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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過程——它理性地說明我們生活和思想——已經引導我們離開對社會發展作先驗的處理，並教導我們看出了對之作經驗處理的可能性；但是它完成自己的任務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地對待這個現象本身，尤其是我們用來理解它的概念，特別是用來表示這種概念的文字，文字的各種聯繫會導致我們走入歧途，朝著各種毫不足取的方向。與先驗的先入之見（更確切地說，是從先驗的根子中產生出來並已經變成了先入之見的思想，如果我們忽視不可逾越的鴻溝，使之去做經驗科學的工作的話——儘管它本身不是這樣一種先驗的先入之見）密切相聯的，是對歷史的「意義」的各種探索。認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甚至整個人類，一定會表現出一種一致的、直線式的發展的假設也是如此；甚至象羅雪爾這種具有務實精神的人也作出這種假設，無數的哲學家和歷史理論家，從維科到蘭普雷希特一長串才華橫溢的人物，過去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以達爾文為中心的所有各種進化思想（至少如果這只不過是意味著類比的推理），還有把動機和意志行為看成不只是社會過程的反映的那種心理學上的偏見，也都屬於這一類。但是，進化思想現在之所以在我們的學科中受到懷疑，特別是對歷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來說，也還有另一個原因。除了對現在環繞著「進化」思想的不科學的和超科學的神秘主義的譴責以外，又加上了對淺薄涉獵的譴責。對於「進化」一詞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倉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斷，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們必須離開這些東西。然後留下來的還有兩個事實：一是歷史變化的事實，由於歷史變化，社會條件在歷史時代中成為歷史的「個體」。這些變化既不構成循環過程，也不構成沿著一個中心擺動的運動。社會發展的概念，是由這兩種情況連同其他的事實來限定的：每當我們不能從以前的事態來充分說明一個給定的歷史事態時，我們的確認識到有一個沒有解決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的存在。這一點首先對於個體的例子是適用的。例如，我們理解1919年德國的國內政治史是前一次戰爭的影響之一。可是，它對於更加一般的問題也是適用的。
經濟發展至今只不過是經濟史的對象，而經濟史又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餘的部分分離出來的。由於事情的經濟方面對於每一種其他的事情的這種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單用以前的經濟的情況去解釋經濟的變化。因為一國人民的經濟狀態並不單是從以前的經濟情況中產生的，而只是從以前的全部形勢中產生出來的。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釋上和分析上的困難，由於構成歷史的經濟解釋的基礎的那些事實，而變得大為減少了——在實際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則上不是如此的話；要是不必對這種觀點表示贊成或反對，我們就可以說，經濟世界是比較獨立的，因為它在一國人民的生活中佔據如此重大的地位，並形成或決定其餘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寫一部經濟史這件事本身顯然不同於寫一部——譬如說——軍事史。在這一點上，還得加上另一個事實，它促進了對社會過程任何一個部門的分別的描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分，都好像是由一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們居住的。各種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並不直接影響任何這樣一個部門的社會過程，就像一顆炸彈的爆炸只會「影響」那些碰巧當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那樣，而只是通過這個部門的數據和它的居民的行為去施加影響；即使一個事件的發生像我們拿炸彈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樣，它的影響也只在主要有關的人們所穿著的那種外衣內發生。因此，就像關於基督教反改革運動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繪畫的影響的描述總歸是藝術史一樣，關於經濟過程的描述也總歸是經濟史，即使在那裡，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經濟的。
經濟部門又是可以用種類無窮的觀點和處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們可以根據這些觀點和處理方法的範圍的廣度去臚列——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根據它們所包含的理論的普遍程度去臚列。從對13世紀尼德阿爾泰寺院經濟生活的性質的說明，到桑巴特對西歐經濟生活的發展的說明，貫串著一條繼續不斷的，邏輯上一致的長線。像桑巴特的這種說明就是理論，並且的確是我們此刻所說的那種經濟發展理論。但它不是本書第一章 的內容所意味著的那種經濟理論，後者是自從李嘉圖的時代以來人們所理解的那種「經濟理論」。誠然，後述意義的經濟理論在象桑巴特的那種理論中也起作用，但它完全是一種次要的作用：就是說，凡是歷史事實的聯繫非常複雜以致必須引用超出一般人的分析能力的解釋方法的地方，思想路線就採取那種分析工具所提供的形式。可是，凡是在問題只是使發展或發展的歷史結果成為可以理解的，只是找出能說明一種形勢或決定一個問題的要素時，傳統意義的經濟理論就幾乎不能作出什麼貢獻了。
我們在這裡不討論這種意義上的發展理論。我們既不指出歷史進化的因素——不論是個別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紀美國的黃金生產在歐洲的出現，還是「更一般的」情況，比如在經濟人的心理狀態中，在文明世界的領域中，在社會組織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產技術中等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也不描述它們在個別的例案中或在各組的例案中的影響。恰好相反，在第一章 已將性質對讀者作過充分說明的經濟理論，只不過是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要加以改進，即通過在它上面進行創建。如果這樣做也是想要使這種理論能比過去更好地完成它對別種發展理論的服務，那麼事實依然是，兩種方法是處於不同的水平之上的。
我們的問題可如下述。第一章 的理論從「循環流轉」的觀點描述經濟生活，這種生活年復一年地基本上同樣地在渠道中流動著——就像血液在生物有機體中循環一樣。現在，這種循環流轉及其渠道確實及時改變了，在這裡我們放棄了與血液循環相似的類比。因為，雖然後者也在有機體的成長和衰亡過程中發生變化，然而它只是繼續不斷地這樣做的，也就是說，通過人們所能選擇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數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麼小，它總是處在同一結構之內。經濟生活也經歷這樣的變化，但它還經歷其它的變化，這些變化則不是繼續不斷地出現的，而且它們還會改變這種結構，即傳統的過程本身。它們不能通過對循環流轉的任何分析去理解，雖然它們是純粹經濟的，雖然對它們的解釋顯然是屬於純粹理論的任務。現在這類變化，以及隨之而發生的現象，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但是我們並不去問：是哪一些這樣的變化實際上使得現代經濟制度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也不去問：這種變化的條件是什麼？我們只問，的確象理論經常要問的那樣：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它們又將會引起什麼經濟現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為不同的說明。第一章 的理論是從經濟體系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這種觀點去描述經濟生活，這種趨勢給我們提供了決定貨物價格和數量的手段，可以描述為對任何時候存在的數據的適應。與循環流轉的情況相比，它本身並不意味著年復一年地發生「同樣的」事情；因為它只是意味著，我們把經濟體系中的幾種過程看作是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的部分現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種的均衡位置。經濟體系中理想的均衡狀態的位置——從來未達到過的，繼續不斷地「被追求的」（當然不是自覺地）——是變化著的，因為數據在改變。而在數據的這種改變面前，理論也不是沒有武裝的。理論正是構造得能夠應付這種變化的後果的；它有用於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稱為「准地租」一類的工具）。