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大臣在英國內閣中地位較高，權力也很大。因此，35歲的丘吉爾登上內政大臣的寶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應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內政部負責管理全國的監獄、少年罪犯營、消防隊和倫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議國王赦免罪犯，對組織議會選舉有一定權力。此外，道路、橋樑、運河、礦山、農業、漁業、社會治安、監督外僑、社會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它的管轄範圍。按照丘吉爾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頓的說法，內政大臣的主要職責是對700萬工廠勞工和100萬礦工的勞動條件、健康條件和安全負責，對所有人在警察管轄下擁有的個人權利負責，對維護公開秩序負責，並對警方的拘留所和監獄中的陰暗角落負責。「總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員中，內政大臣與人民大眾的生活最息息相關。」有時內政大臣不得不處理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製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國的條件；演出劇目的審查；關於保護獵禽的建議；以及對汽車擋泥板的有關規定等等。最後，內政大臣還應當參加王子和公主的誕辰慶典，通常由他隆重宣佈王位繼承人和新國王登基。在議會開會期間，他每天晚上都必須用普通書法起草一份下院議事報告呈交國王；這項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爾任上才改由內政大臣經辦。
作為一名立志社會改革的政治家，丘吉爾一上任，即立刻著手進行了監獄改革。當時，英國的工人運動和婦女要求選舉權的運動不斷高漲，導致了英國監獄中的政治犯人數劇增，他們在牢房裡受到極不人道的對待。由於丘吉爾作過布爾人的俘虜，使他對失去自由的人懷有同情心；同時，他也受到了要求對犯人實行較人道的待遇的社會輿論的影響。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滿一個月的時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項對「被捕前行為端正，未曾犯有『欺詐、殘暴、猥褻或嚴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實行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後的幾個月中，他對實行強制性單獨監禁作出了嚴格規定，並在條文公佈前，將寫作了流行劇《公正》以揭露單獨監禁對犯人的摧殘的英國著名作家高爾斯華綏請到內政部，親自念規定給作家聽以徵詢他的意見。規定明確將對除慣犯以外的犯人的單獨監禁限制在一個月時間之內。丘吉爾認為：「公眾在對待犯罪和罪犯問題上懷有的心情和脾氣，是衡量任何一個國家文明的最為可靠的試金石之一。」他將這一指導思想化為改革的行動。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詞強硬的備忘錄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議題，如：嚴格執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頓於1907年爭取通過的罪犯緩刑法所規定的期限；對年輕犯人實施「懲戒性緩刑」而不是關押性緩刑；廢除對負債者的判刑；實行對不同犯罪處以不同形式監禁的分類制度等。但很遺憾的是，由於政務繁忙，這些富有遠見的創議在丘吉爾任內並未能夠完全通過立法程序而得到實施。
丘吉爾還親自審閱被判處絞刑或長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謹慎地將結論記錄在備忘錄上。他發現了一些輕罪重判的案例並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勞合—喬治一起到特穆爾去視察，就對一位因在教堂施捨箱裡偷了兩先令而被判處3年勞役監禁和10年預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衛·戴維斯實行了緩刑並予以釋放。
為了加強對礦山安全生產的管理，1910年丘吉爾主持制定了礦山法。這一法案對礦井的經理、工頭和檢查人員的培訓和任用均做了詳細規定，對礦井的通風、電氣與炸藥的使用、拖運及其機械系統均加以規範，並強行規定必須建立救護和搶救設施，大大加強了檢查人員的職權，以確保有關規定的實施；同時也擴充了內政大臣為進一步完善安全法規而發佈各種規定的權力。這些措施，為國家干預建立了一種模式，並為以後的大量立法所反覆採用。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對此給予極高評價，稱礦山法為「我們採礦界的福音」。礦工出身的老資格下院議員查爾斯·勞維克則說：「全國上下以極滿意的心情為之歡呼。」
為限定商店營業員的工作時間，丘吉爾提出了一項商店法案。儘管他為此花費了大量時間，但由於店主們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堅決反對，在法案通過時，「其原制訂者的意圖所佔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為店員們爭取到了每週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為已不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之內的國民保險法得以在下院獲得通過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講中曾充滿自豪地說：從此以後，「工人將用國家組織這塊巨大的盾牌和現代科學這把鋒利無比、銀光閃閃的寶劍，把自己武裝起來，來對付（失業與疾病）這兩個不受歡迎的來客。」
