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索羅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徘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過了至少42個聯合國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並旦和像乍得、瓜德羅普和布隆迪這樣的國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種方式衡量，按每輛19萬美元的價格，他能買5790輛羅爾斯·羅伊斯車，或者為哈佛、普林斯頓、那魯和哥倫比亞的每個學生付三年多的學費。這倒不是個壞主意，一些家長或許會這麼說。」
第一節 大舉東進
喬治·索羅斯這位智慧大師從來未放棄過贏得尊敬的希望。自《金融煉金術》一書出版以來，7年已經過去，儘管索羅斯樂意看到他的觀點以書的形式流傳，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讀者中出於學術上的興趣而購買此書的人實在是少得可憐。「問題是，」他告訴《泰晤士報》的經濟版編輯阿納托利·卡內茨基，「每個人買這本書只是為了發現賺錢的秘訣。我想我理應預見到這點。
1994年5月，該書的平裝本出版了，索羅斯又一次燃起了這般期望：讀者們會花費時間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論，而不僅僅是搜尋賺錢的竅門。
與此同時，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也正力圖在1994年東山再起，雖然他們在2月份吃了大虧。不過量子基金在春季將Genen。tech這家主要的生物技術公司賣空之舉未能有助於這個目標，《今日美國報》認為這是一件雖小但影響不可低估的失誤。索羅斯的損失只有大約1000萬美元，這對他來說只是一筆零花錢，但其他的投資者卻付出了重大代價。為此，記者丹·多夫曼寫道：「給投資者們的一個教訓是：僅僅因為聽說索羅斯玩起了某種股票就投身於其中是愚不可及的。」
到了1994年6月22日，量子基金的資產只比這一年的開始之際少了l％。當然不能算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它表明還存在著索羅斯遭遇其基金會歷史上第二個虧損年的可能。但和其他的套頭基金組織相比，索羅斯的業績已經夠奪目的了。泰戈的「美洲虎基金」同期虧損了11．5%
，萊昂·庫琅曼的「歐米前基金」損失了23％，而邁克爾·斯但因哈特的基金會則為30%
。
反映了索羅斯所感到的壓力的一件事情是，他在6月透露他已改變了自己的一項神聖原則。在過去十年中，索羅斯從不允許自己的基金在他有著慈善基金會的地區一一一東歐和前蘇聯一一·進行投資。遲至1993年1月，當《金融時報》的一位記者問他是否這項禁令意味著他不會購買東歐的巴士工廠時，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絕不會。實際上，我把這視作一種利益的衝突。」
可現在情形改變了。
在1994年中，索羅斯讓他的投資基金的經理們明白，他們如今可以投資於東歐和前蘇聯地區了。索羅斯的發言人在6月透露了，在過去的6個月中。1．39億美元業己被投到了匈牙利、波蘭。捷克共和國和俄羅斯的項目中，而且還會尋求更多的投資機會，因為這是「我們商業活動的正常進程」的一部分。
索羅斯近來的投資包括給布達佩斯的「第一匈牙利基金」新增4500萬美元資本。這是一家主要由英、美的機構投資者支持的基金。它在食品加工、製藥和服裝領域有著投資。當它於1991年成立時，索羅斯曾位列董事會之中，但很快就辭職了，原因是他認為，這樣做是和他的布達佩斯慈善基金會的工作相衝突的。
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一次採訪時，索羅斯解釋了他的轉向。他說，他的慈善基金會己是相當地強固和具有獨立性，足以承受他在該地區的投資所造成的任何壓力。這個地區投資機會，他的基金應該加以利用。他還說：「我在過去奉行這麼一項簡單不過的準則：我們不在有著慈善基金的地方進行投資。原因是我不想讓這些基金會被抵押在我的金融利益上或者相反。不過，由於這一地區的市場正處於實際的發展之中，情形已經變了。我沒有理由拒絕我的基金或者我的股票持有人享有在那兒進行投資的可能。或者不讓那些國家有機會利用其中的一些基金。」但是，索羅斯明確表示，儘管量子基金現在有著在這些地區投資的自由，但他自己不會在自己的賬戶中掏錢來這麼做。
也許這位慈善家試圖引發新一輪「隨大流「行為。在被問及是否索羅斯基金會的攻勢會誘使其他的投資者轉向東歐時，索羅斯說這對他無甚害處。
第二節 多事之秋
6月底傳來的一個消息是《金融世界》將索羅斯列為了1993年華爾街第一號的贏家。根據這家雜誌，索羅斯在1993年掙了11億美元。這是第一次一個人在一年中掙了這麼多，而且其數量比位列第二的贏利者朱利安·羅伯遜多了一倍。
