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議會報告戰爭局勢——對行動遲緩的指責——關於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議論——對意大利政府的行動所作的評價——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德國——需要摧毀的目標是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關於無人駕駛飛機可能前來轟炸的警告——需要團結意大利人民——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逝世——約翰·安德森爵士繼任他的職務——龐德海軍上將逝世——英葡兩國1373年的條約以及亞速爾群島——煤礦工業的現況——下院大廈的重建——有效的下院必須具備的兩個特點——關於從戰爭過渡到和平時期我所提出的備忘錄——關於過渡時期的計劃——任命伍爾頓勳爵為建設大臣。
我在回國途中，草擬了一篇演說稿，準備回國後在議會中發表。我很瞭解，我必然會受到什麼批評，而且我也知道，戰爭的節節勝利，只會使下院和新聞界的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們，感到可以更加隨便地談出他們的意見。
於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後兩天，在下院作了一個報告，佔用的時間不少於兩個半小時。為了避免議員們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會一小時，議會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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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指責是，由於和意大利政府進行了徒勞無益的談判，在對那不勒斯展開攻勢時白費了好多時間。對於這一點，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覆。
我知道有人說，在這些談判中浪費了四十天的寶貴時間，結果使英美軍隊的鮮血毫無必要地灑在薩勒諾附近的土地上。這種批評事實上毫無根據，而另一方面又傷害了犧牲者家屬的感情。我們在確定對意大利展開的主力進攻的時間時，絲毫沒有考慮意大利政府的態度，而這個戰役的臨時日期，實際上早在同他們舉行談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臺以前，就已經決定了。這個日期是以我們從西西里島南岸的海灘撤回登陸艇所需的時間為轉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為止，我們在那裡實際參加作戰的大部分軍隊，每天需要通過西西里島南岸的海灘獲得供應。這些登陸艇撤回以後，又必須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損壞了的登陸艇——為數不少——還需要進行修理，然後按極其嚴格和複雜的程序，重新裝備它們的一切軍需品等等，只有這樣，才能談得上進行另一次兩棲作戰行動。
我以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必須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陸艇或作戰艦隻，都是盡量根據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計，按照嚴格的順序來裝載的，這樣，該艇所載部隊在登陸時，將會得到已經到岸的供應物資。每輛卡車裝載的用品在運到時，恰好是每個部隊所需要的。有些卡車涉水駛到船旁，然後又涉水駛回來。它們都嚴格地按照順序裝運，優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這樣就盡量避免發生隨便裝載的情況。而且也只有採用上述辦法，才能在少數敵人擁有的強大的現代化炮火面前實行這種特殊的軍事行動。登陸艇的具體情況及其準備工作，是唯一的、但卻是決定性的限制因素。它與「將時間浪費在談判方面」的說法，毫不相干，同時與「外交部由於擔心這一條款或那一條款等等，而阻撓了將軍們的行動」的論調，也毫不相干。在執行軍事作戰行動的過程中，從來沒有片刻的停頓，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須與主要的軍事運輸相適應。
當我聽到人們輕鬆地談到把現代化部隊隨意送到岸上各處，彷彿他們是一捆捆的貨物，扔到海灘上，就可以不再過問，我實在感到驚訝：人們對於現代化戰爭的條件，竟然還是這樣的無知。……
如果我可以暫時離開正題的話，我要說，我在星期日早晨到達時從報上看到這類批評，我想起了一個水手的簡單故事：這個水手曾經跳進一個船塢（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個溺水的小孩。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有個女人向這個水手打招呼，並且問他，「那天晚上從船塢裡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嗎？」水手謙虛地答道，「是我，太太。」那個女人說，「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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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指責關係到第二戰場，共產黨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極力要求開闢這個戰場。
