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為1942年和1943年制訂一致行動的計劃——「合金管」：原子彈——我在6月16日給國王的信——飛往華盛頓——在海德公園的一次顛簸的降落——與總統同車出遊時所思考的重大問題——原子裂變的早期歷史——6月20日與羅斯福總統和霍普金斯的會談——「重水」和一無所成的危險——美國製造原子彈的決定——我對於總戰略計劃的筆記——托卜魯克的陷落——患難之交——關於未來戰略的一次會談——同艾森豪威爾與克拉克的初次會見——我把橫渡海峽進攻的文件交給他們——又舉行了幾次晚間會談——6月22日報紙上的醒目標題——6月24日參觀傑克遜炮台——對美國陸軍組織工作的讚頌——奧金萊克的來電——我對他的再度保證——6月25日又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平安飛回國內。
我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為1942—1943年的作戰行動達成最後的決定。一般的美國當局，特別是史汀生先生和馬歇爾將軍都急於立刻在某些計劃上作出決定，從而使美國能在1942年同德國在地面上、在空中大舉進行交戰。做不到這一點，美國三軍參謀長就有認真對「德國第一」的戰略考慮進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問題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問題。「合金管」是後來稱之為原子彈的密碼代號。
我們的研究和試驗現在已經達到必須同美國訂立明確協定的地步；人們認為，只有我親自同總統商討，事情才能成功。戰時內閣竟在沙漠大戰方酣之際，決定我應當在帝國總參謀長和伊斯梅將軍的陪同下離開祖國和倫敦，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我們對於解決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嚴重的戰略問題是如何重視。
在這些極其困難的日子裡，事態緊急，危機四伏，我於是決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這意味著我們只有二十四小時得不到充分的情報。為了使消息能從埃及立即轉來，為了使所有的報告及時發出，迅速譯出，我們已經作了各種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預計或事實上要採取決定時，發生有害的貽誤。
在習慣上，首相往往不向國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繼承人，除非他被要求這樣做。因為，這是戰爭時期，為了回答國王在最後一次每週例行的謁見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發出下列的信件：
唐寧街十號，白廳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將開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請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議，將組織新政府一事委託給現任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先生。在我看來，他是下議院最大政黨和我所榮幸主持的聯合政府中一位傑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當前這危險時期所需要的果斷、幹練、才智來處理陛下的事務
你的忠實的臣僕
溫斯頓·丘吉爾
我雖然在此時已瞭解到1月間從百慕大飛回時曾冒了危險，但我對正駕駛員凱利·羅傑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飛機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來負責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還有：陸軍部計劃局局長斯圖爾特准將（他後來從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飛返國內時遇難）、查爾斯·威爾遜爵士、馬丁先生和湯普森海軍中校。我們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離開斯特蘭拉爾。當時圓月當空，天氣良好。我坐在副駕駛員座位上兩小時有餘，欣賞著光耀的海洋，思索著我的那些問題，也考慮到令人擔心的戰役。我在這個「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們到達甘德的時候。我們原本要在此處加油，但是，由於無需加油，就向機場打了招呼後，繼續前進了。在陽光之下飛行，日子顯得很長。我們在相隔六小時的時間裡，吃了兩次午餐，並打算在到達目的地後再吃晚餐。