如果變化發生在非社會的數據（自然條件）中，或發生在非經濟的社會數據（這裡有戰爭的影響，商業的、社會的或經濟的政策的改變）中，或發生在消費者的嗜好中，那麼在這個限度內對於理論工具似乎無須作根本的檢修。這些工具，只有在經濟生活本身時起時落地改變它自己的數據時，才不起作用——在這裡，這一論點同前一論點連接在一起了。鐵路的建設可以作為一個例子。連續的變化——它們可能通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的適應，到頭來使一家大百貨公司從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起來——屬於「靜態的」分析。但是，「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性變化的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陳述問題並離開傳統理論，與其說是由於經濟變化（特別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實際上這樣發生的，而不是由於連續不斷的適應，倒不如說是由於這種變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只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繼續不斷地使自己適應於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並沒有經濟發展。我們這樣說的意思應當是：經濟發展不是可以從經濟方面來加以解釋的現象；而經濟——在其本身中沒有發展——是被周圍世界中的變化在拖著走；為此，發展的原因，從而它的解釋，必須在經濟理論所描述的一類事實之外去尋找。
僅僅是經濟的增長，如人口和財富的增長所表明的，在這裡也不能稱作是發展過程。因為它沒有產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只有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因為我們想要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別的現象，我們將把這種增長看作是數據的變化。
每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最後都依存於以前的發展。但是為了看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將把這一點抽像掉，而是讓發展從一種沒有發展的地位上產生。每一個發展過程為下一個發展過程創造先決條件。從而後者的形式被改變了，事情將變得與在每一具體發展階段不得不首先創造它自己的條件時可能發生的事情不同。可是，如果我們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們可以不把所要解釋的要素包括在我們的解釋的數據之中。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作，我們將會在事實與理論之間造成一個明顯的脫節，這可能給讀者造成重大的困難。
如果我比在第一版中能夠更加成功地集中注意於本質性的東西的說明並防止誤解，那麼進一步特別解釋「靜態」和「動態」二詞連同它們的數不清的含義，就是不必要的了。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干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我們的發展理論，只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隨它的過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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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流轉渠道的這些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均衡中心的這些干擾，是在工業和商業生活領域中發生的，而不是在消費者對最終產品的需要的領域中發生的。凡是在消費者嗜好中出現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的地方，那是工商業家必須應付的數據突然發生變化的問題，因而可能是他的行為的逐漸適應以外的動機和機會的問題，但不是這種其它行為本身的問題。所以，這種情況並沒有提出除自然數據的變化以外的任何其它問題，也不要求任何新的處理方法；為此，我們將不考慮可能實際存在的消費者需要中的任何自發性，並假定嗜好是「給定的」。由於需要的自發性一般很小，這就使得我們易於這樣去作。誠然，我們必須永遠從需要的滿足出發，因為需要是一切生產的終點，而且任何時候的一定經濟形勢都必須從這一方面去理解。不過經濟體系中的創新一般並不是按下面這種方式發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費者方面自發地產生，然後生產工具通過它們的壓力轉動起來。我們並不否認存在這種聯繫方式。可是，一般是生產者發動經濟的變化，而消費者只是在必要時受到生產者的啟發；消費者好像是被教導去需要新的東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於，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習慣使用的東西。因此，儘管可以容許甚至有必要把消費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環流轉理論中的一種獨立的和確實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當我們分析變化時，我們就必須立即採取不同的態度。
生產意味著把我們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參閱前面第一章 ）。生產其它的東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產相同的東西，意味著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些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只要是當「新組合」最終可能通過小步驟的不斷調整從舊組合中產生的時候，那就肯定有變化，可能也有增長，但是卻既不產生新現象，也不產生我們所意味的發展。當情況不是如此，而新組合是間斷地出現的時候，那麼具有發展特點的現象就出現了。以後，為了便於說明，當我們談到生產手段的新組合時，我們指的只是後一種情況。因此，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
這個概念包括下列五種情況：（1）採用一種新的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特性。（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的方法決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開闢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通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現在有兩件事情，對於伴隨實現這種新組合而來的現象，以及對於理解它所涉及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新組合併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過程所代替的生產或商業過程的同一批人去執行，雖然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相反，新組合通常可以說是體現在新的商號中，它們不是從舊商號裡產生的，而是在舊商號旁邊和它一起開始進行生產的。這裡，還是用我們已經選用過的例子來說明，那就是，一般說來，並不是驛路馬車的所有主去建造鐵路。這個事實，不僅使我們想要描述的過程所具有的特點即間斷性得到特別的說明，而且可以說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種間斷性之外，創造了另一種間斷性，但它也說明了事態進程的重要特點。特別是在競爭性的經濟裡，新組合意味著對舊組合通過競爭而加以消滅，它一方面說明了個人和家庭在經濟上和社會上上升和下降的過程（這是這種組織形式所特有的），同時也說明了一整個系列有關經濟週期、私人財產形成的機制等等其它的現象。在非交換經濟中，例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新組合也常常在舊組合的旁邊出現。但是這一事實的經濟後果將會在某種程度上消失，而其社會後果則將會完全消失。如果競爭性的經濟被巨大的聯合組織的增長所打破，像今天在所有國家日益增多的情況那樣，那麼這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變得越來越真實，而新組合的實現必然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同一經濟實體的內部事情。這樣造成的差別，已經大到足以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中兩個時代的分水嶺。
