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使用土地的代價的地租，自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實際情狀所支給的最高價格。在決定租約條件時，地主都設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土地生產物份額，僅足補償他用以提供種子、支付工資、購置和維持耕畜與其他農具的農業資本，並提供當地農業資本的普通利潤。這一數額，顯然是租地人在不虧本的條件下所願意接受的最小份額，而地主決不會多留給他。生產物中分給租地人的那一部分，要是多於這一數額，換言之，生產物中分給租地人那一部分的價格，要是多於這一數額的價格，地主自然要設法把超過額留為己有，作為地租。因此，地租顯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實際情況所能繳納的最高額。誠然，有時由於存心寬大，更經常是由於無知，地主接受比這一數額略低的地租；同樣，有時也由於無知（但比較少見），租地人繳納比這一數額略高的地租，即甘願承受比當地農業資本普通利潤略低的利潤。但這一數額，仍可視為土地的自然地租，而所謂自然地租，當然是大部分出租土地應得的地租。
也許有人認為，土地的地租，不外是地主用來改良土地的資本的合理利潤或利息。無疑地，有些時候，情況可只說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但不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對於未經改良的土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而所謂改良費用的利息或利潤，一般只是這原有地租的附加額。而且改良土地，未必都由地主出資本，有時是由租地人出資本。不過，在續訂租約時，地主通常要求增加地租，好像改良是由他出資本搞的。
有時，地主對於完全不能由人力改良的自然物，也耍求地租。例如，克爾普是一種海草。這種海草一經燃燒，即可成為製造玻璃和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鹼鹽。不列顛幾個地方，尤其是蘇格蘭，都生產這種海草。它生於高潮能達到的岩石上，這些岩石每日被海潮淹沒兩次，所以，生在這些岩石上的海草，絕不是通過人力而增多的。但是，對於以生產這種海草的海岸為界的所有地，地主也要求地租，像他們對谷田要求地租一樣。
設得蘭群島附近，產魚極為豐富。魚成為居民食糧的大部分。但是，居民要從水產物獲利，就不能不住在近海地帶。因此，該地地主所收的地租，就不是和農民由土地上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比例，而是和他由土地和海上這兩方面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比例。這種地租部分是以魚繳納的。魚這種商品價格中含有地租成分是很少見的，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它的實例。
這樣看來，作為使用土地的代價的地租，當然是一種壟斷價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費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數額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繳納的數額成比例。
只有這樣的土地生產物，才能經常送往市場售賣，即其普通價格，足夠補還產物上市所需要墊付的資本，並提供普通利潤。如果普通價格超過這限度，其剩餘部分自然歸作土地地租。若不超過這限度，貨物雖可運往市場售賣，但不能提供地租。價格是否超過這限度，取決於需求。
土地生產物中，有些物品的需求，使得它們在市場售賣的價格，總是超過其原費；有些物品的售價，或是超過或是不超過其原費。前者，總能給地主提供地租；後者，隨著不同情況，有時能提供地租，有時不能提供地租。
所以應當注意，地租成為商品價格構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資與利潤不同的。工資和利潤的高低，是價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卻是價格高低的結果。商品的價格的有高有低是因為這一商品上市所須支付的工資與利潤有高有低。但這商品能提供高地租，能提供低地租，或不能提供地租，卻是因為這商品價格有高有低，換言之，因為這商品價格，是大大超過或稍稍超過足夠支付工費及利潤的數額，或是僅夠支付工資及利潤。
我把本章分為以下三節，專門討論：第一，總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第二，有時能提供有時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第三，這兩種原生產物，彼此互相比較或和製造品比較，在不同改良階段，所自然產生的相對價值上的變動。
第一節 論總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
像一切其他動物一樣，人類的增殖，自然會和其生活資料相稱。所以，對於食物，總是或多或少地有需要。食物總能購買或支配或多或少的勞動量，而願為獲得食物而從事勞作的人，總是可以找得到的。誠然，對勞動支給高工資的結果，食物能購得的勞動量雖與處理得最經濟時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未必相等，但食物總能按照鄰近一帶勞動者的普通生活標準維持一定數量的勞動。
但是，就幾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說，其所產食物，除足夠維持它上市所需的勞動外，還有剩餘。而這剩餘，又不僅僅足夠補償僱用勞動所墊付的資本及其利潤，還留有作為地主地租的餘額。
挪威及蘇格蘭的荒涼曠野，產有一種牧草。以這牧草飼養牲畜，所得的乳汁與繁殖出來的牲畜，除了足夠維持牧畜所需要的一切勞動，並支給牧畜者或畜群所有人的普通利潤外，還有小額剩餘，作為地主的地租。牧場地租，隨著牧場條件的優良程度而增加。優良土地，不但比同面積的劣等土地，能維持更多的牲畜，而且由於牲畜集聚於較小地區，飼養上和收穫上，需要較少的勞動。這樣，地主就從生產物數量的增加以及維持費用的減少這兩方面得到利益。
不問土地的生產物如何，其地租隨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相同；不問其肥沃程度如何，其地租又隨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相同。都市附近的土地，比僻遠地帶同樣肥沃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耕作後者，所費勞動量，與耕作前者所資勞動量雖相同，但僻遠地方產物運到市場，必需較大勞動量。因此，這僻遠地方，必須維持較大數量的勞動，而農業家利潤及地主地租所出自的剩餘部分，勢必減少。但是，前面說過，僻遠地方的利潤率，一般比都市附近高，所以，在這減少的剩餘部分中，屬於地主的部分，必定更小。
良好的道路、運河或可通航河流，由於減少運輸費用，使僻遠地方與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於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僻遠地方，必是鄉村中範圍最為廣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進這廣大地區的開發。同時，又破壞都市附近農村的獨佔，因而對都市有利。連都市附近的農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雖會使若干競爭的商品，運到舊市場來，但另一方面，對都市附近農村的農產物，卻能開拓許多新市場。加之，獨佔乃是良好經營的大敵。良好經營，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才得到普遍的確立。自由和普遍的競爭，勢必驅使各個人，為了自衛而採用良好經營方法。將近五十年前，倫敦近郊一些州郡，曾向議會請願，反對徵收通行稅的道路擴展到僻遠州郡。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樣那些僻遠州郡，由於勞動低廉，它們的牧草和穀物，將以比附近州郡低的價格在倫敦市場出賣，倫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將因此下降，而他們的耕作事業，將因而衰退。然而，從那時起，他們的地租，卻增高了，而他們的耕作事業，也改善了。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為人類生產的食物，比最上等同面積牧場所生產的多得多。耕作谷田，雖需大得多的勞動量，但在收回種子和扣除一切勞動維持費用以後所剩餘的食物量，也大得多。所以，一磅家畜肉的價值，如果一向都沒被認為大於一磅麵包的話，那末上述較大的剩餘到處都具有較大的價值，而且是農業家利潤及地主地租所以出的較大基金。在農業幼稚初期，情況似乎普遍如此。
但這兩種食物即麵包與家畜肉的相對價值，在不同農業發展時期，大不相同。在農業幼稚初期，國內絕大部分未曾開闢的土地，都用於收畜。家畜肉比麵包多，而麵包這食物成為極大競爭的對象，因而可賣得極大價格。據烏洛阿說，在阿根廷首都，四五十年前，一頭牛的普通價格為四里爾，合英幣二十一便士半，而且購買時，可在二三百頭的牛群中隨意選擇。烏洛阿授說到麵包價格，這大概是因為麵包價格並沒有什麼值得敘述的地方。他又說，那邊一頭牛的價格，幾乎和捕獲它所費的勞動相等。但無論在那裡，栽種穀物，就得使用很大勞動量，而阿根廷位於拉普拉塔河上，拉普拉塔河當時成為歐洲至波托西銀礦的直接通路，在這樣一個國家，其勞動的貨幣價格，不可能很低廉。但當國內大部分地區成為耕地的時候，情形卻完全兩樣了。這時，麵包比家畜肉多，競爭既轉變了方向，家畜肉價格就變得比麵包高。
加之，耕地擴大，未開闢原野，就不夠供應家畜肉的需求。許多耕地，必須用於飼養牲畜。所以牲畜價格，不但要足夠維持飼養所需要的勞動，而且要足夠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時地主所能收得的地租及農業家所能收得的利潤。可是，荒野地上所飼養的牲畜，與改良地上所飼養的牲畜，在同一市場，比照品質和重量，以同一價格出售。荒野地所有者，就乘此良機，按照其牲畜的價格，增加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世紀以前，蘇格蘭高地許多地方的家畜肉價格，和燕麥麵包的價格相等，甚或較為低廉。後來，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蘇格蘭高地的牲畜在英格蘭得到了市場。現在，蘇格蘭高地家畜肉的普通價格比本世紀初大約高三倍，而高地許多土地的地租在這一時期內增加三四倍。今日不列顛各地，最上等家畜肉一磅約值最上等白麵包二磅以上，而在豐年，有時值最上等白麵包三磅乃至四磅。
所以，隨著改良的進展，未改庭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已改良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的支配，而已改庭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又受谷田的地租與利潤的支配。穀物每年收穫一次，家畜肉卻需四五年工夫，才有收穫。因此，同是一畝土地，家畜肉的出產額，比穀物出產額少得多，家畜肉較低的產量必須以較高的價格得到補償。假若價格的優越程度，超過了這限度，那末就有更多的谷田，改為牧場；假若價格的優越程度，沒達到這限度，那末已用作牧場的土地，一部分又必改為谷田。但是，必須知道，牧草和穀物在地租和利潤上這樣的均等，直接生產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產人類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潤上這樣的均等，只在大部分土地已經改良的國家，才會發生。就某些地方說，情形卻完全兩樣，牧場的地租和利潤，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潤高得多。
在大都市附近，對牛乳及馬糧的需求，以及家畜內的高價，使牧草價格增高得超過它對穀物價格的自然比例。很明顯，這種地方性利益決不會擴及到僻遠地區。
某些國家的特殊情況，有時使其人口變得非常稠密，以致這些國家所有土地，像大都市附近地域一樣，所生產的牧草及穀物，不夠滿足共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其土地，主要用以生產那容積較大、不易由遠方輸來的牧草，而人民所食的穀物，則仰給於外國。現今荷蘭正處在這樣的狀態。在古羅馬繁榮時代，古意大利都把大部分土地，用來生產牧草。據西西羅說，老伽圖曾說：「經營私有土地所得的利潤與利益，以善於飼養為最，佔第一位；差可人意的飼養，佔第二位；不善的飼養，佔第三位。」他把農耕的利潤與利益，列為第四位。古羅馬常把穀物無代價地或極低價地分配其人民，結果大大阻害部近古羅馬的古意大利地域的耕作。這種穀物，來自被征服省分。這些被征服省分，有的不納賦稅，但須將產物十分之一，以每配克六便士的法定價格賣給共和國。共和國以這穀物廉價配售人民，這必然使羅馬舊領土的穀物，在羅馬市場上跌價，因而必然妨害其穀物耕作。
此外，在以穀物為主要產物的開闊地方，圈圍草地的地租往往比附近谷田的地租高。圈圍便於飼養耕畜，而圈圍地這樣高的地租，並不是由於草地生產物的價值，而是由於利用耕畜耕作的谷田生產物的價值。假若鄰近土地全被圈圍，那高地租就會跌落。現在蘇格蘭圈圍地地租的高昂，似乎由於圈圍地太少，圈圍地一增加，其地租大概就會下降。圈圍土地，對牧畜比對耕作更有利。它不但可節省看守牲畜的勞動，也使牲畜由於不受守護人或守護狗的驚擾，吃得更好。
但在沒有這種地方性利益的地方，收地的地租和利潤，自不免要受適宜於耕種穀物或共他一般榕物性食品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潤的支配。
同一面積的土地，僅僅使用天然牧草，所能飼養的牲畜使比較少，而使用蕪青、胡蘿蔔、包菜等人工牧草，或使用其他已經用過的方法，所能飼養的牲畜便比較多，這樣就可使進步國家中家畜肉本來高於麵包的價格，稍稍降低。而且，事實上似乎如此；至少，可以相信，倫敦市場上家畜肉對麵包的相對價格，現今比前世紀初葉低得多。
伯奇博士在他所著《亨利親王傳》的附錄中，詳記這親王日常支付的家畜肉的價格。重六百磅的牛一頭，通常只費他九鎊十先令，即每百磅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親王是在1612年11月6日，他十九歲時死的。
1764年3月，議會曾調查當時食品價格高騰的原因，在這次搜集的許多證據中，有一個弗及尼亞商人證言：他於1763年3月備辦船上食物，支付每百磅牛肉二十四先令至二十五先令的價格，他認為這是普通價格，而在物價高的年度，即1764年，對於同質同量的牛肉，他卻支付二十七先令。但是，1764年這樣高的價格，卻比亨利親王所付的日常價格還低四先令八便士；應當指出，為遠道航海而購買的適於醃藏的牛肉，一定是最好的。
亨利親王所支付的價格，等於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包括上等或下等肉塊的平均價格。所以，推算起來，當時零售的上等肉，每磅不可能少於四便士半或五便士。
在1764年議會作調查時，作證人都說，當時上等牛肉的上好肉塊的零售價格每磅為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肉塊的價格，每磅由七個銅元到二便士半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們說，一般地說，此種價格比三月間的普通市價，每磅約高半便士。但是，連這樣高的價格，也比亨利親王時代的普通零售價低廉得多。
前世紀頭十二年間，溫莎市場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每亨特（合九溫徹斯特蒲式耳）為一鎊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然而，在1764年前十二年（包括1764年）內，同一市場上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每亨特為二鎊一先令九便士半。
因此，小麥價格在前世紀頭十二年內，比它在1764年前的十二年（包括1764年在內）內低廉得多，而家畜肉價格卻高得多。
在一切大國中，大部耕地，都用來生產人類的糧食或牲畜的糧食。此等土地的地租和利潤，支配其餘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潤。假若用以生產某種特殊生產物的土地，提供了比上越少的地租和利潤，那種土地，馬上就會改作谷田或牧場。若能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潤，那末部分谷田或收場不久就改用來生產那特殊的生產物。
為使土地適合於那特殊生產物的生產，或最初要花比谷田或收場所要花的更大改良費用，或每年要花更大的耕作費用。較大的改良費用，一般提供較大的地租，而較大的耕作費用，一般也提供較大的利潤。這樣增高的地租和利潤，往往只是較大費用的合理利息或報酬。
就栽植忽布花、果樹及蔬菜的土地說，地主的地租和農業家的利潤，一般比谷田或草地大。但是，使土地適合於這種栽植，需要有更大的費用，所以應給與地主以更大的地租。此外，這種土地，需要更細心和更巧妙的使用，所以應給農業家以更大的利潤。況且，這些作物，至少是忽布和水果的收成，很不確定，所以，其價格必須提供類似保險的利潤的某種東西，以補償一切意外損失。種園者的平凡境遇，使我們確信，他們的大技能，很少得到過大的報酬。許多有錢的人為著自娛都從事種園者那種愉快作業。所以，以種園謀利，得不到很大利益，因為那些應該成為他們產物的最好顧客的都自己種植各種珍貴花木。
地主從這種改良所享得的利益，似乎都僅僅足以補償改良所花的費用。就古代耕作說，除葡萄園外，農場中能提供最有價值產物的部分，似乎是便於澆水的菜園。但是被古代人曾為農業技術之父的德莫克里特斯，在二千年前，寫了關於這方面的著述。他認為，把菜園繞以圍牆，是不聰明的辦法，因為菜園的利潤，不能補償其石牆的費用，而磚塊（我想那種磚塊是指由日光曬乾的一種）一經風雨毀壞，就需要修補。科倫麥勒引用德莫克里特斯的話，不加反駁，但提倡使用由荊棘和茨作成的籬笆。他說，根據他的經驗，那是既持久又不易侵入的柵欄，然而在德莫克里特斯時代，一般人民似乎還不懂得這個圈圍方法。科倫麥勒這意見，首先為瓦羅推薦，以後又為帕拉迪阿斯採用。根據這些古代農事改良者的意見，菜園生產物的價值，似乎只稍稍超過特殊栽培和澆水的費用。靠近太陽的國家，那時和現在都認為，應掌握水源，把它導入園地。歐洲今日大部分地方的菜園，依舊採用科倫麥勒提倡的圍籬方法。在不列顛及其他北方國家，不借助於圍牆，就不能獲得優庭的果實。所以，它們的優良果實的價格，必須償付其生產上所不可少的圍牆建築費和維持費。常常用果樹圈圍菜園，這樣就使不能從生產物來補償圍牆建築費和維持費的菜園，也得到圈圍的好處。
種植適當而培養完善的葡萄園，乃是農場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似乎是古代和現代一切葡萄酒產國都承認的農業上無可置疑的原理。但據科倫麥勒說，種植新葡萄園有無利益，卻是古代意大利各農業家間爭論紛壇的問題。科倫麥勒和一個確實愛種新奇榕物的人一樣，決然贊同種植新葡萄園，並通過利潤與費用的比較，力圖證明，種植新葡萄園是一種最有利益的農事改良。然而，關於這種新產業計劃中利潤與費用的比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農業中尤其如此。如果這種種植所得的利益，都是象科倫麥勒所想像的那麼大，那末關於這問題，就不會有那種爭論。直到現今，在葡萄酒產國中，這還是爭論紛壇的問題。這些國家的農事作家，即高級耕作的愛好者和鼓吹者，和科倫麥勒一樣，都決然贊同栽種新葡萄園。法國舊葡萄園所有者阻止種植新葡萄園的焦急心情，似可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見，並表示那些有經驗的人，都覺得現今在那個國家種植葡萄，比栽種其他任何植物，更有利可圖。可是，同時似乎也表示，從另一方面看來，葡萄園的優越利潤，如果不受限制葡萄自由培植那些法律的庇護，就不能持續下去。1731年，舊葡萄園所有者，得到以下敕合：凡未經國王特許，新葡萄園的種植，停種二年以上的葡萄園的續種，都在禁止之列。要得國王這種特許，又須先請州長查驗，證明這土地不適宜於任何其他耕作。據說，當時發佈這敕令的理由，是穀物、牧草的缺乏和葡萄酒的過剩。但是，葡萄酒過剩，如確係事實，那末它就會使這種種植的利潤降落到牧場和谷田的利潤的自然比例以下，這樣無須上述敕令便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園的種植。關於所謂葡萄園增加，招致了穀物缺乏，我們知道，就法國說，在土地適宜於生產穀物的葡萄產州，穀物耕種得比其他各州更精細，在勃艮策和吉延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種耕作事業僱用很多勞動者，必然給另一種耕作事業的產品提供了好市場，從而鼓勵另一種耕作事業。減少能購買葡萄酒的人數，無疑是最浪有效果的獎勵穀物耕作事業的方策。這方策簡直等於通過阻遏製造業來促進農業的政策。
因此，那些作物，需要有較大土地改良費用，使土地適合於栽種，或需要有較大的每年耕作費用，其地租和利潤，縱使往往大大超過穀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潤，這超過額如果僅足抵償高的費用，那末其地租和利潤，實際上是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潤的支配。
誠然，有時也發生這樣的情況，適合於栽種某特殊作物的土地過小，不夠供應其有效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那生產物全部，都可售給願出比一般略高的價格的那些人，他們所出的價格，稍稍超過這作物生產以至上市，按地租、工資和利潤的自然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在這種價格中，除去改良及耕作的全部費用後，所剩餘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只在這種情況下，可不和穀物或牧草的同樣剩餘部分保有正常的比例，而且可在任何程度上超過。這超過額的大部分，自然歸於地主。
必須知道，葡萄酒的地租利潤對穀物牧草的地租利潤的普通和自然比例，只在生產好的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園才會有。這種葡萄園的土壤，或是輕鬆，或是含有砂礫，或是含有沙。而所產葡萄酒，除濃度與適合衛生外，又無可以稱道的特色。國內普通土地，只能和這種普通葡萄園相提並論，至於有特殊品質的葡萄園，那顯然非普通土地所可同日而語了。
在一切果樹中，從葡萄樹最易受土壤差異的影響。據說，來自一種特殊土壤的特殊美味，決不是在另一種土壤上，通過人工所能做到的。這種現實上或想像上的美味，有時僅為幾個葡萄園產物所特有，有時為小區域中絕大部分葡萄園所共有，有時又為一大州中大部分葡萄園所共有。這種葡萄酒在市場上出售的全量，不夠供應共有效需求，即不夠供應那些願支付，為產制和運輸這種葡萄酒，按一般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或按上般葡萄園所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的人的需求。因此，這全量可賣給願支付更高價格的人，這必然會把這種葡萄酒的價格抬高到超過普通葡萄酒的價格。這兩種價格相差的大小，要看這種葡萄酒的流行性與稀少性所激起的購買者競事程度的大小而定。但無論相差多少，其差額的大部分，歸於地主。雖然這種萄葡園，在栽培土，一般都比其他葡萄園更為謹慎周到，但其較高的價格，與其說是慎重栽培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慎重栽培的原團。就生產此種高價產物說，由怠慢而產生的損失非常的大，所以，即使最不小心的人，也不得不注意。因此，這高價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夠支付生產上額外勞動的工資和額外資本的利潤。
歐洲各國在西印度佔有的蔗田，可與這高價的葡萄園相比擬。蔗田的全部產量，不夠滿足歐洲人的有效需求，所以，這全部產量，只能賣給願以超過這產品生產和上市，按其他任何產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的價格而購買的人。據熟悉交趾支那農事的波佛爾氏說，交趾支那最上等精製白糖價格，通常為每昆特爾三皮亞斯特，合英幣十三先令六便士。那邊所謂昆特爾，合巴黎的一百五十磅到二百磅，平均相當於巴黎一百七十五磅。以英衡計，每百磅約八先令。這與我們從我們殖民地輸入的紅糖或粗砂糖通常支付的價格比較，不及四分之一，與最上等精製白糖比較，價格也不及六分之一。交趾支那大部分農地，是用來生產大多數國民所食的米麥。那裡，米麥和砂糖的價格，也許具有自然的比例，即大部分農地各種作物，自然而然地成比例，使各地主和各農業家，都得到盡可能按通常原始改良費用和每年耕作費用計算的報酬。但我國蔗田殖民地的砂糖價格，對歐美稻田或麥田的生產物價格，卻沒有這種的比例。據說，甘蔗栽培者，常常希望以糖酒及糖蜜兩項，補償所有的栽培費，而從全部砂糖作為純利潤。就我說，不敢冒昧確認此系事實，設其如此，正如穀物耕作者希望以糠蒿二項，補償其耕作費用，而以全部谷粒作為純利潤。我常常看見，倫敦及其他都市的商人團體，收買我國蔗田殖民地的荒地，托代辦人或代理人從事改良和耕作，期獲利潤；雖然距離遙遠，而當地司法行政又不健全，不能保障他們的確定收入，他們亦在所不顧。而在蘇格蘭、愛爾蘭或北美產谷區域的最肥沃土地，誰都不想用同一方法來改良和耕作，雖然這些地方司法行政完善，他們可望得到比較正常的收入。
