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
關干重商主義，我覺得有詳細說明的必要。但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農主義，卻不需要這麼長的說明。
據我所知，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從來未被任何國家所採用；現在它只在法國少數博學多能的學者的理論中存在著。對於一種未曾、也許永遠不會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學說的謬誤，當然不值得長篇大論去討論。不過，對於這個極微妙的學說，我將盡我所能，明確說出它的輪廓。
路易十四有名的大臣科爾伯特，為人正直，而且勤勉異常，有淵博的知識，對於公共賬目的檢查，又富有經驗，極其精明。總之，在各方面，他的能力都使他對於公共收入的徵收與支出，能搞得井井有條。不幸，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義的一切偏見。這種學說，就其性質與實質說，就是一種限制與管理的學說，所以，對於一個慣於管理各部公務，並設置必要的制裁與監督，使各部事務不逾越其適當範圍，而又勤苦工作的事務家，是很合脾胃的。他對於一個大國的工業及商業所採用的管理方式，與管理各部公務的方式一樣；他不讓各個人在平等自由與正義的公平計劃下，按照各自的路線，追求各自的利益，卻給某些產業部門以異常的特權，而給其他產業部門以異常的限制。他不僅象歐洲其他大臣一樣；更多地鼓勵城市產業，很少鼓勵農村產業；而且他還願意壓抑農村產業，以支持城市產業。為了使城市居民得以廉價購買食物，從而鼓勵製造業與國外貿易，他完全禁止穀物輸出；這樣就使農村居民不能把其產業產品的最重要部分，運到外國市場上去。這種禁令，加上舊日限制各省間穀物運輸的各省法規，再加上各省對耕作者的橫徵暴斂，就把這個國家的農業，壓抑得不能依照自然趨勢，按其肥沃土壤和極好氣候所應有的發展程度而發展了。這種銷沉沮喪的狀態，在全國各地都多少感覺到了；關於發生這種狀態的原因，有許多方面業已開始深討。科爾伯特鼓勵城市產業過於鼓勵農村產業的辦法，似乎是此中原因之一。
諺語說，矯枉必須過正。主張把農業視為各國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這些法國學者們，似乎採用了這個格言。由於在科爾伯特的制度中，和農村產業比較，城市產業確是過於受到重視，所以在這些重農主義學者的學說中，城市產業就必定受到輕視。
他們把一般認為在任何方面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所貢獻的各階級人民，分為三種。第一種，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種，耕作者、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給以生產階級這一光榮稱號；第三種，工匠、製造者和商人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給以不生產階級這一不名譽的稱號。
所有者階級，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把金錢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築物、排水溝、圍牆及其他改良或保養上，有了這些，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資本，生產更多的生產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這種增高的地租，可視為地主出費用或投資改良其土地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這種費用，在這個學說中，稱為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農業家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出費用耕作土地。在重農主義體系中，這種費用稱為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原始費用包括：農具、耕畜、種子以及農業家的家屬、雇工和牲畜。在第一年度耕作期間（至少在其大部分期間）或在土地有若干收穫以前所需的維持費。每年費用包括：種子、農具的磨損以及農業家的雇工、耕畜和家屬（只要家屬中某些成員可視為農業雇工）每年的維持費。支付地租後留給他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首先應該足以在相當期間內，至少在他耕種期間內，補償他的全部原始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其次應該足以補償他全部的每年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這兩種費用，是農業家用於耕作的兩種資本；倘若這兩種資本不經常地回到他手中，並給他提供合理的利潤，他就不能與其他職業者處在同等地位經營他的業務；他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盡快地放棄這種職業，而尋求其他職業。為使農業家能繼續工作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應視為農業的神聖基金，倘若地主加以侵害，就必然會減少他自己土地的產物，不要多少年，就會使農業家不但不能支付此種苛酷的地祖，而且不能支付應當支付的合理地租。地主應得的地租，只是把先前用於生產總產物或全部產物所必需的一切費用完全付清之後留下來的純產物。因為耕作者的勞動，在付清這一切必要費用之後，還能提供這種純產物，所以在這種學說中，這個階級才被尊稱為生產階級。而且由於同一理由，他們的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稱為生產性費用，團為這種費用，除了補償自身的價值外，還能使這個純產物每年再生產出來。
所謂土地費用，即地主用來改良土地的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尊稱為生產性費用。此等費用的全部及資本的普通利潤，在還未通過增高的地租完完全全還給他主以前，這增高的地租，應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會不應課以什一稅，國王亦不應課以賦稅。不然，就會妨害土地的改良，從而妨害教會自身的什一稅的未來增加，也妨害國王自身的賦稅的未來增加。因為在良好狀態下，此等土地費用，除了再生產它自身全部價值以外，還能在若干時間以後，使純產物再生產出來，所以在這種學說中，它亦被稱為生產性費用。
在這種學說中，被稱為生產性費用的，就只有這三種，即地主的土地費用，農業家的原始費用及每年費用。其他一切費用，其他一切階級人民，即使一般認為最生產的那些人，亦因為這個緣故，被視為是完全不生產的。