第二，我們必須注意的，而又只同這一要素有部分關係的是，每當我們牽涉到根本原則時，我們決不應假定，新組合的實現是通過使用閒置的生產手段來進行的。在實際生活中，情況常常是這樣。社會上總是存在有失業的工人，沒有售出的原料，沒有利用的生產能力，如此等等。這對於新組合的出現，肯定是一個有所幫助的環境，一個有利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刺激；但是大量的失業卻只是非經濟事件——例如世界大戰——的後果，或者恰好是我們正在研究的發展的後果。無論在這兩種場合的那一種場合裡，它的存在都不能在我們的解釋中發揮根本的作用，並且它在我們由以開始的極度平衡的循環流轉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正常的年度增加也不能應付這種情況，首先因為這種增加會很小，其次還因為它通常會被循環流轉內部相應的生產擴大所吸收；如果我們承認這種增加，我們就必須把生產的相應擴大設想為已經調整到了這種增長速度的。一般說來，新組合必須從某些舊組合獲得必要的生產手段——由於我們已經提到的理由，我們將假定，新組合總是這樣作的，以便使我們所認為的主要輪廓線更加形象突出。因此，新組合的實現只是意味著對經濟體系中現有生產手段的供應作不同的使用——這可能為我們所說的發展提供第二個定義。資本形成的傳統理論中所包含的關於發展的純粹經濟理論的初步要點，總是只提到儲蓄以及由於儲蓄而產生的投資的小量年度增加額。在這一點上它所主張的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它完全忽視了更為主要的東西。全國關於生產資料和儲蓄的緩慢的和在時間上不斷增長的供應，對於解釋多少世紀以來的經濟史的進程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重要性完全為這一事實所遮掩而顯得遜色，那就是，發展主要在於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而且，在研究較短時期的問題時，這甚至從一種更加看得見的效果來講也是真實的。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在過去50年中已經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特別是人口的增加，還有儲蓄由以產生的來源的增加，這首先是通過對當時存在的生產手段的不同使用，才得以大部分成為可能的。
我們論證中的第二步也是不言而喻的；支配生產手段對於執行新組合是必要的。對於在循環流轉中進行活動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廠商，購入生產手段是一個獨特的問題。因為它們已經購入了這種生產資料，或者能用以前生產的收入去經常購入它們，像我們在第一章 所說明的。這裡在進款與支付之間沒有根本的缺口，恰恰相反，二者必然彼此適應，就像兩者與提供的生產手段以及與需求的產品相適應一樣。這種機制一旦開動起來，它就會自動地運轉。更有進者，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於非交換經濟中，儘管在這種經濟中也執行了新的組合；因為領導機關，例如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部，有權將社會的生產資源引向新的用途，完全像它能將這些資源引向以前的用途那樣。在某種情況下，新用途可能使社會成員要擔負暫時的犧牲，感到匱乏，或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它可能要求以解訣某些困難問題為先決條件，例如解決從哪一個舊的組合能將必要的生產手段抽出來的問題；但是卻不會發生購入那種並非已經在經濟部掌握之下的生產手段的問題。最後，就實現新的組合而言，這個問題也不存在於競爭性經濟中，如果實現的人有著必要的生產手段，或者能通過利用已有的其它生產手段，或他們可能擁有的其它財產，去交換他們現在需要的這種必要的生產手段的話。這並不是擁有財產本身的特權，而只是擁有可支配的財產的特權，那就是可以直接用來實現新組合的財產，或者可以用來交換必要的貨物和服務的財產。在相反的場合——而這是一般的常規，因為根本上它是令人感興趣的場合——財富的所有主，即使它是最大的組合，也必需求助於信用，如果他想要實現一個新組合的話，而這個新組合不像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能夠用以前生產所得的收益去提供資金。提供這種信用顯然是我們稱為「資本家」的那一類人的職能。很顯然，這是資本主義型的社會用來迫使經濟體系進入新渠道，使它的生產手段去為新目的服務的獨特的方法——重要得足以成為這種社會的特色——這同非交換經濟的那種只由領導機構行使權力去發佈命令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我看來，對於上面的說法無論如何是不能提出懷疑的。強調信用的重要性，在每一本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即使最保守的正統理論家，也不大能夠否認：沒有信用，現代工業的結構就不可能創立；信用使得個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繼承的財產而獨立行事；經濟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夠「跨上負債而取得成功」。同時也無法指責：這裡在信用和實現創新之間建立了聯繫；對這種聯繫以後我們將詳加闡述。因為，不論是從推理來說，還是從歷史事實的證明來說，這一點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信用對於新的組合是首要的，同時它正是從新的組合奪路進入循環流轉的，一方面因為信用對於現在所謂的舊廠商的最初建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因為信用機制一旦建立之後也就會由於明顯的理由而佔領舊的組合。第一，從推理上講：我們在第一章 看到，在通常的循環流轉中，在習慣的渠道內，借入並不是生產上的一個必要的要素，不是一個沒有它我們就不能理解循環流轉的主要現象的要素。從另一方面看，在實現新組合時，「供應資金」作為一種特別的行為是根本上必要的，這在實踐上也和在理論上一樣，都是如此。第二，從歷史上講：為工業的目的而貨出或借入的人，並沒有很早在歷史上出現。前資本主義的貸款人，只是為工商業以外的用途提供貨幣。我們全都記得這種類型的工業家：他們感到借錢就會失去社會上的地位，因此他們迴避銀行和匯票。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在所有各國都是從為新的組合提供資金而產生並從而繁榮起來的，儘管在每一個國家都採用不同的方式（德國的合股銀行業尤其具有這種特色）。最後，第三，當我們談到以「貨幣或貨幣代用品」的形式接受信用時，也不可能會遇到什麼絆腳石。我們肯定不會說，人們能用輔幣、鈔票或銀行存款來生產，並且從不否認人們需要的東西是勞動的服務、原材料和工具。我們現在談的只是獲得這些東西的一種方法。
然而在這裡有一點，正像我們已經暗示過的，我們的理論同傳統的觀點發生了分歧。傳統的理論在生產手段的存在上看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生產手段對於新的或任何的生產過程都是必要的，因此，這種積累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職能或服務。我們則根本上不承認有這個問題；從我們看來，它只是由於錯誤的分析而產生出來的。它在循環流轉中不存在，因為後者的流動是以一定數量的生產手段為前提的。但是它對於實現新的組合來說。也不存在，因為後者需要的生產手段是從循環流轉中抽出的，不論它們是已經在那裡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著，還是首先必須利用在那裡存在的其它生產手段去生產出來。對我們來說，存在的倒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把生產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著）從循環流轉中抽出來，並將其分配給新的組合的問題。這是通過信用來完成的；利用這個方法，想要實現新組合的人們可以在市場上對所需要的生產手段，比在循環流轉中的生產者，出更高的價錢。雖然這一過程的意義和目的是在於貨物從舊的用途轉向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們完全用貨物去描寫它，那就不免要忽視某種主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則發生在貨幣和信用領域，依靠它們才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與其它類型相對照——中的重要現象。
最後，也是沿著這個方向第三步：需要用來購買新組合所必要的生產手段的錢從哪裡來，如果有關的人恰好手中沒有的話？傳統的回答很簡單：從按年增長的社會儲蓄再加上可能按年變為能夠自由處置的那部分資源。第一種數量在大戰以前確實是足夠重要的（在歐洲和北美的私人收入總額中或許可以估計為五分之一），連同後一數量（它的數字很難從統計上得到），並不能立即從數量上拆穿這一回答的虛偽性。同時，有關實現新組合的全部工商業務範圍的代表數字現在也不能得到。但是，我們甚至可以不從總的「儲蓄」開始。因為它的數量大小只能用以前發展的結果來說明。其中的大部分並不是來自嚴格說的節省，也就是，不是來自節制著個人經常收入用於消費的部分，而是由這樣的基金所組成的，那就是，它本身是成功的創新的結果，在那裡我們以後將看到企業家的利潤。在循環流轉中，一方面沒有這種可以從而進行儲蓄的豐富的泉源，另一方面主要是缺少對儲蓄的刺激。它所有的唯一巨大的收入，是壟斷收益和大地主的地租；而為災禍和老年作準備，或許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動機，那恐怕就是唯一的刺激了。最重要的刺激，即參與發展的盈利機會，是不會存在的。因此，在這樣一種經濟體系中，不可能有自由購買力的巨大蓄水池，想要形成新組合的人可以從中取用——而他自己的儲蓄則只能在特殊的場合才足以敷用。所有的貨幣都將會流通，都將會固定在確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渠道之中。
