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利潤的增減，與勞動工資的增減，同樣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但財富狀態對兩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
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傾向於減低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有許多富商投下了資本，他們的相互競爭，自然傾向於減低這一行業的利潤；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如果全都同樣增加了，那末同樣的競爭必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結果。
前面已經說過，即使要確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時間的勞動的平均工資，也不容易。而且，所能確定的，只不過是最普通的工資。但就資本利潤說，就連最普通的利潤，我們也很少能夠確定。利潤極易變動，經營某特定行業的人，未必都能夠說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潤是多少。他的利潤，不但要受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價格的變動的影響，而且要受他的競爭者和顧客運氣的好壞、商品在海陸運輸上甚或在堆棧內所可能遭遇的許許多多意外事故的影響。所以，利潤率不僅年年變動，日日變動，甚至時時刻刻都在變動。要確定一個大國內各行業平均利潤，必然更加困難；至於要相當準確地確定以前或現今的利潤，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過，我們要相當準確地確定往昔或現今的資本平均利潤，雖不可能，但我們可以貨幣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原則：在使用貨幣所獲較多的地方，對於貨幣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多的報酬；在使用貨幣所獲較少的地方，對於貨幣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少的報酬。我們由此確信，一國內資本的一般利潤，必定隨著其市場的一般利息率的變動而變動。利息率下落，利潤必隨著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潤必隨著上升。所以，利息的變動情況，可使我們略知利潤的變動情況。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以法令宣佈，一切利息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可見，以前的利息有的時候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後，熱心宗教的愛德華六世，受宗教的影響，禁止一切利息。但這種禁令，和同性質的其他各種禁令一樣，據說沒產生效果，而高利貸的弊害，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於是，亨利八世的法令，由於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條的規定，又發生效力了。此後，百分之十常為法定利息率，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把它限定為百分之八。復辟後不久，利息率減為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再減至百分之五。這一切法律的規定，看來極其適當。它們都是在市場利息率即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借款的利息率變動之後作出的，並不是走在前頭。自安妮女王時代以來，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似乎比市場利息率高，而不比它低。在晚近戰爭以前，政府曾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而王國首都及其他許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則以百分之三點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點五等利息率借款。
我國自亨利八世以來，財富與收入都在不斷增加，而且在進展過程中，其速度似乎是逐漸增加，而不是減少。不僅日在進步，而且進步得越來越快。這期間的勞動工資不斷增加，而大部分工商業的資本利潤卻在減少。
在大都市經營一種行業，往往比鄉村需墓更多的資本。各種行業上所使用的資本的龐大和富裕的竟爭者人數的眾多，乃是都市資本利潤率一般低於農村資本利潤率的原因。但是，都市的勞動工資，一般都比農村高。在繁榮的都市，擁有大量生產資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們所需要的人數雇到勞動者，所以他們互相競爭，這樣就抬高勞動工資而減低資本利潤。在沒有充分資本來僱用全體勞動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於是勞動工資降落，而資本利潤增高。
蘇格蘭的法定利息率雖與英格蘭相同，市場利息率卻高些。該地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不能以少於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連愛丁堡的私立銀行，對於隨時兌現全部或一部分的期票，也給與百分之四的利息。倫敦的私立銀行，對於儲入的資金，不給付利息。在蘇格蘭經營幾乎所有行業，所需資本都比英格蘭少。所只蘇格蘭普通利潤率，比英格蘭高些。上面已經說過，蘇格蘭的勞動工費，比英格蘭低。此外，蘇格蘭不僅比英格蘭窮得多，其進展的速度也慢得多，儘管它明顯地是在前進。
法國法定利息率，在本世紀內，不常受市場利息率的支配。在1720年，法定利息率，由二十分之一落到五十分之一，即由百分之五落到百分之二。在1724年，提到三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三點三。在1725年，再提到二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五。1766年，拉弗迪執政，又減到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其後，神父特雷執政，又恢復到原來的百分之五。一般認為，這樣強行抑製法定利息率的目的，在於為減低公債利息率做準備；這種目的有時確曾達到。就現在說，法國也許沒有英國那麼富裕。法國的法定利息率一般比英國低，而市場利息率卻一般比英國高。這是因為法國，像其他國家一樣，有了很安全和很容易的迴避法律的方法。據在英法兩國經商的英國商人說，法國的商業利潤比英國高；正由於這個原因，許多英國人不想把資本投在重商的本國，卻願投在輕商的法國。法國的工資比英國低。你如果由蘇格蘭到英格蘭去，你所看到的這兩地普通人民服裝和面色的差異，可充分表示這兩地社會狀況的差異。然而，假如你從法國回到英國來，這種對照就更為鮮明瞭。法國無疑比蘇格蘭富裕，但其進步速度似乎不及蘇格蘭。對於蘇格蘭，人們一般甚或普遍認為，它正在退步；此種見解，即使對法國說，也是沒有根據的；一個二三十年前曾到過蘇格蘭視察而現在又到那邊視察的人，絕不會對它抱有此種見解。
