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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經濟變動的分析 

  自從上個世紀60年代,克萊門·尤格拉確認了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生活裡的波浪式運動的存在之後,收集、綜合整理和衡量測度有關事實的這種工作,就開始不斷地穩步前進。雖然,這種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爭論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們相信,這項成果只需要適當地加以調整和發展,就可以使經濟學能提供一個基本上令人滿意並適當詳盡的對現象的描繪,從而對人類的福利確實會做出最直接的實際貢獻。調整對於歷史的、統計的和分析的探討方式特別必要,這種探討方式,是受到各個工作者由於在訓練、嗜好和眼界上的差異而不願相互協作所阻撓的。這篇論文的目的,就是說明一種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徵,這種工具或許可用於整理我們所擁有的訊息資料,並制定出從事進一步研究的計劃。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們考察,舉例來說,從1792年「法國戰爭」開始的英國經濟事件的過程,經過停止硬幣支付,「亞眠和會」,同美洲的商業戰爭,直到1809-1810年的經濟危機,顯然我們就能夠毫無差錯地用政治「動亂」來解釋我們在上述資料中所觀察到的一切經濟變動。或者,假如我們追隨1931年春天經歷的世界經濟危機的過程,我們就可能探究出從當年初期發生的顯著的上升運動的崩潰,是由於奧德同盟問題的重新提出,以及隨之而來的短期收支平衡運動,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發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識立即使我們看到,在這裡我們發現了關於經濟變動的一個顯然很重要的源泉。從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每一種經濟變動必定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個別現象,並且這種經濟變動,只有對於每一場合實際發生作用的無數因素進行了細緻的歷史分析之後,才能被我們作出解釋。換言之,為了要理解經濟週期,我們首先要獲得那種可以稱為歷史上的經驗的知識,這種歷史經驗,體現了經濟生活對上述各種社會動亂的反應。這也是一種理由,說明為什麼掌握過去的事實是頭等實際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添我們關於當代事實的資料庫還重要得多,而這種當代事實資料庫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無限微小的步驟,才能增加我們的知識。為此,對各種反應機制所作的統計上和邏輯上的描述(我們頭腦裡仍然存在著希望,那就是,我們最終還是能夠衡量和測度每一種這樣的社會動亂所引起的各種影響),就成為我們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順便我們還要認識到,由於各種理由,任何作用於經濟過程的影響,實際上的確不只是產生單個的下陷凹痕,而是產生延續一個較長時間的一種波浪式的運動;同樣,如果它衝擊在某一特別點上,就會產生貫穿於整個體系的震動。更有甚者,為了要適應於前進中差不多經常有的滯後,以及經常要參照價格的變動比率,而不是參照價格的絕對數量,因此我們要達到準確描述這樣的意圖,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現為週期的組成部分的結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會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結構保持絕對不變,但在經濟社會的活動中,是否會產生任何這樣的波動,並且這種波動是否可以觀察得出來,仍然是成為問題的。雖然,一掠而過的動亂及其所引起的反應,在個別場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當時經濟過程所固有的波動的存在或不存在,則是實際上和科學上的根本問題,也是這裡我們要考慮的唯一問題。為了要在這方面取得進展,我們就要象物理科學那樣去進行,因為在實驗室裡做實驗,實際上不可能把一種現象完全孤立起來。這樣的做法是:從我們有關經濟活動的歷史知識和日常生活的常識中,我們要建立一個經歷一定時間的經濟過程的「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運行,並且以其結果同所觀察的事實進行比較。