最後兩小時是在陸地上空飛行的；大約在美國時間七點時，我們飛近了華盛頓。當我們向波托馬克河逐漸降落時，我注意到華盛頓紀念碑的頂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們的飛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凱利·羅傑斯上尉說，假如我們在世界上所有目標中竟然撞上了這個紀念碑頂，從而結束了我們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證，他當特別小心，注意避開它。這樣，我們在經過了二十七小時的飛行之後，終於安全而平穩地降落在波托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勳爵、馬歇爾將軍和美國幾名高級官員在這裡歡迎我們。我到英國大使館去進晚餐。那時天已太晚，來不及飛往海德公園去了。我們讀了所有最近的電報——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然後，愉快地在露天進了晚餐。英國大使館建立在高地上，那是華盛頓最涼爽的地方之一；在這一點上，同白宮比較起來是令人非常喜愛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飛往海德公園去。總統已經在當地的飛機場上，看著我們在我所經歷的顛簸最厲害的情況中著陸。他極其熱忱地歡迎我，並親自駕駛汽車，把我送過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斷崖絕壁之處，他在海德公園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兒。總統為了讓我觀看海德公園的優美景色，驅車同我駛遍公園各處。在這次驅車出遊中，我有許多時刻陷於沉思之中。羅斯福先生素患殘疾，不能用腳使用車閘、離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卻特別強而有力，能敏捷地應付一切情況。他要我試試他的膂力，說一位著名的優勝拳擊師也對之非常羨慕。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認，有幾回汽車在赫德森河那一邊的懸崖處，在草地邊緣調動車身或倒車的時候，我真希望汽車的機械或車閘不會出毛病。我們一直在談論公務；雖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駕車時分心，但我們在談話中所取得的進展，也許比正式會談的收穫更大。
總統聽說我偕同帝國總參謀長前來，非常高興。他回想起青年時代，總是興趣倍濃。總統的父親曾經在海德公園款待過布魯克將軍的父親。羅斯福先生因此對這位已經達到這樣高地位的父輩友人之子會見，顯出熱切的興趣。兩天後會面時，他以最大的熱忱來接待他，而布魯克將軍的人格和風度也對他形成了一種幾乎親密的情誼，這對事務的進行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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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將我所要達成決議的種種要點告訴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轉告總統，以便先行準備，使總統對各個問題心中有數。在這些問題中，「合金管」是最複雜的問題之一，並且，如後來所表明的，也是絕對重要的問題。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廣島中了一枚原子彈而成為廢墟之後所發表的聲明來說明當時的情況：
到1939年這一年，由原子裂變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為各國科學家廣泛地承認了。不過，在這種可能性變為實際的成就之前，有待解決的問題是形形色色並且是大量的，而且，幾乎沒有科學家在當時敢於預言：到1945年時會有一枚原子彈製造成功，可供使用。雖然如此，這個計劃的潛力是這樣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確地認為，儘管對於我們科學界的人材有著許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還應當繼續進行。在這一階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們的大學裡進行的，主要的大學是牛津、劍橋、倫敦（帝國學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聯合政府成立之時，由飛機生產部負責工作的聯繫和推進，而由喬治·湯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學家們所組成的委員會作為顧問。
同時，根據當時普遍的協議，大學進行科學情報的搜集，在聯合王國和美國進行此項工作的科學家之間，也充分交換了意見。
