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襲擊的幾個連續階段——戈林親自指揮空戰——他企圖征服倫敦——希特勒的吹噓——連續轟炸五十七夜(9月7日至11月3日)——派爾將軍的高射炮火網——我個人的幾點見聞——唐寧銜和「新樓」——張伯倫先生動大手術後的堅忍精神——他答應離開倫敦——他安詳地死去——在唐寧街十號的一次晚餐——幸虧我忽然想到——投在財政部庭院中的一顆炸彈——帕爾麥爾大街起火——卡爾頓俱樂部被炸毀——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飯店和戰爭損失保險方案——地下鐵道作防空掩體用——我們預料倫敦將成為一片瓦礫——對政府機關的規定——「預備警報」和「空襲警報」——「報凶的鬼嚎」——改進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體——內閣提前用餐時間——議會表現的情緒——我勸議員們謹慎小心——他們的好運氣。
德國對不列顛的空襲,反映了敵人是意見分歧,目標矛盾,而且從來沒有徹底完成過計劃。在這幾個月裡,敵人曾經有三四次放棄了一種使我們感到極大壓力的攻擊方式,改而採取另外的新方式。不過,所有這些階段都是彼此重疊的,很難用準確的日期加以劃分。每一個階段都和下一個階段相銜接。初期的空襲是力圖把我們的空軍捲入在英吉利海峽和我國南部海岸上空的戰鬥;接著是襲擊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蘇塞克斯郡,敵人的目的是要摧毀我們空軍的組織;
然後是接近並到達倫敦;跟著就以倫敦為最主要的空襲目標;
最後,當我們在倫敦上空戰勝時,他們又重新分散襲擊各郡城市和我們經默爾西河及克萊德灣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線。
我們曾經看到,在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和9月的頭一個星期裡,他們襲擊我南部海岸機場時,是如何使我們疲於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開掌握了空戰的指揮權,由白天空襲改為夜間空襲,由襲擊肯特和蘇塞克斯的戰鬥機機場轉為轟炸倫敦建築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區。小規模的白天空襲是司空見慣,從未斷過,而一場大規模的白天空襲仍可能到來;但總的來說,德國進攻的性質完全改變了。對倫敦的轟炸持續了五十七夜。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來說,這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結果如何,誰也無法預料。從來沒有這麼大的一片住宅區遭受過這樣的轟炸,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家庭被迫面臨轟炸所造成的困難和恐怖。
在將近8月底的時候,敵人對倫敦進行狂轟濫炸,我們也立刻回敬,對柏林進行了一次報復性的襲擊。由於我們必須飛越較遠的距離,所以同從鄰近的法國和比利時機場襲擊倫敦相比,規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戰時內閣極力主張還擊,主張拼一下,向敵人挑戰。我深信他們是正確的,並且深信,只有讓希特勒認識到英國人的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驚或打亂他的計劃。他在內心是佩服我們的。當然,他利用了我們對柏林的報復大作文章,並且公開宣佈德國的既定政策——要把倫敦和英國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廢墟。他在9月4日宣稱,「如果他們襲擊我們的城市,我們就乾脆把他們的城市夷為平地。」他確曾拚命這麼做了。
德國人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摧毀我們的空中力量;第二個目的是粉碎倫敦人的鬥志,或至少要使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無法居住。這些新的目的,敵人都沒有達到。我們飛行員的本領和勇敢,我們飛機的優異性能以及他們的嚴密的組織,使皇家空軍贏得了勝利。千百萬普普通通的人民現在也表現了各種各樣同樣優秀的、為不列顛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們向全世界證明了一個受自由熏陶的社會力量是多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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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國轟炸機襲擊倫敦。在此以前的三個星期對我各郡城市進行的初期轟炸,使我們大量分散了我們的高射炮部隊,所以當倫敦成為主要的襲擊目標之初,它設在倫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門。當時認為最好是讓第十一大隊指揮的夜間戰鬥機在空中自由活動。在夜間戰鬥機中,有六個中隊是「伯倫翰」式和「無畏」式戰鬥機。夜間戰鬥那時還處在幼稚階段,使敵人遭受的損失很小。我們的高射炮兵卻因此一連三夜沒有開炮。當時,他們本身的技術也低得可憐。儘管如此,鑒於我們夜間戰鬥機存在的弱點和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於是決定准許高射炮手隨意使用他們最好的技術,放手射擊他們看不見的目標。指揮防空炮隊的派爾將軍,把高射炮從各郡的城市撤回來,使倫敦的高射炮數目在四十八小時內增加了一倍多。我們自己的飛機躲開了,高射炮大顯身手的機會來到了。