按人們一般的見解，工匠與製造者的勞動，是極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的價值的，但在這種學說中，工匠和製造者卻特別被視為完全不生產的階級。據說，他們的勞動，只償還僱用他們的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這種資本乃是僱主墊付給他們的原材料、工具與工資，是被指定用來僱用他們、維持他們的基金。其利潤乃是被指定用來維待他們的僱主的基金。他們的僱主，墊付他們以他們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及工資，也同樣墊付他自己以維持他自己所需的費用。他所墊付的這種維持費，通常和他在產品價格上所希冀的利潤成比例。倘若產品價格不夠償還他為自己而墊付的維持費，以及為勞動者而墊付的原材料、工具與工資，那他就顯然沒有償還他所投下的全部費用。所以製造業資本的利潤，並不像土地的地租一樣，是還清全部費用以後留下的純產物。農業家的資本，像製造者的資本一樣，給資本所有者提供利潤，但農業家能給他人提供地租，製造者卻不能夠。所以用來僱用並維持工匠、製造業工人的費用，只延續——如果可以這樣說——它自身價值的存在，並不能生產任何新的價值。這樣，它是全無生產或不生產的費用。反之，用來僱用農民或農村勞動者的費用，卻除了延續它本身價值的存在，還生產一個新的價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產性費用。
商業資本和製造業資本，同樣是不生產的。它只能延續它自身價值的存在，不能生產任何新價值。其利潤，不過是投資人在投資期間內或收得報酬前為自身而墊付的維持費的補償，換言之，不過是投資所需用費的一部分的償還而已。
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不能有什麼增加。誠然，他們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某特定部分的價值，確有很大的增加，但他們在勞動時要消費原生產物其他部分。他們對這部分的消費，恰好等於他們對那部分的增加。所以，無論在那一個時間，他們的勞動，對全部的價值，也沒有一點的增加。例如，製造一對花邊的人，有時會把僅值一便士的亞麻的價值，提高到三十鎊。乍看起來，他似乎把一部分原生產物的價值，增加了約七千二百倍，但其實，他對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毫無所增。這種花邊的製造，也許要費他二年勞動。花邊製成後，他所得的那三十鎊，只不過補還這二年他給自己墊付的生活資料罷了。他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勞動，對於亞麻所增加的價值，只不過補償這一日、一月或一年他自身消費掉的價值。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對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都沒有一點的增加。他繼續消費的那部分原生產物，總是等於他繼續生產的價值。被雇在這種費用多而又不重要的製造業上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貧窮的。這種現象，可使我們相信，他們製造品的價格，在普通場合，並沒有超過他們生活資料的價值。但就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的工作說，情形就不相同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勞動，除了補還他們的全部消費，和僱用並維持工人及其僱主的全部費用外，還繼續生產一個價值，作為地主的地租。
工匠、製造業工人、商人，只能由節儉來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或按這種學說的說法，只能由克己，即自行剝奪自己生活資料基金的一部分，以增加社會的收入或財富。他們每年所再生產的，只是這種基金。所以，倘若他們每年不能節省若幹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剝奪若幹部分的享受，則社會的收入與財富，就絲毫不能因他們的勞動而有所增加。反之，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卻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資料基金全部，同時仍可增加社會的收人與財富。他們的勞動，除了給自己提供生活資料以外，還能每年提供一種純產物；增加這種純產物，必然會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所以，像法國、英國那樣以地主和耕作者佔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就能由勤勞及享樂而致富。反之，像荷蘭、漢堡那樣以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佔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卻只能由節儉與克己而致富。境況如此不同的國家，利害關係也極不相同，所以普通國民性也極不相同。在前一類國家中，寬大、坦白和友愛，自成為普通國民性的一部分。在後一類國家中，自會養成偏狹、卑鄙和自私心，厭惡一切社會性娛樂與享受。
不生產階級，即商人、工匠、製造業工人的階級，是由其他兩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及耕作者階級——維持與僱用的。這一階級工作的材料，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的生活資料基金，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在工作時所消費的穀物和牲畜，亦由他們供給。不生產階級一切工人的工資以及他們一切僱主的利潤，最終都須由地生及耕作者支付。這些工人和這些僱主，嚴格地說，是地主和耕作者的傭人。他們與家僕的區別，僅為一在戶外工作、一在戶內工作。這兩種人依賴同一主人出資來養活。他們的勞動，都是不生產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總額的價值。它不但不能增加這總額的價值，還是一種必須從這總額中支付的支出。
不過，對於其他二階級，這個不生產階級，不僅有用，而且是大大有用。有了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地主與耕作者才能以少得多的自己勞動的產物，購得他們所需的外國貨物及本國製造品。要是他們企圖笨拙地、不靈巧地親自輸入或親自製造這些東西，那就要花大得多的勞動量。藉著不生產階級的幫助，耕作者能專心耕作土地，不致為其他事務分心。專心的結果，耕作者所能生產的產品便更多了。這種更多的產品，能夠充分補償他們自己和地主僱用並維持這一不生產階級所費的全部費用。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就其本身性質說，雖是完全不生產的，但間接有助於土地生產物的增加。他們的勞動，使生產性勞動者專心於原有職業，即耕作土地，因而增進生產性勞動者的生產力。耕耘這一業務，往往由於不以耕耘為業的人的勞動，變得更簡易，變得更好。