儘管丘吉爾在維護工人權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對時而發生的「勞工騷亂」，出於政治的需要，在動用軍隊維持秩序時他也毫不手軟，為此丘吉爾遭到了大量指責。1910年11月，南威爾士礦工為增加工資的要求遭資方拒絕而舉行了大罷工。丘吉爾「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強大的警察力量」，並以南部軍區的軍隊為後盾，很快控制了局勢。丘吉爾警告礦工聯合會說：「一旦發生什麼事，就會毫不猶豫地授權動用軍隊。」幾乎與此同時，倫敦發生了婦女參政運動的遊行請願活動。面對約300名遊行者，丘吉爾調動了大約1200名警察部隊部署在議會周圍；對試圖衝破警戒線的婦女，警察們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此事引起了人們對丘吉爾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當時造成更大影響的是所謂的「塞德奈街的殺戮」。1911年1月，一夥據信是東歐革命黨人殘餘分子的人，搶劫了豪恩茲迪的一家珠寶店。他們在逃離現場時開槍打死了3名警察。後來警方在倫敦東區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發現並包圍了他們。丘吉爾在接到報告後，應要求派出了裝備步槍的軍隊，並親臨現場指揮。後來甚至還拖來了大炮。就在丘吉爾觀察這座被包圍的樓房時，有人拍攝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槍戰中，房子起了火，為了消防隊員的生命安全，丘吉爾同意了在場的高級警官的意見不准進行滅火行動。大火熄滅後在樓房中找出了兩具屍體。事後丘吉爾在現場的照片被廣泛刊載；新聞界對整個事件大肆渲染並對丘吉爾冷嘲熱諷。倫敦的影院也上映了關於這一事件的短紀錄片。反對黨抓住機會對丘吉爾大加批評。保守黨領袖阿瑟·巴爾弗諷刺道：「我知道這位攝影師正在幹什麼，但這位可敬的紳士又在幹什麼呢？」國王也不贊成丘吉爾的行為，要求內閣大臣個人不得參與這種戰鬥。連丘吉爾的副手、內政部次官查爾斯·馬斯特曼在事後也以不滿的口吻問他：「溫斯頓，你當時究竟在搞什麼名堂？」丘吉爾則不以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這是一種消遣。」
此後幾個月中，英國發生了一系列的罷工事件，丘吉爾仍然毫無顧忌地持強硬態度。他應利物浦市市長和警察局長之請，與陸軍部聯繫向該市派出了兩萬多名士兵，幫助鎮壓海員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面對全國性的鐵路大罷工，丘吉爾通知各地方當局說：「原定的部隊徵用車輛需向民政當局申請的規定暫停執行」，軍隊現在被賦予了可以自行作出軍運決定的權力。在此問題上態度與丘吉爾大相逕庭的查爾斯·馬斯特曼後來曾私下指責丘吉爾「得意洋洋地邊看著英國地圖邊指揮部隊向前運動……，他在這方面的錯誤令人吃驚。他經常發佈殘害生命的野蠻公告。」而丘吉爾則指出，馬斯特曼身為內政部次官，他所關心的主要事情卻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而是幫助另兩名內閣成員，即約翰·伯恩斯和勞合—喬治去尋找協調與和解的條件和時機。罷工雖然經調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間卻造成了一些傷亡。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11年8月在下院對丘吉爾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如果內政大臣能夠很好地瞭解在危機時期應當如何對待群眾，很好瞭解公民自由是怎麼回事，較好地使用他內政大臣所擁有的權力，那麼我們的困難就會比近四五天來少得多。」但是丘吉爾的行動得到了國王和內閣的肯定和支持，國王在拍給丘吉爾的電報中說：「令人信服的是，你所採取的果敢行動使國家不同地區避免了生命財產的損失。」
與此同時，丘吉爾還關注著國內和國際上的各種事態的發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對上院實行改革，以打破在憲法問題上出現的僵局。內閣經過激烈辯論，決定採取限制上院否決權這一政策，即請求國王作出保證，在必要時增封足夠數量的新貴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決權。這項政策得到了自由黨人和愛爾蘭人的廣泛支持，對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以致財政預算第二天轉到上院時，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愛德華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繼承人喬治五世成為新國王。在這種情勢下，兩大政黨都同意舉行一次憲政會議，就雙方之間存在的問題尋求一種妥協性的解決辦法，在勞合—喬治的倡議下，兩黨在為全面改革而實行聯合的目標下進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協商。丘吉爾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保守黨傑出的年輕律師F·E·史密斯是他的親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勞合—喬治與保守黨領袖進行了接觸，並爭取到史密斯和奧斯汀·張伯倫的支持。但因為保守黨前任議會黨團領袖奇爾斯頓勳爵擔心此舉會導致保守黨的分裂，使保守黨領袖巴爾弗否定了勞合—喬治的倡議，憲政會議失敗了。
內閣為了取得對上院實行改革的授權，於同年11月宣佈解散議會，進行大選。丘吉爾在競選中再次應邀到全國各地發表演說。他抓住保守黨領袖巴爾弗為爭取工業發達的北部地區的選票而答應推遲提出關稅改革問題的策略，進行了措辭激烈的攻擊。
丘吉爾成了保守黨人政治上的一塊心病，保守黨人力圖將他擠出政治圈外。該黨最傑出的演說家，未來的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甚至向丘吉爾提出了挑戰，要求兩人達成一項君子協定，規定競選失敗者只能留在議會之外。幸好丘吉爾未答應他；因為競選結果出來後，丘吉爾在丹迪市再次當選，而博納·勞則在曼徹斯特西北選區遭到失敗，由於沒有君子協定的約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轉移陣地重新獲得一個席位，並於1911年接替了巴爾弗保守黨領袖的位置。