現在我想向德國最高統帥部以及下院發表我的意見，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後者。
我把我們最初在非洲，接著在西西里島、現在在意大利開闢的戰場，稱作第三戰場。那個潛在的而且在迅速積聚力量的第二戰場，雖還沒有展開，但卻正在這裡嚴陣以待。誰也不能說——而且我也當然不會暗示——它將在什麼時候開闢，然而，第二戰場卻是存在的，並且，它已經成為敵人的主要心事。它還沒有開闢，或者說，還沒有發揮作用，但是這個時刻是會來到的。時候一到，這個戰場就要開闢，從西方展開的龐大攻勢將會開始，與它配合的是從南面展開的進攻。
如果人們不瞭解集中在英國的美軍，或正在這裡進行準備的我們自己的強大遠征軍的具體情況與數量，不瞭解在各個戰場上的敵軍的部署，不能估計敵人的後備隊和資源，以及敵人通過歐洲的巨大鐵道系統，將大批部隊從這一戰場調到那一戰場的能力，不瞭解我們的艦隊和各種類型的登陸艦艇的情況與規模，那麼，他們確實不可能對這種作戰行動發表有益的意見。
〔這時，我們兩名共產黨議員之一插話說：「這種說法對斯大林元帥也適用嗎？」〕在這一類的問題上，我們不應當聽取英國共產黨員的意見，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一直袖手旁觀。當我們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他們並不關心我們的命運。我們聽取的任何意見，將來自我們的朋友和同盟者，因為他們同我們一道，參與爭取勝利的共同事業。下院可以絕對相信，英王陛下的現任政府，在這一類的問題上，絕不會被任何無知的鼓動或壓力所動搖，或受到它的壓制，不管那種鼓動做得是多麼順理成章，或施加那種壓力的意圖是多麼善良。我們也不會由於壓力和勸誘而違背我們自己更好的判斷，去發動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見，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對於大不列顛和美國來說，這場戰爭的最殘酷的一部分戰鬥——請大家必須認清這一點——還在前頭。下院和政府在這種嚴重的考驗面前，絕不會退縮。為了共同的事業，我們也不惜一切犧牲。
最困難的問題是羅斯福總統和我作出的關於意大利的決定。如讀者在前幾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張採取這個決定，其內容是與意大利國王和巴多格利奧元帥進行交涉，承認他們是共同的對德交戰國，並給予這樣的待遇。這一次，正如一年前關於達爾朗海軍上將事件一樣，又是那一類人激動起來了。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卻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們可以稍稍衡量和鑒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為，它的確是受到意大利國民的認可和讚許的。希特勒先生使我們確信，他認為意大利的行為是極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這種問題上，他是一個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認為，當以墨索里尼為首的法西斯黨徒，為了物質利益而使用專橫霸道的權力，襲擊搖搖欲墜的法國，從而變為多年以來一直珍視意大利自由事業的英帝國的敵人時，它已經構成了背信棄義和忘恩負義的行為。這確是罪行。儘管這種罪行已無法挽回，儘管那些聽任暴君破壞它們的權利與自由的民族，必然要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嚴懲，然而我卻不能不認為，意大利在這個關鍵時刻的行動是順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願這是一系列自行贖罪行動中的最初的行動。
意大利人民已經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他們的子弟淪落在非洲和俄國，他們的士兵被遺棄在戰場上，他們的財富被浪費掉，他們的帝國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現在，他們自己的美麗家園勢必要變成德軍後衛部隊的戰場。更加嚴重的災難還在他們的前頭。在希特勒的狂怒和報復下，他們還將遭到掠奪和恐怖統治，但是，由於英帝國和美國軍隊在意大利的進軍，意大利人民將從他們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經過一定的時期以後，他們將在現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國家中，恢復他們的應有地位。
我談到意大利的這種情況，不免要受到人們非常恰當的質問，「你這種論點也將適用於德國人民嗎？」我說，「情況不同。」在我們的一生中，德國人曾經兩次，加上我們的父輩則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們旨在擴張與侵略的戰爭。他們極其惡毒地把軍人和奴隸的特質結合起來。他們自己不珍視自由，而看到了別人的自由則極其憎恨。他們一旦強大起來，就要尋找犧牲品；他們以鐵的紀律追隨那個領導他們找尋犧牲品的人物。德國的核心是普魯士。那裡是一再發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們不是在同這樣的民族作戰。我們作戰的對象是暴政，我們要保存自己，免於毀滅。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紀中，由於條頓民族的追求霸權，英、美、俄三國人民曾兩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險和生命犧牲，因此他們這一次一定要採取步驟，使普魯士或整個德國無力再懷著積蓄已久的復仇心理和長期策劃的計謀來襲擊他們。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國生活中的兩大因素，我們必須徹底予以摧毀。如果歐洲和全世界要免於更可怕的第三次戰爭，那麼上述兩個因素必須連根剷除。
