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統一的社會科學可望而不可即。
孔德建議的價值，他的非難的弱點。 有些人和孔德同樣認為，人類社會行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範圍和整個社會科學一樣廣泛。他們認為，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聯繫是如此密切，以致單獨對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勞無益的；他們力勸經濟學家放棄經濟學研究，而專心致志共同發展統一的無所不包的社會科學。但是人類社會行為的範圍太廣大繁雜，是不能單獨由一種科學加以分析和解釋的。孔德自己和斯賓塞以無比的知識和卓越的天才曾從事於這一工作。他們以他們的廣泛研究和建設性意見在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但在統一的社會科學的建立上，他們甚至很難說是邁了第一步。
當卓越而性急的希臘天才家堅持尋求單一的基礎以解釋一切自然現象的時候，自然科學的進步很慢；而現代自然科學有了長足的進步，是由於它把廣泛的問題分割成幾個組成部分。無疑地，成為一切自然力的基礎的統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發現這種統一性的過程中所取得的任何進展，雖取決於對整個自然領域所作的偶然觀測，也同樣取決於由堅持不渝的專門研究所獲得的知識。增加使後代有可能比我們更好地瞭解支配社會組織發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樣耐心的細緻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完全承認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學方面，專門從事某一領域的人，也有責任和從事相近領域的人保持經常不斷的接觸。視線永不越出自己範圍的那些專門家，往往把事務看得和實際不相稱；他們所搜集的知識，大多用處較相對的不大；他們在一些舊問題的細節上繞圈子，而這些問題多數失去自己的意義，且為用新觀點提出的新問題所代替；他們沒得到各種科學上的進步通過比較周圍現象所提出的真知灼見。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績是，他堅持認為社會現象的統一性必然使社會科學專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學專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勞無益。穆勒在承認這點的同時，繼續說「對其他事物一竅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個好經濟學家，各種社會現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著，如孤立起來，則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但這決不是說，社會物質工業現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說，這些概括勢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態和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相關的」。
第二節 經濟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方法。
的確，經濟學所討論的種種因素在使用演繹法上具有一個有利條件，即它們的結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說，是機械的，而不是化學的。這就是說，當我們分別知道兩種經濟因素的作用時（例如，工資率的增加和某業工作困難程度的減少，將分別對該業勞動供給發生影響）我們就能夠大致預料它們的聯合作用，而無須等待它的出現。
但即使在機械學上，冗繁的演繹推理也只能直接適用於實驗室裡所發生的現象。僅憑這些推理，還不足以處理參差不齊的材料和現實世界中各種因素錯綜而無常的結合。因此，它們必須補充以具體經驗，並和不斷研究新的材料與不斷尋求新的歸納結合起來加以運用（而且它們往往居於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師可以相當精確地計算裝甲艦在靜水中失去穩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預料該艦在暴風雨中所要發生的情況以前，他將利用那些有經驗的水手的觀察，他們曾在日常海面上觀察過它的動作；經濟學所必須考慮的因素比機械力量的數目多，確定性少，且不易為人所覺察，同時性質上也更加不同；而它們對其發生作用的材料更變動不居，齊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場合，其中經濟因素的結合取化學上的隨意性者多，而取機械上的純規則性者少，這些場合既不是極其罕見的，也不是無關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會使他在各方面多買些東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變他的習慣，也許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歡某些東西。一種時尚從上流社會傳到下流社會，可以使它在上流社會中絕跡。其次，我們體恤貧民的心切，可以使我們濫發佈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後，藥劑師所研究的東西始終是不變的，而經濟學像生物學一樣，它所研究的東西，其本性內部結構和外形都是經常變化著的。藥劑師的預斷全部建立在這一暗設之上，即所用的試藥是應有的試藥，或至少其中的雜質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處理人的時候，離開了具體經驗，也很難有多大的進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訴他新藥對健康人的影響如何，以及對患有某種疾病的人的影響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經驗以後，他在該藥對體質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藥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發現料想不到的結果。