儘管對我們的問題的傳統回答不是明顯悖理的，但還有另一種為此目的而獲得貨幣的方法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它不像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一種，它並不以存在先前發展的積累結果為前提條件，為此可以看作是從嚴格的邏輯意義上能夠應用的唯一方法。這種獲得貨幣的方法，是利用銀行來創造購買力。它採取的形式是無關重要的。發行銀行券而不完全用從流通中抽出的硬幣來保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存款銀行業的方法提供了同樣的服務，這種方法增加了可能支出的總額。或者我們可以想起銀行承兌，因為這種承兌起著貨幣的作用，在批發貿易中作為支付手段。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把已經存在於某人手中的購買力加以轉移的問題，而總是從無有之鄉創造出新的購買力的問題——即使創造新的購買力的信用合同是以有價證券（它們本身不是流通工具）來支持的——它是添加到現有流通中來的。這就是新的組合常常得到資金供應的源泉，而新的組合總是會要從它得到資金供應，如果以前發展的結果並不曾在任何時刻實際存在的話。
這種信用支付手段，也就是為著支付的目的並通過給予信用的這種行為而創造出來的支付手段，在貿易中起著與現款完全相同的作用，部分地是直接起著這種作用，部分地是因為它可以立即轉換為現款．作為小額支付，或作為對非銀行業階級——特別是對工資勞動者的支付。借信用支付手段之助，實現新組合的人們可以獲得生產手段的現有存量，或者根據具體情況，使得那些他們從其手中購入生產性服務的人們，可以直接進入市場而獲得消費品。在這種關係中，決沒有這種意義的信用的給予，那就是有些人必須等待以貨物表示的他的服務的等價物，而自己只得到一個請求權，從而完成一種特殊的職能；甚至也沒有這種意義的信用的給予，那就是有些人必須為勞工或土地所有者積累生活資料，或者積累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所有這些都只能從生產的最後結果中得到償付。從經濟上講，在這種支付手段（如果它是為新目的而創造的）與循環流轉的貨幣或其它支付手段之間，的確有一種本質上的區別。後者可以設想為：一方面是已經完成的生產以及通過生產所實現的社會產品增加額的一種證明單，另一方面是對這種社會產品的一部分的一種命令書或請求權。前者則沒有這兩種特徵中的第一種特徵。它們也是命令書，人們可以用來立即購得消費品，但不是對以前生產的證明書。要接近或達到國民總所得，通常只能是以從前提供過的某種生產性服務，或從前出售過的某種產品為條件。在這一情況下，這個條件尚未得到滿足。只有在成功地完成了新的組合之後，它才能得到滿足。於是這種信用將會同時影響物價水平。
因此，一個銀行家與其說主要是商品「購買力」的中介人，倒不如說是這種商品的生產者。可是，因為今天所有的準備基金和儲蓄通常都流向於他，對自由購買力——不論是已經存在的還是將要創造出來的——的總需求都集中於他，他已經代替了私人資本家，或者是變成了他們的代理人，他自己已經變成了典型的資本家。他立於想要實現新組合的人們和擁有生產手段的人們的中間。他在本質上是屬於一種發展的現象，雖然只是在沒有中央權力機關領導整個社會過程的時候。他使新組合的實現成為可能，他好像是以社會的名義授權人們去組成這種新的組合。他是交換經濟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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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講到了我們的分析藉以進行的第三個因素，即「生產手段的新組合」和信用。雖然所有三種因素形成一個總體，但第三種卻可以形容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職能是實現新組合的人們稱為「企業家」。這些概念比通常的廣一些，同時又比通常的狹一些。廣一些，是因為首要地，我們所叫做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換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僱用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或者儘管他們完成企業家職能的實際權力具有任何其它的基礎，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實現新組合才構成一個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的「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我們的概念比傳統的概念要狹一些，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的所有的頭目們或經理們或工業家們，他們只是經營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可是我認為，上述定義只不過是更準確地表達了傳統理論真正所意指的東西。首先，我們的定義同普遍的定義在區分「企業家」和「資本家」的根本之點上是一致的，不論所謂「資本家」被認為是貨幣所有人，貨幣請求權的所有人，還是物質財富的所有人。這個區別是今天的共同特點，並且已經在很長的時間內成為共同的特點了。其次，它也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普通的股東是不是一個企業家；它也拋棄了把企業家看作是風險承擔人的這一概念。還有，普通對企業家型的描述所用的一些辭藻，諸如「首創性」、「權威」或「遠見」，是同我們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因為在循環流轉的例行事務中是沒有這種品質存在的餘地的，而如果這一點已同這種例行事務本身中變化的出現嚴格分開，那麼在企業家職能的定義中，重點會自動地轉移到後者。最後，有些定義我們能夠徑直接受。特別是有一個為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追溯到J．B．薩伊的定義：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把它們帶到一起。因為只有在要素是第一次組合肘，這才是一種特殊的行動——而如果是在經營一個企業的進程中去做時，就只是例行的工作——所以這個定義和我們的定義是相一致的。當馬塔雅在《企業家利潤》中把企業家定義為接受利潤的人時，我們只須加上本書第一章 的結論，即在循環流轉中沒有利潤，以免把這個表述追溯到離我們的表述太遠的地方。而這個觀點也並不是與傳統理論完全違背的，這可以由「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受損」一語來表明，這是由瓦爾拉嚴密得出的，但也是許多其他作家的成果。在循環流轉中的趨勢是，企業家既不獲取利潤，也不遭受損失，也就是說，他在那裡沒有特殊的職能，他簡直就是不存在；但是代替他的是，有一種不同類型的廠商頭目或企業經理，我們最好不用企業家這個名稱去稱呼他們。
相信一種制度或一種類型的人的有關歷史起源的知識能夠直接向我們表明它的社會學上的或經濟上的性質，那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常常引導我們去理解它，但卻不能直接得出一種關於它的理論。更加虛偽的是這樣一種信念，認為一種類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也是「比較簡單的」或「比較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說，原始形式比起後來的形式來，能更加純粹地表明本身的性質，並且具有較少的複雜性。可是情況常常與此相反，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還因為日益增長的專門化可能使職能和性質鮮明地表現出來，而在比較原始的狀況中，由於和其它的職能及性質混合一起，則是比較難於認清的。這種情況在我們的例子裡也是如此。在一個原始遊牧民族的首領的一般地位中，很難把企業要素同其它要素分開。由於同樣的理由，小穆勒時代以前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未能把資本家和企業家分開，因為一百年以前的製造商是一身而二任的；自是以後，事態的進程肯定促進了兩者的區分，就像英國的土地佔有制促進了農民與地主的區分，而在歐洲大陸則這種區分偶爾仍被忽視，特別是在農民耕種自有田地的場合。但在我們上述的場合，仍然有很多這樣的困難。早期的企業家，不僅照例也是資本家，他還常常是——在小企業，他今天仍然是——他自己的技術專家，只要是即使在特殊的場合也並不邀請職業性的專門家的話。同樣，他過去和現在都常常是他自己的買賣代理人，他的辦公室的頭目，他自己的人事經理；有時甚至在日常事務中是他自己的法律顧問，儘管他自然照例要僱用律師。正是履行一些或所有這樣的職能，經常佔用了他每天的時間。實現新組合之作為一種職業，只不外是作出並執行戰略上的決定，雖然正是這一職能，而不是他的例行工作，形成了一個軍事領袖的特點。因此，企業家的主要職能必然表現為總是同其它種類的活動混在一起，後者一般必然要比主要的職能居於顯著地位。故此馬歇爾的企業家定義，那就是，只是把企業家職能看作是從最廣義說的「管理」，自然會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表示贊同。我們不接受這個定義，就是因為它沒有把我們認為的主要之點表達出來，而這是使企業家活動與其他活動具體分開的唯一要點。
