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政府的力量——一長串軍事失利和潰敗——6月25日，一項方便的不信任動議——撤回動議的建議遭到拒絕——克裡普斯爵士的報告——7月1日，第一天辯論——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的動人演說——拙劣的節外生枝——羅傑·凱斯爵士作為附議者——一種矛盾的情況——溫特頓勳爵的攻擊——霍爾—貝利沙先生的攻擊——我結束辯論——議會中無拘無束的自由討論——我們的意外的災難——托卜魯克出人意外的陷落——美國關於英國情況的歪曲報道——缺乏坦克與戰前的根源——奧金萊克和裡奇——我要求表決——我為我的國防大臣一職辯護——只有二十五張反對票——我的美國朋友的欣慰——歷史的巧合。
充滿尖刻文章和刺耳聲音的報紙上的議論和批評，在下議院裡得到二三十位議員的附和，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員則抱著相當陰鬱悲觀的態度。在這個時機，一個由一黨執政的政府，如果不經過一次投票，就會像1940年5月迫使張伯倫先生交出權力那樣，在一陣激烈的議論中被推翻。但是，民族聯合政府經過2月份的改組而有了加強，它的團結一致的力量是巨大而有壓倒的優勢的。所有主要的大臣都團結在我的周圍，絲毫也沒有不忠誠和不堅定的想法。我似乎已取得所有充分瞭解情況關心局勢演變並且分擔責任的人們的信任。
沒有一個人動搖不定，也沒有陰謀的私議。我們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牢不可破的團體，能夠抵制任何外來的政治攻擊，能夠經受每一種挫折，為共同的事業而堅持不屈。
我們已經遭到一長串的失利和潰敗——馬來亞、新加坡和緬甸；奧金萊克在沙漠戰役的失敗；未曾解釋，也難以解釋清楚的托卜魯克戰役；沙漠軍隊的迅速潰退，以及我們在昔蘭尼加和利比亞所有佔領地的丟失；向埃及邊境退卻四百哩；五萬餘人的傷亡和被俘。我們損失了大量的大炮、彈藥、車輛和各種儲備。我們又回到馬特魯，回到兩年前的舊陣地；
但是，這次隆美爾和他的德國軍隊乘勝利之勢，坐在繳自我們的汽車上，用的是我們供應的汽油，大多數時間中發射著我們的彈藥，向我方進逼。只要再少許前進一些，再取得一些勝利，墨索里尼與隆美爾就會攜手同進開羅或者開羅的廢墟。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在我們遭到驚人的挫敗以後，又面臨著正在發生作用的種種未知因素，誰能預言，這種局面如何發展呢？
議會的情勢需要立即明朗化。然而，在新加坡淪陷前不久曾經舉行過一次信任投票，很難再要求下院舉行另一次信任投票。可是，當心懷不滿的議員自行決定在議程單上規定投一次不信任票時，那就非常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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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議程單上列著一項動議，措辭如下：
下議院對於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皇家軍隊的英勇氣概和堅忍精神，雖然表示敬意，但是，對於中央有關戰爭的指揮工作，卻不予信任。
列名的是保守黨的一位有勢力的議員約翰·沃德洛—米爾恩。他是有權力的全黨財政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關於行政浪費和缺乏效果等案件的報告，我始終密切注意，予以研究。這個委員會有大量情報可供利用；而且，還同我們戰爭機構的外圍方面，有大量的接觸。當宣佈海軍元帥羅傑·凱斯爵士附議這項動議，而且前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贊助這項動議時，情勢頓時明顯起來，一場嚴重的挑戰業已開始。實際上，在某些報紙上，在議會走廊裡，已在傳播著有決定性的政治危機即將來臨等等議論。
我立即說，我們決定給以充分公開辯論的機會，訂於7月1日開會。我認為必須發布一項公告。
首相致奧金萊克將軍 1942年6月29日
當我在星期四下午四時左右在不信任投票辯論中說話時，我認為必須宣佈，你從6月25日起已接替裡奇擔任指揮。
埃及的戰爭危機漸趨惡化，而且，普遍地認為，開羅和亞歷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爾的刀光劍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確已準備飛往隆美爾的總部，打算參加這兩個城市，或者其中一個的凱旋入城式。看來我們在議會和沙漠前線都將在同一時間達到困難的頂峰。當我們的責難者瞭解到，他們將要面對我們團結一致的聯合政府，這時，有些人的熱忱消失了，而且，動議的提議人提出，如果埃及的嚴重局勢使公開討論成為不合時宜的話，就建議撤銷動議。然而，我們不打算讓他們輕易退避。考慮到將近三個星期以來，整個世界，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在焦急地注視著日益高漲的政治和軍事的緊張形勢，不使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爾先生致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來信交與戰時內閣，他們要我通知你，鑒於這種對政府的能力和權威的挑戰在數日以來已傳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將此事交付討論，立即得出結論，為此，已作好各種安排。
