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現代經濟科學受古代思想的影響間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卻少。
我們已經知道，經濟自由有它的歷史根源，但它基本上還是近代的產物；其次我們必須探究經濟科學的相應發展。現代社會條件是借助於希臘思想和羅馬法從早期亞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發展而來的；不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卻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論的直接影響。
的確，現代經濟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礎上的那種工業體系和卑視工場手工業與商業的哲學是同那些固執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們對於他們的手工業和商業如同對於參預管理國家政治一樣都是引以為榮的。這些頑強而粗野的人很可能從過去大思想家的那種哲學上的鍛煉和廣泛的興趣得到實惠，但是，事實上，他們卻大力著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現代經濟學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樸素性，同時對把財富當作目的而不當作維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見。它直接討論的大體是公共收入，租稅的收益和效果；在這一點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國的政治家們，都一樣地隨著商業的擴大和戰費的增加而愈來愈感到自己經濟問題的迫切和困難了。
在歷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於盡力通過管理商業來使國家富強。他們主要關懷的一點是貴金屬的供給，而他們認為這種貴金屬，不論對個人或對國家，都是富的指標，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話。華斯哥·達·加馬和哥倫布在地理上的發現把商業問題在西歐各國從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關於貴金屬的重要性和獲得貴金屬供應的良方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足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以及引起國家興亡的那種結盟的公共政策裁決者。有時，這類理論還大大地影響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遷棲。
有關貴金屬貿易的種種條例只不過是許多條例之一，這些條例力圖以不同程度的細節和嚴密來為每個人規定他應該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他應該賺取什麼，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條頓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紀的早期給予習慣以一種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它們從事應付那些在美洲貿易中發生的連續變化的趨勢時，影響了商人基爾特、地方當局和國家政府。在法國條頓人的這種偏向通過羅馬人的天才而轉化成制度，家長式的統治達到了頂點；科耳伯特的貿易條例已成為金科玉律。正當這個時候，經濟理論出現了，所謂重商主義體系顯露了頭角；貿易條例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實行著。
隨著歲月的推移，產生了一種走向經濟自由的趨勢，反對新思潮的人們在他們方面徵引前代重商主義者作為根據。但他們體系中所含的那些規定和限制是當時的時代精神；他們力圖實現的許多變革都指向企業自由。和主張嚴禁貴金屬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們特別論證的是，在長期內凡能使本國金銀之輸入多於輸出的各種貿易都不應加以禁止。讓商人自由地經營企業國家是否蒙受迫害，通過對問題的這種提法，他們曾倡導了一種新的思潮；這就不知不覺地走向經濟自由，其中一方面由於時勢，他方面由於西歐之人心所向。這種節制貿易限制的運動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後半期，當時是這一理論成熟的時期，即如國家企圖以人為的規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賦的自由權相對抗，則社會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節 重農學派。亞當·斯密發展了自由貿易論，並認為價值論是使經濟科學成為一個統一體的核心。
在廣泛的基礎上第一次有系統地建立經濟科學是由十八世紀中葉法國一群政治家和哲學家在路易十五的御醫魁奈醫生領導之下進行的。他們政策的基石是順從自然。
他們是最初宣佈自由貿易主義學說為行動的一般原則的人，在這方面比起英國的先進作家達德利·諾斯爵士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們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語調和性質中，許多都預示著後代。不過他們的思路不清，而這又是當時科學家的共同特點，這種思路不清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才從自然科學中清除出去。他們把順從自然的倫理原則和因果規律混同起來，前者用的是祈使語氣，規定某些行動規律；而後者用的卻是陳述語氣，是由研究自然而為科學所發現的規律。由於這點以及其他理由，他們的論著很少有直接的價值。
但它對現代經濟學的間接影響卻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們論證的清晰和邏輯上的一致使他們對後代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二，他們研究的主要動機，不在於增加商人的財富和充填國庫收入，像大多數他們的前輩那樣，而在於減輕因過度貧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墮落。這樣他們就給予經濟學以尋求有助於提高人類生活品行的現代目的。
第三節 續前。
在前進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經濟學所曾邁的最大的一步，並不是一個學派的著作，而是一個人的著作。亞當·斯密的確不是當時唯一偉大濟學家。在他著書立說的不久以前，休謨和斯圖亞特對經濟理論已作出很重要的貢獻，安德森和楊格發表了一些極其有價值的經濟研究。但亞當·斯密的討論範圍足以包括他當時英法同輩著作中的全部精華。雖然他無疑地從別人承襲了不少的東西，但是我們越拿他和他的前輩和後繼者相比較，我們覺得他越有才華，知識越淵博，判斷越公正。