因此,從今以後,我們不僅要撇開戰爭、革命、自然災害、制度變遷;而且也要撇開在商業政策、銀行和貨幣法規以及支付習慣上的變更,還要撇開由於氣候條件或病蟲害引起的收成的變化,以及由於偶然發現引起的黃金生產的變化,如此等等。所有這些,我們將統稱為外部因素。我們將要看到,在有些場合,我們不容易把這些因素同經濟活動的特點區別開來。關於這件事,我們在這裡能夠做到的,只是建議讀者要牢牢掌握這種區別的常識,並且要考慮到每一個生意人都十分瞭解,當他訂購一批新機器時是在進行一種活動,而設法疏通以圖對他的產品增加進口稅時,則是在進行另一種活動。還可看出,在我們列舉的外部因素中,也有許多事情,當我們站得更高一點並且用更廣闊的目標來考慮時,卻是資本主義機器運轉的直接結果,從而它們並不是獨立的要素。事實也確是如此,但這並不降低我們在現有的水平上以及為了我們的目的所作的區別的實際價值。

  (二)週期,趨勢,均衡,增長,創新

  為了簡明起見,在這一節,我們將綜述少數必要的定義和命題,實際上這些定義和命題是很簡單的。雖然如此,但為了必須使一些專門家把我們的意思瞭解得完全確切,我們不得不在這裡和那裡加上一些多少有點學究式的公式。
  統計學上,「週期」這個名詞包括兩個東西:其一,在歷史的時間(以區別於理論的時間)內經濟數量價值的序列,不是表現為單純的增加或減少,而是表現為這種價值本身的,或它們的一階或二階時間導數的「不規則的」再現;其二,這種「波動」並不在每一個這種時間序列裡獨立發生,而常常是或者彼此同時出現,或者一個接著一個出現。
  統計學上,我們所說的「趨勢」一詞,是指一種事實,那就是在很多的,雖說不是在全部的,這種時間序列中,有可能把我們的材料所包括的整個時間間隔,區分為一些次級間隔,從而這一系列次級間隔的時間組成成分的平均值,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單一的增加或減少,或者它們僅僅只再現一次。
  假如我們研究,比如說,1872年所有國家的經濟形勢,並且看到繁榮所帶來的極度過剩,我們就不難賦於「缺乏平衡」或「不均衡」等詞以非常現實的意義。並且,假如我們觀察一年以後的情況,同樣也不難於認識到,不管當時的情況與1872年的情況有多大差別,但有一點是相似的,那就是差不多是同樣不平衡的。再者,假如我們分析,比如說,1897年的一些事件的過程,我們就可以很好地歸結為一種比較均衡的狀態。這種關於經濟制度的比較平衡狀態與比較不平衡狀態的常識性的區分,對於描述和測度週期變動現象,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為要得到這種觀察的精確輪廓,我們可以下一個定義:馬歇爾式的局部均衡存在於個別工業中,假如這一工業整個來說,表現出既不增加或減少其產量的趨勢,也不改變它所僱用的生產要素的組合。另一方面,如果整個企業的收入總額,用現行貨幣計算,等於用同樣貨幣計算的成本總額加上能夠吸引住每個人繼續從事他實際上正在從事的行業的利潤,那就達到了總體均衡。像這樣可以同一些工業之間的或每一工業內部的多種不均衡狀態相並存的事情,是凱恩斯先生關於貨幣作用的分析的基本概念。假如在研究範圍內的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廠商,是各自都處於萊昂·瓦爾拉意義上的均衡狀態,那就達到了一般均衡。只是最後的這一種概念,是與我們有關的。為要給它以統計上的意義,我們必須把它同我們的時間序列圖表上的某些點聯繫起來。這些點,我們稱之為「正常的點」。因為事實上,這種狀態從來不會完全實現,所以我們只能涉及到那些與上述狀態離得較近的或隔得較遠的一些情況。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下定義:「均衡鄰近區」是一些時間間隔,在其中正常點都—一出現在我們的時間序列圖表上,除掉那些在間隔中被一種確定的和可以驗證到的個別情況所引起偏離的點。(因而「鄰近」這個字眼,不是以嚴格的數學意義用於這裡的。)但關於我們如何找出這些鄰近區的位置這個問題,則不能在這篇文章中加以討論。
  所謂「增長」,就是指連續發生的經濟事實的變動,其意義就是每一單位時間的增多或減少,能夠被經濟體系所吸收而不會受到干擾。人口的增長,引起每年至多百分之幾的勞動供給量的增加(歷史上每年增加3%就已經是高的了),就是突出的例子。假如,歸於這種範疇的因素是僅僅在活動中的因素,那麼對於「趨勢」的概念,以及用最小二乘方或者用其它基於同樣假定條件的方法來決定趨勢,就會有明確的經濟意義。儘管如此,但在下面我們將不討論任何單單由增長所發生的問題,也不討論它們同那種包括在經濟變動中的其它類型因素的關係這樣一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事實上,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將完全不討論增長因素,但如同在外部因素的場合一樣,這並不意味著對它的重要性有什麼看法。
