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張伯倫自以為得到了光榮的和平時，頭腦清醒的反對派們看到的卻是失敗的外交必然導致的戰爭。在張伯倫得到一些群眾和下院議員歡呼的時候，也引發了反對派因慕尼黑協定而產生的憤怒。海軍大臣達夫·庫珀「從歡呼的人群中衝了出來」，憤而辭職以示抗議。他在下院的辭職演說中指出，希特勒過去是從來不讓步的；這一次在收到張伯倫要求舉行慕尼黑會議的信之前，希特勒先獲悉了英國艦隊動員的消息。庫珀認為，「這種行動的語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詞令或公文中附有條件的條款，更容易為希特勒所瞭解」。庫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張伯倫由於沉溺於綏靖幻夢因而屢次受騙卻仍然執迷不悟的荒謬，他說：
「首相一直認為應該用委婉動聽、合乎情理的話來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則認為暴力的語言更能打動他。
「首相對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說的話深信不疑。雖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壞凡爾賽和約時，保證要遵守洛迦諾公約；而在他破壞洛迦諾公約時，又保證不再作進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歐洲提出領土要求；當希特勒用武力進佔奧地利時，曾授權他的黨羽提出有權威的保證，說他不會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這還是不到六個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現在還相信希特勒的信義哩！」
隨後丘吉爾在下院的長時間辯論中也發了言。當他說到「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時，引起了一片暴風雨般的抗議聲，使他中斷了片刻之後才能繼續說下去，但他仍然毫無顧忌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以形象生動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為說成是：
「他先用手槍對著你，要你給他一英鎊。等到如數照給之後，他又用槍口對著你，要求給兩英鎊。最後那個獨裁者答應先收一英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剩餘的部分要你保證隨後付清。」
丘吉爾認為應該讓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國防務的嚴重疏忽和缺點，知道這次打亂了歐洲平衡的失敗的深遠影響。他還說：「不要認為這件事會從此結束。這不過是算賬的第一步。這不過是以後每年還要遞給我們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嘗嘗味道罷了。除非我們振作精神，恢復我們的戰鬥活力，我們才能像往日一樣重新站起來，為保衛自由而戰。」
雖然反對派們振臂疾呼，但他們在當時仍是少數。辯論結束後，下院以366票對144票通過了張伯倫政府「在最近的危機中所採取的防止戰爭」的政策。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們則是以棄權的方式表示反對。他們雖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聲望和地位，除了丘吉爾以外，其中還有三位前內閣大臣即艾登、艾默裡和達夫·庫珀。他們中的哈羅德·尼科爾森在日記中寫道：「重要的不在於我們的人數而在於我們這些人的聲譽，……下院知道我們中間大多數人都遠比他們更加瞭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國國內，這一時期中綏靖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意見分歧。對於綏靖是「收到綏靖的效果，還是刺激了對方更為凶狠的野心」，雙方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爾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張伯倫先生深信，所有這一切將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這些都純屬希望和推測。我們還得想到有一連串與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要求我們承受無法忍受的事情……，這個代價也許還包括使不列顛帝國受到重大的損害和屈辱，卻不能使歐洲大陸事態發展的進程有所停止或轉移方向。」
丘吉爾認為，只有廣泛聯合歐洲乃至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維護國際安全秩序的「大聯盟」組織，以強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場「防禦性的戰爭」，才能制止法西斯獨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終認為，如果做到了這些，戰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戰」期間他也仍持這一看法。有一次，羅斯福總統與丘吉爾交談時對他說，自己正在向公眾徵求意見，對這次戰爭應該起個什麼名字。丘吉爾立即說應該叫做「非必然的戰爭」。丘吉爾以為，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比這次戰爭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於英語民族的「不明智、麻痺大意和好心腸而聽任惡人重新武裝」，才最終導致了戰爭的爆發。這一思想，被丘吉爾明確地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風雲緊急》的主題，標識在該書的扉頁上。