到1941年夏季，已經達到這樣的進展：喬治·湯姆森委員會已能夠報告說，在他們看來，在大戰結束以前製造出一枚原子彈，已經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負責使我不斷掌握所有這些和其他技術發展情況的徹韋爾勳爵報告說，我們正獲得巨大的進展。當時的樞密院長約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負責各個技術委員會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也考慮到我們最近已準備充足的普通高級炸藥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備忘錄向參謀長委員會提到這項問題：
伊斯梅將軍，轉參謀長委員會
我個人雖然對現有的炸藥感到十分滿意，但我覺得我們不應阻礙這方面的改進，因此，我認為，應該依照徹韋爾勳爵所建議的方式採取行動；而且，負責此事的內閣大臣當是約翰·安德森爵士。
我願知道參謀長委員的意見。
三軍參謀長建議，在極其優先照顧的條件下，立即採取行動。我們因此在科學和工業部門設立專門機構來指導這項工作，而卜內門公司也同意調出W．A．艾克斯先生來負責這個我們為保密的原故而稱之為「合金管局」的工作。約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擔任樞密院長之後，轉任財政大臣，我要求他繼續主管這項工作，因為，他對此項工作特別能勝任。在他的主席職位之下，還設立了一個咨詢委員會，作為他的顧問。
1941年10月11日，羅斯福總統寫信給我，建議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應當聯合進行。因此，英美雙方所有的工作都聯合起來了，而且，一些有關的英國科學家到美國去了。到1942年夏季，這個擴大了的研究計劃也以更確切、更廣泛的基礎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種大有前途的預言，而且，已經到了必須作出是否著手建設大規模生產工廠的決定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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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和總統在海德公園相會時，我們已接觸到這一問題。
我隨身攜帶有文件，但是，由於總統還需要從華盛頓獲得更多的情報，討論還是得延遲到次日，即20日舉行。午餐後，在樓下一間突出的小小的房間裡，我們舉行了會談。這房間陽光照不到，非常陰暗。羅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間那麼大的書桌旁邊。哈里在其背後坐著，或者立著。我的這兩個美國朋友似乎不介意這種酷熱的氣候。
我對總統大致說明了我們已經取得的巨大進展的情況，而且，我們的科學家現在肯定地確信，在這次大戰結束之前就可以產生出成果來。他說，他們這方面的人們也有進展，但是，在全面進行試驗以前，無人能說是否會碰到什麼實際的問題。我們兩人都深深感到會有一事無成的危險。我們知道，德國人在以怎樣的努力來獲得「重水」的供應——「重水」是一個可怕的、罪惡的而又不尋常的名詞，它已不知不覺地開始在我們的秘密情報中出現了。假如敵人先於我們獲得一枚原子彈，將是怎樣的情況呢？無論人們對於科學家的斷言如何懷疑，這些斷言在科學家們之間也爭議紛紛，而且用外行人所難於理解的行話術語表達出來，但是我們在這個令人可怕的活動範圍之內，總不能冒落在別人後面這個致命的危險。
我竭力主張，我們應當立刻搜集所有情報，在平等條件下共同工作，如果獲得任何結果，要平等地分享。於是，關於研究工廠應建在何處的問題又產生了。我們已經知道必須擔負的巨大費用，以及隨之必須從戰時工作其他系統方面大量地調撥資源和人才。鑒於英國正遭受頻繁的轟炸和敵機的不斷偵察，似乎不可能在英倫三島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廠。我們認為，我們自己至少也和我們偉大的盟邦同樣地先進，而且，當然工廠也可建設在加拿大。加拿大通過自己積極採集的鈾的供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於一個在大西洋兩岸的科學家都不能保證成功的計劃，既要花費數百萬英鎊，更要佔用寶貴的作戰能力，真是難於作出決定。
