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
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資本尚未累積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屬於勞動者，既無地主也無僱主來同他分享。
這種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勞動工資將隨著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而增加起來。但一切物品卻將日漸低廉，因為生產它們所需要的勞動量變小了。在這種狀態下，等量勞動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自然可以互相交換，所以，要購買各種商品，只需較少數量的勞動生產物。
可是一切物品，儘管實際上變得低廉，但表面上卻有些物品地比以前昂貴，換句話說，可交換較多數量的其他貨物。假定大多數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增加十倍，即現今一天勞動的生產量十倍於以前一天的勞動，而某一種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只增加一倍，即造產業現今一天勞動的生產量只二倍於以前一天的勞動。在這場合，這大多數產業一天勞動生產物，如果與那產業一天勞動生產物交換，那末前者以原工作量的十倍，不過購入後者原工作量的二倍。因此，後者的一定份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以前貴了五倍。但其實卻是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其他貨物量雖五倍於以前，但生產或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勞動量卻不過等於以前的二分之一。所以，現今獲得此物比以前容易了兩倍。
但勞動者獨享全部勞動生產物的這種原始狀態，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就宣告終結了。所以，在勞動生產力尚未有顯著改善以前，這種原始狀態早已不復存在了；要就此種狀態對勞動報酬或勞動工資所可能有的影響作進一步的探討，那是徒勞無功的。
土地一旦成為私有財產，地主就要求勞動者從土地生產出來或採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份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為要以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一般耕作者大都沒有維持生活到莊稼收割的資料。他們的生活費通常是由僱用他們的農業家從他的資本項下墊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勞動者的生產物，換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資本時得到相當的利潤，否則他就不願僱用勞動者。因此，利潤成為要從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
其實，利潤的扣除，不僅農業生產物為然，一切其他勞動的生產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藝成製造業中，大部分勞動者在作業完成以前都需要僱主給他們墊付原材料、工資與生活費。僱主分享他們的勞動生產物，換言之，分享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價值，而這一分享的份額便是他的利潤。
一個獨立工作的工人，有時也有資力，足以自行購買原材料，並維持自己生活，一直到作業完成。他兼有勞動者及僱主的身份，享有全部勞動生產物，即享有勞動所加於原材料的全部價值。因此，他的利得包含通常屬於兩個不同身份的人所有的兩種不同收入，即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
可是，這種實例不很多。就全歐洲說，其比例是，在老闆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個，自己獨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個。而且，勞動工資一語，都普遍理解為，在勞動者為一人而僱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另為一人的一般情況下，勞動獲得的工資。
勞動者的普通工資，到處都取決於勞資兩方所訂的契約。這兩方的利害關係絕不一致。勞動者盼望多得，僱主盼望少給。勞動者都想為提高工資而結合，僱主卻想為減低工資而聯合。
但在一般的爭議情況下，要預知勞資兩方誰佔有利地位，誰能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決非難事。僱主的人數較少，團結較易。加之，他們的結合為法律所公認，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勞動者的結合卻為法律所禁止。有許多議會的法會取締為提高勞動價格而結合的團體，但沒有一個法令取締為減低勞動價格而結合的組織。況且，在爭議當中，僱主總比勞動者較能持久。地主、農業家、製造者或商人，縱使不僱用一個勞動者，亦往往能靠既經蓄得的資本維持一兩年生活；失業勞動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見，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簡直沒有。就長時期說，僱主需要勞動者的程度，也許和勞動者需要僱主的程度相同，但僱主的需要沒有勞動者那樣迫切。