大選結果與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選幾乎完全相同，從某種意義上這可以看作是選民們對現任內閣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內閣在下院通過了一項把上院的否決權降格為推遲權的議案。該議案規定，「在以民眾而不是以世襲貴族為基礎所組成的一個第二院來代替現存的貴族院」；規定財政案為「公共關係法案」，必須由下院議長加以認證，議長的批准證明書是「完全具有最後決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質詢，貴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決，一俟國王批准立即成為法律；規定財政案以外的議案上院可以擱延兩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議會舉行期間仍然通過該法案，則只須經國王批准即可成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項議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後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認為已經有呈請國王增封新貴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決權的必要了；國王勉強同意了首相的請求。消息傳開，保守黨貴族們立即分裂為兩派，以蘭茲道恩勳爵和克爾桑勳爵為首的「修籬派」，主張接受下院的議案以鉗制新貴族的冊封；而另以霍爾斯伯裡伯爵為首的「掘壕派」則試圖孤注一擲，迫使國王出面作最後的仲裁。最後，「修籬派」在上院以131票對114票的微弱多數使這項議案得以通過，終於結束了這場持續已久的憲政危機。
在國際關係中，英國此時也面臨著一場危機。1911年7月，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號」軍艦駛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表明了德國不甘於法國和英國在歐洲擴張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稱為「大西洋的海軍統帥」，炫耀德國軍隊所向無敵，可以隨時出擊任何對手。他公然表示了對法國和俄國的蔑視；僅僅是因為自身的一半英國血統，他才對英國略示尊重。這說明英、法、俄與德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已經公開化了。丘吉爾和勞合—喬治密切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並毫不遲疑地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勞合—喬治7月21日在演說中警告德國不要把英國看得「彷彿在這個國際內閣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國人挑起戰爭，英國定將戰鬥下去。丘吉爾不僅完全擁護勞合—喬治的觀點，並且運用內政大臣的權力迅速行動起來。他與陸軍部聯繫，說服他們派兵對存儲在倫敦地區的火藥庫裡的、海軍大炮用的無煙線狀火藥進行警戒。他頻繁拜訪外交部和陸軍部，與軍方高級將領多次接觸，花費了大量時間查詢帝國防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瞭解各方面的詳細情況和英國備戰工作的現狀。他在廣泛收集材料和徵詢意見的基礎上，就一旦德、奧與英、法、俄兩方之間爆發戰爭時將發生的情況擬出一份頗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對將要發生的戰事做了令人驚異的大膽預測。比如，他認為德國人將會在第20天跨過繆斯河，戰爭形勢將在開戰40天左右發生轉折等等。他還憂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軍部沒有應付戰爭的適當計劃，對發生任何突發性事變毫無準備，「他們目前幾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與德國的戰爭已不可避免的明確結論。他將把對付這一戰爭作為頭等大事，「七年之內，我不會考慮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爾與勞合—喬治的態度令許多人、包括一些德國人大感意外，因為此前他倆在軍費問題上是出了名的「主張節儉的人」。德國人甚至因為德國駐英大使麥德爾尼赫伯爵未能看出丘吉爾和勞合—喬治的態度變化而將其召回國。在為麥德爾尼赫伯爵餞行的晚宴上，丘吉爾對伯爵說，德國不應試圖與英國進行海戰，「如有必要，德國建成一艘軍艦，我們將建兩艘……，激進派與保守派無論怎樣相互指責，但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將丘吉爾的備忘錄印發給帝國防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即內閣的一些重要大臣和軍方高級將領。1911年8月23日，帝國防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聽取陸軍部和海軍部關於戰略計劃的報告。會議同意了丘吉爾備忘錄中關於戰爭主要將在法德兩國陸軍之間進行，戰爭一爆發，英國即向法國派遣遠征軍的意見。帝國防務委員會議還證實，海軍在保證英國遠征軍安全渡過英吉利海峽赴歐洲大陸與法國並肩作戰這一問題上，沒有作任何計劃。為此，首相阿斯奎斯決心更換海軍大臣麥肯納。1911年9月下旬，丘吉爾隨首相一起到阿什菲爾德度假，阿斯奎斯邀請丘吉爾接替麥肯納的海軍大臣職務，丘吉爾立即同意了。本來陸軍大臣霍爾丹亦有意於海軍大臣一職，並試圖將自己在陸軍部創立作戰參謀機構的作法搬到海軍部再實踐一次，但首相已和丘吉爾打過招呼，加之霍爾丹此前幾個月已接受了貴族爵位的冊封，這意味著他放棄了下院的席位，因而在與丘吉爾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首相認為：「大臣應該身處下院，海軍部尤其不應傾心於照搬陸軍部的一套。總的說來，我滿意地看到，丘吉爾是合適的人選，況且他本人也願意去。」事情就算是最後確定了。10月25日，如丘吉爾後來所說的那樣，「麥肯納先生和我以嚴格形式交換了各自的崗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