在北美的弗及尼亞和瑪利蘭，由於栽種煙草更為有利，所以，人們情願種煙草，不願種穀物。在歐洲大部分，栽種煙草，也獲得利益，但是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以煙草為主要課稅對象，而國內要是栽種煙草，對各栽種地徵稅，比對輸入煙草課關稅較為繁難，於是大多數地方，竟因此以不合理的命令，禁止栽種煙草。結果，允許栽種煙草的地方，便取得了一種壟斷，而弗及尼亞和瑪利蘭的煙草生產量最大，所以它們雖有若干競爭者，卻享受這種壟斷的大部分利益。可是，栽種煙草，似不像栽種甘蔗那麼有利。我從來不曾聽過，居住不列顛的商人，投資改良和培植煙草園。以種煙草發財，由殖民地返國的，也不像由我們蔗島，以生產砂糖發財而返國的那麼常見。從殖民地居民樂於栽種煙草、不願栽種穀物這一事實看來，歐洲對煙草的有效需求，似未全部得到供給，但煙草的供給，也許比砂糖的供給更接近於有效需求。現在，煙草的價格，也許超過煙草產制和上市，按谷田一般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與利潤，但其超過額必定小於現今糖價的超過額。因此，我國殖民地的煙草種植者，像法國舊葡萄園所有者那樣，都害怕生產過剩。於是，通過議會法會，限定年齡十六歲到六十歲的黑奴一人，只得栽培煙草六千本，他們認為六千本可出煙草一千磅。他們計算，每個黑奴，除生產這數量煙草外，還能耕作玉蜀黍耕地四畝。道格拉斯搏土告訴我們（我想他的話未必可靠），他們為防止市場供給過剩，在豐年有時把每個黑奴所生產的煙草，燒去若干，像荷蘭人把他們所生產的香料燒去若干一樣。如果維持現今煙草價格，需要採用這種過激辦法，那末，栽種煙草優於栽種穀物的好處，即使目前還多少存在，恐怕不會長久繼續下去。
由此可見，生產人類糧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著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產物所提供的地租，不會長久低於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因為那土地定會立即改為他用；要是任何特殊產物所提供的地租，通常高於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那是因為適合於這產物的土地過少，不能供應其有效需求。
在歐洲，直接充作人類糧食的土地生產物是五穀。所以，除位置特殊外，歐洲谷田的地租，支配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國不必羨慕法國的葡萄園，也不必羨慕意大利的橄攬園。因為葡萄與橄攬，如非佔有特殊位置，其價值亦須由穀物價值規定，而在穀物生產上，英國土地的肥沃，並不比這兩國土地差得多。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國民一般愛吃的植物性糧食，不是穀物，而是另一種植物，並假定在這國家普通土地上，通過和谷田耕作相同或幾乎相同的耕作，所能產出的這種植物量，卻比最肥沃谷田所生產的多得多，那末，地主的地租，換言之，支付勞動工資並扣回農業家資本及其普通利潤後所剩餘的食物量，必然大得多。不論這國家維持勞動的普通工資是怎樣，這較大的剩餘量，總能維持較大的勞動量，而地主因此也就能購買或支配更多的勞動量。他的地租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對於他人勞動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權，必定大得多。
稻田所產的食物量，比麥田所產的大得多。據說，稻田每畝，普通每年收穫二次，每交三十蒲式耳到六十蒲式耳。雖然耕種稻田，通常需要更多的勞動，但其生產量，除了維持勞動以外，還有更多的剩餘。因此，在以米為普通愛好的食物，而耕作者主要也是靠米維持生活的產米國家，地主從這更大的剩餘所得的，比產麥國地主所得的多。在卡羅林納和英領其他殖民地，耕作者一般兼有農業家和地主身份，因此，地租與利潤混淆；當地稻田雖每年只收穫一次，而當地人民根據歐洲普通習慣，不以米為普通愛好的植物性食物，但都認為耕種稻田，比耕種麥田更為有利。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澤地，而且有一季充滿著水。它不適宜於種麥，不適宜於作牧場，不適宜於作葡萄園，實則除種稻外，不適宜於栽種任何對人類有用的植物性食物。而適於那些用途的土地，也不適宜於種稻。所以，即在產米國中，稻田的地租，不能規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為其他耕地不能轉為稻田。
馬鈴薯地的產量，不亞於稻田的產量，而比麥田的產量大得多。一畝地生產馬鈴薯一萬二千磅，並不算怎麼優異的產量，一畝地生產小麥二千磅，卻算是優異產量。誠然，馬鈴薯所含水分很大，從這兩種植物所得的固體滋養料，不能與其重量成比例。但是，從馬鈴薯這塊根食物的重量中，即使扣除一半作為水分——這是很大的扣除——，一畝地的馬鈴薯，仍有六千磅固體滋養料，仍三倍於一畝麥地的產額。況且，耕作一畝馬鈴薯的費用，比耕作一畝麥地的費用少，而就麥地在播種前通常需要的犁鋤休種說，所費就超過栽種馬鈴薯的鋤草及其他特殊費用。所以，這塊根食物，如果在將來成為歐洲某地人民的普通愛好食物，正如米在一些產米國家成為人民的普通愛好食物那樣，使得栽培馬鈴薯的土地面積在全耕地中所佔的比例，等於現今栽種小麥及其他人類食用穀物的土地面積在全耕地中所佔的比例，那末同一面積的耕地必能養活多得多的人民。而且，勞動者如果一般都靠馬鈴薯過活，那末在生產中，除了扣回耕作資本及維持勞動外，還有更大的剩餘。這剩餘的大部分，亦將屬於地主。人口就會增加，而地租也會增高，大大超過現今的地租。
凡適於栽種馬鈴薯的土地，亦適於栽種其他一切有用植物。假如馬鈴薯耕地，在全部耕地中所佔比例，和今日谷田所佔比例相同，那末馬鈴薯耕地的地租，就將像今日谷田地租那樣，規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我聽說，蘭開夏某些地方認為，勞動人民吃燕麥麵包，比吃小麥麵包，肚子更飽。而在蘇格蘭，我也聽到同樣的話。我對於此種傳聞，總覺有點疑問。吃燕麥麵包的蘇格蘭普通人民，一般地說，不像吃小麥麵包的同一階級英格蘭人民那麼強壯，那麼清秀；他們既不像英格蘭人那麼起勁地工作，也不像英格蘭人那麼健康。由於在這兩地上流人中間沒有這種差異，經驗似乎告訴我們，蘇格蘭普通人民的食物，沒有英格蘭普通人民的食物那麼適合於人類的體質。但就馬鈴薯說，情形卻完全兩樣。倫敦的轎夫、腳夫和煤炭挑夫，以及那些靠賣淫為生的不幸婦女（也許是英國領土中最強壯男子和最美麗女子），據說，這些人的大部分，來自一般隻馬鈴薯為食物的愛爾蘭最下級人民。馬鈴薯提供最明確的證據，證明它含有營養素，而且特別適合於人類的體質。
馬鈴薯很難保存一年，而且不可能像穀物那樣貯藏二三年。不能在腐爛以前賣出的恐懼，使人不想栽種馬鈴薯，而在任何大國，馬鈴薯不像麵包那樣，成為各階級人民的主耍植物性糧食，這也許是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節 論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
在各種土地生產物中，似乎只有人類食物是必然提供地租的；其他生產物，隨著不同情況，有時提供地租，有時不提供地租。
人類最需要的東西，除了食物，就是衣服及住宅。
在原始自然狀態下，土地在衣服及住宅材料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比在食物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多得多。但在進步狀態下，土地在前一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有時卻比在後一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少，至少，就人們需要衣服住宅材料和願意支付代價這二方面說，是如此。所以，在原始自然狀態下，衣服和住宅材料總是過剩，因而沒有多少價值，甚或完全沒有價值。在進步狀態下，此等材料往往缺乏，其價值於是增大。在前一場合，大部分衣住材料，由於無用被拋棄，而使用部分的價格，可以說只等於改造這些材料使其適於人用所花的勞動與費用。因此，對於地主，自不能提供地租。在後一場合，這些材料全被使用，而且往往求過於供。於是，對於此等材料的任何部分，總有人願意以超過其產制和上市的費用的價格來購買。所以，此等材料的價格，對地主總可提供若干地租。
原始的衣服材料，乃是較大動物的皮。所以，只那些動物的肉為主要食料的狩獵和牧畜民族，在獲取食料時，就獲得了他們自身穿不了的衣服。如果沒有對外貿易，那末此等多餘材料，便看作無價值東西而被拋棄。就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的北美狩獵民族說，情況大抵如此。現在，他們以過剩的毛皮和歐洲人交換毛氈、火器和白蘭地酒，這樣就使他們的毛皮具有若干價值。我相信，在現在世界的通商狀態下，即使最不開化的民族，只要土地所有制業已確立，就在一定程度上有這種對外貿易，他們在國內土地生產但不能在國內加工或消費的衣服材料，在較富裕的鄰國中，找到那樣的銷路，以致此等材料的價格，抬高到超過其運輸費用。於是，此等材料的價格，就給地主提供了若干地租。當蘇格蘭高地牲畜的大部分，在內部丘陵地帶消費的時候，獸皮成為輸出的最主要商品，換回其他物品，這樣就稍稍增加了高地土地的地租。以前，英格蘭不能在本國加工或消費的羊毛，也在當時更富裕和更勤勞的弗蘭德人的國家裡找到了銷路，其售價對羊毛產地也提供了若干地租。然而，在耕作狀態不比當時英格蘭及今日蘇格蘭高地更為進步，又無對外貿易的國家，衣服材料顯然是那麼過剩，以致有一大部分由於無用而被拋棄，那就不能給地主提供地租。
住屋材料，未必都能像衣服材料那樣容易運往遙遠地方，因而，也不像衣服材料那樣容易成為國外貿易的對象。即使在今日商業狀況下，也常常如此。在住屋材料生產過剩的國家，這些過剩材料，不能給地主提供什麼價值。倫敦附近的良好石礦，提供了相當大的地租，而蘇格蘭和威爾土許多地方的石礦，卻不提供地租。在人口稠密農耕進步的國家中，用於建築的無果樹木，價值很高，其產地提供了相當大的地租，而在北美許多地方，樹木產地的所有者，卻不但得不到地租，如果有人願意採伐並運去他的大部分大樹，他還會非常感謝。蘇格蘭高地有些地方，由於缺少公路和水運，所以能向市場運送的只有樹皮，而木材則隨地委棄，聽其腐爛。當住屋材料是那麼過剩的時候，實際上被使用的那一部分的價值，也不過等於加工時所花的勞動和費用。這一部分，對地主不提供地租。然而當鄰近富裕國民，有住屋材料的需要時，又當別論。例如，倫敦街道的鋪石，曾使蘇格蘭海岸一部分不毛岩石的所有者，從向來不提供地租的岩石收到地租。又如，挪威及波羅的海沿岸的樹木，在不列顛許多地方找到了國內找不到的市場，於是這些樹木給其所有者提供了若干地租。
國家的人口，不和它們衣住材料所能供給的人數成比例，而和它們食物所能供給的人數成比例。食物要是得到供給，那就不難找到必要的衣服及住宅。但是，有了住宅衣服，往往不易找到食物。即在不列顛許多地方，只一人一日的勞動，也能造成稱為住宅的簡單建築物。把獸皮製成最簡單的衣服，只需要一天多的勞動。就野蠻或未開化民族說，為獲得這種衣服及住宅，所費不過佔全年勞動百分之一。而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用於獲取食物，往往只勉強夠用。
但由於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結果，一家的勞動，能供給二家的食物，於是半數人口的勞動便足以生產供給全社會的食物，所以共余半數，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勞動，能用來生產其他物品，即用以滿足人類其他慾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傢具，以及所謂成套的應用物品，便是大部分這些慾望和嗜好的主要對象。富人所消費的糧食，並不比他窮苦鄰人所消費的多。在質的方面，也許大不相同，選擇和烹調富人的糧食，可能需要更大的勞動和技術，而在量的方面，幾乎相同。但是，我們且把富人堂皇的邸宅，巨大的衣櫥，和貧民的陋屋敝衣比較一下罷；這兩者，不論在質的方面、量的方面，都會令人感到極大的差異。各個人食慾，都受胃的狹小容量的支配，而對於住宅、衣服、傢具及應用物品的欲求，似乎卻無止境。所以，對自己所消費不了的剩餘食物有支配權的人，一定願意用剩餘食物或其代價來交換足以滿足其他慾望的東西。用滿足有限慾望以後的剩餘物品，來換取無限慾望的滿足。另一方面，窮人為取得食物，竭力勞作，以滿足富人此等嗜好；而窮人為使自己的食物供給較有把握，往往相互競爭，使其作品，益臻完善，益趨低廉。勞動者人數，隨食物量增大而增加，換言之，隨土地改良及耕作的進步而增加。由於他們工作的性質容許極度的分工，所以他們能夠加工的原料的數量增加得比他們的人數多得多。因此，人類發明才能在建築物、衣服、應用物品或傢具上有用的或作為裝飾品使用的各種原料，甚至地中的化石、礦產、貴金屬和寶石，都有了需要。
這樣看來，食物不僅僅是地租的原始來源，而後來求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產物說，其價值中相當干地租的部分，亦來自生產食物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勞動生產力這樣的增進，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結果。但是，那些到後來才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的生產物，並不一定都能提供地租。即使土地業已改良並耕作的國家，對這類土地生產物的需求，未必都達到那樣的程度，以致其價格，除了支付工資，償還資本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還有剩餘。這類生產物是否能提供地租，要看各種情況而定。
例如，煤礦能否提供地租，部分要看它的產出力，部分要看它的位置。
礦山的產出力是大還是小，要看使用一定數量勞動、從這礦山所能取出的礦物量是多於或是少於使用等量勞動從大部分其地同類礦山所能取出的數量。
有些煤礦，位置很便宜，但由於產出力過小，不能開採。其生產物，不能償還費用。這樣的煤礦，不能提供利潤，也不能提供地租。
有些煤礦的產出物，僅夠支付勞動工資，償還開礦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企業家由這種煤礦，能期待若干利潤，地主卻不能由此得到地租。所以，像這類煤礦，除了地主自己開採，投下資本，可期得到普通利潤外，其餘任何人，都不能經營有利。蘇格蘭有許多煤礦，由地主親自經營。這些煤礦，不能由他人經營，因為沒有地租，地主不許任何人採掘，而任何人採掘，也不能付給地主以地租。
蘇格蘭還有些煤礦，產出力很大，但由干位置不好，不能進行採掘。足夠支付開礦費用的礦山產量，有時雖可使用一般勞動量或比一般少的勞動量採掘出來，但在人口稀少，而缺少公路或水運的內地，這麼多的礦產，將無法賣出。
和木柴比較，煤炭是比較不適意的燃料，據說，還是比較不合衛生的燃料。在消費煤炭的地方，其費用一般要比木柴的費用少。
此外，木柴價格，幾乎像牲畜價格一樣，隨農業狀態的變動而變動，其變動的原因，和牲畜價格變動的原因，完全相同。在農業幼稚狀態下，各國大部分地方都是樹木。那些樹木，在當時地主眼中，全是毫無價值的障礙物，如果有人願意採伐，他定然是歡喜不過的。後來，農業進步，那些樹木，部分由於耕作發達而被砍去，部分由於牲畜增加而歸於毀滅。牲畜頭數增加的比例，和全由人類勤勞而獲得的穀物增加的比例，雖不相同，但在人類的注意和保護下，牲畜也繁殖起來。人類在豐饒的季節，預先給牲畜貯藏食料，以備在缺少季節使用，樣樣人類給牲畜提供的食物量，就此未開發的自然所提供的多。人類給牲畜剷除敵害，使它們能安然自由享受自然所給與的一切。許許多多畜群，隨意放牧森林，森林中的老樹，雖不受到損害，但幼樹卻受到摧殘。其結果，在一二世紀後，整個森林歸於毀滅。這樣，木柴的不足，抬高了木柴的價格。這價格，給地主提供了很好的地租。地主有時覺得，從最好土地栽植無果樹木，更為有利，而大的利潤，往往足夠抵消其收入的遲緩。這似乎是現今不列顛境內許多地方的情況，在這些地方，格林的利潤，被認為和谷田或種牧草的利潤相等。不過，地主由植林所得的利益，不論何處，至少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不能超過谷田或牧場的地租，而在耕作進步的內地，其利益往往比此種地租少得多。在土地改良得很好的海岸，作為燃料的煤炭，要是容易得到供給，那末建築木材由耕作事業較落後的外國輸入，往往比本國生產更為便宜。愛丁堡最近數年建築的新城市，也許沒有一根木材是蘇格蘭產的。
不論木柴的價格是怎樣，如果一個地方燒煤炭的費用，和燒木柴的費用幾乎相等，那末我們可相信，在那情況下，煤炭在那地方的價格就達到最高的水平。英格蘭內地某些地方，特別是牛津郡，情況似乎就是如此。牛津郡普通人民的火爐中，通常都混用木柴與煤炭，可見這兩種燃料的費用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在產煤國家，任何地方的煤炭價格，都比這最高價格低得多。否則，煤炭就擔負不起由陸運或水運送往遙遠地方的運輸費用。這樣，煤炭能夠賣出的，不過是很少的份量。煤礦採掘者及所有者，為自己利益計，定會覺得，與其以最高價格賣出少量，倒不如以比最低價格略高的價格賣出多量。此外，產出力最大的煤礦，支配附近一切煤礦的煤炭價格。那些產出力最大煤礦的所有者及經營者發覺，只略低於附近煤礦的價格出售煤炭，就能增大其地租與利潤。這樣一來，鄰近煤礦，不久也不得不以同樣的價格出售煤炭，儘管它們不能以這價格出售。儘管這樣的價格總要削減，有時甚至剝奪它們的地租與利潤。於是一部分煤礦只好停止經營，另一部分煤礦因不能提供地租而只能由所有者自己來經營。
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樣，煤炭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售賣的最低價格，乃是僅足補償使它上市所需用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的價格。那些對地主不提供地租，因而非由地主自己來經營就得完全棄置的煤礦，其煤炭價格，一般必和這最低價格大致相同。
即在煤炭提供地租的地方，煤礦價格中的地租部分，一般比其他大多數土地原生產物價格中的地租部分小。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等於總生產額的三分之一。這份額，大概是確定的，不受收穫上意外事變的影響。然而就煤礦說，則以總生產額的五分之一為非常大的地租，而以總生產額的十分之一為普通地租。而且，這地租額極不確定，要看生產額有無意外變動而定。意外變動是那樣的大，以致在三十倍年租被認為是購買田產的普通價格的國家，十倍年租卻被看做是收買煤礦的高價。
對所有者說，煤礦的價值，取決於煤礦的產出力，也同樣取決於煤礦的位置。而金屬礦山的價值，則取決於產出力的多，取決於位置的少。由礦石分離出來的普通金屬，尤其是貴金屬，具有那麼大的價值，以致一般地說，都負擔得起長時間陸運和長距離水運的費用。其市場不局限於礦山鄰近國家，而擴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銅，成為歐洲貿易商品；西班牙的鐵，成為智利及秘魯的貿易商品；秘魯的銀，不僅在歐洲找到了銷路，而且通過歐洲，也在中國找到了銷路。
西莫蘭及什羅普郡的煤炭價格，對紐卡斯爾的煤炭價格，沒有多大影響，而利奧諾爾的煤炭價格，對紐卡斯爾的煤炭價格，則毫無影響。這些煤礦產物，絕不會互相競爭。但距離很遠的金屬礦產物，卻往往有發生相互競爭的可能，而事實上，也常如此。因此，世界產金屬最多的地方，普通金屬價格，尤其是貴金屬價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響世界各地礦山的金屬價格。日本銅的價格，必對歐洲銅礦上銅的價格發生影響。秘魯銀的價格，換言之，秘魯銀在當地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或貨物量，不但對歐洲銀礦上銀的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上銀的價格，也有影響。秘魯銀礦發現以後，大部分歐洲銀礦歸於廢棄。銀價降得那麼低，以致那些銀礦產物，不能償還開採費用，或者說，除償還開採時所消費的衣食住及其他必需品外，不能提供一些利潤。波托西銀礦發現後，古巴及聖多明各的礦山，乃至秘魯的舊礦山，也有這種情況。
這樣看來，各礦山所產各種金屬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世界當時產量最大的礦山產物價格的支配，所以大部分礦山所產的金屬價格，除償還其採掘費用外，沒有多大剩餘，因而，對地主，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數礦山所產的賤金屬價格中，地租似乎只佔小部分，而在貴金屬價格中，地租所佔部分尤小。勞動與利潤，構成了貴賤金屬價格的大部分。
以產量豐富著稱於世的康沃爾錫礦的平均地租，據這錫礦區副監督波勒斯說，高達總產量的六分之一。他並說，有些礦山的地租超過這比率，有些不及這比率。蘇格蘭許多產量很豐富的鋁礦的地租，也占總產量的六分之一。
據佛勒齊及烏羅阿兩氏稱，秘魯銀礦所有者，往往只要求經營銀礦的人，在他設立的磨場中磨碎礦石，並把一部分磨碎的礦石給與所有者作為磨碾的代價。的確，直到1736年，西班牙國王對這些銀礦所徵收的礦稅，計達標準銀產額五分之一；截至此時為止，這可視為大部分秘魯銀礦的真實地租，秘魯銀礦當時是世界最豐富的銀礦。如果礦不徵稅，這五分之一當然屬於地主，而當時由於負擔不起這種捐稅而沒有採掘的許多礦山，定會開採。康沃爾公爵所征的錫稅，據說為全價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即二十分之一以上；不論其稅率怎樣，要是不課稅，這當然屬於礦山所有者。假定以二十分之一，與上述六分之一相加，就可發現，康沃爾錫礦的全部平均地租對秘魯銀礦的全部平均地租的比例，是十三比十二。然而，秘魯銀礦現今連這低微的地租也不能擔負，而銀稅也在1736年由五分之一，減到十分之一。銀說雖輕微如此，但與二十分取一的錫稅比較，卻更能引誘人們做走私生意，而就走私說，貴重的物品必比容積大的物品容易得多。所以，有人說，西班牙國王得不到什麼稅收，而康沃爾公爵卻得到很好稅收。以此之故，地租在世界最豐富錫礦生產錫的價格中所佔的部分，可能比地租在世界最豐富銀礦生產銀的價格中所佔的部分大。在償還開採那些礦產物所使用的資本及共普通利潤後，留歸礦山所有者的剩餘部分，賤金屬似比貴金屬大。
秘魯銀礦開採者的利潤，通常亦不甚大。最熟悉當地情形並最受人敬佩的上述那兩位作家告訴我們說，在秘魯著手開採新銀礦的人，都被認為是注定要傾家蕩產的，所以大家都避開他。看來，採礦業在秘魯和在這裡一樣被看作彩票，中彩的少，不中彩的多，而幾個大彩，卻誘引許多冒險家做這樣無結果的嘗試，失去他們的財產。
可是，由於秘魯國王的歲入大部分來自銀礦，所以秘魯法律盡量獎勵新礦的發現及開採。發現新礦山者，不論是誰，一律按照他看準的礦派方向，劃出一塊長二百四十六呎寬一百二十三呎的礦區歸他所有，並自行開採，不給地主任何報酬。鑒於自己的利益，康沃爾公爵也在那古公國內，制訂了類似的規定。凡在荒野或未圈地內發現錫礦的人，都可在一定範圍內，劃出錫礦的境界，這叫做為礦山定界。這境界設定者，就是該礦區實際所有者。他可以不經原地主許可自行開採，或租與他人開採，不過在採掘時要給地主微薄的報酬。在以上那兩種規定中，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都由於國庫歲入想像上的權利而被侵犯了。
秘魯同樣獎勵新金礦的發現與開採，而國王的金稅只佔標準金產量的二十分之一。原來金稅與銀稅同為五分之一，後來減到十分之一，然而就開採的情況看來，即十分之一的稅率也覺太重。上述兩作家佛勒齊和烏羅阿曾說，由銀礦發財的已屬罕見，由金礦發財的更為罕見。這二十分之一似乎是智利、秘魯大部分金礦所支付的全部地租。金的走私比銀的走私容易得多，這不但由於和容積對比，金的價值高於銀的價值，而且由於金的固有狀態特殊。像大多數其他金屬那樣，銀在被發現時，一般攙有其他礦物，很少是純質，要把銀從這礦化物中分解出未，須經過極困難和極煩瑣的操作，而這種操作，要在特設的廠坊進行，這樣就容易受到國王官吏的監督。反之，金在被發現時，幾乎都是純質，有時發現相當大的純金塊，即使攙有幾乎看不出來的砂土及其他外附物，但通過極簡短的操作，也能使純金從這些混雜物分解出來。不論何人，只要持有少量水銀，就可在自己私宅中進行分解工作。所以，國王如果從報稅只得到很少的收入，那末他從金稅所得的收入可能要少得多，而地租在金價中所佔的部分，必定比它在銀價中所佔的部分小得多。
貴金屬能在市場出賣的最低價格，換言之，貴金屬長期在市場上所能交換的最小其他貨物量，要受決定一切其他貨物普通最低價格的原理的支配。決定這種最低價格的，是使貴金屬從礦裡走上市場通常所需投下的資本，換言之，是使貴金屬從礦裡走上市場通常所需消費的衣食住。這最低價格必須足夠償還所費的資本並提供這資本的普通利潤。
但貴金屬的最高價格似乎不取決於任何他物，而只取決於貴金屬本身的實際供給是不足還是豐裕。貴金屬的最高價格，不由任何其他貨物的最高價格決定，不像煤炭那樣，其價格由木柴的價格決定，除木柴外任何東西的缺乏都不能使煤炭價格上漲。把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程度，那末最小一塊金可能變得比金鋼鑽還昂貴，並可能換得更大數量的其他貨物。
對貴金屬的需求，一半出於其效用，一半出於其美質。除鐵外，貴金屬也許比任何其他金屬有用。貴金屬容易保持清潔，而且不易生銹，所只，食桌及廚房用具，如以金銀製造，更惹人喜愛。銀製的煮器比鋁制、銅製或錫制的煮器清潔。金製的煮器又比銀製的煮器清潔。不過，貴金屬的主要價值，在於它的美質，而這美質，使貴金屬特別適宜於作衣物和傢具的裝飾。任何顏料或染料，都不能提供象鍍金那麼光亮的色彩。貴金屬的這種美質，又因貴金屬的稀少而大大增加。在大部分富人看來，富的娛悅，主要在於富的炫耀，而自己具有別人求之不得的富裕的決定性標幟時，算是最大的炫耀。在他們看來，有幾分用處或有幾分美的物品，由於稀少而大大增加其價值，換句話說，由於收集相當數量的這種物品，需要有很大勞動量，而這麼大的勞動量的代價，只有他們才能支付，因而大大增加其價值。他們情願用比這種物品美麗得多、有用得多、但比較普通的物品的價格更高的價格來購買這種物品。效用、美麗和稀少這些特質，乃是貴金屬具有高價，即到處都能換得很大數量其他貨物的根本原因。貴金屬並不是由於用作貨幣而後具有高價值的，它在未用作貨幣以前，就已有了高價值，而高價值正是使它適宜於作這種用途的特質。不過，這種用途，由於引起了新需求，由於減少了能被用於其他用途的數量，後來保持或增加了其價值。
對寶石的需求，全由美質而產生。寶石除作為裝飾物外，沒有其他效用。其美質的價值，因為稀少，即因為採掘困難和採掘費用浩大，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數場合，工資及利潤，幾乎占寶石高價格的全部。地祖在寶石價格中只佔極小部分，往往不佔任何部分，只產出力最大的礦山才提供相當大的地租。寶石商塔弗尼埃考察戈爾康達和維沙波爾兩地的金鋼石礦山時聽說，當地礦山是為著國王的利益而開採的，而國王曾命令，除產最大和最美的金鋼石的礦山外，共余所有礦山一律封閉。在所有者看來，共余所有礦山都是不值得開採的。