據說，工人的結合常常聽到，而僱主的結合卻很少聽到。可是，誰要是因此認為僱主實際很少結合，那就未免昧於世故，不瞭解這問題的真相了。僱主們為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工資率，隨時隨地都有一種秘而不宣的團結一致的結合。破壞團結，隨時隨地都是最不名譽的行動，都為近鄰和同業者所恥笑。我們所以不常聽到這種結合，正因為那是一種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結合，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結合。此外，僱主們為要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其實際工資率以下，有時也組織特殊的結合。此種結合，直到達到目的為止，總是保持極度的沉默與秘密。勞動者這時雖痛切成到資方的這種秘密結合，卻往往無抵抗他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道。不過，對於僱主的這種結合，工人們往往也組織對抗的防禦性結合。而且，即在沒有這種僱主結合的時候，工人們為提高勞動價格，有時也自動結合起來。他們所持的理由，有時是食糧騰貴，有時是僱主從他們的勞動得到過多的利潤。他們的結合，無論是防禦性的或是攻擊性的，總是聲聞遐邇。為求爭點迅速解決，他們老是狂呼吶喊，有時甚至用極可怕的暴力。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僱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僱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干涉，部分因為僱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一敗塗地而告終。
不過，在爭議中，僱主雖常居於有利地位，但勞動工資有一定的標準，在相當長的期間內，即使最低級勞動者的普通工資，似也不能減到這一定標準之下。
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坎梯隆似乎因此推測，最下級普通勞動者，為供養兒女二人，至少須取得倍於自身所需的生活費，而其妻子，由於需要照料兒女，其勞動所得，只夠維持自己。但據一般計算，常有半數兒童在未成年以前死去。因此，最貧窮的勞動者按照上述計算，一般都想至少養育四個孩子，以便能有兩個孩子活到成人年齡。但坎梯隆認為，四個孩子的必要扶養費也許和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幾乎相等。他還說，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算來倍於其生活費，一個最低級勞動者勞動的價值，不可能低於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因此，至少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為贍養家屬，即使最低級普通勞動者夫婦二人勞動所得，也必須能稍稍超過維持他倆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費用。但是，這種超過額，是按什麼比例，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不想加以確定。
可是，有某些情況，有時也使勞動者立於有利地位，並使他們能夠得到大大超過上述工資的工資。很明顯，上述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不論何國，如果對那些靠工資過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種傭人等的需求不斷地增加，換言之，如果每年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比前一年多，勞動者就沒有為著提高工資而結合的必要。勞動者不夠，自會導致僱主間的競爭；僱主們競相出高價僱用勞動者，這樣他們就自動衝破了防止工資提高的自然結合。
很明顯，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定隨著預定用來支付勞動工資的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這種資金有兩種：一，超過維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超過僱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資財。
地主、年金領受者、有錢人，如果認為自己的收入除維持身家外還有剩餘，他們一定會把剩餘額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來僱用若干家僕。這剩餘額增加，他們所僱用的家僕自然也隨之而增加。
織工、鞋匠這一類獨立工作的勞動者所持的資本，如果除了購買供自己使用的原材料並維持他在貨品出售以前的生活外，還有剩餘，他自然也會以這剩餘額僱用一個乃至數個幫工，以便靠他們的勞作獲利。這剩餘增加，他所雇幫工的人數自然也隨之而增加。
因此，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隨一國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自隨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國民財富不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
然而，使勞動工資增高的，不是龐大的現有國民財富，而是不斷增加的國民財富。因此最高的勞動工資不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卻在最繁榮，即最快變得富裕的國家出現。今日英格蘭確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勞動工資卻比英格蘭各地高。紐約地方，普通勞動者一日的工資為美幣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幣二先令；造船木匠為美幣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幣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脫，全部合英幣六先令六便土；泥水匠及建築木匠為美幣八先令，合英幣四先令六便士；裁縫幫工為美幣五先令，合英幣二先令十便士。這些價格都在倫敦價格之上。據說，其他殖民地的工資也和紐約同樣高。食品的價格，北美各地都比英格蘭低得多。北美從來沒有饑荒現象。即在歉收的年度，只不過減少輸出，沒減到自己供給不足。所以，北美勞動的貨幣價格如果比母國各地高，那末其真實價格，即其貨幣價格對勞動者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比母國更高。