就任何一點說，限制或阻害商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產業，都不是地主及耕作者的利益。這一不生產階級越自由，他們之間各種職業的競爭越激烈，其他二階級所需的外國商品及本國製造品，就將以越低廉的價格得到供給。
壓迫其他二階級，也不可能是不生產階級的利益。維持並僱用不生產階級的，乃是先維持耕作者再維持地主以後剩留下來的剩餘土地生產物。這剩餘額越大，這一階級的生計與享樂，必越得到改進。完全正義、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確立，是這三階級同臻於最高度繁榮的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秘訣。
在荷蘭和漢堡那樣主要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這一不生產階級構成的商業國家中，這一類的人，也是這樣由地主及土地耕作者來維持和僱用的。但其中有一區別，亦只有一區別，即這些地主與耕作者，大部分都離這些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非常的遠，換言之，供後者以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基金的，乃是其他國家的居民，其他政府的人民。
但這樣的商業國，不僅對其他各國居民有用，而且大大有用。其他各國居民，本應在國內找得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但由於國家政策的某種缺點，不能在國內找到他們。有了商業國，這種極其重要的缺陷，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補。
對此等商業國的貿易或其所供給的商品征課高關稅，以妨害或抑制此等商業國的產業，決不是有田地的國家——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利益。這種關稅，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勢必減低用以購買商業國商品的它們自己土地的剩餘生產物或其價格的真實價值。這種關稅的唯一作用是，妨害此等剩餘生產物的增加，從而妨害它們自己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反之，准許一切此等商業國享有貿易上最完全的自由，乃是提高這種剩餘生產物價值，鼓勵這種剩餘生產物增加，並從而鼓勵國內土地改良及耕作的最有效方策。
這種完全的貿易自由，就以下一點說，也是最有效的方策。它在適當期間，供他們以國內所缺少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使得他們在國內感到的那種最重要缺陷，在最適當、最有利的情況下得到填補。
土地剩餘生產物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期，所創造的資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潤率沒在改良土地或耕作土地上。這一剩餘部分，自會改用於在國內僱用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國內的工匠與製造業工人，能在國內找得他們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資料基金，所以，即使技術與熟練程度遠不如人，亦能立即與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必須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所需的材料與生活資料。即使由於缺少技術與熟練程度，他們在一定時間內，不能和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但也許能夠在國內市場上，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製造的貨物，必須由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而且，在他們的技術與熟練程度改進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於是，此等商業國的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將在那些農業國的市場上遇著競爭者，不久以後，就不得不賤賣，被趕出市場。隨著技術與熟練程度的逐漸改進，此等農業國製造品的低廉，將使其製造品在適當時期，推廣到國內市場之外，即椎銷於許多國外市場，並在那裡，按同樣的方式，逐漸把此等商業國的許多製造品排擠出去。
農業國原生產物及製造品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期，所創造的資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潤率，投在農業或製造業上。這一部分資本，自會轉投在國外貿易上，把國內市場上不需要的過剩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運到外國去。在輸出本國生產物時，農業國商人，亦將比商業國商人處於更有利地位，像農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比商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處於更有利地位一樣。後者必須在遠地尋求貨物、原料與食品，前者能在國內找得這些東西。所以，即使他們航海技術較為低劣，他們亦能和商業國商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在外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貨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術，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了。因此，在國外貿易這一部門，他們不久就能和商業國商人競爭，並在相當期間，把此等商人全部排擠出去。
所以，按照這個寬宏制度，農業國要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其他國家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給予最完全的貿易自由。這樣就能提高國內剩餘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不斷增加，就將逐漸建立起來一筆基金，它在相當時期內，必然把所需的各種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培育起來。
