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及時地從抽像轉向了實踐;他提出了人們怎樣和為什麼要以某種方式思維的認識理論;並且,從這些理論中他編造出關於全融市場運作的新理論。
第一節 書山尋路
1949年,喬治·索羅斯作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名學生註冊上學了。倫敦經濟學院,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是英國最大的教育機構之一,不管你想從事什麼社會職業,還是只想做一名學者,這裡都是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學院吸引了大批國外學生;一般認為學院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因為社會主義理論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這裡任教。對於象喬治·索羅斯這樣的學生,既想接受經濟方面的實際訓練,同時,又熱切地想學習當前的國際政治趨向,因此,這裡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參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講座,也選修了1997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米德的課程。「不過」,後來索羅斯表白說,「我沒有從米德的課程中學到很多東西。」學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樂園,其中一個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弗雷德裡奇·伍恩·海克,一個是富有聲望的哲學家卡爾·波普。這兩個人使喬治·索羅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極大的熱情尋求打開那些閉關自守的社會。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農奴制之路》一書中,抨擊了法西斯主義,因為它是破壞自由繁榮的制度的。
然而,卡爾·波普的影響更大。雖然波普以他的關於科學方法的理論而著稱,但是,他於1951年寫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卻成了喬治·索羅斯理性生活的基礎。
年輕的索羅斯已經成熟,他寫了一本探索人類社會性質的書。他對獨裁統治有深刻的體驗,首先是與納粹黨人的接觸,爾後是同共產黨人的交往。現在,他在英國第一次嘗到了民主的甜頭。他急切地想把個人的體驗放人一個理性的境地。波普的書為他提供了這種框架。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論證說,人類社會只有兩種可能的命運。其一是成為「封閉」社會,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個信仰;其二是成為「開放」社會,在這裡沒有波普所討厭的國家主義和民族戰爭。在「開放」社會,各種相互衝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麼樣的壓力。波普論證說,不管怎樣,開放社會是「不確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閉」社會要先進。
雖然索羅斯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完成了他的學士學位課程,但是,他還是決定,在倫敦經濟學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夠獲得學位。熟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後,索羅斯尋找波普,想從這位專家這裡學到更多東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幾篇論文。師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羅斯的指導教師。
1994年春,卡爾·波普將近92歲,在和筆者的訪談中,他談到了狽多年前年輕的索羅斯首次出現在他家門口的情形。「他走進我的辦公室,對我說,『我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我能跟您談談嗎?』他是個聰慧機敏的學生。我寫的那本關於開放社會的書,顯然對他影響很大。他時常來與我談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導師。如果現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導教師,他是很友好的。」
雖然索羅斯曾一度和波普相處融洽,但是這位年輕人並沒有給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憶說:「我靜聽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問題。我沒有聽到多少關於他的事情。「
波普對索羅斯最大的影響,在於鼓勵這位青年學生去思考世界的運行方式,盡可能地提出有助於解釋世界運行方式的哲學圖式。
波普這位著名的哲學家試圖把他的智慧傳給這位嶄露頭角的知識分子。他無意去幫助索羅斯應付現實世界。哲學,不論是波普還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應是在現實世界中尋找發財之路的地圖。
然而,在索羅斯看來,哲學的功能就在於此。他及時地從抽像轉向了實踐;他提出了人們怎樣和為什麼要以某種方式思維的認識理論:並且,從這些理論中他編造出關於金融市場運作的新的理論。