北美雖沒有英格蘭那樣富裕，但比英格蘭更繁榮，並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財富。一國繁榮最明確的標識，就是居民人數的增加。英格蘭以及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居民，在大約五百年內，不敢說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屬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內，就增加了一倍。就現在說，這種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斷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據說，當地高齡居民往往能親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個以上的直系子孫。由於勞動報酬優厚，多子女不但不成為室家之累，反而成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離去雙親家庭以前，每個兒女的勞動，推算起來，足有純收盆一百鎊的價值。一個有四五個孩子的青年寡婦，在歐洲中等及下等人民間，很少能找到第二丈夫，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兒女常是誘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財產。兒童的價值是結婚的最大鼓勵。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足怪的。可是，儘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卻仍不斷發出勞動者不足的訴苦聲。對勞動者需求的增加，和維持勞動者資金的增加，似乎比勞動供給的增加快得多。
一國儘管非常富有，如若長久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裡找到極高的工資。指定用來支付工資的資金，換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資本，也許達到極大的數額。但這數額如果數世紀不變，或幾乎不變，那末每年所僱用的勞動者人數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勞動者人數，甚或還有剩餘。這樣，勞動者既不缺少，僱主也不會為要獲得勞動者而相互競爭。在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增加卻自然會超過需要僱用的人數。就業機會常感不足，於是勞動者為要獲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競事。假如，該國勞動者的工資，本來足夠養活他們各自的身家而且還有剩餘，那末勞動者間的競爭和僱主們的利害關係，不久就會使工資減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哥孛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哥孛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辭。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屍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並發臭，他們得到它，正像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麼高興。結婚，在中國是受到了獎勵的，但這並不是由於生兒育女有出息，而是由於有殺害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總有若干嬰孩被委棄街頭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樣投在水裡。而這種可怕的殺嬰工作，據說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認的謀生手段。
不過，中國雖可能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裡，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僱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然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著原有的人數。
在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顯著減少的國家裡，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職業所需要的雇工和勞動者，都比前一年少。許多不能在上等職業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階級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職業中找工作。這樣，在最下等職業中，就不但有了超過需要的最下級勞動者，而且還有過多的從其他各階級紛紛擁入的人。結果，職業的競爭變得非常劇烈，以致把勞動工資減低到極悲慘極貧困的生活水準。而且，即使忍受這些苛刻條件，還有許多人找不到職業。這些人，要麼餓死，要麼淪為乞丐，不然也許只有搞罪大惡極的勾當才能取得生活資料。接著，窮乏、飢餓和死亡等災禍就落到最下級的勞動者身上，後來波及所有上等階級，終至國內居民減少到經過苛政或災禍而碩果僅存的收入和資本所能容易維持的人數。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領殖民地的現狀，也許幾乎就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經大大減少，因而生活資料並不十分困難，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萬人因飢餓而瀕於死亡，我們就可以斷言，那是因為該國指定用來維持貧困勞動者的資金正在迅速減少。英國保護和統治北美的政治機構和壓迫與壓制東印度的商業公司的不同性質，用這兩地的不同情況來說明，也許是再好不過的。
所以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進的自然徵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徵候，而勞動者處於飢餓狀態，乃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徵候。