他在法國住過很長的時間，和重農主義者有過接觸；他鑽研過當時英國和法國的哲學，而他的通曉世事實際上是由於他的遠遊異鄉以及和蘇格蘭商人的親密往還。除這些有利的條件之外，還有他那非凡的觀察力、判斷力和推理力。結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輩有意見分歧的地方，他比他們差不多是更正確一些。而現在所知道的經濟學上的真理，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他所涉獵過的。因為他是頭一個就其各個主要社會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單憑這個理由，他也許有權被視作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開闢的領域太大，不能由一個人全部勘測完畢。有時他所看到的許多真理，而在另一個時候卻從他的視野消失。因此，引證他以確證許多錯誤是可能的；雖然在檢查以後，他總是向著真理邁進的。
他用如此豐富的常識和淵博的實際商業知識發展了重農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致使得這一理論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貿易一般有害無益這一論證而揚名本國和外國。在舉出利己心會使商人個人為害社會的種種情況的例證的同時，他認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對公眾的服務差不多總比商人的企業心差些，而不論該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對這一理論的辯護給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數德國學者在談到斯密主義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這一點。
但畢竟這不是他的主要功績。他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把當時英法學者和他的前輩關於價值的研究加以綜合和發展。說他在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是由於他首先對價值測量人類動機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學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測量買主獲得財富的慾望，另方面測量生產者所出的勞作和犧牲（或「實際生產成本」）。
他所進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曉得，自然許多他的後繼者也沒有看出來。儘管如此，《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後的上乘經濟學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區刑，這種區別在於對用貨幣一方面衡量獲得一物的慾望和他方面衡量生產該物直接或間接所引起的種種勞作和自製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學者向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雖然很重要，但是他對它的發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實際上倡導了這種新見解。在這方面，不論他或他的前輩和後繼者都沒有發明一種學術上的新概念；他們只不過把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概念加以明確化。事實上不慣於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貨幣看作動機和幸福的比實際上更加精確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於他沒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經濟學上的用語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專門些，現實性小些。但事實上它更加真實，因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慮到各種分歧和困難。
第四節 對事實材料的研究並沒有為他的後輩所忽視，雖然他們中間有些人對演繹法持有偏見。
在亞當·斯密的同輩和直接後繼者中，沒有人具有像他那樣廣闊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們都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各人都從事某類問題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的研究出自個人的天稟，而有些問題卻源於當時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紀的晚期，主要的經濟著作是歷史和敘事的，論述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業區勞動階級的狀況。楊格繼續寫他那有名的旅行紀要，伊登著述貧民史，此書充作所有後來工業史家的基礎和範例；而馬爾薩斯通過對歷史的鑽研指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度中實際上決定人口增長的各種因素。
但總的看來，在亞當·斯密的直接後繼者中最有影響的人物要算邊沁了。他在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對十九世紀初期新興的英國經濟學派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是一個頑強的邏輯學家，反對貿易方面的各種毫無理由的限制和規定；他嚴正地要求這些限制和規定提出足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來，而這種要求深受當時的支持。英國由於迅速地使自己適應各種新的經濟運動而稱雄世界，而中歐各國由於墨守陳規而不能利用它們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英國的商人多認為商業上的清規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國有所減少，正在減少，並且不久就要消失。邊沁的門徒們立即得出結論說，他們無須對習俗多所操心；對他們來說，根據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這一假設來討論人的行為的趨勢就夠了。
因此，對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經濟學家經常提出的指責，即他們沒去仔細研究集體行為較諸個人行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是否不應給予較大的注意，此外，他們過分誇大了競爭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這些指責是相當公正的。至於他們的研究因有某種僵硬的概括甚至語氣刻薄而遭到損害的這種非難，也是不無小小理由的。這些缺點部分原因是由於邊沁的影響，部分原因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於這一事實，即經濟學的研究又多操於那些人之手，他們的力量寄寓於幹勁而不是哲學思想。