如果我們看一看像商業信貸與銀行，職工會和合作社這樣一些嚴重經濟關係的歷史，我們就知道，在某時某地大體上成功的經營方式（modesofworking），而在他時他地卻完全失敗了。這種區別有時可以僅僅歸結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賴的不同；但這種解釋是較困難的。在某時某地人們將過於彼此信賴，並犧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時他地將有同樣的限制，但方向將有所不同；每次這樣的變動使經濟學上的推理範圍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論，種族的易變性比個人的易變性更為重要。的確，個人性格的改變，一半出於任意，一半卻按照常規。例如，參加勞資糾紛的工人的平均年齡在預測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也是真的。但一般說來，因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剛強的和性情沮喪的人，在某時某地和在他時他地約佔有相同的比例，所以，個人性格上的特點和性格的改變，對於演繹法的一般運用比初看起來妨礙要小些。這樣，通過對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進步，規律的作用便侵入到醫療學和經濟學這兩個新的領域來了；關於日益增加的各種因素的單獨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種預測，不靠具體經驗，也成為可能的了。
第三節 解釋和預斷是方向相反的同一過程。
只有以全面分析為基礎的對過去材料的解釋才能作為將來的借鑒。 可見，經濟學上分析和演繹的作用，並不在於鍛造幾條推理的長鏈鎖，而在於恰當地鍛造許多短鏈鎖和基本環節。但這也不是輕而易794附錄三經濟學的範圍和方法舉的事。如果經濟學家漫不經心地進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處處都聯繫得很壞。他需要仔細利用分析和推理，因為只有借助於它們，他才能選擇正確的材料，進行適當的分類，並使它們在思想上有參考價值，在實踐上有指導作用；同時因為每次推理都必須建立在歸納的基礎上面，所以，每個歸納過程勢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換言之，解釋過去和逆料未來並不是兩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兩個相反方面，一個是從結果到原因，另一個是從原因到結果。希穆勒說得對，「要獲得各個各別原因的知識，我們需要歸納法，它的最終結論不是別的，而只不過是演繹法所用的三段論法的倒置而已……
歸納法和演繹法都建立在同樣的趨勢，同樣的信念和同樣需要我們的理性的基礎上面。」
只有通過發現能夠影響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個事件獨自影響的方式，我們才能全部說明該事件。如我們對其中任一事件或關係的分析不完全，如我們的解釋有錯誤的傾向，則內在的推論已經向建立那種歸納發展，這種歸納雖似乎可以自圓其說，其實卻是錯誤的。
而如我們的知識和分析是完全的，則我們只要顛倒我們的思維過程，我們就能夠推知未來，幾乎像我們根據同樣的知識對過去所能作的解釋那樣準確。只有當我們越過第一步的時候，預斷的準確性和解釋的準確性才有了很大的區別；因為在預斷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錯誤，在第二步中將有所積累和加劇；而在解釋過去方面，錯誤多半不易積累起來；因為觀察或有記載的歷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檢查。歸納和演繹的同一過程在解釋歷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預斷未知事件方面，幾乎可以同樣地加以運用。
因此，決不能忘記，觀察或歷史雖然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時發生或連續發生的，但不能告訴我們第一件事是否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過作用於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當人們說歷史上某事件教導這點或那點時，該事件發生時所存在的全部情況是從未加以正視的。有些情況被暗地（如果不是無意識地）假設成不相關的；這種假設在某特定場合可能是對的，但也可能不對。豐富的經驗和較仔細的研究可以證明，被認為引起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無外援，或許不會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許證明，這些原因阻礙了該事件的發生，而它是由遺漏了的其他原因產生的。
這種困難在關於我國當代事件的最近爭論中表現得十分突出。每當從這些事件作出有反對意見的結論時，它須付諸公決；不同的解釋提出來了；新材料被發現了；舊材料被審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場合還支持最初從它們所作的那種相反的結論。