索羅斯又一次上了這家雜誌的封面，這一次他是坐在一張棋盤前，看起來好像正為下一步如何走而苦苦思索。在雜誌的中間，有著他的不少姿勢各異的照片：或在打電話，或赤腳著雙便鞋、穿著紅色運動衫躺在7張沙發椅上讀著一本藝術書。
《金融世界》還並非開玩笑地對索羅斯的11億美元收入作了如下評價：「假如索羅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排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過了至少42個聯合國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並且和像乍得、瓜德羅普和布隆迪這樣的國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種方式衡量，按每輛19萬美元的價格，他能買5790輛羅爾斯·羅伊斯車，或者為哈佛、普林斯頓、那魯和哥倫比亞的每個學生付3年多的學費。這倒不是個壞主意，一些家長或許會這麼說。」
這家雜誌還提到，在1993年，索羅斯一個人所掙的就和擁有169600名僱員的麥當勞公司的當年利潤一樣多。恐怕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這家雜誌列出的當年賺得最多的前l00人中，有9人是索羅斯的金融帝國的成員。
在評論索羅斯的11億美元收入時，《衛報》說道：「我們對億萬富翁已再熟悉不過了，但他們總是那些擁有像油田、船隊這類來錢的資產的人士。這些財產我們中也許沒有誰曾擁有過，我們可以借此來為自己開脫或說那些人很走運。可是，現在出現了一個把大把的錢當成薪水來掙的人，於是我們都不禁幻想能在今年成為一個像索羅斯那麼富的人。」
當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索羅斯再次出現在了一家雜誌的封面上時，他和基金機構正在和不利的處境相對抗。
1994年秋天，索羅斯比往常更多地忙於他的慈善基金的事務，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所在。對於這些機構是否能比他恬得還長，他並元把握，它們身上尚存有不少問題和麻煩。儘管索羅斯試圖將大部分的決策事務交給這些基金會在當地的領導機構，但不言而喻的是，索羅斯和他的金錢才是使它們保持活力與前進方向的動力。不過；索羅斯對於他的投資基金會是否能一直順利地運轉下去更有信心。他相信，憑著優秀的人才和管理制度，他業已將它們充分地組織化了，它們正處於良好的運轉狀態。
在1994年全年中，促使喬治·索羅斯繼續呆在金融業的峰巔上的壓力依然在上升。許多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對他亦步亦趨。期望自己能夠學習到他的一些天才技巧並成為另一個索羅斯。另外，在1994年秋天，在華爾街的內外還傳送著這麼一個故事：在拉什摩爾（該山山崖上雕有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四位美國總統的頭像。一一一譯注）對面的那座山上還有著可雕塑四尊頭像的位置，而喬治·索羅斯和沃倫·巴菲特（華爾街另一位大金融家一一一譯注）的頭像已經開始被鑿進山石中·了。一位和該故事相關的高級投資經理說道：「山腳下還有許多傢伙等著被鑿上去呢廣
傳媒也給索羅斯增添了負擔。他們「發掘」出了索羅斯，可不願讓他輕易離去。如果說兩年半之前索羅斯還只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紳士的話，如今他已經被剖析、丈量、評判得仔仔細細。索羅斯在1992年還是一位升起的新星，可兩年過後，一些金融傳媒目睹了他在1994年的灰暗表現，便宣佈他已淹死於水中了。他們開始舞動鐵鍬來為索羅斯和其他套頭基金的領導人們挖掘墳墓，雖然套頭基金的時代看來只是剛剛開始。
在早些時候，索羅斯也許不會因受到那麼多的注意而厭煩，可現在他不同了。他上升得如此迅猛，他希望好好品嚐位於金融世界之巔的快樂。假如1994年對他來說順順當當，他或許會抽回身於去照看他的慈善基金會，使自己遠離他的投資事業。可是，由於1994年的挫折，索羅斯覺得自己還必須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投資方面。他周圍的人聲稱，他需做的只是成為斯但萊·德魯肯米勒的顧問：可事實是，索羅斯依舊覺得一走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他還受到如此頻繁的注意之時。在整個1994年中，索羅斯一直在尋求上演一出大手筆，他不相信他在1992年
9月針對英鎊的行動只是一時的偶然。他幹出一回這樣的事，就能幹第二回，這對他來說只是例行公事罷了。