  最後,我們有理由說,對於產生和形成經濟變動的影響因素,並不僅僅限於上述的外部因素和增長因素。顯然,假如人們在自然界的事件影響他們的經濟生活的變化以及他們自己的非經濟行動所引起的變化之外,除了繁殖和節制也不做任何別的事情,那麼地球的面貌就將會是很不相同的樣子了。如果就現實情況而言,這顯然正是由於人們以不懈的努力,用他們的智慧去改進生產方法和商業方法,也就是說,由於改進生產技術,佔領新的市場,投入新的產品,等等。在從事活動的過程中,這種歷史上的不可逆轉的變動,我們稱之為「創新」,我們把它定義為:創新就是生產函數的變動,而這種函數是不能分解為無限小的步驟的。你可以把許許多多的郵車加起來,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這樣做,你仍將永遠得不到一條鐵路。
  這是一個引人多少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包括馬歇爾在內的老牌經濟學家,雖然認識到這個要素並且在特殊場合也把它考慮在內,但是,卻一直固執地拒絕正視它,更不運用一種分析工具來充分描述它的機制和結果。不管創新同其它的兩種因素聯繫如何緊密,但為了我們的目的,有必要而又充分的理由把創新列舉出來,作為經濟變動的第三種和邏輯上性質不同的因素,同時提出這樣的命題:我們稱之為經濟週期的這樣一種波浪式運動是伴隨於工業變動的,而且它在一個只表現生產和消費過程的沒有變動的重複的經濟世界裡,將會是不可能的。工業變動是由於外部因素的作用,由於增長的非週期性要素,以及由於創新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一個純粹的經濟週期的話,它也只能產生於這種途徑,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條件下,新的事物是被插入經濟過程並被吸收的。事實上週期似乎是統計的和歷史的形式,在這裡就發生了通常所說的「經濟進步」。這就是為什麼想要從理論上分析和從實際上控制經濟週期的任何嚴肅的企圖,只能是一個歷史上的想往,意思就是說,解決經濟週期的根本問題的關鍵,只能得之於工商業歷史上的事實。

  (三)繁榮與蕭條

  在這一節,我們假定(不久我們將放棄這個假定)在我們的資料中只談一個「週期運動」是有道理的。
  當然,我們從來不期待會發現產生於完全均衡狀態的第一次週期的確切日期,但是,為了避免循回推理,制定一個模型來描述這樣一種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只要歷史的和統計的描述允許,我們就從第一次能證實是均衡鄰近區的地方開始。於是,我們就獲得經濟數量體系的圖景,而這種圖景是從創新影響下的均衡或其鄰近區描述而得的,而這種創新,將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讓我們想想在這個國家或者在英國所發生的而為人們標記為「鐵路繁榮」的任何這樣的繁榮,就可以弄清這一點。在這種場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許多年才能進入運行次序,並且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對工業和農業的區位,人口的聚集,副業和輔助行業的演進等等,施加充分的影響。在這個期間,就嚴密的邏輯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個完整均衡的話,在商品和勞務流程中就很少或者沒有增加(事實上在消費品的產出中可能是一次減少);與此同時,由於信貸開展的結果和其它途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支出將會增加。對於這一點的實際補充是,在這個時期,支出通常比產出要擴充得多一些,並且經濟體系中沒有創新的領域,將使它們自己適應於這種狀況。這裡不可能運用關於時間序列活動的歷史解釋來表明,當我們把一段時間作為經濟繁榮的時期時,這對我們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釋得何等充分。(同樣也沒有必要來表明,因為對於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曾經研究過在這個「評論」雜誌上發表過的圖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經過一段孕育時期(當然我們必須把它區別於單個廠商的情況,在那裡我們也可以用孕育這個名詞來稱呼)之後,新的經濟結構的產品和勞務就可以到達它們的市場,取代其它這樣的產品和勞務,或者取代與它們相聯結的現在已變得陳舊過時的生產和企業經營的方法,並強制施行一種清算、調整和吸收的過程。即使沒有人曾經犯過任何過失,也沒有人曾經有過任何行為失檢,情況也將會是上述這樣的;雖然更沒有什麼困難我們就會瞭解到,過失和行為失檢的結果將會揭示出,在這一時期這個體系將竭力掙扎回到一個新的均衡鄰近區。