反之，倘若農業國以高關稅或禁令壓抑外國人民的貿易，就必然在兩個方面妨害它本身的利益。（一）提高一切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然減低用以購買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本國剩餘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二）給予本國商人、工匠與製造業工人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就提高工商業利潤率，使高於農業利潤率，這樣就把原來投在農業上的資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業去，或使原要投在農業上的那一部分資本，不投到農業上。所以，這個政策在兩個方面妨害農業。（一）減低農產物的真實價值，因而減低農業利潤率；（二）提高其他一切資本用途的利潤率。農業因此成為利益較少的行業，而商業與製造業卻因此變得更有利可圖。各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圖盡可能把資本及勞動從前一類用途改投到後一類用途。
農業國通過這種壓制政策，雖能以比在貿易自由情況下稍大的速度（這大有疑問）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但這是在其尚未十分成熟以前，過早地把他們培育起來（如果可這樣說）。過速地培育一種產業，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產業。對於僅能補償所投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產業，如以過於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產業，即除了補償資本並提供其利潤以外，還能提供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地租的產業。過於急速地鼓勵全不生產的勞動，必然壓抑生產性勞動。
至於按照這個學說，土地年產物全部是怎樣在上述那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麼只補還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那全額的價值，則由這一學說的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魁奈，用一些數學公式表明出來了。在這些公式中，他對第一個公式特別重視，標名為《經濟表》。他想像在最完全的自由狀態下，因而是在最繁榮的狀態下，在年產物能提供最大量純產物，而各階級能在全部年產物中享有其應得部分的情況下，他用第一個公式把想像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接著，有幾個公式，又把在有各種限制及規章條例的狀態下，在地主階級和不生產階級受惠多於耕作者階級的狀態下，在這兩個階級侵蝕生產階級應得部分的狀態下，他所想像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按照這個學說，最完全自由狀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蝕，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會不斷地多少減損年產物的價值與總和，因而使社會收入與財富逐漸減少。減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蝕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而以較速或較緩的程度，日益加劇。這些公式，把這學說認為必和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適應的不同減少程度，表述出來。
有些有思想的醫生，以為人體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運動的正確養生方法來保持，稍有違犯，即將按違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養生方法下，人類身體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狀態，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甚至在一般認為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實，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就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並糾正極不良衛生方法的不良結果。魁奈自己就是一個醫生並且是個極有思想的醫生，他似乎對於國家亦抱有同樣的概念，以為只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制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並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這種政治經濟，雖無疑會多少阻礙一國趨於富裕繁榮的發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國後退。如果一國沒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義，即無繁榮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國能夠繁榮了。幸運的是，在國家內，自然的智慧，對於人類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許多惡影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做糾正，正如在人體內，自然的智慧，有充分準備，來糾正人類的懶惰及無節制的不良結果一樣。
但是，這種學說最大的謬誤，似乎在於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不生產的階級。這種看法的不適當，可由下面的話來說明。
