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活動程度和慾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紀以前英國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過節制人口增殖的辦法大大提高工資。但由於從新開發國家中易於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發展。
首先讓我們進一步繼續在第三篇討論活動與慾望時所遵循的思路。在那裡，我們有理由認為，經濟進步的真正關鍵，是在於新的活動，而不是新的慾望的發展；現在我們就當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個問題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變動之間有什麼聯繫？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視作另一個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視作它的結果？
生活程度一詞在這裡指的是適應需求的活動的標準。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著知識，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開銷方面更加審慎，只滿足食慾而不增加力量的飲食，避而不用，有損於身體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絕。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將大大地增加國民收入和各行各業所得的份額。
任何一業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將增進他們的效率，從而增加他們的實際工資，它將使國民收入稍有增加；並使其他行業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幫助。
但是，許多學者曾認為對工資發生影響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這個名詞含有祗增加人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級趣味也許佔優勢。的確，安逸程度的總的增進，很可能帶來一種較好的生活方式，並為新的高級活動大開方便之門。而從前既沒有生活必需品又沒有生活方便品的人們，由於安逸的增進，無不生氣蓬勃，幹勁沖天，不論他們對這種安逸所持的態度如何粗陋而偏重於物質因素。
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許將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這樣，則它有增加國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趨勢。
不過，當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於此，他們認為，僅是慾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資的趨勢。但是，慾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結果勢必使人們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們把它在增加活動或用別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發生的間接效果撇開不談，則只有減少勞動的供給它才能提高工資。這點應該加以較詳細的討論。
第二節 續前。
如已經所指出的，在一個糧食不易進口的國家中，如果人口歷代都是以很高的幾何級數不斷地增加著，則勞動與資本向自然資源所索取的總產量僅夠維持和培養新生一代的費用。即使我們假定幾乎全部國民收入都歸於勞動，幾乎沒有任何份額分配給資本家或地主，則上述命題也是真的。如果定量在該水平以下，則人口增長率勢必下降；除非維持和培養費用縮減，結果降低效率，從而減少國民收入，因此減少所得。
但事實上人口的迅速增長也許得到較早的節制，因為一般人多半不會把他們的消費局限於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無疑地要用在與維持生活和效率關係不大的那些滿足上。這就是說，多少超過維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種安逸程度的保持，勢必使人口增長的節制，比家庭支出和養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則相同時所達到的那個階段要早得多。這種相似還有更多的方面。
維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個條件——希望、自由和更動——是奴隸很難辦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隸主照例出資搞一些簡單的音樂或其他娛樂，其用意和他供給藥品相同。因為經驗表明，奴隸生活的單調，像疾病或煤渣擁塞爐道那樣浪費。如果奴隸的安逸程度提高到這樣的地步，除非供給他們以昂貴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雖處罰和死亡的恐懼也不能使他們工作，那末，他們就會得到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則他們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馬一樣，而行將消失。果真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主要由於獲得食物的困難而被迫下降，如英國一百年以前的情況那樣，則勞動階級只有減少他們的人數，才能擺脫報酬遞減規律的壓力。
但是，他們現在不必這樣做，因為這種壓力並不存在。
1846年英國港口的開闢，是鐵路發達的許多原因之一，這些鐵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廣大農田同海口連接起來。在最有利條件下生產的小麥運給英國工人食用，其數量足以維持他的家庭，而所用總成本只佔他工資的一小部分。人數的增加，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使為滿足人們的需要而共同運用的勞動與資本的效率有所增進；因此，倘新事業所需要的資本品增加得足夠快的話，則它可以使工資在某方面的提高相當於在另方面的下降。當然，英國人並不是不受報酬遞減規律的影響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廣大的處女地時那樣少的勞動獲得自己的糧食。但是，它對他的成本，現在既然是主要由新開發國家的輸入量所決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國人口的增加或減少的影響。如果英國人能使自己在生產換取進口糧食的那些產品上的勞動效率提高，那末，他將能以少於自己所用的實際成本獲得糧食，不論英國人口的增長迅速或遲緩。
當全世界的麥田利用到極點時（如果糧食不能自由輸入英國，這個時期的到來甚至更早），則英國人口的增加的確可以降低工資，或起碼使因生產技術不斷完善而來的上漲受到節制。在這種場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數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資。
