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以一個工作狂的面目出現在海軍部。他立即在海軍部建立了參謀人員值班制度，規定值班人員在必要情況下發緊急警報。他極力造成一種臨戰氣氛，促使部內各級人員相信來自德國的進攻已迫在眉睫。在他辦公室寫字檯後面的牆上掛著一幅北海大地圖，他讓參謀人員用小紙旗在圖上標出德國海軍兵力部署的變動情況。他認為這不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詳細瞭解敵方艦隊的活動情況，還可以使自己和海軍部的同事「經常保持敵情觀念」。他經常乘坐皇家海軍的「魔女號」快艇外出視察海軍部隊，幾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軍基地，視察了所有的大型軍艦，詳盡地掌握了海軍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跟隨他一起來到海軍部的私人秘書埃迪·馬什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溫斯頓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時……，甚至連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這四天中，我有三天時間是在『魔女號』上度過的。我們已經規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軍大臣的安息日，而在這一天我等卻要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丘吉爾請資深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爵士擔任自己的非正式顧問；任命海軍上將弗朗西斯·布裡奇曼爵士為第一海務大臣，取代了年齡幾乎大丘吉爾一倍、聲望極高、思想卻跟不上形勢的海軍上將阿瑟·威爾遜爵士；任命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為第二海務大臣，後來又令其取代布裡奇曼爵士成為第一海務大臣；又任命海軍中最年輕的將官、40歲的海軍少將戴維·貝蒂為自己的私人海軍事務秘書。這些任命都是丘吉爾到任後幾個星期內發佈的。
1912年1月，丘吉爾在海軍部正式建立了作戰參謀部，由第一海務大臣具體領導。丘吉爾還下令對參謀人員進行培訓，並要求將英國自古以來的海戰範例作為培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措施收到了明顯效果，有幾項重要的戰略設想就是由作戰參謀部提出來，而且在戰爭爆發後予以採用了的。比如，對德國實行的「遠距離封鎖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爾勇於任事、雷厲風行的果斷作風與海軍部的傳統行政模式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較嚴重的矛盾。海軍部不同於商務部，它的行政事務按慣例是由四位海務大臣協同海軍大臣共同處理的，海務大臣們握有較大的實際行政權力。丘吉爾認為這種局面對於即將來臨的戰爭而言是很糟糕的。他開始改變海務大臣們的職能，向他們發出強制性指令，要求他們服從海軍大臣的權威。布裡奇曼爵士就是不滿於此並與丘吉爾發生爭執而丟掉了自己的職位；丘吉爾堅持要他以健康原因辭職，而以更聽話也更有能力的路易斯親王作第一海務大臣，為此丘吉爾遭到了保守黨人的抨擊。但有時丘吉爾也不得不作些妥協。比如，海軍中一些高級指揮官對丘吉爾在視察中允許低級軍官和士兵發表意見甚至批評自己的長官深表不滿。一次，挨了批評的諾爾基地司令、海軍上將理查德·普爾爵士就此向更高當局提出申訴，丘吉爾提出要解除這位司令的指揮權，由於第二、第三、第四海務大臣聯名以提出辭呈相要挾，丘吉爾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見。