辯論開始以前，海軍中校金—霍爾起立要求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把他的動議推遲到當時在利比亞激烈進行的戰事結束之時。約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於國家利益願意推遲，他將立即勉強同意，但是，政府方面並未提出這種建議。我於是作如下的聲明：
我已仔細考慮過這一問題，而且一點也不感遲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勢的緊迫和嚴重而發出呼籲，辯論或許可以推遲。不過，這種投不信任票提案畢竟已列入議程相當時間了，而且，已經很快地傳遍全世界了。當我還在美國的時候，我親眼見到這個問題剛出現的時候所造成的強烈的激動情緒，雖說我們在國內的人對於我們制度的穩定性和我們今日政府的力量會有所瞭解，然而，我們國內的輿論，絕不是在其他國家所能分享與感受到的。現在，事情已發展到這種地步，而且一周多以來，這件事已成為世界每個角落的議題，依我看來，推遲決定比立即交付討論將更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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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把我的發言保留到辯論結束之時，我有機會來考慮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的報告，報告中列舉了他認為我將遭到批評的一些要點。１
１當我開始7月2日的發言時，得到了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議院和全國，無疑都有著十分龐雜的意見，但是，我們也明白，不信任投票無論如何絕不表示全國對新聞報導的普遍反應。同時，在莫爾頓補缺選舉中，政府候選人在總票數約二萬張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張，這種極重要的結果無疑是受到利比亞戰局的影響，也顯示出選舉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並不認為選舉人的情感在任何意義上是個人反對首相的情感，而是對某件事做錯了而產生的一般不滿情緒，要求毫不延遲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測到的而言，責難的情緒集中在下列六個主要問題上：
（1）·從·開·羅·來·的·過·分·樂·觀·的·新·聞·報·導——誠然這些電訊絕非官方電訊，但是，這些電訊必然是受到軍事當局提供給報紙的消息的影響；而且，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於引導新聞記者作出過分樂觀的報導，而官方公報又沒有起到糾正作用，來消除這些過分樂觀的情緒。一般所產生的印象是，軍事當局並沒有認識到戰局的嚴重性，而且，軍事情報也不準確，常常會使我們戰場上的指揮官作出錯誤的判斷。這種報道的總方針，無疑使托卜魯克的陷落和向馬特魯退卻的消息，引起了極大的震驚。
（2）·指·揮·的·才·干——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認為如果有較好的指揮才幹，隆美爾可能已被擊敗，特別是在根據奧金萊克將軍的說法，當時隆美爾已被打得筋疲力竭，處於危急萬分的時機。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揮，而且，整個戰役在防禦戰的基礎之上考慮得過多，而在危急的時機，卻沒有必需的反擊戰的勇氣。
這種責難使人們對於總司令或者陸軍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現代機械化戰爭的戰略和策略，產生了懷疑；也使人們想到，是否應當全部更換指揮官，代之以對機械化戰爭更有經驗和才幹的人員。
（3）·最·高·指·揮——上述（2）所述的責難反映出對於最高軍事指揮當局的廣泛懷疑，懷疑他們是否同樣也不合時宜，不能掌握對隆美爾及其軍隊作戰的正確方法。與此有關的是，空軍與陸軍的合作沒有達到可能達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統帥部方面，也還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計劃。
