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關於危機的理論，更正確地說，關於經濟重複變動的理論，甚至還不像已經闡述了的關於企業家職能，信用、資本、貨幣市場、利潤和利息等理論那樣，有一個對主題比較令人滿意的表述。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今天比起過去來，將會更加需要一種對於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資料所進行的綜合處理，以及依據那些表明經濟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指數而制訂出的許許多多的個別理論。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只是一個骨架；我自己所許諾的徹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計劃，像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長的時期。儘管如此，但我還是要把這一章 發表出來，除了在文字敘述方面以外，沒有作其它任何變更。這不僅是因為這一章 在危機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為我仍然堅持它是正確的；不僅是因為我相信這一章 包含的內容可以為本書對這一主題的論證作出貢獻，而且也因為這種貢獻表達了事物的實質。為此，我準備在這一章 的基礎上接受批評。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種反對意見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這裡我僅提出兩種意見。第一，一種批評說我的理論只是「危機的心理」。這種反對意見非常文雅，是由我最為尊重的一個最有才能的權威提出來的。為了使讀者能瞭解它的真實意義，我自己必須更加鮮明地闡述它的真實內容。「危機的心理」意味著十分明確的某些事物，是與「價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著堅信我們在每一次危機中所注意到的，特別是在過去曾經注意到的，那種被嚇怕了的經濟世界的「悲、喜劇式的畸變」。因此，作為一種危機的理論，它意味著把科學的解釋依據於明顯的同時發生的或相應引起的現象（恐慌、悲觀主義，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種和緩程度上依據於先前對股票看漲的趨勢、創辦狂熱，如此等等。這種理論是枯燥乏味的，這樣的解釋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但這不是我的見解。不只是因為我經常討論外在的行為，從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討論中只能包含在每一種關於經濟事件的表述裡，即令是最客觀的表述，而且也因為我解釋這種經濟波動的現象——不管現在是否發生——只是用一種自動運行的客觀的一連串因果關係，那就是用新企業的出現對現有企業情況的影響來解釋，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產生於本書第二章 所說明的諸般事實。
於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我的理論未能解釋危機的週期性。但我不理解這一點。所謂週期性可能有兩種含義。第一，僅指每一次繁榮跟上一次蕭條，而每一次蕭條又跟上一次繁榮的事實。但這一點是我的理論可以解釋的。或者第二，可能指週期的實際長度。但是這一點沒有理論可以從數量上來解釋，因為它明顯地要依靠個別情況的具體數據。不過我的理論仍然給予一種一般性的回答：經過一段時間，直到新企業的產品能夠出現在市場之前，繁榮結束，蕭條開始。當創新的吸收過程結束時，新的繁榮就開始，而蕭條也就結束。
但是洛伊還意指一些別的事情，這些事情由埃米爾·萊德勒整理於下。我的論點被說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實際上以週期性雲集的方式出現，他們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出現，以及如果情況有利，他們是否經常出現和為什麼會經常出現。」現在有人或許認為，我所未能確定地解釋的企業家們的雲集性的出現，連同它引起的現象，構成繁榮階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說我們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這一點——實際上我的整個論點都在於解釋這一點——似乎是站不住腳的。企業家們所由以出現的條件——不管競爭性經濟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已在第二章 闡述過，並且可以簡要地和部分地描述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這種新的可能性，從私人經濟的角度來看是更為有利的，——這樣一種條件是必須經常完成的；由於人們的主觀限制條件和必需的外界環境的影響，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達到；還要加上一種經濟情況，它是能夠相當可靠地估算出來的。假如人們堅持我們關於企業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設條件的話，那麼，為什麼企業家們出現在這些條件和情況下，就像任何人眼見有利就立刻抓住機會這一事實那樣，是比較易於理解了。
現在，我並沒有任何批評意圖，而僅僅是為了使這些觀點更加明確，我打算將我的理論與迄今在這一領域中作過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論加以比較——在徹底性與完備性方面是難與後者相比較的。依照從尤格拉那裡得出來的觀點，經濟的波浪式變動，而不是危機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釋的基本問題；看來這個觀點對兩者都是一樣的。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我不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 ，就已經確立了這個觀點——那就是變動著的狀態（斯皮托夫稱之為「Wechscllagen」）是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發展所採取的方式。因此，我們也同意如下的觀點，那就是完全發達的資本主義只能在歷史上追溯到這種變動狀態明白無誤地首次出現的時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觀點，在英格蘭只是從1821年開始，在德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開始）。再者，我們同意鋼鐵消費數字是經濟情況的最好指標；也就是斯皮托夫發現並計算出的這個指標——在這方面我沒有作出什麼努力——我承認這是從我的理論觀點出發的正確指標。我們同意這種因果聯繫首先開始於以資本購買的生產資料，而繁榮首先實現於工業廠商（工廠、礦山、船舶、鐵路等等）的生產中。最後，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正如斯皮托夫所表達的，繁榮的出現是因為「較多的資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業中固定了下來，並且這種衝擊接著就傳遍於原材料、勞動、設備等等市場上。我們也可以同樣來理解資本，從它在這裡具有重要性這個意義來說；例外的情形只是，創造購買力在我的論點中起著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論點中則不是。到目前為止，我只應該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資本投資不是在時間上均勻分佈的，而是在間隔裡大批、大批出現的。很明顯，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根本的事實，對此我提出了一種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過的解釋。我接受斯皮托夫關於「標準週期」（musterkreislauf）的概念、
我們的差別，在於對那種使繁榮中斷並引起蕭條發生的環境，有不同的解釋。在斯皮托夫看來，這種環境就是一方面相對於現有資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對於有效需求的資本品的生產過剩。作為對這些實際事態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這個觀點。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論只停留在這個要素上，並且試圖使我們懂得，何種環境誘使工廠設備、建築材料等等的生產者週期地生產超出當時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而我的理論卻在於試圖解釋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現的事態，這可以概括如下。考慮到在第二章 中已經確認了的情況，那就是通常新企業並不產生於老企業之中，而是出現在它之外，並以競爭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業的出現就大批、大批地給予老廠商以及給予既成經濟狀況以影響，這種影響就是改變一切條件，從而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適應過程。我們之間的差別，將會通過更詳細的討論而進一步縮小。
不可能使我原來的說明更加簡短而又無懈可擊。但是，我還是對它作了進一步的削減以使這個基本思想顯得更為明確。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將給論點的層次加上標號。
1.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曾描述過的整個發展過程會不停頓地延續嗎？它類似於一棵樹的漸進的有機成長嗎？經驗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實是，經濟體系並不是連續地和平滑地向前運動。大多數不同種類的逆運動、退步、事變的出現，阻塞著發展的道路；在經濟價值體系中也存在著對它產生干擾的崩潰瓦解。這是為什麼呢？在這裡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