伯克１曾經說過，「我不知道怎樣起草一份控告一個民族的訴狀」，關於他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所引起的爭論，在我看來，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談。現在我們需要對兩個明顯的和具體的目標開火，即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讓我們把每支槍瞄準它們，動員每個願意戰鬥的人去攻打它們。我們不應該毫無必要地增加我們的繁重任務，或加重我們的士兵的負擔。對於那些遭受威脅利誘的衛星國家，如果它們能夠幫助縮短戰爭，或許可以讓它們將功折罪。但是，必須撲滅使我們遭受一切禍患的孿生根源——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除非我們達到了這個目的，否則，不論需要作出多大的犧牲，我們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湯蹈火，我們也在所不辭。我還要再說一句：我現在到了晚年，對國家大事已能產生一些影響，因此我願意表明，如果沒有必要，我一天也不會延長這場戰爭；而且我希望，當英國人民由於勝利的召喚而要分擔規劃世界前途的重大責任時，我們將拿出我們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所表現過的那種沉著和鎮靜的態度。
１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國政論家。——譯者
我曾考慮在我的演說中，這次應當提出一個嚴重的、確切的警告，指明無人駕駛的飛機或火箭即將襲擊我們。早在事情發生以前提出警告，並將此點記錄在公開文件中，這總是一種慎重的作法。特別在這種襲擊的規模與嚴重性是難以估量的時候，則更應如此。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絕不應該讓這些有利的趨勢削弱我們的努力，或使我們設想危險已成過去，或設想戰爭將要結束。相反地，我們必須預料到，我們現在正狠狠地打擊的那個兇惡的敵人，將作出一切瘋狂的努力來進行報復。從希特勒開始，德國的領導人在談話中，都有這種神秘的暗示，即他們不久將試用新方法和新武器來對付我們。敵人為了鼓勵他們的人民，散佈這種謠言當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於此。舉例來說，我們現在已經遇到了一種新型的空投炸彈，敵人現在已經開始用它來襲擊我們靠近海岸行駛的船舶。這可以說是一種由火箭推動的滑翔炸彈，它從相當高的高度發射，然後顯然由母機導向它的目標。德國人現在很可能正在發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們希望用它來傷害我們，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他們每天從我們這裡遭受的損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證，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上述可能性，已經保持經常的警惕並大力地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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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意大利的政治情況，以及在那個不幸的國家裡正在蔓延的內戰的殘酷現實，我也簡略地談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傘兵救出後，逃往德國，企圖組織一個吉斯林式的政府，並想依靠德國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鎖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這當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內戰問題。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須把意大利國家生活中的一切殘存力量團結在他們的合法政府的周圍，同時也必須使一切自由主義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國王和巴多格利奧元帥，只要這些自由主義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夠抵抗法西斯黨徒與賣國賊的聯合，從而創造條件來幫助把這種兇惡的聯合逐出意大利的領土，或者更好的辦法是把它就地消滅。我們現在正在開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議員插話說：「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變節者的旗幟下起來抗戰。」〕我想，這位尊敬的議員，可能還沒有充分地考慮到減輕我們士兵必須承擔的艱巨任務的重要性。……政府確實準備採取這樣一種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來抵抗德國人，並將他們逐出意大利。我們不會因為擔心在這個問題上或許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而不採取行動。英國議會不是以全體一致的原則作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的議會並不按照全體一致的原則行事。它們根據多數的表決採取行動。這就是它們辦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確地表示，我們現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內部最堅強的力量團結起來，以抵抗德國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黨徒三者的結合。