在過去幾年中，索羅斯一直認為英國的房地產市場會十分興旺。他的觀點沒有大錯特錯，不過他從房地產交易中並未大賺一把，收益率只有17％。於是，在1994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索羅斯宣佈，他將撤出不景氣的英國房地產市場。而在18個月之前，他還答應和「不列顛大地」聯手向這個市場投資7．75億美元。如今，索羅斯宣佈量子基金會將把他所擁有的英國地產基金的一半股份賣給「不列顛大地」。後者根據原先協議，享有優先購買權。
索羅斯也會在投資方面犯錯誤，對此他反而驕做地從不避諱。他願意昭示於人的是，他的成功的秘決所在就是他比大多數人更善於在較早的時候就將失誤大而化小,小而化無。他從英國房地產市場上抽身是否就是該種意義上的行動呢？
索羅斯在1994年中對美元一直持有毫不動搖的信心。儘管這種信心使他在年初時損失了一大筆，但他認為美國經濟正漸顯活力，相信美國政府會繼續採取措施以防止美元地位惡化。索羅斯還頗有信心地認為，美國和日本遲早會解決相互間的貿易爭端，而這將促使美元對日元升值。不過，實際情形是，美元看起來並未因各種強化措施而反彈。聯邦儲備銀行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採取的若干次干涉努力也未見效果。
甚至索羅斯個人針對於此在公共關係方面的努力也歸於的敗。8月2日，在一次電視節目中，索羅斯為美元進行辨護，斷言絕不應允許美元的大幅度下跌，因為這會使美國經濟趨於不穩定。他說：「如果你願意這種貨幣貶值過多，那會使局勢極為動盪，因為這會導致通貨膨脹並對債券市場產生影響。」當被問到他是否正買進美元時，索羅斯卻含糊其詞，他說：「我不打算告訴你。我眼下既可能買進也可能賣出，這我並不能事先確定」。索羅斯在1994年的失敗並未使其他交易者們不再跟隨他的腳步，不再傾聽他的每句話。因此，他們都注意到了10月4
日索羅斯對路透社的談話。他說他覺得日元對美元很可能要更大幅回落，從99．55日元變動至115至120日元換一美元。
兩天之後，在紐約的一次大型金融機構經理們的晚餐會上，索羅斯的美元將大幅升值的預言成了主要話題。那天晚上，賓客們讓索羅斯的話弄得惴惴不安，他們期望索羅斯清楚地知道他究竟在說些什麼。索羅斯在那麼多的時候都是正確的；當人以領袖自居並發佈公開談話時，他的觀點看起來都會因其自身的影響而得到證明。自然，索羅斯以前曾栽在美元上，但他會重複同樣的錯誤麼？
索羅斯的這次公開評論暴露出了他對於1994年中的通貨投機所抱的一種失望之情。10月3日的《商業週刊》登載了一篇對索羅斯的採訪及報道。在其中，當被問及年初的挫折使他吸取了關於通貨市場的什麼教訓時，他說：「目前不是一個對進行通貨投機來說特別有利可圖的時機。如今，過去兩三年中存在的緊張狀況、導致通貨的大規模流動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決的問題是日本和美國之間就收支平衡盈餘展開的唇槍舌戰。我們認為它將被解決，因為解決它極具意義。這正是我們自年初以來就出錯的根源，當時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會被解決得很快而不是很饅。非常可笑，我們依然還絲毫不差地這般認為。」
不過，死抱著美元將升值的希望不放看來是一項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戰略。到1994年上旬，美元跌至了戰後時代的一個低點。
無論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努力要讓人感到他們對1994年是如何地樂觀，《金融世界》<華爾街日報》和其他一些報刊卻持一種截然不同的調子。
「交易者們說，索羅斯再次在日元面前碰得頭破血流」，這是11月10日的《華爾街日報》的大字標題。根據這家報紙，索羅斯基金管理處因為像在2月份那樣再次將賭注押在美元對日元的升值上，又賠了4億至6億美元。
如果說對於2月的挫折，索羅斯的金融機器業已流露出了某種膩煩的話，這一次一1994年11月一一一它表現出的是一種更具守勢、更顯怒氣、也更加含糊的調子。德魯肯米勒再次出現在了記者們面前，不過此時他所談的要泛泛得多。他對《華爾街日報》說：「一般情況下，我們不發表評論。但目前的流言純屬可笑。」在聲稱量子基金的淨資產「在今年並來減少」的同時，他補充道，「我們在今年早些時候樂於公佈我們的損失。不過，說我們在通貨方面還有其他某種程度上的損失是令人可笑和毫無根據的，基金會在通貨上依然保持著邊際收益」。但是，德魯米勒不願就所擁有的日元和美元的規模透露任何細節。
對外人來說，索羅斯的經營狀況比他在套頭基金投資領域的同行好得多元甚意義。在1994年，量子基金會遭遇了歷史上的第二個最糟糕的年頭，資產額僅比去年上升了32．9％。可是，其他一些套頭基金組織卻下降了20--30％，並且失去了主顧：另外一些套頭基金只能關門了事。但這些吸引不了人們的注意，金融傳媒仍相當地聚焦在索羅斯身上。它依舊覺得索羅斯充滿神秘感和吸引力，依舊試圖滲透進他的投資帝國的內部密室。其結果常常令索羅斯極為不快。