就貨幣和信貸而言,誘發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一旦出售新產品的進款流入時,以及只要這些進款是用來償還銀行貸款的話,存款在嚴密的邏輯意義上就漸漸收縮到以前的均衡鄰近區的位置上,而實際上,多少是向這一位置靠攏。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經驗告訴我們的通常與均衡鄰近區相聯繫的所有的偶然現象,都插入到這個圖景中去,那是沒有什麼困難的,而這種圖景則是由一連串重大的事件所產生的並為人們所理解的結果。這不僅描繪了經濟週期下降階段的性質及其有機功能的比較真實的圖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滿意地符合於統計的說明。
  不管這種體系開始怎樣偏離於均衡點,雖然沒有邏輯上的必要性,但卻也常常引起派生現象,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工商業者將按照他們所觀察到的變動速率而進行活動。這種誘發現象的綜合總體,是週期的群眾心理的中樞,並大大加劇它們的幅度,我們稱之為「次級波浪」。這種表述首先用於1911年,很容易使人誤解;只是因為凱恩斯先生把它撿了起來,所以至今仍然採用著。但是,這種事情卻是非常重要的,以致於大多數研究經濟週期的人只看到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這種情況除了可以說明在診斷和補救政策上的許多錯誤之外,也有助於解釋並且部分地證明大量的「理論」是合理的,這些理論即使沒有抓住本質現象,但當人們把它們看作是重迭於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級波浪結構的組成部分的描述時,倒也是完全令人滿意的。
  於是,週期運動的各個單位,必然位於均衡的各個鄰近區之間。在經濟變動的最簡單的模式裡,只有兩個階段。但是,由於這種事實,那就是蕭條力量是從這個體系的「繁榮旅程」走向回程時而獲得更大的勢頭,特別是由於次級波浪的崩潰所引起的現象,這個體系經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衝擊的均衡的第一個鄰近區,並且又走上「蕭條旅程」,從這裡它又被均衡韌帶的行動所強制,從而又把它帶到另一個鄰近區,從那裡下一個週期的繁榮又將開始。因此,我們通常把週期分為四個階段,即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這幾乎是普遍公認了的,但有必要注意,為了要進行基本分析,我們不能自由地從我們喜歡的任何點,或任何階段開始去計算週期,比如從頂峰到頂峰,或從低窪到低窪,而是必須經常開始於復甦之後,以及在繁榮之初。更者,我們還必須辨別這兩種情況(復甦和繁榮),雖然由於兩者都是上升的這一事實,要辨別它們可能是困難的。不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不能認清復甦中的活動「力量」是完全不同於繁榮中的活動「力量」,就是造成錯誤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問題仍舊未得到回答。為什麼創新發揮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時間裡,而不是以一種連續的方式進行分配,以致於能夠象勞動力供給的現行增加那樣,恰好是連續被吸收的,(這裡所指的創新是要與「發明」及試驗區別開的,因為發明和實驗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們本身對於經濟生活不產生任何影響——這正好說明,為什麼發明這個要素沒有得到馬歇爾的什麼重視。)為此我們又立即得到一種回答:一旦當社會上對於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經試驗過的事物的各種各樣的反抗被克服之後,那就不僅重複做同樣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類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從而第一次的成功就往往產生一種蜂聚的現象(可以用汽車工業的出現為例來說明)。這的確是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還沒有完全消失,一般是用以擴散一種改良和收穫社會成果——在緊接著的蕭條階段。但是,要獲得充分的說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這一現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遠遠超越現在所能達到的經濟領域的範圍。儘管如此,像本書作者曾經有過不幸的經驗那樣,即令是非常煞費苦心的陳述,想把他所要傳達的真實圖景傳達給批評者也曾經常常是失敗的;他寧願請求讀者把創新的蜂聚情景作為一種符合事實的前提條件或假設,如同在物理學中所作的假設一樣,不管其結果是可能被引證說明以支持或反對他們的客觀真理。