如果經濟體系對於發展的光滑線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話，那麼它們便幾乎不能構成一個特別要求理論家注意的問題。在一個沒有發展的經濟中，個人或許會遇到對它十分嚴重的倒霉事情，而理論又沒有理由深入到這些現象之中去。同樣地，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設想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麼就不需要一般的調查研究。但是，我們在這裡論及的逆運動和退步卻是經常的，經常到好像在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必然的週期性便會顯示出來。如果不是從邏輯上考慮，那麼實際上這就使得對這類現象的抽像，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況是這樣，當一個挫折被克服之後，早先的發展又從它被打斷之前所已達到的那一點重新開始，那麼這個挫折的意義從原則上講就不是很大的了。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使我們不能解釋這些干擾事件本身，或者乾脆把他們抽像掉，我們卻已經考慮到所有這些有關發展的基本事實。然而，情況卻不是這樣。逆運動不僅阻礙發展，而且還使發展歸於終結。大量的價值被消滅；經濟體系中首腦人物計劃的根本條件和前提被改變。這個經濟體系，在其重新向前發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價值體系也需要重新組織。並且，重新開始的發展是一個新的過程，而不簡單是舊過程的繼續。經驗告訴我們，真實情況是，它或多或少地朝著一個與早先相類似的方向運動，但是這個「計劃」的連續性卻被打斷了。新的發展過程產生於不同的情況，並且部分地產生於不同人的行動；許多舊的期望與價值被永遠埋葬，而完全新型的東西出現了。從經驗上說，也許存在於各類挫折之間的所有這些局部發展的主幹線，正好與整個發展的大致輪廓相吻合，然而從理論上說，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整個過程的輪廓線。企業家不能夠越過挫折階段並將他們的計劃原封不動地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而且科學的解釋也不能這樣做，除非它完全脫離與事實的接觸。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這樣一類現象，這一類現象與其它發展現象相對照顯得十分鮮明，而且與其它發展現象顯然處於某種對立地位。一開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第一，危機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種一致現象。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並且描述為危機的發展過程的特殊崩潰現象，似乎總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們看作是一種而且是同一種現象的各種形式。儘管如此，可是危機的這種同一性確實並不持久。相反，它主要只是存在於對經濟體系與個人產生的影響的相似性上，並且存在於有些事件習慣於出現在多數危機場合的這一事實中。但是這種影響與這種事件，倒是和經濟生活中大多數各種類型的外在與內在的干擾一道出現，而且不足以證明危機總歸是同一的現象。實際上，危機的不同種類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識別的。沒有理由讓我們事先就作出這樣的假定，那就是，危機彼此之間相同的地方，較諸作為我們出發點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說，危機是使先前的經濟發展過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異的現象，危機可能，也許不可能，作純粹經濟的解釋。當然，毫無疑問，危機在本質上屬於經濟範疇。但是，沒有絲毫把握斷定，他們是屬於經濟體系的性質，或者甚至在它們必然地產生於經濟因素的自身作用的這種意義下，屬於任何一種體系。相反，危機的真正原因極有可能存在於純粹的經濟範圍之外，換言之，危機是外界給予它們干擾的結果。危機的次數，甚至經常宣稱的危機規律性，都不能成為定論，因為可以很容易地設想，這些干擾必定經常出現在實際生活裡。簡單地說，危機是經濟生活使其自身適應新的情況的過程。
考慮到第一點，我們開頭就可以談到一件事。如果我們說到危機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規模的干擾，那麼除了干擾的事實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屬性。目前，也可以在這一廣泛意義上設想危機。經濟過程也可以相應地分為不同的三類：循環流轉過程、發展過程、阻礙後者未受干擾的進程的過程。這種排列絕非遠離現實。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區別這三類相互分離的現象。但只有更加詳細的分析，才能表明它們當中的一類是否歸於其他兩類中的一類。
不存在干擾的普遍特徵，已為危機歷史所證明。這些干擾已經在經濟實體中的每一個可以設想的地方爆發，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它們有時出現在供給一方，有時出現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種場合，有時出現在技術生產中，有時出現在市場或者信貸關係中；在後一種場合，有時體現需求方向的變化（例如時裝的變化），有時體現消費者購買力的變化。對絕大部分的各種工業集團來說，所受的干擾不盡相同，但是第一個工業行業受到的干擾較多，然後是另一個行業。有時危機以對資本家產生特殊影響的信用制度的崩潰為特徵，有時則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損失最多。企業家也會以極其不同的方式被捲入進來。
乍一看，在表現出來的形式上去尋求危機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實際上，正是這種要素導向這樣一種流行的和科學的信念：危機總是同一的並且是同樣的現象。然而，我們容易看到，這些可以從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徵，除了是干擾發展的一種要素外，對所有危機來說，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質的。舉例來說，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顯的。它是早期危機（crisis）的突出特徵。但是也存在沒有危機的恐慌。並且更進一步地說，也存在沒有真正恐慌的危機。恐慌的強度，無論如何與危機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聯繫。最後，恐慌大多是危機爆發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這對諸如「投機狂熱」、「生產過剩」等標語口號，也都是適用的。一旦危機爆發並且改變了整個經濟形勢，那麼大量的投機就變得沒有意義，並且幾乎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每一數量都顯得過大，儘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這兩者都完全適合於當時的情況。同樣地，個別商行的倒閉，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缺乏適當的聯繫，生產與消費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要素，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種意義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機的滿意標準，這可以由下述事實看出：儘管根據這一主題的描述文獻，一定次數的危機必定復現，但是除此而外，危機的個別內容細節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現在我們轉入另一個問題：是否所有危機沒有一點是純粹的經濟現象，也就是說，是否危機以及所有形成它們的原因和結果都能通過對經濟體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釋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們可以立即承認，例如戰爭爆發可以引起足夠大的干擾以至形成我們所說的危機。當然，這絕不是規律。例如，十九世紀的大規模戰爭大都並未立即導至危機。但是那種情況是可以想像的。我們假定，一個積極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且其經濟制度被設想為在我們的含義上達到充分發展的海島國家，被一支敵國艦隊割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進口與出口同樣受到阻礙，價格與價值體系被擾亂，債務不能保持，信用的錨鏈被拉斷——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設想的，都已經實際上出現，並且的確代表一種危機。這種危機不能單純從經濟上得到解釋，因為原因、戰爭都是經濟制度以外的要素。由於經濟範疇內這種外在實體的作用，危機便產生出來並且同時得到解釋。這些外部的因素屢次地解釋危機。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壞收成，這樣的收成明顯地會引起危機，並且眾所周知，甚至已成為危機通論的基礎。
但是，即使不像戰爭或氣象條件那樣顯著地從外部作用於經濟體系的各種環境，也必須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干擾原因的結果，從而在原則上看作是偶然的。舉例來說，保護關稅的突然廢除也可能引起一場危機。這樣一種商業措施當然是一種經濟事件。但是我們不能夠精確地斷定它的外貌，我們只可能考查它的結果。從經濟生活的規律的觀點出發，它基本上是來自外界的一種影響。這樣，就存在並非我們所謂的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正因為它們不是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所以，我們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不能一般地談到關於它們的原因。對我們來說，它們必定會被當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現在問題產生了：是否存在著任何我們所說的純粹經濟危機呢？是否存在著沒有我們剛才舉例所說的外界刺激而出現的危機呢？事實上，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實際上已被確認：危機總是外部環境的結果。但是，毫無疑問，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確的，那麼就不存在關於真正的危機的經濟理論，並且我們將無所作為而只能簡單地證實這些事實，或者至多試圖對危機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類。
在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擺脫一種特殊的危機。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由另一個國家提供財政資助，如果繁榮的波浪沖擊後者，而後者比前者對資本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用途，那麼，就存在著一種從先前投資中收回資本的趨勢。如果這種事件很快地並且輕率地發生，那麼它就顯然能夠在先前的國家裡造成危機。這一實例應該表明，一個經濟地區的純粹經濟原因可以引起另一個地區的危機。這種現象是屢次和廣泛地被認識到的。很明顯，這不僅可以發生於兩個不同國家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於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並且在一定情況之下，還可以發生於一個經濟區域內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當危機一旦在一個地方爆發的時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現象是純粹經濟的，屬於我們正在尋求的那一種嗎？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區的經濟狀況是任何給定經濟體系的材料數據；並且在解釋該體系內的現象時，只能夠充當非經濟要素的角色。對於正在考察中的經濟體系，它們是偶然事件；並且，如果試圖為這種危機找到一條普遍規律，那將是徒勞的。
