了。
這些事件，在我們同自由法國委員會以及同戴高樂將軍的關係上留下了痕跡。一年來，我們已經作了不少努力，以求在美國、英國和「自由法國」領導人三者之間真正的戰鬥友誼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聯合一致的政策，但其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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