看來，不列顛現今的勞動工資，顯然超過了維持勞動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數額。為證明這一點，我們無須作煩瑣或未必有結果的計算，來推定勞動者至少需多少工資，才能養活一家。有很多明顯徵象表明，不列顛各地勞動工資，不是以符合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為準則的。
第一，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級勞動也有夏季工資與冬季工資的區別。夏季工資總是最高工資。但冬季有薪炭臨時開支，故冬季家庭生活費在一年中為最大。生活費最低時，工資反而最高，這就表明，勞動工資不受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數額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數量及其假定價值的支配。也許有人說，勞動者應貯藏夏季工資的一部分，來支付冬季費用，而他全年的工資，並不超過他一年中維持身家所需要的數額。可是，奴隸或絕對仰賴他人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卻不是這樣。他的日常生活資料，都和他的日常需要相稱。
第二，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不隨食品價格變動而變動。食品價格，到處都年年變動，常常月月變動。但有許多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經過半世紀，還仍舊不變。因此，假若這些地方的貧窮勞動者，在食品最昂貴的年歲，能夠維持他的身家，那末，在食品價格一般而供給又很充足的年歲，必能過舒適生活；在食品異常低廉的年歲，就過著優裕生活。在過去十年中，不列顛有許多地方食物昂貴，而勞動的貨幣價格並不隨著顯著提高。固然，確有些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提高了，但那與其說起因於食物的昂貴，倒不如說起因於勞動需求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說，食品價格的變動，大於勞動工資的變動，而就不同地方說，勞動工資的變動，卻大於食品價格的變動。麵包和家畜肉的價格，在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一般相同，或大約相同。這兩種商品以及大多數其他零售商品（貧窮勞動者零購的一切物品），在大都市和在僻遠地方，價格是同樣低廉，或者，大都市方面還比較低廉，其原因我以後說明。但大都市與其附近地帶的勞動工資，往往比數哩以外地方的勞動工資，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倫敦及其附近勞動的普通價格，可只說是每日十八便土。數哩以外，即減低到十四便土或十五便土。愛丁堡及其附近勞動的普通價格，可只說是每日十便士，數哩以外，就低落到八便土。八便士是蘇格蘭低地一帶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在那裡，這價格的變動比英格蘭少得多。勞動價格上的差異，雖未必會驅使一個人由一教區移到另一教區去，但貨物價格這樣的差異，卻必然使許多容積巨大的貨物，從一教區到另一教區，從國內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可只說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運輸，變得非常頻繁，不久就使它們趨於均衡。人性見異思遷，雖早有定論，但根據我們的經驗，人類卻顯然又是安土重遷，最不愛移動的。貧苦勞動者，在不列顛勞動價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夠維持家屬，那末在不列顛工資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過優裕的生活。
第四，勞動價格的變動，無論就時間說或就地方說，不但不與食品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穀物的價格，蘇格蘭比英格蘭高，蘇格蘭幾乎每年都由英格蘭輸入大宗穀物。英格蘭穀物，在輸入穀物的蘇格蘭售賣的價格，必須高於在輸出穀物的英格蘭售賣的價格，但英格蘭穀物在蘇格蘭市場售賣的價格，不能高於和它相競爭的同質量蘇格蘭本地穀物的價格。穀物品質的良否，主要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就這一點說，英格蘭穀物，遠勝於蘇格蘭穀物，所以，從外表說，或從其體積說，英格蘭穀物的價格，雖高於蘇格蘭穀物的價格，但就其實質即品質或重量說，一般卻比蘇格蘭低廉得多。可是，勞動價格，在蘇格蘭卻比英格蘭低。因此，貧苦勞動者，在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即蘇格蘭，如能維持其家屬，那末在聯合王國的另一部分即英格蘭，就必能過豐裕的生活。現今，蘇格蘭普通人民，從燕麥片為最常食和最好食物，這和英格蘭同階級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較，一般是壞得多。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兩地人民工資差異的原園，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可是許多人卻往往不可思議地倒果為因。甲富而乙貧，並不是因為甲有馬，乙卻步行，而是因為甲富能備有馬車，乙貧不能不步行。