由於世界各地貴金屬及寶石的價格，都受世界上最豐富礦山產物價格的支配，所以貴金屬或寶石礦山給所有者所能提供的地租，不和其絕對產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相對產出力戍比例，換言之，和它比同種類其他礦山優越的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礦山發現，而這些新礦山之優於波托西礦山，正像波托西礦山之優於歐洲礦山一樣，那末，銀價就會下降得多，甚至波托西礦山也無經營價值。在西領西印度發現以前，歐洲最豐富礦山，也許已能對其所有者提供象秘魯最豐富礦山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麼大的地租。就銀量說，當時雖較今日少得多，但當時由此所能換得的其他貨物量，可能與今日相同，而所有者當時所得分額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或商品量，也可能與今日相等。生產物和地租的價值，換言之，生產物和地租給公眾與礦主所提供的實際收入，今昔可能一樣。
貴金屬或寶石最豐富的礦山，對子世界財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為這類產品的價值，主要來自其稀少。要是這類產品多了，其價值必然下落，這時，金銀餐具，及其他衣服傢具的奢華裝飾物，就能以較前少的勞動量或商品量買入。這就是世界能得自金銀寶石之豐富的唯一利益。
就土地財產說，情況卻不如此。土地的生產物及地租這兩者的價值，不和其相對產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絕對產出力成比例。生產一定份量衣食住的土地，總能供給一定人數的衣食住，而且，不論他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總能因此支配相當的勞動，和支配這勞動所給他提供的商品。最貧瘠土地的價值，並不因近鄰有最肥沃土地而減少。反之，其價值卻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所養活的眾多的人口，給貧瘠土地的許多生產物提供了市場，而貧瘠土地的生產物，在能以自己產物維持自己的人民中，原是找不到市場的。
什麼東西增加了生產食物的土地的產出力，它就不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價值，而且也給許多其他土地的生產物創造了新的需求，從而使這些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由於土地的改良，許多人都有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食物，因而對貴金屬和寶石有了需求，對於衣服、住宅、傢具和設備方面其他一切便利品和裝飾品，也有了需求。食物不僅成為世界上財富的主要部分，而且使許多其他各種財貨具有主要價值的，乃是食物的豐富。當古巴和聖多明各剛被西班牙人發現時，那邊的窮苦居民，常以小金塊作為頭飾和服飾。他們對這些金塊的評價，似乎和我們對那些比一般略美的小鵝卵石的評價相同，就是說，值得拾取，但有人要時，卻不值得拒絕。他們對新客第一次請贈金塊，無不立即贈與，似乎並不認為贈送了新客非常珍貴的禮物。他們看到西班牙人那麼熱切地想獲得金塊，感到驚訝。他們沒有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國家，它的許多人民，對於他們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麼大的剩餘量，願意以足夠供養全家好幾年的大量食物，來交換小量會發亮的玩意兒。如果他們能夠理解此中理由，西班牙人的黃金熱，就不會使他們驚異了。
第三節論總能提供地租的生產物與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生產物這二者價值比例的變動
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糧食日益豐富，這必然會增加對一切能供實用及裝飾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產物的需求。所以，在改良進展過程中，可預期這兩種生產物的相對價值只有一種變動。就是說，和總能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相比，有時提供地租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不斷地增長。隨著技術和產業的發展，衣服居住材料、地中有用化石和礦物、以至貴金屬和寶石的需求題漸增加。它們所能換得的食物逐漸增多，換言之，其價格逐漸增高。因此，以上所說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數場合的情況，要是沒有特殊事故使這些物品中某些物品的供給增加得大大超過其需求的話，那就是這些物品在一切場合的情況。
例如，砂石礦的價值，必然隨其周圍地方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如果這石礦是鄰近一帶的唯一石礦，情況尤其如此。然而銀礦的價值，即使在周圍千哩以內沒有第二個銀礦，其價值也不一定會隨礦山所在國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礦產物的市場，很少擴到周圍數哩以外，而其需求，一般必和這小區域的改良與人口成比例。而銀礦產物的市場，卻可擴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方人口都增加，否則白銀的需求不會因銀礦附近某大國的改進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進，但若在這改進的過程中，發現了豐富得多的新礦山，那末儘管白銀的需求必然會增加，但由於銀的供給增加得那麼多，所以銀的真實價格可能逐漸低落。一定份量的白銀比如說一磅白銀所能支配或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或者說一鎊白銀所能換得的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即穀物的量，可能逐漸減少下去。
白銀的大市場，是世界上有商業有文化的地方。
假若白銀市場的需求，由於一般的改反而增加，同時，供給卻不按同一比例而增加，那末，白銀的價值就會按照穀物的價值而逐漸增高起來。即一定份量白銀所能換得的穀物量將逐漸增加，或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將逐漸下降。
反之，如果由於某種意外事故，供給的增加，在好多年內，在比例上都大於需求的增加，那末這金屬就會逐漸低廉。換言之，儘管有了一切改良，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卻逐漸增高。
另一方面，假若這金屬的供給和其需求幾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這金屬就能繼續購買或交換幾乎相同數量的穀物。儘管有了一切改良，穀物卻繼續保持著幾乎相同的平均貨幣價格。
這三者似乎包括了在改良進程中所能發生的事情的一切可能的組合。如果我們以法國和英國發生的事實來作判斷，那末在過去四世紀中，這三種不同的組合似乎都在歐洲市場上發生過，而發生的順序和我這裡所說的大約相同。
順便談談前四世紀銀價的變動
第一期
在1350年及前此數年間，英格蘭小麥一誇特的平均價格，大約都被估計為不低於陶衡銀四盎斯，陶衡銀四盎斯約合現令英幣二十先令。以後，似乎逐漸低落到二盎斯，約合現今英幣十先令。我們覺得，這一誇特十先令的價格，是十六世紀初葉估定的小麥價格，直到1570年，還為這麼多。
1305年，即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制定了所謂勞動法規。這法規在前言中大大非難傭工的橫霸，說他們不應要求僱主增加工資。所以，這法規規定：一切傭工及勞動者，此後應滿足於愛德華三世第二十年及前此四年通常領得的工資及配給（配給一詞，當時含有衣服及食料這二者），因此他們所得的配給小麥，無論何地，只以每蒲式耳十便士計算，而且，這配給，以小麥或貨幣交付，又須聽僱主選擇。每蒲式耳十便士，是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極普通的小麥價格，因為它需要由特殊法會來迫使傭工接受，以代替通常的配給口糧，而這價格，也被認為是前此十年即法令所指的愛德華三世第十六年的低廉價格。但愛德華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含有大約陶衡銀半盎斯，大約等於現令英幣半克郎。所以，與當時貨幣六先令八便士相當、又與今日貨幣二十光令相當的陶衡銀四盎斯，必定在當時被認為是小麥一誇特即八蒲式耳的普通價格。
關於被認為是當時穀物的普通價格，這法令所提供的證明，無疑地比歷史家及其他著述家記錄的某些年度的谷價好得多，因為他們所記，側重異常高昂或異常低廉的價格，所以想依此判斷當時的普通價格，實不容易。加之，我們還有別種理由可相信，十四世紀初及以前數年小麥的普通價格，不下於每誇特四盎斯，而其他各種穀物價格，也依此為準。
13O9年，坎特布裡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長拉弗·得·波恩就任時，曾大擺筵席。關於這次筵席，威廉·桑恩記錄了食單及許多食物價格。計當時消費的，第一為小麥五十三誇特，價十九鎊，即每誇特六先令二便士，約合今幣二十一先令二便士；第二為麥芽五十六誇特，價十七鎊十先令，即每誇特六先令，約合今幣十八先令；第三為麥二十誇特，價四鎊，即每誇特四先令，約合今幣十二先令。在這場合，麥芽和燕麥價格，似乎高於它們和小麥的通常比價。
此等價格的記載，不是因為其異常高昂，也不是因為其異常低廉，而只是對這次大規模饗宴所消費大量穀物實際價格的偶然記載。
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即1262年，恢復了所謂「麵包麥酒法定價格」這個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說，此法令系其祖先即往時英格蘭國王所制定。由此推斷，此法令，至少是亨利二世訂的或竟是諾爾曼征服時代訂的。此法令按照當時每誇特由一先令至二十先令的小麥價格，規定麵包價格。但是，可假定此種法令，諒必同樣仔細考慮到超過普通價格或不及普通價格的價格，所以在這假設下，含有陶衡銀六盎斯而相當於今幣三十先令的當時十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被視為一誇特小麥的普通價格，而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還被認為是普通價格。因此，我們假定，那普通價格不少於法定最高麵包價格的三分之一，換言之，不少於含有陶衡銀四盎斯的當時貨幣六先令八便士，總不會大錯。
因此，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有相當理由作出這個結論：即在十四世紀中葉及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一誇特小麥的平均價格或普通價格，大概不會在陶衡銀四盎斯以下。
由大約十四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初，被認為是小麥的不高不低價格，換言之，小麥的普通或平均價格，似已逐漸減到這價格的一半，最後降到大約等於陶衡銀二盎斯，約合今幣十先令。一直到1570年，還被估定為這麼多。
在1512年諾薩伯蘭第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務記錄中，對於小麥價格，有二種不同的計算：其一，一誇特以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其二，一誇特僅只五先令八便士計算。在1512年，六先令八便士僅含有陶衡銀二盎斯，約合今幣十先令。
從許多法令看來，由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以至伊麗莎白在位初期這二百餘年的時間中，六先令八便士一直被認為是小麥的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亦即所謂不高不低的價格，然而，在這時期內，由於銀幣有一些變革，此名義金額中所含的銀量，卻在不斷減少。不過，銀價的增加，很足以補償含銀量的減少。所以，在立法當局看來，名義金額合銀量減少這種情況不值得注意。
1436年，立法當局規定，小麥價格如低落至每誇特六先令八便士，那就不經特許，亦可輸出。1463年又規定，小麥每誇特價格若未超過六先令八便士，那就禁止其輸入。立法當局認為，當麥價十分低的時候，任其輸出，亦無不便，但若麥價增高，則允許輸入是精明的措施。因此，當時含有今幣十三先令四便士那麼多銀的六先令入便士（其含銀量，比愛德華三世時代同一名義金額所含的銀量，已減少三分之一），就是當時所謂不高不低的小麥價格。
1554年，腓力普王及瑪利女王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法令，以及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同樣規定，在小麥一亨特價格超過六先令八便士時，禁止其輸出。當時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銀量，並不比現令同一名稱的金額多二便士。但不久就發覺，要到價格如此低落時才不限制穀物輸出，這實是等於永遠禁止小麥輸出。於是，在伊麗莎白第五年，即1562年，又規定小麥價格若不超過每亨特十先令，就可隨時在指定的港口輸出。當時十先令和現今同一名稱的金額幾乎含有相等的銀量。所以，這六先令八便士的價格，當時被認為是所謂不高不低的小麥價格，這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務記錄所估計的價格，大抵相符。
法國的情形，亦與此相似，該國穀物平均價格，在十五世紀末葉及十六世紀初，比過去二世紀低廉得多。杜普雷·得·聖莫爾以及論穀物政策這篇論文的文雅作家都這樣說。在同一時期，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谷價也許同樣下降了。
白銀和穀物相對價值的增高，也許全是因為供給繼續不變而需求則隨改良及耕作的進步而增加；也許全是因為，需求繼續不變而供給逐漸減少，當時世界上已發現的大部分銀礦，都已採掘將盡，因而費用大大增加；也許部分由於前一原因，部分由於後一原因。十五世紀末葉及十六世紀初，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局，比過去數世紀安定。這安定性的增加，自然使產業發展和改良程度增高，而貴金屬及其他一切裝飾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隨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年產物加多，那末為流通這年產物，便需要有更多的鑄幣。富者人數增多，就需要有更多銀製器皿及其他銀製裝飾品。此外，認為當時以銀供給歐洲市場的大部分銀礦，可能採掘將盡，因而採掘起來費用更大，那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其中多數銀礦是從古羅馬時代起就開採的。
論述往時商品價格的作家，大部分都認為，自諾爾曼征服時代起，甚或從朱利阿·愷撒侵略時代起，直到美洲各礦山發現的時候止，銀的價值都在不斷減少。我想，這種見解的發生，一部分起因於他們對穀物及其他土地原生產物所作的觀察，另一部分則起因於一種通俗說法，說一切國家的銀量，自然而然地隨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其價值則自然而然地隨銀量的增加而跌落。
在觀察穀物價格時，以下三種情況似乎常使他們走入迷途：
第一，在古時，幾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實物支付，即以一定數量的穀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然而有時候地主卻規定，關於年地租，他可隨心所欲地要求佃戶以實物支付，或以代替實物的一定數額貨幣支付。像這樣以一定數額貨幣代替實物繳納的價格，在蘇格蘭稱為換算價格。因為在這場合，要實物和要代價的選擇權，總操在地主手中，所以，為佃戶的安全計，其換算價格，需要訂得比平均市價低，而不把它訂得比平均市價高。因此，許多地方的換算價格，都比平均市價的一半稍稍多些。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直到今日，對家禽還沿用這種換算辦法，有些地方，對牲畜還沿用這種換算辦法。要不是由於實施公定谷價制度而廢除換算辦法，那末，對穀物恐怕至今還會沿用這種辦法。所謂公定谷價，就是根據谷價公定委員會作出的判斷，每年依照各州實際市場價格，對各種類各不同品質穀物的平均價格所評定的價格。這一制度，在換算穀物地租時，都照當年的公定價格而不依據任何定價；所只，佃戶都得到充分保障，而地主亦覺得方便得多。但搜集往年谷價的作家們，往往把蘇格蘭所謂換算價格，誤認為實際市場價格。弗利伍德有個時候，曾自認犯了此種錯誤。可是，由於他是為著某一特殊目的而從事著述，他把這種換算價格用了十五回以後，才敢承認此種錯誤。那時換算價格系小麥每誇特八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這金額所含的銀量與今幣十六先令所含的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後一年即1562年，這金額所含的銀量，則與現今同一名稱金額所含的銀量相同。
第二，某些關於法定價格的古代法令，有時由怠惰錄事潦草地抄寫，有時由立法當局潦草地訂定，這樣就使上述作家受到迷惑。
以前關於法定價格的法令，首先總是規定，在小麥和大麥價格最低時，麵包和麥酒應有的價格，接著規定，在這兩種穀物超過這最低價格時，麵包和麥酒應有的價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寫者往往以為，抄所規定的頭三四個最低價格，就夠了，他們想借此節省自己的勞動，我想他們認為，這已足以表明，較高的價格應按什麼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麵包、麥酒公定價格法令中，麵包的價格就是按照一誇特小麥以當時的貨幣一先令到二十先令的不同的價格規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刻印法令彙編以前，一切法會集所根據的抄本，都沒有抄到十二先令以上的價格。因此，為這不完全抄本所貽誤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認為，每誇特六先令即大約等於今幣十八先令的普通價格，乃是當時小麥的一般價格或平均價格。
又如，約在同時制定的懲罰椅和頸手枷法令規定，麥酒的價格按大麥一誇特以二先令到四先令不等的價格每上升六便士調整一次。但是，這四先令的價格，並不被認為是大麥當時常達到的最高價格，而這些價格只是作為例子，來說明較高或較低價格應按這比例增減。這可以這法會最後的詞句：「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per sex denarios．」看得出來。這詞句，雖欠精確，但意義卻夠明瞭。就是說：「這樣，麥酒價格，應隨大麥價格每六便士的升降而增減。」立法當局在制定這法令時，似乎象抄寫上述那條法令的人同樣疏忽。
蘇格蘭古律書的古抄本，載有公定價格的法合，其中麵包價格是根據小麥的所有不同價格調整的，這些價格從每波爾十便士到三先令不等，蘇格蘭-波爾約合英格蘭半誇特。在被認為是這法令制定的時候，蘇格蘭三便士約合現今英幣九先令。魯迭曼氏似乎依此斷定，三先令為當時小麥最高價格，十便士、一先令，至多二先令，則為其普通價格。但是，一參閱抄本，就很明白，那些價格，只是作為例子用來說明小麥和麵包所應有的比價的。這法令最後說：「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其餘，得按上面所提到的穀物價格加以判斷」。
第三，在遠古時代，小麥有時以極低價格出賣，這也使上述作家有所談解，他們認為，當時的小麥最低價格，既比後代的小麥最低價格低得多，那末其普通價格，亦必比後代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許發現，遠古時代的小麥最高價格，也比後代的小麥最高價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價格比近代的最低價格低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一誇特小麥的兩種價格：共一為當時貨幣四鎊十六先令，合今幣十四鎊八先令；其二為當時貨幣六鎊八先令，合今幣十九鎊四先令。像這樣過高的價格，在十五世紀末葉或十六世紀初葉，都不會見到。雖然，穀物的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易於變動，但在動亂和無秩序的社會，變動得更為劇烈。在這樣的社會，商業和交通中斷，以致國內甲地的富饒，不能救濟乙地的貧乏。從十二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葉，在普蘭塔日尼王室統治下紊亂的英國，一個地區，可能很富饒，而另一個相距不很遠的地區，可能由於季節災害或鄰近豪族侵入，毀壞莊稼，而陷於饑饉；如果有個敵對的貴族的領地介在這兩地區中間，那末前者就不能對後者有所援助。然而，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和十六世紀，在都鐸王朝的強力統治下，沒有一個貴族強大得敢於擾亂社會秩序。
讀者在本章末尾，將會看到弗利伍德所搜集的，從1202年到1597年（包括這二年在內）的小麥價格，他把這些價格換算為現時貨幣，並按照年代順序，每十二年分作一期，計共分為七期。各期的末尾，又記有該期十二年間的平均價格。弗利伍德對於這樣長時期，只能搜集到八十年的價格，以致最後一期還差四個年度。因此我從伊頓學院的記載，補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及1601年的價格。我所增補的，只此四年。從此等數字，讀者可只看到，自十三世紀初葉一直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每十二年的平均價格，都在逐漸下降，到十六世紀末期，又逐漸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價格，似乎主要是惹人注意的過高價格或過低價格，所以，我不敢斷言，由他這些價格能得出很確當的結論。但是，這些價格，要是能證明什麼的話，那末所證明的就是我所要闡明的了。可是，弗利伍德自己，像大多數其他作家，似乎都相信，銀價在此期間，由於銀產量日益豐饒而不斷減低。他所搜集的穀物價格，確和此種意見不一致，而和杜不雷·聖·莫爾的見解，和我所努力說明的那種見解卻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聖·莫爾這兩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誠誠懇懇地搜集往時的各種物價。他們兩人的意見，雖是那麼不相同，而他們兩人所搜集的事實，至少就穀物價格說，是那麼一致，這不免令人感到幾分奇異。
然而，最有見識的作家所據以推斷遠古時代銀的巨大價值的，與其說是穀物的低廉價格，倒不如說是其他許多土地原生產物的低廉價格。據說，穀物是一種製造品，在未開化時代，穀物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貴得多。我想，所謂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獵物那一類非製造品。此等物品，在貧困和野蠻時代，無疑比穀物低廉得多。但這低廉，不是銀價過高的結果，而是這些商品價值低的結果。這不是因為白銀在那時代能購入或代表比富裕和進步時代更多的勞動量，而是因為在那時代，此等商品購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勞動量。白銀在西屬美洲必然比歐洲低廉，即在產出國必然比輸入國低廉，因為要耗去運費和保險費，由水陸長途運輸。但是烏羅阿卻告訴我們，不久從前，在阿根廷首都，從四百頭牛中挑一頭，價格僅二十一便士半。拜倫告訴我們，在智利首都，良馬一匹的價格為英幣十六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區域又全未開墾的國家，家禽、牲畜和獵物都不難由極少量勞動獲得，因此它們所能購買的勞動極為有限。此等商品在那裡只能從低廉的貨幣價格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證明那邊白銀的真實價值很高，只證明那邊此等商品的真實價值很低。
白銀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個商品或任何一類商品，而是勞動。這一點我們應當隨時牢記。
在土地幾乎荒蕪或人口稀少的國家，自然生產的家禽、牲畜和各種獵物，往往比居民所須消費的多得多。在這種狀態下，供給通常超過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會狀態，在不同的改良階段，此等商品便代表極不相同的勞動量，或等於極不相同的勞動量。
無論在什麼社會狀態下，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中，穀物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但各種勞動的平均產量，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消費量相適應，就是說，平均供給，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需求相適應。而且，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氣候中，生產同一數量的穀物，平均地說，需耍花幾乎相同的勞動量，或者說，需要花幾乎等量的代價，因為，在耕作改良的狀態下，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農具價格的不斷增加所抵消，我們根據這些，可以確信：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在一切改良階段中，等量穀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產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換等量勞動。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在前面說過，在財富和改良的不同階段中，穀物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更正確的價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階段，我們以穀物與銀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與銀相比，更能正確判定銀的真實價值。
