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巴羅公爵的後世子孫們在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這段時間裡，再也沒能為他們的族徽增添任何光彩。他們既無驕人的功業，亦未獲得任何榮譽，只不過為了維護公爵的尊嚴和排場，毫不吝嗇地揮霍著約翰·丘吉爾積攢的大筆財富。
當年約翰·丘吉爾和莎拉·傑寧斯在英國宮廷中都有較高地位，每年的收益也相當可觀。他倆每年可得到64325英鎊的薪俸，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約翰受封馬爾巴羅公爵之後，每年又可以得到5000英鎊的俸祿，加上幾次大捷之後國王給予的巨額賞賜，丘吉爾一家已擁有巨大的財產和大量珍寶。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消耗之後，丘吉爾家族的經濟狀況已日見困窘。丘吉爾的祖父由於子女眾多而負擔沉重，窘迫的經濟狀況不僅使他養成了拘謹、吝嗇的性格，也逼著他開始變賣家產。
倫道夫·丘吉爾生於1849年，是馬爾巴羅公爵七世的第三個兒子，也是本書主人公丘吉爾的父親。按照英國法律，馬爾巴羅公爵的爵位和領地應由其長兄喬治·丘吉爾繼承，倫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軍隊、殖民地行政當局或者宗教界尋求出路。倫道夫在牛津大學畢業之後，決定向政界尋求發展。
在進入政界之前，1873年8月，倫道夫在一次舞會上認識了美國百萬富翁倫納德·傑羅姆的女兒珍妮。兩人一見鍾情，很快便確定了婚姻關係。
珍妮的父親倫納德·傑羅姆是一位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他早年幹過外交工作，曾任美國駐的裡雅斯特領事。以後轉而從商，成為《紐約時報》的老闆之一，同時還做房地產生意。對於珍妮和倫道夫的婚姻，他一開始並不十分滿意，因為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美國人與英國人的觀念格格不入。但由於當事人雙方的堅持，他最終不僅同意了婚事，而且還答應每年提供2000英鎊給女兒、女婿補貼生活。
馬爾巴羅公爵七世開始時也不同意兒子倫道夫的選擇；出於門第方面的考慮，娶一個美國平民的女兒為媳，是不符合貴族的傳統和身份的。在英國王室以外的貴族中，僅有20個公爵爵位，馬爾巴羅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因而公爵夫婦很注重自己僅次於王室的尊崇地位和榮耀聲望。由於兒子的堅持，公爵最終還是同意了這門婚事，但同時他提出一個條件，倫道夫必須進入議會之後才能舉行婚禮。
1874年初，剛滿24歲的倫道夫·丘吉爾勳爵，作為由他的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鎮選區的代表，經他父親的舉薦競選議員獲勝。同年4月中旬，倫道夫勳爵與珍妮·傑羅姆在巴黎英國駐法大使館中舉行了婚禮。婚後六周，倫道夫·丘吉爾夫婦回到了故鄉布倫海姆宮，受到了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整個小鎮到處彩旗飄揚，居民們冒雨夾道迎接，鎮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新婚夫婦表達了真摯的祝福。倫道夫與珍妮在布倫海姆宮住了一段時間後，為了出席議會會議，他們又來到倫敦租房住下，投入了倫敦上流社會那種興味無窮、令人神往的社交生活。7月份議會休會後，他們又回到了布倫海姆。為了打發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孕在身的珍妮對狩獵表現出很大興趣，11月24日她在狩獵中摔了一跤，受到驚嚇。28日珍妮又有「一次輕率而魯莽的乘車出遊」，當晚即「引起腹痛」。次日曾設法保胎，但似乎效果不大。經過8小時陣痛，珍妮於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時30分生下一個兒子，此時僅為婚後7個半月。