但是，當英國人民現在獲得豐富的進口糧食的時候，他們安逸程度的提高，並不能只靠它對人數的作用來增加他們的工資。此外，如果工資的上漲是由於採取了某些壓低資本利潤率的措施，而這種利潤率甚至低於吸收資本的能力比英國大的那些國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會節制英國資本的積累，並加速資本的輸出。在這種場合，英國的工資，較之其他國家，不僅會相對下降，而且會絕對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論它是否伴隨著人數的增加），它會使按照人口的國民收入增加，並使實際工資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礎上。例如，工人人數減少十分之一，而每個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樣多，這不會使工資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減少十分之一，人數不變，一般會降低工資十分之一。
上述論點當然是和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個工人團體能夠在短時間內用使他們勞動稀少的辦法，犧牲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資。但是，這種策略的成功遠不能持久。他們所建立的那種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會的障礙不論多麼堅固，漁利者總是有機可乘：有的人迴避這種障礙，有的人在這種障礙的掩護下，有的人卻利用這種障礙。同時發明開始用別的方法或從其他地方獲得該團體認為在生產上擁有局部壟斷的那些東西；而對他們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東西的發明，和推廣使用，這些東西幾乎滿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們的勞動。因此，在短時間以後，力圖以壟斷巧取豪奪的那些人，就會發覺他們的人數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同時對他們勞動的需求總量卻縮減了。在這種場合，他們的工資就大大下降。
第三節 通過縮短工作時間來調節活動的種種努力。過度的勞動時間並不經濟。但是不長的勞動時間縮短一般會減少產量。因此，雖然它的直接結果也許可以刺激就業，但是除非這種剩餘時間是用來發展更高級的和範圍更大的活動，那就會很快地減少相宜工資下的就業量。資本輸出的危險。從觀察材料中尋找真正原因的困難。直接結果和最後結果往往背道而馳。
工作效率和工作時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如果緊張過度，長時間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難身心俱佳，而往往遠低於此種狀態，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論，計件付酬比計時付酬時他的勞動強度較大，如果情況果然如此，短工時特別適合於實行計件工作的那些工業。
如工作時間、所做工作的性質、工作所處的物質條件和報酬方法，是造成身體、心靈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損的原因，並導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產生效率所必需的閒暇、休息和睡眠，則這種勞動從一般社會觀點來看是不經濟的，如同個別資本家使他的馬或奴隸工作過度或營養不足所造成的浪費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適當縮短工作時間，只會暫時減少國民收入，因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時間對工人的效率發揮充分作用之後，他們的幹勁和智力的增加以及體格的增強，就會使他們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和以前一樣多的工作。因此，即使從物質生產的觀點來看，最後也沒有損失，像把一個有病的工人送到醫院去恢復他的體力一樣。下一代所關懷的是把人們，尤其是婦女從過度勞動中解救出來，這種關懷至少像遺給它相當數量的物質財富一樣有價值。
上述論點認為這種新加的休息和閒暇能提高生活程度。
而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那些工作過度的極端場合下，這種結果，勢所難免。因為僅僅減少緊張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條件。
最低級的那些誠懇的工人，工作時很少賣勁。但他們沒有持久力，其中許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們也許在短時間以後能在較短的工作日內完成像目前在較長工作日內所完成的工作。
此外，有些工業部門，現時對貴重設備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時；在這些部門中，逐漸推行八小時，甚或八小時以下的雙班制是有利的。這種變革需要逐漸加以推行。因為現有的熟練工人在數量上還不足以使這種計劃在所有宜於它的工廠內同時採用。但是，有些機器在用壞或陳舊以後，可在較小的規模上加以替換，而另一方面，許多新機器一天使用十小時沒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時；一旦這樣實行以後，它就會有所改進。這樣，生產技術的進步較快，國民收入就會增加；工人能獲得較高的工資，而無須節制資本的增長，或使它流入工資較低的國家中去。而社會各階級都能從這種變革中獲得利益。
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因為機器的日益昂貴和陳舊的迅速，使機器在二十四小時中閒置十六小時所造成的浪費變本加厲。不論在哪個國家中，這種變革會增加純產品，從而，增加每個工人的工資；因為從總產品中減去的機器、設備和廠租的費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國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過人，如果他們使機器一天充分開工十六小時，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時，所增加的純產品要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工人為多。
但是，決不應該忘記，這種縮短工作時間的倡議，只適用於那些使用或能夠使用貴重設備的行業；而在許多場合，例如在採礦業和有些鐵路工作部門中，已經採用了輪班制，差不多使設備經常開工。
因此，餘下的許多行業，其中縮短工作時間，勢必減少目前產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達到原有的水平。在這種場合下，工作時間的變動，就會減少國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質損失，由工作時間遭到縮減的那些工人負擔。的確，在某些行業中，勞動的稀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提高勞動的價格，而以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為代價。但是，勞動實際價格的上漲，照例造成產品需求的減少（部分原因由於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時也引期待遇較差的那些行業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節 續前。
僅僅用使勞動稀少的辦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資的這一堅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釋的。首先，這種變動的當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難設想的。人們懂得，當電車公司門外有許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時，那些在職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資。如果沒有這些人，則僱主們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資的要求。他們詳細考慮的一個事實是，如果電車工人工作的時間短，同時在現有路線上電車所跑的里程距離又沒有縮短，那末，勢必要僱用較多的工人，僱用時也許按較高的小時工資，也可能按較高的日工資。他們明白，在著手進行一件事業，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隻船時，無論如何一定得完成，因為半途而廢是得不償失的。其中任何一個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較多，給別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則較少。