加之，穀物或其他為人民一般愛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個文明國家，都是勞動者生活資料的主要部分。農業擴大的結果，各國土地所生產的植物性食物，此動物性食物多得多，而勞動者到處都從最低廉和最豐饒的適合衛生的食物為主要生活資料。除了最繁榮的國家，或勞動報酬非常昂貴的地方，在勞動者生活資料中，家畜肉不過占極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獵物不佔任何部分。在法國，甚至在勞動報酬較法國略高的蘇格蘭，勞動貧民，如非到了佳節或其他特殊場合，就很少嘗到肉味。因此，勞動的貨幣價格，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平均貨幣價格，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穀物即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貨幣價格。所只，金銀的真實價值，換言之，金銀所能購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在極小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量，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購入的穀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細的觀察，也許不會使那麼多聰明作家陷於迷途，要不是他們同時受到以下一個俗見的影響，即由於各國的銀量自然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所只銀的價值目隨銀量的增加而減少。但是，這種見解，毫無根據。
任何一個國家貴金屬數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給貴金屬的礦山的產額的增加；其二，人民財富的增加，即勞動年產物的增加。前一原因，無疑地和貴金屬價值的減少有關，但後一原因，卻與其價值的減少無關。
隨著更豐饒礦山的發現，就有更大數量的貴金屬提供市場，而較大數量貴金屬所要交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數量上如果和從前一樣，那末同一數量金屬所換得的商品量必定比從前少。所以，一國貴金屬量的增加，要是起因於礦山產額的增加，那就必然使貴金屬的價值有所減少。
反之，在一國財富增加時，換言之，在該國勞動年產物逐漸增大時，這更大量商品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大量的通貨。而人民有了更大數量的商品來交換金銀器皿，買得起金銀器皿，自然會購買越來越多的金銀器皿。他們的通貨量，由於必要而增加，他們的金銀器皿量，由於追求虛榮和浮華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繪畫及其他各種奢侈品和珍奇品，由於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畫家在富裕繁榮時所獲報酬，不可能比貧乏不景氣時低，因此金銀在富裕繁榮時的價格，不可能比貧乏不景氣時低。
如果更豐饒新礦的偶然發現，並不使金銀價格下落，那末，由於各國的金銀價格自隨各國財富的增進而上升，所以，不論礦山的狀態如何，金銀在富國的價格，自然總比貧國的價格高。金銀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樣，目要尋找最好價格的市場，而對一切貨物都付得起最好價格的國家，通常就是能對金銀支付最好價格的國家。必須記住，對於一切貨物所支付的代價，歸根到底不外乎勞動。在勞動都得到同樣良好報酬的國家，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勞動者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成比例。然而，金銀在富國所能交換的生活資料，自然比貧國多，換言之，金銀在生活資料豐饒的國家所換得的生活資料，自比生活資料的供給比較惡劣的國家所能換得的多。這兩個國家要是相隔很遠，其差異便很大，因為金銀雖自然而然地由壞市場流入好市場，但由於距離很遠，很難輸送巨大數量金銀，使兩個國家金銀的價格，接近於一個水平。這兩個國家要是很靠近，那末由於運輸容易，上述差額便較小，有時甚至看不出來。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大相懸殊。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格低廉得多。英格蘭化蘇格蘭富裕得多，但此兩地小麥價格的差異，卻少得多，只不過看得出有些差別。就數量說，蘇格蘭產的小麥價格，一般似乎比英格蘭產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質說，其價格卻肯定比英格蘭產的要高些。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得到大量的供給。不論何種物品，其價格在輸入國通常總是比輸出國高些。因此，英格蘭小麥，在蘇格蘭售得的價格，必然比英格蘭高。可是，就品質，即就小麥所能製成的麵粉或飯盒的量和質說，英格蘭小麥一般不能只比蘇格蘭小麥高的價格在蘇格蘭市場上出售。
就生活資料價格說，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格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英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比蘇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高，因為後者雖在不斷進步，但不像前者那麼快，所以，其勞動的真實報酬也低得多。蘇格蘭人民很多移住外國，而英格蘭人民卻很少遷移，這足以證明，這兩地的勞動需求有很大的差別。必須記住，不同國家不同真實勞動報酬的比例，不受各該國實際貧富程度的支配，而受各該國進步、退步或停滯等狀態的支配。
在最富裕民族間，金銀自然有最大價值，而在最貧乏民族間，自然只有最小價值。在最貧乏的未開化民族間，金銀幾乎沒有價值。
穀物在大都市總是比僻遠地方昂貴。但這昂貴，不是銀價實際低廉的結果，而是穀物實際昂貴的結果。把銀運往大都市，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化運往僻遠地方少，而把穀物運往大都市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業國，如荷蘭及熱那亞地區，其穀物價格的高與大都市穀物價格的高屬於同一原因。它們不能生產足夠維持其居民的穀物。它們富於技術工人和製造工人的勤勉與熟練，富於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的各種機器，富於運輸船舶，而且富於其他一切運輸工具和商業手段。然而，它們缺乏穀物，它們所需要的穀物必須從遙遠國家輸入，所以其價格，須附加自這些國家運來的費用。把白銀運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比運往但澤少，但把穀物運往阿姆斯特丹，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總之，白銀的真實成本，在兩地必定幾乎相同，穀物的真實成本，在兩地卻大相懸殊。現在假定荷蘭或熱那亞居民數目照舊，而它們的真實富裕程度減低了，從遙遠國家輸入穀物的能力也減低了，那末，伴隨著這種衰退而來的必然是銀量的減少，銀量的減少或者是衰退的原因，或者是衰退的結果，但穀物的價格，不但不會隨銀量的減少而下降，反而會上升到饑年的價格。當我們缺少必需品時減們必定放棄一切不必要物品。不必要物品的價值，在貧窮困苦時期下降，正如它在富裕繁榮時期上升那樣。必需品的情況與此不同。必需品的真實價格，即它們能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在貧窮困苦時期上升，在富裕繁榮時期下降。富裕繁榮時期，總是物資非常豐富的時期，否則就不能說是富裕繁榮時期。穀物是必需品，而白銀只是不必要物品。
因此，在十四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中葉這段時期內，由於財富增進和改良發展而引起的貴金屬數量的增大，不論其增大程度如何，它對不列顛或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減少貴金屬價值的傾向。所以，搜集往時穀物價格的作家，要是根據對穀物或其他物品價格的觀察，沒有理由推斷這個時期裡白銀的價值減低了，那末他們就更沒有理由，根據想像中財富的增進和改良的發展來推斷這期間白銀價值的減低。
第二期
不管各學者對於第一期銀價變動的意見，是那麼不相同，他們對於第二期銀價變動的意見，卻相同。
在從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這大約七十年的時期裡，白銀價值和穀物價值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變動。這期間，銀的真實價值下降了，換言之，它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比從前少；穀物的名義價格上升了，從前售價是每誇特二盎斯銀，約合今幣十先今，這時售價是每誇特六盤斯或八盎斯銀，約合今幣三十先令或四十先令。
美洲豐饒礦山的發現，似乎是這時期銀對穀物的比價減低的唯一原因。對於此種變動，大家都作同樣的說明，關於銀的比價下降這一事實及其原因，從未發生爭執。在這一時期，大部分歐洲在產業和改良上，都看著進展，而對銀的需求，因此必然增加。但是，供給的增加，大大超過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銀價大大低落。應當注意，美洲銀礦的發現，對英格蘭的物價，似未曾有顯著影響，直到1570年從後，才有影響。儘管波托西銀礦已發現二十多年了，但對英格蘭物價還無影響。
根據伊頓學院的記錄，從1595年到1620年並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內，溫莎市場上，最好小麥一誇特或九蒲式耳的平均價格為二鎊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從這金額略去零數，再減去全額的九分之一，即減去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末一誇特或八蒲式耳的價格為一鎊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從這金額同樣略去零數，再由餘下的金額，減除九分之一成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好小麥與中等小麥這二者價格之差，那末中等小麥價格，約為一磅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約合報六盎斯又一盎斯的三分之一。
又據同一記錄，從1621年到1636年，在同一市場上，同一衡量的最好小麥的平均價格，約為二鎊十先令。從這金額按上述扣除，那末一誇特或八蒲式耳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為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約合銀七又三分之一盎斯。
第三期
美洲礦山發現所招致的銀價低落，似乎到1630年與1640年之間或在1636年左右，已告停止，而與谷價比較，銀價的低落那時候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到了現世紀，銀價多少趨於上升，這上升的趨勢，或許在前世紀從前即已開始。
據上述記錄，從1637年到17OO年，即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最好小麥，平均價格似為二鎊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這平均價格，比十六年前的平均價格，僅高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但在這六十年間，發生了兩個事件，以致當時穀物的缺乏，遠遠超過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單單這兩個事件，就夠說明穀物價格這時稍稍昂貴的原因，而無須設想銀價有進一步的下跌。
第一個事件是內亂。內亂阻害耕作，妨礙商業。其結果，穀物價格的騰貴大大超過了當時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內亂的這個影響，普及到不列顛一切市場，而穀物須仰給於僻遠地方的倫敦市場所受影響尤巨。所以，據上述記錄，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最好小麥一誇特，價格在1648年為四鎊五先令，次年為四鎊。這兩年穀物的價格，超過二鎊十先令（1637年前十六年的平均價格），計達三鎊五先令。要是把它在前以紀最後六十四年中攤分，那就很夠說明當時谷價為什麼稍稍騰貴。此兩年度的價格，雖屬最高價格，但內亂引起的高價格，無疑不只是這些。
第二件事，是1688年頒布的穀物輸出獎勵法令。據一般人設想，這種獎勵金，由於促進耕作，經過長久的歲月，大概總會增加穀物的產量，使國內市場上的谷價因此趨於便宜。獎勵金究能在什麼程度上，增加穀物生產，減低穀物價格，我要在後面討論，現在所要說的，只是1688年到1700年間，並不曾發生這個效果。在這個短期中，獎勵金的唯一效果是，因為獎勵每年剩餘量的輸出，曾使前一年度的豐產，不能彌補後一年的歉收，所以反抬高了國內市場上的穀物價格。從1693年到1699年間，英格蘭普遍感到的穀物缺乏，雖主要起因於當時天時不良，因此不是英格蘭所特有的現象，而是歐洲大部分所共有的現象，但我們應當知道，獎勵金的頒發，確曾在英格蘭增加穀物缺乏的程度。所以，1699年，有九個月時間禁止穀物輸出。
在上述兩件事發生的時候，還發生了第三件事，這件事雖不會引起穀物的缺乏，也不會增多通常對穀物所實際支付的銀量，但穀物價格的名義金額，卻必然會因此增大若干。這種事件，即銀幣的削剪磨毀，使銀幣價值大大低落。此種惡劣行為，始於查理二世時代，從後繼續發展，一直到1695年。據朗迪斯所述：當時通用銀幣的價值，比其標準價值平均約低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代表一切商品市場價格的名義金額，與其說受標準銀幣應含銀量的支配，無寧說受銀幣實含銀量的支配。所以，這名義金額，在鑄幣因削剪磨毀而價值低減的場合，比較在鑄幣接近標準價值的場合，非較大不可。
在本世紀，銀幣低減至標準重量從下的程度，當從目下為最。不過，銀幣的磨損雖很大，其價值卻因它能與金幣兌換，而為金幣價值所維持住了。在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金幣雖磨損了不少，然沒有銀幣磨損那麼厲害。反之，在1695年，銀幣的價值，並沒有得到金幣維持；金幣一幾尼，當時通常可換削損了的銀幣三十先令。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銀塊價格，每盎斯很少能值五先令七便士以上，這價格只比造幣廠價格高五便士。但1695年，銀塊普通價格，卻為每盎斯六先令五便士，即超過造幣廠價格十五便士。所以，就是在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金銀兩種鑄幣和銀塊比較，其低於標準價值的程度，至多不過百分之八。反之，在1695年，據說鑄幣卻低於標準價值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本世紀初葉，換言之，在威廉王進行大改鑄之後，大部分通用銀幣，一定比今日銀幣更接近其標準重量。本世紀中，沒有發生一種象內亂那樣阻害耕作妨礙商業的大災厄。採行將近數十年的穀物輸出獎勵制度，雖必定把穀物價格抬高，超過按照那時實際耕作情況本來會有的價格，但因為這種獎勵金在本世紀已有充分時間，產出一般人們所期待的好結果，即促進農耕和增加國內市場上的穀物量。所只，就我們後面將要說明的那種學理說來，它在一方面雖產生稍稍抬高物價的效果，同時在另一方面，卻也不見得不會產生稍稍減低物價的效果。許多人還以為，減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據伊頓學院的記錄，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期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最好小麥，平均價格計為二鎊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這價格比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期間的平均價格，約低十先令八便士，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比1636年以前十六年期間（那時候美洲豐富礦山發現的影響，可以認為已經充分發揮）的平均價格，約低九先令六便士；比1620年以前二十六年期間（那時候美洲礦山發現的影響，尚未充分發揮）的平均價格，約低一先令。據上所述，則在本性紀最初六十四年中，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由八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約為三十二先令。
由此可知，在本世紀中，和穀物價格相比，銀價似乎稍稍上升，但這上升的趨勢，也許於前世紀終結以前即已開始。
1687年，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最好小麥，價格計為一鎊五先令二便士。這價格，是1595年以來的最低價格。
格裡戈裡·金，是一位通曉此種事情的有名學者。1688年，他推算的結果，認為在一般豐年，小麥的平均生產者價格，為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即每誇特二十八先令。據我所知，所謂生產者價格，有時又稱為契約價格，即農民簽訂契約，規定在一定年限內，供給商人一定數量穀物時所定的價格。因為這契約，使農民可以省去上市議價的費用和麻煩，所以，契約價格通常比一般認為的平均市價低。金氏判定當時一般豐年的普通契約價格為每誇特二十八先令。據我所知，在最近連年天時不佳穀物缺乏的時期以前，這種價格，確是一般年歲的普通契約價格。
1688年，議會通過設置獎勵金，獎勵穀物的輸出。當時鄉紳在立法機關所佔席數，較現今為多。他們感到穀物的貨幣價格在暖漸下落。獎勵金是以人為力量，使這價格抬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位時代那種程度的權宜辦法，所以，在谷價每誇特漲到四十八先令以前，要繼續發給。這個價格，與金氏在同年推定的一般年歲的生產者價格相比，約高二十先令，即約高七分之五。假使金氏的計算，確有幾分值得它那時候所博得的普遍讚揚的話，那末，當時除了極歉收的年度，每誇特四十八先令的價格，就只有借助於獎勵金那一類人為手段，否則絕無實現可能。不過，當時威廉王政府的實力，尚未鞏固，正在懇求鄉紳制定年土地稅。政府方面既有所求於鄉紳，對於鄉紳們的建議便只好採納了。
由此可見，在前世紀結束以前，銀價和谷價相比大抵已抬高若干了，到了本世紀，這上升趨勢，雖由於獎勵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當時的實際耕作情形而大大顯著起來，但銀價大體上仍繼續上升。
在豐年時候，獎勵金由於促進穀物的輸出，當然會使谷價特別昂貴，超過本來會有的數目。但獎金制度最明顯的目的，卻也就是在最豐收的年度，仍要設法使谷價提高，以獎勵耕作。
不錯，在穀物大缺乏的年度，獎勵金大抵停發。但是，在這種年度內，仍有許多年數的谷價，不免蒙受獎勵金製度的影響。豐年穀物，既由獎勵金誘起了異常的輸出，所以，以甲年豐收補救乙年不足的調劑作用，就無從施展了。
總之，獎勵金不論在豐年或在歉歲，都會使谷價抬高，超過按照實際耕作情況所本來會有的價格。這樣說來，假使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穀物平均價格，比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低，那末，要是在同一耕作狀態下，沒有獎勵金的作用，那就一定會低得多了。
但是，也許有人說，沒有獎勵金的促進，耕作狀態或許就有所不同。獎勵金製度對於一國農業究有何種影響，我要在後面專門討論獎勵金的時候說明。在這裡，我只打算論談銀價和谷價相比升漲更多這一事實，並不單是英格蘭特有的現象。這現象，在同一時期且以幾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國發生。這事實，曾經三位非常忠實、勤勉而辛苦的谷價研究者社普雷·德·聖莫爾先生、麥桑斯先生和穀物政策論著者所承認。
但法國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穀物輸出。我們很難設想，幾乎相同於發生在一個禁止穀物輸出國家的價格下降現象，在另一個國家卻歸因於獎勵穀物輸出。
大概，穀物平均貨幣價格上這種變動，與其認為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歐洲市場上銀的真實價值漸趨騰貴的結果。前面說過，穀物在相當長時期內，和銀或任何共他商品比較，是更正確的價值尺度。美洲各豐饒礦山發現後，穀物的貨幣價格，比從前騰貴了三倍乃至四倍。當時這種變動的原因，一般人都以為不是穀物真實價值騰貴，而是銀的真實價格下落。所以，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如果比前世紀大部分年度的穀物平均價格低廉，我們應該同樣說，這變動的原因，不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而是銀的真實價值上升。
過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間高昂的谷價，曾使人猜疑，歐洲市場上白銀的真實價值還會繼續下落。但這種高昂的谷價，分明是天時異常不順的結果，是偶發的暫時的事故，不是恆久的事故。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間，歐洲大部分，都苦於天時不良。加以波蘭發生擾亂，許多在谷價高昂年度須仰賴波蘭供給的國家，於是益陷於穀物缺乏的苦境。像這樣長期的天時不順，雖不是很尋常的事故，但也決不是特殊希奇的事故。曾研究過去谷價的人，都不難舉出同種類似的其他若干實例。此外，異常荒歉的十年，比異常豐收的十年，並不是更為稀奇的現象。從1741年到1750年的谷價低廉，與最近八年乃至十年間的谷價高昂正好是一個對照。據伊顧學院的記錄，1741年到1750年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的最好小麥，平均價格僅為一鎊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這比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平均價格，約低廉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斷，在這十年間，由八蒲式耳組成的一誇特的中等小麥，平均價格就僅為一磅六先令八便士了。
但是，1741年與1750年間的穀物價格，一定是由於有獎勵金的緣故，才沒有在國內市場上按自然的趨勢下落。據海關統計，這十年間所輸出的各種穀物的數量，竟達到八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誇特一蒲式耳。為此而支付的獎勵金達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二鎊十七先令四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蘭，在下院陳述，前三年中，穀物輸出獎勵金一項支出了極巨大的金額。他所說，有很正當的理由。但如在次年，則更有充分理由。因為單是這一年，付出的獎勵金就達到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六先令六便士。這種強制的輸出，必曾使國內市場上的谷價，升漲到超過沒有獎勵金時所會有的價格，至於超過多少，無須說明。
在本章所附的統計表之末，讀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統計，是和其他各年的統計分開的。此外，也可看到前此十年的統計。這十年的平均數，雖同樣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總平均數以下，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實是異常歉收的年度。1750年以前那二十年間，和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是一個對照。前者雖夾有一二昂貴年度，但顯然比本世紀的總平均數低得多，後者雖夾有一二低廉年度（例如1759年），但顯然比總平均數高得多。假使前者低於總平均數以下的程度，不如後者超過總平均數以上的程度，其原因，自應歸於獎勵金製度。況且，這變動顯然很急激，非緩慢漸進的銀價變動所能解釋。結果的急激，只能由動作急激的原因來說明。那就是天時的意外變動。