最後，在拋棄了危機的所有外來原因之後，我們還找到了屬於純經濟性質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說，這些原因產生於經濟體系之內，但儘管如此，它們卻未呈現出一個新的理論問題。每一種新的聯合，用我們的老話說，都有招致失敗的明顯危險。儘管工業的所有部門鑄成致命錯誤的情況極少，但是它們還是發生了，並且，如果存在問題的企業具有足夠的重要性，那麼危機的大多數症狀便可由它們而產生。然而，話說回來，這類事件只不過是小小災難，可以在每個場合作個別解釋；但從作為經濟過程本質要素或因素的結果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並不是經濟過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種干擾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麼當我們對所有項目進行抽像時，是否還剩下什麼就很值得懷疑；並且，因此而除了說，如果由於外部或內部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任何具有足夠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機就這樣發生了，那麼關於危機的因果關係，我們也就不能多說什麼。歷史並不與這個理論相矛盾。因為幾乎每一種歷史場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這些偶然事件可以認為對實際發生的危機負有責任，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荒唐悖理之處，從而使得任何尋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並沒有像我們當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樣明顯。順便要注意的是，儘管我們可以決定這個問題，但歷史上大多數大規模危機的個別背景，對於解釋每一種場合所觀察到的實際發生的事情，較諸進入一般性理論的任何事情更為重要——假定這種理論是可能的——因而這種理論除了是作為對任何一種實際情況中的診斷或補救方針的一種貢獻外，我們再也不能從它那裡得到更多的東西。如果工商業者幾乎總是試圖用手頭掌握的特殊情況來解釋危機，那他們也不都是錯誤的。經驗主義者對於試圖建立一種缺乏基礎的一般性理論的對抗態度，也不都是錯誤的——儘管它不是這種場合所需要的對抗，而只是對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務的一個明確的區別。
這個決定性的發現，這個解決了我們的問題並同時將我們的討論轉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發現，確立了如下事實：無論如何存在著一類危機，它們是繁榮與衰退交迭時期的波浪式運動的要素，或者無論如何也是有規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變，而這一類要素自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就滲入到經濟生活之中。這個現象產生於一大批各種各樣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實，它們可以用來解釋各種挫折和崩潰的情況。經濟生活的巨大突變正是我們必須首先解釋的。一旦我們抓住了這個問題，為了理論分析的目的，我們不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業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與內部的干擾，以便於從理論的角度分離出唯一有意義的問題。雖然是這樣做，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我們所拋棄的那些東西並不是由於它們不甚重要；同時我們的理論，如果限制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狹窄範圍內，那麼必定與所有更廣大範圍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稱，而這種努力是旨在為完全理解事物的現實過程，提供一種工具。
現在這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為什麼我們意指的經濟發展，不是像一棵樹的生長那樣均勻地向前發展，而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為什麼它呈現出那種特有的上升與下降呢？
2.回答不可能簡短，也不可能是足夠精確的：這完全是因為新的組合，不是像人們依據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佈的——按照這樣一種方式，讓人們能夠選擇等距離的時間間隔，在每一個間隔裡可以安置實現一個新的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地出現。
現在，（a）將要解釋這個答案，（b）然後解釋這種成組方式的出現，（C）再據而分析這一事實的結果以及由它們引起的因果關係的過程（見本章3.）。第三點包含一個新問題，不對此問題加以解決，這一理論就不是完全的。儘管我們接受尤格拉的論點，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這意味著衰退只不過是經濟體系對於繁榮的反響，或者是對於繁榮所帶給這個體系的新情況的適應，這樣，對衰退的解釋也就根源於對繁榮的解釋——然而，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卻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正如讀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與我之間在這一點上存在的差異一樣。人們還可以立即看到，這個問題已由我們的論點——在不存在困難與不存在新的事實或理論工具的幫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a）如果我們所謂的新企業真是彼此獨立地出現，那麼，就不會存在象特殊的、可區別的、顯著的和有規律復發的現象那樣的繁榮和衰退了。因此，它們的出現一般就會是連續的；它們將會在時間上均勻分佈。並且在循環流轉中受它們影響的各種變化都相對地小，因此，干擾僅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從整個經濟體系來說是易於被克服的。於是將會不存在循環流轉的重大干擾，從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長的干擾。應該注意，這適用於有關把那種要素當作危機原因的任何危機理論，特別是一切「比例失調」理論；這種現象是從來不會讓人們弄明白的，如果不論原因如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原因不能這樣來發揮作用，從而讓其結果得以被連續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這樣，還是存在繁榮之時與不景氣之時。黃金或其它通貨膨脹將會仍然加速經濟增長，通貨緊縮將會阻礙它；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經濟立法都將會施加它們各自的影響。例如，像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被迫為適應戰爭需要而對經濟體系進行的調整，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必要清理，對所有經濟關係的干擾，戰爭的蹂躪與社會的動亂，對重要市場的破壞，對所有數據的改變，等等，都將會告訴人們危機和不景氣是個什麼樣子，即使人們對它們還不瞭解。但是，上述這些將不是我們在這裡所考慮的那種繁榮和蕭條。這類事件不是有規律的，也不是產生於經濟體系自身的活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性，而是正像已經足夠強調的那樣，它們必須通過特殊的外在原因來加以解釋。我們應該特別記住一種總是促成，並部分解釋繁榮的有利情況，這也就是每一時期的蕭條所造成的事態。眾所周知，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存在著大宗失業者，存在著原材料、機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庫存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待售，通常還存在著異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說明斯皮托夫與米切爾時舉例那樣，這些事實確實幾乎在每一次考查這種現象中都起作用。但是很清楚，我們絕不能依靠這些結果來解釋這種現象，如果我們希望避免首先從繁榮中得出蕭條，然後又從蕭條中得出繁榮的話。因此在這裡，由於只有關於事物的原理的問題——並不是關於徹底闡述那些在繁榮或危機中具體起作用的情況（壞收成、戰爭謠傳，等等）的問題——我們將完全忽略這些結果。
有三種情況增強了新企業成群出現的效果，但是它們卻不是與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第一，我們在第二章 中的觀點允許我們期望：大量新的聯合將不會產生於老的廠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與它們並行出現並與它們相競爭——經驗也已證明了這一點。儘管在解釋波浪式運動幅度時它顯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從我們的理論角度出發，這既不是一種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要素；對於繁榮與不景氣的存在它也不是關鍵性的。
第二，企業家的需求大批出現的事實，表明整個商業界購買力的極大增加。這就開始了第二性的繁榮，這一繁榮將傳遍整個經濟體系並且成為普遍繁榮現象的傳遞工具——只有這樣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則便不可能得到滿意的解釋。因為新的購買力大量從企業家們手中轉移到生產資料所有者，轉移到「再生產消費」（斯皮托夫）用品的生產者，轉移到工人，然後滲入每一個經濟渠道，從而所有現存的消費用品最終都會以不斷上升的價格出售。於是零售商大量訂貨，製造商擴大業務，而且為此目的，越來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拋棄了的生產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來。僅僅由於這個原因，各個地方的生產和貿易都暫時獲利，如同在通貨膨脹時期，比如當戰爭開銷是用紙幣支付，從而暫時獲利一樣。許多事物漂浮在「次級波」上，而並不具有任何來自真正驅動力的新的或直接的衝擊，最後，投機性預期會獲得因果意義。繁榮徵兆本身，最終將以眾所周知的方式，成為繁榮的因素。對於商業指數理論以及對於理解整個商業情況，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級波與第二級波之間的區別才是實質性的；並且我們還要注意，後者可以徑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據一種以我們的基本原理為基礎而推敲出來的理論，任何在週期運動中觀察到的事物都將會找到它的確定的位置。但是在一種像當前這樣的闡述中，不可能對這種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產生了一個遠離現實的印象，而這在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從我們的論點得出的結論是，在繁榮的開始以及在蕭條的過程中，誤差必定起著重大的作用。大多數危機理論實際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利用這個要素。可是，誤差不會在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現；神志清醒的人們，只有在或多或少仔細地考查了事實的基礎上，才進入生產過程。儘管估計不周會發生到危及個別企業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場合或許要危及整個工業，然而通常這卻不足以危及整個經濟體系。這種一般性錯誤究竟是如何能產生的，從而使整個體系都受到影響，並且，作為不景氣的一個獨立的原因，而不只是作為不景氣的結果，又將如何得到解釋？一旦不景氣由於其它理由而來臨，它自然會擾亂許多先前相當合理的計劃，並且會造成否則就很容易克服的錯誤變得危險。最初的錯誤需要特別的解釋，否則就什麼都不能解釋。我們的分析則可以提供這種解釋。如果繁榮時期的特徵不僅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業活動，而且是實現新的和未經試驗的組合，那麼，正如第二章 已經提到的那樣，我們會立即可以明白，誤差在那裡必定起著特殊的作用，起一種從性質上來看不同於在循環流轉中的作用。儘管如此，可是在這裡將不會找到「誤差理論」（error