第一，這種學說也承認這一階級每年再生產他們自身每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延續了僱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那種資財或資本的存在。單就這一點說，把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名稱加在他們頭上，似乎很不妥當。只生一男一次來代替父母、延續人類而不能增加人類數目的婚姻．不能稱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誠然，農業家與農村勞動者，除補償維持他們和僱用他們的資財以外，每年還再生產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確比僅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更有生產力，而農民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確比商人、製造業工人與工匠的勞動更有生產力。但是，一個階級的更多的生產，決不能使其他階級成為無生產或不生產的。
第二，無論怎樣說，把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和家僕一樣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適當的。家僕的勞動，不能延續僱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基金的存在。他們的維持與僱用，全由主人出費用；他們所搞的工作，在性質上並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他們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不固定在亦不實現在任何可賣商品上，以補償他們工資及維持費的價值。反之，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在並實現在可賣商品上。因此，在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那一章 中，我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歸到生產性勞動者內，而把家僕歸到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勞動者內。
第三，無論根據何種假設，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都似乎是不妥當的。例如，即使我們假定（像這種學說所假定的一樣），這一階級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費的價值，恰好等於他們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產的價值，亦不能因此便斷言，他們的勞動，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對社會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無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穫後六個月時間，作成了值十鎊的作業，那末即使他同時消費了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實際上亦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了十鎊的價值。在他消費半年收入即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時，他又生產了一個等價值的產品，使他自己或別人能購買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這六個月時間所消費及所生產的價值，不等於十鎊，而等於二十鎊。誠然，無論在什麼時候，只存在著這十鎊的價值，但若這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不為這工匠所消費，而為一兵土或一家僕所消費，那末在六個月終，還存在的那一部分年產物的價值，就比這工匠勞動的場合要少十鎊的價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產的價值，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超過他所消費的價值，但無論在什麼時候，市場上貨物實際存在的價值，都賴有他的生產，能比沒有他生產的場合大。
此種學說的擁護者往往說，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在他們這樣說時，其意思也許只是，他們的收入，或指定供他們消費的基金，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如果他們的話表達得確切些，如果他們只說，這一階級的收入等於這一階級所生產的價值，讀者們也許更容易想到，這一階級從這個收入節省下來的東西，必會多少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但為了要說出一種像似議論一樣的東西，他們不得不照他們本來的說法來說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們所假設一樣，那種議論亦是非常不得要領的。
第四，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如果不節儉，即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和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是一樣的。任何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只能由兩種方法來增加。其一，改進社會上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其二，增加社會上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量。
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改進，取決於：（一）勞動者能力的改進；（二）他工作所用的機械的改進。因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勞動，能比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實行更細密的分工，使每個工人的操作更為單純，所以就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說，這兩種改進都能達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這方面，耕作者階級並不比工匠及製造者階級處於優越地位。
任何社會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必完全取決於僱用有用勞動的資本的增加；這種資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於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的節省額。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耕作者更有節儉儲蓄的傾向，那末他們也就更能夠增加本社會所僱用的有用勞動量，因而更能夠增加本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
