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丘吉爾已在極短的時間內接連出了兩本書，但他仍然有著一種緊迫感，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這是一個上進的年代，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推進之。」1898年夏天，他又獲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趕回倫敦，請求母親設法幫他盡快調往英軍駐埃及的部隊，他渴望參加對蘇丹的戰爭。
19世紀70年代，英國侵佔埃及之後，又佔領了蘇丹。
1881年蘇丹爆發了馬赫迪領導的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起義，起義軍連續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在1885年喀士穆戰役中，還擊斃了曾經加入「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焚燒和搶劫圓明園、後來任蘇丹總督的英軍中將戈登。英國用了很長時間準備「為戈登復仇」的行動，於1896年發動了對蘇丹的戰爭。
丘吉爾為了趕上1898年對蘇丹軍隊的決戰，已預先雇好了僕役，收拾好行裝。但他的請求卻遭到了英軍駐埃及部隊司令基奇納將軍的拒絕。丘吉爾「感到埃及軍隊司令赫伯特·基奇納爵士毫不掩飾地和我作對，對我懷有敵意」。他在回憶那一時期的經歷時寫道：「現在我明白了，那時有很多不瞭解我和對我不友好的人，他們不贊成我的舉動。他們大概是這樣說的：『這個年輕人是怎麼回事？他是怎麼混進各種各樣的遠征隊裡去的？他為什麼又給報社寫文章，又當軍官？為什麼一個低級軍官竟敢稱讚或者批評長官？為什麼他能常常離開團隊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罵起我來。他們罵我『追求獎章』、『自我吹噓』。」
雖然基奇納將軍的態度十分堅決，甚至倫道夫·丘吉爾夫人通過社交密友傑妮小姐，找到基奇納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從中斡旋也無濟於事，但丘吉爾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直接求助於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勳爵；首相則請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克羅默勳爵幫忙。由於基奇納要依靠克羅默勳爵的密切配合，同時他需要將第21輕騎兵團作緊急調動，於是同意給丘吉爾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爾乘船沿尼羅河上溯，去新的騎兵團報到。臨行前他同新結交的朋友、保守黨《晨郵報》老闆的兒子奧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欄報道15英鎊的稿酬，由他給該報撰寫蘇丹戰爭的戰地通訊。丘吉爾加入第21輕騎兵團後，隨部隊向南推進，在沙漠里長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許多士兵因受不了乾渴和酷熱而中暑病倒。丘吉爾身體狀況較好，在艱苦條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為追趕部隊時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沒有倒下。但他擔心的是在戰鬥中受傷；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請求道：「一旦我負了重傷，您最好出面，設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圖曼戰役打響了。丘吉爾隨部隊向喀士穆挺進。9月2日清晨，丘吉爾在執行巡邏任務時，第一個發現大約有4萬名托缽僧正準備向英軍發起襲擊。經過激烈交戰後，他所在的團隊順利撤離了戰場。此後，第21輕騎兵團作為後備隊，從側翼迂迴衝向敵人，陷入了蘇丹軍隊設下的埋伏。後來丘吉爾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次戰鬥：
「在我對面，大約有四排狡猾的敵人……，我方有人跌下馬來，身體當即被砍成幾段。還有五六匹馬也被間接攻擊所打傷，再就沒有其他什麼損失了。後來我們又衝進潰敗敵人的陣地，展開了短兵相接。隊伍被衝散了，人員不見蹤影。我策馬跑了一程，與敵人遭遇時就用手槍瞄準面部射擊，打倒了幾個，其中有三個肯定是死了，有兩個是否打死還無把握，有一個就更說不准了。」
1898年9月的決戰，以英軍的勝利而告終。此時起義者的首領馬赫迪已死，人數眾多的蘇丹軍隊由他的繼承人哈里發統領。儘管他們作戰英勇，但裝備和戰術水平都還停留在中世紀，因而終於敗在大英帝國新式武裝的鎮壓下。蘇丹軍隊在恩圖曼戰役中被擊潰，獲勝的英軍幾次橫掃戰場，把托缽僧傷兵全部打死。丘吉爾把這種慘狀比作十字軍東征時的大屠殺，他對英軍的殘忍和基奇納的縱容極為氣憤，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基奇納可以作為一個將軍，但他永遠不是一位紳士。」
在這次戰爭中，丘吉爾給《晨郵報》寫了不少稿件並陸續發表。戰爭結束後，他決定再次寫書出版。他已經在這方面嘗到了甜頭，僅在一個月裡從蘇丹發給《晨郵報》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鎊的稿酬，遠遠高於他的12．5英鎊的中尉薪餉。而且錢還是次要的；新聞報道和出版著作已為他贏得了越來越響亮的名聲，可以成為他在政治上進取的有力手段。