但是，還有其他的一些結果需要加以討論，這些結果雖比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卻更加重要。例如，假使電車工人和建築工人人為地限制自己的勞動，則電車路線的擴展將受到妨礙；在築路和司機方面所僱用的人數將減少；許多工人和其他的人，過去也許乘車，而現在勢必步行進城；許多的人本來可以在郊區享有花園和新解的空氣，不得不擠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階級將無力租用他們在一般情況下所能租用的適當住屯；建築行將減少。
總之，限制勞動可以不斷地提高工資的這一論點，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論勞動價格如何，總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須要做。
而這種假設是沒有根據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來自國民收入，也就是說，它來自工作。某種工作較少，對他種工作的需求也較少；如果勞動稀少，則所辦的事業勢必較少。
其次，就業的恆久不變，取決於工商業組織，並取決於安排供給的人預見到需求和價格的未來變動，從而調整自己行動的成效。但是，這點並不能因工作日較短而有所補益。的確，實行短工時制，如不用雙班制，就會阻止貴重設備的使用，而這種設備的存在使得僱主很不甘心歇業。差不多各種人為的限制工作，總會引起磨擦，從而，往往使就業無常趨於增加，而不是減少。
的確，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競爭的影響，則他們僅僅用縮短工作時間或其他辦法減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工資；但是，這種利益的獲得只能以國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較大損失總額為代價，因為國民收入是國內各業中的工資和利潤的源泉。這一結論由於下述事實而更具有說服力，這個事實是經驗所證明、分析所闡明的，即運用工會策略提高工資的大多數事例，出現在那些工業部門裡，這些工業部門的勞動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從許多工業部門所協同製造的產品的需求中派生出來的；因為在策略上佔優勢的任何一個部門，能把歸於其他部門的成品價格的一部分攫為己有。
第五節 續前。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堅持節制勞動的供給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資這一信念的第二個原因。這個原因低估了勞動供給的變動對資本供給所產生的影響。
這是事實，而且就其影響所及，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由於泥水匠或鞋匠的減產所造成的損失，某些部分將由勞動者階級以外的人負擔。一部分無疑地落在建築業或制鞋業的僱主和資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費者負擔。此外，如果各勞動者階級都用限制他們勞動的有效供給來提高工資，則由於國民收入的減少而來的大部分負擔在短時間內勢必落在本國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的肩上；但只是在短時間內。因為投資純收益的大量減少，會使新資本品的供給迅速逃往國外。鑒於這種危險，所以有時主張，鐵路器材和國內的工廠設備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產工具，每年都被消費掉了，用壞了，或陳舊了，而它們都需要加以補償。補償規模的縮小，再加上游離出來的一部分資本的出口，也許會使本國在幾年之內對勞動的有效需求如此減少，以致工資反而會遠遠降至現有的水平以下。
雖然資本的輸出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遭到許多困難，但是，資本家由於相當的企業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寧願在國內投資。因此，使一個國家更宜於居住的那種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種程度上勢必抵消導致資本輸出的那種投資純收益下降的趨勢。相反地，用減產的反社會的策劃來提高工資的做法，勢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國外；特別是那些資本家階級，他們的企業精神和甘於克服困難對勞動者階級至關重要。因為他們堅持不渝的主動性，有助於國家的領導地位，而在促進那些提高效率的生產工具供給量的增加，從而，保持國民收入增長的同時，能提高人們的實際工資。
工資的普遍上漲（不論是怎樣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時，就不會使資本從一處移向他處，這也是真的。全世界體力勞動者的工資，主要通過生產的增加，有希望及時上漲；但部分原因也由於利率的下降，和大於維持甚至從最廣泛意義上說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種收入的相對（如果不是絕對的話）減少。但是，提高工資的種種方法，即用減少而不是增進效率的手段以維持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違反社會利益的，也是近視的，從而會引起迅速的報復。大多數國家採取這些方法的機會也許絕少；如果幾個國家採用了這些方法，則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邁進的另一些國家，就會迅速把大部分資本和核心力量從採取那種卑鄙限制政策的國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圍。
第六節 續前。
在這種討論中，有必要堅持一般的推理；因為直接訴諸經驗是困難的；而如果輕意引用經驗，那只能導致錯誤。不論我們看的是工資及其改變以後不久的生產的統計，還是改變以後長期中的統計，突出的事實很可能主要是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時間的縮短是罷工勝利的結果，那末很可能，選定舉行罷工的時機是工人在戰略上處於優勢的時機，是一般商情使他們有可能增加工資的時機，如果工作時間沒有變動的話；因此，這種變動對工資的直接影響表面上多半比實際上更加有利。此外，有許多僱主曾訂了合同而且必須履行合同，在短時間內他們對短工時比以前對長工時所出的工資可能還高。但這是驟然變動的結果，而且只是曇花一現。
如上所述，這種變動的直接結果多半與後來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結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們過度疲累，而工作時間的縮短又不能使他們立即振作起來，則工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條件的改善，從而效率的提高與工資的增加，就不能立即顯現出來。