倫敦居民呆在他們家裡或簡陋的防空洞裡忍受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襲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個防空火網打開了,而且伴隨著強烈的探照燈光。這轟隆隆的炮火給予敵人的損害並不大,但它卻使居民們大為滿意。每個人都歡欣鼓舞,認識到我們對敵人進行還擊了。從此以後,高射炮隊就經常開炮;當然,由於經常練習和熟練以及當前的迫切需要,射擊技術便不斷有所提高。德國入侵飛機被擊落的數字也逐漸增加。有時,高射炮隊暫停射擊,讓作戰方法也大為改進的夜間戰鬥機飛臨倫敦上空。夜間空襲之外,還伴之以幾乎是連續不斷的白晝空襲,有時來的是小隊敵機,有時甚至僅僅只有一架,在整個二十四小時內,經常是每隔一會兒就有一次警報。七百萬倫敦居民對於這種奇特的生活已經習以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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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閃電戰」,我當然知道成千上萬的人有許多更加驚心動魄的故事要講,所以為了節省篇幅,我在這裡只談幾件我個人的見聞。
轟炸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在思想上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在倫敦西區,每個人都照常工作、娛樂、吃飯和睡覺。劇場裡經常客滿,熄滅了燈光的街道到處是三三兩兩的人群。同巴黎的失敗主義分子在他們5月間一遭到嚴重的空襲就怕得要死、喊叫連天的情況相比,倫敦人的這些反映可以說是健康的。我記得,有一次在連續不斷的猛烈空襲中,我和幾個朋友正在吃晚飯。斯多諾威大廈朝著格林公園的幾扇大窗全部開著,公園裡閃爍著高射炮的火焰,還時而被一顆爆炸的炸彈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覺得我們在冒不必要的危險。吃完晚飯後,我們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國化學公司大樓去。從那些用石頭構築的高高的陽台上可以眺望美麗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幾處地方在燃燒,正當我們在那裡的時候,落下了幾顆重型炸彈,有一顆距離很近,我的朋友們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堅固的石柱後面。這一次,證明了我關於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應當受到許多限制的看法是對的。
在白廳周圍的那些政府建築物,一再被擊中。唐寧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了,這些搖搖晃晃修得很馬虎的房屋,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還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機期間,為唐寧街十號和十一號的居住者構築了防空壕,並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間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層木頭天花板和結實的木柱支住。人們認為這樣就能在房子被炸毀或震塌時支撐殘垣。當然,無論是這些房間或防空壕,都是經不起一顆直接命中的炸彈的。在9月的後兩個星期裡,已經作好準備,把我的內閣辦公室搬到斯多利門附近、遙對聖詹姆斯公園的比較新式和堅固的政府辦公大樓。我們把大樓稱為「新樓」。在「新樓」下面有一個作戰指揮室和幾間避彈臥室。這時的炸彈當然比以後各階段投的炸彈小,但是在新居還未準備就緒之前的一個時期裡,唐寧街的生活是非常緊張的。我們好像是生活在前線的一個營指揮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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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個月裡,我們的夜間內閣會議是在「新樓」地下室裡的作戰指揮室舉行的。從唐寧街到那裡,必須步行穿過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後向上攀登,從正在為加固作戰指揮室和地下辦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隊中間走過去。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這對動過大手術後身體羸弱的張伯倫先生是多麼困難,但是任何困難也擋不住他,他比前幾次參加內閣會議更加衣冠楚楚,舉止從容,態度堅定。
1940年9月末的一個傍晚,我從唐寧街十號的前門向外張望,看見工人們正在把沙袋堆在對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問他們在作什麼。他們告訴我說,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動過手術以後,必須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療,而在唐寧街十一號的防空壕裡進行治療很不方便,那裡在經常不斷的空襲時至少聚集著二十個人,因此,他們就在這裡給他準備一個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約會,但是,實際情況擺在面前。他怎能經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職權。我穿過十號與十一號之間的過道找到了張伯倫夫人。我說:「他病成這樣,根本就不應該留在這裡。你必須把他送走,等他恢復健康再說。我每天都把所有的電報給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時,她告訴我說:
「他願意聽從你的意見。我們今晚就走。」我從此就再沒有見到過他。不到兩個月,他就與世長辭了。我確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崗位上的。我們不能讓他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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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晚間(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腦海裡也有深刻的印象。當照例的夜間空襲開始時,我們正在唐寧街十號的花廳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萊、奧利弗·利特爾頓和穆爾·布拉巴宗。鋼質百葉窗已經關上了。在我們周圍不遠的地方發生了幾次巨大的爆炸聲,不一會兒,一顆炸彈就落在近衛騎兵閱兵場上,距離我們大約一百碼,聲音很大。突然間,我猛地想起來了。唐寧街十號的廚房高大寬敞,從一個大約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廳司務和客廳女服務員若無其事地在繼續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這扇大窗,在大窗後面,廚師蘭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廚正在不動聲色地工作著。我猛然站起來走進廚房,告訴餐廳司務把飯菜放在餐廳的熱飯器上,吩咐廚師和其他僕人照往常一樣躲到防空洞去。當我重新就座僅僅約三分鐘的光景,一聲巨響,近在咫尺,接著是猛烈的震動,說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偵探進來說,損壞很嚴重。廚房、餐具室以及靠財政部那邊的辦公室都被炸毀了。
我們到廚房去觀看現場。廚房全部破壞無遺。炸彈離此五十碼,落在財政部內,爆炸的結果把這間寬大整潔的廚房連同所有擦得閃閃發光的炊具盤碟等炸成一堆烏黑的塵埃和瓦礫。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裡,如果屋裡有人的話,一定會被炸得粉碎。幸虧我當時忽然想到——本來是很容易忽略過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時候。院子對面的財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顆炸彈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裡擔任國民自衛軍夜間值勤工作的四個公務員被炸死。不過,他們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礫下面,我們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誰。
空襲仍在進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們便戴上鋼盔走到「新樓」的屋頂去察看情況。然而在走上屋頂之前,我禁不住要從防空洞裡把蘭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帶去看看他們的廚房。他們見到一片廢墟的景象感到很難過,但主要的原因是見到廚房已經亂七八糟,很不整齊!
阿奇和我登上「新樓」的圓頂閣樓。那天夜裡晴朗無雲,可以看到倫敦很遠的地方。看來,帕爾麥爾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裡至少有五處大火,在聖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裡大街也有大火。對面,在河那邊較遠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在燃燒,但是帕爾麥爾大街燒得最厲害,簡直是一片火海。
空襲漸漸停止了,不久,「解除警報」的笛聲響了,剩下的只是幾處熊熊大火。我們走下樓來,回到「新樓」二樓我的新住所,我們見到保守黨總督導員戴維·馬傑森上尉,他經常是住在卡爾頓俱樂部的。他告訴我們,俱樂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實上我們根據起火的情況來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約二百五十名會員與職員一起呆在俱樂部裡面。俱樂部挨了一顆重型炸彈。朝著帕爾麥爾大街的門面和龐大的頂部坍塌在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門附近的汽車。吸煙室裡坐滿了會員,整個天花板正落在他們的頭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樂部的廢墟,覺得,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議。然而,就像一個奇跡似的,他們全都由塵埃、濃煙和瓦礫堆裡爬了出來,雖然有許多人受了傷,但沒有一個人死亡。當這些事傳到內閣時,我們的工黨同僚們詼諧地說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從特洛埃的廢墟中背出派特爾·安齊賽斯1那樣,把他那位曾經擔任過大法官的父親從俱樂部的廢墟中背出來,馬傑森沒有住宿的地方,我們為他在「新樓」的地下室準備了毯子和床。總之,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晚,但從建築物遭到的嚴重破壞來看,令人驚奇的是,死亡的人數不到五百,受傷的也只有一兩千。