第五節 續前。
政治家和商人們又熱中乾貨幣和對外貿易問題的研究了，他們所用的精力甚至比這些問題最初發生在中世紀末的那個巨大經濟變革的早期還要大些。他們同現實生活的接觸，他們的豐富經驗，以及他們的淵博知識，乍看起來似乎很可能使他們對人性作一廣泛的研究，並把他們的推理建立在廣闊的基礎之上。但是實際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們從個人經驗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結論。
在他們所從事的領域中，他們的研究是極有價值的。因為貨幣理論正是經濟科學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對人類動機（除致富動機外）略而不論，亦殆無所害；李嘉圖所領導的那個有名的演繹法學派在這裡卻立於不敗之地。
其次經濟學家們從事於對外貿易理論的研究，並清除了亞當·斯密在這方面所留下的許多缺點。經濟學中除了貨幣理論沒有其他部分更屬於純演繹推理的範圍。的確，對自由貿易政策的充分討論必須考慮到許多嚴格說來不是經濟學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對農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來說十分重要，但對英國卻關係很小。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英國在經濟事實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楊格、伊登和其他學者的統計研究由圖克、麥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繼承和發揮。雖然在他們的著作中似乎過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與其他資本家們有直接關係的事實，但對在英國經濟學家影響下所完成的議會關於工人階級狀況的大量調查研究卻不能這樣說。事實上，在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問世的官方與私人的統計資料和經濟史，堪稱為經濟學上有系統的歷史和統計研究的起點。
不過他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它誠然是歷史的，但大部分卻不是「比較的」。休謨、亞當·斯密、楊格和其他學者雖曾受自己的直覺天才和孟德斯鳩的範例的指引，也偶爾比較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中的社會現象，並從中吸取教訓，但沒有一個掌握了對歷史按有系統的方案進行比較研究的觀念。因此，當時的學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認真的，能幹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卻是相當盲目的。他們把我們現在認為極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於利用他們所搜集的東西。當他們從搜集材料轉向一般推理的時候，這種狹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節 但他們對人性決定於環境估計不足。社會主義者和生物學家的研究在這方面的影響。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現代著作的特點。
為了論證的簡單，李嘉圖及其追隨者在他們的議論中往往彷彿把人看成是一成不變的，他們對人的變異，從未大力研究。他們所最熟習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時由於表述的不慎，以致幾乎暗示其他的英國人和他們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們懂得其他國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們自己的特點；但是，他們似乎認為這些差別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夠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學會英國人準備教給他們的那種較好的生活方式的話。這種想法曾使我們的律師把英國民法強加於印度人身上，使我們的經濟學家暗中根據世界是由市民構成的這一假設制定自己的理論。如討論的是貨幣和對外貿易，則它的為害不大，如討論的是不同工業階級之間的關係，卻使他們誤入歧途。它使他們把勞動說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觀點；不仔細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習慣，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階級嫉妒和階級友情，他的缺乏知識和自由活動的機會。因此，他們認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現實生活中更加機械而規則的作用；
他們所定下的利潤和工資的規律甚至在當時的英國也是站不住腳的。
但他們的致命缺點是他們不懂得工業上的常規和制度是極易變動的。他們尤其不明白窮人的貧困是造成他們貧困的那種衰弱和勞動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們沒有現代經濟學家所具有的那種對於大大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可能性的信心。
誠然社會主義者主張人的全面發展。但是他們的見解卻很少有歷史和科學研究的根據；同時由於表述的狂妄，這就引起當代嚴肅的經濟學家的卑視。社會主義者沒有研究過他們所攻擊的那些理論；也不難指出，他們不理解現存社會經濟組織的性質和效率。因此，經濟學家們不屑於認真檢驗他們的任何學說，尤其是他們關於人性的各種臆測。
但是社會主義者的感情強烈；他們懂得經濟學家所未考慮的那些人類行為的潛在動機。在他們的狂文絕句之中，潛伏著銳敏的觀察和建設性的意見，其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有許多值得學習。他們的影響逐漸擴大，孔德得力於他們的幫助是很大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一生中的轉變，正如他在自傳中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由閱讀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而來的。
第七節 續前。