此外，工時縮短後幾年之內的生產和工資的統計，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國家的景氣。特別是該業景氣的變動，以及生產方法與貨幣購買力的變動。分出工時縮短的影響，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擲一石子所產生的影響，也許是同樣困難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明辯兩個問題：是否某種原因有產生某種結果的趨勢，和是否該原因必然產生該結果。開開水庫的閘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趨勢；但是，如果同時有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庫，則與開開閘口相隨的是水位的上漲。同樣，雖然工作時間的縮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開工而又無法實行雙班制的行業減產的趨勢，但是，它很可能伴隨著由於財富和知識的普遍增進而來的生產增加。不過，在這種場合，不管而且也不是由於工時的縮短，工資會有所增加。
第七節 職工會的最初目的是在於提高工資，同時也在於使工人具有獨立性，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這種嘗試的成功證明他們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嚴格執行該章程的條款往往造成虛假的勞動標準化並挫傷積極性和驅除資本，以及其他方面損害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層。
在現代英國，差不多所有我們所討論的這種運動都是由工會指導的。對工會的目的和結果給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因為它必須建立在一般結社、工業變動與對外貿易的研究上面。但是關於工會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資最有關的那一部分，在這裡還必須加以說明。
職業上的變動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資和工業政策對下一代該群工人的效率和生產所得的能力的影響，不論好壞，都模糊不清。年青一代的培養費用的來源——家庭收入，現在很少來自一業。子從父業者，較不多見。強而有為者（任何職業的報酬有助於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別處謀求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蕩者多半降於其下。因此，用經驗證明任何職工會為提高會員的工資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於高工資而培養的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這一問題，變得愈來愈加困難。但是某些顯著的事實仍然十分突出。
英國職工會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資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
最初給它們以巨大刺激的是這一事實，法律直接或間接地准許僱主結社以規定工資，保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嚴禁工人結社，違者受罰。這種法律不僅使工資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壓抑。他的視線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糾纏在周圍的瑣事上，而對國家大事毫不關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與鄰人直接有關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慮任何世事。與其他同業工人結社的自由，勢必擴大他的視線，使他思索較大的一些問題，它會提高他的社會責任感，雖然這種責任也許染有大量階級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為實現這一原則而進行的鬥爭，即凡僱主在自由結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樣也可以做，既是為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爭，其實又是為取得與真正自尊和廣大社會利益相符的生活條件而作的一種努力。
在這方面，曾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職工會組織曾使熟練的技工，甚至和許多種不熟練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國外交中所常見的那種嚴肅、克制、莊重和先見來同他們的僱主進行談判。它曾使他們一般地認識到：單純進攻的政策是一種愚蠢的政策，軍事手段的運用主要是為保持有利的和平。
在英國的許多工業裡，工資調整委員會順利無阻地進行著自己的工作，因為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來避免在小事上浪費精力。如果一個工人認為僱主或工頭對自己的工作或報酬的規定不公，而發生異議，即僱主首先要求職工會的書記仲裁，他的決定一般為僱主所接受，當然也必須為工人所認可。如果這種具體糾紛牽涉到調節委員會過去沒有明確規定的一個原則問題，則此事可以提交僱主聯合會和職工會的書記開會討論。如果他們達不成協議，則可以交給工資調節委員會處理，最後如果爭論的利害關係至大，雙方互不讓步，則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罷工或僱主的停工而由雙方的力量來解決。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有組織的職工會在處理這種衝突中幾代以來都起著模範作用，而這種衝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紀以前的勞資衝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現代文明民族之間光明正大的戰爭和野蠻民族之間兇惡的游擊戰爭有所區別一樣。在國際勞工會議上，英國代表的那種克制、謙虛和目的的堅定，是其他國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職工會服務的這種光明磊落，給自己提出了相應的義務。所謂位高者從不輕率。它們不得不對那些誇大它們能用特殊伎倆（特別是當這種伎倆含有反社會的因素時）來提高工資的人存有戒心。的確，不受指責的運動是極其罕見的。
差不多在各種偉大的事業中，總潛伏著一些破壞作用。不過這種弊害不應加以曲解，而應慎重檢驗，以收息事寧人之效。
第八節 續前。
職工會藉以取得它們按平等條件和僱主談判的權力的主要手段是關於對某工種一小時工作或對某種計件工所應付的標準工資的「共同章程」。習慣和法庭對工資的那種相當無效的規定，雖然阻止了工人的鬧事，但也保護他使不受極端的壓迫。但當競爭成為自由競爭的時候，無組織的工人在同僱主議價時卻處於不利地位。因為甚至在亞當·斯密那個時代，僱主們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定，僱用勞工不得爭相抬價。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單獨一個廠往往能僱用幾千工人的時候，它本身就變成一種緊密而巨大的議價力量，而為小職工會所不及。
的確，僱主們在不爭相抬價方面的協定和諒解並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壞或迴避。的確，如追加工人的勞動純產品大大超過他們所得的工資，則貪婪的僱主不顧同業的憤慨，用較高的工資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的確，在先進的工業地區，這種競爭足以保證大量工人的工資不能長期大大停留在他們純產品的等價之下。有必要在這裡重提這一事實，即一個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資所接近的那種純產品，是一個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純產品：因為有些主張厲行章程的人曾確實認為，競爭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資和無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僱主剛能僱用他）的純產品相等的趨勢。