丘吉爾的做法在低級軍官和士兵中卻大受歡迎。他提高了已有半個世紀沒變動過的士兵薪餉標準，修改了軍紀條例中的某些處罰士兵的荒唐規定，並為士兵陞遷為軍官打開了一條儘管還十分狹窄的通道，規定優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為軍官。海軍的《艦隊》月刊在丘吉爾任海軍大臣約一年後曾撰文指出：「在海軍歷史上，對處理下級軍官與士兵的各種待遇，還沒有一位海軍大臣能比溫斯頓·丘吉爾具有更為實際的同情心。」
在推動海軍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方面，他顯然比他的前任麥肯納做得要好，這一點是海軍中從上到下都有目共睹的。丘吉爾一改過去「主張節儉」的舊形象，大力主張英國在與德國進行的海軍軍備競賽中要壓倒對方，因而提出了高額海軍預算。1912年1月，德國想同英國就限制海軍軍備達成某種程度的相互諒解，這顯然是一種外交上的策略手段；因為當英國政府的代表、陸軍大臣霍爾丹到達柏林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國會宣佈將大幅度增加德國的軍費開支。這位被稱為「凱撒」的威廉二世在講話中宣稱：「支持和加強德國在陸地和海上的國防實力，是我的永恆職責和本分。」他還說，德國人民「並不缺少能夠拿起武器」的年輕人。
1912年2月，丘吉爾在格拉斯哥發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演說。他宣稱，英國人從兒童開始就受到熱愛海洋的教育，有當海軍的精神準備，英國從來都不缺海員。他強調指出：「英國海軍是一支無比強大的防禦力量。」他特別提到海軍對英德兩國的不同意義：「英國海軍對我們來說是必需的。而德國海軍，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德國人是一種奢侈。我們的海軍實力直接關係到英國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們生存的保證。對於德國人來說，海軍實力就是擴張。」丘吉爾的演講在德國和英國都引起了不滿。威廉二世斥其為「狂妄自大」；英國內閣中則有人認為丘吉爾講話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國新聞界對這篇演講卻好評如潮。《泰晤士報》甚至認為丘吉爾的演講「或許是……自1889年喬治·漢彌爾頓勳爵發表的著名聲明以來，對海軍政策作出的最好說明」。
1912年春，丘吉爾提出削減地中海艦隊，集中兵力加強北海海域的防衛，由於保守黨人的反對，這項計劃在實施時被大打折扣。丘吉爾還認為，為了「在必要時刻到來的時候，保障……我們選擇的自由和保持舉足輕重的力量，事先對法國政策施加影響，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為此他與法國海軍部舉行了非正式會談。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黨的廣大黨員反對與法國結成任何聯盟，因此他只能將會談局限於互通情報而不相互承擔義務。
丘吉爾在領導海軍戰備工作的過程中，充分注意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提高軍隊作戰能力的重要作用。他決定使用石油取代煤作軍艦的燃料；在他的堅持下，內閣終於同意以200多萬英鎊購買英國—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權。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項效益十分顯著的投資少、收益大的成功生意。他冒著風險決定將新型軍艦上的主力火炮由13．5英吋口徑改為15英吋口徑，後來實踐也證明了他的決定的正確性。他極力鼓勵皇家海軍航空兵部隊在使用水上飛機和飛艇方面進行大膽試驗，他甚至自己也學會了開飛機。