儘管如此，如果美國人不願從事冒險，我們當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繼續前進；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異議，那麼就可以在大英帝國的其他部分設立工廠。不過，當總統說出他認為美國決心要建設工廠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們於是共同作出了決定，達成了協定的基礎。我將在後一卷中繼續敘述這件事。但是，與此同時，我深信不疑，正是我們把我們在英國所取得的進展和我們科學家對最後成功的信念告訴了總統，使他作出了重大而決定命運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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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將下列關於我們面臨的迫切的戰略決定的照會提交給總統：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隻接連不斷地大量沉沒，已成為我們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險。為了減少除實際戰鬥中必然會遭受的損失以外的船隻沉沒事件，現在有什麼進一步措施可以採取？護航制度何時開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實行？有無應當減少的不需要的貨運？我們是否應當減少商船噸數來建造更多的護航艦隻？如果如此，要減少到何種程度？
2．我們必須堅持準備「波利樂」作戰計劃，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執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執行。這項計劃的全部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正在進行安排，準備在9月初以六個或八個師的兵力在法國北部海岸登陸。不過，英國政府不贊成肯定會引起災難的軍事行動，因為，不管俄國人處於何種境地，這對他們都沒有幫助，而且會連累到法國人，使他們遭到德國人的報復；加之，還會嚴重地推遲1943年的主要戰役。我們堅決認為，除非我們將在法國呆下去，今年在法國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登陸。
3．除非德軍完全喪失士氣（這一點還沒有可能），迄今為止，沒有一個負責的英國軍事當局能夠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戰計劃。美國參謀長們有什麼計劃嗎？他們將對哪些地方進行攻擊？什麼樣的登陸艇和艦隻可供使用？誰是準備指揮這場軍事行動的軍官？需要英國出什麼軍隊，給什麼樣的援助？假如能夠找到一種適當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計劃，英王陛下政府將熱誠地歡迎它，並當充分地分擔美國戰友的危險和犧牲。這始終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訂不出任何負責當局均有極大信心的計劃，因而1942年9月在法國不可能有大規模的戰鬥，那麼，我們還應當幹些什麼呢？難道我們能在1942年期間聽任大西洋戰場無戰事嗎？是否我們應當在「波利樂」計劃的總體制之內準備某些其他的軍事行動，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陣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減輕俄國人的負擔？正是在這種環境和背景之下，應當對法屬西北非的軍事行動加以研究。
※ ※ ※
20日深夜，總統的專車把我們送回華盛頓；我們於第二天早晨八時左右到達華盛頓。我們在嚴密的護衛之下，到達白宮。我又被安置在覽敞的有空氣調節設備的房間裡，那裡的溫度約30°，比白宮其他大多數房間的溫度均低；我在那裡舒適地居住著。我用一小時的時間閱讀報紙和電報，然後進早餐，在過道裡找到哈里，然後到總統的書房裡去看望他。伊斯梅將軍與我同來。不一會兒，一封電報送到總統的手中。他一語不發地把電報交給了我。電報上寫著：「托卜魯克投降，二萬五千人被俘。」這是令人驚異的，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會是真的。我於是讓伊斯梅打電話到倫敦去詢問。幾分鐘內，他將在亞歷山大港的哈伍德海軍上將的下列來電帶來了：１
１5月31日，哈伍德海軍上將繼坎寧安海軍上將任地中海艦隊司令。
托卜魯克已經陷落，情況惡化，亞歷山大港可能即將遭到嚴重的空襲；鑒於月圓的時期即將來臨，我正調遣所有東方艦隊到運河以南，以防萬一。我希望英王陛下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在本週末能夠駛出船塢。１
１哈伍德海軍上將因為亞歷山大港此時會遭到在戰鬥機掩護下的俯衝轟炸機的襲擊，才作出這種決定。
這是我在大戰期間所能回憶起來的最大打擊之一。它不僅在軍事上的影響是嚴重的，而且，它還影響到英國軍隊的聲譽。在新加坡，八萬五千人對數量處於劣勢的日軍投降了。
現在在托卜魯克，二萬五千名（實際上是三萬三千名）久經風霜的士兵向為數也許只有他們的一半的敵人繳了槍。如果這是沙漠軍隊士氣的典型，那麼，非洲東北部所面臨的災難將更無法應付了。我並未企圖對總統掩飾我所受到的震驚。這是痛苦的時刻。失敗是一回事；恥辱則是另一回事了。沒有什麼比我這兩位美國朋友的同情心和俠義之情更可珍貴的了。他們沒有責備，也沒有說出什麼不遜之言。羅斯福說：
