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的預感並沒有錯。歷史正在為它的偉大兒子醞釀機遇，而丘吉爾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迎合著歷史的發展趨勢。他就戰爭的危險向世人發出的無休止的警告，雖然在長時間內不為人們所重視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緒，但歷史將很快證明丘吉爾的正確性，並將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輝煌頂峰。
丘吉爾畢業於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校，曾在部隊中服役過較長時間，參加過多次戰爭，又擔任過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通過這些經歷和磨煉，使他對於戰爭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驚人的敏感和預見。他似乎一直扮演著一位上帝派來的使者，不斷地向人們發出警告性的戰爭預言。
早在1925年，他就對未來戰爭中的一些重大的技術發展作出了高瞻遠矚的預見。而不幸的是，這些預見後來都變成了現實，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他寫道：
「會不會出現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發現的爆炸能都無可比擬地更為猛烈的呢？會不會發明一種大小像個桔子的炸彈，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大片建築物——或者集中千噸炸藥的力量，一下子把整個市區夷平呢？即使是現有的炸彈，是否可以裝在飛行運載工具上，用無線電或其他射線來操縱，不用駕駛員，自動地、連續不斷地轟擊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房或造船廠呢？
「至於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為什麼要認為這些方法只限於無機化學呢？對於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準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國的實驗室裡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在丘吉爾於1928年寫成的《戰後》一書中，他對「一戰」結束後的某些情況和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並懷有極大的擔憂，此時他「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他寫道：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抬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鬆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裡，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裡，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保存著；他們的資料、數據和發明，都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注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準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必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為『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峰從漂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處在危險中的國家，將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制的毀滅性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儘管丘吉爾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為「後座議員」，但他仍然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尤其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1932年夏，當他前往巴伐利亞等地考察馬爾巴羅公爵曾經征戰過的古戰場時，對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偷偷地重整軍備的事態十分關注。他寫道：
「當我們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瞭解了希特勒的動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氣氛，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在國內掀起了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狂潮，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亦愈演愈烈。丘吉爾又是最早對這個納粹新政權的罪惡進行譴責的人之一。
他寫道：
「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的狂熱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進行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為藉口而拒絕對文明社會為數眾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
正當希特勒德國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國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於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並在國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裁軍建議。同時，對於堅定地保持強大的陸軍的法國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准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
丘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
「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150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鎗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鎗，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鎗，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罵……」