進行技術更新的昂貴投資使海軍的費用大幅度增加。丘吉爾在提出1913年的龐大海軍預算時，不得不非常策略地建議英國與德國進行談判以暫停海軍軍備競賽。其實他心裡早已認定英德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德國人對此建議毫不理睬，因此丘吉爾能夠在同年11月理直氣壯地提出警告說，海軍的1914年預算又將比上年更加龐大。擔任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雖然在戰爭問題上與丘吉爾態度一致，但也認為海軍部的預算是過於龐大了。他在倫敦《每日紀事報》於1914年元旦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說，倫道夫勳爵寧願辭職也不同意過分龐大的軍費開支。而丘吉爾微妙地反擊道，他自己對「凡屬此類性質的重大問題，如果內閣尚在考慮之中，就不接受報界的採訪。」兩個人的矛盾在逐步升級，似乎只有一方辭職才可能結束衝突。但勞合—喬治認為內閣不能少了丘吉爾這樣傑出的人才，他甚至說，丘吉爾留在內閣裡「值百萬英鎊」。於是，1914年1月，丘吉爾與勞合—喬治兩人進行了被丘吉爾形容為「一場文雅卻又要命的」談判。後來他倆又與首相阿斯奎斯進行了三人會談，最終達成了一項妥協。丘吉爾1914年的海軍預算幾乎被全盤接受，但他也被迫承諾在編製1915—1916年度預算時要緊縮開支。建造巡洋艦和魚雷艇的計劃被削減了，但建造戰列艦的計劃被完全通過。1914年3月，丘吉爾就海軍預算問題在下院發表了被《每日電訊報》稱為「篇幅最長，或許也是最有份量和最有說服力的」演講。
1914年7月24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的消息傳到倫敦。第二天是星期六，丘吉爾正和家人在克魯默度週末時，又聽到消息說，塞爾維亞實際上已接受了奧地利提出的要求。星期天晚上丘吉爾返回倫敦後，立即認可了第一海務大臣路易斯親王已經作出的取消次日疏散艦隊計劃的決定。在其後的一周裡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30日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丘吉爾遂命令各艦隊立即進入戰鬥崗位。此時內閣大多數成員正在為戰爭的前景憂心如焚，而丘吉爾卻信心十足，精神振奮，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發生的每件事都在導致災難和崩潰。我感到有趣、亢奮和快樂。難道造成這種狀況還不可怕嗎？採取種種防範措施強烈地吸引著我，我乞求上帝寬恕我這種令人可怕的輕率情緒。然而為了和平，我將竭盡全力，沒有什麼能誘使我會不公正地去回擊這種災禍。」
丘吉爾向內閣提出了實行海軍總動員的要求，但內閣未予通過。8月1日晚，丘吉爾收到「德國已對俄國宣戰」的電訊，他立即到唐寧街10號對首相說，他準備先自行下達總動員令，然後再請內閣追認。第二天，內閣開會批准了這一決定。8月4日，內閣在得到德軍已侵入比利時的消息時，決定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軍在當晚11時以前從比利時撤退；德國方面未予答覆。晚上，丘吉爾在海軍部，「與為數不多的海軍將校們以及一班秘書人員，手中拿著筆，等待著」宣戰時刻的到來。當大笨鐘敲響11點時，海軍部對德國作戰的命令已經發出。此刻，許多內閣大臣都滿腹失望的情緒，顯得憂心忡忡。而丘吉爾則完全兩樣，他邁著堅定的步伐，在民眾的歡呼聲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國歌聲中穿過近衛騎兵檢閱場，再次去唐寧街10號向首相通報情況。據兩次看到他去拜訪首相的人說：「他的表情並不沮喪，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驚詫。他徑直走了，就像一個人去從事一件極其習慣的工作一樣」；他「面帶笑容大步朝內閣那帶雙扇大門的房間走去」。
在宣戰後的幾周內，丘吉爾和他建立的海軍部執行委員會每天上午開碰頭會，對如何調動艦隊，在各個海域中攔截德國巡洋艦和商船進行研究和部署。最初的戰況令丘吉爾和海軍部感到失望，攔截德國戰列巡洋艦「戈本號」和輕型巡洋艦「勃賴斯勞號」的行動，由於海軍作戰參謀部的指令混亂以及英國地中海艦隊總司令的判斷失誤而招致失敗。此後情況有所改觀。8月27日至28日，英國輕型艦艇部隊在赫爾戈蘭島附近對德國艦隊展開攻擊，關鍵時刻英國的戰列巡洋艦趕到，使雙方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結果使德國損失了3艘輕型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其他幾艘巡洋艦也受到重創，而英國海軍的損失輕微。這一仗極大振奮了英軍的士氣，被歡呼為一次重大勝利。德國方面則嚴令海軍指揮官今後應極力避免採取冒失行動。
