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憶說，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後，他養成了「寫作習慣」。由於他未能獲准參加新的遠征軍，他決定利用空閒時間進行小說創作。
從當時直到後來他在政壇失利後的蟄伏歲月，丘吉爾雖然從事了大量的寫作工作，卻從來沒有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寫作領域，更沒有打算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有著更為宏大的理想抱負。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學與政治並不是毫無聯繫的；有時文學還可以作為政治的進身之階。比如，一度成為保守黨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寫小說起家並從文學領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義」思想，最初也是通過文學著作闡述出來並影響民眾的。這或許是丘吉爾打算在文學創作上一試身手的主要動機之一。事實上，在這部丘吉爾寫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學作品中，作者無疑寫出了當時英國政治生活中的許多特點。作者在描寫主人公對待政治問題的看法時，所表述出來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爾自己對政治問題的觀點。所以，許多評論者認為，這部名為《薩伏羅拉》的小說，其實是年輕的丘吉爾的政治宣言。
《薩伏羅拉》敘述的是一個虛構的、位於地中海上的名叫「勞拉尼亞」的國家裡所發生的故事。「勞拉尼亞」這一國名，據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東尼·霍普所著《贊達戰俘》一書中的「羅裡塔尼亞」一詞而來。書中描寫了勞拉尼亞人民開展的爭取人民解放的運動，成功地推翻了反動政權的獨裁統治，可是人民取得的勝利成果，又受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威脅。除了這一主線外，作為文學作品，書中當然也少不了愛情故事的描寫來豐富作品內容，展示人物豐富的性格內涵。有意思的是，由於丘吉爾一直是在學校和軍隊的嚴格紀律約束下成長起來，缺乏愛情生活的經歷，因此在描寫愛情情節時顯得有些不知所措。據說連愛情故事這條副線也是他的一位女親戚幫他編出來的。在不多的對女主角的描寫中，倫道夫·丘吉爾夫人還作了一些指點。
「薩伏羅拉」既是小說的，也是書中主人公的名字。這是一位年輕的政治領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爾所讚賞的一切優秀品格。他英勇機智、博學善辯，不僅對「人間的一切樂趣有鑒賞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統的理念。他領導著反對黨在人民的支持下進行著推翻反動的軍事獨裁政權的解放鬥爭。書中的女主角是獨裁者的妻子露西爾，她是一位「容貌美麗」、見識過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龍中「擠滿了來自各國的最著名的人物，……溫文爾雅的使節們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問題，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覆」。她暗中同情薩伏羅拉的鬥爭，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薩伏羅拉那裡去打探起義計劃時，她與薩伏羅拉一見鍾情，兩人的關係急劇發展。由於丘吉爾本身經歷的缺乏，他曾請班加羅爾一位要好的軍官朋友在兩人的愛情描寫上給予幫助，但結果並無多大改進，於是他明智地盡量迴避這方面的情節描寫。至於在書中佔據大部分篇幅的內戰情節的敘述，丘吉爾寫起來則十分輕鬆、駕輕就熟。
值得引起讀者注意的，是丘吉爾在場景描寫的基礎上對人物性格的刻劃和對其內心世界的揭示。書中描述了在總統府門前的廣場上槍殺遊行群眾的場景，緊接著又以深入細膩的筆觸對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爾寫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場面不能不激發他的火一樣的熱情。壓抑只能使他內心的火越燒越旺。值得那樣幹嗎？鬥爭、勞動、一連串的事變、捨棄輕鬆愉快生活的許多東西，這是為了什麼？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興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動力是虛榮心，他無力抵禦它。他理解並珍惜一個藝術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悅，也理解並珍惜一個運動員從自己的活動中得到歡快的樂趣。生活在寂靜之中，像藝術和書本描述的那樣，懷著哲學家的平靜心情生活在美麗的公園裡，遠離人聲嘈雜的地方並且完全擺脫各種事物，這當然安逸、舒適。但他還是認為，他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強悍的、勇猛的。充滿抱負、動盪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應該一住無前。」
有的傳記作家認為，這段心理描述勾畫出了丘吉爾的完整形象，他在23歲寫作《薩伏羅拉》時是這樣，他在半個世紀之後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也是這樣。薩伏羅拉為了滿足自己無限的虛榮心，捨棄了生活的歡樂，準備踏著最艱難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這種虛榮心成了丘吉爾一生的推動力。
英國著名的政論家和國務活動家查爾斯·狄爾克曾說，他所知道的虛榮心最強的人是十九世紀末的英國首相羅斯伯裡。幾年以後狄爾克又補充道：「自那時以來我知道的虛榮心最強的還有溫斯頓·丘吉爾。」