分析上的困難和對分析的需要，因沒有兩個經濟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這一事實而增加。當然，兩個單純事件儘管十分相似，如兩個農場的租佃條件儘管由幾乎相同的原因所決定；交給咨詢委員會的兩個工資案件儘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問題；但是，即使小規模的完全重複也是不存在的。不論兩個事例如何相似，我們必須決定，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否因實際上無關重要而可以忽略；而這也許是不很容易的，即使這兩個事例所指的是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地方。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古代材料，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同時涉及經濟生活全部性質的那些變化；不論現在的問題和歷史上所載的另一個問題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進一步研究會發現它們在本質上有根本的區別。除非這樣，從前者到後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論證。
第四節 借助於常識往往能作廣泛的分析，但它發現不明的原因特別是原因之原因卻是罕見的。科學機器的職能。 這就使我們來考慮經濟學和古代材料的關係了。
經濟史的研究有各種不同的目的，從而也相應地有各種不同的方法。當作通史的一個分支，它的目的也許在於幫助我們理解「各個時期所曾有的社會組織，各社會階級的結構及其相互關係」；它也許要問「什麼是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譬如何生產；什麼組織提供並指導勞動；從而所生產的商譬如何分配；什麼是以此為基礎的制度和分配」等等。
這種工作雖然本身是饒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個勤而好學的人可以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東西。深通宗教倫理、文化藝術和社會政治狀況的經濟史家可以擴大我們的知識範圍，提出寶貴的新見解，即使他滿足於觀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現象和因果關係。
但是，不知不覺地他的目的勢必超過這些範圍，並企圖發現經濟史的底蘊，揭示風俗興敗的秘密，並解釋那些不再認為是自然所賦與的難以解釋的其他現象。對於借鑒過去以指導現在，他多半也不加規避。的確，人類理智不喜歡在它所遇見的那些事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中留有空白。僅僅通過按一定順序整理材料並有意無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經濟史家就擔負了嚮導的責任。
例如，英國北部實行了按固定貨幣地租的長期租佃，接著農業和當地居民的一般狀況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斷它是這種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們必須研究同時還發生了哪些別的變化。以及這種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其中的各個變化。例如，我們必須斟酌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和邊陲社會秩序確立的影響。這就需要謹慎和科學方法；除非這樣，就不可能作出關於長期租佃制的一般趨勢的可靠結論。即使這樣，我們也不能根據這種經驗主張在，比方說，愛爾蘭現在實行長期租佃制，而不考慮各種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質的區別，以及金銀產銷方面的可能變動等等。土地使用的歷史充滿著好古趣味；除非借助於經濟理論對它加以仔細的分析和解釋，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說明什麼是各國現在所應採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這一問題。例如，有的人認為，因為原始社會通常都共同佔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顯然是一種人為的過渡制度，有的人同樣自信地認為，因為土地私有制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了它的範圍，所以，它是未來進步的必要條件。但是，要想從歷史汲取關於這個問題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過去共同佔有土地的種種影響，以便發現其中各種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始終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類習慣、知識、財富和社會組織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工業，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方面的行會與其他同業會社和團體的那些聲明（即他們利用他們的全部特權以求公眾福利）的歷史，甚至是更饒有趣味而富於教益的。但是，要對這個問題作出完全的判斷，尤其是要以它作為我們現在的借鑒，就不僅需要老練歷史家的豐富知識和機警的直覺，而且還需要掌握有關壟斷、對外貿易和租稅歸宿等方面的許多極其困難的分析和理論。
而如果經濟史家的目的是在於發現世界經濟秩序的動力，是在於取法過去以指導現在，他就應當利用有助於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各種方法；他就應當找出各種事件的真正原因，並使之佔有適當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動變的遠因。