例如，曾在1994年的7月將索羅斯列為1993年度美國頭號賺錢能手的《金融世界》雜誌到了11月又將他在1994年的表現說得一無是處。這家雜誌的11月8日這期的封面標題是：「漏洞百出的索羅斯：點金術大師失去了觸覺。」在封面照片上，索羅斯用右手撐著前額，一幅失魂落魄的樣子，似乎在說：「怎麼弄得這麼一塌糊塗?
索羅斯曾聲稱，在1993年投資於量子基金——當時其資產是50億美元——的人獲得了63％的收益。《金融世界》對此提出質疑，說這個數字只有50%
。它還對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1994年前6個月中增值了1.6％的說法表示了異議，說實際上是損失了9％。這家雜誌還提到了另一件也許會讓索羅斯覺得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截止到1993年底，量子基金拖欠未付給索羅斯的咨詢和操作費用連同利息達到15.5億美元，相當於該基金淨資產的25％。不過，只要量子基金表現良好，同時索羅斯不打算討回欠債以彌補個人虧空，這筆「債務」並不意味著什麼嚴重的問題。
傳媒對索羅斯的攻擊還在繼續。11月底，報紙上又報道，儘管量子基金的淨資產值在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卻比過去大為減少。它的股票的淨資產值從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場價值的主要衡量標準是資產值之上的溢價，而量子基金的溢價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16%。其中的含義很清楚：投資者們不再樂意付出許多額外費用以成為索羅斯的金融機器的一部分。
索羅斯的辨護者們力圖給這種下跌一個說法。他們聲稱，在1994年中，套頭基金組織普遍來說都遇到了巨大壓力。在這種不利的情形下，索羅斯比其他套頭基金的管理者們幹得要好。只是由於傳媒都圍著索羅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價才人為地被弄得那麼顯眼。
到了1994年底，越來越少的人還在問這個問題：喬治·索羅斯還是那麼無比地強大麼？雖然索羅斯基金管理處的表現遠不如以往的年份輝煌，但問題的答案看來還是很清楚的。1994年中的事件並未使索羅斯的套頭基金投資領域之王的名聲黯淡下去。由於他的多年投資業績、長延不衰的超級投資家的形象和在該領域無可置疑的領導地位，他依然被視作一位帝王。
事實就是，儘管有著1994年的風風雨雨，索羅斯的影響仍舊巨大。雖然自宣佈不再掌管索羅斯基金管理處的日常事務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轉向了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慈善事業起，很長一段時間已經過去，但他仍被看成在華爾街和倫敦城最具影響的一股力量。若間紐約或倫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資者是否他們仍要對索羅斯亦步亦趨，回答總是肯定的。
索繞於人們心頭依然是這種感覺：索羅斯以及其他套頭基金投資領域的巨頭們是如此地具有影響，以致於單是他們的「塊頭」和不論協調得如何的集體活動就能對金融市場上的行為產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當套頭基金組織掌握的美元數量是如此之巨，他們逃出險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時，在交易者們的心目中，實際上正是索羅斯和其他套頭基金組織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們強調道，他們總是在美元開始止跌的時候出賣美元。這就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第三節 理解萬歲
雖然華爾街的一些人認為索羅斯極具影響，但這類看法對索羅斯本人而言遠不如華盛頓對他的認識令其關注；他也的確相信，他在這個世界的某些領域內具備的才識應引起首都的決策者們的興趣。可令他吃驚的是，他發覺他們對於作為「對外政策專家」的喬治·索羅斯並不那麼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國會的銀行委員會面前的表現使索羅斯贏得了許多人的讚賞。他開始自己確信，也許那些講求事理的人們最終會傾聽他的意見。不過，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組織頂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當然不僅僅是被一個喬治·索羅斯——告知應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聯邦銀行或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索羅斯就有一種被踩在腳下的感覺。對此，紐約的《格蘭特利率觀察》的主編喬治。格蘭特先生評論道：「假如你是英格蘭銀行的高級人士。擁有三個學位，又寫過不少內容廣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來滿眼看到的都是喬治·索羅斯先生說你們都是笨蛋，你會怎麼想呢？索羅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調控圈中的人對他的敵意』。」