不列顛的勞動貨幣價格，在本世紀中，確是上升了。但這種上升，不是歐洲市場上銀價減低的結果，而是不列顛普通繁榮因而對勞動的需求增加的結果。法國的繁榮程度，不及英國，目前世紀中葉以來，該國勞動的貨幣價格，隨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日漸低落。在前世紀乃至本世紀中，法國普通勞動一日的工資，幾乎始終如一地等於小麥一塞蒂埃的平均價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約為四溫切斯特衡蒲式耳。前面說過，不列顛勞動的實際報酬，換言之，付給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量，在本世紀中，已著著增加。其貨物價格的上升，似乎不是由於歐洲一般市場上銀價的跌落，而是由於不列顛有特殊的好景況，使該國特殊市場上勞動的實際價格上升。
在美洲發現以後，在一段時期中，白銀在歐洲市場上，依舊是以原來的價格或不大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因而，這一期間的礦業列潤，非常可觀，大大超過自然水平。但此後不久，以銀輸入歐洲的人，漸漸發覺了，輸入額不能全部以這高價售出。銀所能交換的貨物量，逐漸減少。銀的價格，逐漸落至自然價格的限度。換言之，銀的價格，僅夠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須支給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了。前面說過，秘魯大部分銀礦都須付西班牙國王所課等於總產額十分之一的賦稅。於是，使土地的地租，全無著落。這種賦稅，最初為總產額之半，不久即減低至三分之一，接著又減至五分之一，最後為十分之一，一直繼續到現在，在秘魯大部分銀礦中，這似乎就是償卻開礦家資本及支付其普通利潤後所剩下的全部了。開礦家的利潤，曾有一度非常高，但現今卻低落到僅足使他繼續開採了。這事實，是一般所承認的。
西班牙國王對於秘魯銀礦所課的礦稅，在1504年，減為等於登記的銀的五分之一。該年即1545年波托西銀礦發現之前四十一年。在九十年中，即在1636年以前，這些對西班牙國王納稅的美洲最豐饒礦山，有足夠時間，充分發揮影響，使歐洲市場上的銀價，降低到無可再低的限度。九十年是一個足夠長的時間，使任何非獨佔商品的價格，都要降落到其自然價格，或者說，降落到在它繼續繳納特種賦稅的場合下仍能長期間繼續出售的最低價格。
歐洲市場上的銀價，本有可能進一步跌落，使得稅率，也許不但必須減低至十分之一，像1736年那樣，而且還必須象金稅一樣，減低至二十分之一，甚至使得現今尚繼續開採的大部分美洲礦山，有停止開採之必要。這些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是由於銀的需求亦在逐漸增加，美洲銀礦出產物的市場亦在逐漸擴大，不僅維持住了歐洲市場上的銀價，而且還把銀價抬高到稍稍超過前世紀中葉的水平。
自美洲發現以來，一直到現今，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都在逐漸擴大。
第一，歐洲市場已逐漸擴大。美洲發現後，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進步。英格蘭，荷蘭，法蘭西，德意志，瑞典，丹麥，甚至俄羅斯，都在農業及製造業上著著向前發展。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沒落，是在秘魯被征服以前，此後，則漸有起色。西班牙及葡萄牙，據說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佔歐洲的極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沒有達到一般想像的程度。在十六世紀初葉，西班牙即與法國比較，也是一個極貧窮的國家。法國從那時以來已有很大改進。所以，常常巡遊這兩國的查現五世，曾有這樣有名的評語：在法國一切物資都是豐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資都是缺乏的。歐洲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額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銀幣量自須逐漸增加；富翁的人數，既然加多了，銀製器皿和銀製飾物的數量，也必須逐漸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這地方農業、工業及人口的進步，比歐洲最繁榮國家也快得多，因此對銀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領殖民地，完全是一個新市場。那裡，以前一向對銀沒有需求，規則一部分因為鑄幣，一部分因打製器皿，而不斷增大銀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領和葡萄牙領殖民地，也全為新市場。新格倫納達、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其居民純為不知工藝不知農業的野蠻民族。可是，他們到現在，大部分都有了相當的工藝與農業了。墨西哥與秘魯兩國，雖不能全然視為新市場，但確是比過去擴大了的市場。記述這兩國古代壯麗狀態的奇異故事，不論如何掩飾誇張，凡讀它們的發現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著的眼光，就會看出，當時居民在農工商業上比今日烏克蘭的韃靼人更為無知。即兩國中比較進步的秘魯人，也只知道以金銀作裝飾品，而不知鑄金銀為貨幣。他們的商業，完全以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所以，幾乎沒有分工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同時不得不建築自己的住宅，製造自己的傢具、衣物、鞋及農具等。他們之間，雖有若幹工匠，但是據說都是由君王貴族僧侶維持的，實際上恐怕就是這般人的僕役或奴隸。墨西哥和秘魯所有的古代工藝，從來沒有以任何製造品供給過歐洲市場。西班牙的軍隊，不過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卻幾乎到處覺得不易獲得食物。據說這般軍人足跡所至，就連人口極稠密、耕作極發達的地方，也常常發生饑荒。這種事實足以證明，記述這些國家人口稠密、耕作發達的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統治方式，在許多方面沒有象英國殖民地那樣有利於農業的發展、技術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長，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這幾方面，卻比歐洲任何國家都進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氣候宜人，以及土地廣大低廉。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優點。有了這些優點，就足以補償其政治上的許多缺點。弗雷齊埃曾於1713年觀光秘魯，他說，利馬市人口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但1740年到1746年間，居住此地的烏洛阿卻說，這市人口超過了五萬。這兩位著者，關於智利及秘魯其他許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計算的差異，與此略同。他們兩人報告的正確，是無可置疑的。其計算的差異，正可表示當地人口的增加，並不遜於英領殖民地。總之，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該地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那裡對於白銀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歐洲最繁榮國家還快得多。
第三，東印度為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自這些礦山開採以來，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從這時起，依賴亞卡普科船舶而進行的美洲和東印度間的直接貿易，繼續增大，而同時經由歐洲的間接交易，增加得尤其多。十六世紀中，與東印度進行正規貿易的歐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紀末，荷蘭人起來競爭。不及數年，就把葡萄牙人趕走，使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前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東印度貿易的最大部分，由這兩國分佔。葡萄牙人貿易日見衰退，而荷蘭人的貿易，卻以比這衰退更快的速度不斷增長。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前世紀即與印度進行交易，到這一世紀，他們間的貿易大大擴大了。瑞典人及丹麥人的東印度貿易，開始於本世紀。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取道西伯利亞及韃靼，逕赴北京，與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總之，除法國東方貿易因最近的戰爭而被毀滅了以外，其餘各國對東方的貿易，幾乎無不在繼續擴大。歐洲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日益增多。其消費額之大，似乎曾使印度各種業務逐漸增大。例如，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用茶，極其有限，不過把它用作藥品。然而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本國國民當作飲料而輸入的，每年計達一百五十萬磅。但這還不夠滿足需耍，又由荷蘭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斷秘密輸入。而且，在法國東印度公司繁榮時代，又常由法國海岸秘密輸入。此外，對於中國的瓷器，馬魯古群島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無數貨物，歐洲的消費額也只幾乎同樣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東印度貿易上的船舶說，前世紀任何時候全歐洲所用的船舶，比最近航運銳減，以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以噸數計，怕多不了許多。
但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錢的價值，卻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此種差別，是因前者多為產米國，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穫兩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穫的產量，又比小麥普通的收穫多。所以，產米國與產麥國比較，即使面積相同，產米國的糧食，亦必較更為豐富。這些國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這些國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淚費不了的大量剩餘，可以出賣，於是掌握著可購買多得多的他人勞動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記載，中國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役。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過剩食物，於是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產額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競求的金銀寶石。所以，供給印度市場的銀礦，和供給歐洲市場的銀礦相比，即使同樣豐饒，其產物在印度所能換得的糧食，亦必較多。可是，以貴金屬供給印度市場的礦山，似乎遠較以貴金屬供給歐洲市場的礦山貧瘠，而以寶石供給印度市場的礦山，卻遠較以寶石供給歐洲市場的礦山豐饒，所以，貴金屬在印度，自然比在歐洲能換得更多的寶石，並能換得多得多的糧食。像金剛石那樣非必要物品，其貨幣價格，在印度比在歐洲要低些，而像糧食這樣最重要必需品的貨幣價格，在印度要比在歐洲低得多。但前面說過，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個印度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不如歐洲勞動者。這些勞動者的工資，因此只能購到較少量的食物，食物在印度既比歐洲低廉，所以，與歐洲比較，印度勞動的貨幣價格，就加倍低廉，因為一方面它只能購到少量的糧食，一方面糧食的價格又便宜。在技術相同勤勞相同的場合，各國製造品，必有大部分的貨幣價格，與其勞動的貨幣價格成比例。中國和印度斯坦製造業上的技術和勤勞，雖不及歐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遠。它們勞動的貨幣價格，既如此低廉，其製造品的貨幣價格，自然要比歐洲任何地方低。加之，歐洲大部分地方輸送貨物，多由陸運。先把原料由產地運往製造所，再由製造所運往市場，其間所消費的勞動既多，製造品的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就因而增大。反之，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所需運費，既較歐洲為少，其大部分製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就更加降低。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往印度，從前極有利，現今仍極有利。在印度能夠獲得好價的物品，沒有什麼能與貴金屬相比擬，就是說，在歐洲產制花費一定數量的勞動和商品的商品，沒有一個在印度能比貴金屬換得更多數量的勞動和商品。貴金屬中，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方面，雖能以銀十盎斯至多十二盎斯購得金一盎斯，在後者方面，則需銀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團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亞卡普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係，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賣買為媒介。
為供給如此廣大的市場，每年由各礦山掘取的銀量，不但要足夠供應一切繁榮國家不斷增加的鑄幣需求和器皿需求，還必須足夠彌補一切用銀國家銀幣銀器皿的不斷毀損和消磨。
貴金屬用作鑄幣的不斷消耗，用作器皿由於磨損與洗擦的不斷消耗，只及用作使用範圍非常廣泛的各種商品的不斷消耗，是極其可觀的。單就這些消耗來說，每年就必須有極大數量的供給。某些製造業中所消費的這些金屬，從全體來看，或許不比這逐漸的消費來得多，但由於消費快得多，所以特別感到顯著。據說，單單伯明翰某些製造品，為鍍金包金而使用的金銀量，每年計達英幣五萬鎊，這五萬鎊金銀，一經移作此種用途，就絕對無恢復原狀之可能。從這事實，我們更可以想到，世界各地，在與伯明翰這些製造品相類似的製造品上，或在鑲邊、彩飾、金銀器、書邊鍍金及傢具等物上，每年所消費的金銀，不知多少。而且金銀每年由一地運往他地，在海陸途中失去的份量，也一定不在少數。加之，掘地埋藏寶物，為亞洲各國幾乎普遍的習俗。埋藏的場所，在埋藏者死亡以後，往往無人知道。這種習俗；必然增加金銀的損失量。
根據極可靠的記錄，由卡迪茲及里斯本輸入的金銀量（包括明輸密輸），每年約值六百萬鎊。
據麥格斯氏說，1748年到1753年這六年期間，西班牙每年輸入的平均量，和1747年到1753年這七年期間，葡萄牙每年輸入的平均量，合計銀一百一十萬零一千一百零七磅，金四萬九千九百四十磅。銀每金衡磅值六十二先令，計值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先令。金每金衡磅值四十四幾尼半，計值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兩者共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麥根斯認為這些登記的進口數字是正確的。關於輸出金銀的各地點以及從每一地點輸入金銀量，他都根據登記簿，詳為揭示。關於他認為可能秘密輸入的金銀量，他也作了估計。這位慎重商人的豐富經驗，使他的意見，顯得十分有力。
《歐洲人在東西印度創業的哲學史及政治史》一書作者，以能辯而見聞廣博著名於世。據他說，自1754年到1764年輸入西班牙的金銀量，平均以十里爾銀幣為一皮亞斯特計算，計達一千三百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又五分之三皮亞斯特。但這只就登記過的輸入量而言，若把秘密輸入量加入，每年總輸入恐不下一千七百萬皮亞斯特。一皮亞斯特如按四先令六便士換算，全額即等於英幣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這位作者，曾詳細列舉金銀輸出各地點，並參考登記錄，詳細記載各該地輸出的金銀量。據他報告，每年由巴西輸入里斯本的金量，若就葡萄牙國王所徵稅額判斷（稅率似為標準金屬的五分之一），共價值當為葡幣一千八百萬克魯查多，即法幣四千五百萬利佛，約合英幣二百萬鎊。關於秘密輸入部分，他說，如果作為公開輸入部分的八分之一計算，準沒有錯，這樣又可加上二十五萬鎊，合計共二百二十五萬鎊。依據這種計算，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每年輸入的貴金屬，總額就達到六百零七萬五千鎊。
此外，我曾查閱若干其他確實可靠的記述，儘管只是抄本，對於這每年平均總輸入量所估計的數字，都在六百萬鎊左右，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每年輸入卡迪茲及里斯本的貴金屬量，不等於美洲各礦山至年產量的全部。全年產額中有一部分往往由亞卡普科船舶運往馬尼拉；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歐洲各國殖民地間進行秘密賣買；還有一部分無疑是留在出產地。此外，美洲礦山，並非沒界唯一的金銀礦山。但是，它們是世界最豐饒的礦山。人們公認，今日已發現的其他各礦山產出額和美洲礦山比較，是微不足道的。人們也公認，美洲產出額的大部分，每年都向卡迪茲和里斯本兩地輸入。但是，單是伯明翰一年消費的五萬鎊，已相當於這每年六百萬鎊輸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從這看來，計界各地每年消費的金銀總額，也許與其產出的總額相等。即有剩餘，亦不過足供給一切繁榮國家的繼續增加的需求。有時，甚或不夠滿足此需求，這樣就使歐洲市場上的金銀價格提高若干。
每年由礦山提供市場的銅鐵量，絕非金銀所可比較。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想像，這些賤金屬供給的增大，有超過共需求的傾向，或者說，有使其價格逐漸趨於低廉的傾向。那末，我們為什麼想像貴金屬有這傾向呢，不錯，賤金屬比較堅固，但用於比較容易磨損的用途，而且因其價值較輕，人們對其保存也不像對貴金屬那麼留心。但是，貴金屬並不一定比賤金屬更能久存。貴金屬亦常在各方面損失、消磨和耗費。
一切金屬價格，雖都有緩慢的逐漸的變動，但與其他土地原生產物比較，則逐年的變動，確是比較小。而貴金屬價格與賤金屬價格比較，則突然變動的可能性還要小。原來，金屬價格不易變動的原因，就在於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穀物，在今年年終將全部或幾乎全部消費乾淨，但二三百年前由礦山採取的鐵，可能一部分現在還在使用，二三千年前由礦山採取的金，也可能有一部分現在還在使用。各年度被消費的穀物量，與各年生產的穀物量，常常保持相當的比例。但甲年度與乙年度所使用的鐵量間的比例，幾乎不大會受這兩年度鐵礦產出額偶然差異的影響。所使用的金量間的比例，更不會受金礦出產額變動的影響。所以，大部分金屬礦山逐年的生產額，雖比大部分谷田逐年的生產額，也許有更大的變動，但生產額的變動，對這兩種不同生產物價格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金銀價值比例的變動
美洲礦山發現以前，歐洲各造幣廠規定純金對純銀的價值比例，為一比十隻至一比十二。即一盎斯純金被認為值十盎斯乃至十二盎斯的純銀。到前世紀中葉，其比例改變為一比十四乃至一比十五，即一盎斯純金被認為值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的純銀。這樣，金的名義價值增大了，換言之，金所能交換的銀量加多了。金銀兩金屬的真實價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得的勞動量，雖一同下落，但銀比金落得更低。美洲金礦銀礦的豐饒程度，比以前任何已發現礦山都大，但銀礦的豐饒程度，比金礦似乎更大。
每年由歐洲運往印度的銀量很大，使得英國一部分殖民地的銀價和金對比漸趨低落。加爾各答的造幣廠，與歐洲一樣，認為一盎斯純金值十五盎斯純銀。可是，這評價和金在孟加拉市場上的價值相比，似覺太高。中國金銀之比，依然為一對十，或一對十二，日本據說是一對八。
據麥根斯氏的計算，每年輸入歐洲的金銀數量之間的比例，將近一對二十二，即金輸入一盎斯，銀輸入二十二盎斯。可是，銀輸入歐洲後，又有一部分轉運東印度，結果，留在歐洲的金銀數量之間的比例，他以為，約與其價值比例相同，即一對十四或十五。他似乎以為，這兩金屬價值間的比例，必然與其數量間的比例一致。所以，在他想來，如果波有這麼多銀輸出，則它們價值的比例，當為一對二十二。
但兩種商品的普通價值比例，與其在市場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不必一致。一頭值十幾尼的牛的價格，約為一頭值三先令六便士的羊的價格六十倍。如果我們依此推想，通常市場上有牛一頭，即有羊六十頭，那是可笑的。只根據一般以金一盎斯可購銀十四乃至十五盎斯的事實，就推論通常市場上有金一盎斯，即有銀十四至十五盎斯，也是同樣荒唐可笑的。
通常市場上銀的數量對金的數量的比例，比一定數量金的價值對同一數量銀的價值的比例，大抵大得多。市上廉價商品與市上高價商品相比較，往往不但前者的總量更大，而且前者的總價值也更大。每年上市的麵包，不僅總量比家畜肉大，價值也比家畜肉大。家畜肉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野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廉價商品的顧客，通常化高價商品的顧客多得多，廉價商品因此能在市上售去更大的數量，售去更大的價值。所以，廉價商品總量對高價商品總量的比例，通常必大於一定數量高價商品價值對同量廉價商品價值的比例。就貴金屬說，銀為廉價商品，金為高價商品。因此，通常市場上，銀不僅在總量上比金大，而且在總價值上也比金大，這是我們可以預斷的。凡持有少量金銀器物的人，只要把自己的銀器和金器比較一下，就會發覺，銀器在數量上，在價值上，都大於金器，而且，還有許多人，持有不少的銀器，卻毫無金器。即使有之，亦不過限於表殼，鼻煙盒，只及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其總額的價值，極為有限。不錯，就英國鑄幣說，所有金幣的價值，大於所有銀幣的價值，但在其他各國，情況並非如此。有些國家的鑄幣，其所有銀幣的價值，差不多與所有金幣的價值相等。據造幣廠統計，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併以前，金幣雖略多於銀幣，但相差不多。其他許多國家的鑄幣，則佔多數的不是金幣而是銀幣。法國一切巨額的支付，通常都用銀幣。至於金幣，則只限於隨身攜帶的小額，此外即不容易得到。但是，一切國家的銀器價值，總必大於其金器價值，而只有少數國家，金幣占鑄幣的大部分，所以，從前一種優勢來抵償後一種比勢，實綽有餘裕。
在一種意義上，銀在過去，總比金低廉得多，而在將來，恐也不免如此。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照今日西班牙市場上的情況，也許可說金較廉於銀。一種商品，不但可按照其平常價格的絕對大小，而說它是昂貴的或低廉的，同時，並可按照其價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其長時期供應市場所可能的最低價格，說它是昂貴的或低廉的。這所謂最低價格，是指只足夠補償這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的價格，也就是對地主不能提供任何報酬而全部由工資及利潤二者構成的價格。現在在西班牙市場上，金確實比銀更接近於這最低價格。西班牙所課的金稅，不過合標準金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而銀稅則為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前面說過，美洲西班牙屬地的大部分金銀礦山，其地租全都作為賦稅供給國王。國王的收入，在金的方面還不及銀的方面。經營金礦發財的，也比經營銀礦發財的少。可見金礦的利潤，一定低於銀礦的利潤。這樣，西班牙市場上金的價格，既只提供較少的地租和利潤，所以與銀比較，就一定多少更接近於這最低價格了。把一切費用都列入計算，在西班牙市場上，全部黃金，似乎不能像全部白銀那樣有利出售。但是，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稅，與西班牙往昔在墨西哥和秘魯所收的銀稅，同為標準金屬的五分之一。這樣，美洲的全部黃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銀，以更接近這可能的最低價格的價格供應歐洲一般市場，就很難說了。
金剛鑽及其他寶石的價格，恐怕比金的價格，更接近這可能的最低價格。