還有傳記作家在丘吉爾的傳記中，曾引用了一個當年廣為流傳的笑話。據說在《薩伏羅拉》問世50年之後，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爾走進下院的吸煙室，坐在一位新當選的議員旁邊，向那位議員問道：
「年輕人，你也許想知道究竟是什麼鬼力量使我投身於政治吧？」
那位年輕的議員回答說，當然想知道。
丘吉爾對他說：「是虛榮心，年輕人！是赤裸裸的虛榮心！」
這個笑話可能不具備生活的真實性，但傳記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許是認為它多少包含著一定的藝術真實，對於讀者理解丘吉爾的性格具有典型意義。
應當肯定地說，上述傳記作家的說法都不無一定道理。但若是將丘吉爾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內在動力主要歸因於他的赤裸裸的虛榮心，則是片面的甚至是偏執的。這種狀況是由於這些傳記作家囿於政治的或黨派之爭的偏見而形成的。
如果說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丘吉爾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徵，那麼在書中的幾個次要人物身上，則反映出與年輕的丘吉爾生活經歷的緊密聯繫。書中有一位名叫貝蒂妮的老保姆，「她從薩伏羅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細心照料著他，一直未曾間斷過」。這與當年愛維莉絲特太太照料小溫斯頓的情況何其相似！還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參加戰鬥以贏得勳章，愛好打馬球，忠於自己的信念。人們認為這個人物是處於早年軍隊生涯的丘吉爾的化身。薩伏羅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與才能，不僅反映出丘吉爾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與嚮往，也是與他對父親的回憶分不開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寫：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卻又冷靜等待著毀滅的到來。在這當中，生活會賦與他什麼樣的責任，是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他生前進行了多次演講，並且總是告誡說，世上沒有一件好東西不是經過努力就能獲得的。這些即席演講的技巧存留在聽眾的心中，這種修辭之花培植於溫室之中。」
我們從上面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見倫道夫勳爵的影子。
書中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有對共產主義者的醜化和對英國政府的貶損。在《薩伏羅拉》中描寫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形象身上，集中體現了人類最醜惡的特徵。這反映了英國貴族資產階級由於對共產主義的敵視而產生的強烈憎惡情緒。而書中有一處情節，敘述了英國政府在接到勞拉尼亞政府義正辭嚴的照會之後，派遣「侵略者」號軍艦去進攻這個國家。「侵略者」號這個軍艦名稱顯然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英國的御用評論家們曾為這個艦名而感到難堪，為瞭解嘲，他們杜撰說，在丘吉爾寫這部小說時，「侵略者」一詞可能還沒有現在那種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爾這部兩個月寫成的小說，首先在倫敦《麥克米倫雜誌》上以連載形式發表。由於讀者反應較好，於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單行本。丘吉爾雖感高興，但在這方面卻又有些信心不足。他在該書前言中寫道：「現在我以極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將此書公諸於眾，以求得公眾對它的評論或給予寬容。」
評論界對於《薩伏羅拉》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當然也不乏一些批評。《學院》雜誌認為這本書是「一部令人愜意的和振奮的作品」；《曼徹斯特衛報》認為該書「充滿生氣和活力」；《展望》雜誌評論道，該書至少是「有趣的，給人們的閒暇時間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評論》認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實的，而他刻劃的人物則是抽像的」；《泰晤士報》評論說：「在薩伏羅拉身上體現出來的好的方面，本質上都是與戰地通訊相關的」。或許《旁觀者》雜誌給予的評價最高：
「如果說他沒有安東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種溫文爾雅的風度，則他卻展示了在文字表達上的修辭天才。他筆下的人物刻劃得粗獷有力，事件描寫也十分恰當……，這部小說的份量不在於傳統上對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於它在政治上的諷刺性——勞拉尼亞出版物的價值確實在吸引著人們——它充滿活力的修辭、打動人心的力量；當然，未必能構成獨樹一幟的警句。」
儘管有一些批評意見，認為此書「十分明顯只不過是一位業餘作者的作品」，「並不是一部優秀作品」，但這本書仍然在後來幾次再版。這或許是丘吉爾成為偉大人物後的名人效應。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們則從自己的角度來認識這本書的獨特價值，認為它對於理解青年丘吉爾的內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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