儘管如此,可是他仍然感到有權對任何懷疑這種命題的人說:觀察你周圍的工業生活,並且你自己看看它是否並非如此。別的作家們曾經十分獨立地強調一種事實,那就是有可能從歷史上將每個經濟週期與一個特定工業或少數幾個工業聯繫起來,這個工業或這幾個工業是在工業中處於領先地位,並且好像是運用這個火炬,到後來成為燎原之火,遍及於更加廣闊的地面。投資貨物的波動,比起其它場所的波動要更加顯著得多的這一確有依據的事實,由於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設條件來作解釋,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們還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關於經濟趨勢的解釋,這種解釋也是和決定趨勢的生產技術有關係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除了增長要素以外,影響我們時間序列的趨勢的因素,並不能同那種形成週期波動的影響因素區別開來,而只不過是體現了後者的變動結局。對於這些「結局-趨勢」,像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稱呼它們的那樣,是完全不能夠應用最小二乘方類型的正規方法。就推斷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得到保證的。但是,它的確有某些一般的特徵,可以用來把這種正規方法發展成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關於四個階段的相對的或絕對的長度,即令不顧及它們將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的事實,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論。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於這種理由,單單提出週期頂峰的高度或週期低潮的深度的確沒有重大的意義,雖然我們將立即找到一種理由,來預斷某些蕭條將比其它的一些蕭條要嚴重得多。

  (四)「三種週期」體系

  上面的分析,不僅能說明這個事實,那就是一旦當均衡鄰近區已經「從下線」達到時,繁榮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現,並常常是逐漸減弱而進入另一個新的均衡鄰近區;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慮到的,也能說明那些曾被證實與上升波動或下降波動相聯繫的每一單個事實或特點,卻尚未證實是由於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讀者最好將他所考慮到的這些特徵列為一表,並且觀察它們是否適合於這裡提供的模式,用這樣的方法來檢驗我們上述的見解是否正確。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種波浪式的運動滲透到經濟生活中。恰恰相反,我們倒有理由認為,我們指的創新所包含的一些過程,比起其它過程來,必定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示作用。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鐵路化或電氣化,可能要花費從半個世紀到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並且包含著這個國家在經濟結構和文化類型上的根本轉化,它改變人們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們精神上的雄心壯志;可是另外一些創新或創新組合,卻出現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裡。更者,長週期變動一般是以明顯的步驟而實現的,並且由此引起較短的波動和較長的根本性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認為只存在一個單一的週期並認定它將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規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實上,那樣的一種認識也只是一種非常大膽的假設,它只有當我們的材料能明白無誤地要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才是恰當的。