索羅斯也明白他尚未獲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對政策施加影響方面有問題，」巴倫·維恩承認道，「他發表了一通意見，卻覺得『他們依然不聽我的，他們並沒有照我告訴他們的去做。…
索羅斯也完全知道應避免在那些他並無多少專業知識的領域發表意見。可是一旦他在某個方面有了某種個人的體驗，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經濟界的領導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話，他就覺得自己的觀點應該被聽聽。他相信，西方對於開啟東方封閉的社會並無非常充分的興趣。他還認為，儘管西方國家曾經認識到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對自由的威脅並作出了回應，但在這些威脅已經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於榜惶之中。「我們甚至未認識到以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戰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說，「或者說未認識到不這樣做，世界就會陷於混亂之中。」索羅斯讓人聽起來似乎改變這種鬆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說：「我發現自己正處於這麼一種奇特的形勢中：某個個人在爭取一個開放的社會方面比多數政府還要做得多。」
他還提到，在他聲稱德國中央銀行的高利率政策並不明智之後，市場上的德國馬克就開始下跌；可是，當他批評歐洲國家對波斯尼亞的政策時，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內」。有時，索羅斯也靠近了權力的堡壘，但還是差那麼一點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華盛頓參加一次國際地議，卻未有機會和總統會面，也未能和國會領導人相聚。
這種會見正是索羅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記者們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就建立一個有助於穩定貨幣匯率的新的協調體制達成一致。「我們正處於一種非常嚴峻的形勢之中。不僅在金融領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說，他還言道，隨著蘇聯的解體，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已缺少足夠的粘合劑，「我們如今沒有任何（協調政策和穩定匯率的）體制」，「所有的匯率制度部有其缺點。它們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然後就失靈了。所以你必須一直保持靈活性並調整制度。
簡而言之，索羅斯所要求的就是權力。他已經嘗到了它的味道並很喜歡這種體驗。「權力令人陶醉」，他說，「而且我獲得的權力已超過了我當初之想像，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貨的供給極為緊張時將它們花出去的權力。
但這種動用大筆金錢的權力並不會令索羅斯滿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們會更多地傾聽我的觀點。除了我通過我的基金會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對於西方對於前蘇聯的政策的影響少得可憐。」他曾如此說道，「很奇怪，為什麼白宮不動用我這個它所擁有的珍稀資源呢？」
在索羅斯的密友巴倫·維恩看來，很明顯，這位投資家期望呼吸到白宮的中令人飄飄欲仙的空氣。他說：「喬治也許想成為伯納德·巴魯克（1870一1965年，美國金融家，靠在華爾街做投機交易發跡，後曾成為美國總統的顧問——譯注）。伯納德·巴魯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羅斯福總統願意從他那兒汲取思想。喬治也認為克林頓可從他身上得到靈感，或者沃倫·克時（克林頓第一任政府的國務卿——譯注）這麼做。