第五，即使一國居民的收入，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全由其居民勞動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構成，在其他一切條件都相等的場合，工商業國的收入，亦必比無工業或無商業的國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國通過商業及工業每年能從外國輸入的生活資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雖往往沒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勞動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產物，不僅獲得工作的原料，而且獲得生活資料基金。城市與其鄰近農村的關係，往往即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其他獨立國家的關係。荷蘭就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得到他們生活資料的大部分。活牲畜來自霍耳斯廷及日蘭德；穀物來自幾乎歐洲各個國家。小量的製造品，能購買大量的原生產物。所以，工商業國自然以小部分本國製造品來交換大部分外國原生產物；反之，無工商業的國家，就大都不得不費去大部分本國原生產物，來購買極小部分的外國製造品。前者所輸出，僅能維持極少數人，供應極少數人使用，但所輸入，卻為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及供應品。後者所輸出，是多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但所輸入的卻只是極少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前一類國家的居民，總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後一類國家的居民，卻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資料。
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千真理。因此，凡願細心研討這個極重要科學的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這一學說把投在土地上的勞動，看做唯一的生產性勞動，這方面的見解，未免失之偏狹；但這一學說認為，國民財富非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由社會勞動每年所再生產的可消費的貨物構成，並認為，完全自由是使這種每年再生產能以最大程度增進的唯一有效方策，這種說法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而又毫無偏見的。它的信徒很多。人們大都愛好怪論，總想裝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一學說與眾不同，倡言製造業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也許是它博得許多人讚賞的一個不小的原因。在過去數年間，他們居然組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在法國學術界中，取得了經濟學家的名稱。他們的作品，把許多向來不曾有人好好研究過的題目，提到大眾面前討論，並使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贊助農業，所以對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確有貢獻。就因為他們這種說法，法國農業一向所受的各種壓迫，就有好幾種得到了解脫。任何未來的土地購買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長到二十七年了。往昔國內各省間穀物運輸所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廢除了；輸出穀物到外國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場合，亦由王國的習慣法所確認了。這個學派有許多著作，不僅討論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即討論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而且討論國家行政組織其他各部門。這些著作，都絕對遵循魁奈的學說，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們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學說相同。對於這學說，曾作最明白、最聯貫的闡述的，乃是曾任馬提尼科州長的裡維埃所著《政治社會的自然與基本制度》那一小冊子。這整個學派，對於他們的大師的稱揚，不下於古代任何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稱揚。不過，這學派的大師自己倒是非常謙虛、非常樸質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說，「從有世界以來，有三個大發明在極大程度上給政治社會帶來安定，這些發明，與其他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許多發明無關。第一，是文字的發明，只有它使人類能把其法律、契約、歷史和發明照原樣傳達下去。第二，是貨幣的發明，它使各文明社會聯結起來。第三，是《經濟表》，它是其他二種發明的結果，把這二者的目標弄得齊全，使它們完善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而我們的子孫將從此獲得利益。」
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產業；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採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
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佔有若乾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於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證。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只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大得多。