當我們拿現代人對於財富分配這一重大問題的看法和十九世紀初期所流行的見解相比較的時候，我們發現，除開細節上的各種改變和推理上的科學精確性方面的改進以外，在對待問題上有了根本的轉變；因為以前的經濟學家的論證彷彿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變量，而現代經濟學家卻始終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個環境的產物這一事實。經濟學觀點的這種改變部分原因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變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們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個作家，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學者的直接影響；部分原因是由於自然科學中某些部門有類似改變的間接影響。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數理科學大有欣欣向榮之勢。這些科學雖彼此有所區別，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的研究對像在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中都是固定不變的。科學的進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學對象的發展卻是陌生的。隨著歲月的推移，生物學逐漸在進步，人們開始對動植物生長的性質有了較明確的概念。他們懂得如果科學的對象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則適用於某一階段的規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難適用於其他階段；科學規律必須同它們研究對象的發展有一個相應的發展。這種新觀念的影響逐漸擴展到人文科學；而在哥德、黑格爾、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顯現出來。
最後，生物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它的各種發現，像早年物理學上的發現一樣，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倫理和歷史科學的語調有了顯著的改變。經濟學也參加到這個總的運動中來，對於人性的柔韌性以及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現行方法對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給予不斷增大的注意。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新趨勢的最初重要的跡象。
穆勒的追隨者離開李嘉圖直接繼承者所採取的立場，向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和機械因素相區別的人的因素在經濟學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當時在世的經濟學家，這種新的風氣瀰漫於克利夫萊斯裡的歷史研究，白哲特，凱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學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傑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綜合了各種絕大的優點而在經濟學史上取得了輝煌不滅的地位。
一種新的社會責任觀到處流傳。在議會中，在報紙和講壇上，人道主義精神響徹雲霄。穆勒和追隨他的那些經濟學家促進了這一運動，反過來他們又從這個運動得到很大的啟發。一半由於這個原因，一半由於現代歷史科學的發展，他們對實際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廣泛而達觀。的確，有些早期經濟學家在歷史和統計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過者，亦不多見。但是他們從前無法知道的許多情況，現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麥卡洛克那樣深通商業又沒有他那淵博歷史知識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和現實材料的關係也能提出比他廣泛而明確的見解。
在這方面他們曾得力於各種科學（包括歷史學在內）方法的普遍改進。
從而，經濟學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現在比過去是更加精確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設的前提表述得比從前是更加謹嚴了。但是思想的縝密在它的運用中卻起了部分破壞作用；事實表明，一般理論在以前的許多運用現在是站不住腳了，因為以前沒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設以及在所討論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體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因此，許多教條已被打破，這些教條僅僅因為它們表述得不謹嚴，所以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但是由於同樣的理由，它們充作那些以之武裝自己而進行鬥爭的衛道者（主要是資本家階級的）的武器庫。這種破壞作用乍看起來似乎貶低了經濟學上一般推理過程的價值，但結果適得其反。它為我們正在兢兢業業地建立的那種更新更強大的理論機器掃清了道路；它使我們有可能比那些最初著手解決經濟難題的能手巨匠對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進得更加穩健，科學性更大，教條主義氣習更少；而我們現在的坦途是由他們開拓的。
這種變化也許可以看成是從經濟學方法發展的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過渡，在初級階段，對自然運轉的描摹照例是簡單的，為的是能使這些現象用簡易的語句表述出來，而在高級階段，對自然現象的研究卻更加仔細，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犧牲一定程度的簡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經濟學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長足的進步，並在步步都易引起敵對批判的這個世紀中所建立起來的陣地，比它那威望極高的時候還要鞏固。
上面我們僅從英國的觀點考察了近來的發展。但英國的發展只不過是擴及西歐各國的這一廣泛運動的側面而已。
第八節 續前。
英國經濟學家在外國有許多信徒，也有許多批判者。法國學派從它那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那裡獲得了繼續的發展，並且避免了英國第二流經濟學家所常犯的特別是關於工資的許多錯誤和混亂。自從薩伊以來，它做了許多有用的工作。古爾諾是法國學派最有天才的建設性思想家；而傅立葉，聖西門，普魯東和路易·勃朗卻提出了許多最有價值和最狂妄的社會主義見解。