試以海事觀之，使用陳舊武器的戰鬥群情也許對那時代的通史學者具有很大的興趣；但它們對今日的海軍指揮卻沒有多大的指導意義，因為他所必須應付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戰爭。因此，正如馬汗上尉所說，今日的海軍指揮對過去的戰略比戰術將更加注意，他並不十分關心各個具體戰役的細節，而關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戰原則的實際運用，這些原則使他能統帥全軍，而各部隊仍不失應有的主動性；保持廣泛的變通，而仍能迅速集中，並以優勢兵力突破一點。
同樣地，深通某時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動地描繪某戰役中所用的戰術，而這種描繪在其主要輪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時錯了，也無妨大體；因為武器已經過時，人們多半是不會抄襲戰術的。但是，要瞭解一個戰役的戰略，要區別過去某大將的真正動機和表面動機，他自己必須是一個戰略家。而如果他負責提出（不論如何謙遜）今日戰略家從他所記載的戰役所必須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對今日和往昔的海軍狀況勢必作了詳盡的分析；他對許多國家中研究困難戰略問題的人的著作對他的幫助決然不能加以忽視。海軍史是這樣，經濟史也是這樣。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於歷史學派批判的有益影響，經濟學上的一種區別始為人所注目，這種區別相當於戰爭中戰略與戰術的區別。相當於戰術的是經濟組織的外部形態和偶然事件，它們取決於暫時的或當地的傾向，風俗和階級關係；取決於個人的影響；或取決於生產資料。而相當於戰略的是經濟組織的比較根本的本質，它主要取決於人人所具有的慾望和活動、編好和嫌厭。的確，它們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終如一，在本質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們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於這種概括，某時某代的經驗可以說明他時他代的困難。
這種區別和經濟學上運用機械學和生物學類例的區別相似。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濟學家對它沒有充分的認識。李嘉圖的著作也顯然缺乏這種區別。當人們沒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體結論時；當這些結論被變成教條並生硬地運用於與他不同的時間地點時，無疑地，它們的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鋒利的鑿一樣，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為它們的柄十分笨拙。
但現代經濟學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反對教條，發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時，卻發現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們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對許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東西和中世紀歷史家往往不正確地描述為地租的絕大部分東西是不適用的。但地租原理的運用範圍是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因為經濟學家也知道，只要謹慎小心，它可以適用於各個文明階段初看起來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許多東西。
當然，戰略家是不能忽視戰術的。雖然人的壽命有限，不能對他同經濟困難所作的各次搏鬥中的戰術加以詳細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時代和特定國家中和他的困難作鬥爭的戰術和戰略的淵博知識結合起來研究，對經濟戰略上各個廣泛問題的研究多半沒有很大的價值。此外，各個戰略學家應當根據個人的觀察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細節加以仔細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幹出版，而在於鍛煉自己。而這對他解釋和權衡他從書報上所得到的不論關於現在或過去的事跡有很大的幫助。當然，一個有思想的善於觀察的人，總能從談話和當代文學中獲得關於他那個時代特別是他周圍的經濟材料的知識。他這樣不知不覺地所積累起來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時比他從所有文獻上所得到的關於遠時遠地的某類材料還要生動而完全。且撇開這點不談，對材料也許主要對他自己那個時代的材料進行直接而認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個嚴肅經濟學家的時間上，將大大地超過純粹分析和理論的研究；即使他是一個重視思想遠過於重視材料的人，即使他認為，與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現成材料，這種研究是我們現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與困難作鬥爭的戰術和戰略方面對我們將有很大的幫助。
第五節 續前。