但事實上競爭並不起這樣的作用。它並沒有使相同職業中的周工資相等的趨勢。它有使周工資和工人們的效率相適應的趨勢。如果甲將從事的工作為乙的兩倍，則是否增雇工人尚猶疑不定的那個僱主以四先令僱用甲和各從兩先令僱用兩個乙是同樣有利的交易。決定工資的因素可以從從四先令僱用甲和以二先令僱用乙的那一邊際場合同樣清楚地看出來。
第九節 續前。
一般說來，職工會通過運用那種使工作和工資趨向真正標準化的章程，特別是當伴以盡量發展國家資源，從而增進國民收入的增長的真誠努力時，而既對自己有利，又對國家有利。工資的任何上漲，或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它們用這些合理方法所能獲得的就業，多半對社會福利有益，它多半不會挫傷企業心，不會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調失調，也不會使資本大量外流。
而運用趨向於錯誤標準化的章程時，情況卻有所不同。它有使僱主對較無效率的工人和對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資的趨勢；或它阻止任何人擔任他所能勝任的工作，理由是這種工作在技術上不屬於他的範圍之內。這樣來運用章程顯然是反社會的。採取這種行動的確比表面上看來也許有更堅強的理由，但是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於職工會人員對他們所負責的組織上的技術完善的熱忱而有所誇大，因此，那是這樣一些理由，外界批評雖不表同情，對它們卻也許有用。
我們可以首先討論一個現在意見分歧比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職工會還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時代，錯誤標準化的形式屢見不鮮。對使用先進生產方法和機器曾多方刁難；並且企圖對一種工作按久已過時的方法完成時所用勞動的等價來規定它的標準工資。這又有維持有關工業特定部門中的工資的趨勢；但這只有通過大大縮減生產的政策才能辦到，這種政策如普遍成功，就會大大降低國民收入，並減少全國按適當工資的一般就業量。傑出的職工會活動家由於禁止使用這種反社會的措施而對國家的貢獻，是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雖然某一開明工會部分地脫離它的高尚原則，引起了1897年工程業中的大糾紛，但是這種錯誤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
此外，與錯誤標準化有關的，至今仍為許多職工會採用的一種辦法是，堅持使一個不復能從事一整標準勞動日工作的年長工人取得全部標準工資。這種做法使該業的勞動供銷稍受限制；而似乎對實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長期限制人數：它對職工會福利基金的壓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來看，這種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國民收入，並使年長的工人在無聊的閒散和不適於自己的那種艱苦勞動的勉強掙扎中任選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會的。
讓我們來考察一個更加可疑的事例。劃定各群工人職能的界限是實行章程所必要的。每個城市技工應力求精通某部門的工作，自然對工業的進步有利。但是一個好的原則往往被實行得過火，而產生弊端，如果一個工人不准做他所從事的對他來說是相當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這種工作在技術上屬於另一個部門。這種禁止在生產大批同類商品的廠中為害較小。因為在這些廠中有可能把生產任務安排得對許多不同工種的每種工人大致僱用一個整數，所謂整數是指其中沒有在別處謀部分生計的各種工人。但是這種禁止對小僱主，特別是對那些居於在一二代內能導致有助於國家領導地位的那些偉大成就的階梯的最低級的人的壓力很大。即使在大廠中，這種禁止也增加了這樣的機會，即當時很難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將被送往別處謀職；從而，在短時期內擴大了失業隊伍。這樣看來，劃定界限，如適可而止，對社會是一件好事，如為它所提供的技術上的小心利益而走向極端，就變成了壞事。
第十節 與貨幣購買力特別是商業信用的變動相聯繫的困難。
其次我們可以考察一個更加微妙而困難的問題。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靈的問題。其所以失靈，並不是由於對它的運用粗暴，而是由於它所解決的任務要求它比現在或比所能擬定的在技術上要更加完善。問題的焦點在於標準工資是用貨幣來計算的。因為貨幣的實際價值前十年與後十年有所不同，並且年年都有急劇的波動，所以僵硬的貨幣標準不能成為真正的標準。使這種標準具有適當的靈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難的。這就是反對極端運用共同章程的一個理由，因為這將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個工具。
上述考慮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在短時期內使價格上漲並使貨幣購買力下降的信用膨脹的過程中，職工會有要求增加標準貨幣工資的自然傾向。那時僱主們甚至對那些尚沒有達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願支付很高的工資（用實際購買力計算很高，而用貨幣計算則更高）。
這樣，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獲得很高的標準貨幣工資，實現了參加職工會的願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脹停止，繼而出現了衰退，物價下落，貨幣購買力上升，勞動的實際價值下降，而它的貨幣價值降得更快。膨脹時期所形成的貨幣工資的高標準，現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適當的利潤。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這種標準工資了。
這種錯誤的標準化對該業有效率的成員並不純粹是一種災難，因為它有使對他們勞動的需求增加的趨勢，正如年長工人的被迫賦閒使對他們勞動的需求增加一樣。但是只有通過縮減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從而縮減它們的勞動需求，才能有這樣的增加，職工會越堅持這種政策，國民收入所受的損害越大；而按適當工資的全國就業總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業部門發奮建立幾種勞動效率標準和相應的工資標準，一俟物價高漲的巨潮過去以後，就趕快降低適應這種暴漲的高額貨幣工資標準，則在長期內各部門都會獲得較大的利益。這種調節是有許多困難的。但是如果對通過阻礙任何工業部門的生產而取得的高額工資勢必增加其他部門的失業人數這一事實有普遍而明確的認識，則也許會很快獲得這種調節。因為對失業唯一有效的藥方就在於不斷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適應，這樣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當可靠的預料這個堅固基礎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脹（一切經濟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狹隘的範圍內。