近幾年以來，最大的有關的發展也許要算美國了。一世紀以前，「美國學派」被認為是由凱雷領導下的一群保護主義者組成的；但現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組成的新學派正在形成；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經濟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經濟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那種領導地位。
經濟科學在它的兩個策源地荷蘭和意大利大有復甦之勢。奧國經濟學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國極大的注意。
但總的看來，近代大陸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工作是在德國。在承認亞當·斯密的領導地位的同時，德國經濟學家首先被他們所認為的那種島國偏狹性和李嘉圖學派的自信所激怒。他們尤其不滿的是英國自由貿易主義者所作的那種假設，即就一個像英國這樣的工業國家所確立的命題可以原封未動地搬到農業國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愛國熱忱推翻了這個假設，並指出，李嘉圖主義者很少考慮到自由貿易的間接效果。就英國而論，忽視了它們，也為害不大；因為它們基本上是有益的，並從而擴大了直接效果的影響。但是他指出，在德國尤其在美國，自由貿易的許多間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認為這種害處超過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許多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但有些卻是適用的；因為英國經濟學家不肯對它們進行耐心的討論，所以，為那些正確論點所感服的政客們，為了鼓動群眾，對那些不科學的但對工人階級具有較大感染力的論點的使用，也默不作聲。
美國的工業家們把李斯特當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給他們所寫的一本通俗小冊子的廣泛流行，是他在美國的名望和有系統的闡述保護主義理論的開始。
德國人喜歡說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學派對國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過低的估計；說他們有一方面為了自私的個人主義和另方面為了無力的博愛的世界主義而犧牲國民生活的傾向。他們認為李斯特在激起愛國主義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愛國主義的情感比個人主義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義的更加堅強確定。重農學派和英國經濟學家的世界主義感是否如德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強烈，是值得懷疑的。但近代德國政治史對德國經濟學家在國家主義方面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為侵略大軍所包圍的德國，只有借助於愛國熱忱才能存在。德國學者竭力主張（也許有些過分），利他主義感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方面的活動範圍比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關係方面還要狹隘。
雖然德國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義的，但在他們的研究上卻是高尚國際主義的。在經濟史和通史的「比較」研究方面他們是領先的。他們羅列了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的社會工業現象，把它們作了這樣的整理，以便闡明各現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對這些現象和可供參考的法學史結合起來加以研究。
德國學派中少數成員的著作有誇張毛病，甚至對李嘉圖學派的理論持有小心跟兒的輕視態度，而這種理論的要義和目的連他們自己也不懂。這就引起了許多無味的激烈爭論。但這個學派的領導者幾乎都沒有這種偏狹心理。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釋經濟習慣和經濟制度的歷史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作出過高的估價，也許是困難的。它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們真實財富中的一項新的寶貴財富。它幾乎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能擴大我們的眼界，提高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倫理生活和它所體現的那種神聖原則的演進。
他們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歷史地探討科學上，集中在把科學應用在德國社會政治生活條件特別是德國官僚政治的經濟義務上。但是由於赫爾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導，他們曾進行了精闢的理論分析工作，這種分析豐富了我們的知識，同時他們也大大地擴大了經濟理論的範圍。
德國思想也促進了對社會主義和國家職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極其徹底的大多數倡議即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幾乎無償地徵用私有財產，正是來自德國學者，其中有些是猶太血統。的確，仔細研究以後，他們的著作不如初看起來那樣深刻和卓具創見。但是它從它那辯證法妙術和優異的風格，以及有時從那淵博而被歪曲了的歷史知識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以外，德國還有許多思想家，他們堅決認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現存形態缺乏歷史根據；並根據許多科學和哲學的理由要求重新考慮和個人相對的社會權利。德國人民的政治軍事制度，近來助長了他們那種比英國人依賴政府多依賴個人企業少的自然趨勢。在有關社會改良的各種問題上，英德兩國有許多值得互相學習。
但是在當代的各種歷史知識和要求改良的熱潮中，經濟科學上一件困難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險。經濟學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嚴密的推理的趨勢。所謂科學的生物學觀的抬頭，有把經濟規律和經濟尺度的概念拋入幕後的傾向；彷彿這些概念太謹嚴死板，不適用於那種活的不斷變化的經濟有機體。但是生物學教導我們說，脊椎動物的機體是最發達的，現代經濟組織是有脊椎的；而討論它的科學也不應當是無脊椎的。它應當有使自己密切適應世界現實現象所需要的那種巧妙和敏感；但是它還必須具有一個仔細推理和分析的堅固脊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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