「我們將做些什麼來幫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盡可能地將你們能夠拔出的『謝爾曼』式坦克給我們，盡快地把它們運到中東去。」總統派人去請馬歇爾將軍來。幾分鐘之內馬歇爾將軍來了，總統就將我的要求告訴他。馬歇爾回答道：「總統先生，謝爾曼式坦克只是剛投入生產。第一批幾百輛已經分撥給我們的裝甲師了，在此之前他們只好安於陳舊的裝備。要從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為難的事。儘管如此，假如英國急於需要，我們自當設法；此外，我們還可以給他們一百門105厘米口徑的自行火炮。」
為了把這件事說完全，我必須做這樣的聲明，美國人的行動是勝過言辭的。發動機還沒有安裝好的三百輛「謝爾曼」式坦克和一百門自行火炮裝上六艘美國最快的船隻，開往蘇伊士運河去了。一艘裝有所有坦克發動機的船隻，在百慕大附近為潛艇擊沉。不用我們說一個字，總統和馬歇爾將軍把另一批發動機裝在另一艘快船上，並讓他們去趕上運輸船隊。「患難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 ※ ※
其後不久，布魯克將軍和哈里·霍普金斯與我們一道開會，商討未來的戰略問題。伊斯梅將軍關於軍事上的結論保存了一份記錄。
1．關於1943年「波利樂」作戰行動的計劃和準備工作的規模愈大愈好，要極迅速地全力推進。不過，主要的是美國和英國應當準備在1942年採取攻勢。
2．1942年在法國或低地國家的作戰行動如能成功，會比任何其他戰場的作戰行動產生更大的戰略上與政治上的收穫。關於這一戰場的各種計劃和準備方案，應當以各種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機智來推進。還必須以最堅決的努力來克服這種行動中顯著的危險和困難。如果可能訂出健全而明智的計劃，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付諸實施。反之，如果經過詳盡的檢查表明，即使竭盡全力，勝利也未必可能，我們必須準備另一個計劃。
3．關於法屬北非（「體育家」作戰計劃）戰役的可能性，將要仔細地、有意識地進行審查，而且，各種計劃應盡可能早日具體完成。用於「體育家」作戰計劃中的軍隊主要可以從尚未離開美國的參加「波利樂」作戰計劃的軍隊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亞半島的戰鬥行動的可能性，也應由聯合參謀部仔細加以考慮。
4．計劃「波利樂」作戰行動一事仍集中於倫敦。計劃「體育家」作戰行動則集中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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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當我們在午餐後閒坐無事時，哈里對我說：
「總統很希望你會見兩位美國軍官，因為他們在陸軍中、在馬歇爾和總統本人那兒都極受重視。」於是，在五點鐘，艾森豪威爾少將和克拉克少將被帶到我的有冷氣的房間裡來了。我立刻對這兩位傑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認識的人士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兩人都從總統那兒來。他們都是初次會見總統。我們談論的幾乎完全是1943年橫渡海峽進攻歐洲大陸的事。這件事當時被稱之為「圍殲」作戰計劃，而他們的思想顯然集中在這一方面。我們很愉快地談論了一個多小時。為了使他們相信我個人關心這個計劃，我把我在出發前兩天，即6月15日寫給三軍參謀長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給他們；在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對於這樣一種戰鬥行動的方法和規模的初步想法。無論如何，他們對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滿意。當時，我認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擊的時期。我認定，這兩位軍官將要在這次戰鬥中起重要的作用，而這正是他們所以被介紹和我相識的理由。因此，我們之間開始了一種友誼；這種友誼歷經戰爭的成敗，我極其滿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個月以後，在英國，艾森豪威爾將軍顯然急於考驗我的熱忱，問我是否願意把我那個文件送一份副本給馬歇爾將軍。我照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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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九時三十分，我們在總統室內舉行另一次會談。美國三軍參謀長都參加了這次會談。討論了有關海軍形勢和在美國東海岸附近德國潛艇擊沉船隻的驚人消息。我極力主張，金海軍上將應當立刻把護航制度擴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他完全同意，但認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適宜的護航船隻的時候。