但是,由於情況不是這樣,即令除掉我們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擾這一點不計之外,情況也不是這樣,因而更加現實的態度似乎就是要承認有很多的週期在同時運行,並且要直接面對分析這些週期彼此干擾的問題(而且也可能要撇開一些虛假的不規律性,這就是說,撇開那種只是由於單個週期的假設所引起的不規律性)。因為,儘管如此,可是還有必要為了處理我們的時間序列,安排一個適當數量的各有顯著特點的週期波動,它們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並且被看成是把它們的常態部位或均衡鄰近區域靠近這樣一些點,在那些點上這些波動要穿越而過為它們作基礎的下一個較高層次的週期的軌道。所以「三週期」體系就在這裡提了出來,作為一種相當有用的可行的假設。對於這一體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們也不提別的要求;但是,很顯然這種體系可以滿足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也是這樣的一種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滿足的,那就是要賦於歷史的意義,這一點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標準重要得多(像我們的資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擾那樣,就概率意義而言,它們不是微小的、自變的或者「無數的」)。
  從歷史上認識到工業體繫在任何時候所實際發生的事情,以及它們所發生的方式,首先呈現出存在著經常所提到的為時54年到60年的「長波」。關於這一長波,過去偶爾也被有些人,特別是波斯皮托夫所認識到,甚至還被測度過,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對這一長波作了更加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們把它稱為「康德拉季耶夫週期」。19世紀的經濟史學家不自覺地和獨立地證實了第一次長波的真實性,我們的資料也允許我們去進行觀察,這就是從1783年到1842年的這一長波。這些經濟史學家們也正好事先征實了我們關於這種現象的解釋,特別創用了「產業革命」這一名詞,它包含了我們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這一名詞現在看來是不恰當的,而且也陳舊了,但是,它卻很好地描述了當時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動了不抱偏見的觀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釋為世界上的蒸汽和鋼鐵時代,特別是解釋為世界上的鐵路化時代。這看來或許是膚淺的,但是它能夠詳細顯示出鐵路建設以及這種建設所附帶的、和它有關的、或相應而生的操作,就成為那個時候經濟變遷和經濟波動占主導地位的特徵,也成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的每一階段的主導特徵。未來的歷史學家最終將比較容易地認識到,電氣、化學和汽車對於大約從1897年開始發生的第三個長週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發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們寧願採用一種更加通常的方式來表述同一件事情,我們就可能把這些過程稱為「投資」以及信用的擴張和收縮:這的確是這一機制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幸的是,這種描述雖說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膚淺一些,而且容易為週期的各種貨幣理論大開粗糙和錯誤之門。任何一個令人滿意的對原因的分析,必須從引起那種借用擴張的事情開始;如同每一個令人滿意的對結局的分析,必須從考查用增加的貨幣資源進行了什麼工作開始一樣——此後我們立刻就會停止懷疑,為什麼在蕭條的時候,或在蕭條之前,單純增加信用便利將會證明是無效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實際情況那樣。不過,如果我們停留在投資過程,並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機制,我們就不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將難予逃脫這種鋌而走險的邏輯,就像下述結論的含意那樣:因而投資的增加及信用的擴張是和繁榮階段相聯繫的,所以我們就能用擴張信用的方法來製造繁榮。