誠然無疑，許多這樣的工作需要細緻的科學方法者少，而需要機智、分寸感和豐富的生活經驗者多。但另一方面，許多工作，如沒有這種機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將正確地選擇並適當地綜合與所述問題有關的那些事項；但它主要從所熟習的事物中加以選擇；它很少使人洞見他個人經驗的底蘊，或遠遠超出這種經驗的範圍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結果和已知結果的那些極其明顯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這在經濟學上也是有的。「看不見的東西」比「看得見的東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們並不是正在討論僅僅具有局部興趣或暫時興趣的某一問題，而是在制定謀求公眾福利的長遠政策方面尋求指導；或如果我們由於某種別的原因考慮直接原因少，而考慮原因的原因多，則情形尤其是這樣。因為經驗表明，常識和機智，如所預期的那樣，是不足以勝任這種工作的；即使實際鍛煉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經驗範圍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這樣做，那也往往不會使他成功。為了做到這一點，各人都得求助於歷代所逐漸積累起來的思想和知識這一強有力的機器。因為有系統的科學推理在生產知識中所起的作用的確像機器在生產貨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樣。
當同一種操作必須用相同的方法重複進行的時候，製造一架機器來做這種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縱令工作細節上的變化是如此變動不居，以致使用機器不利，貨物必須用手工生產。在知識方面也一樣，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過程，其中同一種工作必須用相同的方法重複進行，則把過程化成體系，組織推理方法，並制定一般命題，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機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夾住它們的一把鉗子，是值得的。縱或經濟原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錯是如此紛繁，以致精確的科學推理對我們所尋求的結論很少有巨大的幫助，但是，在它所能達到的範圍內，不利用它的幫助，卻是愚蠢的。這和科學萬能，實踐才能和常識將無用武之地這一極端相反的假設，是同樣愚愚的。不論某建築家具有多麼豐富的機械學知識，如果他的常識不豐富，審美觀念不發達，則他只能建築一所很不雅觀的房子；而一個不懂機械學的人，他的建築不是不穩固，就是在施工過程中有所浪費。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許比一個機智較差但受過很好訓練的人在某種工程上做得更好；一個聰明的護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許比一個有學問的醫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較好的診斷；但是，工程師卻不應當忽視理論機械學的研究，醫生也不應當忽視生理學的研究。
因為才智和手藝一樣，是與其所有者共生共滅的。但各代對工業機械或科學工具的改進卻傳於後一代。現在也許沒有一個雕刻師比修建巴特農神殿的雕刻師更加能幹，沒有一個思想家比亞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發展像物質生產工具的發展一樣，是累進的。
不論科學藝術思想或實用工具中所體現的思想，都是歷代相承的最「真實的」遺產。如果世界物質財富遭到破壞，而這種財富由以製造的思想卻被保留下來，則它會很快地得到補償。但是如果所喪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質財富，則這種財富會逐漸消失，世界復歸於貧困狀態。如果我們喪失了對純事實材料的絕大部分知識，而保留了建設性的思想觀念，則我們會很快地重新獲得這種知識；而如果思想消滅了，則世界勢必復歸於黑暗時代。可見，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從嚴格意義來說並不是不「真實的」工作；雖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場合可以適當地用德語叫做實際研究（realStuduim），也就是說，特別宜於實科學校（realSchulen）的那種研究。經濟學廣大領域中的任何部門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聯繫起來的分析與構思都配合成這樣的比例，而這種比例被認為最能增進知識和促進該特殊部門的發展，這種研究，從嚴格使用這個字的意義來說，才是最「真實的」。至於什麼是這樣的比例，卻不能隨便決定，而只能由潛心的研究和具體經驗加以解決。
第六節 續前。
經濟學所取得的進步比任何別的社會科學都要大，因為它比其他社會科學更加精確。但是，經濟學範圍的每次擴大，總會使這種科學精確性受到損失。而這種損失究竟大於或小於因範圍擴大而來的利益這一問題，是不能呆板決定的。
有很大的爭論範圍，其中經濟問題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個經濟學家都有權合理地給自己決定，他在該範圍內將探索多遠。他離開他的據點愈遠，而對那些不能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可以納入科學方法的生活條件和行為動機考慮得愈多，則他所能議論的信心也就愈小。不論什麼時候，他從事於生活條件和動機的研究，而它們的表現又不能化成確定的標準，他決不能借助於古今國內外其他學者的觀察和思想；他必須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覺和推測；他必須以個人判斷所具有的那種謙遜態度說話。但是，如果深入到社會研究的偏僻領域時，他謹慎地進行自己的工作，並完全認識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則他將會作出極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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