可是有些類型——事態的發展已經逐漸使這些類型產生——特別純粹地表現了企業家的職能。「發起人」的確屬於這種人，不過有些限制條件。因為，暫且不管歸於這一類型的人的社會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聯繫，發起人常常只是接受佣金而參與工作的代理人，在籌資開辦新企業和資金通融方面從事財務技術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新企業的創立者，也不是這一過程的推動力量。然而，他也可能是後者，於是他就像一個「職業的企業家」。但是現代型的「實業領袖」更密切地和這裡所意指的相適應，特別是當人們在這兩方面看出了他的存在：一方面，譬如說，有20世紀威尼斯的商業企業家，或者在後來的類型中有約翰·勞；另一方面有鄉村的當權者，他把諸如一家農村釀酒廠、一家旅館和一個商店與他的農業及他的牲畜貿易結合起來。但是，不管是哪一種類型，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當他建立起他的企業以後，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經營這個企業，就像其他的人經營他們的企業一樣的時候，他就失去了這種資格。這自然是一條規則，因此，任何一個人在他的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就像一個工商業者很少能從來沒有一個時刻是一個企業家一樣，不管其程度是多麼微小。
由於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並不形成一個從專門意義上講的社會階級，如同——例如——地主或資本家或工人那樣。自然，企業家的職能對成功的企業家及其家人將會導致某種階級地位。這種職能也可以給一個社會歷史的時代打上它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種生活方式，或一種道德的和美術的價值制度；但在它本身，它並不表示一種階級地位，也不以一種階級地位為前提。而且由此可以獲得的階級地位也並不就是一種企業家的地位，而是根據企業的資金如何使用，以土地擁有或資本家為特徵的。於是，金錢財產或個人品質二者的繼承，均可以使這種地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使子孫後代進一步從事企業開發比較容易一些；但是企業家的職能本身卻是不能繼承的，製造業家族的歷史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但是，現在決定性的問題產生了：為什麼實現新的組合是一個特別的過程和一個特種「職能」的目標呢，每一個人都是在盡可能好地進行他的經濟事務。誠然，他自己的意願是從來不會盡善盡美地實現的，但是最後他的行為是由他的活動的結果對於他的影響所定型的，以便適應通常不會突然變化的環境。儘管一個企業從任何意義上說從來不可能是絕對完善的，可是到時候它會接近於相對的完善，就周圍的世界、社會的條件、時代的知識以及每一個人或每一個集團的視野相對而言。新的可能性繼續不斷地由周圍的世界提供，特別是新的發現被繼續不斷地增加到現有的知識寶庫中。為什麼個人不能盡量利用新的可能性，就像他利用舊的可能性那樣，並且根據他所理解的市場情況，去養豬而不養牛，或者甚至選擇一種新的作物輪種，如果這樣能被看作是更加有利的呢？有何種特別的新的現象或問題，不能在已經建立的循環流轉中找到，而卻能在那裡產生呢？
雖然在習慣了的循環流轉中，每一個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動，因為他對於他的行為根據確有把握，並受到所有其他人的與這一循環流轉相適應的行為的支持，這些人轉過來又期望他從事合乎習慣的活動，但是，一旦當他面臨一種新的任務時，他就不能單純只是這樣去作。雖然在習慣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對於正常的個人來說是夠用的，但當他面臨著創新時，他就需要指導。雖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環流轉中是順著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變這種循環流轉的渠道，他就是在逆著潮流游泳。從前的助力現在變成了阻力。過去熟知的數據，現在變成了未知數。超出了例行事務的範圍以後，許多人就不能再前進一步，而其餘的人也只能用高度變動無常的方式去進行。那種說行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類假設，在所有的場合都是一種虛構。但是它會變得足夠接近於現實，如果人們能有時間去被迫懂得客觀事物的邏輯的話。在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以及在它發生的限度以內．人們可以滿足於這種虛構，並在它上面建立理論。於是那種認為習慣或慣例或非經濟的思維方式會在不同階級、不同時代或不同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補救的差別，以及認為例如「股票交易所經濟學」對於今天的農民或中世紀的手工匠都是不適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實在的了。反之，相同的理論的圖景在其最廣闊的輪廓上是與屬於完全不同文化的個人相適合的，不問其智慧和經濟理性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農民出售他的小牛就像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樣的精明和一樣的照顧自己的利益。但是，這一看法，只有在無數的先例在幾十年中，並且在根本之點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動，並且消除了不適應的行為時，才是真實的。在這個範圍以外，我們的虛構就失去了它的對現實的接近性。在那裡還緊緊抓住它不放，就像傳統的理論那樣做的，就是掩蓋一種主要的東西，並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事實比起我們的假設同現實的其它一些偏離來，很不相同，它在理論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對沒有它就不會存在的一些現象作出解釋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環流轉時，人們必須把生產手段的組合（生產函數）當作數據，就像自然的可能性那樣，只容許在邊際上作小小的變動，正如同每一個人通過使自己適應於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變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離熟悉的路線。因此，同樣，實現新組合也是一個特殊的職能，是這一類型的人的特權，而他們的人數比所有具有實現新組合的「客觀」可能性的人數要少得多。所以，最後，我們認為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動力。因此，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作為特徵來描繪。第一，用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有循環流轉或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例行經濟事務渠道中的變化，或從制度內部產生的經濟數據中的自發的變化。第二，用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態的和動態的。第三，用兩類行動的對立，根據現實，我們可以將其描繪為兩種類型的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因此，從理論意義上講的生產的「最好方法」。可以設想為「在已由經驗檢驗的並且已經變得熟悉的各種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但這並不是在當時「可能的」方法中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人們不作這種區分，這種概念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正是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解釋意在為之作出貢獻。
現在，讓我們把所討論的關於行為和類型的特徵，作一精確的表述。日常的哪怕是最小行動，也體現著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個小學生必須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去創造他所知道的東西和他所使用的東西，那他就必須是一個心智上的巨人。如果每一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必須重新創造那些指導他的日常行為的一切規則，那他就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這不僅對於個人和社會生活中以歷經成千上萬年所產生的原則為依據的那些決定和行動來說是如此，而且對於較短時期的和具有比較特殊性質的產品來說也是如此，這些產品構成了完成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但恰恰是這些事情，它的完成根據這一點應當包含至高至上的努力，一般卻根本不要求個人作特別的努力；這些應當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實際上卻特別容易；這些應當要求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卻是最沒有才能的人也能做到的，只要心理健康的話。特別是，在日常的例行工作中，無須有領導。自然，仍舊必須為人們規定任務，維持紀律，等等；但這是很容易的，這個職能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學會去完成的。