從戰後出版的回憶錄和對戰犯審詢的記錄中，丘吉爾的觀點得到了確切證實。在奧地利前總理許施尼格的《奧地利安魂彌撒》中，記載了希特勒威逼奧地利屈服的談話。希特勒狂妄地說：「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麼人能阻止我的決定！意大利嗎？我和墨索里尼說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親密的關係。英國嗎？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動一個手指頭。……法國嗎？算了吧，兩年以前，我們以少數部隊開入萊茵蘭——那時我冒了很大的險。如果那時法國軍隊開入萊茵蘭，我們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現在，對法國來說，這樣做已經太遲了。」
在法國前總理保羅·雷諾的《法國拯求歐洲》中，引述了德國元帥凱特爾在紐倫堡受審時對捷克代表提問的答覆：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凱特爾元帥問道：
「在1938年的時候，如果西方各國肯幫助布拉格，第三帝國會不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凱特爾元帥回答：
「肯定不會。那時我們在軍事上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慕尼黑（指簽訂慕尼黑協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國趕出歐洲，爭取時間，完成德國的武裝。」
當時的德國軍備雖然發展迅速，但與英、法比較並不佔優勢，在有些方面還差得較遠。由於「法國內部的腐敗和英國的缺乏堅決意志」，使希特勒敢於進行戰爭冒險。「他的天才告訴他，勝利不是通過絕對有把握的道路來取得的，風險是必須冒的。突然的躍進是必須的。過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軍備，第二次是恢復徵兵，第三次是重占萊茵蘭，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這都使他大獲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萬事俱備，也許就會貽誤時機，為時過晚了。」
根據多次的經驗，希特勒對英、法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而戰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國的將軍們從軍事實力的對比出發卻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準備阻止希特勒的計劃。當時，「有三十到四十個師的捷克軍隊部署在德國東部邊境，而法國軍隊約以八比一的優勢開始沉重地壓在『西牆』１。敵意的俄國可能利用捷克的飛機場採取軍事行動，蘇俄軍隊可能通過波蘭或羅馬尼亞向前推進。最後，據說英國海軍在最後階段已在動員。」這些情況使德軍總參謀長貝克因要求停止戰爭冒險而與希特勒決裂。貝克辭職後，新任德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將軍，出於對祖國以及德軍的責任和榮譽的考慮，據信與貝克將軍、施蒂普納格爾將軍、維茨累本將軍、布羅克多爾夫將軍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將軍等人，策劃了一個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親信的陰謀計劃。正當他們定於9月14日晚8時開始行動的4小時前，維茨累本得知了張伯倫將飛往貝希特斯加登與希特勒會晤的消息。陰謀者們馬上開會商議對策。在會上，哈爾德對維茨累本說：「如果希特勒的虛張聲勢的恐嚇又獲得成功，那麼，我作為參謀總長是不宜把它拆穿的」於是停止了計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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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牆，即德法邊境上的「齊格菲防線」。
丘吉爾曾經對此事評論道，關於這一事件「後來米勒—希勒布蘭特將軍也加以證實，有些調查過此事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確實可靠。……這又是另一個因極小的偶然事件而改變人類命運的例子。」丘吉爾還說：「現在我們得知，當時英法兩國如果在國際聯盟領導下採取堅決的立場，就會立刻迫使他們從萊茵蘭撤退，而無須流一滴血；影響所及，可能使德國軍隊中較為慎重的人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而德國那位政治領袖也不會取得這麼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進尺了。」丘吉爾認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國對希特勒採取行動的好時機，但這一機會又讓張伯倫斷送了，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地位。