他對政治的熱望和他對軍人生涯的厭倦使他產生了脫離軍隊的想法。他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他在軍隊裡一直幹下去，永遠也不會達到自己的理想。要取得指揮一支龐大軍隊的權力並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必須經歷多年刻板、艱苦的軍人生活。況且自己在新聞報道、文章和專著中對軍方高級將領們頗多批評，早已引起了他們的不快，將軍們顯然不會讓這個自負高傲、亂髮議論的年輕中尉得到迅速提升。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對士兵的生活觀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歡這種生活，而且更加相信這不是我的天職。」
在結束軍旅生活之前，丘吉爾又回到了他原來所屬的第四驃騎兵團的駐紮地印度的班加羅爾，重溫了過去的時光。他仍然熱愛打馬球運動，並在軍人馬球錦標賽上賣力地為本團贏得了勝利。運動和軍務之餘，他仍然利用空閒時間進行寫作。1899年3月，在他辭去軍職，離開印度時，他已寫完了全書23章中的18章。返回英國途中，他還在開羅作了短暫停留，從總領事克羅默勳爵和一些英國以及埃及的官員那裡，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國與蘇丹早期關係方面的資料。回到英國後他很快便完成了此書。
1899年10月，他這部名為《河上的戰爭》的書分兩捲出版了。由於丘吉爾不再是軍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發洩他對基奇納將軍的不滿。他在書中批評道：「這位將軍律己很嚴，對別人都漠不關心」；「在他所指揮的部隊各單位裡，有一個遭到極度忽視的機構，那就是治療傷病員的醫療部門」；「他對部下的殘暴行徑採取放縱態度，而這種殘暴行徑往往未必是由於敵軍同樣的行為所引起」。他尤其對基奇納侮辱馬赫迪陵墓和遺骨的行為感到憤慨。丘吉爾寫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納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褻瀆並被夷為平地。馬赫迪的遺體被挖掘出來，把他的腦袋從軀體上砍下來，……士兵們用手傳遞到開羅，當作有趣的戰利品，……四肢和軀體被扔進尼羅河。這就是勝利者的俠義行為。任何一個重視老自由黨光榮傳統的人，任何一個同情進步托利主義思想的人，都不會贊成這種行為。」
丘吉爾不僅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基奇納將軍個人，還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蘇丹起義者的同情，與此同時尖刻地揭露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卑劣和偽善，從根本上批評了英國對蘇丹的戰爭政策。他寫道：
「在英國，大概還有其他地方，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在沒有確信敵人是極端的、不可救藥的無恥之徒之前，似乎還不能採取戰爭行動去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於是，他們便對苦行僧——從馬赫迪到哈里發——百般咒罵，把一切可以臆造出來的罪行都加到他們頭上。也許這樣做對英國的慈善家們來說是十分方便的，但是，當把這些咒罵灌輸給戰場上的軍人，使他們認為敵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蟲的時候，這些軍人就會做出野蠻的事情來。此外，這種隨意的責難是極端不公正、極端危險和毫無必要的。……對人們宣稱英國和埃及軍隊開進恩圖曼是為了把人民從哈里發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可是，解放者從來還沒有這樣不受歡迎。……說戰爭是為了懲罰苦行僧的罪惡行徑，那是偽善。」
不用說，這些論述必然會引起英國官方的憤怒。不久，丘吉爾自己也感到這些批評是有些過分。出於將來在政治上發展的考慮，他本來不願與政治領袖們發生齟齬，後來此書再版時，他對上述批評及類似的言論作了大量的刪減。
這部著作首版時未能引起國內讀者的廣泛注意，這主要是因為南非戰爭的爆發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但它在評論界卻贏得了較高的評價。與丘吉爾保持友好關係的《三軍聯合雜誌》認為：「毫無疑問，這本書是迄今描寫這一題材最好和內容最全面的書籍。」《蓓爾美爾雜誌》也認為：「……這是描寫蘇丹戰爭的第一部長篇作品。」《展望》雜誌讚揚說：「丘吉爾對蘇丹極有研究，就像金累克１對克裡米亞有研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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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累克（Kinglake，1809—1891）英國歷史學家和旅行家。1854年曾去克裡米亞旅行，著有《克裡米亞戰爭史》8卷。
《曼徹斯特衛報》評論說：該書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爾先生對敵人所具有的騎士氣概」。也有些評論批評丘吉爾「採取了自以為是的專橫態度」，「給人一種帶有個人反感的印象」。
總的說來，評論界公認《河上的戰爭》一書是年輕的丘吉爾取得的巨大成就。由於作者搜集資料豐富，構思精巧，敘述準確，鮮明生動，行文富有邏輯性，寫出了一部引人入勝的英國征服埃及和蘇丹的歷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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