在大家所熟知的界限以內，甚至領導別人的職能——雖然仍然是必要的——也只是一種象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樣的「工作」，可以同看管機器的服務相比擬。所有的人都依照習慣的方式去瞭解，從而能夠去進行他們的日常任務，通常都由他們自己來完成它們；「領導人」有他的例行工作，就像他們有他們的例行工作一樣；而他的領導職能只是去糾正那些個別脫離常軌的行為。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切知識和習慣一旦獲得以後，就牢固地植根於我們之中，就像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於地面上一樣。它不要求被繼續不斷地更新和自覺地再度生產，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識的底層中。它通常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壓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地傳遞下去。我們所想的、所感覺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變成了自動的，而我們的有意識的生活並不感到它的累贅。可是，這裡牽涉到的在種族和個人中的力量的巨大節約，並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成為輕微的負擔，並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樣耗盡平均的能力。但它是大得足以能夠滿足普通的要求。這對經濟的日常生活是同樣適用的。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就經濟生活來這樣說，在例行事務的邊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難，都包含一個新的要素。正是這個要素，構成了領導這一現象。
這些困難的性質可以集中於以下三點：第一，在這些習慣的渠道之外，個人沒有在渠道以內他常常知道得非常準確的那些供他作決策之用的數據和那些行動規則。自然，他仍舊必須根據他的經驗來進行預測和估計。但是，許多事情必然是不能肯定的，還有一些事情只能在廣大的限度內才能確定，再有一些事情也許就只能「猜測」。尤其是，個人力圖要去改變的那些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那些數據，都是如此。現在，他必須真正在某種程度上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傳統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每個細節上自覺地計劃他的行為。在這樣做時，比在習慣的行動中，將有更多的自覺的合理性，而習慣的行動是根本不需要反映這種自覺合理性的；但這種計劃必然不僅易於犯程度上更大的錯誤，而且易於犯習慣行動中所發生的以外的他種錯誤。凡是已經做過的事情，總有著我們曾經看到的和經歷過的一切事情的鮮明的現實性；而新的事情就只是我們想像中的虛構。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路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
如果我們記住了不可能去徹底調查計劃中的企業的一切影響和反影響，那麼，這是一件多麼不同的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明白。即使如果人們有著無限多的時間和資金，以致那些影響和反影響可以在理論上加以確定，也必然在實際上處於不可知的狀態中。就像軍事行動，即使可以得到的全部數據並不在手邊，也必須從一定的戰略位置去採取一樣，在經濟生活中，即使在沒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細節時，也必須採取行動。在這裡，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覺，也就是以一種儘管在當時不能肯定而以後則證明為正確的方式去觀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儘管不能說明這樣做所根據的原則，而卻能掌握主要的事實、拋棄非主要的事實的能力。徹底的準備工作，以及專門的知識、理解的廣度和邏輯分析的才智，在某種情況下卻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可是，我們愈益準確地學會怎樣去理解自然的和社會的世界，我們對事實的控制就愈益完全；事物能進行簡單計算，並且的確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計算的範圍（具有時間和逐漸增加的合理化）越大，這個職能的意義就越是減少。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減少，就像軍事指揮員的重要性已經減少了一樣。不過，每一類型的人物的根本實質的一部分，則是和這一職能分不開的。
上面說的第一點屬於任務方面，而第二點則屬於工商業者本人的心靈方面。作一種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作已經熟悉的和已經由經驗檢定的事情更加困難，而且個人會感到不願意去做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並不存在，也還是感到不願意。這在所有的領域，都是如此。科學史對於下面這一事實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那就是，我們感到極其難於接受一個新的科學觀點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習慣的軌道，儘管它已經變得不適合，而更適合的創新本身也並沒有呈現什麼特殊的困難。固定的思維習慣的性質本身，以及這些習慣的節約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之上的，那就是，這些習慣已經變成了下意識的，它們自動地提供它們的結果，是不怕或不受批評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個別事實與之發生的矛盾的。但是恰恰因為這一點，當它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用處時，它就變成了一種障礙物。在經濟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種新事情的人的心中，習慣的力量升騰起來，反對處於萌芽狀態的規劃或設想。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以更在日常領域、範圍和時間內的工作和牽掛中，去為設想和擬訂出新的組合而搏鬥，並設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場白日夢。這種心靈上的自由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餘力量為前提條件的，是一種特殊的並在性質上稀少的東西。
第三點在於社會環境對於想要作一些新事情的人的反響或反作用。這個反作用可能首先通過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的障礙而表現出來。但拋開這一點不談，一個社會集團的成員的任何偏離常軌的行為都是受到譴責的，儘管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依社會集團是否習慣於這種行為而定。即使在衣著和禮貌這些事情上偏離社會習慣的行為，也會引起反對；何況在更嚴重的事情上，自然更是如此。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比其他階段更為強烈，但它決不會完全消失。甚至只是對偏離的行為感到震驚，甚至只是注意到它，也會對個人施加一種壓力。譴責的表現可以立即帶來引人注目的後果。它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排斥，最後造成人身上的阻止和直接攻擊。無論是逐漸的分化會削弱這種反對的這一事實——特別是由於這種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想要解釋的發展本身，還是社會的反對是在一定的情況下起作用，並對於許多個別人造成一種刺激的這一事實，都不會對於反對的意義在原則上有所改變。超越或克服這種反對，經常是一種不存在於常規生活進程中的特殊任務，這種任務也要求一種特殊行為。在經濟事務中，這種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中表現出來，其次是在難於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現出來，最後是在難於贏得消費者上表現出來。即使不管一個難以抑制的發展時期已使我們習慣於創新的出現和實行，上述的這種反對要素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可是這些要素仍以放在資本主義初期去進行研究為最好。然而它們在那裡是如此明顯，以致如果去敘述它們，那按我們的目的來說就是浪費時間。