倫敦《泰晤士報》和《牛津日報》就此曾報道說：「11月30日倫道夫·丘吉爾夫人於布倫海姆宮早生貴子。」《牛津時報》補充道：「當晚，教堂敲響了悅耳的祝福鐘聲。」這個早產兒被命名為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丘吉爾。倫道夫勳爵認為孩子「漂亮極了。大家都說眼睛頭髮烏黑，對早產兒說來，他的身體算得上相當健壯」。也有人懷疑孩子並非早產。對此，丘吉爾的傳記作者亨利·佩林寫道：「猜測這個孩子是否僅僅早產二三周的問題，那是吃飽了撐的，因為這意味著孩子的雙親先孕後婚，嚴重地冒犯了當時的禮儀。所以，溫斯頓·丘吉爾的提前出世，究竟是他本人破題兒第一遭性急魯莽，還是由於倫道夫勳爵急不可耐的產物，我們可以暫勿置論。」
小溫斯頓的降生使馬爾巴羅公爵爵位的繼承人感到不安。因為他的伯父喬治·丘吉爾、在禮儀上被稱為布倫德福德侯爵的未來的馬爾巴羅公爵八世只有一個兒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那麼馬爾日羅公爵爵位和領地就該由溫斯頓·丘吉爾繼承了。在二十年多的漫長時間裡，一直存在著這種可能性。因此，在馬爾巴羅公爵九世娶妻後，老公爵夫人，溫斯頓的祖母即對九世公爵夫人，一位有名的美國百萬富翁的女兒康蘇埃拉·范德比爾特說：「您的主要任務是生孩子，而且應該生兒子。不能讓這個早產兒溫斯頓繼承公爵的爵位。」九世公爵夫人令人滿意地完成了老祖母交給的任務，也使溫斯頓失去了成為馬爾巴羅公爵的可能性。但人們絕不會為此而替溫斯頓·丘吉爾感到遺憾。顯而易見，如果溫斯頓做了公爵，英國歷史上就會少了一代傑出的首相。對溫斯頓本人而言，他建功立業，青史留名的嚮往可謂夙志在心，要遠比成為公爵的願望大得多。
溫斯頓出生後不久，倫道夫夫婦便帶著他前往倫敦居住，表面的理由是倫道夫身為議員，需經常參加政治活動，不能常住故鄉，更為實際的是，這對年輕的夫婦都不能十分適應布倫海姆宮中那種沉悶、刻板的生活習慣。尤其是美國平民出身的珍妮，她美貌聰慧，充滿魅力，具有活潑好動的性格特點，更加上她的美國觀念，這一切都使她與布倫海姆宮中那些公爵夫人們格格不入。她長期居住巴黎養成的生活習慣，也使她格外嚮往倫敦的社交界。
他們在倫敦生活得很舒適，除了倫納德·傑羅姆每年給2000英鎊外，老公爵每年也給倫道夫1000英鎊，每年3000英鎊的收入使他們足以應付必需的開支。但是夫婦兩人都過慣了富貴日子，花錢如流水，經常在家設宴款待社交界朋友；倫道夫又是一位狂熱的賽馬愛好者，所以他們也經常感到拮据。
他們的大方好客以及女主人的美貌、聰慧和在巴黎生活多年所養成的優雅風度，贏得了倫敦社交界的歡迎，不久，倫道夫夫婦就成為威爾士親王那個風流而又奢華的小圈子裡的成員。珍妮既善於繪畫，又彈得一手好鋼琴，還能運用雋言妙語寫出感情細膩的書信。丘吉爾曾回憶說：「我的母親在我眼中永遠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煥發具有無限才能的女性。」這就引得英國貴族中的傑出人物都來登門拜訪，保守黨領袖迪斯雷利首相一度也曾是他們家的常客。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之後上流社會發生的一件轟動一時的醜聞，突然中斷了倫道夫一家與倫敦社交界的聯繫。1876年，倫道夫的哥哥布倫德福德侯爵完全不顧自己已經結婚生子，在情感的驅使下策劃與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私奔。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也曾是威爾士親王的情人，此時她的丈夫正陪同威爾士親王在印度訪問，等他們訪問結束回到倫敦時，此事已鬧得滿城風雨。親王要求艾利斯福德伯爵與其妻子離婚，同時要求布倫德福德侯爵亦與自己的妻子離婚並與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結婚。布倫德福德侯爵認為，若接受了這一要求就是一種恥辱。