1阿尼埃斯是弗吉爾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記》敘事詩中的英雄,據稱,他是安齊賽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後他把年老的父親背負出來,而在混亂與匆忙中丟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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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餐後,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寧街十號來找我洽商公事。我們聽見泰晤士河對岸的倫敦南區發生一次巨大的爆炸聲。我帶著他去看出了什麼事。炸彈落在佩克漢姆,是一顆很大的炸彈——可能是一顆地雷。它徹底炸毀或破壞了二三十幢三層樓的小型住宅,在這個非常貧窮的地區炸出了一片相當大的空地。在瓦礫堆中這時已經插起了許多小小的英國旗,使人萬感交集。當居民認出了我的汽車時,他們從四面八方跑來,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這些人的情緒都很高昂。他們圍在我們的周圍,一面歡呼,一面用各種形式表示對我的熱愛,想摸摸我的衣服。人們可能認為我給他們帶來了某些改善他們生活命運的美好的實際利益。我實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淚。當時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記述道,他聽見一位老太太說,「你們看,他真的關心我們,他在哭呢!」
我這不是悲哀的眼淚,而是讚歎和欽佩的眼淚。「你看這兒,」他們一面說一面把我領到廢墟的中心。那兒有一個巨大的彈坑,大概有四十碼寬,二十呎深。緊靠彈坑的邊緣,翹立著一個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體,一個年輕人、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體的入口迎接我們,他們一點也沒有受傷,但顯然受到了炸彈的驚嚇。當炸彈爆炸時,他們正在那裡。他們說不出當時經歷的情景。可是他們依然活著,並且顯得十分得意。鄰居們把他們當作稀奇寶貝。當我們重上汽車時,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們表現了一種激憤的心情。他們喊道,「我們要還擊!」「叫他們也嘗嘗這種滋味。」我立即答應要實現他們的願望,而我也確實履行了我的這個諾言。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猛烈的、經常性的轟炸,隨著我們空軍力量的增長,炸彈越來越大,爆炸力越來越強,我們讓德國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償還他們欠我們的債。敵人的確得到了充分的報應,他們被打倒並被徹底征服。可憐的人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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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們遇到了空襲。我被領到當地的大隧道裡去,有不少人經常住在隧道裡。一刻鐘以後,我們走出隧道時,看到瓦礫堆還在冒濃煙。一家小飯店被擊中。沒有人受傷,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礫,到處是炸碎的鍋碗瓢勺和傢具。飯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廚師和女服務員都滿面淚痕。他們的家在哪裡呢?他們靠什麼生活呢?這正是需要當政的人運用權力的時候。我立即作出了決定。我在乘專車歸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給財政大臣的信,信中確定了一項原則,那就是:凡因敵人轟炸而造成的一切損失應由國家負擔,由政府立即全部賠償。這樣,負擔便不至於單獨落在那些被炸毀了住宅或店舖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國人民平均負擔。金斯利·伍德對這項性質不夠明確的義務當然有些顧慮。但是我催促得很緊,於是在兩星期內便制定了一個戰爭保險方案,這個方案後來在我們處理事務的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議會解釋這一方案說:
當我在內地巡視,看到一個英國人的小住宅或小店舖被敵人炸毀,看到我們沒有竭力設法使這種負擔由大家分攤,從而使我們團結一致、休戚與共的時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於敵人的軍事行動所造成的損害,與其他任何種類的損失或損害都有所不同,因為國家負有保衛全國臣民和納稅人的生命財產使之不受外來侵襲的任務。除非公眾輿論與議會審核,把由於敵人的轟炸所造成的損害與其他一切形式的戰爭損失加以區別,除非在由於炸彈和炮彈所造成的戰爭損害與其他形式的損失之間畫一個明確的界限,我們就無法處理這一問題;不然的話,我們將打開一個沒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進行這樣一個計劃,對每一個由於炸彈或炮彈而蒙受戰爭損害的人給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險的話,我認為這將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表明我們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經驗之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我們能採取這種方法渡過戰爭。