我最後一段話不太禮貌，但卻是老實話：
要想獲得靈活性，最好的辦法是為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準備三四個計劃，並詳細地擬定所有的細微末節。然後看風使舵，從一個計劃轉到另一個計劃，這就容易多了。
這些論證說服了下院，因此，沒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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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發表這個長篇講話的同一天，財政大臣突然逝世，這是我和我的同僚們遭受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損失。我在22日清晨醒來後才聽到這一消息。最近幾年來，金斯利·伍德已成為我個人的親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進入空軍部以後，我們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工作。我給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對皇家空軍能夠作好準備來應付1940年巨大的災難這一方面，無疑地作出了非常寶貴的貢獻。從我奉召出來組織聯合政府以來，他一直擔任財政大臣的職務，而且政績卓著。他的第三次國家預算案，數達五十七億五千萬英鎊，收支平衡，這符合戰時財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則。收入的半數來自稅收。我們的貸款利率非常低。我們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個「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號，而在這次戰爭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額款項。生活費用的上漲，與戰前水平相比，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量入為出」的原則，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幾星期中日夜考慮的問題。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還希望在下院就這個問題發表談話。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為那些在閃電戰中個人住宅與商業遭到摧毀的人們提供補償，他根據他所設想的一種周密的保險計劃，以最高的效率實現了我的要求。當天，在下院開會以前，我費了幾小時撰寫追悼他的誄詞，這篇誄詞已載入記錄中。
我感到當時擔任樞密院長、最重要的內閣委員會主席兼我國參加「合金管」１工作的首席代表約翰·安德森爵士，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繼任者。約翰·安德森曾任國內稅收大臣，並擔任內政大臣達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廣闊的眼界，不是從任何一個部門所能獲得的。在愛爾蘭的騷亂中，他雖然不斷地冒著生命危險，卻處之泰然；當他擔任孟加拉總督時，有人企圖對他進行謀害，但他仍然鎮靜如常。他的見解敏銳而有力，他的意志堅定不移，同時對於各種廣泛不同的職務又有長期的經驗。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佈。
１原子彈的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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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歸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談幾句話以外，我很少見到達德利·龐德爵士，因為他經常呆在艙房裡不出來。在乘火車前往倫敦途中，他給我一封信，正式辭去第一海務大臣的職務；這個繁重的職務，當他在華盛頓病情加劇時，我已經為他解除了。關於他的繼任者的問題，需要仔細地考慮。
海軍大臣亞歷山大先生推薦的海軍上將安德魯·坎寧安爵士是一個明顯的人選，因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戰役中贏得了聲譽。另一方面，許多事正在向前發展，而且各個戰役正在擴大，在這樣的時刻，他能夠離開現場嗎？當時擔任本土艦隊總司令的弗雷澤海軍上將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極高威信的將領，而且對於海軍部的行政事務和參謀工作，又有長期的經驗。我首先請他擔任這個職務。弗雷澤海軍上將說，毫無疑問，不論將他派往何處，他都會服務，但是他認為安德魯·坎寧安是最合適的人選。「我相信，我獲得了我自己的艦隊的信任，」他說，「坎寧安卻享有整個海軍的信任。」他要我對這件事多作考慮。我回答說，他的態度是非常正確的，於是經過再度的考慮和商洽，我聽從了他的意見，並且決定正視更換地中海作戰指揮官這一嚴重問題。因此，安德魯·坎寧安海軍上將被選中了。他的副司令約翰·坎寧安海軍上將繼任了他的職位。10月4日，當我發表下面這封致達德利·龐德爵士的信時，我向至今還不知道龐德患病的公眾和海軍界，宣佈這項人事更動。這封信內容如下：