theory）。相反，為了擺脫任何一種這樣的印象，我們將隔離這個要素。它的確是一種支持和加強的情況，而不是理解這個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沒有人做過任何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不可能認為是「虛假的」工作；即使不存在技術的或商業的「差錯」，或「投機狂熱」，或毫無根據的樂觀和悲觀；即使每個人都賦有廣闊的先見之明，但仍然會存在週期運動——儘管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繁榮所必然創造的客觀情況，將獨一無二地解釋這個事物的性質。（b）為什麼企業家的出現不是連續的，也就是說，只是在每一個適當選定的時間間隔內出現，而且是成群地出現？這完全因為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企業家的出現可以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於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業家以不斷增加的數目出現。
這意味著，第一，由於第二章 已經解釋了的原因，實現新的組合是困難的，並且只是具有某種特性的人才能接觸到。關於這個問題，最好是通過設想一個較早時期的例子，或者設想一個非常類似於處在經濟尚未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也就是處於高級停滯階段的經濟狀況的例子。只有少數人具備這種領導才能，而且只有少數人在這樣一種狀況裡，也就是在一種本身尚未成為繁榮的狀況裡，能夠沿著這個方向獲得成功。可是，如果一個人或少數人成功地前進，那麼許多困難便會消失。於是其他人便會步這些先驅者的後塵，就像在此刻所能達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們將要明確地去進行那樣。他們的成功，通過不斷完全克服第二章 所分析的障礙，將再次使得上述進程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更多的人跟蹤而來，直到最後創新為人們所熟悉，並且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事情。
第二，因為，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作為企業家的資格或要求條件，同其它特性一樣，是依照誤差法則在純一種族群體中分佈的，所以，在這方面滿足累退標準的個人數目將會不斷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況——在黑人人口中少數歐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連續地日益減輕這項任務，那麼，更多的人能夠和將會成為企業家，於是，在一個企業家成功的出現之後，不僅伴隨以簡單地出現其他企業家，而且出現的數目不斷增加，儘管他們日益更不合資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條件。這就是實際情況，而對它的證言我們只不過加以解釋。在仍然存在競爭和大量獨立的人們的企業中，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創新的單獨出現——壓倒多數地在工商業中特地創造出來的——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存的工商業如何以變化不同的速度和完整度來掌握它，首先是少數單位，後來是不斷增多的單位。我們已經遇到了這個與消除企業利潤過程相關的現象。這裡，我們又將對它進行考慮，儘管是從另一個角度。
第三，這解釋了企業家成群出現的現象，一種首先在創業者出現的企業部門確實達到了消除企業家利潤的地步。實際情況也揭露了，每一個正常的繁榮開始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企業部門（鐵路建設，電力、化學工業等等），並且從它所開始產生的企業的創新中獲得特徵。但是創業者不僅在他們首先出現的生產部門裡為他人消除了障礙，而且由於這些障礙的性質，事實上也在其它部門裡消除了障礙。許多事情可由後者所摹仿；這樣的例子也可以對他們產生作用；許多成就也直接適用於其它部門，例如國外市場的開發，且不論不久就要出現的、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情況——上升著的價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領導人物在他們最直接行動的範圍之外發生作用，於是企業家團體將更進一步地增加，經濟體系較之在另外的情況下，將更為迅速地和更為完全地被拉入到技術的和商業的重新組織過程，而這一過程將構成繁榮時期的涵義。
第四，發展過程越是變得為人們所熟悉，並且變得對一切有關方面只是一個計算問題，障礙隨著時間的進程越是變得微弱，那麼，激發創新所需要的「領導」就越少。這樣，企業家成群的出現就變得越是不顯著，週期運動也就變得越是溫和。很清楚，我們解釋的這種結果也明顯地為現實所證實。經濟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發生作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銷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規模聯合仍舊仰賴於市場情況，而這一現象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競爭來決定，這樣，創新的普遍有利的延遲到蕭條時期，特別是在建築業，——有如美國的鐵路政策——就偶爾地成為可能。可是，只要能發揮作用，這個要素也就能證實我們的解釋。
第五，新組合的成群的出現，很容易並且必然要對繁榮時期的根本特徵作出解釋。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增加資本投資正是未來繁榮的第一個徵兆，為什麼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第一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奮，尤其重要的是，為什麼鐵的消費增加。它能夠解釋繁榮時期新的購買力的大量出現，以及由此而來的價格的特徵性上升，而對於這些問題，單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釋。更有進者，它能夠解釋失業的下降與工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貨運的增加，對銀行收支和銀行儲備的日益抽緊，等等；並且，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還能解釋第二性波或次級波的放出——繁榮傳遍及於整個經濟體系。
3.（c）企業家成批的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體制的影響在性質上不同於企業家按時間均勻分佈的連續出現對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只要它不像後者那樣，意指一種連續的，並且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位置的干擾，而是一種跳躍式的干擾，一種具有不同數量級的干擾。當由企業家們的連續出現而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企業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現則需要一種特殊的、可識別的吸收過程，一種合併新事物並使經濟體系與之相適應的過程，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像我過去常說的那樣，一種探索以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週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依據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系奮力走向新的均衡狀態，適應於由繁榮的干擾所改變了的境況。
這個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下述事實，即僅僅關心自己企業制訂計劃的各個企業家，完全不考慮他人成批地接踵而來，因此，遭到失敗。從個別企業的角度認為是正確的行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數人的同樣行為的普遍作用所剝奪或抵悄，這一點當然是真實的。當我們解釋生產者在他們各自努力獲取最大利潤的過程中，是如何發動了趨向於消除整個體系的剩餘價值的機制並使其運轉的時候，我們就認識到了這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同樣，普遍作用在這裡也可能使那些對個別人正確的東西變成為謬誤，並且，這種要素實際上將在大多數的危機中起作用，因為，儘管處於這個企業家之後的這種蜂擁而至的情況，是他事先所知悉的，並且也不能對他攻其不備，然而對情況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卻可能常常估計錯誤。可是，由繁榮引起的干擾的本質，卻並不在於它時常擾亂企業家的打算這一事實，而是在於下述三種情況：
第一，新的企業家基於新的購買力對生產資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榮時期「爭奪生產資料的競爭」，引自萊德勒的話——提高了這些物品的價格。實際上，這種趨勢已被下述事實所減弱：至少有些新的企業不會與老的企業並行出現，而是從老的當中產生；並且老的企業也不會光生產而不要利潤，而是仍然要賺取一些「准地租」。可是，我們能夠對這種經營的性質作出最好的說明，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創新都體現在新建立的行業中，都單獨由新開闢的購買力提供資金，並且發生在一些完全屬於循環流轉的，並且無利潤可得的，因而由於成本增加而開始虧本生產的行業之旁。現實生活與這種構想相牴觸的情況，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少。實際上，僅僅是籠罩於繁榮時期的氣氛就掩蓋了這一事實，那就是在繁榮開始以後不久，並且只要它只是以增加的需求來表達，那麼這一繁榮對許多生產者來說便意味著苦難，儘管當產品價格開始上升的時候它又將減輕。這種苦難，正像在第二章 所解釋的那樣，是將生產資料從老行業撤出並用於新用途的過程的一種形式。