財政部對這個戰爭保險方案曾經經歷了幾個情緒不定的階段。最初,他們認為它將使他們遭到破產;但1941年5月以後,空襲中斷了三年之久,他們開始大賺其錢,認為這個方案很有遠見,表現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戰爭後期,「飛彈」和火箭開始出現後,他們又虧空了,足足付出了八億九千萬英鎊之多。事情是這樣,我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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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們展望前途,認為倫敦除它的一部分堅固的現代化建築以外,將逐漸在短期內變成一片瓦礫。我深為倫敦居民的生命擔心,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照舊在原住所居住、睡覺,等著瞧。用磚和混凝土構築的防空掩體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鐵道能容納很多人。還有幾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納七千人之多,他們日復一日地高枕無憂地在那兒過夜,不知道一顆直接命中的炸彈將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我要求盡快地在這些防空壕裡築起磚的避彈牆。關於利用地下鐵道的問題,則有一番爭論,最後以一項折中辦法獲得解決。
首相致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內政大臣和運輸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內閣詢問為什麼地下鐵道不能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犧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訴我,硬說這是極不妥當的,還說,在得出這個結論以前,曾對整個問題進行過研究。現在我見到阿爾德威奇地下鐵道用作防空壕了。請告訴我有關此事的詳情,以及為什麼放棄了以前那種武斷的論點。
2.我仍然主張廣泛利用地下鐵道,我的意思不僅是利用車站而且還要利用鐵道線,請送交我一份單頁的簡明報告,說明各地段所能容納的人數,以及為使這些地段適用於新的用途而需要進行什麼改建。舉例說,單是在阿爾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納七十五萬人?我們可以調劑交通與防空的相對需要。
3.我在等待內政大臣向我報告,將採取什麼方針進行下列事項——
(1)構築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現有的地下室。
(3)準備好可以使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屋。
(4)最重要的是:利用發許可證的辦法,對大部分人指定固定的地點,這樣就可把他們安置在我們所指定的防空壕,避免擁擠。
在戰爭的這一新的階段,不僅應當使工廠,而且更應當使經常日夜遭受轟炸的倫敦政府機關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率。
最初,只要警報一響,二十幾個部的人員就都集合起來,被帶到地下室去,不管是否有此必要。當時,對於能這麼迅速和徹底地進入地下室,甚至感到驕傲。有許多次,來襲的敵機只有五六架——有時僅有一架。這些敵機往往沒有飛臨倫敦上空。一次小小的空襲就可使倫敦的行政管理機構停止工作一個多小時。
因此我提議,對於警報的放法,先有一個「預備警報」階段;「預備警報」和「緊急警報」有所不同,「緊急警報」是只有當屋頂上的瞭望人(即後來人們所謂的「傑姆烏鴉」)報告「危險來臨」——意即敵機已到上空或非常臨近——時才能發出。根據這項提議,定出了相應的措施。當我們生活在敵人不斷白天空襲的情況下,為了使大家嚴格遵行這一規定,我要求每週匯報各部門職員有多少小時是在防空壕內度過的。
首相致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將軍 1940年9月17日
請於明晚向我匯報倫敦的各大機關在9月16日空襲時呆在防空壕內未能工作的時數。
請伊斯梅將軍向空軍部和空戰司令部瞭解一下:如果只有兩三架敵機飛近倫敦,就不發緊急警報,他們對這一意見有何看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爾遜爵士和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請向我送交一份各部(三軍各部包括在內)關於17和18日〔各政府部門由於空襲警報而損失的時數〕的報告,18日以後的報告,應逐日送來。在將報告送給我的同時,也送交各部首長傳閱。這樣便可看出誰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沒有收到某些部門的報告,則把已經收到的送交各部首長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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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辦法鼓勵了每一個人。在這些報告中有八份寫得很認真。好笑的是,作戰部門有些時候做得最差。他們對這種含蓄的責備,一方面感到不高興,另一方面也感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鞭策,因此他們很快就改正了他們的看法。所有政府各部門時間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的限度。不久,我們的戰鬥機使白天來襲的敵機損失慘重,於是白晝空襲的階段就過去了。「預備警報」和「緊急警報」儘管沒有斷過,卻沒有一個政府機關在工作人員白天上班的時候被炸,也沒有發生過炸死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文職人員和軍事人員表示怯弱或被引入歧途,則戰時政府機構的工作時間將浪費多少啊!