德國人很快就有了報復的機會。9月22日，德國潛艇在荷蘭沿海成功地用魚雷擊沉了英國的3艘老式裝甲巡洋艦「克雷亞號」、「霍格號」和「阿布金爾號」，艦上人員有三分之二喪生，總數達一千四五百人。這類陳舊而緩慢的軍艦在敵方潛艇容易到達的海域巡邏，早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一些英國軍官甚至稱其為「活釣餌中隊」。丘吉爾在聽到議論後立即警覺起來，在出事的幾天前就下達了改變部署的指令，但由於海軍作戰參謀部的延誤，未能避免災難的發生。與此同時，丘吉爾應法國人的請求，向敦刻爾克派出了海軍陸戰隊。他徵用了50輛倫敦的公共汽車把部隊運往海濱，又把他們安全運過了英吉利海峽，並多次親自到前線去視察。但戰鬥並沒發生，人們看到的只是丘吉爾和他的部隊在前線跑來跑去，因此戲稱其為「敦刻爾克馬戲團」或者「丘吉爾馬戲團」。上述事件為丘吉爾招來了廣泛的批評；但招致更多物議的還是此後不久發生的安特衛普事件。
當時德國人正在法國和比利時境內向前推進。8月20日，布魯塞爾陷落。10月2日，倫敦得到消息說，比利時政府已經決定放棄安特衛普，準備撤退到奧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爾、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陸軍大臣基奇納經過商議後決定要求比利時政府堅守安特衛普。恰逢丘吉爾正要再次去敦刻爾克訪問，於是大家一致認為丘吉爾應在去法國期間到安特衛普轉達上述意見，並瞭解該地的軍事形勢。
10月3日下午丘吉爾到達安特衛普，與比利時政府進行了商談。比利時人同意在該地堅守10天左右，以等待協約國援軍的到達。丘吉爾也當即命令敦刻爾克的英國海軍陸戰隊先派兩個旅來增援安特衛普。10月4日，丘吉爾致電阿斯奎斯，請求准予辭去海軍大臣職務，並授予他在安特衛普的正式軍事指揮權。基奇納表示可以授予丘吉爾中將軍銜；但首相認為這樣做似乎太離譜，因而拒絕了這一考慮。阿斯奎斯在日記中寫道：「『溫斯頓從前是一名驃騎兵中尉，如果接受他這個建議，他就有權指揮兩名卓越的少將，更不要說准將、上校等軍官了，可是海軍只不過提供了很少幾個旅的兵力。』內閣用笑聲對這一想法表示歡迎，最後則任命中將亨利·羅林森爵士統率安特衛普的英國軍隊。」
丘吉爾遭到拒絕後再次提出請求，堅持要求留在安特衛普。他實際上已將該地的領導權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軍情報處長奧利弗將軍為他的秘書，幫他處理各種軍務，並親自冒著猛烈的炮火到各處視察。
但是，內閣要丘吉爾立即趕回倫敦履行自己的職務。10月6日，羅林森爵士抵達安特衛普，丘吉爾交出了指揮權，於當晚返回倫敦。就在丘吉爾走後剛剛幾小時，比利時政府就決定放棄這座城市。比利時軍隊主力撤離陣地，向西南方向移動。在潰退中，英國的幾個海軍陸戰隊旅被打散，有大約2500人被德軍俘虜。保守黨人因此而對丘吉爾進行了猛烈抨擊。實際上，丘吉爾在安特衛普的工作至少使該城的陷落推遲了5天，這對當時這一地區的戰爭局勢發展至關重要。
10月底，英國社會上因第一海務大臣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的日耳曼民族出身問題，掀起反對的浪潮。丘吉爾提議由精力充沛的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勳爵接任這一職務。一些海軍將領對此有異議，認為丘吉爾與費希爾不能長久地協調開展工作。海軍上將韋斯特·威姆斯預言他倆「開始時會親密無間，直到在某一問題上發生分歧為止，這個問題大概就是誰應該是第一把手的問題。這時候，他們將開始耍弄陰謀、相互攻訐」。國王也認為由於費希爾年事已高，不再適宜擔任此職，但由於丘吉爾的堅持，10月29日這項任命得到批准。