但是在英國國內，支持綏靖政策的許多保守黨人不僅看不到這一政策帶來的嚴重惡果，反而對因反對綏靖政策而激烈批評政府和保守黨領袖的人大肆攻擊。丘吉爾在他代表的埃平選區也遭到強烈反對，他被迫發表聲明說，如果本地黨部決定對他彈劾，他將立即辭去議席，另行參加補缺選舉。經過丘吉爾的堅定支持者、黨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艱苦鬥爭，終於使丘吉爾得到三對二的信任票。不過，人們一方面慶幸綏靖政策使他們免遭戰禍；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緩和盡快地加緊戰備工作。軍事部門因危機中暴露出軍備嚴重缺乏的情況，都要求大力重整軍備；而綏靖派則擔心這樣會刺激希特勒，因此內閣出現了意見分歧。經過爭論，最終內閣達成了一個既要盡可能做好準備，又不大規模行動以免刺激德國和意大利的妥協方案。
或許是張伯倫的綏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國國內在1939年春天充滿了反常的樂觀情緒。在一些保守黨地方分部領導人的年度選舉中，張伯倫派「大獲全勝」。但是這種狀態很快就被新發生的事件改變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餘地區，宣佈對波希米亞實行保護。第二天，在德國的操縱下，斯洛伐克宣佈獨立，實行自治。這一事件反而使張伯倫感到甩掉了一個包袱。他在下院的發言中說，由於斯洛伐克的獨立，原來那個英國政府對其負有條約義務的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國家已不復存在，因而英國政府再不受這個條約義務的約束了。張伯倫最後還說：「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深引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於這一事件，使國內民眾的情緒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迫使張伯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他原定於兩天後，即3月17日在伯明翰發表關於國內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的演講，但由於「他獲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議會、公眾和各自治領都表示了堅決的立場」，於是他把早就擬好的講稿拋到一邊，起而譴責希特勒的背信棄義。3月29日，張伯倫在下院宣佈了把本土防衛隊擴大一倍的計劃。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佈，如果波蘭遭到入侵，英國政府將保證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時他還宣佈，法國政府已授權讓他明確表示，法國將與英國採取同樣立場。
但是，正如丘吉爾所指出的那樣，由於好心而能幹的人作出了種種錯誤的判斷而演成的悲劇故事，現在已達到高潮了。張伯倫突然一反五六年來一直推行的綏靖政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轉變了立場，甘願接受迫在眉睫的戰爭；而這個戰爭，規模可能會大到極點。但現在的條件卻比過去惡劣多了。綏靖政策的惡果不勝枚舉：德國破壞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擴大徵兵；英國失去了空軍優勢，連均勢也未能保住；德國以武力重占萊茵蘭，基本建成齊格菲防線；德、意勾結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德國吞併了奧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獲得了強大的軍工生產能力；美國的干預被拒絕了；蘇聯表達出援救捷克的計劃而無人理睬；在英國無力增強法國邊境防務時，卻丟掉了可以對付尚欠完備的德軍部隊的35個捷克師。
丘吉爾還指出，由於匈牙利已投向德國；波蘭不願與羅馬尼亞合作，而且兩國都不願意讓抗德的蘇聯軍隊通過，因此東歐方面任何足以組織抵抗德國侵略的手段現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聯盟」的關鍵在於同蘇聯達成諒解，但是當蘇聯於3月19日提出召開六國會議共商抗德大計時，張伯倫卻出於成見冷淡地拒絕了。
4月3日，德國總參謀長凱特爾發出了針對波蘭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裝部隊指令」，代號「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準備的工作務須做到從9月1日起任何時間都可以發動軍事行動。」
墨索里尼為了能夠同德國在中歐的進展保持平衡，於3月26日發表了一篇措詞激烈的演說，針對法國提出了對地中海的權益要求。隨後在4月7日佔領了阿爾巴尼亞，獲得了一塊進攻希臘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整個國際局勢越來越緊張，張伯倫的和平大船已經是處處漏洞了。