你由於健康原因感到必須辭職，因此我們在這次戰爭中共事四年便告結束，這確實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軍部和參謀長委員會任期內，對於我們國家的安全和我們軍事方面的勝利所作的貢獻，只有我最瞭解它的價值。你對海戰方面的各項知識淵博而又精湛，你在憂患與災難紛至沓來的時期，堅忍剛毅，你在為獲取勝利所必須承擔的風險中，足智多謀而又從容不迫，所有這些特點結合起來，使你在皇家海軍的歷史上，成為一個令人懷念的第一海務大臣。
你是在這樣的時刻離開我們的：地中海的支配權實際上已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意大利的艦隊在馬耳他島港內已向我們投降，更重要的是，潛艇的威脅已被削弱到這次戰爭中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些成果對於你的國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貢獻，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龐德活了僅僅兩個星期。由於另一次更嚴重的中風的發作，他完全癱瘓了。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雖然他的神智和平時一樣，可是他已不能說話了，而且他的大部分肢體也不能動彈了。當我握著他的左手向他道別時，他用一種令人十分驚訝的氣力緊緊握住我的手。不論在海軍部或在參謀長委員會中，他都是我的一個忠實的戰友。他在10月21日逝世，這一天正是「特拉法加紀念日」１弗雷澤海軍上將回到了他停泊在斯卡帕灣的艦隊。在這年年終時，他乘自己的旗艦出海作戰，在一次正面遭遇戰中，擊沉了德國「沙恩霍斯特」號戰鬥巡洋艦，從而建立了功勳。
這是一個極其光榮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插曲。事後，我在倫敦遇見他時，我使他回憶下列著名的詩句：
１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端，鄰近直布羅陀海峽。1805年10月21日，英國艦隊在該角附近的海面打敗法國艦隊。——譯者
在我們充滿動亂的島國故事中，
不僅出現一次或兩次，
忠於職守的人們，
最後獲得了榮譽。
這位海軍上將顯得更為高興，因為，據我判斷，他以前從未聽見過這些詩句。我希望，他會認為這是我有意地即席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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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我還沒有詳細敘述我同美國或葡萄牙來往的冗長函電，我們通過這些函電，就英美小型艦隊和空軍使用具有極端重要性的亞速爾群島一事，達成了一項協定。一切問題都令人滿意地解決了，因此，我能在10月12日向議會報告我們的最後結果。我說，「我要向下院宣佈一件事，這件事起源於我國和葡萄牙在1373年由英王愛德華三世陛下和葡萄牙國王費迪南德暨王后埃莉諾簽訂的一項條約。」我用平穩的語調說話，並且稍微停頓一下，以便下院議員聽清1373年這個日期。當大家認真考慮這個日期時，場內似乎有一種驚訝聲。我想，在英國外交的日常事務中，過去一直沒有詳細說明，而且將來也不會詳細說明兩國之間有這樣延續不斷的關係。
「這一條約，」我接著說，又由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和1815年的各種形式的條約以及1899年的秘密宣言，作了補充。在更接近於現代的時期，這些古老的條約的效力又由1904年和1914年兩次同葡萄牙締結的「仲裁條約」予以承認。1373年條約的第一款如下：
「首先我們決定並且締結盟約，從今以後，將存在著……
真實的、忠誠的、不變的、相互的、持久的和具有真摯感情的友誼、聯合、同盟以及具體行動，同時，作為真實的和忠誠的朋友，我們從今以後，將相互以對方的朋友為朋友和以對方的敵人為敵人，彼此以海軍和陸軍互相幫助、維持和支援，以對付一切可能活著的或死去的敵人。」
這一條約延續到現在，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在世界歷史上，這是無可比擬的。現在我要宣佈它在最近時期的應用。在這次戰爭開始時，葡萄牙政府為了防止戰爭蔓延到伊比利亞半島，在聯合王國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完全同意下，採取了中立政策。葡萄牙政府曾經屢次聲明——最近一次在4月27日薩拉查博士的演說中——上述政策與英葡同盟條約毫不牴觸，而且葡萄牙政府在戰爭初期，對於同盟條約曾經再度作出了保證。
聯合王國英王陛下政府，根據這一古老的同盟條約，現已要求葡萄牙政府在亞速爾群島向它提供某些便利條件，以便我們為在大西洋航行的商船提供較好的保護。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我們的要求，而兩國政府已經商定了立即生效的各項辦法：（1）聯合王國英王陛下政府利用上述設備的條件，（2）英國對於葡萄牙的武裝部隊以及葡萄牙的國民經濟，幫助提供必要的物資和供給。關於使用亞速爾群島的設奮的協定，只是暫時性的，它毫不損害葡萄牙政府對葡萄牙的領土所保持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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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必須就煤礦形勢，向下院發表長篇演說，因為對煤炭的急迫需要、戰鬥部隊對人力的要求，以及在各政黨之間懸而未決的煤礦國有化問題的潛在威脅，對煤礦形勢產生了影響。關於煤礦國有化問題，已有許多爭執，而我所關注的只是要保持全國的團結一致。