反之，就領土面積及人口的比例說，荷蘭比英格蘭富裕。荷蘭政府以百分之二的利息率借款，而有良好信用的人民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據說，荷蘭的勞動工資比英格蘭高。大家又都知道，荷蘭人經營生意所獲利潤，比歐洲其他任何國人都低。有些人說，現今荷蘭的商業正在衰退。就商業的某些部門說，也許確是如此。但上面所說的徵候似可表明，該國商業並未一般衰退。當利潤減少時，商人們往往都埋怨說商業衰退了；可是利潤減少，乃是商業繁盛的自然結果，或是所投資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結果。在晚近英法戰爭中，荷蘭人乘機獲得了法國全部運輸業務，而且直到現今，還有一部分操在荷蘭人手中。英法的國債，成為荷蘭人一宗大財產。據說，單就英國說，就有大約四千萬鎊（但我以為這說得過大）。此外，荷蘭人還把巨額資金貸給較本國利息率為高的外國的私人。這些事實，無疑表示他們資本的過剩，或者說，他們的資本已增加到投在本國適當生產上不能得相當利潤的程度，但不表示商業衰退。由經營特定行業而獲得的私人責本，雖增加到不能盡行投在這一行業上的程度，但這一行業仍繼續增進；大國的資本也可有這種情況。
在我國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勞動工資、貨幣利息只及資本利潤，都比英格蘭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不過，勞動的高工資和資本的高利潤同時存在，是新殖民地特殊情況所特有的現象，而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見的。在新殖民地中，資本對領土面積的比例以及人口對資本的比例，在一定期間內必定比大多數國家低。他們所有的土地，多於他們資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們只把資本投在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適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濱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此外，購買這等土地的價格，往往低於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為購買並改良這等土地而投下的資本，必然產生極大的利潤，因而使他們能夠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這種有利用途上的資本的迅速積累，使種植園所有者能僱用的工人數，很快增加到新殖民地不能供應的程度。這樣，他們能在新殖民地居到的勞動者的報酬，使極其優裕。但是，隨著殖民地的擴展，資本利潤就逐漸減少。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既全被佔有，耕作土壤和位置較差的土地所能取得的利潤，使減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資本，也只能提供較低的利息。在現世紀中，我國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都因此大大減低。隨著財富、改良工作及人口的增進，利息低落了。勞動工資卻不與資本利潤共同跌落。不論資本利潤如何，對勞動的需求，隨資本增加而增加。利潤儘管減低，資本卻不但繼續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為迅速。就此點說，勤勞的國家和勤勞的個人都一樣。大資本利潤雖低，但比高利潤的小資本，一般增加得更為迅速。俗語說，貨幣產生貨幣。已經取得了少許，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難的是這少許的取得。在前面，我已就資本的增加和業務的增加，即資本的增加和對有用勞動的需求的增加這兩者的關係，作了部分的說明，以後在論述資本積累時，當詳加說明。
新領土的獲得或新行業的開展，即使在財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國家，也會提高資本利潤，因而也會增加貨幣利息。由於這國家的資本，不夠應付這種新獲得或新發展所給各個人帶來的全部業務，所以只把它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那些行業上。以前投在其他行業上的資本，必有一部分撤回來，轉入更有利的新行業。所以，在那些舊行業，競爭便沒有以前那麼劇烈，而市場上各種貨物的供給也減少了。貨物減少，價格勢必或多或少地上升，這就對經營者提供更大的利潤，而他們也能以比從前高的利息率借入資金。在晚近戰爭結束以後不久，有良好信用的個人，乃至一些倫敦最大商號，一般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在戰前，他們通常沒交付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點五以上的利息。這可由我國佔領北美和西印度曾增加我國領土與商業那一事實來充分說明，用不著設想我國資財已經減少。舊資本所要經營的業務增加得那麼多，那必然會使很多行業的資本量減少，結果，在這些行業，由於競爭已較和緩，利潤必然增加。我相信，晚近戰爭的巨大費用，並沒使不列顛的資財減少，其原因，我以後將加以說明。
但是，社會資財即維持產業的資金的減少，使勞動工資降低，因而使資本利潤以及貨幣利息增高。由於勞動工資低落，社會上剩有的資本的所有者，以貨品提供市場所需的費用，比以前少；由於他們以貨品提供市場所用的資本比以前少，他們能夠且比以前高的價格出售貨物。所費較少，所得較多，他們的利潤從兩方面增加，因此能夠出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東印度其他英領殖民地，獲得巨大資產是那麼快、那麼容易這一事實，可以證明這些貧苦地方的勞動工資非常的低而資本利潤非常的大。其貨幣利息也相應地非常的高。孟加拉農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資金，並以次期的收穫物作為抵押。能夠擔負這種高利息的利潤，必然侵佔地主的幾乎所有地租，而這樣高的利息，也必然侵佔利潤的大部分。羅馬共和國衰亡以前，各地方在總督竭澤而漁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樣高的利息。從西塞羅的書簡，我們知道，有道德的布魯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島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借款。