銀稅不僅和奢侈品稅一樣，是最適當的稅目，而且，在當時，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泉源。所以，這種課稅，在有徵收可能的時候，是難於放棄的。但完稅的不可能，已在1736年使銀稅由五分之一減至十分之一，也許有一天，同一的不可能將使其不得不再減，正像金稅不得不減到二十分之一那樣。美洲西班牙屬地的銀礦，也像其他各礦山一樣，由於採掘較從前深入，由於排出這些深處的積水以及供給這些深處以新鮮空氣等費用較大，開採費用逐漸增大。這種情形，曾經調查過這些礦山狀況的人，都是承認的。
這些等於增大銀的稀少性（因為一種商品的獲得，如果困難加甚了，費用增加了，就可說它是益形稀少）的原因，一定會引起以下三種現象之一。這種費用的增加，第一，一定會由於銀價的按正比例增加而取得補償；或是第二，一定會由於銀稅按正比例減少而取得補償；或是第三，一定會一部分通過這種方法，另一部分通過另一種方法而取得補償。三者必居其一，但以第三種現象為最可能。正如金稅儘管大減，但和銀相比的金價仍然上升一樣，銀稅儘管大減，但和勞動及其他商品相比的銀價，也可能仍然上升。
但是，銀稅的遞減，縱然不能全然防止歐洲市場上銀價的上升，至少，總會多少推遲其上升。減稅的結果，以前因不堪重稅而中止開採的礦山，現在也許會再行採掘。這樣，每年上市的銀量，一定要加多若干，而一定數量銀的價值，也一定要低落若干。1736年西班牙國王減低銀稅的結果，歐洲市場上的銀價，比較以前雖不曾實際減落，但與在銀說不減場合所會有的銀價比較，大概至少要低百分之十。
上述各事實和議論，使我相信，或者更切當地說，使我揣測，銀機雖減，銀價卻在現世紀的歐洲市場上，上升若干。我所以說揣測，是因為我對於這問題，雖竭盡了力量，但我的意見仍夠不上叫做信念。的確，假定銀價果有上升，其上升程度，到目前為止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儘管說了上面這些話，恐怕還有許多人，不但對銀價實際上曾否上升，而且對相反現象有否發生，即銀價在今日歐洲市場上是否仍舊在下落，仍然拿不定主意。
不過，以下的事件，是必須注意的。不論金銀的被假定的年輸入量是多是少，其年消費量終歸有一個時期會與其年輸入量相一致。金銀的總量愈多，其消費亦必增大，有時還比總量增加得多得多。總量增多，其價值必因而減少。於是用途增多，人們使用時也不那麼慎重愛護，結果，金銀的消費量必以比其總量的增加更大的比例增大。所以，經過一定時期後，金銀的每年消費量，在輸入不繼續增加的條件下，一定會與其每年輸入量趨於一致。可是，今日的輸入，依舊在繼續增加。
如果使金銀每年消費量達到與每年輸入量相等以後，每年輸入逐漸減少，那末，每年消費量也許有一段時間會超過每年輸入量。於是，金銀的總量可能逐漸不知不覺地減少，金銀的價值逐漸不知不覺地上升，一直到每年輸入量不增不減之時為止。這時候，金銀每年消費量，將逐漸不知不覺地適應每年輸入量所能支持的數額。
懷疑銀價仍在繼續跌落的根據
歐洲財富日益增加，以及認為由於貴金屬量自隨財富增加而增加，貴金屬價值因此自隨貴金屬數量增加而減少這個俗見，可能使許多人相信，歐洲市場上金銀價值迄今還在跌落。而許多土地原生產物還在逐漸騰貴這個事實，也許使這班人越發確信這種見解。
我已在前面說過，一國隨財富增加而增加的貴金屬量，絕沒有減低其價值的傾向。一切種類的奢侈品和珍奇品，當然都蝟集富國，由於同一原因，金銀也自然蝟集富國。這不是因為這些物品，在富國比在貧國低廉，卻是因為它們在富國比在貧國昂貴，即在富國可得更好的價格。優越的價格，吸引了這些物品，這優越性一旦消減，這些物品就不會向這方面蝟集。
除了穀物及其他全靠人類勤勞而生產的各種植物，一切種類的原生產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種獵獲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礦物等，都隨社會財富增長和技術改進而自然趨於昂貴，這也是我已經努力說明過的。所只，縱使這些商品能換得比以前多的白銀，我們仍不能因此便說，銀價實際上已較前低落，換言之，銀只能購買比以前少的勞動量。能由此引出的結論只是，這些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已經提高，換言之，能購得比以前多的勞動量。隨著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這些商品，不但名義價格上升了，其真實價格也上升了。名義價格的上升，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該商品自身具實價值上升的結果。
社會進步對三種原生產物的不同影響
原生產物，可只分作三類。第一類產物幾乎全然不能由人類勞力使之增加；第二類產物能適應需耍而增加；第三類產物雖能由人類勤勞而增加，但人類勤勞的實效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第一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可隨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而無限制地上升。第二類產物的真實價格，有時雖可大大上升，但決不能長久超越一定限度。第三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在自然傾向上，雖依改良程度的增進而增高，不過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價格有時甚至反而下落，有時保持原狀，有時或多或少地上升，要看偶然事變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增加此等產物時所收實效如何而定。
第一類
隨社會進步而價格提高的第一類產物，是幾乎完全不能由人類勤勞增加的。它們的產額既不能超過自然生產的一定份量，它們的性質又非常容易腐敗，所以，想把各季節生產的這類產物，全部蓄積起來，勢不可能。大部分稀少特異的鳥類魚類，各種野禽野獸，各種候鳥，都屬於此類。隨著財富的增進以及隨財富的增進而發生的奢侈的增進，對此等產物的需求多半會增加，但其供給卻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這等商品的價格，就可隨購買者競爭的不斷擴大而無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鷸，即使成為時尚品，價格上升到二十幾尼一隻，人類也不能由勤勞而使市上的山鷸增加到大大超過現有的只數。古羅馬人最隆盛時代，為何對珍貴魚類鳥類支付極高價格，正可用這理由來說明。這種高價，確非當時銀價低落的結果，而是不能隨人意增加的這些稀有珍品本身價值上升的結果。在羅馬共和國沒落前後若干年內，銀的真實價值比今日大部分的歐洲都高。羅馬共和國對西西里所繳納什一稅的小麥，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付價三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六便士。但這價格大概要比平均的市價低，西西里農民有義務按這價格交售他們的小麥，他們認為是一種課稅。所以，羅馬人若需從西西里輸入什一稅以外的穀物，他們就須依照契約，對於超過量每一配克付給四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八便士。這價格，想即當時認為適當而合理的價格，也就是當時視為平均或普通的契約價格，換算起來，每誇特約值二十一先令。英國小麥，就品質而言，較西西里小麥為劣，而就歐洲市場上售價而言，通常較西西里小麥為低。但在最近荒歉年度以前，其普通契約價格，卻為每誇特二十八先令。因此，把往古時代的銀價，與現在的銀價相比，一定為三對四之反比例，即當時報三盎斯，與現在銀四盎斯比較，能購得同量的勞動或商品。歷史學家普林尼記載，塞伊阿斯以六千塞斯特斯（合英幣五十鎊）購一隻白夜鶯，獻給女王阿格利皮納；阿西尼阿斯·塞納以八千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幣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購紅魚一尾。當我們讀到這種記載時，這些奇貴的價格，雖夠使我們驚絕，但這些價格以我們看來，似還比實價少三分之一。這兩件東西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交換的勞動及食品量，比其名義價格在今日給我們表示的數量，約多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塞伊阿斯為一隻白夜鶯而付出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才能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阿西尼阿斯·塞納為一尾紅魚而付出的勞動及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八十八鎊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才得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引起這種過分價格的原因，與其說是銀量充斥，以致銀價低廉，倒不如說是羅馬人的剩餘勞動剩餘食品過於豐盈，以致珍奇品爭購者多。當時羅馬人所持有的銀量，比同一勞動量及食品量的支配權在今日所能獲得的銀量要小得多。
第二類
價格隨社會進步而騰貴的第二類原生產物，其數量能應人類需要而增加。它們包括那些有用的動植物，當土地未開闢時，自然生產物很多，以致無價值可言，到了耕作進步，就不得不讓位給那些更為有利的別種產物。在社會日益進步的長期過程中，此類產物的數量日益減少，而同時，其需要卻繼續增加。於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它所能購入或支配的真實勞動量，逐漸增加，終而增加得這麼多，以致與他種由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產出的任何物品比較，也不相上下。但是，一旦達到這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如果竟超過這限度，那馬上就會有更多土地和勞動，用到這方面來生產此等物品。
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程度，如果使人們覺得，開墾土地以生產牲畜牧草，和開墾土地以生產人類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進一步上漲了，如果更上漲，馬上就會有更多的谷田轉化為牧場。耕地擴大的結果，一方面，野生牧草的數量減少了，以致不依勞動培畜而自然生長的家畜的肉減少；另一方面，持有交換家畜肉的穀物或穀物代價的人數又增加了，以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於是，家畜肉價格，繼之。牲畜價格必逐漸騰貴，終使人覺得，以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產牲畜的牧草，和生產人類的食物，有同等利益。但一定要到社會進步的後期，耕作事業才捨如此擴大，使牲畜價格抬高到這種程度。要是國家還向前進步，牲畜價格不高到此等程度，一定會繼續騰貴。在今日歐洲，恐怕還有一部分地方牲畜價格，未增到這個極限。即合併以前的蘇格蘭某地方，亦屬如此。蘇格蘭的地方，宜於畜牧的多，宜於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裡的牲畜，如只行銷於內地市場，則牲畜價格，恐怕不會達到這樣的高，以致把土地生產牧草成為有利。前面說過，英格蘭的牲畜價格，在倫敦附近，雖似於前世紀初期達到了這極限，但較僻遠地方，大概很久以後才達到這限度。也許至今還有少數地方，尚未達到這限度。但是，在第二類原生產物中，價格首先隨社會進步而升至極限的，恐怕要算牲畜。
在牲畜價格尚未達到這高度以前，就是適於深耕細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在土地廣大的國家，常有大部分農地，位於僻遠地方，其肥料不易仰給干都市，因此，耕作優良的土地其數量一定和農地自能生產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農地自產肥料量，又一定和農地所維持的牲畜數成比例。土地施加肥料，不外二途：其一，放畜於田，因而得糞；其二，飼畜於廄，出糞肥田。但牲畜價格如不夠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農民就不願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願設廄飼養牲畜。因為，設廄飼養牲畜所需牧草，勢須仰給於肥沃而已經墾治的土地，如從荒蕪未曾墾治的土地刈取那裡所生的零落的牧草，所需勞動和費用，一定非常的大。這樣，如果牲畜放牧於已經墾治的土地，其價格已不夠償付該地產草的費用，那末發廄飼養，牧草的刈取搬運，要增加相當的勞動和費用，其價格必定更不夠償付產草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下，想設廄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尚無所謂，若要多養，決無利潤可言。但如果只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則所得肥料，決不夠供給可耕土地的全部，使其不斷保持良好狀態。肥料既不夠供給全部農地，農民自然會揀最有利最便當，即最豐饒而位於農家庭院附近的土地，進行施肥，結果，全部農地中，常保持良好耕作狀態的，就單是一部分土地，而其餘大部分土地，則惟有任其荒蕪，至多不過任其生產若干瘠弱小草，似苟延少許奄奄待斃的牲畜的殘生。所養的牲畜，與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所需的數額比較，雖嫌太少，但與土地實際產出的牧草比較，卻又往往嫌其過多。這荒蕪地的一部分，在這樣繼續放牧六七年後，可能加以墾治，也許可產出一兩季粗劣的燕麥或其他粗劣的穀類。過此以往，則地力消耗淨盡，又須回復以前的休耕放牧狀態。於是，又進而墾治其他部分，這些新墾地，也產出一兩季粗劣穀物，以後也地力耗竭，回復休耕原狀。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併以前，其低地一帶的土地，大都在這方式下經營。當時能夠不斷靠肥料而維持良好狀態的土地，常常僅佔全農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時，甚且不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其餘土地，則全無肥料可施；不過其中還有若幹部分，系依上述方式，挨次墾治，挨次休耕。所以，在蘇格蘭，本可耕作的應好土地，亦因依照此種方式經營，以致其生產額比其生產力所能生產的低得多。此種經營方式，當然是不利的。但蘇格蘭在合併以前，似因牲畜過於低廉，不得不採取此種不利的經營方式。至於牲畜大大騰貴之後，該國大部分地方，何以依然沿用舊法，那是因為在若干地方。人民愚昧拘泥古習，而在大多數地方，又由於事理之自然，不容即時或急速採用優良方法。其中障礙，可大別為二：第一，租地人貧困，還波有足夠時間來取得足夠的牲畜，使他們能更完全地耕作其土地。他們資力有限，牲畜騰貴，飼養更多牲畜雖對他們有利，但也使他們難於多購。第二，縱使租地人具有此等資力，而牧草地的辟治，亦非一蹴可幾。總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這兩者，勢須同時進行，不能分先後。牲畜沒有增加，土地便無法改進；土地要不是大大改進，牲畜又不會顯著增加，因為不大大改進土地，就不能維持大大增加的牲畜。像這種革故圖新過程中的自然障礙，非有長時期的勤勉節約，那是無法剷除的。現今，舊方式雖在逐漸衰落，但要國內各地全盤廢除，恐怕還要經過半世紀或一世紀的時間。蘇格蘭從與英格蘭合併所得到的一切商業利益，也許只牲畜價格騰貴為最大利益。牲畜的騰貴，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帶地產的價值，同時，又成為低地一帶改進的主要原因。
一切新殖民地，都有大墾荒蕪的地。此等荒蕪地，除飼養牲畜外，不能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極度繁殖。凡繁多的物品，價格必然非常便宜。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歐洲人由故鄉運來，但在極短期間內，這些牲畜就增殖了那麼多，以致價值變得那麼低，使得馬投林野，所有者亦聽其自然，不復追尋。在這情形下，闢地飼養牲畜，必無利可圖。要闢地飼養牲畜而有利，要到這些殖民地建立之後，經過漫長的歲月才能辦到。那裡，肥料既形缺乏，投在耕作事業上的資財，與用於耕作的土地又不相稱，所以，其農業經營的方式，與今日仍通行於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如出一轍。當瑞典旅行家卡爾姆敘述他於1749年在北美某些英國殖民地所聞見的農業狀況時，他說，那裡很難找出英格蘭民族的特性，因為英格蘭民族在農業的各個方面都是有名的熟練的。他又說，當地人民，很少給自己谷田施放肥料。當一片土地因連續收穫而地力耗盡以後，他們就開墾其他新的土地。到這片土地的地力又耗盡後，他們再開闢第三片的土地。他們的牲畜，一任其彷徨林野或未辟之荒地間。春生牧草，因嚙取過早之故，往往不到開花結實，即毀滅淨盡。所以，牲畜常陷於半飢餓狀態中。春生牧草，是北美地方的天然牧草。歐洲人開始定居於該地時，此種牧草異常繁盛，高達三四英呎。卡爾姆明確指出，在他寫遊記時不能養活一頭母牛的一塊土地，往時肯定可以養活四頭母牛，而且，以前每頭母牛，能夠產出現在每頭四倍的牛乳。他以為，該地的牲畜，所以一代一代漸趨退化的原因不外乎牧草缺乏。此等牲畜，恐與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各地所見的矮小牲畜無大差別。今日蘇格蘭低地矮小牲畜的大改良，與其說由於畜種的選擇（雖然有些地方，也使用這種方法），無寧說由於飼料的豐饒。
因此，雖然牲畜的價格，要到墾殖改良的後期，才能增高到使闢地飼養牲畜成為有利，但在這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先達到這有利價格的，恐怕仍當首推牲畜，因為牲畜價格如未達到這程度，則墾殖改良的程度，要接近今日歐洲許多地方已達到的狀況，似乎亦不可能。
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初達到這價格的為牛，最後達到這價格的當為鹿肉。不列顛的鹿肉價格，表面上雖似過高，但這高價還不夠償還鹿園費用這一事實，凡有飼鹿經驗的都知道得很清楚。設非如此，就會像古代羅馬人飼養社鴟那種小鳥一樣，不久成為普通農家飼養的動物了。瓦羅和科技麥拿告訴我們，飼養社鴟是最有利的事業。蒿鳥飛到法國時很瘦，據說在法國有些地方，把它養肥是非常有利的事業。總之，鹿肉如果繼續為流行食品，而不列顛的財富與奢侈，又像過去某時期一樣增進上去，那末鹿肉價格，或將比今日還要貴。
在改良進步的過程中，由必需品牛的價格漲到極點，到奢侈品鹿肉的價格漲到極點，其間介有很長的歲月。在這長久歲月中，許多其他種類的原生產物，各依其不同情形，或遲或速地逐漸達到其最高價格。
這樣，在一切農場中，穀倉廄捨的廢物，都能養活若干家禽。此等家禽的飼養，既是廢物利用，無須農業家特別開支，所以，家禽通常都只極廉價格出售。農業家由此獲得的，幾乎全為純利，而價格也不會再低，使他們不願飼養。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國家，像這樣無需費用飼養的家禽，常常足夠供應全部的需要，因此，這種家禽，就常與家畜肉及其他一切肉食同樣廉價。不過由這方法飼養的家禽總數，勢必化農場飼養的家畜肉總數少得多。凡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少的產物，常比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多的產物，更為富裕奢華時代的人民所愛好。因之，耕作改進，財富和奢侈性增加的結果，家禽價格，就逐漸超過家畜肉價格，最終升到那麼高，使闢地飼養家禽，成為有利事業。家禽價格一旦達此高度，即不能繼續上升，否則用於其他用途的土地，亦必改用來飼養家禽。法國若干地方，家禽飼養一向被視為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其有利程度，足使農民願為飼養家禽而廣種玉米和蕎麥。中等農家，有時竟在宅內養雞四百餘隻。英格蘭對於飼養家禽，似乎不像法國那樣重視。可是，家禽在英格蘭的售價，一定比法國高，因為英格蘭每年有多量家禽仰給於法國。在墾殖改進的過程中，一切肉食達到最高價格的時候，必定是在闢地生產此等動物食料成為通常做法的前夕。在這種做法尚未普遍以前，此等動物的價格，必因其稀缺而騰貴，而在這種做法普遍化之後，通常必有新栽培方法發現，使農家能在同面積土地上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這種飼料。產量既多，農家不但必須降低售價，而且亦能夠降低售價，因為要是不能，多產必不能長久繼續。今日倫敦市上家畜肉的普通價格，也許因引種首蓿、蕪菁、胡蘿蔔、捲心菜等物而比前世紀初期低廉。
豬為貪食的動物，不但食糞，且食其他一切有用動物所嫌忌的髒物。因此，豬的飼養，與家禽同，其初不過為了廢物利用。這樣，只要利用廢物飼養的豬的數量，能夠充分滿足需要，此種家畜肉的市價，必比他種家畜肉低廉得多。但是，需要如超過此數量所能滿足的程度，換言之，飼養豬如果同飼養其他家畜一樣，有特為其生產飼料的必要，那末豬的價格，必然因此騰貴。在一國的自然狀態及農業狀態下，養豬比飼養共他家畜，所需費用如較多，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昂貴，如較少，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低廉。據布豐說，法國的豬肉價幾乎與牛肉價相同。在不列顛許多地方，現今豬肉卻比牛肉稍貴。
關於不列顛豬及家禽價格的昂貴，往往有人說，那是因為佃農和小農的人數減少了。此等人數的減少，是歐洲各地技術改良及耕作進步以前所要發生的事件，同時，又是使此等物品價格，比在沒有此事件發生時，更早更快騰貴的原因。一個最貧窮的家庭，往往不用何等費用即能養活一頭貓或一隻犬。一個最貧窮的農家，也同樣能以極少的費用養活幾隻家禽或一頭母豬數頭小豬。他們把食桌上些許殘物、乳漿、乳渣，作為此等動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餘的食料，則任其在附近田野間自行尋求，而不會明顯地損害他人。像這樣無所費而生產的動物的數量，勢必因小農人數減少而大大減少，同時，其價格勢必比小農人數尚未減少時更快地提高。但是，這種動物的價格，在改良的過程中，遲早總會達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換言之，遲早總會達到這樣高的價格，以致能對耕作提供此等動物食料的土地所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支付象對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所支付的一樣的報酬。
制牛乳的業務，最初也是為了廢物利用，與養豬及家禽同。農場上耕牛所產的牛乳，平常都超過小牛哺育及農家消費的必要量，而在某一季節所產尤多。可是，在一切土地的原生產物中，以牛乳為最易腐敗。牛乳在產量最高的熱季，很少能保存二十四小時。於是，農家把一部分制為牛酪，保存一周；一部分制為鹽牛酪，保存一年；一大部分制為干牛酪，保存至數年之久。這種種牛酪，農家通常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餘則全數運往市場，只尋求最好的售價。市價即使低賤，也不致賤到使農家不願以這剩餘部分供應市場。要是市價過低，農家對於制酪作業，多半會搞得不精不潔，乃至不為這種作業另備房屋，而因陋就簡地在煙熏、污穢、不潔的廚房中進行。實際上，蘇格蘭在三四十年前，一切農家制酷的作業，類皆如此，即在今日，還有許多農家，繼續此種狀態。導致家畜肉價格逐漸昂貴的原因，即對家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隨著農業改虔利用廢物飼養的家畜數量的減少，同樣會使制酪業的產品的價格，騰貴起來。制酸業產品的價格，當然與家畜肉價格和飼養家畜的費用相關聯。價格增高，就能夠對更多勞動給酬，也能夠促進農家對於制酪的注意和清潔。制酪就成了更值得農家注意的副業，其產品的質量就日益改良。最後，其價格升到那麼高，雖以最好的耕地為制酪而飼養家畜亦可獲利。可是，價格一達此高度，即不能進一步上升，否則馬上便有更多土地移作此種用途。英格蘭大部分地方的牛酪價格，似已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有許多良好土地，為著制酪而飼養家畜。蘇格蘭除大都市附近若干地方外，其餘各地，都似乎未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普通農家很少為了制酪而以良好土地飼養家畜。在最近數年間，牛酪的價格，確在漸趨昂貴，但如為此目的而使用良好土地，卻仍不上算。蘇格蘭的牛酪品質，一般都不及英格蘭。的確，這品質上的低劣，恰抵其價格上的低賤。可是，品質低劣並不是價格低賤的原因，卻是價格低賤的結果。蘇格蘭牛酪的品質，即使遠較今日為優，但在蘇格蘭現狀下，我想，上市的大部分牛酪，仍不能以遠較今日為高的價格出售。品質優良的牛乳，生產上必然有較多土地和勞動方面的費用。像令日這種價格，恐不夠補償此種費用。英格蘭許多地方的牛酪價格，無疑較為昂貴，但制酪業和生產穀物與飼養家畜這兩種主要農作業比較，仍不能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土地利用途徑。所以制酪業在蘇格蘭就更不那麼有利了。
不論任何國家，必須依人力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價格，要是不足以償還土地的改虔費用及耕作費用，該國的土地，決不會完全用來耕作，完全得到改良。要使全國土地完全用於耕種和得到改良，各種生產物的價格，第一，要足夠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視谷田地稅為轉移；第二，要能對農家所付的勞動和費用，給與同良好谷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樣好的報酬。換言之，農家必須由這價格，取回其資本，並獲得資本的普通利潤。各種生產物價格的上漲，顯然必須先於生產這各種生產物的土地的改良。得利是一切改良的目的，改良的必然結果如為損失，即不得謂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產的物品價格，不足補償改良的費用，那末，改良的結果，就必然是損失。因此，全國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如確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則這一類原生產物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視為公共災禍，而應視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須的先驅和伴隨物。