我認為，如果在這次討論之初，我提請下院注意我們現在所依據的一般基本原則，這可能是有益的。我們現在有一個全國的聯合政府，它同心協力地力求使國家擺脫憂患重重的困境，這種困境是各個政黨在一個漫長的時期內的所作所為，或無所作為所造成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處在比較優勢的地位，因為我置身事外有十一年了。正在進行的戰爭使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絕對不會要求任何一個社會黨人士或自由黨人士或工黨人士放棄他的信仰。因為那種要求是不禮貌的和不適當的。外界的事物使我們聯合起來，它集中了我們的一切注意力。我們奉行的原則是，「一切為了戰爭，不論它是否發生爭論；凡是戰爭並不真正需要的事，都不必爭論。」
這就是我們的態度。我們也要注意，不要讓人們用戰爭的需要為借口，來使用間接的手段實行影響深遠的社會的或政治的改革。以煤礦國有化的問題為例，這些話絕不會把我嚇倒。
在上次大戰以後，我曾經主張鐵路國有化，但是，我不能不說，戰後國家管理鐵路的經驗使我受到了一些影響。在那種管理制度下，公眾得不到良好的服務，股東得不到滿意的利潤，並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關注的最壞的和最危險的罷工。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假使給予適當的補償，所有的人都會接受國有化的原則。大家爭論的問題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在於實行國有化是否確實比依靠私人經營和競爭，更能為整個國家創造一個更有利的事業。煤礦國有化將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事務，除非事實能夠證明這是我們贏得戰爭勝利的唯一方法，並使下院和全國信服和負責的大臣滿意，否則，我們不經過一次大選，就沒有正當的理由來實行國有化的辦法。而在目前要舉行一次大選則是非常困難的。……
我聽說，並且也能很好地理解，在礦工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憂慮，即他們個人和他們的企業在戰後將會遇到什麼命運。
上次大戰後，他們曾有慘痛的經驗，這種經驗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不斷地折磨他們，並且大大地影響了他們認為採礦是一種謀生手段的整個概念。我知道，這種憂慮是存在的。我們每人都可以清醒地躺在床上設想一下，我們在戰爭結束以後將遭到的那種惡夢似的可怕情景，每個人到那個時候也都有他自己的困難和憂慮。但是，以我為例來說，由於我是一個樂觀者，我不認為和平將會像戰爭那樣糟，而且我希望，我們也不會使它那樣糟。上次大戰以後——我在上次大戰的整個期間，處於負責地位——幾乎每個人都盡量地使自己的行為不端，而國家也時常陷於幾乎無法控制的地步。這次戰爭以來，我們從上次大戰的經驗中，已經獲益不淺。因為有了過去的經驗，我們作戰的成績比過去好得多。我們也要充分吸取上次和平時期發生的事情所帶來的慘痛教訓。我們用當時的政府以極大的代價換來的經驗武裝自己以後，將使得從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比我們上次所作的更有秩序和更有紀律。
我說這樣的話的時候，並不是在譴責當時的政府。
但是礦工們卻在憂慮他們的前途。英王陛下政府向他們保證，現在的管理制度，加上任何可能採取的改革，在戰後將繼續保持下去，直到議會對這一企業的未來結構作出決定時為止。這意味著，或者由各大政黨協商解決，或者舉行大選，由人民自由選擇政治理論和政治領袖。但是，無論如何，在這一切還沒有實現以前，煤礦企業的現行制度不會發生任何決定性的變更，而且也不會取消其中包含的關於繼續就業、工資和利潤限制的任何保障。我非常渴望我們大家在這方面共同努力。
這個聲明緩和了當時存在的緊張情緒，我今天重溫這篇演說，感到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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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10月28日，還需要考慮重建下院大廈的問題。
一枚炸彈偏巧把我在其中度過了一生大半時光的下院炸成了一片瓦礫。我決心要在我們的鬥爭所能允許的條件下，盡早地把它重建起來。目前我有權力為事物進行永久性的規劃。在絕大多數出身於議會的同僚的支持下，又得到了艾德禮先生的真誠協助，我打算重新確定，英國下院的建築形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應當遵循的兩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它必須是長方形，而不是半圓形的；第二個原則是該建築物只能容納大約三分之二議員的席位。這種主張長期以來使外國人感到驚奇，因此我在這裡記述一下。
下院建築有兩個主要的特點會獲得深思熟慮和經驗豐富的議員們的贊同與支持。第一是，它的形狀應當是長方形，而不是半圓形的。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這是一個有力的因素。半圓形的議會會場，對政治理論家很有吸引力。它能使每個人或每個集團圍繞著中心移動，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而採取各種不同程度的態度。我是一個衷心擁護政黨制度而不擁護集團制度的人。我曾經見過許多認真的和生氣勃勃的議會被集團制度斷送了。議會的長方形會場，對於政黨制度非常有利。