夜晚十一時三十分，我又和總統舉行了一次會談。馬歇爾、金、阿諾德、迪爾、布魯克和伊斯梅都參加了。會談集中地圍繞著中東局勢的惡化上，以及繼派遣受過沙漠戰爭特殊訓練的第二裝甲師之後，再派遣大批美國軍隊到那個戰場去的可能性問題。一致同意關於這種可能性要特別結合航運形勢加以仔細的研究，而且，與此同時，經過總統的完全同意，我當通知奧金萊克將軍，他在8月間可望得到一個受過高度訓練的、有「謝爾曼」式和「李」式坦克裝備的美國裝甲師的增援。
※ ※ ※
與此同時，托卜魯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響。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總統房間裡與他共進午餐。不一會兒，戰時情報局局長埃爾默·戴維斯挾了一束紐約報紙來了。這些報紙刊載著令人注目的標題，什麼「英國一片憤怒」，「托卜魯克的陷落可能導致政府改組」，「丘吉爾將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馬歇爾將軍已邀請我去參觀南卡羅來納的一個美軍兵營。我們將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車出發。戴維斯先生嚴肅地問我，鑒於國內的政治局勢，我是否還認為應該履行原先經過精細安排的訪問日程。當非洲和倫敦都發生了如此有重大影響的事情時，我如果在美國檢閱軍隊，是否會引起誤會？我回答說，我肯定要進行計劃中的檢閱，而且，我懷疑我是否能夠激怒二十幾位議員到議會來在信任問題上反對政府。事實上，這正是對政府不滿的人們最後終於湊集的大致數字。
於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車到南卡羅來納去了。下一天早晨，我們到達傑克遜炮台。火車停在空曠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車站上。這一天天氣酷熱，我們下車後直向檢閱場走去，這使我回想起炎熱氣候下的印度平原。我們先走到一個涼篷下，去檢閱美國裝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後，我們觀看跳傘演習。他們很令人感動，也叫人信服。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千人同時在空中跳傘。他們給我一個「報話機」讓我背著。這是我第一次使用這樣一種方便的工具。下午，我們觀看大批美國師進行實彈野戰演習。結束時我對伊斯梅說（關於這一件事的敘述，我當向他致謝）：「你有什麼感想？」他回答說：「用這些軍隊來對付德國軍隊，真是叫他們去送死。」
對此我回答說：「你錯了。他們是特殊的材料，很快就能學會的。」不過，對於我的美國主人，我始終強調說，培養一個兵需要兩年或更多的時間。我們在南卡羅來納所看到的那些軍隊，兩年以後，他們的舉止肯定會同老兵一樣。
我必須在此處記述一下我在戰後1946年所說的話。那時我以一個在野的私人身份受到正在華盛頓五角大樓開會的美國三軍長官們的接待。
我對美國軍隊的組建方式極為欽佩。我認為這是組織工作的奇跡，即興之作的奇跡。一個強大的國家願意籌建大批軍隊，由於有金錢、時間、紀律和忠誠，能夠建成大批軍隊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戰前不久美軍只有幾十萬人，在這樣一支規模不大的軍隊的基礎上，建成一支幾百萬人強大的軍隊，這種速度在軍事史上是一個奇跡。
兩三年以前，我來到美國，曾經同馬歇爾將軍參觀在南卡羅來納訓練的美國陸軍軍團，在那裡我們看到你們也許會稱之為「大量生產」的各個師的情景。它們在大規模而迅速地輪訓中組成，並且進一步向完善的階段前進。我見到這支強大軍隊的建成——從原有人數很少的基礎之上，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建成這支強大的軍隊，他們在各個戰場對敵作戰中總是戰無不勝。這是每個國家的軍人都應當永遠懷著欽佩而羨慕的心情來學習的一種成就。
但是，那還不是全部經歷，甚至還不是其經歷的最大部分。建立大批軍隊是一回事；領導和管理他們則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來，還有一個尚無法解釋的奧秘，那就是，美國在平時只保持著很少的軍事工作人員，怎麼能夠不但建立各種陸軍和空軍部隊，而且能夠選出領導人和大批工作人員，憑這些人員就能管理大批軍隊，還能把他們調到比戰前這些軍隊到過的更遠的地方，調動得非常迅速。
※ ※ ※
24日下午，我們飛回華盛頓。在那兒，我收到各種報告。
有一封是奧金萊克將軍的來信：