（4）·武·器——也許最強烈的責難是，在戰爭幾乎進行了三年之後，我們仍然在坦克與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處於劣勢；而且，這種劣勢是造成潰敗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發·明——還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雖然我們這個國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學研究工作者、科學家和發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裝備競賽方面，我們總是沒有充分利用他們的才能，而且，為了從這個戰爭的重要部門得到最大的好處，在組織方法上，還有改進的餘地。
（6）·空·軍——人們對奧金萊克將軍所說，我們在空軍方面士氣優良，可是卻不能阻止敵人前進，不知道如何自圓其說。這導致種種懷疑，如各種精密空軍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對俯衝轟炸機的整個懷疑和關於飛機型式的其他疑問。在這一方面，我們非常不安，由於我們對飛機的型式存著過分僵硬的觀點，這就使我們即使處於空中優勢，也無法像敵人那樣有效地進行空中的戰鬥。
鑒於我們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薄弱，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遠程飛機？這裡又產生了如何阻止敵方在利比亞的獲得增援的問題。
我認為，上述各點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較認真思考問題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幾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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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作了一次動人的演說，提出了主要的問題，開始了辯論。這項動議「並非攻擊在戰場的軍官們，而是明確地攻擊在倫敦的中樞機構；而且，我希望指出，我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倫敦方面，而絕不是在利比亞或其他地方。我們在這次大戰中所犯的第一個重大錯誤是讓首相兼任國防大臣」。他詳述了集中在這兩種職務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責任」。「我們必須有一位有力的專職人員擔當參謀長委員會的主席。我要求一個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牽制的人來任命陸軍將領、海軍將領等等。我要求一個強有力的人來負責皇家軍隊三軍，……他的力量強大到足以要求為勝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於讓海陸空軍將領們按自己的方案從事工作而不受上級不適當的干預。最重要的，我要求一個人，如果不能達到他所要求達到的目的，就應當引退。……我們之所以遭受損失，既由於缺乏首相對國內事務的慎密的審查，也由於缺乏從國防大臣或其他掌管軍隊的官員——不管官銜叫什麼——那裡得到應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過去幾個月來一系列的災難，實際上是過去兩年來的一系列災難，都是由於我們戰時行政中樞存在有基本缺點而造成的。」
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的這番話很中肯，但是，他接著又節外生枝地說，「如果國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軍總司令而無需擔任其他行政職務，這將是一項頗合人意的動議。」這一動議對於他所提的議案是有妨害的，因為，人們認為這是一項把王室牽涉到引起嚴重爭執的責任的建議。此外，幾乎享有無限權力的最高軍事統帥的任命與王室公爵聯繫在一起，似乎有幾分獨裁的意味。從這個時刻起，這個冗長而詳盡的控訴，就似乎失卻了一些力量。約翰爵士最後說：「下議院應當明確，我們需要一位把全部時間用來爭取戰爭勝利的人，來全權負責王室的各種武裝部隊；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人，請下議院給他權限，使他有權獨立地執行任務。」