  大多數研究經濟週期的人,並不考慮是否有充分的依據來建立這一特殊的週期。但是,那又意指什麼呢?康德拉季耶夫週期這一名詞,對於我們來說,不過是某一系列的事實(物價水準、利息率、就業等等的某一長期的變動)的名字而已,其中沒有一件事是可以置疑的。的確,這個名詞也包含著一種解釋,足以用來說明,我們在上面所談到的時間序列的變動,可以沿著同樣的途徑,作為較短週期的變動的一種解釋。這又只是歷史事實的一種推理,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作為問題提出來。當然,對一種現象只有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經驗,是不足以保證作為下結論的依據,更談不上作為預言的依據了。
  所以僅僅作為對事實的一種闡述,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在我們的統計觀察的範圍內,有兩個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每一個這樣的長週期包含著六個期限為九年或十年的週期,它們是同樣被工業史所充分證實了的,儘管在我們的時間序列裡顯示得沒有那樣清楚,事實上它們大致是符合那種最先被發現了的週期運動。按照前面分析週期那樣的程序,我們可以把這些週期叫做「尤格拉週期」。正像羅伯遜所說的,在每一個實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經濟上升波動和調整過程的個別工業和個別創新。
  最後,就已經被調查了的大多數情況和這個國家的情況來說,直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觀察的每一個「龍格拉週期」(目前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所包括的那些短程週期也都在內),是易於劃分為三個週期的.而每一個週期大約為4O個月的時間。近百餘年來,這種更短的週期的存在,曾經反覆被人指出過,更經常地被人所覺察和默認了。但是,我們要指出,這主要是由於基欽先生和克魯姆教授在本雜誌上的兩篇研究論文,才使得這種短週期得到證實的。關於商業票據價格變動的記載,這種時間序列是所有週期變動中最富於週期性的,當然也是特別重要的。這個週期,如同其它週期一樣,在這個國家比在別的國家更加清楚,特別是比在英國更加顯著,這是很容易用這個事實來解釋的,那就是大多數時間序列的週期將會趨向於削弱或者完全消失,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同國際影響交織得愈密切,以及這個國家的政策愈趨向於自由貿易,就愈是這樣。這一分析所引起的統計方法上的問題(因為統計方法,必須從我們對它所應用的那種現象的理解當中,產生出來),將在另外的時間裡加以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承認,不僅非週期性變動,也產生波浪般的運動,而且在剛才提到的三個週期之外,也還有其它的週期性波浪。儘管如此,但我們認為,「三種週期」體系足以滿足初步接近階段的目的,現在我們正處於這一階段,而且很有可能我們還要在此階段停留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五)一個研究規劃

  假如我們按照擬定的原則去整理那些可以得到的統計的和歷史的資料,我們至多只能得到若干啟示,使我們對於真正的圖景大致像個什麼樣子有一個概念吧了。這些原則足以使我們能夠在大體上聯繫我們的那些時間序列的行為,那些時間序列是最能像征整個經濟生活的脈搏的。這些「系統的」時間序列,可以是「合成的」,比如物價水準序列,或物資生產量;也可以是「天然的」,比如利息率,債務償還,失業,生鐵消費(至少是戰前時期),或儲蓄的總額等等序列。假如上述所概括的觀點是真的符合生活現實的話,那麼,總的說來,它們也全都會按照它們應該行動的那樣去行動。為了同「系統的」時間序列相區別,在我們可以稱之為「單個的」時間序列的場合,比如個別商品的價格和數量這樣的場合,我們的分析就變得更為複雜了;同時我們對工業和商業的每一部門的特殊情況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識,比如,它的滯後、摩擦和墮性,它的從業人員的智力,臨時出現的個別偶然的影響,特別是它在任何一個週期中的主動的或被動的作用。因為外部因素衝擊在由許多重迭的波浪式運動所組成的這一過程的某些階段上,也因為每一個這樣的波動本身衝擊在作為它的基礎的其它波動的某一特殊階段上,因此,就每一個別的工業或個別廠商而言,這一切就衝擊在一個特殊的共鳴器上,這個共鳴器按照它自己的結構作出反響。這也許就是闡述這個充滿複雜性的問題的最好的方式。它也幫助我們去瞭解許多「特殊的週期」,而這些週期是一些學者們,在各種個別工業中已經找到,或以為他們自己已經找到了的。