倫道夫·丘吉爾為了家族的聲譽和哥哥的情面，要求威爾士親王勸說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提出離婚訴訟，否則，他將把「威爾士王子寫給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的表示友情的幾封信公諸於世」。這樣魯莽的威脅激怒了威爾士親王，親王通過自己的私人秘書、曾擔任過倫道夫婚禮男儐相的弗朗西斯·諾蘭斯提出和倫道夫決鬥。倫道夫回答說，他只能與親王指定的代理人決鬥，但決不同未來的國王決鬥。事情鬧到維多利亞女王那裡，由迪斯雷利首相和反對黨領袖哈丁頓勳爵出面調停。倫道夫被迫按照大法官的授意，書面向威爾士親王道歉。然而親王並不就此善罷甘休，他揚言說，誰要是接待倫道夫·丘吉爾他就不上誰家的門。
這件事不僅對倫道夫夫婦打擊很大，而且使馬爾巴羅公爵夫婦感到難堪。為了暫避風頭，擺脫困境，馬爾巴羅公爵決定接受迪斯雷利首相非常適時地發出的請他擔任愛爾蘭總督的邀請。此前因為總督這個職位花銷太大，遠遠超出了他一年收入20000英鎊的薪俸，他於1874年曾謝絕過同一邀請。這時候該職位再度空缺倒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機會。馬爾巴羅公爵走馬上任，其子倫道夫作為總督不領薪水的私人秘書身份隨同前往。倫道夫夫婦住進了都柏林鳳凰公園裡的一幢公寓，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80年大選中保守黨人迪斯雷利政府競選失敗下台，自由黨人格萊斯頓政府上台執政，此時正好馬爾巴羅公爵的愛爾蘭總督期滿卸任，全家人才又重返倫敦。
倫道夫在都柏林期間並未放棄自己的議員席位，回到倫敦後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投身於政治活動。到底是遭受打擊之後對上流社會極為仇視的逆反心理，還是渴望發揮才幹，希冀建功立業、出人頭地的強烈慾望激發了倫道夫·丘吉爾近乎狂烈的政治熱情，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我們不得而知。比較清楚的是，在回到倫敦以後的幾年裡，倫道夫在政壇上的表現是傑出的。他聲名鵲起，地位不斷上升，日益成為全國知名的政壇風雲人物。
倫道夫和他父親一樣，都是保守黨成員，保守黨在1880年大選中失敗後，其領袖迪斯雷利辭去首相職務進入上院，不久即退隱。保守黨在下院缺乏一位像他們的對手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那樣辯才無礙的代言人。此時倫道夫能言善辯的特點自然就引起了保守黨人的高度重視。據說倫道夫小時候長相不很端正，小腦袋，突眼睛，在伊頓公學讀書時常受同學們嘲笑，也因此激勵了他以機智和辯才彌補不足。到如今他的口才更是爐火純青。他在演講之前都要進行精心準備，在演講中有意識地借鑒訓練有素的演員技巧；他以犀利的言辭奚落嘲弄、諷刺挖苦對方，以嚴密的邏輯推出有利於自己觀點的結論，一針見血地戳穿自由黨人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掩蓋的政策缺陷，這一切在下院中獲得了極大成功。此時他的外貌因其特色反而成為優點：他身材瘦小，眼睛溜圓，上唇恰到好處地留著一撇鬍子，因而成為漫畫家們絕好的表現對象，由此更加擴大了他的影響和知名度。
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國際地位正處於急劇下滑的過程中。與正在崛起的年輕工業國德國和美國相反，英國工業增長的速度日趨緩慢。長期延續的經濟危機嚴重困擾著英國社會，促使國內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工人運動日益活躍，以爭取工人階級在議會中享有獨立代表權為目的的獨立政黨工黨業已建立。經濟的和政治的新形勢，迫使英國的保守黨和自由黨這兩大政黨不得不從根本上考慮改變自己的既定政策和活動方式，不得不在內政和外交方面探索新的政策思想，不得不實行議會改革，並逐步擴大選民面，力求在變化了的形勢下能夠對日益增加的選民施加政治影響。保守黨和自由黨還逐步建立起各自的現代組織結構，以使自己的代表盡可能多地進入議會開展政治鬥爭。