羅傑·凱斯爵士附議這項動議。這位海軍元帥由於被撤去聯合作戰指揮官一職深感不快，而且，由於他在職之時，我常常不採納他的建議而更加不快；但是，我們之間的長期友誼使他在攻擊中有所約束。他的責難主要集中在我的專家顧問們的身上——當然指的是三軍參謀長。「在他出任首相期間，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執行足以使兩大戰役的全局改觀的戰略攻擊時，每次都由於他的法定海軍顧問們惟恐擔風險，不肯和他分擔責任而遭到挫敗，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這一論點與原提案人的論點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獨立工黨的一位議員斯蒂芬先生打斷髮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適當干涉軍事指揮為理由，建議舉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議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於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軍事指揮」。下議院顯然看出了這一點。
凱斯海軍元帥說：「我們希望首相安排好國內事務，再一次團結全國人民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這時，另一位工黨議員恰當地插了一句話：「動議是針對中央對於戰爭的指揮調度。如果這項動議實現了，首相必須辭職；但是這位高貴而俠義的議員，卻在向我們呼籲，讓首相留任。」羅傑爵士說：
「如果首相必須辭職，那倒成為可悲的災難了。」因此，辯論從一開始就鬧翻了。
雖然如此，辯論仍在繼續，而責難者卻越發爭先恐後地發言。新任生產大臣奧利弗·利特爾頓上校在論述對我們裝備問題進行的控訴時，作了一段暴風雨般的發言，具體而充分地說明了這一方面的情況。保守黨從他們的後排席位發出了對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發言。下議院的元老溫特頓勳爵恢復了攻擊的力量，並且集中攻擊我。「誰是實際主持納爾維克戰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現任首相，當時的海軍大臣。……沒有人敢於責備首相，因為那樣做必須依照憲法的規定。……不問我們什麼時候遇到災難，我們都會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切勿責備首相；我們正逐漸接近德國人的理智與道德狀態：『元首永遠是對的。』……我在下議院三十七年的時期中，我從來沒有見過像現在這樣企圖為首相開脫責任的情況。……在上次大戰中，我們從來沒有可以與現在相比的一連串災難。現在，看看政府用什麼來開脫責任吧——因為『元首永遠是對的』。我們都同意，首相是我們在1940年勇氣和堅定意志的統帥。但是，自從1940年以來，又發生了許多事。如果這一系列的災難繼續下去，這位尊敬的紳士就應當執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現在坐在國務大臣議席上不止一個人宜於出任首相——並且建議其中一位應該出來組織政府，而且，這位尊敬的紳士本人將在他手下任職。或許，他可以擔任外相，因為，他在處理我國和俄國以及和美國的關係中是正確的。」
這些生動的辯論演說幾乎進行到次日早上三點鐘，我卻不能聽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準備次日的答辯；但是，我的思想卻集中在看來是埃及存亡攸關的戰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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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一直進行到翌日凌晨的辯論，7月2日又精神飽滿地繼續進行著。當然，沒有拒絕自由發言，也不乏自由發言。一位議員甚至說：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五六名其他國籍——捷克、波蘭和法國——的將軍，他們都受過使用這些德國武器和運用德國戰術的訓練。我知道這是有損我們尊嚴的，但是，難道不能將其中某些人臨時調去指揮作戰，直至我們能訓練出我們自己的人才來的時候呢？把這些同裡奇將軍具有同等軍銜的人派出去，有沒有錯誤呢？為什麼我們不調他們去負責指揮我們的軍隊呢？他們知道如何進行這次戰爭，而我們的人卻不知道；我認為，與其由我們自己無能的軍官指揮而失利，倒不如讓聯合國家其他成員來指揮而取得勝利，拯救英國士兵的生命。首相必須瞭解，在國內人們流行著一種嘲諷的口頭語，說如果隆美爾在英軍中，他頂多不過還是一個中士。１是不是這樣？這種笑話在軍隊中是普遍流傳的。