早在9月1日,在猛烈的夜間空襲開始以前,我就曾寫信給內政大臣和其他的人。
空襲警報及防空
1.目前的空襲警報辦法是為了應付偶爾對一定目標的大規模空襲制定的,而不是為了應付一日數次分批的空襲,更不是為了應付夜間飛來的零星轟炸機。我們不能容許我國的大部地區每日數小時地陷於停頓狀態,或在夜間經常驚擾不安。敵人要使他們所不能破壞的工廠的工作陷於停頓,從而妨礙我們的戰爭努力,這是決不容許的。
2.因此,應當制訂一套新的警報辦法:
預備警報。
緊急警報。
解除警報。
一個地區的日常生活不應因預備警報而中止。非公職人員,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躲避或者把他們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點,但是,總的來說,他們應該學會,而他們也的確學會了如何適應他們的危險環境,只採取那些與他們的職責相稱或自己覺得適當的預防措施。
3.防空工作應該由人數充足的骨幹分子來掌握,而不能像目前亮紅燈警報那樣,每次都把所有的人叫出去。應在一切擔任戰時生產的工廠裡實行瞭望哨制度,並在發出預備警報後開始行動;瞭望哨有對當地工廠或機關發佈警報的全權。
白天的預備警報信號,可由人數充足、負有專責的民間防空隊員升起黃旗來表示。晚上可使用一明一滅的黃燈(或紅燈)。對利用路燈的辦法,應進行研究,也可利用電話發出特別信號。
4.緊急警報是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人們「隱蔽」起來,全體防空人員馬上進入自己的崗位。它很可能是和實際的空襲同時發出或稍早一點發出。各地的日常工作須視當地的情況進行安排。
「緊急警報」的信號用汽笛發出。鳴了汽笛,也許就用不著再加燈光或電話信號了。
5.「解除警報」的信號可照現在的辦法發出。發了「解除警報」,就結束「緊急警報」階段。如果「預備警報」還在繼續的話,則旗子仍應懸掛;如果敵機確已返航,則可撤除「預備警報」的旗子,熄滅「預備警報」的燈光。
「預備警報」和「緊急警報」的信號,在我國不同地區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在經常空襲的地區,如肯特郡東部、倫敦南部和東南部、東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爾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預備警報」是司空見慣的。
「緊急警報」意味著實際的空襲。以上各項也適用於白廳區。
在我國其他地區,應盡量少使用「緊急警報」,以免防空人員疲於奔命。
6.在倫敦的各政府機關中,在實際的轟炸開始並按照新的規定響起「緊急警報」的汽笛以前,不應強迫任何人隱蔽。
任何人也不得僅僅因為倫敦已放預備警報而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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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汽笛,即我向議會描述的「報喪的鬼嚎」,我不得不讓步。
首相致內政大臣及其他有關人員 1940年9月14日
我答應議院在上星期內考慮有關空襲警報、汽笛、警笛、「傑姆烏鴉」等的新規定,然而,由於空襲的加劇,目前取消汽笛是不適宜的。我希望對上星期改進的做法向我作一簡短的說明。
人們對於所有的貧苦的人們不勝同情,他們大都住在他們的小房裡,上面沒有任何東西掩護。
首相致內政大臣 1940年9月3日
儘管材料缺乏,但仍應竭力幫助人們排干他們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體內的積水,這樣,這些防空掩體就會給你帶來莫大的聲望,還要為它們制備地板以防冬天下雨。邊緣上疏落地砌上磚,不用灰泥,上面蓋一層油氈,那就很好了,但必須要有排水溝和滲水井。我打算幫助你制定一個全盤計劃來處理此事。可以通過廣播發出指示,自然也應使用地區專員和地方當局。請送交我一份計劃。
首相致伊斯梅將軍及首相私人辦公室 1940年9月11日
請搜集關於空襲對下列各項是否造成任何嚴重影響的報告:
(1)糧食供給及分配;
(2)無家可歸的人數,以及對這些人的食品供應;
(3)消防人員的疲勞程度;
(4)倫敦地區的下水道;
(5)煤氣與電;