1877年自由黨全國聯盟成立，有效地聯合起各地方組織，進而在1880年的大選中戰勝了保守黨。當時保守黨協會全國聯盟雖然也已成立，但由於黨內「老年幫」的專橫，該組織未能很好地開展活動。現在，倫道夫正是利用黨的地方組織領導人的不滿，通過「保守黨協會全國聯盟」這一組織向黨內「老年幫」發起了挑戰。他公開宣稱「全國聯盟」應參與制定黨的政策，而不應只是黨的領導人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在1883年於伯明翰舉行的全國聯盟年會上，他發表演講說：「如果你想贏得勞工階層的信任，你就應該允許他們參與，而且是積極參與黨的領導和黨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參與而不是裝裝樣子。」他說：「保守黨不贏得工人階級的信任就永遠無法恢復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信任工人階級，我們的利益由他們掌握就會是安全可靠的……，我們應該邀請他們參加我們的黨，並且使他們在管理黨務方面發揮實際作用。」此前，他的親密戰友沃爾夫和戈斯特在《雙周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中更加明確地提出，要求改變貴族領袖集團對黨務加以壟斷的不合理現象。文章指出，保守黨地方協會在選舉中剛剛獲勝，佔據黨的領導地位的貴族們就爭先恐後地出來分享獵物。「一個階層的勢力佔據了統治地位。所有獨立的政治見解都遭到無情的懲罰……這一切造成的結果是，協會失去了活力，而那些只關心取悅於黨的領袖的能說會道的黨棍取代了黨的正直的工作者。之後不久就遭到了失敗……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整個組織。」
1884年，倫道夫·丘吉爾出任保守黨協會全國聯盟主席之後，他和他的追隨者與黨的實際領導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持續了數月之久的複雜鬥爭。在迪斯雷利死後，保守黨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到了保守黨上院領袖索爾茲伯裡勳爵和保守黨下院領袖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手中。他們兩人本來對倫道夫組織的「櫻草會」就頗不以為然，認為該組織荒唐可笑；後來對倫道夫的爭權更為反感。不過，迫於時勢的發展和倫道夫政治實力的增強，他們也只好作出一些讓步，與倫道夫達成妥協並以協議的方式固定下來。根據協議，倫道夫保證停止對保守黨上層的攻擊；而索爾茲伯裡勳爵則答應吸收倫道夫為前排議員即將其列為黨的領導人；並由於「櫻草會」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遍佈全國各個選區而承認其為黨的正式組織。
雖然保守黨領導人對倫道夫·丘吉爾採取了忍讓態度，但他們始終對倫道夫抱有戒心；對他的野心勃勃、自命不凡雖然隱忍不發，但始終敬而遠之。索爾茲伯裡的侄子、未來的保守黨首相阿瑟·巴爾弗說過：「我傾向於認為，只要倫道夫還沒有不忠於黨的任何行為，還沒有把自己弄到無可挽回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我們大家就要避免一切衝突。」由此可見，與倫道夫的妥協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這也預示著以後發生的倫道夫的政治悲劇之不可避免。
1885年，保守黨人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勝利。根據選舉結果，由索爾茲伯裡出面組閣；倫道夫勳爵出任印度事務大臣。倫道夫很快就表明，他能夠輕鬆愉快地勝任大臣的職務。他既能作出重大決策，也能處理好複雜的關係，還能盡職盡責、埋頭苦幹。他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隊的兵力以防俄國入侵；他批准了對上緬甸的兼併以消除不穩定的隱患；他甚至設法使一項遭到女王激烈反對的任命得以批准，使一位很有能力的軍人弗萊德裡克·羅伯茨將軍獲准出任印度總參謀長。