現在，在英國軍隊中有一個人——這表明我們在如何使用我們有訓練的人才——名叫邁克爾·鄧巴，他曾調遣十五萬人越過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去。他目前是這個國家一個裝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參謀長；曾在埃布羅河打過勝仗，而現在是英軍中的中士。事實的真相是英軍被階級偏見所支配。你必須改變它，你一定得改變它。如果下議院沒有勇氣使政府改變它，事態的發展將會改變它。雖然下議院今天也許不會把我的話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們會這樣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會想起我的話。批評政府的正是當前發生的大事。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把它們發為呼聲，也許說得不太恰當，但我們正竭力把它講出來。
１這當然表明對隆美爾在兩次大戰中長久而突出的專業生涯全然無知。
前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將此項反對政府的議案進行了總結。他總結道：「我們或許會丟失埃及，或許不會——上帝保佑，我們不要丟失埃及——但是，當首相說過，我們會守住新加坡，我們會守住克里特，我們在利比亞已擊潰了德國軍隊。……當我讀過他所說的一切，又在說我們將守住埃及時，我的憂慮就更大了。……對於那種一再錯誤判斷的人，人們怎麼能信賴呢？這就是下議院必須作出的決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險是什麼。在一百天之內，我們已喪失了我們的遠東帝國。下一個一百天，還會發生什麼情況呢？讓每一位議員憑著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這個有力的發言之後，接著發言，以結束辯論。下議院擠滿了人。當然，我所想到的每一點我都說了。
這回冗長的辯論已達到最後階段。我們的議會制度在戰爭期間還能進行無拘無束的自由活動，這是多麼突出的例證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證，都被用來削弱對政府的信任，證明大臣們的無能，並且也用來削弱他們自己的信心，使軍隊不信任他們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對他們自己千辛萬苦製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寫成為以首相為首的一批無用之人，然後，再來損傷他的心靈，如果可能，還要在全國人民面前損傷他。所有這一切都已通過電報和廣播傳至世界各地，使我們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敵感到快慰！我贊成這樣的自由，在像我們正在經歷著的這樣危急的時刻，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會、也不敢運用這種自由。但是，事情不應就此打住；我現在向下議院呼籲，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過去兩個星期在昔蘭尼加和埃及方面的軍事失利，不僅改變了那個戰場的局勢，而且也完全改變了整個地中海的局勢。我們損失了五萬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虜；也損失了大量的物資，而且，儘管仔細安排了破壞，許多物資儲備還是落入敵人手中。隆美爾穿過沙漠推進了大約四百哩，現在正迫近富饒的尼羅河三角洲。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國和法屬北非所產生的惡劣影響，現在尚無法估計。我們在此刻所面臨的處境是在中東和地中海地區喪失希望與前景的處境，這是從法國淪陷以來最不利的時刻。如果有任何想要從災難中獲取暴利的人，他們認為可以用更暗淡的筆調來描繪當前的處境，他們當然有自由這樣做。
這幅淒慘畫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著二萬五千名守軍的托卜魯克僅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這是極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議院和一般公眾想不到，就是戰時內閣、三軍參謀長與陸軍總參謀部也料想不到的。奧金萊克將軍和中東戰區最高指揮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魯克被攻佔的前夜，我們收到奧金萊克的電報說，他已調遣了他認為最適宜的守軍，防禦情況良好，而且軍隊的物資供應足敷九十天之用。我們希望能夠守住這個非常鞏固的邊防陣地。這是從塞盧姆到哈爾法亞，從卡普措到馬達累納堡一帶，由德國人加以修建而由我們自己加以改進的陣地。我們新修築的鐵路，從這處陣地向後伸展，成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再像新的利比亞戰役的早期階段那樣，背海而側面受敵。奧金萊克將軍希望守住這些陣地，等待我們在途中的強大增援的到來，其中一部分已經到達了；這樣，他就有可能，爭取主動，發動反擊。……