在1994年9月27日，發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歲生日的索羅斯感到的失望都蘊含到了其中。在這一天，匈牙利向索羅斯頒發了匈牙利共和國中十字勳章，這是匈牙利次高級獎授索羅斯是因他對匈牙利的現代化的貢獻而獲此榮譽的。不過，一位政治家榮獲了大十字勳，而中十字勳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個普通人！這可不是自孩提時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羅斯所期待的認可。那麼，他究竟會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國給他的這種待遇呢？當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離開了這個國家去尋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確實獲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給了他的祖國，而後者如今向他表達了尊敬之意。只是，這並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種榮耀，他壓根不希望被當作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對待。
第四節 觀賞索羅斯
喬治·索羅斯：讓英格蘭銀行焦頭爛額的人，予英鎊以重創的人，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家，操縱著市場走向的人。
我們怎麼去理解這些動人的詞兒呢？許多人對索羅斯很是有敬畏之感，這極其自然。他通過運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電腦和他的分析天賦，將他的同輩都拋在了後面。當然，一種嫉恨也因此而產生了，它常常表現在了那些財源滾滾但並非奮鬥者或勞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還充滿懷疑，不明白有些人為什麼僅憑著分析一下各公司的報告，和其他投資者聊聊天，讀讀報紙和作些猜測就能聚斂大筆錢財。
索羅斯是如何做的？他怎麼掙了這麼多錢？這些問題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為看起來難以想像的是，一個人竟然可以繞開我們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條崎嶇之路去變成大富翁。不過，對喬治·索羅斯來說，積累大筆財富根本不是簡單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以，其他人毫無理由去對其胡亂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羅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經意地——也確實促升了我們對他的疑問。他不斷地告訴我們，他覺得賺錢比花錢還輕鬆；他愛擺一副神秘感；他向我們提供了關於他的投資「秘決」的一本書，那麼多的解釋卻又支支吾吾；他宣佈找到了一種解釋金融市場的理論，接下來卻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麼理論，因為它並不適用於任何情形。有些時候，似乎索羅斯樂意讓人向他內心的金融之道投進一瞥，以便我們能得到一點滿足井同意讓他一個人呆會兒；另此時候，索羅斯令人聽起來好像他真誠地希望我們能領會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論索羅斯是多麼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讓公眾觀察他的運籌帷幄。並對他的成功驚羨不已。當關注於索羅斯的運作時，人們也力圖把他們的懷疑擱在一邊。他們願意相信，索羅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創造，他能夠被模仿，他們也可以成為賺錢機器。在說完了這些之後，一句結束語是：促使其他人夢想達到索羅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權力。
第五節 1997年前後