就在這次辯論演說中，丘吉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提出了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於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4月，丘吉爾在議會發言中說得更加明確：「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編制平等……，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只要德國的怨恨和不滿尚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指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1933年秋，和平主義在英國氾濫，和平的熱望鼓動著不明真相的大多數英國民眾。工黨和自由黨的和平主義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擁護學生俱樂部作出的「該團體決不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著名決議。當丘吉爾的兒子倫道夫關於廢除這一決議的動議付諸表決時，卻被壓倒多數的票所擊敗。在當年10月25日東富勒姆的補缺選舉中，和平主義情緒的潮流使工黨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黨卻減少了10000票以上。當選的工黨議員威爾莫特在投票後說：「英國人民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軍的政策，從而給全世界作出榜樣。」工黨領袖蘭斯伯裡說，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軍備裁減到德國的水平，作為全面裁軍的第一步」。工黨和自由黨繼續以和平的名義堅持要英國裁軍。
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一概稱之為『戰爭販子』和『恐怖販子』。那些敢於採取不同路線的政黨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在政治上幾乎有被消滅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丘吉爾一天也沒有放棄反對裁軍和提醒存在戰爭危險的呼籲。1934年3月，在下院討論軍事預算的辯論中，丘吉爾指出：
「德國正在很快地武裝起來，沒有誰打算去阻止它。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沒有人提議進行一次防禦性戰爭以阻止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它決定武裝起來，也正在武裝起來；而且已經武裝起來了。我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事實很明顯，這些天賦很高的人，以他們的科學和他們的工廠——加上他們所說的『航空運動』——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以極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進攻，也能防守，可以用於一切目的的最強大的空軍。
「我深恐有一天，威脅到不列顛帝國心臟的手段會落入德國目前的當權者的手中。我們將會落到一種可悲的境地，使每一個珍惜行動自由和獨立的人感到十分難過，同時也使從事日常工作、愛好和平的廣大群眾遭受極大的危險。我深怕有那麼一天，而且也許為期已不遠了。也許只有一年，或者也許十八個月。現在至少還沒有到來，但願沒有到來，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實上已為期不遠了。現在我們還來得及採取必要的措施，而這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取得空中均勢的措施。」
丘吉爾指出，英國皇家空軍的實力在世界上只佔第五位，僅為法國空軍實力的一半。而新的空軍預算中1934年的開支僅有13萬英鎊，這點可憐的經費是遠遠不夠的。丘吉爾要求掌握實權的鮑德溫採取行動加以彌補，鮑德溫答覆說：
「如果我們為了達成協議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麼本國任何一屆政府，特別是聯合政府即本屆政府，將保證我國在空軍方面的實力和威力，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以達到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
鮑德溫的保證是莊嚴而明確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沒有付諸實施。在某種程度上，它只是為了應付丘吉爾的警告和批評。因為直到1934年年底，麥克唐納在鮑德溫的政治權力的支持下，還繼續在做工作要法國裁軍。
對於麥克唐納政府的裁軍濫調，丘吉爾不斷地在下院進行抨擊。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議會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議」說，德國納粹勢力重新武裝德國的要求是無休止的，如果滿足了他們擴充陸軍的要求，他們必將繼而提出擴充海軍。人們絕不能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的歷史教訓。1914年，德法兩國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爭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個下午，德國大使突然到法國外交部，宣佈戰爭將馬上開始。
丘吉爾提醒說：
「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處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許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並且不能不給以一個答覆。而一旦這個答覆不合其心意，那麼，幾個小時之內，炸彈在倫敦爆炸，建築物倒塌，炮火和硝煙的瀰漫，將向我們指出我們一向忽視的空防所存在的種種弱點。我們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易受攻擊。」
在對歷史以及現實情況深邃洞悉的基礎上，丘吉爾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項明確的決定：其一，在陸軍方面，像歐洲各國那樣，改建民用工廠，以便能夠迅速轉為軍事生產之用；在海軍方面應該重新取得設計自由。其二，應該立即廢止倫敦條約，因為它妨礙英國建造所需要的艦隻，並阻止美國建造巨型戰列艦；同時也因為倫敦條約國之一的日本已違反該條約，決定恢復造艦的自由。其三，在空軍方面，應該建立一支能夠與法國或德國兩者中較強的空軍相匹敵的空軍。
1934年3月14日，丘吉爾在議會的發言中說：
「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總有些理由可說。然而削弱一個將與之訂立同盟的大陸國家，而為了使大陸各國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進大陸糾紛之中，那就沒有什麼理由可說了。
這樣一來，什麼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兩面不討好。
「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爾在發言中說：
「把裁軍與和平混為一談，那是極大的錯誤。有了和平，才能有裁軍。可是，最近幾年以來，一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惡意日益滋長。而且，儘管這些年來，人們繼續不斷發表演說，下結論，好心多情，還經常舉行各種宴會，但軍備卻在不斷擴張，實際上是迅速擴張。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