一個人經過那些不易覺察的各個等級，從左面移到右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從這邊的席位走到對面的席位，則是一個需要嚴肅考慮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一個知情者，因為我曾經歷過那個困難的過程，不只一次，而是兩次。推理同習慣比較起來，是一種拙劣的指導。許多國家從推理出發，建築了半圓形的議會會場，每個議員不但有席位可坐，而且往往有桌子可供寫字，又有桌面可供敲打，根據我們在議會的故鄉與發源地對議會的理解看來，這種推理則是議會政治的一個致命傷。
按照下院的形狀所建成的議會會場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不應當大得足以同時容納它的所有議員而不感覺擁擠；而且也不應當為每個議員保留一個單獨的席位。造成這個特點的原因，對於不懂內情的局外人，很久以來一直是一個謎，而且也常常激起新議員的好奇心，甚至他們的批評。但是，如果你從實際觀點來觀察的話，這也不難理解。如果下院大得足以容納它的所有議員，那麼在進行辯論時，十次就有九次，會使人感到彷彿是在一個幾乎完全空曠或半空曠的議場那種蕭條冷落的氣氛中進行的。在下院，一篇好的演說的要素在於談話式的風格，在於可以讓人活潑地和非正式地插話和交談。在講壇上發表長篇大論，並不是代替談話式的風格的一個好辦法，而我們的許多事情就是在談話中解決的。但是談話式的風格需要一個相當小的空間，同時應當在重要的場合下，有一種擁擠和緊迫的感覺，而且還應當使人們有這種感覺：許多重要的問題在下院談過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裡及時地決定了。
不管怎樣，這個問題像我所希望的那樣解決了。
※ ※ ※
在這些繁忙的日子裡，我想到，既然我們的最後勝利現在看來已有把握，我們應當詳細研究隨著勝利的來臨將要同時發生的一些問題。關於這些已隱約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曾擬了兩份備忘錄給我的同僚們，現在抄錄如下，作為本章的結束。
戰爭時期——過渡時期——和平時期
首相兼國防大臣的備忘錄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應該作好準備，以便處理在戰爭結束時落在我們身上的任務。緊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復員計劃，同時應當考慮到我們無疑地要在敵人的領土內保持相當數量的駐軍。
（2）應當為本島居民提供超過戰時定量標準的糧食供應。
（3）應當重新開展出口貿易和恢復我們的商船隊。
（4）應當普遍地將工業從戰時生產轉為平時生產，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過渡期間，應為身體健康、希望就業的人，尤其是退伍軍人，提供就業機會。
關於戰後數年內糧食和就業這兩個最高目標所需要的任何決定，我們現在就必須作出，不論它是否會牽涉到立法手續，而且也不論它是否會引起爭論。
2．與這些方面有關的各部和各委員會已經作了許多工作。我們必須注意：不要讓這些緊急的實際任務被政黨政治攪亂和掩蓋起來，或者由於無盡無休地討論關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長期計劃，而被擱置起來。
3．事實上，存在著三個階段，即：
（1）戰爭階段，
（2）過渡階段，以及
（3）和平與自由階段。
本屆政府和議會完全有資格為過渡期間作好一切必需的準備；如果發現我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對此應該嚴肅負責。在過渡期間（一切準備工作到時將會完成），應當盡早地舉行大選，以便選民對於我們戰後和過渡時期以後的社會將要採取的形式，表示他們的意願。
4．我們不知道，這次選舉是否將根據現在組成聯合政府的各個政黨經過協議所提出的一個綱領來進行競選，還是必須由下院的本屆多數黨領袖在選民的面前提出他們自己的綱領。不管採用哪種辦法，很可能會宣佈一個「四年計劃」。這個「四年計劃」，除了實行過渡時期中所必需的許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時也包括一系列關於發展和改革的巨大決定。無論從這個或那個角度來看，這些關於發展和改革的決定，將塑造我們戰後和過渡時期以後的社會形式，因此，新議會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時，還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關於教育、社會保險，以及我們遭到毀壞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問題等等，已經取得或將要取得相當廣泛的大體上一致的意見。在目前的戰爭時期，應當對這些措施盡量做好準備工作，而且要通過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過渡時期的最初階段就能實行。
6．現在很難預料，在對德戰爭結束以後，對日戰爭究竟要持續多長時間。也許比較妥當的辦法是，將過渡時期確定為擊敗德國以後的兩年，或從1944年1月1日起以後的四年，以便據此進行工作，不論是哪一個時期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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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後，我決定任命一位建設大臣，他的辦公地點將成為過渡時期各項計劃的中心。伍爾頓勳爵領導糧食部的工作，曾獲得人們廣泛的滿意和普遍的信任。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似乎具備能夠協調和推動許多有關部門活動的才幹和經驗。他於11月12日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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