製造品常常是體積小價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產物更小的費用由一國運至他國，所以在所有國家，它們都是國外貿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員不像中國那麼廣大而國內貿易不像中國那麼有利的國家，製造業亦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設無廣闊的國外市場，那在幅員不大僅能提供狹小國內市場的國家，或在國內各省間交通不方便而國內某地生產物不能暢銷國內各地的國家，製造業就沒有好好發展的可能。必須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全然依賴分工，而製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場範圍的支配，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國外市場，那末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其他一切職業。
古埃及和印度，都把全體人民分成若干階級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襲某一特定職業或某一種類職業。僧侶的兒子，必然是僧侶；士兵的兒子，必然是士兵；農業勞動者的兒子，必然是農業勞動者；織工的兒子，必然是織工；縫工的兒子，必然是縫工；余可類推。在這兩國，僧侶階級占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而農業家及農業勞動者階級，在地位上都高於商人及製造者階級。
這兩國的政府都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古埃及國王為使尼羅河灌溉各地而興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很有名的；其遺跡至今還為旅行者所讚賞。印度古代各王公為使恆河及許多河流灌溉各地而興建的同種工程，雖不如前者有名，但是一樣偉大。所以，這兩國雖亦間有糧食不足情況，但都以糧食豐饒而聞名於世。那裡雖都是人煙極其稠密，但在一般豐年，他們都能輸出大量穀物到鄰國去。
古埃及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許教徒在水上點火，因而不許教徒在水上烹調任何食物，所以實際上就等於禁止教徒作遠海的航行。埃及和印度人都幾乎完全依賴外國航業，來輸出他們的剩餘生產物。這樣的依賴，必然限制市場，所以必然阻害剩餘生產物的增加。而且，它對製造品增加的阻害，在程度上必然大於對原生產物增加的阻害。與最重要部分的土地原生產物比較，製造品需要大得多的市場。一個鞋匠一年可製造三百多雙鞋，但其家屬一年也許不會穿壞六雙。所以，他至少要有五十家像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他，不然，他自身勞動的全部產物即無法售脫。在任何一個大國，即使人數最多的那一類工匠，在國內居民中所佔比例，很少在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上。但在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大國，據一些作家計算，以農業為職業的人數佔全國居民二分之一，據另一些作家計算，則為三分之一，但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作家計算為五分之一以下。英法兩國的農產物，大部分在國內消費，那末照此等計算，每一家農民，只須一家、兩家至多四家像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就可售脫他的全部勞動生產物。所以，農業和製造業比較，更能在市場有限這個不利情況下來維持自己。誠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國市場的狹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內地航運的便利得到補償，內地航運十分有利地給本國各地各種生產物開拓了全國性的市場。而且，印度幅員很大，所提供的國內市場亦很大，足夠支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但在古埃及，則幅員很小，不及英國，所以國內市場總是很小，不能維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以此之故，孟加拉，即通常輸出穀物最多的印度一個省，所以引人注意，與其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穀物，無寧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種類製造品。反之，古埃及雖亦輸出若干製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幾種貨物，但終以輸出大量穀物而聞名於世。有一個長時期，它是羅馬帝國的穀倉。
中國和古埃及的各君主，以及印度各時代割據各王國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絕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種地稅或地租。這種地稅或地租，像歐洲的什一稅一樣，包含一定比例的土地生產物（據說是五分之一），或由實物交付，或估價由貨幣交付；隨各年收穫豐歉的不同，租稅也一年不同於一年。這樣，此等國家的君王，當然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因為他們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盛衰。