當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總統的辦公室去，我極為震驚地看到托卜魯克已經陷落的報告。我認為這個消息難以置信，但是，幾分鐘以後，從倫敦轉來的我自己的電報也到了。我希望下議院將會瞭解，這對我說來是多麼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擔負重要使命到我們一個偉大盟國的時候。某些人輕易地臆斷說，由於政府在遭受挫敗時保持著冷靜而鎮定的情緒，因此政府成員對公眾的不幸，不會像獨立的評論家們那樣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懷疑是否有人會比中樞負責處理國事的那些人更加悲傷、痛苦。在後來的那些天裡，讀到關於英國和下議院情緒的歪曲報導時，我的悲痛更加劇了。下議院無法想像它的議事錄如何在大洋的彼岸發表出來的。問題在〔這兒〕提出，個別議員或不代表有組織政治力量的獨立議員所作的評論，往往逐字逐句地電傳過來，而且往往被當真看作是下議院的意見。議會走廊的閒談，吸煙室裡的迴響，以及艦隊街的街談巷議，凡此種種都組成了嚴肅的論文，似乎在說英國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礎已經搖搖欲墜了。預料和推測遍地皆是。於是，我讀到像這樣的通欄大標題：「下院要求丘吉爾回國面聽指責」、「丘吉爾回國將面臨嚴重政治危機」等等。這樣一種氣氛當然是有損於一個正在從事於就決定戰爭大局有關的國家大事進行談判的英國代表的。這些從英國傳來的謠言之所以未能損害我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由於我們美國朋友不是可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的朋友。他們從來不認為這次大戰為期甚短而且易於應付，或者，戰爭的進程中不會充滿著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認，我認為在這一特殊情況之下，所有上層人員中的友誼關係是更加鞏固了。
可是，我還是得說一下，我不信哪一個負有重要使命的本國公職人員，在他離國期間會像我在美國訪問時那樣厲害地遭到祖國人們的嘲弄——我可以相信，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對英國廣大民眾不可動搖的信念支持著我度過那些困難的日子。我當然對我的主人解釋說，那些在議會裡滔滔不絕的人絕不能代表下議院，正如一小撮新聞記者，他們把傳播英美關係中，還得加上英澳關係中有害的流言蜚語當作職業，這種人絕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聞專業人員一樣。我還解釋說，當我回國時，所有這些將由下議院全體表示一個負責的、適當的而審慎的意見，以作為證明。而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爾—貝利沙先生談到英國坦克的失利和我們裝甲裝備的劣勢。由於戰前在陸軍部的記載，他不能理直氣壯地發言，而我卻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設計是英國人想出來的。據戴高樂將軍著作所述，像現在那樣使用裝甲部隊，主要是法國人的創造。後來，德國人把這些設想改變成符合他們所需要的。在戰前的三四年中，他們照例全力以赴，忙於設計和製造坦克，並且研究和實習裝甲戰爭。人們會想到，即使當時的陸軍大臣沒有經費來大規模製造坦克，他無論如何也可以製造各種實體模型，並且千方百計地進行實驗，選擇工廠，供應各種鑽模和儀表，這樣，在大戰開始的時候，他就能大規模地生產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當我可以稱之為貝利沙時期結束之時，我們只有二百五十輛裝甲車，其中甚至很少幾輛可以攜帶一門兩磅彈炮。這些車輛大部分已在法國被德軍繳獲，或摧毀了。……