第二，新產品在幾年以後或更快地找到市場，並與老的產品競爭；先前創造的購買力的商品補充——從理論上說抵消購買力而有餘——進入到循環流轉。另一方面，這個過程的結果實際上為前一節所述原因所緩和；更進一步，由於如下事實而緩和，也就是由於某些投資在程序上遠離最終產品，因而這種補充只能逐步地出現。但是，這還沒有接觸到過程的本質。在繁榮的開始時期，老行業的成本上升；以後，只要消費者的需求變得對創新有利，那麼同創新競爭的那些行業的收入便首先減少，然後所有老行業的收入都減少。且不論創新帶來贏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們的虧本生產便只能受到僅僅暫時有效的緩衝器「准地租」的牽制。正因為老行業大都底子較厚，並且看來特別值得享受信用待遇，從而他們的虧本生產並不會立即導致崩潰。他們的部分破產會影響新企業的成功。這種破產受到下述與我們的解釋框架極相符合的事實的緩衝：這種繁榮首先從來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於工業的一個部門或幾個部門，從而讓其它領域不受到干擾，並且後來僅僅以一種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響其它領域。正像企業家成群地（enmasse）出現那樣；他們的產品也是成批地出現，由於企業家們不是各做各樣，而是做非常相類似的事情，因而他們的產品幾乎同時出現在市場上。在新產品出現之前必須經歷的那段平均時間——儘管實際上很自然地要依賴於許多其它要素——可以從根本上解釋繁榮時期的長短。新產品的出現引起價格的下跌，這一下跌從自己這一方面來說終止了繁榮，或許會導致危機，或必然要導致蕭條，於是所有其餘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業這種結果的出現導致信貸緊縮，因為企業家現在正處於——具有充分的積極性——償清債務的地位；同時因為其他借入者沒有插手進來，這就導致新近創造的購買力的消失，恰好正當這種購買力的商品補充物出現之時，於是它能以循環流轉的方式不斷重複生產。這個論點需要細心維護。首先，這種通貨緊縮必須和其它兩種情形區別開來。新產品的出現一定會引起通貨緊縮，這不僅逆向著繁榮時期的價格水平，而且也逆向著前段蕭條時期的價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業家償還欠債的過程中沒有完全消失，因為很明顯，新產品的價格之和在正常情況下要大於這些欠債的總額。這也本應該，儘管在較小的程度上，產生和欠債清理一樣的效果；但是我們現在只考慮欠債減少的效果。通貨緊縮還出現於已經存在的或者為銀行界所預期的不景氣之中，因為銀行主動努力限制信貸。這個因素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機；但它是附帶的，而不是這個過程所固有的。這裡，我們還是不考慮這個因素，儘管我們既不否定這個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慮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於是，更進一步，我們的公式包含兩個抽像概念，它們將使那些實質性的東西顯得更為清晰，但卻排除了具有極大的現實重要性的緩衝影響。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實：新產品一般僅僅包含生產過程的投資折舊額的一小部分份額，因此，當新企業準備投入生產時，在繁榮時期的總費用中，只有一部分，並且大都只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銷售的形式來到市場；所以新創造出來的購買力也只是逐漸地離開流通，部分地也只是在繁榮的後一段時期當更多的信貸追求者（credit
seekers）被帶入到貨幣市場的時候。通過儲蓄對新的購買力的重新吸收，並不改變通貨緊縮過程中的任何東西——但是許多國家、自治區以及農業抵押銀行一旦遇上正在減縮的企業方面的需求，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業家負債的逐漸消失外，我們還必須記住，當利息滲入到循環流轉的現代經濟體系時，信貸甚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只要現在有年復一年生產的商品與之相對應——這是進一步緩衝這個過程的第二個因素。然而，由於所有那些原因，通貨緊縮的趨勢還是有效的，並且出現成功的企業對欠債進行清理的情況。因此，當繁榮已經充分發展的時候，通貨緊縮即使以一種非常溫和的形式，也一定會自動地由於客觀情況的必然性而出現。這個理論導致了長期的物價水平在發展過程中必定下跌的結論，事實上已經被19世紀的物價歷史對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證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貨幣制度變動所擾亂的兩個時期，即從拿破侖戰爭至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時期，以及1873-1895年時期，實際上展現了我們從理論上所預料的特徵，即每一個週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時，消除了週期波動的物價曲線是向下傾斜移動的。
最後，還必須解釋，為什麼其他尋求信貸的企業家沒有經常地進入清理債務的境地。這有兩個原因，並且在實際上還可加上其它的原因，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為或是我們稱為基本要素的結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於外界產生的影響，並且在這種意義下或是次要的、非本質的、附屬的。首先一個原因是，如果在那種呈現繁榮的工業的成功的刺激之下，許多新的企業湧現出來，以至於在充分發揮作用的時候，生產大量的、通過價格下跌和成本上升——這種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們考察中的工業服從於所謂報酬遞增規律的情況下，也仍然會出現——消除了企業利潤的產品，那麼，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向前的衝擊力就會消耗殆盡。實際上，即使在有競爭的社會裡，消除利潤也僅僅是近似的，並且這一過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潤的保存，也不排斥損失的立即出現。對企業家在其它工業裡得以出現的限制，以及對發展的次級浪潮所引起的現象的限制，可以類似地加以確定。當達到限制的時候，這種繁榮的衝擊力便被耗盡。第二個原因則解釋為什麼新的繁榮並不徑直地隨之而來：因為一批企業家的行動同時改變了經濟體系的各項事實，破壞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經濟體系中顯然不規則的運動，而這是我們所設想的一種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掙扎和鬥爭。這使精確計算一般成為不可能，而特別是對規劃新的企業。實際上，僅僅是後一要素——那種源於繁榮的新創造而特有的不確定性——常常是可以立即觀察到的；第一個命名的限制大都僅表現在個別地方。可是，他們兩者，第一，便會被許多個人的先見所預料的那種相應而生的現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會較其他人更快地開始感覺到緊張，如同銀行的情況；有些人又感覺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上升，如同許多老企業的情況；並且由此而相應地發生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反應確實為時過晚，但是當時他們，尤其是較弱小者，確實是以受恐慌衝擊的方式發生反應的。第二，他們又會被偶然發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這些事件雖然總是會出現的，然而這些事件卻是在繁榮所產生的從不曾有的不確定性中獲得重要意義。這便解釋了為什麼有經驗的人，在幾乎每一次危機中，都設想他可以引證偶然發生的事件，例如說，不利的政治謠傳，作為原因，以及為什麼推動力實際上經常由這些而產生。第三，他們還被來自外部的干涉行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銀行對這種韁繩的有意識的拉動通常是干涉行為中最為重要的。
4.如果讀者對於所論述的東西加以深思，並且基於實際素材或者基於危機和經濟週期的任何理論的論點，加以檢驗，那麼，他必定會懂得繁榮（現正在被解釋中）是如何從自身創造出一種客觀的情形，而這種客觀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屬物和偶然的要素，也將使繁榮結束，輕易地導致危機，必然地導致蕭條，並從而導致相對穩定性的暫時狀態以及發展的消失。這種蕭條，我們可以稱之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過程；至於以下述一系列事件為特徵的危機爆發——恐慌、信貸制度崩潰、破產擴散以及其更進一步的結果——。我們則可以稱之為「清理的非正常過程」。為了完成和重複一些觀點，我們現在對這個過程有幾件事情要說一下，但這只是對正常過程而言，因為非正常過程並未表現出有什麼根本問題。
以上所述，直接導致對蕭條時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徵的理解，這些特徵現在表現為單一因果聯繫的組成部分。繁榮本身必然引起許多行業經營虧損，引起通貨緊縮之外的物價下跌，此外，還通過信貸收縮引起通貨緊縮——在一系列事件進程中所有處於次級增加的現象。更有進者，資本投資和企業活動的減少，由此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生產工業的停滯，斯皮托夫指數（鋼鐵消費）以及相類似標記的下跌，例如美國鋼鐵公司未滿額的定單，都可從這裡獲得解釋。隨著生產資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險係數被消除——以及就業量也都會下降。隨著貨幣收入的下降，這種下降可以從原因上追溯到通貨緊縮，即使這種需求由於破產等等而增加，但對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終仍將下降，並且，這個過程已經透入到整個經濟體系之中。蕭條的圖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兩個原因使得這些特徵不能夠按照它們在因果關係上所處的地位，依時間次序表現出來。第一個原因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它們不僅被個人的行為所預料，而且是在極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預料的。這尤其發生在專門投機起著巨大作用的市場上。這樣，股票市場有時遠在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到來之前，就表現出投機的初步危機，這個危機於是又被克服，並為仍然屬於同一繁榮時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進一步的上升運動，創造條件。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事情卻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實際上一種產品價格的上升，常常預期那種不過是作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樣，因而一個相類似的現象在這裡出現。只要當繁榮達到其外部極點之前，考慮到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那麼，在剛才所說的意義上所指的資本投資的減少，企業家活動的同樣減少，以及例如生產資料工業的停滯，可能都會出現；但是並不一定它們應該這樣。相反，如果這些症兆在繁榮終止之前照例地出現，那麼，這便是因為它們處於那種相當迅速地能預測什麼將要到來的因素的影響之下。但是，第二，各種各樣的情況將導致在事情發生的實際過程中，次要因素常常顯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出借者對利率的上升表現出焦慮，並且僅僅到了不景氣的晚期，那種作為事物最本質特徵而通常在正常過程中很早就顯示了出來的影響，才會表現出來。對勞動需求的減少應當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極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於照例存在著失業工人，因而工資不會在繁榮時期立即提高一樣，工資和就業數額由於一系列眾所周知的障礙存在，因而通常也不會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迅速下降。工商企業界努力保護自己以防價格下跌，並且在競爭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這種完全「自由」實際上哪兒也不存在——，當銀行提供其資助的時候，它與暫時的成功相抗拒，這樣便使最高價格水平常常遲於轉折點。這是危機調查的基本工作所應得到的所有這些要點。但是，無需進一步的證實，這裡足以說明，所有這些並不改變事情的實質，只不過我在上面所提及的發生在其它領域的相類似的現象，卻支持著反對價格理論的論點。