但是倫道夫僅僅當了7個月的印度事務大臣就下台了。
因為保守黨在1885年11月的大選中，未能在下院獲得壓倒多數而使自由黨人重新上台。1886年7月再次舉行大選，結果保守黨獲得大勝，自1880年以來首次在下院獲得明顯多數。索爾茲伯裡再度出任首相。倫道夫·丘吉爾這次獲得了僅次於首相的最重要的大臣職位——財政大臣，同時擔任下院保守黨領袖。35歲的倫道夫登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頂峰，頗有志得意滿之感，但他仍然嚮往著更高的地位。1885年11月，當一位朋友問及他未來的打算時，他回答道：「我將當五年反對黨的領袖，然後再當五年首相。再往後就要死了。」倫道夫·丘吉爾曾把自由黨德高望重的領袖格萊斯頓稱為「急於求成的老頭子」，而其實他自己倒是有點急於求成。英國幽默雜誌《笨拙》的一位漫畫家稱倫道夫·丘吉爾是「偉大的年輕人」，不久之後人們就把這一說法改為「偉大的急於求成的年輕人」。後來，這一諢號又傳給了他的兒子溫斯頓，被人們叫了很長時間。
倫道夫·丘吉爾在內閣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圖施加更大的政治影響，把手伸到了財政以外的領域，他干預外交事務，公開表示要與德國和奧地利加強聯繫。他採用類似反對黨領袖格萊斯頓的政策來制訂預算，主張減少稅收和降低軍費開支。對此，海軍部未予反對，卻遭陸軍部的拒絕。他的主張在內閣中也屢遭反對；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兩次以辭職相要挾迫使索爾茲伯裡作出讓步。但在1886年12月，他為強行使他的財政預算方案得到通過而第三次提出辭職時，等待已久的索爾茲伯裡終於等來了把這位難以共事的內閣同僚清除出去的適當時機。索爾茲伯裡正確地判斷了形勢，認為倫道夫的辭職不會對內閣以及政局產生根本性影響，於是平靜地接受了倫道夫的辭職，隨即任命原自由黨前排議員G·J·戈申接替財政大臣職務。這樣處理雖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動，但政府還是挺住了。顯然，結局大大出乎倫道夫的意料，他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後來曾有人問及倫道夫為何輕率辭職，以至於過早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他回答說：「所有的偉大人物都會犯錯誤。拿破侖忘記了布呂歇爾，而我卻忘記了戈申。」
倫道夫·丘吉爾只當了5個月財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後排議員的席位上，並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過一段時間會有機會再次出山。但對每一次「讓倫道夫回來！」的呼聲，索爾茲伯裡總是置之不理。他在集會上發表演說時的聽眾越來越少，報紙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倫道夫極為苦悶，因而導致了他的健康狀況日漸惡化。1895年1月24日，倫道夫·丘吉爾撒手人寰，溘然長逝，終年46歲。
倫道夫·丘吉爾的追悼會是在西敏寺舉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儀式。葬禮在倫道夫的故鄉伍德斯托克小鎮的教堂裡舉行，箭後下葬於佈雷登的教堂墓地。那裡是許多丘吉爾家族成員的最終安息之地。也許，倫道夫·丘吉爾應和自己的妻子一樣不為此生而感到遺憾，正如26年後逝世的倫道夫·丘吉爾夫人臨終前自豪地宣稱的那樣：「我這一生沒有什麼遺憾：我為英國生下了丘吉爾！」這當然是指溫斯頓·丘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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