在1997年中，喬治·索羅斯將他的大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將他的慈善基金會轉交給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對他的商業事務所做的那樣。他還依然期盼能被承認為一個偉大的哲人，他聲稱這種名聲比被看作一個賺錢大王更能讓他得意。「我願意通過促進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瞭解來改變世界，」1995年9月21日他在其母校倫敦經濟學院對聽眾講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羅斯的賺錢生涯依舊是一帆鳳順。如今他的「旗艦」量子基金（投資額是49。3億美元）連同其他的「量子」集團屬有的基金的投資總額達到了150億美元。索羅斯驕做地向人誇耀說，在量子基金27年的歷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認為是投資基金中業績最顯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雜誌認為索羅擁有25億美元的財富。
在他腸歲的時候，索羅斯一年拿出了3．5億美元以實現其在東歐、前蘇聯和世界的其他地區建構開放社會的目標。由他提供資助的基金會網絡分佈於25個國家之間，包括南非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羅斯決定將其慈善事務擴展至美國。對於他所認為的美國在幫助東歐邁向開放性社會方面的無所作為，他非常失望。這種不滿使他轉而思考美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我開始對我所居住的國家給予更多的關注，因為我感到我們在這裡所享有的相對開放的社會正處於危險之中。」他在1997年2月2日的《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不過，他承認他在美國的慈善活動不會像在東歐那麼引人注目，「我覺得我在前共產黨國家能做出更大的貢獻，因為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動紀要》中講道，「在美國，我就不處於這麼一個位置。我只是很多參與者中的一員，而且我認為我們的活動也不是那麼獨一元二。在東歐我們是開風氣之先，在這兒我們只是加入一大群人之中。」
索羅斯向一系列幫助犯人們重鑄生活的計劃提供了100萬美元。其中的一個計劃是資助女犯在出獄後找到住房，另一個是協助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在出獄後找到工作。他的一項頗具爭議的主張是要求實行一種「更明智」的美國毒品政策，他說在那些業已登記過的吸毒者的治療處方上應該有海洛因和某些其他非法藥品。他在《郵報》上寫道：「將濫用毒品作為犯罪來打擊弊大於利，這不利於進行有效的治療並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監獄。」由於這項激進的的改革建議，索羅斯受到了華盛頓的政治家和媒體專欄作家的批評。但他並未退縮，「我盼望有這麼一天，」他在《郵報》上寫道：「這個國家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體現出一個開放社會的理念。」
在《慈善活動紀要》上的那篇文章中，索羅斯預言他的慈善基金會在他逝世後只會繼續存在10年時間。他還希望自己很快地從對這些基金會的日常監督中解脫出來。他說：「我已不再介人我生意上的實際決策了，我也想從基金會的決策中擺脫出來。我要創建的是一個沒有我也能運轉的組織。在生意上，我已做到這點。在慈眷基金會方面，我還有路要走。
另外，在1997年2月，索羅斯還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展開了攻擊，指責它未來和窮國分享財富。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的採訪時，他陳言道，西方總是把像東歐人民那樣的窮人們拋下不管。「認為市場制度是完美的觀念是危險的，」他告訴CNN，「因為實際上市場很不穩定。而且，它也不會導致資源的最佳分配，它傾向於使富者更富。
還是在2月份，在於《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索羅斯對西方進行了更多的指責，宣稱：「我相信，開放社會的主要敵人不再是共產主義威脅而是資本主義威脅。」他認為，在消除了共產主義威脅之後，開放的社會如今正面臨著一個來自內部的威脅一一一他稱之為「過度膨脹的個人主義」。
針對索羅斯的上述言論，批評家們稱他是個虛偽的傢伙，因為他攻擊的是那些他在其中借助於西方金融市場而賺了幾十億美元的國家。但是，索羅斯對此不屑一顧。「說這只是個已發家致富的傢伙，因必不必將其放在眼裡當然很容易，」他對CNN評論道，「可是，我賺了這麼多錢的事實正證明了市場的不完美。我察覺到了並利用了這點，這就是我的致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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