上述一切原生產物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的上漲，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這些產物自身真實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生產物不但值更大的銀量，而且值比以前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它們上市既需費去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因此上市之後，它們代表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或者說，在價值上等於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
第三類
第三類即最後一類原生產物的價格，隨著改良程度的增進而自然地上漲。人類勤勞對增加此等產物所收的實效，或為有限，或為不確定。因此，這類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雖有隨改良的進步而上升的自然趨勢，但有時甚或會下落，有時在各不同時代，會繼續同一狀態，有時又會在同一時期裡或多或少地上升，視所發生的不同的偶發事件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該產物的增產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而不同。
某些原生產物的生產，視他種產物的生產為轉移。因之，一國所能提供的前一類產物量，必然受它所能提供的後一類產物量的支配。例如，一國的羊毛或皮革的量，必受該國所維持的牛羊頭數的支配；它所能維持的牛羊頭數，又必然受該國改良狀況及農業性質的支配。
也許有人說，在改進的過程中，使牛羊肉價格逐漸提高的原因，也同樣會使毛革的價格，按幾乎相同的比例而提高。如果在進行改良的初期，毛革市場和家畜內市場，同樣局限於狹窄範圍，則上面所說，也許會成為事實。可是，這兩者的市場範圍，通常是極不相同的。
家畜肉的銷路，幾乎到處都局限於本國境內。英屬美洲的某地和愛爾蘭，雖經營著大規模的醃內業，但據我所知，今日商業世界中，經營此業的，換言之，以本國大部分家畜肉輸往他國的，只有這兩個地方。
反之，毛革市場，即在開始進行改良之時，亦很少限於本國境內。羊毛不經何等調製，生皮略加調製，就可很容易地送往遙遠國家。因為此等產物是多種製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其出產國的產業對它沒有需求，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可能對它有需求。
在耕作粗放因而人口稀少的國家，毛皮價格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的部分，總比在耕作較好人口較密而家畜肉有較大需求的國家大得多。據休謨觀察，薩克遜時代的羊毛價格，約值一頭羊的價格的五分之二。他只為此種比例，比現在羊毛價格在全羊價格中所佔的比例大得多。據我所得的很確實的報道，西班牙某些地方，往往單因採取羊脂、羊毛而殺羊，其屍肉則聽其在地上腐爛，或讓肉食鳥獸吃掉。此種事實，如果連在西班牙有時也會發生，那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在西屬美洲的其他許多地方，就幾乎是習見的現象了。這些地方，往往單為利用獸皮獸脂而不斷撲殺有角動物。當海地島時常遭受海盜侵擾，而法國人的種植園（現幾乎已延伸到該島的全部西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況，向未改善到足使該島西班牙人的家畜具有若干價值的時候，那裡也經常專為獸皮獸脂而撲殺牲畜。西班牙現今不但繼續佔有該島的東部海岸，而且佔有該島的全部內地與山嶺地區。
隨著改良及人口的增殖，一頭牲畜全部軀體的價格，必定會上漲。不過，此種上漲對獸肉價格的影響，比對獸毛獸皮價格的影響大得多。獸內市場，在社會原始狀態下，總局限於其產出國境內，所以必定隨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但獸毛獸皮這兩者，縱使為野蠻國產物，亦往往行銷於全商業世界，其市場很少能因一國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全世界商業的狀態，既不會因一國的改良而受到顯著的影響，所以這種商品的市場，在社會改進、人口增加之後，可能仍與以前完全相同或幾乎相同。不過，按事物的自然趨勢，社會如果改進，其市場一定會有多少擴展。設使一國以此等商品為原料的製造業，日益繁盛，則此等商品的市場，即使不隨著大大擴大，也必會轉移到比以前更接近於產地的地方，結果，此等原料的價格，至少會按所節省運費的程度而提高。在此場合，獸毛獸皮價格，縱不能與獸肉價格，依同一比例提高，亦自然會上升若干，決不至於下落。
不過，英格蘭的毛織物製造業，雖很繁盛，但羊毛價格，自愛德華三世以來，卻大大跌落。據許多可靠的記錄，在愛德華三世朝代（十四世紀中葉或1339年左右），英格蘭羊毛-托德（即二十八磅）的普通合理價格，不下於當時貨幣十先令。當時貨幣十先令，含有陶衡銀六盎斯，以每盎斯合二十便士計算，約當今幣三十先令。現在英國最優良羊毛的良好價格，卻不過每托德二十一先令。這樣，愛德華三世時代羊毛的貨幣價格，對於現在羊毛貨幣價格的比例，為十對七。至其真實價格，則前者之優越尤大。按每誇特麥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昔時十先令可購小麥十二蒲式耳。按每誇特麥價二十八先令計算，現在二十一先令只能購得小麥六蒲式耳。因此，往時羊毛真實價格，對於現在羊毛真實價格的比例，當為十二對六，即二對一。這就是說，當時羊毛一托德所購得的食品量，二倍於現在羊毛一托德所可購得的食品量。設使這兩時代的勞動真實報酬相等，則昔時羊毛一托德所可購得的勞動量，亦二倍於今日。
羊毛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的跌落，決不是自然的結果，而是暴力和人為的結果。第一，是絕對禁止英格蘭羊毛輸出的結果；第二，是准許西班牙羊毛免稅輸入的結果；第三，是只許愛爾蘭羊毛輸往英格蘭，而不得行銷他國的結果。由於有這些規定，英格蘭羊毛市場，就限於國內，而不能隨社會進步，有什麼擴張了。在英格蘭市場上，其他若干國的羊毛得與本國內地羊毛競爭，愛爾蘭羊毛則被迫與英格蘭羊毛競爭。加之，由於愛爾蘭毛織物製造業，遭受不公平不正當的阻礙，愛爾蘭人在自己境內只能利用一小部分自產羊毛，因此，不得不把其大部分輸往英格蘭，即容許他們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場。
關於古時的生皮價格，我不能找到何等可靠的記錄。羊毛通常被制定為輸納國王的物品，當輸納時，所評價格至少必為當時普通價格。至於生皮則情況似不如此。不過，弗裡伍德曾根據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與該院某牧師之間的帳單告訴我們，公牛皮五張，價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張，價七先令三便士；二齡羊皮三十六張，價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張，價二先令。在1425年時，十二先令所含的銀，約等於今日英幣二十四先令。這樣，按這帳單，公牛皮每張價格，折合銀量，就等於今幣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義價格，遠較現今為低，但當時十二先令，按每誇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可購小麥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麥，在現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算，卻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當時公牛皮一張，所能購得的小麥量，現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購得。即其真實價值，等於今幣十先令三便上。當時家畜一入冬令，即不免陷於半飢餓狀態，我們不能設想其軀體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張的公牛皮，在今日視為中等牛皮，在往時恐要視為上等牛皮。據我所見，每石半克朗，實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價格，按這價格，這重四石的牛皮一張，不過值今幣十先令。因此，就公牛皮的名義價格而言，今日較當時為高，但就真實價格而言，即就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食品真實量而言，今日實較古時為低。如上述帳單所示，母牛皮價格對公牛皮價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價格大大超過這普通比例。羊皮也許和羊毛一起賣掉。反之，小牛皮價格大大低於這比例。在家畜價格非常低廉的國家中，不是為著延續畜種而飼養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時撲殺。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就是這樣。小牛價格通常不夠償還它所消費的牛乳價格。所以，撲殺小牛可節省牛乳。小牛的皮的價格因此很低。
生皮價格，現在比幾年前遠為低廉。此中原因大約不外海豹皮的關稅撤廢了，1769年又許愛爾蘭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得於一定年限內無稅輸入。不過，就現在全世紀平均來看，生皮的真實價格大概比古時略高。此種商品的性質，和羊毛比較，就更不宜於輸送遠方。共保存所易蒙受的損害，亦較羊毛為大。若以鹽醃漬，則以品質不如新鮮生皮，其售價將更低。這種情形，必定會使生皮的價格在自己國內精製的國家高，不在自己國內精製而向外國輸出的國家低。在野蠻國家低，在進步的工業國高。在現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國制革業，並不能像毛織業那樣，使人相信這種製造業的繁榮，為國家安全所繫，因而像後者那樣受到國人的愛護。固然，生皮的輸出被禁止了，且被宣告是一種有害行為，但由海外輸入的生皮，卻已課稅。由愛爾蘭及各殖民地輸入的生皮關稅，雖經一度廢除（僅五年），可是，愛爾蘭剩餘的生皮，即不在愛爾蘭自己境內精製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顛境內銷售。至於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過數年以前，才列入只許在母國販賣、不得向他處販賣的商品項目中。愛爾蘭在這一方面，也不曾象羊毛那樣，為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裡，不論何種規定，如果立意在於減低獸毛價格或獸皮價格，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良好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給農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種土地的普通利潤，否則他們就將不再飼養。因此兩者不取償干牲畜的皮毛，即取償於牲畜的肉。所取於皮毛的愈少，則所取於肉的必愈多，所取於肉的愈少，則所取於皮毛的必愈多。地主只要獲取地租，農業家只要獲取利潤，至於毛、皮、肉的價格，各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比例如何，那是他們不暇計及的。由此看來，在改良及耕作發達國家，地主和農業家決不會因此等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由於肉價的上漲，他們在消費者立場上受些不利罷了。但是，在社會不改進、田野未開闢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此等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來畜牧，畜牧而外，無其他用途。而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構成，肉不過占極少的部分。在此種場合，他們以地主和農業家的資格說，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說，則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因為在此種場合，毛、皮價格的跌落，並不會招致肉價的提高。因為，該國大部分土地，除飼養牲畜外，即無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繼續飼養同數牲畜。家畜肉將仍以同一數量提供市場，家畜肉的需求不會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不會較前加大。肉價保持原狀，毛價比較跌落，於是，牲畜的全部價格就下落，接著，以牲畜為主要產物的一切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說是愛德華三世制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實為最有害的規定。其實行不但使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價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遲土地的此後的改進。
蘇格蘭自與英格蘭合併後，其羊毛價格顯著下落。因為蘇格蘭羊毛自合併時起即與歐洲大市場絕緣，而局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充分補償了羊毛價格的下落，那末，蘇格蘭南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業的大部分土地的價格。必深受這次合併的影響。
人類對於增加羊毛產量生皮產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國牲畜的產量說，必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國牲畜的產量說，又必定是無把握的。就後一層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外國對於此等原生產物的輸出，是否認為應加以限制，亦對上述努力的實效有影響。凡此均非本國操業者所得自主，所以，人類勤勞在這方面所得的實效，不但受有限制，並且是不確定的。
人類勤勞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類勤勞增加另一種極重要原生產物即魚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這方面的努力，勢必受當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離海洋遠嗎，內地江河湖沼多嗎，此等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豐富嗎，這些都很有關係。當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多的時候，魚的購買者必增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的代價來作購買。但是，為供應此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滿足這擴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來只需要一千噸魚的市場，如擴大到需耍一萬噸魚，那末，為供給此市場而增加的勞動量，非超過十倍，就不能滿足這需要。因為在此場合，魚類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使用的漁船，一定要較大，用以捕魚的工具，一定價格較高。因此，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洛，自然會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相信，各國的魚價，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魚一日能得多少，雖難於確定，然若就一年或數年說，則在一定地方情況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當確定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功效取決於一國財富及勤勞狀態的少，取決於地理位置的多，所以，兩個國家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漁業上人類勤勞的功效，卻可能相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卻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也是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由地中採出的各種礦物金屬量，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石量，其勤勞功效，雖似乎沒有限制，但完全不確定。
一國所有貴金屬量的多寡，並不受該國地理情況如礦山肥瘠的限制。沒有礦山的國家，往往擁有大量貴金屬。無論什麼國家，其所擁有的貴金屬的多寡，取決於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取決於該國的購買力，取決於其產業狀態，取決於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因為這些因素決定它所能用以開採本國礦山的金銀或購買他國礦山的金銀這一類非必要品的勞動與食品的量是多還是少。第二，取決於在一定期間內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礦山的肥瘠程度。因為金銀輸途容易，運費低廉，而且體積小價值大，所只，即離礦山很遠的國家，其金銀量，也要多少受這種礦山肥瘠的影響。中國、印度的金銀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礦山豐饒的影響。
就一國金銀量須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前一情況（購買力）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與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實價格一樣，多半隨該國財富及改良的增進而上升，隨該國的貧困與不振而下降。因為，持有多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和只持有少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比較，在購買一定數量金銀時，一定能支付較大數量的勞動與食品。
就一國金銀量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後一情況（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情況）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買所能交換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必按照那礦山豐饒貧瘠情況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顯，在一定時期內以金銀供給世界的礦山，究竟是豐饒，或是貧瘠，與一特定國家的產業狀態大抵沒有何等關係，而且與一般世界的產業狀態，似乎也沒有何等必然的關係。固然，在技藝與貿易逐漸向世界更廣的地面擴展，而礦山的探索也隨著向更廣的地面擴大的場合，新礦山發現的機會，必比其探索只限於比較狹窄地區的時候來得大。但在舊礦山漸次掘盡的時候，能否發現新礦山是極無把握的事，絕非人類技巧和勤勞所能保證。不是實際發現，不是採掘成功，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價值，甚至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存在。一切跡象都不可靠，這是世所公認的。在進行探索新曠山的時候，人類勤勞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無限大的。今後一二世紀中，也許能發現較以前更為豐饒的新礦山，而那時候現在最多產的礦山，將比美洲各礦山發現以前的任何礦山還要顯得貧瘠，這也是可能有的事。無論這兩者中那一個實現，對於世界的真實財富和繁榮，換言之，對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是無關重耍的。這年產物的名義價值，換言之，表明或代表這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會有極大的差異，可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其所能購買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卻完全一樣。在前一場合，一先令可能只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勞動。在後一場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勞動。但在前一場合，持有一先令的人，並不見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後一場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並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窮。人類從前一場合所享得的唯一利益，是金銀器皿的低廉與繁多，人類從後一場合蒙受的唯一不利，只是這類不關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貴與稀少。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搜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家，大都以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廉，換言之，大都以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作為此等金屬不足的證據，而且作為當時一般國家貧乏野蠻的證據。這種概念，是和那以一國富裕由於金銀豐饒、一國貧乏由於金銀不足的經濟學體系分不開的。關於此種經濟學體系，我將於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說明，在此僅論以下事實，即金銀價值的昂貴，僅可證明以此類金屬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貧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像富國購買那麼多的金銀，也不能對於金銀支付那麼高的價格。所以，此等金屬的價值，在貧國決不會比富國更高。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固然，歐洲的財富，自美洲礦山發現以來，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價值亦逐漸低落。但這種價值的下落，並非起因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起因於曠古未有的豐饒礦山的偶然發現。歐洲金銀量的增加與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是發生在幾乎同一個時期，但其原因卻非常不相同，兩者相互間簡直沒有何等自然關係。金銀量的增加，事出偶然，與任何深慮、任何政策無關，而且深慮與政策，亦無能為力。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起因於封建制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後者對於產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相當保證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勞動的果實。封建制度至今依舊殘存的波蘭，其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發現以前無異。然而在波蘭，也像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騰貴了，金銀的真實價值下落了。