(6)倫敦地區的水的供應;
(7)伊斯梅將軍應查明轟炸對伍爾威奇的生產的實際影響。同時請參閱軍需大臣送給我的報告。
首相致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2日
請將我關於我們的辦公時間略為提前的建議轉達內閣和各大臣。午餐應在午後1時,而內閣辦公時間應提前半小時。
從原則上說,如果我們早一點(例如下午7點15分)用晚餐的話,就比較方便。天黑得較早了,在下幾個星期裡,戰鬥機的掩護一旦撤除,就可能出現猛烈的轟炸。最好讓職員和僕人盡早進入防空洞,並且要求各大臣在夜間空襲時要設法在比較安全的地方辦公,特別是要找到一個睡覺的地方,這個地方,除非被一顆炸彈直接命中,否則將不受任何打擾。
當議會在星期二照常開會時,我提議這些不定期的會議在上午11點開,到下午4點或5點散。這樣可使議員們在天黑以前回到他們的家,而且,我希望,他們能在天不黑就到達他們的防空壕。我們必須適應這些情況,這些情況可能愈趨明顯。的確,由於白天愈來愈短,我們也許將不得不把我們的辦公時間再提前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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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在這些危險的日子裡應怎樣進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導。議員們認為以身作則是他們的本分。這是對的,但很可能做得有些過分一點;我不得不勸告下院議員,要他們保持應有的謹慎,並適應當時的特殊環境。我在秘密會議上使他們認識到了應當採取必要的和周密的防護措施。他們同意:
不公佈他們開會的日期與時間,並且,當「傑姆烏鴉」向議長報告「危險來臨」時,他們就暫時停止辯論。接著,他們就規規矩矩地排隊走進為他們準備好了的十分擁擠和簡陋的防空洞。在整個這段時期,議員們一直繼續開會並履行他們的職責,這件事將永遠為英國的議會增光。下院議員在這種問題上很敏感,而他們的心情也很不容易捉摸。當一個會議廳被炸毀時,他們就搬到另一個會議廳去,我曾竭力說服他們,勸他們高高興興地聽從明智的勸告。關於他們遷移會議場所的情形將於適當的時機另行敘述。總而言之,每個人都表現得富於理智,十分嚴肅。幾個月後,議院被炸得粉碎,被炸的時間幸好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幸好議院裡空無一人,而不是議員們濟濟一堂,正在開會。隨著我們能夠有效地擊退白天空襲,遂大大地減少了個人的麻煩,但是,在頭幾個月裡,我對議員們的安全始終惦念在心。歸根結底,通過公正的普選產生的獨立自主的議會,可以隨時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卻以支持政府為榮,這是可與敵人爭一日之長的一點。議會勝利了。
我懷疑任何一個獨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個國家裡行使像英國戰時內閣行使的那麼多有效的權力。當我們一說出我們的意圖時,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們,全體人民也心悅誠服地表示服從,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侵害批評權利的事。批評家們幾乎是始終不渝地以國家利益為重。當他們偶爾向我們挑釁時,上下兩院便以絕大多數的票予以否決,這一點,與集權統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們決不強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務,每當我想到議會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詞表達的英國的公眾生活能夠忍受、克服並戰勝一切考驗時,我就感到驕傲。甚至連亡國滅種的威脅都沒有把我們的議員嚇倒,但是,亡國滅種的事也好在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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