在後來的生活中,索羅斯不斷引證波普教授的思想作為他在東歐和前蘇聯進行慈善活動,以加速開放社會的理論來源。他忽視了波普所作出的貢獻,不管他怎樣粗心大意,把這些理論翻新,或用於在華爾街地區積累財富。
第二節 世情冷暖
但是,在那時,他並沒有財產。因為貧困,他窘迫,難堪。但是,喬治·索羅斯感覺到他別無選擇。因為他的學業需要財政資助,他去了一趟猶太人救濟委員會。但是,救濟委員會將他拒之門外,並稱救濟金只向有報酬的僱傭工提供,不向學生發放。在索羅斯看來,這種差別毫無意義。
後來,在一個聖誕節假期,他去當了一種夜間換班的鐵路搬運工,不小心折斷了腿。他仍然需要錢。但這一次,他幹的是鐵路上的工作。現在,他有資格了。「我認為,這種情況下,可以從那些雜種那裡要點錢了。」
重返猶太人救濟委員會,他決定提供一些純屬虛構的情況。他說他已陷入絕境,折斷了腿,但是,由於那是不合法工作,他還是得不到國家的資助。事實上,他仍是一名學生。救濟委員會很不情願地同意給他一點幫助。為了籌點錢,他不得不拄著枴杖,在三層樓的樓梯間爬上爬下。
然而,救濟委員會按時停發了索羅斯的救濟金。因此,他寫了一封「十分傷感」的信給救濟委員會。他說,他雖然不會餓肚子,但是,他們這樣對待一個急需幫助的猶太人,這給他的傷害實在太大。
他收到了救濟委員會的回信。
他的信產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給他每週的津貼又恢復了。而且,最讓人高興的是,現在救濟金通過郵局寄來,不需要他很費力地去辦公室領取了。他很高興地領到了一筆錢。但是,為了發洩當初飽受侮辱的怨氣,在腿上的夾板取下後不久,他便搭乘便車去了法國南部一一一而沒有通知救濟委員會可以停止發放他的救濟款了。救濟委員會對他的態度,使得後來所有的慈善機對索羅斯造成痛苦。在70年代後期,他建立自己的慈善機構之前,他不得不克服這種「不可忽視的隱諱」。
倫敦經濟學院的智慧幫助索羅索戰勝孤獨。他依然貧窮,但他似乎更醉心於自己這種生活了。一個夏天,當他中斷學習後,他在倫敦的一個較為貧窮的地區找到了一份室內游泳池侍者的工作。在那裡很少有游泳者光顧,這使索羅斯有充裕的時間去拜訪附近大公共圖書館。他度過了一部分美好的夏日,讀書,思考,在思維的世界裡漫步。他後來稱這段時光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的職業目標尚未確定。但他樂於沉醉在思維的王國,並喜歡寫作。也許他會成為一個社會哲學家或一名記者,只是他不能確定這一切。
他很容易地想像自己可以留在了倫敦經濟學院,成了一名學者,也許是像卡爾·波普那樣的哲學家。如果他的思想能拓展得像波普那樣,或能以一些深刻洞見超越別的人,像弗羅伊德或愛國斯但那樣,該多好啊!在另一些場合,他夢想成為一個新的約翰蒙納德·克尼斯,達到像英國的世界知名經濟學家那樣的思想境界。
這是索羅斯向智慧進攻的開始,也是他的生活和事業的主題之一。
不幸的是,索羅斯的成績不夠好,他的學術抱負似乎失敗了。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思索著諸多哲學問題。他特別關注學識和現實之間的突破。在某些觀點上,他得出了他認為是有名的哲理發現:「我認為,從根本上看,所有我們的世界觀都有點缺陷或扭曲,爾後我就專心研究這種扭曲的重要性。」
他開始寫一本小冊子,名曰《意識的重負》。在書中,他闡述了開放和封閉的社會的概念。由於信心不足,手稿就被擱置了。在後來的10年裡,他希望著重做那個工作,但當他「摸不到昨日所寫內容的頭尾時」,漸漸地放棄了它。
索羅斯知道,這不是個好兆頭。看來他成為一名教授的可能性不大。索羅斯把他的未能完成的寫作與放棄學習哲學聯繫起來,這樣有利於對金錢的追求。
第三節 初涉股市
無論索羅斯怎樣想從教,但他必須去謀生,而且是盡快地去。他22歲了,儘管他渴望為人類的知識作出巨大貢獻,但他必須吃飯。經濟學學位對他毫無幫助。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去銷售手提袋,地點就在黑池——北英格蘭的一個海濱勝地。
買賣十分難做。為吸引顧客,起初他得讓人們覺得他與眾不同——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操一口濃重的地方口音,介紹產品十分困難。向店舖批銷商品也很煩惱,他們可能不需要這些貨物。一次他與一位小店舖老闆做成了一筆生意。這個店尚有許多未賣完的貨物。這個人買下這些手提袋,就像想在自己頭上挨槍子一樣,索羅斯想,他告誡自己不要把這種情緒掛在臉上。最後,他把貨物賣給了這個老闆,但心裡的這種內疚許久拂而不去。
也許人們會說倫敦經濟學院對索羅斯這樣的人來講是個完美的培養場所,日後他可以藉此成為投資商。然而,索羅斯在學校什麼也役學到,只知道有金融市場的存在。至於結業,獲學位,他倒感到是投資的資本。為了進入倫敦投資銀行的門檻,他給市裡所有的投資銀行各寫了一封信,以期待機遇降臨。當辛哥爾與弗雷德蘭德給他提供一個培訓生的工作時,他高興地接受了。
這是一個股票市場運作十分繁忙的公司。
他著迷於這個工作,成了一名在黃金股票套匯方面很有專長的交易員,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場差價賺錢方面專長。甚至在他尚未極大地成功之時,在這世界上他已感到十分安逸,體會了市場中買和賣的狂喜。他也許能成為一名社會哲學家或記者,生活會變得更新奇。但他得謀生。在這兒,前景似乎還不錯。索羅斯發現這世界越來越誘人了。
索羅斯在倫敦的過渡,一般人的估計是個極大的失敗。甚至索羅斯本人也不否認這一點。在愛德卡艾斯泰爾有一個他的辯護者,一個證券經紀人,他瞭解當時的索羅斯,日後他們成了夥伴。他說:「索羅斯從未安定過。他只有25或26歲。人們認為,你不能幹任何事情(在那種商業中)。年輕人不允許幹任何事。」
無論如何,到1956年,年輕的銀行投資者索羅斯認為,是該挪挪地方的時候了。
他去了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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