這個問題在這裡不便加以論證。但是略需加以解釋。穆勒說得好，「構成商品支付手段的東西僅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購買他人產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擁有的那些東西構成的。一切賣主不可避免地都是買主（就此詞的意義來說）。如果我們能把全國的生產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們就會使各個市場的商品供應增加一倍，但是同時我們會使購買力增加一倍。各個人的供給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個人所能買的東西增加一倍，因為各個人拿出交換的東西也增加一倍」。
雖然人們有購買能力，但是他們也許不願使用它。因為一旦破產動搖了信心之後，資本便不被用來成立新公司或擴大舊公司。興修鐵路，無人問津，船隻停航，新船定單絕跡。
對掘鑿機的工作幾乎沒有任何需求，對建築業和發動機製造業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總之，在任何生產固定資本的企業中，工作很少。這些行業中的資本家和熟練工人所賺極少，從而購買其他行業的產品也極少。其他行業發覺它們的商品銷路很小，生產減少；它們的收入減少，因此，它們的購買量也減少。對它們的商品的需求減少，使它們對其他行業的商品的需求也減少。商業恐慌瀰漫全國，一業的恐慌使他業失常，而他業又對它起著反作用，並加深它的恐慌。
這種災難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復，並用它的魔杖觸動所有的工業，使它們繼續它們的生產和它們對其他各業商品的需求，則這種災難大都會立即消失。如果生產直接消費的各業同意繼續開工，並像往常一樣互相購買商品，那末，它們就會互相提供獲得適當利潤率和工資率的手段。生產固定資本的那些行業也許不得不等待較長的時間，但是當信心恢復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有資可投的那些人決定了如何投資的時候，它們也會獲得僱用的。有信心就會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購買手段，從而物價有所回升。已開業者會獲得適當的利潤，新公司將要成立，舊企業將要擴大；不久甚至對那些生產固定資本的企業的工作也有適當的需求。關於重新全部開工並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場一事，各業當然是沒有正式協定的。但是工業的復甦是通過各業信心的逐漸而往往是同時的增加來實現的；一俟商人們認為物價不會繼續下降，工業就開始復甦，而隨著工業的復甦，物價上漲。
第十一節 關於社會進步的可能性的臨時結論。國民收入的平均分配會降低許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會的最低層需要加以特殊對待。但是提高非熟練勞動的工資的捷徑，莫過於使各階層人民的性格和才幹受到如此完備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減少那些只能勝任非熟練勞動的人的數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於進行獨立思考（這是人對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數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會達到的，除非人學會了善於利用空閒時間：這是劇烈的經濟變革為害的許多跡象之一，如果這些變革超過了人類從長期自私自利和鬥爭中繼承下來的那種性格的逐步轉變。
分配論研究的主要意義是使我們知道：現有的社會經濟力量使財富的分配日趨完善；這些力量是經常起作用的，日益壯大的；它們的影響大多是積累性的；社會經濟組織比乍看起來要更加微妙而複雜；考慮不周的巨大改革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它特別提醒我們，政府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即使這種佔有是逐漸地穩步地實現的，像較負責的「集體主義者」所提倡的那樣，對社會繁榮的損害比初看起來要大得多。
從國民收入的增長取決於發明的不斷進步和費用浩大的生產設備的不斷積累這一事實出發，我們不得不想到，使我們駕馭自然的無數發明差不多都是由獨立的工作者所創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比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體所有的幾乎全部貴重生產設備，是用主要借自企業家和其他私人儲蓄的資金購置的。集權政府在積累集體財富方面有時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許可以指望，在將來先見和忍耐將成為大部分勞動階級的共同財產。但是事實上，把進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資金的積累委託給一個純粹的民主政府，也會引起巨大的風險。
因此，顯然有很強烈的理由害怕，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除非在實行以前，全體人民已養成現在比較罕見的那種忠於社會福利的能力，會挫傷人類的積極性和阻礙經濟的進步。雖然這個問題此刻不能加以討論，但是它也許把私人和家庭生活關係中最美麗而和諧的東西毀其大半。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經濟學家一般認為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條件的急劇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們不得不想到，國民收入的分配雖有缺點，但不像一般所說的那樣多。實際上英國有許多技工的家庭，美國這種家庭甚至更多（儘管在那裡曾發現了巨大的寶藏），它們會因國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損失。因此，人民群眾的境遇雖然通過廢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時間內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暫時也決不會改善到社會主義者所憧憬的那種黃金時代給他們規定的水平。
但是這種審慎的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現時財富分配不均的默認。許多世紀以來，經濟科學越來越相信，極端貧困伴隨著巨大財富是沒有實際必要的，從而，在倫理上是不對的。財富的不均，雖沒有往往被指責的那樣厲害，確是我們經濟組織的一個嚴重缺點。通過不會傷害人們的主動性，從而不會大大限制國民收入的增長的那種方法而能減少這種不均，顯然是對社會有利的。雖然算術提醒我們，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過特別富有的技工家庭業已達到的那種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該水平的應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種程度上降低該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
第十二節 續前。
對那些在體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賺一整日工資的「社會殘渣」（它的人數很多，雖然現在有不斷減少的徵兆），需要採取迅速措施。這個階層，除了那些絕對「不能就業的」人以外，也許還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個需要特殊處理的階層。經濟自由制度對那些身心健康的人來說，不論從道德或物質的觀點來看也許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會殘渣卻不能善於利用這種制度。如果讓他們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兒童，則盎格羅撒克遜的自由通過他們勢必貽害後代。把他們置於像德國所流行的那種家長制紀律之下，對他們有利，而對國家更有利。
