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傑出的小說家報業家，
也是極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動家。
明報董事局啟事中稱：
查先生與《明報》對兩岸執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之態度。1973年查先生訪問台灣後所撰長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對台灣偏安與圖強之各種現象作深入生動之勾勒，傳誦一時。1981年與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會見、1984年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會見，以及1993年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見，其後發表之談話記錄，無不流露出知識分子關心國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家，卓越的報業大亨，也是一位極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動家。他有一套特立獨行的社會觀、政治觀，對於時局，以及中國的前途，有著獨到的看法。儘管受到不少非議，但現在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不得不承認，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銳的觀察見地，大體是切合實際的。
1993年3月他在張浚生的陪同下赴內地訪問，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等人接見了他。金庸回港後寫了一篇《北國初春有所思》長文，全面記述了此次訪問的過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場。為了讓讀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觀點，欣賞他的政論文筆，摘錄其中的片斷如下：
中國民航的班機從啟德機場起飛後，俯視下方美麗的香港海山與高樓大廈，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議而引起的劇烈爭議，香港人的憂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議的主要內容，以及香港社會上的辯論爭執，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實上曾經大同小異的出現過。其時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後加快發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議員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反對功能團體的選舉，反對循序漸進的發展民主，此後引致遊行燒報紙，燒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當時倫敦和香港當局都公開表示滿意與接受，一切爭議都已由法律條文正式解決了。為什麼忽然又要將已經解決了的爭議用另一種方式再提出來呢？
全世界都注視著香港，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決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會混亂，經濟衰退，人民生活水準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漸進的發展，經濟可確保繁榮興旺。全面直選的到來遲得十年，決不至於拖垮經濟。香港數年內還經受不起南韓那樣的街頭流血，台灣那樣的立法會議內的毆打武鬥。
19日下午三時半，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會見。
張浚生先生陪我走進會客廳時，江總書記到廳門口迎客相見。廳內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共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聞辦主任曾建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江總書記先說：「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見，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在內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
我謙遜一番後說：「這次來北京，人大、政協正在開會，各位都很忙碌，前來打擾，很過意不去。」
江總書記說：「查先生來，我們總是歡迎的，很有興趣和你談談，交換意見。人大、政協的會開得很好，很順利。你是1924年生的，還是江浙口音，鄉音未改哪，鬢毛卻也未衰。你比我大兩歲。」他轉口問丁關根，丁是1929年生，江蘇無錫人，魯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東人，都比江澤民小一歲，曾建徽小兩歲。江澤民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勝利前後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
他指著茶几上的一本《明報月刊》一月號，說：
「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他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著的幾頁英文複印本，有幾行底下劃著紅線，相信是他閱讀時表示同意的。
他問起一般香港人對於中英爭議的看法。我說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贊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職工和青年學生則支持，目前雙方的人數大概差不多，也或許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數略多。（按：此為三月中旬的情況，其後數次民意調查，均顯示支彭者人數有所下降。）一般而論，普通香港市民對於爭執的內容實在並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談判合作，香港社會穩定繁榮，平穩過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劇的改變。所以魯平主任在記者招待會中肯定宣告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所謂「另起爐灶」乃是完全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辦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觀點。
此後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談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國的政治局勢。我總的印象是，江澤民並沒有太激烈的主張和言辭，但對原則和外交立場十分堅持，表示沒有退讓半步的可能。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決不會對外國人的無理壓力彎腰。」他說：「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談判，雙方當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讓步，以換取對方的讓步，由此達成協議。但協議既然成立，就決不容許食言反悔，言而無信。就算是面對有組織的西方國家強大壓力，我們也決不會屈服。中國自解放以來，從來沒有不遵守國際條約、協議的記錄。中英聯合聲明我們必定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要切實執行，和外國達成的諒解和協議必須照辦。」
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這句話是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說的。他有民族氣節。他是浙江人，你們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詩人陸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詩詞我想有三個方面，『紅酥手，黃滕酒』的『釵頭鳳』是愛情方面的；許多田園和抒懷詩詞是恬淡灑脫方面的；後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尤其是『死去原知萬事空』那一首，幾乎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不讚賞的。」
他說：「我是學電機工程的，丁關根同志也是學科技的，我們都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我不搞文藝，但喜愛文藝，關根同志也是。」
此後他和我談了一些中外文藝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國一部電影的錄像帶來看，是根據托爾斯泰小說《復活》拍攝的，他說這表現了舊俄時代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
托爾斯泰的另一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他說，那可說是俄國的《紅樓夢》，通過家庭生活來反映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束縛。
莎士比亞的戲劇Timon of 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覺得劇中主角狄蒙斥罵雅典人崇拜金錢、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別提到莎士比亞這部比較次要的劇作，當是其中含有強烈的政治內容，以及當時雅典人「一切向錢看」的心態淹沒了高貴情操，這種危險的精神狀態值得注意。
他關於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我回到香港後查閱魯迅《且介亭雜文》，這句話出於《中國人失掉自信為了嗎？》一文，作於1934年9月。該文的最後三段是：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張香港盡可能現狀不變，因為這最安全，對大多數人有利。但我也從來不怪責基於嚮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爭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爭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作所為對大多數人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於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觀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歐美政要將「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等號，我並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只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盡可心平氣和討論、商談，不必相互仇視敵對。如果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號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開放。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於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求變，而應努力求不變。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國有保守黨、工黨，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法國有右派與左派政黨。香港人在討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見的心態，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別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中共過去缺點甚多，但他顯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們就應支持他們的改革開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況來衡量今日的中共。
這篇《北國初春有所思》無疑是具有相當說服力的。比之於那些譁眾取寵的口號式理論，金庸的主張顯得樸實，切乎於民生，這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的，而不是為了自己出風頭。金庸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責任感，同時又多了許多理性與寬容。
金庸的政論也常常受到爭議，但他有「力排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己見的精神，絕不向所謂的「多數」或「權貴」屈服。
香港一些所謂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瞭解國內的情況，橫加指責金庸支持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說成是「見風使舵」。金庸自己這樣辯解：
「我辦報的主張有八個字——有容乃大，無慾則剛。前者是說各種意見可以發表，儘管報紙有本身立場，但應該尊重別人的不同意見，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精神。『無慾則剛』當然並不是說完全沒有慾望，而是說不可以有不正當的慾望，利用報紙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別人一些好處，或面對政權想討一些生意機會，便算是有不正當慾望，在處理上便不可以剛強。
辦報當然有慾望，一是希望讀者多，二是廣告多。但堅持上述兩個原則，肯定可以達到目標。我們不是無原則的批評，例如共產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臺了，不會發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我們只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我們對四人幫反對很厲害，……鄧小平復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國富強，國家安定……我們支持他的政策。
確實，「文革」時的「共產黨」與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共產黨自身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現今中共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顯示了他的理性與務實，至於別人議論，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舊詩所言：
南來白手少年行，
立業香江樂太平。
旦夕毀譽何足道，
百年成敗事非輕。
聆君國土宣精闢，
策我庸弩竭愚誠。
風雨同舟當協力，
敢辭犯難惜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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