奧金萊克將軍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這樣危急的時期，由於我所指揮的軍隊遭到嚴重的潰敗，使你受到沉重的打擊，對此我負疚實深。除了敵人現在已佔領托卜魯克之外，我恐怕現在的情勢和我在一年前接任司令時相同；而托卜魯克對敵人說來是非常有用的，這不僅是從供應方面來說，而且也由於敵人無須再派軍隊去牽制這個地方了。……
在解釋他的部署之後，他又說道：
對於你和美國總統，我們深為感激；因為你向他建議給我們以慷慨的援助，而且，你還正在安排把它們盡快地送給我們。正如同「格蘭特」式坦克和「李」式坦克將從印度調出那樣，美國第二裝甲師的確是受歡迎的援軍。你保證印度步兵師和印度裝甲旅現在無須調回印度，這大大減輕了我在伊拉克和波斯方面，特別是在產油地區治安問題方面的困難。
特德空軍中將通知我說，調撥飛機到這個戰場，將無限地增強我們的力量。
我個人衷心地感激你在去年給我的幫助和支援，並且，對上月所遭受的失敗和挫折深表遺憾。我對此應負全部責任。
在我離開華盛頓之前，我使奧金萊克確信我對他完全信任。
首相致奧金萊克將軍 1942年6月25日
我通知你，美國總統曾建議將美國第二裝甲師撥給你，而且，該師將於7月5日左右調往蘇伊士運河區。我們覺得在下個月內運送這個師，存在著極大的困難。馬歇爾將軍於是提出了一項建議，而帝國總參謀長認為，從你方面考慮，這項建議更為有利，因為，你將得到大量最現代化的裝備，同時，你從英國所得的增援也不受影響。我們因此接受了下列的建議。
美國人將運送三百輛「謝爾曼」式（M4）坦克和一百門105厘米口徑的自行榴彈炮到中東，作為一種緊急的行動。這些裝備將在7月10日左右用從哈瓦那運糖船隊中撥出的兩支海上輜重船隊運往蘇伊士運河區；其航行速度分別為每小時十五海里和十三海里，而且盡可能加速開行。少量的美國必需人員將護送這些坦克和大炮。……
切勿對國內事務的發展稍存顧慮。不管我在戰爭是怎麼打的、或者是否應當更早一些打等問題上有些什麼看法，你都獲有我充分的信任，我也充分分擔你的責任。……
請告訴哈伍德，我對於亞歷山大港方面過分的沮喪和驚慌的氣氛，以及海軍急於撤往紅海等報告，頗為不安。雖然可以採取各種預防措施，雖然「伊麗莎白女王」號應該盡早出塢，但我相信應該保持一種堅定而有信心的態度。總統從羅馬得到的情報說，預料隆美爾在可能猛攻馬特魯陣地之前，可能要拖延三四周之久。我想，拖延的時間或許要更長一些。
我希望這次危機將會促使在尼羅河三角洲所有的軍事人員和一切可以作戰的忠誠的人力鼓起最大的戰鬥精神。你在中東領軍餉的人已超過七十萬。凡能作戰的男丁都應培養成為不怕死的、為勝利而戰的戰士。沒有理由不派幾千名軍官和後勤人員去增強各營與各工作部門的實力，以使防守馬特魯陣地的各個部隊得到增援。你現在的處境正如我們在萬一英倫三島遭到侵犯時的處境一樣，而且，應當充滿著同樣緊張而果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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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我會見我們自治領和印度的代表們，並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戰委員會的會議。那天晚上，我到巴爾的摩去，我的水上飛機停泊在那兒。總統在白宮熱情地和我告別，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裡爾·哈里曼則來送行。那條狹長的而且有遮蓋的通到河裡的臨時跳板，由美國武裝警察嚴密地護衛著。似乎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警官們神態嚴肅。在我們起飛之前，有人告訴我說，一個值班的便衣人員被逮捕了；這個人手指摸弄著手槍，口中喃喃地說他要「幹掉」我，還說了些其他不好聽的話。警察向他猛撲過去，將他逮捕了。後來，發現他是個瘋子。瘋子在公職人員看來特別危險，因為，瘋子對叫「走開，走開」是不理會的。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飽餐一頓新鮮的龍蝦之後又起飛了。此後，我在想吃的時候——那就是，在正常兩餐之間的時間裡——吃了點東西，而且，什麼時候能睡就睡。在飛過北愛爾蘭之後，黎明時臨近克萊德河，那時我就坐在副駕駛員的座位上。飛機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車在等著。我的私人秘書之一，佩克也在那兒；還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報紙。一小時內，我們又出發到南部去了。由於在莫爾頓選舉中的徹底失敗，我們喪失了一個補缺選舉的席位。這是托卜魯克的副產品之一。
這似乎是我的一個倒霉的時期。我躺在鋪上，隨便翻閱了一會兒公文，然後睡了四五小時，一直睡到倫敦。睡眠是多麼幸福啊！戰時內閣人員在月台上歡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內閣辦公室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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