要解決的禍害是如此緊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種反禍害的有力措施。這樣一個建議很早就引起學者的注意，即：政府當局給男工和女工都規定一種最低工資，在這種工資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絕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則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們會欣然接受，而不顧它會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無理由的場合下把它用作要求嚴格的虛擬工資標準的手段。雖然最低工資計劃的細節，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來，曾有很大的改進，但是它的基本困難似乎還沒有得到正視。除了澳大利西亞的經驗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經驗可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那裡，每個居民都是大地產的部分所有者，近年來，有許多年青力壯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裡。而這種經驗對我國人民來說也用處不大，因為他們的活力曾為過去的濟貧法和穀物條例所傷，為工廠制度（當不理解它的危險時）的濫用所害。任何實用可行的計劃必須建立在對那些賺不到最低工資，從而不得不請求國家補助的人的人數統計上面；特別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體上可以維持生活，如果可能聽其工作並在許多場合下以家庭而不以個人來調節最低工資的話。
第十三節 續前。
講到那些身心相當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這樣的估計。
只能勝任非熟練勞動的約佔人口的四分之一。適宜於低級熟練勞動，而不適宜於高級熟練勞動，又不能在責任重大的崗位上行動迅速自如的，佔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紀以前在英國進行同樣的估計，則比例會截然不同。除普通的農業工作外，不適宜於任何熟練勞動的，也許佔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適宜於高級熟練勞動或責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許還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為那時並不把人民教育當作國家的義務，和對國家的一種經濟。如果這是唯一的變動，那末，非熟練勞動的迫切需求勢必迫使僱主對它支付幾乎和對熟練勞動一樣的工資。熟練勞動的工資會略有下降，而非熟練勞動的工資會上升，直至這兩種工資大致相等為止。
儘管如此，非熟練勞動的工資漲得比任何其他勞動的工資，甚至比熟練勞動的工資還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練勞動的工作沒有被自動機器和其他機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練勞動的工作還要快，那末，這種工資平均化運動也許會進行得更快些。因此，現在完全不需要技術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確，有幾種歷來屬於熟練技工的工作現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樣高，而相反地，所謂「非熟練」工人現在往往所須操縱的工具是這樣的精巧昂貴，以致不便為一世紀以前的英國普通工人或現在某些落後國家的人民所應用。
這樣看來，機械進步是各種勞動報酬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差別的一個主要原因；初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嚴重的控訴，其實不然。如果機械進步慢得多，即非熟練勞動的實際工資比現在要低些，而不會高些。因為國民收入的增長會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練工人也不得不對一小時工作的所得還不及倫敦瓦工六便士的實際購買力而感到滿足，而非熟練工人的工資當然還會更低一些。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決於物質條件，則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時，可以說是幸福開始之日。此後，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將增加大約等量的幸福，不論收入何似。這種粗淺的假設導致這一結論：貧苦階級中實際工人的工資（比方說）增加四分之一，對總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階級中相同人數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這似乎是合理的。因為它阻止了絕對的痛苦，消除了墮落的積極因素，並通向幸福之路，而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從這點來看，貧苦階級從機械和其他方面的經濟進步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比他們的工資統計數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這樣低的成本來進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會的當務之急。
可見，我們必須力求使機械的進步大力向前發展，並減少不能從事任何技術性工作的勞動供給，以便使全國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過去還要快些，使每個非熟練工人的收入份額增加得更快些。為了這個目的，我們需要向近幾年來的那種方向邁進，但須更加努力。教育必須更加普及。學校教師必須懂得他的主要任務不是傳授知識，因為幾先令買來的報刊上的知識一個人的頭腦就容納不了。他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個性、能力和才幹；因此甚至那些輕率的父母們的子女也有機會被培養成下一代的審慎的父母。為了這個目的，必須大量使用公款，而這種公款必須用來提供新鮮的空氣和場所，以供工人階級住宅區的兒童作有益的遊戲。
這樣看來，國家似乎需要對貧苦的工人階級本身無法舉辦的那種福利要大力資助，同時要堅持室內必須清潔，適於日後成為強壯而有責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應有若干立方呎空氣的強迫標準必須加以穩步提高，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後沒有適當空地的高樓的規定結合起來，將加速工人階級從大城市的中心市區移向可能有較空曠場所的那些地方。同時國家對醫藥衛生的補助和管理將在另一方面減輕貧苦階級的兒童迄今所受的壓迫。
非熟練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養得能夠賺取熟練勞動的工資；而熟練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樣的方法培養得能夠擔任更加負責的工作。擠入中下階級，對他們不但不利，而確實有害。因為，如所指出的，只會書寫和記帳實際上屬於比熟練手工勞動還要低一級的勞動，它過去之所以高於熟練手工勞動，只是由於普及教育曾被忽視。
任何一級的兒童擠入高於他們的那一級，對社會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們現在那個最貧困的階級的存在確是一種罪惡，促進該階級人數增加的事，不應當做，而應當幫助不幸生而為該階級的那些兒童來擺脫這個階級。