鑒於英國政府給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保證，如果不納入英國與俄國達成一個全面協議的體制之內就都不具有軍事上的價值，英國政府指示駐蘇大使於4月15日在莫斯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進行了會談。4月16日，蘇聯提出正式建議，主張蘇、英、法三國結成相互支援的聯合陣線。張伯倫沒有想到蘇聯這麼快就走得如此之遠，不知所對，只好保持長時間沉默。這種態度對主張聯合英法的李維諾夫是個沉重的打擊。5月3日，莫斯科宣佈解除李維諾夫的職務，改由總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員。這一人事變動，標誌著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5月4日，丘吉爾敦促政府對蘇聯建議作出反應。他評論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時機。……我們不僅必須接受同俄國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須使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參加這個大聯盟。……沒有俄國的積極幫助，就無法維持一條反納粹侵略的東戰線。阻止希特勒對東歐的圖謀，是同俄國的利益有著密切的關係的。現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各個國家和民族聯合成一個堅固的陣線，以反對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國政府終於對蘇聯政府4月16日的建議作了答覆。此後兩國間進行了艱難的談判，但很長時間都毫無進展。5月19日，下院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勞合·喬治、艾登和丘吉爾都作了發言，敦促政府與蘇聯簽訂平等的、內容廣泛的協定。工黨領袖艾德禮和自由黨領袖辛克萊也都發言說明了與蘇聯結盟的必要性。但張伯倫的態度則輕蔑而冷淡。
在英國與蘇聯談判的同時，德國與意大利兩國外長在科莫會談並於5月22日簽訂了所謂的「鋼鐵盟約」。5月30日，德國外交部打電報給其駐莫斯科大使說：「與我們過去計劃的政策相反，現在我們已經決定和蘇聯進行明確的談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發表演說，指出英國與蘇聯的根本分歧。由於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對蘇聯心存疑慮甚至恐懼，波蘭和羅馬尼亞也不打算接受蘇聯給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證，談判最終未取得任何結果而失敗。蘇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與德國進行談判並最終於1939年8月23日與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丘吉爾後來評論道：「這一事實標誌著幾年以來英法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絕頂失敗。」
這些結果並不出乎丘吉爾意料之外。在此期間，他只有盡力為鞏固英法聯盟而活動。7月14日，他應法國政府之邀參加了法國的國慶節以及為紀念攻陷巴士底獄150週年舉行的專門慶祝活動。8月15日，丘吉爾再次來到法國，到萊茵河扇形戰區前線進行了10天考察，與甘末林將軍和喬治將軍時常在一起研討軍事問題。回英國後，他將考察中的札記整理出來送給了陸軍大臣，其中寫道：
「德國在攻擊波蘭前，不必進行軍隊動員。……到目前為止，一般認為，希特勒似應等到阿爾卑斯山地區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護時才會有所行動。在9月初的兩星期中，甚至早些時候，這些條件就會具備。……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來是最危急的時期。」事實再一次證實了丘吉爾的準確預見。因為波蘭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權代表到柏林去討論他提出的條件以解決問題，希特勒認為德波關係「最近幾星期內已變得難以容忍了」。在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後，希特勒感到，「俄國的善意態度已有確定的保證。尤其重要的是，現在如果發生衝突，就不再會有由羅馬尼亞方面來的任何攻擊的可能了」。於是，希特勒「決心用武力來解決問題」。8月31日，希特勒發出了「第一號作戰指令」，命令德軍「對波蘭進攻應按照『白色方案』執行」。9月1日拂曉4點45分，150多萬德國大軍突破波蘭防線，分三路向華沙推進。9月2日，英國下院爆發辯論，議員們要求政府履行對華約的義務。9月3日，張伯倫在下院發表演講說：「今天是我們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為痛心。在我擔任公職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毀於一旦。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盡瘁，使我們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事業取得勝利，……我相信，我會活著看到希特勒主義歸於毀滅和歐洲重新獲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張伯倫最終並沒有看到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帶著遺憾和絕望與世長辭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點，對德國發出的最後通牒時限剛過，英國對德宣戰並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震驚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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