至少在開始兩個月他倆合作得相當好。丘吉爾的剛毅果斷、精力充沛與費希爾的經驗豐富、老謀深算構成了恰到好處的互補，使海軍部的工作富有成效。11月2日，英國南美艦隊在智利的科羅內爾與德國的太平洋艦隊發生的遭遇戰中幾乎全軍覆沒。艦隊司令、海軍上將克裡斯托弗·克拉道克的旗艦被擊沉，另一艘英艦「蒙默斯號」相繼沉沒，其餘兩艘英艦僥倖逃脫。克拉道克事先發給海軍部要求將陳舊而緩慢的老式戰列艦「卡諾帕斯號」放棄在福克蘭群島的電報，海軍作戰參謀部的負責人斯特迪未給予明確答覆，否則這場悲劇或許可以避免。費希爾馬上建議派兩艘主力戰列巡洋艦去南大西洋搜捕敵艦；同時建議將屢次貽誤戰機的斯特迪免職。丘吉爾認為應該給斯特迪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在將其免職的同時，派他擔任這兩艘主力戰列巡洋艦的指揮官。結果，斯特迪的艦隊在福克蘭群島對德國太平洋艦隊的伏擊戰中大獲全勝。德國的「沙恩霍斯特號」、「格尼斯諾號」、「萊比錫號」和「紐倫堡號」等四艘軍艦被擊沉，只有「德累斯頓號」逃脫了；而斯特迪的艦隊基本未受損失。1915年1月，英海軍又一次取得勝利。由比蒂將軍指揮的艦隊在多格灘將德國裝甲巡洋艦「布盧徹爾號」擊沉，使另一艘德國戰列巡洋艦遭到重創。這些勝利使海軍部的威望大大恢復，連保守黨的《晨郵報》也評論說：「皇家海軍由於剛剛採取的自豪行動而可能又恢復到1914年的成就，我們可以用同樣的信心展望未來。」
在勝利的鼓舞下，丘吉爾在帝國防務委員會上提出了消除敵軍入侵英國威脅的最好防禦手段是進攻的戰略指導思想。他還提出了在北海封鎖德國各海港出口和進攻達達尼爾海峽，打開馬爾馬拉海的通道，進攻新近加入德奧一方作戰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與俄國人取得聯繫這兩種具體作戰方案。1915年1月2日，倫敦收到了俄國陸軍總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電報，請求英軍對土耳其採取牽制行動以減輕對俄國高加索地區的壓力。這樣，達達尼爾方案就成為更為現實和緊迫的問題被提到戰時委員會上。
1月13日，丘吉爾在戰時委員會上就達達尼爾計劃作了說明。委員會秘書莫裡斯·漢基曾就此寫道：
「戰時委員會已整整開了一天會……，我料想，各位成員像我一樣感到疲倦不堪……，然而這項計劃立即引起人們的關注。會場上整個氣氛發生了變化，大家都忘記了疲勞。戰時委員會熱切希望，在西線的激烈廝殺中，前景會從陰暗轉向光明，他們在地中海似乎看到了這一點。海軍中每一個人都滿懷信心，開赴前線的時刻來到了，而迄今為止，他們所能獲得的機會既少且遙遠。」
戰時委員會基本上同意了丘吉爾只用海軍佔領達達尼爾海峽的方案，責成海軍部「為2月份海軍遠征作好準備，攻襲與佔領加利波利半島，其目標是君士坦丁堡」。丘吉爾領導海軍部開展了積極的準備工作，但他逐漸感覺到了費希爾的異議和抱怨。為了減少阻力，他有意識地安排了自己和費希爾與首相進行會晤。首相在聽取了費希爾的意見後說：「我是仲裁人，我聽取了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的陳述，我也聽了您的意見，現在我將作出我的決定……，進攻達達尼爾的事將繼續進行下去。」
當時不僅阿斯奎斯的態度十分堅定，戰時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均表贊同，「基奇納和格雷給予熱烈的支持」，就連應邀出席會議的反對黨領袖「A·J·巴爾弗也熱情表示贊同」。
2月中旬，基奇納同意派出正規的陸軍第29師來加強遠征軍。
海軍對達達尼爾海峽各要塞的炮擊於2月19日開始，並用戰艦運送小股部隊登陸，摧毀了海峽入口處的一些炮台。但由於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艦隊司令S·H·卡爾頓指揮不力，行動極為遲緩。海軍部很快以海軍少將J·N·德羅貝克取代卡爾頓指揮這次行動。3月18日開始了第二次重大進攻。英法軍艦受阻於敵人的佈雷區，有兩艘英國戰列艦和一艘法國戰列艦因觸雷而沉沒。德羅貝克決定推遲行動，等著能與陸軍發起聯合進攻。但英國軍隊陸、海軍之間互不協調的弱點此時充分暴露了出來。基奇納此時認為西線可能需要某種難以預料的緊急支援，把原定加強遠征軍的第29師扣住不放。丘吉爾為此極為惱火，在戰時委員會上提出強烈抗議。等到基奇納終於同意放行第29師時，原來備用的運兵船隊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該師直到4月中旬尚未開赴達達尼爾海峽。由於各種因素造成的延誤，土耳其軍隊得以喘息並鞏固了自己的防禦陣地。協約國聯軍於4月25日重新發起猛烈進攻，但很難取得進展且遭受了重大傷亡。局勢呈現出一種僵持狀態。