不景氣時期事物的發展過程呈現了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的景象，這種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是我們從尋找一種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從適應於已經相當迅速和相當可觀地改變了的一般情況，來進行解釋的。這種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倒是易於理解的。日常的資料圍繞每一行業而改變。但是這種改變的程度和性質，只能通過經驗而瞭解。有了新的競爭者：老主顧和過往商人沒有出現；對新的經濟事實的正確態度必須找到；不可估計的事件——對信貸的不可置疑的拒絕——可能出現於任何時候。「純工商業者」面對存在於常規之外的問題，面對他並不習以為常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他造成錯誤，而這些錯誤將成為進一步出現麻煩的重要次級原因。投機是一個進一步的原因，通過投機者所經歷的苦惱，同時也通過投機者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預測，使得所有這些眾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發而增長。沒有一個地方能看清楚最後的結果；而與危機無關的弱點則在任何地方都會顯示出來。企業的收縮與企業的擴展，最終將會證明是反應的正確方式，而不可能是在當時提出的對這一問題或那一問題值得相信的理由。情況的這種複雜性以及不明確性，在我看來，理論毫無根據地利用它們來解釋不景氣的原因，將真正成為實際事件的一個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調整過程中數據和價值的不確定性，以及有規律地和不可預料地明顯出現的損失，造成不景氣時期的獨特氣氛。產生票據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榮時期從商業上和社會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的投機要素，尤其遇到困難。對許多人，特別是對投機階層以及部分依賴於需求的奢侈品生產者，情況在實質上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還要壞——對於它們，似乎所有這些事物的末日已經來到。從主觀上來說，特別是如果生產者抵制不可避免的價格下跌，那麼轉折點出現在生產者面前，就像是迄今為止的潛在的生產過剩的爆發以及作為其結果的不景氣一樣。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更嚴重的是那些還將要繼續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這些在僅夠償付成本的價格之下所引起的銀根緊縮，甚至可能是無力支付等等進一步的眾所周知的現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致於每一種經濟週期理論都必須對它作出解釋。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們的理論也是這樣的，但它並不把這種典型的事實作為基本的和獨立的原因。這種生產過剩被我們已經注意到並作了解釋的繁榮的扭曲所加重了。一方面這種環境條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氣過程中出現在許多工業中的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有可能用各種不協調的理論來描述不景氣的外部形式。每一種這樣的理論的要旨，都在於試圖解釋不協調的出現，以及據認為不協調存在其中的有關的特殊數量。對我們來說，數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不協調，這在許多地方是由於經濟體系中失掉均衡而產生的，正像生產過剩一樣是一種中間現象，而不是一個基本原因。與此相聯繫，在各個工業的收入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協調，但在不同經濟階層的收入之間卻不存在不協調，因為企業家利潤與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擾的收入之間，不存在正常的比例關係；並且除了以貨幣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則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動的趨勢，有損於或有利於固定收入而相應獲利或受損，但讓總的消費者需求不受干擾。
繁榮的偏斜或偏離正軌，在很多情況之下也具有這樣的結果，那就是局勢的緊張和危險，對工業的一切部門來說，並不是同等程度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正如阿弗達農已經說明了的，許多部門幾乎完全不受干擾，有些部門也僅僅受到較小的干擾。在每一個工業範圍內，新企業一般比老企業受牽連更重，這似乎與我們的說明相矛盾。這一點可以這樣來解釋：老企業擁有緩衝器「准地租」，並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積累儲備金。它被埋置在保護關係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銀行網絡的有效支持。它可能失利若干年，而其債權人卻並不感到不安。因此，老企業要比新企業維持長久得多。而新企業總是嚴格地和被懷疑地受到考查；它沒有準備金，至多只有透支便利；並且它只要顯出一點遭遇困境的信號，就會被認為是頻臨破產的債務者。這樣，所有情況變化產生的反應作用，對新企業就比對老企業，要顯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驚人。所以，它在前者場合比在後者場合更容易導致最後的結果——破產，而對於後者則開始了一種緩慢的衰變。這就歪曲了現實的圖景，並且也是為什麼對危機中的一個選定過程只能以一種重要的限制而加以論述的原因；因為只有那種受到大力支持的廠商，而不是自身最為完善的廠商，具有渡過危機的最好機會。但是這不影響這種現象的本質。
5.儘管我們有理由說，形成不景氣週期的調整和再吸收過程，使經濟體系中最有活力、對決定商業界的氣氛貢獻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並且，儘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完善形式出現，它也必然要消滅許多價值和存在實體；然而，如果只從繁榮刺激的終止方面來觀察，或者僅僅用消極的特徵來描述，那麼對不景氣的性質和結果也就仍然不能充分掌握了。關於不景氣，還有更多令人感到高興方面的事情，比起剛才指出的事情來，能更好地表達它的特徵。
首先，這種不景氣，正如已經闡述的那樣，引向新的均衡位置。為了使我們自己相信，其中發生的所有問題確實可以從這個觀點得到理解，並且它不過是顯然無意義的和未經限制的，讓我們再一次來考慮一下許多個別人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他們必須使自己適應於由繁榮引起的干擾，也就是由新的組合及其產品的蜂群般出現所引起的干擾，由他們與老企業的並肩出現以及由他們的單方面出現所引起的干擾。老的企業——也就是理論上所有的現在企業，除了在繁榮中形成的企業，以及進一步除了由於壟斷地位，由於擁有特別優勢，或者由於持久的優良技術而實際上脫離危險的企業——面臨著三種可能性：衰敗下去，如果由於客觀的和個人的理由而不能適應的話；開始收斂，並且試圖在一個較合適的位置上生存下來；最後，以其自己的資源或借助外界的幫助，或改而從事另一種工業，或採用其它技術性的或商業的手段，以較低的單位成本擴大生產。新企業不得不經受他們的頭一次考驗，一種比他們如果是陸續出現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現所要經受的考驗困難得多的考驗。一旦建立起來，他們必定要適當地參入循環流轉，並且，即使在他們建立時沒有差錯，但在許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即使從不同的次要原因來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和選擇可能性，也同老企業所面臨的，有相類似之處；而且，如上所述，在許多方面他們應付問題的能力比老企業要差。在不景氣中，商人的特有行為包括採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措施。所有這些現象，暫且不論沒有事實依據的恐慌以及錯誤引起的後果——它們表現為危機中事物的非正常過程的特徵——可以包含在這種由繁榮造成的情況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採取的行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干擾及其反響，或者包含在論據的改變以及對它的成功或失敗的適應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趨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掙扎，它使創新具體化並對老廠商產生影響等等，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不景氣時期的真正意義一樣，於是也可以同樣表明，這種努力掙扎必定實際上導致非常接近於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氣過程的能動衝擊，從理論上講，除非在它發生作用，並真正帶來均衡之後，是不會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時，以新的繁榮形式發生的新的干擾，也是不會從經濟體系本身中出現的。工商業者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顯然是由現實的或者即將來臨的損失因素所支配的。但是，損失會出現或者已經逼近——並非必然地產生於整個經濟體系之中，而只是部分地招至危險——這只要所有的企業，從而整個的體系，不是處於穩定的均衡中；這實際上也等於是說，直到他們再次以接近償付成本的價格生產為止。因此，只要這樣的均衡未接近於達到，那麼在理論上就總是存在不景氣。這一過程當它在這個意義上發揮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會被一個新的繁榮所打斷。因為直到那時，必然存在著關於什麼是新數據的不確定性，它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組合，並且使得難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協作。如果遵守以下的限制條件，那麼兩個結論都是符合事實的。對於現代工商業界所特有的關於週期運動及其機制的認識，足以使工商業者，只要當最壞的情況過去了，就能預測將要來臨的繁榮，特別是它的次級現象；許多個人對於新的均衡的適應性，從而許多價值對於新的均衡的適應性，常常被這樣一種期望所延緩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們多少能堅持的話——這常常是以他們的債權人的利益為依據而進行通融——那麼他們就能夠在下一個繁榮中以有利的條件進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認為完全沒有清理的必要，——這在具有優勢的繁榮時代，尤其重要，並且拯救了許多實際上不適於生存的廠商，同許多適於生存的廠商一樣保存下來。但是無論如何，它延緩或者阻止達到穩定均衡位置的過程。