  現在,第一,在關於研究規劃方面,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上面所說的「系統的」時間序列中,沒有任何一個時間序列足以充分代表它所意味著要代表的東西。我們的歷史上的情報資料,或當代的情報資料,也絕不能充分地從數量上來解釋系統的時間序列的波動。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它使對結果的任何分析不可能得到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我們現在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說,我們所掌握的這些事實的證據是和分析的結果相符合的或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很多問題根本不是原則和分析的問題,而只是相對的數量的重要性的問題。上面的說明,比如說,在任何週期的下坡階段,工資的墮性可以用來解釋那種決定失業數目的一些因素,這是非常明確而不需要任何證明的。但是,不僅為了實際的目的,而且也為了科學研究的目的,只要我們不能夠說這一因素究竟能否解釋在一定地點和一定時間所考察的失業數字的1%或是90%,那麼這種說明就是完全不相干的。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可能做到比這更為精確,那麼經濟學被實際工作者看成毫無用處,也就不足為怪了。儘管如此,可是我們的分析工具仍將會得到一個確定的回答,只要必需的實際資料能夠應用進去;當然,這種資料的搜集是大大超過任何個別工作者或私人工作者集團的能力的。
  第二,在一些顯然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上,簡直就沒有確實可靠的情報資料。兩個例子就足夠說明這一點。如果我們不那麼堅決反對當前過分強調一般的物價水準和貨幣數質的重要性的那種趨向,我們就可以這樣說,家庭用於消費品的源源支出是分析經濟週期的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我們有了可以接受的雖然很不令人滿意的關於戰後時期的指示數字,但是,由於這一時期所呈現的特殊情況,這些數字作為對情況的根本瞭解幾乎是沒有價值的。就戰前時期來說,我們就只好滿足於工資支付單一類的數字,這些數字很可能易於引起誤解,即使它們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儘管如此,可是仍然有豐富的包括幾個世紀的零散資料,如果能彙集在一起,它們定將可以澄清包括這一問題在內的很多迫切的實際問題。
  再者,在經濟下坡時,投資過程以及相應的信用收縮過程,不管理論家怎麼說,除非我們更多地瞭解關於它的根源的相對重要性和借貸雙方的實際行為,那麼我們就不能充分地掌握它的重要性和後果。這裡,訣定性的數字是實際上花費在為了新的目的而進行的耐用的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總額。我們的主要困難就在於上句注有著重號的這個短語上,迄今這只是在很少的場合曾經被克服過:例如,我們能夠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究竟有多少款項是花費在英國的鐵路建設上。我們很難找出每年新投放於工業和商業上的總額是多少。尤其困難的是找出其中有多少是花費在設備上的。即使如此,也還不足以完全表達出此中的困難。但無論如何,調查清楚資本主義社會過去的和現在的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卻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儘管這種週期現象不能定義為和理解為各個工業獨立變動的一種平均情況,但是,各個工業的活動,一方面是引起,另一方面又是反應不斷變遷的經濟情形的波動,則需要我們對它們逐項給以專門研究。沿著這一方面曾經有過許多著作,但是,由於對工業專題文獻作過貢獻的一些作者,在頭腦中沒有考慮到這些關鍵問題,所以,他們的論證是不完善和缺乏說服力的。我們不能說,任何工業的任何事件,或其結構模式的任何特點,都與週期的如何形成的問題沒有關係。此外,如果工業變動真的是週期現象的基礎,那麼,它的機制,只有在詳盡的包括關於這種變動的一切有記載的情況之後,才能建立起來。舉例來說,肯動腦筋的觀察者,就可立即發現,在16世紀到18世紀末期英國煉鐵工業發展的不同過程,同現代汽車工業的興起之間,表現了顯著的相似性。在這些情況下,如同在很多其它的場合一樣,我們現在的研究已經遠遠超過了一般印象的範圍。儘管如此,但是從這裡開始,到建立起創新體系的有效性的目標,以及指示出創新,連同貨幣補助物一起,如何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所固有的特種波動的目標(而這些波動又是與人類活動的其它領域中相類似的現象並行的),則還有相當長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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