只是由於這些原因才有領導——領導是一種特殊的職能，與只是等級上的差別有所不同，它將會存在於每一種社會實體中，不論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現一般是同社會實體結合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實構成了一種限界，在它以外的大多數人本身並不能迅速起作用，而要求有少數人的幫助。如果社會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對不變性，或者說如果可變的話，這種可變性還不能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最後，如果能受到這種影響的話，這類行為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樣從事的，那麼，世界上就將不會有同例行工作相區別的領導這種特殊職能。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現出來時，領導的特殊問題方才產生，領袖類型的人物方才出現。這就是為什麼，在諾曼人的征服時代領導的才能表現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裡皮亞特河流域沼澤地區多少世紀的不變的和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的才能又表現得那麼微弱。我們的三點，說明了構成領袖類型的職能和舉止或行為的性質。他的職能並不包含去「尋找」或「創造」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總是在那裡，由所有各種各樣的人們豐富地積累起來。它們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學作家或文學作家加以討論的。在其它場合，關於這種可能性並沒有新的什麼要發現的東西，因為它們已經是十分明顯的。再從政治生活中舉一個例子，我們根本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時代的法蘭西，社會和政治狀況本來是如何能夠加以改善，從而可以避免舊統治的一場崩潰的。事實上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人處於這樣去作的地位。而領袖的職能就在於「做這件事」，如果不去作，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這對於所有各種的領導來說都是適用的，不管是短暫的，還是比較持久的領導。前者即短暫的可以用來作為一個例子。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當作什麼，一般是十分簡單的。對這一事件，大多數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們當中需要有某一個人先講出來，來加以領導，來進行組織。甚至只用榜樣來發生影響的領導，如藝術領導或科學領導，也不僅在於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於用它去使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後面走。因此，領袖們完成他們的職能，更多地是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地是用「權威」、「個人的聲望」等等，而不是用創始的思想。
正由於這樣，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領導，必須同「發明」區別開來。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並使之有效，這同它的發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儘管企業家自然可能是發明家，就像他們可能是資本家一樣，但他們之所以是發明家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職能的性質，而只是由於一種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為企業家的職能而要付諸實現的創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種的發明。因此，像許多作家那樣的強調發明這一要素，那是不適當的，並且還可能引起莫大的誤解。
企業家式的領導，與其他各種經濟上的領導（如同在原始部落裡或共產主義社會裡我們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帶上它所特有的條件的色彩。它絲毫沒有作為其他各種領導特色的那種魅力。它在於完成一種非常特殊的任務，這種任務只在稀少的場合才會引起公眾的想像力。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它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個人的聲望」誠然不是不重要。不過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人物，並不需要，一般也不會，同我們大多數人心目中關於「領袖」像個什麼樣子的看法相符合，以致要認識到他竟然是屬於社會學中所說的領袖這一類人物，那是有一些困難的。他「領導」生產手段進入新的渠道。但他這樣作時，不是用政治領袖的那種方式，通過說服人們去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可取性，或通過創造對於他的領導能力的信任——他唯一要說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將要為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而是通過購買生產手段或它們的服務，然後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去利用它們。他還從下面這種意義來說實行領導，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產者跟隨他進入他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於他們是他的競爭者，他們首先是減少，然後是消滅他的利潤，所以這好像是一種違背他自己的意志的領導。最後，他提供一種服務，但要充分欣賞這種服務，就需要對這件事情具有專家的知識。那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說或一位將軍在戰場上的勝利不一樣，不是一般公眾所容易理解的，還不堅持談到他似乎是單為他個人的利益而行動（有時是嚴厲的行動）這樣的事。因此，我們將理解，在這種領導中，我們不會看到成為其他各種社會領導的光榮的全部感情方面的價值的出現。此外，再加上各個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的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還有當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也沒有文化傳統或態度可以依靠，而是在社會上作為一個暴發戶在動來動去，他的舉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們就將懂得，為什麼這種類型的人從來不受歡迎，為什麼即使是科學的批評家也常常只對他們一帶而過。
最後，我們要試圖用相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對企業家的描繪，這種方式就是我們經常在科學中和同樣在實際生活中所採用的，以試圖理解人們的行為，也就是通過分析他們的行為的特別動機。任何這樣作的企圖，自然必定要遭受到對經濟學家侵入「心理學」領域的一切反對，這種反對已經由一長列的作家而變得人所共知了。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心理學與經濟學的關係這一根本問題。而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一個經濟的論證中作任何心理學上的考慮的人，可以略去我們將要說的話，而不致因此失去同下面各章的聯繫。因為我們的分析想要導致的結果，沒有一個會因為我們的「企業家心理學」而有所得失，或由於其中的任何錯誤而受到損害。讀者將會很容易看出，沒有什麼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們越出可觀察到的行為的範圍。那些不反對所有的心理學而只反對我們從傳統教科書中所知道的那種心理學的人將要看到，我們並不採用關於「經濟人」動機的歷史悠久的圖景的任何部分。
在循環流轉的理論中，考察動機的重要性由於這一事實而大為減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釋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數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龍的分析所表明的。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學，它對於結果的干預也比人們所預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動機，也可能有合理的行為。但是一旦當我們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動機時，問題就顯得一點也不簡單了。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習慣中，大多數人每天的所作所為，從他們看來，主要是從職責的觀點去做的，是執行一種社會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從自覺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從享樂主義和個人的利己主義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確有把握地說是存在的那一點點，也是比較晚近才發展起來的。可是，只要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經常的一再重複的經濟行動的巨大輪廓以內，我們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慾望聯繫起來，其條件就是：我們要小心承認，這樣定義的動機在強度上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很大變動的；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的特殊慾望；考慮需要，必須聯繫到那種當個人在決定他的行動方針時所想到的集團——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團；行動並不能迅速地跟隨慾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適應；個人選擇的領域總是（雖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會習慣或習俗等等從中加以限制的。然而這仍然大體上是真實的：在循環流轉的範圍內，每一個人使他自己適應於他的環境，以便盡其所能地最好地滿足給定的需要——他自己的或別人的需要。在一切的場合，經濟行動的意義就在於滿足需要，意指如果沒有需要，也就不會有經濟行動。就循環流轉而言，我們也可以把需要的滿足看成是正常的動機。