經濟生活的日趨托拉斯化，促進了既在大型聯合企業的本身，從而也在它們的外部，失調的持久而又連續的進行；因為，如果在生產的一切部門中都存在自由競爭的話，那麼，實際上就只能是完全均衡了。而且，由於某些廠商特別是那些老廠商的財政能力，調整並不總是迫切的，並不總是與生死存亡緊密相關的問題。此外，還存在有外界給予處在困境的廠商或整個工業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補助金，它的給予是基於認為困難只是外部環境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困難這種善意的或弄虛作假的設想。在不景氣時期，也常常有要求實行保護關稅的呼聲。所有這些，都以和老企業的財政實力相同的方式，發生作用。不僅如此，也還存在著機遇因素——例如出現在正需要的時候的好收成。最後，不景氣過程中的非正常情況有時候產生補償過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種未被證實的恐慌曾經不恰當地貶低了一個企業的股票的價格，結果矯正性的上升運動開始，那麼這個上升運動便會反過來進行得過火，以不適當的高價維持其股票行情，並導致小規模的虛假繁榮，這種虛假繁榮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持續下去，直到真正的繁榮開始。
當然，最終達到的境地從來不會和一個沒有發展的體系的理論圖景完全相符合，在這一圖景中將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不景氣的相當短暫的持續時間，就獨自阻止了這個現象的發生。儘管如此，可是一種對沒有發展的境況的接近，總是會出現的；並且這種境況，由於相當穩定，可以再次成為實現新組合的開端。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進而得出結論：依照我們的理論，在兩個繁榮之間，必定存在有一個到頭來接近均衡位置的吸收過程，而導致均衡便是它的作用。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這樣的中介位置實際上存在並且對它的解釋是每一種週期理論所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也因為只有對這種週期性的「准均衡」位置的必要性的證明，才算完成了我們的論點。因為我們是從這個位置開始的，而發展的波浪首先使從這裡產生——不管在歷史上是否有過或者何時有過此種情況。我們甚至可以僅僅假定一種初期的「靜止」狀態，以便於讓波浪的性質清楚地顯示出來。但是，就我們用以解釋這種現象的本質的理論來說，只說周波的一個低潮事實上跟隨周波的每一個頂峰是不夠的：還要說明它必須是必然地這樣去進行——這不能簡單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實來代替證明。由於這個原因，一定份量的學究行為似乎在這一節是需要的。
第二，暫且不論對剛才已佔據我們注意力的創新的消化，不景氣週期起了某些其它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如它因之而獲得名聲的現象那樣顯著：它完成了繁榮所允許的東西。這種影響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現象則是暫時的。貨流得到充實，生產被部分地改組了，生產成本有所減少；並且，最先作為企業利潤出現的東西，最終則增加了其它階層的永久性的真實收入。
儘管這些效應結果一開始就遇到各種阻礙，但從我們的理論得出的這一結論（也參看第四章 ），卻仍被如下的事實證明為正確，那就是不景氣的正常過程的經濟圖景，在整個過程中，並不像滲透於其中的情緒引人想像的那樣暗淡。除了經濟生活的一大部分通常幾乎未被觸及之外，在大多數場合，總交易額的物質數量的降低只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官方對危機的調查都表明，關於不景氣引起荒廢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誇大了。儘管在繁榮時期出現通貨膨脹以及在不景氣時期出現通貨緊縮的週期性運動，必然特別強烈地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但是，這仍然不僅適用於依據商品所作的分析，而且也適用於依據貨幣所作的分析。與平均年份的數字比起來，繁榮時期總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氣時期總收入的下降，都不超過8％到12％，甚至在美國也是這樣，那裡發展強度可能使波動較之在歐洲更為顯著（參閱米切爾的著作）。阿弗達農已經表明，不景氣期間價格的下跌，平均而言，僅僅構成一個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動則產生於個別物品的特殊情況，與週期運動沒有什麼關係。同樣的事可以用來說明所有真正大規模的一般性運動，例如戰後時期。當那些事件（恐慌、倒閉風潮等等）的不正常過程的不斷減弱的症象，以及伴隨它們而產生的對於不可預料的危險的焦慮，都歸於消失的時候，公眾輿論也將對不景氣作出不同的判斷。
如果我們考慮到不景氣所帶給不同類型個人的，以及不景氣從不同類型個人那裡取去的——總是從事件的不正常過程的現象中抽像出來的，對這點我們暫不在這裡涉及，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不景氣時期的真正的特徵。它使得企業家及其跟隨者們，特別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機享受繁榮期間價格上升的果實的人們，失去了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投機場合，只能是極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現的看跌的可能性。企業家在正常情況下已經獲得利潤，並且已經把它包括在現在已經建立起來和經過調整的企業中；但是他並未進一步獲得利潤，相反，他倒有蒙受損失的威脅。在一般的情況下，他的企業家利潤將會枯竭，他的其它企業家收入也將會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過程之中。在事件的實際過程中，許多不利的影響，即使被某些已經提及的因素減輕了，也是會並發出來的。與老企業相聯繫的既在事物，現在正被競爭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頭。擁有固定貨幣收入或者擁有只是在一段長時間之後才可能改變的那種收入的人，諸如領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過活的人、政府官員、以及以長期條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於不景氣的人。他們的貨幣收入的商品內含，在繁榮期中曾經被壓縮過了，而現在卻得到擴展；並且，誠然從原理上說，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參閱上面3.「第三」），它必定擴展得比原來被壓縮的程度更大一些。短期投資的資本家，從單位收入和資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購買力中獲利，但又由於較低利率而受到損失。在理論上，他們受的損失必定高於得利，但是，無數的次要情況——一方面是損失的危險，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險的獎賞和過分的需求——使這個原理失去了它的實際的事要性。那些並不把地租用長期合同固定於貨幣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首先是所有擁有土地的農民——基本上完全處於與工人相同的位置，這樣，現在為工人申辯的問題也適用於他們。在實際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論上不值得考慮的差別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們將不加以論述。
在繁榮期間，工資必定上升。因為當次級周波上升的時候，首先是來自企業家的，然後是來自所有擴張業務活動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間接地，主要是對勞動的需求。因此，就業量必定首先增加，並且勞動工資的總額亦隨之增加；然後，工資率以及個別工人的收入亦隨之增加。正是由於工資的上升，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而這又將導致一般物價水準的上升。由於與工人在理論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 ）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出於上述原因不與工資一起上升，並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會增加，因而，工資總額的增加也不僅僅是有名無實的，而且是相當於更大的實際勞動收入，並且還相當於尚未增加的社會產品的重大份額。這是普遍真理的一個特殊情況：如果，並且只要新產生的購買力在能對消費品價格發生影響之前首先作用於工資，那麼通貨膨脹便不能立即有損於工人的利益。只要不屬於這種情況，或者只要工資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礙（例如在世界大戰中），那麼工資便會以經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後面（落後於物價）。如果真的這種通貨膨脹是消費中一種過剩的轉遞手段，例如，假若戰爭是用通貨膨脹來通融資金的，那麼經濟體系的最終陷於貧困必定也對工人的地位產生反響，即使這種反響不如它對於其他個人團體的地位所產生的反響那樣嚴重。但是在我們的場合，顯然相反的情況發生了。
在不景氣中，單位工資的購買力上升。另一方面，對以貨幣表現的對勞動的有效需求，由於繁榮引起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結果，而將會下降。只要僅僅是這種情況出現，那麼對勞動的有效實際需求就能仍舊不受干擾。於是勞動的實際收入，將會不僅比以前接近均衡位置時要高，而且比在繁榮時也要高。因為，原來的企業利潤，便會流向——理論上並且依照我們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實際上卻是逐漸地和不完全地流向——勞動和土地的服務，只要它沒有被產品價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 ）。但是，下述情況卻暫時阻礙了這種事情的發生，並且引起了由統計所實際表明的真實收入的暫時下跌；而與此同時，最終所期待的與我們的理論相一致的收入上升，實際上又常常為下一次繁榮的出現所掩蓋了。
（a）首先，我們所稱作不景氣時期數據與事件的不確定性以及明顯的不規則性，還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過程的恐慌和錯誤，使得許多廠商受到困擾，並且使其他廠商暫時無事可做。這必定引起失業等等事情的發生，而它在實質上的暫時特徵並不改變如下事實：這是一個重大事件，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能為有關方面消除厄運；至於對它的恐懼——僅僅是因為事件的不可預測性——實質上則是添加了不景氣的氣氛。這種失業情況是不景氣時期的典型特徵，是勞動過剩供給的來源，這樣。就將會導致極大地損害原來由於工會的活動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時，雖不是必然地，將會引起對工資的嚴重壓力，而其影響可能比單純從失業數字所想像到的結果，還要大一些。