這種局勢使達達尼爾戰役成為人們議論和批評的中心話題，也使費希爾的反對更為強烈。到了5月中旬，費希爾斷然提出辭職。丘吉爾與費希爾合作關係的結束，是達達尼爾事件導致現任內閣政治危機的一個標誌，被認為「是組成第一屆聯合政府的信號，這一切都預示著英國黨派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前景」。當阿斯奎斯於15日得知費希爾辭職時，曾試圖挽留他。費希爾拒絕與丘吉爾和解，並要求更新海軍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決定組織聯合政府。在與保守黨領袖進行協商之後，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爾的海軍大臣職務，而讓其擔任在內閣中地位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勞合—喬治曾經指出的，這個職位「……一般留給新進內閣的閣員，或者留給已明顯年邁體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爾的秘書馬什認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當然是一出滑稽戲」。丘吉爾的母親倫道夫夫人則「害怕溫斯頓無所事事會感到十分悲傷」，她曾寫道：「那是對他多麼可怕的傷害和肢解，把他從那裡（海軍部）的工作崗位上調離，就好像貝多芬變聾了一樣。」丘吉爾自己的體會則更為深刻，他後來寫道：
「我瞭解每一件事情，但卻什麼事情也不能幹……，活像一隻從深水中捕撈出來的海獸，或者像一個突然浮出水面的潛水員，我的血管由於壓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險。」
此後，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仍持續了一段時間。第一屆聯合政府專門成立的達達尼爾委員會機構臃腫、人員冗多，意見難以統一；加上前線指揮官的延誤，使戰事毫無進展。拖到10月下旬，內閣最終作出了英軍撤出加利波利的決定。阿斯奎斯決定將達達尼爾委員會改為作戰委員會，精簡人員，負責監督一般的作戰行動。丘吉爾未被包括在作戰委員會之中，於是他給首相寫信說，他不願養尊處優、無所事事，而「應無保留地聽從軍事當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團是在法國」。11月15日，丘吉爾在下院發表了辭職演說，其中他特別明確指出：
「我在海軍部任職期間，沒有一項重大的政策性行動、艦隊的重新分派計劃、船隻的調動和作戰計劃，不是徵得了海軍第一海務大臣同意的，而且記錄在案。」
《泰晤士報》稱這次辭職演講為「一次不容置疑的議會勝利」。《曼徹斯特衛報》則稱他的辭職為「公眾一次重大的不幸」，為之而深表惋惜。這些公眾輿論反應對丘吉爾多少是一種安慰，但並不能徹底抹平黨派鬥爭中的政治打擊在他心靈中留下的傷痕。身為政治家的丘吉爾在戰爭中一心撲在海軍部的工作上，把黨派之爭放在了一邊。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魯克勳爵寫道：「1915年丘吉爾垮臺是因為他過於自信和太不謹慎。他既不攏絡自由黨人，又不同保守黨人和解。」以致於阿斯奎斯在考慮組織聯合政府時，保守黨領袖博納·勞聲明，如果丘吉爾不離開海軍部，保守黨就拒絕支持政府。而丘吉爾卻在戰爭剛一開始時，就曾提議吸收保守黨人組織聯合政府；在戰爭中他毫無保留地與保守黨朋友一起坦率地討論戰時政策；甚至在他離職時，還推薦保守黨領袖巴爾弗繼任海軍大臣。相形之下，丘吉爾比那些囿於黨派之爭的政治家們要高尚得多。當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擠在政治圈外時，他心中的憤懣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許，他即將作為普通軍人遠征法國的悲壯選擇，就是他以具體行動對那些擅長於運用政治手腕進行黨派之爭的兩黨政治家們所作的無聲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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