後者這樣的人物，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從一種意義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因為，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實現新計劃，比只是經營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更多的自覺理性，因為新計劃本身在執行以前尚有待於詳加思考，予以制訂，而經營舊企業則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務。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他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不那麼依靠傳統和社會關係；因為他的獨特任務——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歷史上講——恰恰在於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雖然這一點主要是適用於他的經濟行動上，但也可以推廣應用於他的經濟行動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會上的後果。在企業家類型的人物興起的時期也產生了功利主義，這自然不只是一種偶合。
０企業家的行為和他的動機是「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並無其它含義。他的特有的動機也毫無享樂主義一類的意味。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一個人的需要的願望，我們的確可以讓「需要」包括任何種類的衝動，就像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或利己主義定義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念一樣，這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後者也意味著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東西。但這會使我們的定義變成同義反覆。如果我們想要使它具有意義，我們就必須把它限制在能用貨物的消費去滿足的那種需要上，限制在我們期望能從它得到的那種滿足上。於是如果說我們的類型的人是基於滿足他的需要的一種願望而行動，那就不再是真實的了。
因為，除非我們假定我們的類型的個人是為對享樂主義滿足的難於饜足的渴望所驅使，戈森規律的作用在工商業領袖方面就會立即使進一步的努力停止下來。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只是當（並且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耗盡、從而感到再也不能勝任時，才退出舞台的。這似乎並不符合一個經濟人的畫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結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對比衡量，在適當時抵達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就不願意再前進了。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沒有什麼份量，能夠被感到是停止前進的理由。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地享受常常是用超過一定數量的收入去購買的那些商品的障礙，因為這些商品的「消費」是以閒暇為前提條件的。因此，從享樂主義來看，我們常常觀察到的我們類型的個人行為就是不理智的。
這自然不能證明並不存在享樂主義的動機。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種非享樂主義性質的心理學，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對享樂主義的享受無動於衷時，這種淡漠在這一類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顯著的，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現代世界實際上並不知道有任何這樣的地位，但是工業上或商業上的成功可以達到的地位仍然是現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於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領主的地位。對於沒有其它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別強烈的。權力和獨立的感覺，並不由於這兩者主要是一種幻想而有絲毫的損失。更仔細的分析將會引導到發現在這一類動機中有無窮的變種，從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趨炎附勢。但是這些並不需要我們去細談。我們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就是這樣一種動機，雖然與消費者的滿足最為接近，卻沒有和它符合一致。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衝動，求得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從這方面看，經濟行動變得和體育運動很相似——有著金錢上的競賽，或拳擊比賽。金錢上的輸贏是次要的考慮，或者無論如何，只是作為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徵才受到重視，它的炫耀常常重重要的是作為大筆開支的動機，而不是作為對消費者貨物本身的想望。我們又可以找到無數細微的差別，其中有一些，如社會野心，會漸漸變成第一類的動機。我們重又面臨一種動機，它同上面所描寫的「需要的滿足」有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即同「享樂主義的適應」有本質的不同。
最後，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個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這類似一個無處不在的動機，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素，在我們的情況中比在任何別處都更為清楚地自己強行表現出來。我們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變而改變，以冒險為樂事。這一類動機，在三類之中，是最明白不過地反享樂主義的。
只在第一類動機中，作為企業家活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才是使得這種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它兩類中則不是。金錢上的收益的確是成功的一個非常精確的表現，特別是就相對的成功而言；而從為之奮鬥的人看來，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大都不受他人意見的影響。這些以及其它伴隨「渴望得到財富的」社會的機制的特點，使得難於取代它作為工業發展的動力的地位，即使我們摒棄它在創造一筆隨時可以用於投資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可是第二類和第三類的企業家動機的確在原則上可以由其它社會安排去照顧，而不包含來自經濟創新的私人利得。至於還可以提供什麼其它的刺激，怎樣能使它們工作得像「資本主義的」刺激一樣好，這些都是超出本書範圍以外的問題。這些問題被社會改革家過於輕視了，也被財政上的激進主義完全忽視了。然而它們並不是不能解決的，至少就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來說，是可以通過仔細地觀察企業家活動的心理學去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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