我願意接受，也必須接受，高貴的勳爵〔溫特頓伯爵〕所說的對每件已發生事件的「憲法上的責任」；我認為，我在執行這些責任中，對技術上處理我軍和敵軍作戰的事務不曾進行干預。但是，在戰役開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奧金萊克將軍親自擔任指揮，因為，我深信在未來一兩個月內，在廣大中東地區不會發生可與現在這次西部沙漠戰鬥相比更重要的戰鬥了；而且，我認為他是適於擔任這項職務的人。他對我提出各種充分理由，認為無須這樣做；這次戰役就由裡奇將軍指揮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訴下議院的那樣，奧金萊克將軍在6月25日已接替裡奇將軍，親自擔任指揮了。我們立刻批准了他的決定，但我必須坦白承認，就被更迭的軍官而言，這件事不是我所根據來作出最後判斷的原因。我不能隨便拿這次戰役中發生的事件來作出判斷。我愛我們的海陸空軍指揮官，感覺到在他們和所有責難者之間，政府好似一個堅強的中立者。他們應有公正的機會，並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機會。人們免不了要犯錯誤，而從其中接受教訓。人們也許會交厄運，然而，運氣會有所改變。但是，無論如何你不應當讓將領們去冒險，除非他們覺得有一個堅強的政府在支持他們。除非他們對國內發生的情況覺得無後顧之憂，除非他們感覺能集中精力來注視敵人，否則他們是絕不會冒險的。我還可以加上一點，除非政府官員感覺在他們的後面有一種忠誠而團結的多數在支持他們，你也無法使政府冒險。請看看現在有人要求我們所做的事吧，請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試圖照辦而失敗了，他們對我們將進行怎樣的攻擊吧！在戰爭時期，如果你願意服務，你就必須忠誠。……
我願說幾句「關於表示極大的忠誠和敬意」的話——正如他們在外交文件中所說的那樣——我希望我也能獲得最充分的辯論自由。這一屆議會有特殊的責任。當各種罪惡開始在世界上出現之時，它就主持事務了。我蒙受下議院極多的幫助，而且也希望，下議院可以勝利地看到各種罪惡的消失。
只有在必須經歷的漫長階段中，下議院對它自己選出的責任執政政府提供一種牢固的基礎，這一目的才能達到。下議院必須成為國家中的持續穩定的因素，而不要成為新聞界中那些心懷不滿的一部分人企圖挑起一個又一個危機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議會制度將在這次戰爭中獲得勝利，那麼，絕對需要的就是，依據民主和議會制度的政府能夠有所作為，而且敢於有所作為，王室的臣僕們能夠不為吹毛求疵的譴責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敵人的宣傳也無需由我們加以助長，我們的聲譽也不會在世界上遭到貶低和損傷。反之，在重要的時機，下議院全體議員的意志應當明白表達出來。重要的是，不僅那些說話的人，而且那些觀察、聽講和判斷的人也應當被視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因素。總之，我們正在為我們的生存而戰，為比生命本身更寶貴的事業而戰。我們無權設想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只有我們克盡職責，勝利才是必然的。嚴肅而建設性的批評，或者在秘密會議中的批評，均有很大的優點；但是，下議院的責任在於支持政府，或者更換政府。如果下議院不能更換政府，就應當支持它。在戰時，沒有什麼中間方案可以執行。5月份這兩天的辯論已在國外造成有害的影響。僅僅是敵對的演說傳至國外，我們的敵人就會對此大加利用。
經常關於戰爭問題的辯論之後，接著就是表決，或者為表決提供機會；我因此深信，下議院中絕大多數的意見不僅要在表決中確切地明白地表示出來，而且，在以後的時日裡也當如此；而那些力量較弱的弟兄們，如果我可以這樣稱呼他們的話，將不容許篡奪或壟斷下議院的特權和高貴的權威。
下議院的大多數必須克盡職責。我所要求的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作出決定。
報紙中現在有一種煽動性的論調，在議會的一些敵對的演說中也找到了共鳴，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揮與監督戰爭的職權。我不想在今天詳細進行辯解，因為，在近日辯論中已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在目前的安排下，三軍參謀長幾乎不間斷地舉行會議，他們在直接指揮海陸空三軍作出有效的決定上，不僅受到為他們服務的各種機構的協助，也受到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協助，日復一日地推動著戰爭的進行。我作為首相或是國防大臣，我監督他們的活動。我自己則是在戰時內閣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工作，向它咨詢一切重要問題，並通過它作出一切重要的決定。幾乎我所有的工作都留有記錄，我所發出的一切命令，我所擬議的一切調查報告，我所起草的一切電文等等均有記錄可查。通過這些記錄對我作出判斷，我將完全覺得滿意。
我不要求對我和陛下政府予以寬恕。我是在帝國生命繫於千鈞一髮之際，在我竭盡全力為我的前任進行辯護之後，出任首相和國防大臣的。我是你們的公僕，你們在願意時有權來解除我的職務。你們沒有權力做的是，要求我負起各種責任而又不給我有效行動的權力，要求我擔負起首相的責任，卻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議員所說的，「在各方面受到權威人士的鉗制」。假如今天，或是任何未來的時刻，下議院執行了它的真實無疑的權力，我可以問心無愧地並感到我已依據給予我的權力盡了我的責任，而走出下議院。在那種情況下，我只要求你們做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你們不願給我的適當的權力給我的繼任人。