可知在波蘭，貴金屬也像在他國一樣，數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就其對該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也和他國相似。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不曾增加該國的年產物，不曾增進其製造業及農業，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恐怕它們是僅次於波蘭的兩個最貧國家了。可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這兩國運往歐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運費和保險費，而已由於這兩國金銀的輸出，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付走私費用。所以，就其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說，貴金屬量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多。然而，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制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制度。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佔的面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面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只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谷價騰貴的人也承認，谷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需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谷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搜集的許多市場賬薄，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谷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面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只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只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只是美洲礦山的豐饒。儘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像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像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擴展，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干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僱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干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僱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麼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為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一切動物性食物與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會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式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國為生產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適於穀物的生產，就得對地主和農業家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因為由於增加了土地的產出力，這種食物的產量必更為豐足。而且，農業的改良使許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為所需土地與勞動化穀物少）價格上市。如馬鈴薯，如玉米即所謂印度玉蜀黍，都屬於此類。此兩者為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由於通商及航海大發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農業幼稚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種僅局限於菜園中，所用器具僅為鋤。到了農業改進，這些植物就開始在一般農場栽植，並以耕犁從事栽植。如蕪青、胡蘿蔔、捲心菜等，都屬於此類。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必因而騰貴，那末，另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場合，要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麼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那是更微妙的問題。家畜肉價格一旦漲到極點（除豬肉外，一切家畜內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似乎已於一世紀前，達到了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無論如何騰貴，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境遇，是不會有大影響的。英格蘭大部分貧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騰貴而陷於大困苦，團為馬鈴薯的跌價定可給予一定的補救。
當現今食物缺乏時，谷價昂貴，無疑會使一般貧民受苦。但在普通豐年，穀物以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他種原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不會使貧民感到大痛苦。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製造品價格因課稅而發生的人為的上漲，也許會引起他們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改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逐漸降低一切製造品真實價格的結果。隨著改良，一切製造業的費用，大概都會逐漸減低，沒有例外。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誠然，社會狀態，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餘。
固然，有些製造品，從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還不足以抵償其原料真實價格的增高。在許多木器的製作，能以最好機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還抵不過木材真實價格由於土地改良而發生的上漲。
但是，在原料的真實價格沒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場合，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一定會大大低落。
近兩世紀，物價跌落最顯著的要算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料的製造品了。前世紀中葉需二十餘鎊才能購得的手錶，現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購得。刀匠鐵匠所製成的物品，各種鋼鐵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設菲爾德出品著稱的一切貨物，其價格跌落的程度，雖然沒有象表價那麼大，但也足使歐洲其他各地工人驚倒。他們在許多場合承認，即使以兩倍甚至三倍的價格，還不能製出同樣優良的產品。也許以賤金屬為材料的這種種製造業，比一切其他製造業都更適宜於進行分工，更可進行機械改良。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當無足怪。
在近兩世紀中，毛織業製造品，沒有何等顯著的跌價。反之，最上等毛織物價格，在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和其品質比較，卻上漲了一些。據說，這是因為西班牙羊毛貴了好多。又有人說，完全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州毛織物的價格，就其品質說，在現世紀中，已跌落了好些。但是品質的好壞，大有爭辯的餘地。所以這種說法，我都認為未必確實。毛織業上的分工狀況，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械，亦無大變動。但這兩方面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織物價格跌落若干。
但是，我們如把此種製造品的現在價格和更遠的十五世紀末葉價格比較。則其跌價就顯得明確得多。那時分工程度，遠不及今日精細，使用的機器，亦遠較今日不完備。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零售不得超過十六先令，違者每碼課罰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斷，含銀量約與今幣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當時看做是上等呢一碼的合理價格。當時頒布此法令，意在取締奢侈，可知普通售價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碼一幾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這樣說來，即使假定品質相等，最上等呢的貨幣價格，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亦顯有跌落，何況今日最上等呢的質量，可能比當時好得多。至於它的真實價格，則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為當時及此後許久小麥每誇特的平均價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麥二誇特三蒲式耳多的價格。現在小麥一誇特如評價為二十八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一碼的真實價格，至少必等於現在英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當時購買這種呢一碼的人，必須支付今日三磅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勞動量與食品量。粗呢的真實價格，雖亦顯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沒有上等呢那麼大。
1463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布的法令，限定農業雇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僱用的雇工，都不得穿用每碼二先令以上的呢。當時二先令，約含有今幣四先令同量的銀。但是，現在每碼值四先令的約克呢，恐怕比當時最苦雇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就其品質說，現在亦比當時低廉。至其真實價格，那是更比當時低廉了。小麥每蒲式耳十便士，當時看做適中合理的價格。所以，二先令，就是當時小麥約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價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麥，更值八先令九便士。當時貧困雇工，每購這種呢一碼，所須捨棄的購買力，相當於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購得的食品量。但是，這法令也旨在取締貧民的奢侈與浪費。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著，比現在昂貴得多。
這法令，又禁這階級人民，不得穿用每雙價格超過十四便士（約等於今幣二十便士）的長襪。當時十四便士，約為小麥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價格，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麥要賣五先令三便士。在我們今日看來，長襪一雙值五先令三便士，對最窮最賤的雇工是貴到極點的價格，然而，當時下級雇工，必須對長襪支付等於這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歐洲各地大概沒有一地方知道織襪技術。當時所穿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製成。而這也許是其昂貴原因之一。英格蘭最先穿襪的，據說是女王伊麗莎白，她的襪，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贈的。
往時精粗毛織業所用機械，都遠不及今日完備。這些機械近數百年來，曾經過三次大改良，此外還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數和重要性，現難於確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紡條紡錘代替紡輪，其結果，同量勞動，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干精妙機械，大大便利和節省絨線毛線的捲繞或經緯線在上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此等機械未發明前，極其累贅困難。第三，果用漂布機漿洗，代替以往布脫機後入水踐踏使布密緻的方法。在十六世紀初期，英格蘭各地尚不如水車風車。即阿爾俾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亦是如此。唯有意大利一國，比這早一些時候採用此等機械。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往時精粗毛織品，何以較現在昂貴。往時，此等貨物上市，更費去更多勞動，所以上市後，必須交換更大量勞動的價格。
英格蘭往時製造粗毛織品的方法，與今日工業幼稚國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偶爾擔當過。但他們通常只在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時才做這工作，這工作並不是他們大部分生活資料所仰給的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其生活費完全或大部分取資的製品的價格低得多，那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至於精毛織品，那時候英格蘭尚無製造，而是仰給於商務繁盛的弗蘭德。那時候，該地製造這種毛織品的人，大概也像現在一樣，從這工作取給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費。此外，當時弗蘭德製品，是一種外貨。對國王須繳納若干賦稅，至少，亦得繳納往時通行的噸稅和磅稅。這些稅大概不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制外國製品輸入，卻寧願獎勵商人，使能廉價輸入豪紳顯貴所希求的本國不能自制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粗製品的真實價格，與精製品真實價格相比，何以昔時遠低於今日。
本章的結論
我在此將以下述議論，結束這冗長的一章 。即一切社會狀況的改良，都有一種傾向，直接或間接使土地的真實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大，使地主對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有更大的購買力。
改良及耕作的擴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產物，必然隨全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產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實價格的騰員，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結果，接著，又是促進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原因。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會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會隨土地生產物真實價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產物中所分的比例亦會隨之增大。這種生產物，在其真實價值增高以後，並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勞動量來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產物中，只須以一較小部分來補償僱用勞動的資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潤。由是就有較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如果能直接使製造品真實價格低落，亦必能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或剩餘原生產物的價格，去交換製造品。凡減低製造品真實價格的事物，無不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因為，同量的原生產物，這時候可換得更多的製造品。於是，地主便能購買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裝飾品和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增加，社會所屬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都有間按提高土地真實地租的傾向。這種勞動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面。土地上將有更多的人和牲畜從事耕作。土地生產物將隨所投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稅又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於和上述相反的情況，例如對耕作及改良的忽視，某種土地原生產物真實價格的低落，由於製造技術退步和產業凋敝而發生的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騰貴，以及社會真實財富的衰落等等，都傾向於減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使地主對於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只有較小的購買力。
上面已經說過，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由此可見，這三大階級中，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促進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關於商業及政治問題的公眾集議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打算，決不會貽誤國家，至少，在他們對本階級利益具有相當知識的場合是如此。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缺乏這種知識。他們在上述三階級中，算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用勞力，不用勞心，更用不著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他們自然流於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並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瞭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後果。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雇勞動量逐年顯著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於不增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只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以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經驗不到的痛苦。但是，勞動者的利益，雖與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但他們沒有瞭解一般社會利益的能力，更沒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他們的狀況，不能讓他們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時間，即使有此時間，他們的教育和習慣，也不能使他們對任何消息作出適當的判斷。因此，在公眾集議時，只在特殊場合，即在僱主為著白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為著勞動者的利益，出來鼓動並支持勞動者發言的場合，勞劫者才發表意見。此外，勞動者能發言的，很不多見，其議論受到尊敬的，更為少聞。
勞動者的僱主即靠利潤為生的人，構成第三個階級。推動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活動的，正是為追求利潤而使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規劃和設計，支配指導著勞動者的一切最重要動作。但他們這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像地祖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於沒落的國家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與一般社會利益的關係，就和其他兩階級不同。在這一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者通常是使用資本最大的兩階層。因為他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終日從事規劃與設計，自比大部分鄉紳具有更敏銳的理解力。可是，因為他們通常為自己特殊事業的利益打算，而不為社會一股利益打算，所以，他們的判斷，即使在最為公平（不總是如此）的場合，也是取決於關於前者的考慮，而很少取決於關於後者的考慮。他們比鄉紳高明，與其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公眾利益，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於這種比較優越的理解，他們往往利用鄉紳的寬宏施行欺騙手段，使他老老實實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眾利益，唯有他們的利益才是公眾利益，並使他僅僅憑了這單純而誠篤的信念，捨棄自己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去遷就他們。其實，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只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採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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