一國所獲的財富，如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這種狀態下，它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也許都非常的低。一國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達到其領土所可維持或其資本所可僱用的限度，那末，在這種狀態下，職業上的競爭必然非常激烈，使勞動工資低落到僅足維持現有勞動者人數，而且由於人口已經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國的資本，如與國內各種必須經營的行業所需要的資本相比，已達到飽和程度，那末各種行業所使用的資本，就達到各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允許使用的程度。這樣，各地方的競爭就大到無可再大，而普通利潤便小到無可再小。
然而，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程度。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麼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有極大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息率，據說是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擔負這樣高的利息。
一國法律上的缺陷，有時會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過它的貧富狀況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處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國家中破產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遠。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確定性，就使他索取破產者在借款時通常需要出的那麼高的利息。在侵略羅馬帝國西部各地的未開化民族中，有許久，契約的履行與否只憑當事者的信義，他們王朝的裁判所很少過問此事。當時利息率達到那麼高，恐怕這也是一部分原因。
要是法規完全禁止利息，那也不能收到效果。許多人必須借入資金；而出借人，不僅對於這筆資金的使用，要求相當的報酬，而且對於迴避法律的困難和危險，也要求相當的補償。孟德斯鳩說，一切回數國利息率之所以高，並不是圇為他們貧窮，而是部分因為法律禁止利息，部分因為貸金難於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潤率，除了足夠補償投資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以外，還須有剩餘。只有這一剩餘才是純利潤或淨利潤。普通所謂總利潤，除了包含這種剩餘以外，還包含為補償意外損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與純利潤成比例。
出借資金，即使相當謹慎，亦有受意外損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潤率一樣，除了補償貸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外，還須有剩餘。如果無此剩餘，那未出借資金的動機，就只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在財富已達到極度、而且用在各種行業上的資本都已達到最大限度的國家，普通純利潤率便很低，因而這種利潤所能負擔的普通市場利息率也很低；這樣，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貨幣利息生活。小有產者和中等有產者，都不得不自己監督自己資本的用途。幾乎一切人都得成為實業家，都有從事某種產業的必要。荷蘭的現狀，似與此相似。在那裡，不是實業家，就不能算是時髦人物。需要使得幾乎每一個人都習以為常地去經營某種行業。習俗又到處支配時尚。不和別人穿上同樣的服裝，便成為笑柄；不和別人同樣從事實業，也不免成為笑柄。一個無所事事的遊惰者，廁身實業家中間，正如一個文官廁身軍隊中間一樣，會感到很尷尬，甚至會受到輕視。
最高的普通利潤率，也許是這樣一種利潤率，它在大部分商品價格中佔去應當歸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僅餘足夠支付商品生產及上市所需的勞動的最低工資，即僅足維持生存的工資。在勞動者從事工作時，總得設法養活他們，但地主未必都要給付。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孟加拉經營商業的利潤，恐怕與這最高率相差不遠。
通常市場利息率對普通純利潤率所應有的比例，必隨利潤升落而變動。英國商人把相當於兩倍利息的利潤，看做適中合理的利潤。我想，這所謂適中合理的利潤，不外就是普通利潤。在普通純利潤率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國家，借用資金來經營業務的人，從所得利潤之半作為利息，也許是合理的。資本由借用人擔負風險，他好像給出借人保險；在大部分行業，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既可作為這種保險所冒風險的足夠補償，亦可作為不辭辛苦運用這筆資本的足夠報酬。可是，在普通利潤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國家，就不可能有像上述那樣的利息和純利潤的比例。利潤率低得多時，也許不能以一半作為利息；利潤率高得多時，就可以一半以上作為利息。
財富迅速增進的國家，可在許多商品的價格上，以低的利潤彌補高的勞動工資，這樣它們的商品，就能與繁榮程度較低而勞動工資較低的鄰國的商品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
實際上，高利潤抬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比高工資大得多。例如，麻布製造廠各種勞動者，如梳麻工、紡工、織工等的工資，如果每日各提高二便土，那末麻布一匹價格所必須增高的數額，只等於生產這一匹麻布所雇的工作人數，乘以他們生產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數，再乘以二便土。商品價格中歸於工資的那一部分，在一切製造階段，按算術級數遞次增加。但僱用這些工人的所有僱主的利潤，如果都抬高百分之五，那末，商品價格中歸於利潤的那一部分，在一切製造階段，就按幾何級數遞次增加。就是說，梳麻工的僱主在賣麻時，要求他所墊付的材料和工人工資的全部價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同樣，紡工的僱主，也要求他所墊付的麻價和紡工工資的全部價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推而至於織工的僱主，也同樣要求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所以，工資增高對商品價格抬高的作用，恰如單利對債額累積的作用。利潤增高的作用，卻像復利一樣。我國商人和製造者，對於高工資提高物價、從而減少國內外銷路的惡果，大發牢騷；但對於高利潤的惡果，他們卻隻字不談。關於由自己得利而產生的惡果，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只對由他人得利而產生的惡果，大喊大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