（b）由此，我們必定要識別清楚：新企業或者完全消滅老企業，或者迫使他們限制他們的業務活動。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業，可以肯定，就會有新的對勞動的需求，以繼續經營新的企業。這種需求常常超過所引起的失業人數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鐵路與公共馬車的例子來說明。但是並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和摩擦，而這些困難和摩擦，加上勞動市場上的不完全運行，總的說來倒佔有不相稱的偏重的勢頭。
（C）上面提到的產生於繁榮到來時對勞動的新的需求，由於曾經引起新投資的企業家對勞動的需求的最終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d）通常繁榮最終意味著邁向使生產過程機械化，從而使單位產品所需勞動量必然減少；它也常常，雖然不一定必然，包含著我們所討論的工業所需求的勞動量的減少，儘管出現了生產的擴張。技術失業因此而表現為週期失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不應與後者相對立，以致似乎它與這個週期循環無關一樣。
實際上每一次不景氣這種要素，都表現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卻又主要是暫時的困難。這是由於對勞動的總的實際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因為，不管所有補償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業利潤中未被價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縮而有餘。即使它僅僅是支出在消費上，它也必定要分解為工資——和地租，因為我反覆說過，這裡談到的每一個問題，在理論上對它們也是適用的。一旦只要它是被投資時，對勞動的實際需求便會開始增加。
（e）繁榮不論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響，只能以一種方式永久地降低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如果在新的組合（指生產要素的組合——校者）中，它能夠改變在對勞動極為不利的老生產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與勞動的相對的邊際重要性。於是，不僅社會產品中勞動所佔的份額，而且勞動的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都可能永遠下降。實際上比這種情況更為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屬於永久性質——是一種有利於對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的需求的轉變。
基於這種限制條件，於是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結論上來：不景氣的經濟特徵，在於通過力求均衡的機制，把繁榮所帶來的成就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而那種對於這個體系僅僅是部分必需的暫時反應，卻掩蓋了這個基本特徵，產生了以不景氣這個名詞所表達的氣氛，同時也產生了甚至為那些指數所呈現的不屬於（或不完全屬於）貨幣、信貸及價格的範疇，並且不單單反映不景氣時期所特有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特性的那種反響。
6．危機的爆發開始了事件的非正常過程，或者開始了在事件的發展進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經談到的，它並未提出新的理論問題。我們的分析表明，恐慌、破產、信貸制度的崩潰、等等，不一定，然而卻可能易於在繁榮轉變為不景氣的轉折處出現。這種危險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只要不景氣過程更加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危險就會變得更小。如果出現恐慌，那麼一些差錯和失誤，而它們大都首先產生於這樣一種情況裡或者只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眾輿論等等，這些在正常過程中本來不會發生的各項事物，便成為獨立的原因；從而它們就成為具有各種不同特徵的並且導致偏離正常過程的各種最終結果的不景氣的原因。在這裡最終建立起來的均衡，不同於那些在相反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均衡。這些巨大的錯誤和破壞，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復，並且它們將依次構成進一步產生影響的局面，而這一舉動最終必定會自尋出路；它們意味著新的干擾，並且將強迫施行，否則就成為多餘的那種適應性的過程。事件的正常與非正常過程的這種區別極為重要，這不僅是為了便於理解事物的性質，而且也是為了理解與這種事物有關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這與那種學說不同，那種學說在經濟週期中主要是看到貨幣現象，或者它以銀行信用為其產生根源，並且它在今天特別是同凱恩斯、費希爾、霍特裡的名字以及聯邦儲備局的政策相聯繫的——不論是繁榮時期的利潤，或是不景氣時期的損失，都不是沒有意義的和不產生作用的。相反，在與對手競爭的私營企業家仍然發生作用的地方，它們是經濟發展機制的基本要素，並且它們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則就會使經濟發展機制受到損傷。這種經濟體系，如果不進行把那些同沒有希望改變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的實體加以完全破壞的最後鬥爭，那就不能發生作用。但是伴隨非正常過程的損失和破壞，確實沒有意義，並且不發生作用。關於預防與治療危機的各種建議的論證，主要就依靠它們了。其它關於治療方案的正確起點是這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尤其是非正常的——不景氣，也涉及到那些與週期的原因和意義沒有什麼關係的個人，首先是工人。
最為重要的長期治療，並且是唯一不會引起反對意見的做法，是對經濟週期預測方法的改進。工商業者對經濟週期的瞭解日益增加，這一事實連同托拉斯組織逐漸形成的事實一道，成為為什麼真實的危機現象——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象戰後時期這樣的時間，都不屬於此列——變得越來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國營企業或者大聯合企業進行的新的基本建設延遲到不景氣時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似乎是對新聯合體成群出現的結果的一種緩和，也似乎是繁榮時期的通貨膨脹和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的一種沖淡，因而似乎是減輕週期運動和危機危險的一種有效手段。不加區別的和一般的信貸便利的增加，簡直就意味著通貨膨脹，正如同政府紙幣的統治作用一樣。它可能完全阻礙正常的過程，也可能完全阻礙非正常的過程。它不僅遇到了反通貨膨脹的一般論點，並且還遇到了如下的論點，那就是，它消毀了那種仍可歸因於不景氣的選擇性措施，它使經濟體系負擔著那些不適應的和不適於生存的廠商。與此相對照，通常由銀行無系統地並且沒有多大遠見地施行的信貸限制，卻出現在至少值得公開討論的政策面前，而這種醫治弊病的政策卻又聽任其劇烈的後果自行蔓延。這種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將使個別生產者們難以抵制價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來加以補充。但是也可以想像出另一種信貸政策——在那些個別銀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對私營銀行界產生影響的中心銀行方面——這種信貸政策將會區別那種具有經濟功能的不景氣的正常過程中的現象，與那種只破壞而無功能的非正常過程中的現象。可以肯定，這種政策將導致一特殊種類的經濟計劃，這種經濟計劃將無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對個人和團體命運的影響。但是這又涉及政治判斷，我們在這裡將不予討論。這種政策的技術性的先決條件，以及對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若幹事實和可能性的綜合洞察，儘管在理論上可以如時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無疑問地無從獲取。但是在理論上，證實如下事實卻是有興趣的，那就是，這種政策並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幻想，或者等同於那種本來就不適合於用作達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後等同於那種反作用必然大於直接結果的報償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過程的現象與非正常過程的現象，並不只是從概念上加以辨別的。事實上它們是不同的事物；隨著足夠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體情況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認出是屬於其中的一種或另一種。在一群已受過任何不景氣的災害的威脅的工商企業中，這種政策應該將那些被繁榮弄得在技術上或商業上過時的企業，同那些被次要情況、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險境地的企業，區別開來；它將會對前者聽之任之，而通過給予信貸以支持後者。這種政策也許可以成功，在同一意義上，正如同自覺制定的種族衛生政策好像也可能導致成功，而實際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動地去實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儘管如此，可是無論如何，作為資本主義產兒的危機，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將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並最終消失。在一個存在私有財產和競爭的社會裡，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的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的不斷增高的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如果真的不存在週期變動，那麼這個過程就要緩和一些；但是，這並不能整個地歸因於前者，事實上這倒是獨立於它們而被完成的。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變動的特殊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覆的自我再生產過程的這種含意上的靜態社會裡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徵，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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