丘吉爾認為，希特勒在德國建立的法西斯獨裁，甚至比軍事獨裁還危險得多。因為那個以恐怖和血腥鎮壓為基礎的獨裁者，為了擺脫國內的政治危機，很可能會對外進行冒險，使全世界「蒙受慘絕人寰的災禍」。
1934年7月20日，英國政府為了加強皇家空軍的實力，提出了在5年內擴充41個中隊或大約820架飛機的提案。但是工黨在自由黨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對這一杯水車薪的提案進行不信任投票的動議。工黨的動議中說：「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於承擔了新的國際義務，也非考慮到國家的安全，竟然採取擴軍政策，這必定損害國際裁軍的前景，並將鼓舞危險而浪費的軍備競賽的復活。」工黨領袖艾德禮在發言中說：「我們否認有擴充空軍軍備的必要……我們否認皇家空軍的擴充將有利於世界和平這個前提，我們也反對空中均勢的要求。」
自由黨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擁護這個不信任動議。
自由黨的提案如下：
「本院鑒於世界各國又有進行軍備競賽的趨勢，深為憂慮；事實證明，軍備競賽總是戰爭的先兆。除非裁軍會議已告失敗，除非有確切的理由，本院對我國擴充軍備將不予以通過；至於提議在空軍軍備上的二千萬英鎊額外開支，因不符合這些條件，本院拒絕同意。」
自由黨領袖塞繆爾爵士在發言中說：「德國的情形怎麼樣呢？就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並無跡象表明我們現有的空軍實力不足以應付目前從這方面來的威脅。」
而丘吉爾這個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卻以政府辯護人的姿態發言敦促重整軍備。他對反對派以極其輕率的態度提出不信任議案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認為，和平主義的輿論專政「會嚴重損害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我們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奪的，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那麼易受攻擊，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國那麼善於回敬掠奪者……在我們的宏偉首都，世界最大的攻擊目標，就像捆縛著一頭肥大而珍貴的母牛來引誘猛獸。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是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也是現在其他國家沒有遇到的。
「讓我們牢記這一點：我們的軟弱不僅害了我們自己，也連累歐洲的穩定。」
丘吉爾的發言，受到了保守黨人的歡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黨的不信任動議最終由於絕大多數的反對而被否決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會議上，丘吉爾代表幾位老資格的保守黨後座議員，提議在議會的答辯詞中加上「我們的國防實力，尤其是空軍的實力，不夠充實，不足以保證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內容。丘吉爾在發言中斷定，「到1936年年底，德國空軍將超過我們約50％，到1937年年底它幾乎就會增加到我們的一倍」。
鮑德溫立即針對丘吉爾的發言進行反駁，他說：「說德國很快就和我們有同等實力，這不是事實。……德國現在正在積極地製造軍用飛機，但它的真正實力還不到我們今天在歐洲的實力的50％。至於講到今後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國執行他現有的空軍計劃，不加快步伐，而我們照目前核准的速率，並繼續實行本年7月向議會宣佈的擴充計劃，那麼，德國的空軍實力，決不會和我們相等，或比我們更強。照我們的估計，我們單在歐洲就將超過他們近50％。」
但是無情的事實很快就揭穿了鮑德溫的謬誤，而且消息來源於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訪問了德國。在一次會見中，希特勒親口告訴他們，德國的空軍實力已與英國相等。英國政府於4月3日公佈了這一情況。
丘吉爾在下院的發言中指出，即使到了這種地步，政府仍然沒有採取「與我們的需要相適應的措施」。他主張英國和歐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國家「為了自衛而團結起來」，利用國際聯盟的權威，建立各種防衛力量，形成「集體安全的莊嚴結合」，「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使我們可以過著安靜太平的生活，使我們從可悲的錯誤估計中醒悟過來。我們現在就是這些錯誤估計的受騙者，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這個警告，也許有一天會成為它的犧牲品。」
下院的議員們都認真地傾聽著丘吉爾的發言，但丘吉爾卻有一種絕望的感覺，他深信英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卻又不能使議會和全國人民信服和重視他的警告，從而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他感到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許多保守黨議員原來指責丘吉爾危言聳聽，此時卻又因他們所信任的領袖鮑德溫被丘吉爾逼入困境而遷怒於他，使他陷於「光榮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鮑德溫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檢討。他承認：「我的錯誤在於對未來的估計。在這一點上，我是完全錯了。我們在那個問題上完全受騙了。」他就人們對空軍部備戰不力的批評重申道：「不管什麼責任，我們都十分願意接受批評。這不是某一個大臣的個人責任，這是整個政府的責任，我們政府內所有的人都要負責，我們全都有該受責備的地方。」
鮑德溫不愧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擺脫了被動局面。許多議員和政府官員為鮑德溫的坦率發言所感動，「因他能坦率地承認錯誤和承擔責難，因而被認為已贖回他的罪責了」。但正如丘吉爾嘲諷的那樣：「他只憑他天生的剛毅和誠實，使自己擺脫困境，但可惜沒有使他的祖國擺脫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希特勒政權瘋狂地擴軍備戰，從偷偷地進行到半公開直至明目張膽地以尋釁的姿態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國完全撕毀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軍備的限制，從而擁有36個師團共55萬陸軍，相當於英國2C3的空軍並具備了很快超過英國空軍的潛力，海軍的實力也已達2．6萬噸。而在此期間英國卻一直唱著裁軍的高調，軍備廢弛，在許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優勢甚至已經落後。以至於在幾年之後，當精通《聖經》的英斯基普爵士於1936年3月被任命為國防協調大臣時，他引用《聖經》中的一個生動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時間稱為「被蝗蟲吃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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