古希臘各共和國和古羅馬的政策，重視農業，而不重視製造業和國外貿易；但是，與其說他們直接地、有意識地獎勵前一種職業，無寧說他們妨害後一類職業。希臘古代各國，有些完全禁止國外貿易，有些把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職業，看做有害於人類的體力與精神，使人們不能養成他們在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中所要養成的習慣，使人們不能忍受戰爭的勞苦和戰爭的危險。這種職業被認為只適宜於奴隸，不許國家自由市民從事經營。即使象羅馬、雅典那樣的國家，雖然沒有這種禁令，但事實上，人民大眾還是不許經營今日通常為下層城市居民所經營的各種職業。這一類職業，在雅典和羅馬，全由富人的奴隸經營。此等奴隸，為其主人的利益，經營此等職業。這些富人既有財富和權力，又得到保護，所以貧窮的自由市民，要想在市場上以其產品與此等富人的奴隸的產品競爭，那幾乎是辦不到的。可是，奴隸很少能獨出心裁，一切最重要的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改良辦法，無論是機械方面或是工作安排與分配方面，都是自由人發現的。如果有一個奴隸提出這一類的改良辦法，其主人往往認為此等提議是懶惰的表示，是奴隸想以主人為犧牲而節省自己的勞動。這樣，可憐的奴隸不但不能因此得到報酬，也許還要因此受責罵，甚至受懲罰。所以，與自由人經營的製造業比較，奴隸經營的製造業，同量作業通常需要更大的勞動量。以此之故，後者的產品，通常必比前者的產品昂貴。孟德斯鳩曾說，與鄰近的土耳其礦山比較，匈牙利的礦山雖不更為豐饒，但總能以較小的費用開採，因而能獲取較大的利潤。土耳其的礦山由奴隸開採，土耳其人所知道使用的機械只是奴隸的手臂。匈牙利礦山由自由人開採，並使用許多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機械。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製造品的價格，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我們從這很少的一點知識中可以知道，精製造品似乎是非常昂貴的。絲與金以等重量相交換。當時，絲並非歐洲的製造品，全是從東印度運來的；長程運輸，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價格的昂貴。但據說，當時貴婦人亦往往以同樣高的價格，購買極精緻的麻布，而麻布則大都是歐洲的製造品，至遠亦不過是埃及的製造品。所以，此種高價的原因，就只是生產麻布的勞動所費很大，而此種勞動所費很大的原因，又只是所用機械過於粗笨。此外，精製呢絨的價格雖不這麼昂貴，但比現今的價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訴我們，按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百迪納裡，即三鎊六先令八便士，而按另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千迪納裡，即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必須記住，羅馬磅僅含今日常衡量十二盎斯。誠然，這樣的高價，似乎主要起因於染料。但若呢絨本身價格不比現在高得多，那末這樣昂貴的染料，大概不會用在呢絨上面。這樣，附屬物與主要物價值間的不均衡，就顯得過於巨大了。再據同一作者所說，一種放在靠近桌子的長椅上的毛織枕墊的價格，是難於令人置信的。有些值三萬鎊以上，有些值三十萬鎊以上。這樣高的價格，也沒說是起因於染料。亞巴斯諾博士說，古時時髦男女的服裝，並不像今天有那麼多的花樣。我們在古代雕像中，只能看出極少式樣的服裝，就可證實他的議論。但他從此推論，他們的服裝，總的說來，必較今日低廉。這個結論，卻似乎不甚妥當。在時裝衣服所費很大時，花樣必定很少，但在製造技術及製造業的生產力已經改良，以致任何服裝所費都不很大時，花樣自會多起來。富人們在不能以一件價格昂貴的服裝來炫耀自己時，就自然竭力以許許多多各色各樣的服裝來炫耀他們自己了。
前面已經說過，任何一國的貿易，都以城鄉之間的貿易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門。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資料基金，仰給於農村的原生產物，而以一定部分製成了的、適於目前使用的物品送還農村，作為原生產物的代價。這兩種人之間的貿易，最終總是以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與一定數量的製造品相交換。前者愈昂貴，後者必愈低廉；在任何一個國家，提高製造品價格，就會減低土地原生產物價格，因而就會妨害農業。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或其價格所能購買的製造品量愈小，這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必愈小，對地主改良土地和農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產量的鼓勵，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工匠及製造業工人，就會縮小國內市場，即原生產物的最重要市場，因而就會進一步妨害農業。
所以，為了增進農業而特別重視農業，並主張對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學說，其作用都和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並且間接妨害他們所要促進的那一種產業。就這一點說，其矛盾也許比重商主義還要大。重商主義為了鼓勵製造業及國外貿易，而不鼓勵農業，雖使社會資本一部分離去較有利益的產業，而支持較少利益的產業，但實際上，總算鼓勵了它所要促進的產業。反之，重農學派的學說，卻歸根到底實際上妨害了它們所愛護的產業。
這樣看來，任何一種學說，如要特別鼓勵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把社會上過大一部分的資本技入這種產業，或要特別限制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強迫一部分原來要投在這種產業上的資本離去這種產業，那實際上都和它所要促進的大目的背道而馳。那只能阻礙，而不能促進社會走向富強的發展；只能減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樹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義務。要履行這種義務，君主們極易陷於錯誤；要行之得當，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餘，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
這些義務的適當履行，必須有一定的費用；而這一定的費用，又必須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所以，在下一篇，我將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由對全社會的一般課稅來支付，哪些部分應由對社會內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員的課稅來支付。第二，應由全社會支付的費用，將用各種什麼方法向全社會課稅，而這各種方法的主要利弊怎樣。第三，近代各國政府幾乎都用這種收入的一部分來作抵押以舉債，其理由及原因何在，此種債務對社會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影響又怎樣。所以，下一篇自然而然地分作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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