在上層技工中有廣闊的天地；而在上層中產階級中對後進者也有廣闊的天地。正是由於這個階級的卓越人物的創造和智慧，才出現了大多數的發明和改良，而這些發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擁有幾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沒有它們，英國甚至不能給她現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個階級的子女廁身於那些從事新發明並把這種發明應用在實際建設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確是一種純粹的巨大收穫。他們的利益有時很大，但是他們為世界賺得的也許比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確，許多巨大的財富是由投機，而不是由真正建設性的勞動得來的。這種投機大多是和反社會的策略，甚至和對一般投資者所憑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開的。補救的方法不易，也許永不會完善。用簡單的法令來控制投機的那種草率的作法，結果不是無效，就是有害。但這是經濟研究的那種日益壯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紀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問題之一。
在許多其他方面，禍害可以通過對社會在經濟上的慷慨捐輸的廣泛認識而有所減輕。富人對社會福利的熱心，可以大大有助於收稅人盡量利用富人的資金來為窮人謀福利，並可以消除貧困之害。
第十四節 續前。
上面討論了財富的不均和貧苦階級的微薄收入，特別提到了它們使人不能滿足需要和阻礙自然發育的種種影響。但是這裡如往常一樣，經濟學家不得不提請注意的一個事實是，正確地使用一個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擁有的機會的那種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最高級的財富，是各階級極其罕見的一種財富。甚至英國各勞動階級每年用得不當錢約有一億鎊，其他階級約有四億鎊。雖然縮短勞動時間在許多場合下的確會減少國民收入，降低工資；但是大多數人的工作時間縮短也許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質收入的損失可以全由各階級拋棄那種最無謂的消費方法來補償，如果他們能學會善於利用自己的閒暇。
但遺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比在學會善於利用閒暇這方面慢了。在各個時代，各個國家和各個社會階層裡，懂得善於工作的人比懂得善於利用閒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過有利用閒暇的自由，人們才能學會善於利用閒暇。沒有一個缺乏閒暇的體力勞動者階級，能夠具有高度的自尊並成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無教育意義的工作之後，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個必要條件。
在這個場合，像在所有類似的場合一樣，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幹對於道德家和經濟學家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我們這一代最迫切的任務是給青年人提供發展其所長並使其成為有效率的生產者的各種機會。而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主要條件是長期免於機械勞動的自由；和有上學與進行各種有助於個性發展的遊戲的充分時間。
即使我們只考慮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過著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損害，對他們加以適當的體恤對社會也會是有利的。能幹的工人和優秀的公民多半不是來自那些母親白天大部分時間不在家，或父親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會即使與限制那些守礦車者和工作本身並不繁重的其他人員的過長的值班時間，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關係。
第十五節 續前。
在討論使各種不同工業技巧的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的困難時，曾要求我們注意這一事實，即這種適應不會完全準確，因為工業方法的變動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後還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難的關鍵多半在於生活習慣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們的股份公司、鐵路或運河的組織有缺點，我們用一二十年的時間就可以把它糾正過來。但是在幾世紀以來的戰爭、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蕩行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時間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變的。
現在像往常一樣，那些高尚而熱心的社會改造家們曾給他們的想像所便於虛構的那種制度下的生活描繪了美麗的圖景。但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負責任，就在於它從這一虛偽的假設出發，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將迅速改變，而這種改變在一世紀內，甚至在有利的條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
如果人性可以得到這樣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現存私有財產制度下，經濟上的慷慨捐輸也會在生活中占統治地位。而源於人類天性的那種私有財產就成為無害的了，同時也成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們有必要來提防那種誇大我們時代的經濟災難並忽視以往更嚴重的類似災難的誘惑；儘管某些誇張在短時間內可以刺激我們和其他的人更加堅決地要求立即消除現有的這種災難。但蒙蔽正義事業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當的真相同樣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觀主義者對我們時代的描繪，再加上對過去幸福的那種浪漫的誇張，必然有助於拋棄那些工作雖緩但是踏實的進步方法，有助於輕率地採納許下更大諾言的其他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像江湖醫生的烈性藥一樣，在立見微效的同時，卻播下了長期到處腐爛的種子。這種不耐的虛偽為害之大僅次於這樣一種道德上的麻痺，即在我們現代資源和知識的條件下，對不斷毀壞無數生命中值得擁有的一切處之泰然，並以我們時代的災難總不及過去這種感想來安慰我們。
現在我們必須結束我們的這部分研究。我們所得到的實際結論很少，因為在解決一個實際問題以前，一般有必要來考察它的經濟全貌，更不用說它那倫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經濟問題多少直接地取決於信用，對外貿易和壟斷組織的現代發展的錯綜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們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討論的那些問題，在某些方面是整個經濟學領域中最困難的問題，懂得它們就可以研究其他問題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