但是，還有一個比個人問題更大的問題。不信任投票的動議人提議，我應當解除我所負的各種有關國防的責任，以便某一軍界人物或某個未被指名的人物擔當全面指揮戰事的責任，他應全部控制王家的軍隊，他應成為參謀長委員會的主席，他有權任免三軍將領，而且，如果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一切——那就是說，要和他的政界同僚較量一下，如果可以認為是同僚的話——他就隨時準備辭職；或者在他下面任命一個王室公爵作為陸軍總司令。因此，最後，我可以假定，雖然這一點未曾提及，這位未經指名的人物將把首相作為附屬品，當事情不妙時為他向議會作必要的解釋，求得原諒和道歉，正如他們過去常常這樣搞，將來也會這樣做一樣。怎麼說這也是一種政策。它是和我們目前採用的議會制度迥然不同的一種制度。它很容易地與獨裁製度相同，或者轉變為獨裁製度。我願意明確宣佈，就我而論，我絕不參與這種制度。
約翰·J·沃德洛—米爾恩爵士此時插話道：「我希望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沒有忘記原來的句子，那就是『受制於戰時內閣』！」
我繼續說道：
「受制於戰時內閣」的意義是，這位有著一切權力的權威者如果不能行其所是，他應在任何時機決然自行引退。這是一個方案，但不是我個人有興趣要參加的一種方案，而且，我也不認為是一種應當向下議院推薦的方案。
所有政黨的議員們拒絕這次不信任投票是一樁相當大的事件。我請求你們，不要讓下議院低估了已發生事情的嚴重性。我們遭受責難的情況已傳遍了全世界，而且，每一個國家，不論是敵人還是朋友，都在等待著下議院真正的決斷和信心的揭曉，因此事情必須進行到底。我可以證明，在全世界，在美國各地，在俄國，在遙遠的中國，在每一個遭受敵人踐踏的國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著，看看在英國是否有一個堅強團結的政府，英國的國家領導是否會遭到反對。
每一張票都說明問題。如果那些攻擊我們的人減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數，而他們對聯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轉變成對這一動議的製造者們的不信任票，毫無疑問，英國的每一個朋友和我們事業的每一個忠誠的公僕都會為之歡呼，而我們正在力圖推翻的暴君的耳邊將響起失望的喪鐘。
下議院舉行了表決。約翰·沃德洛—米爾恩爵士的不信任動議以四百七十五票對二十五票而被擊敗。
我的美國朋友懷著真正焦急的心情等待著揭曉。他們對結果感到欣慰。我醒來接到他們的賀電。
總統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向你祝賀！
哈里·霍普金斯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今日下議院的投票使我感到快慰。這些日子真是不好的日子。今後無疑還會有這樣的日子。那些膽小怕事的人，每遇任何挫折總力圖逃避，這種人對打贏這一仗是不沾邊的。你的力量、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永不消失的勇氣將會使你看到英國度過難關，而且，你知道總統是不會離開你的。我瞭解，你是百折不撓的，對於你們和我們的軍事失利以及我們必然來臨的勝利，我們是共患難共歡樂的。希望你獲得更多的權力。
我回答：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7月3日
我的朋友，對你感激之至。我知道你和總統對我這次在國內的勝利感到欣慰。我希望總有一天，我將以更切實的情況告你。
※ ※ ※
沃爾特·埃利奧特先生在辯論中說到一個奇妙的歷史事實，他回想到麥考利記述關於皮特的執政情況：「皮特正當國家從事生死存亡鬥爭之時擔任國家首腦。……但是，事實是經過八年戰爭之後，在喪失了大量生命和……財富之後，皮特所領導下的英國軍隊成為全歐洲的笑柄。他們簡直沒有一點輝煌的戰果可以誇耀。在大陸上，它毫無戰績，只是被打敗、被追趕、被迫重行登船逃回。」不過，麥考利接著敘述皮特始終得到下議院的支持。「這樣，在一段長久而苦難的時期中，他在議會院牆以外所遇到的每一災難，總是以在議會內的勝利而告結束。最後，他再也遇不到一個反對黨了，而在1799年這一多事之秋，所能糾集的反對政府最大多數只有二十五人。」埃利奧特先生說：「歷史竟會在某些方面重演，真是奇怪。」他在表決之前不知道結果竟絲毫不差。我自己也很驚異，二十五這個數字也恰好是我在托卜魯克陷落那一天在白宮對總統和霍普金斯所說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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