各年度計算，前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比現世紀高。現在，這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實證，那末蘇格蘭，比英格蘭更為明確。因為蘇格蘭每年的公定谷價可作證明，蘇格蘭每年按市場實際狀況，依宣誓手續，評定所屬各地種種穀物的價格。如果這種直接證掘還需要間接證據作為旁證，那末我說，法國甚或歐洲大多數地方的情況也是這樣。就法國說，我們有了最明確的證明。不過，前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略高於現世紀，雖無可置疑，但前世紀兩地勞動價格，比現世紀低得多，亦同樣無可置疑。因此，假如貧窮勞動者，在前世紀能夠維持他的家屬，那末，他現在必定能過著舒適得多的生活。前世紀，在蘇格蘭大多數地方，普通勞動的最普通日工資，夏天為六便土，冬天為五便士。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若干地方，工資還是一星期三先令或大約三先令。現在，在蘇格蘭低地，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八便士。在愛丁堡附近，在鄰近英格蘭因而可能受英格蘭影響的各州，在勞動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愛州等附近，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十便士，有時或為一先令。英格蘭農工商業的改進，遠較蘇格蘭為早。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必隨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前世紀和現世紀，英格蘭的勞動工資高於蘇格蘭。而且從那時以來，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大大增加，但由於英格蘭各地支付的工資，在種類上比蘇格蘭多，所以，要確定英格蘭工資的增加率，比蘇格蘭困難。1614年，步兵一名一日的餉銀，與現今同為八便土。當初規定這種餉額時，必然是以普通勞動者普通工資為標準，因為步兵大都征自這個階級。查理二世時代，高等法院院長黑爾斯，推算勞動者六口（父親母親，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用費，一星期為十先令，即一年需二十六鎊。他認為，如果他們不能靠勞動來賺得此數，他們就得靠乞討或盜竊來湊成此數。黑爾斯對於這問題，似曾下了一番研究。從熟習政治數學博得德維南博士的格裡戈裡·金，也曾於至6既年推算一般勞動者及外傭工的普通收入，以為平均由三個半人合成的家庭，一年需費十五鎊。從表面上看，金的計算，似與黑爾斯的計算有出入，但實則大體一致。他們都認為，這種家庭一星期的用費，每人約二十便士。從那時以來，王國多數地方，這種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貨幣費用，都有大的增加，不過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沒有象最近刊布的關於現今勞動工資增高那些誇張報告所說的那麼多。必須指出，任何地方的勞動價格，都不能極正確地確定。因為，就是同一地方同一種類的勞動，也往往依照勞動者的巧拙只及僱主的寬吝，給付不同的價格。在工資波有法律規定的地方，我們想要確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資。而且，經驗似乎告訴我們，法律雖屢次企圖規定工資，但實際上，卻從未作出適當的規定。
現世紀，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使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於勞動貨幣價格的增加。不僅穀物的價格，比從前稍稍低廉，而且那些成為貧窮勞動者適意和衛生食料的許多其他東西的價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現今王國大多數地方馬鈴薯價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從前用鍬而今日普通用犁種植的蕪青、胡蘿蔔、捲心菜等的價格，也可以說和馬鈴薯同樣低廉。一切蔬果，也變得低廉。我們知道，前一世紀英國消費的大部分蘋果和洋蔥，都是由弗蘭德輸入的。麻布製造和呢絨製造的大改良，給勞動者提供了質更好價更廉的衣服。賤金屬製造的大改良，不僅給勞動者提供了更精良的職業用具，而且提供了許多快意的和便利的傢具。誠然，肥皂、食鹽、蠟燭、皮革及發酵酒，由於課稅而抬高了價格，但其中，為貧窮勞動者所必須消費的份量，卻極其有限。這小部分商品價格的昂貴，並不抵消其他多數物品價格的下落。世人往往說，奢侈之風，波及下等階級，連貧窮勞動者現在也對以前的衣食住條件感到不滿足，他們這樣說，使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其真實價格增大了。
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一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
貧困無疑會使人不想結婚，但未必會使人不結婚。貧困似乎還有利於生育。蘇格蘭高地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婦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會婦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兩三個。不妊症，雖為上等社會所常患，但在下等社會，卻極少有。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慾望，看來往往會削弱，而且常常會徹底破壞生育能力。
貧困雖不能阻止生育，但極不利於子女的撫養。柔嫩植物長出來了，但在土地塞冽和氣候嚴酷的環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聽說，蘇格蘭高地常有一母產子二十個而活的只有一個的實例。幾個富有經驗的軍官告訴我說，士兵在聯隊內生的全部兒童，漫說後來用以補充聯隊的缺額，即用以充當聯隊的吹鼓手，亦嫌不夠。但是，在兵營附近看到的可愛孩子，卻比其他地方多。這些孩子很少長到十三四歲。有些地方生出來的兒童，在四歲前，死去一半；有許多地方，在七歲前死去一半；在九、十歲前死去一半，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樣大的死亡率，在各地方下等人民間都可看到。他們不能像上等人民那麼注意養育子女。一般地說，他們的結婚，雖比上流社會的人更為多產，但他們的兒童中，達到成年的卻比較少。與普通人民的兒童比較，育嬰堂及教區慈善會內收養的兒童，死亡率還要大。
各種動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資料成比例。沒有一種動物的增殖，能超過這個比例。然而，在文明社會，只有在下等人中間，生活資料不夠才能限制人類進一步繁殖。要限制進一步的增殖，除了殺死他們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沒有其他方法。
豐厚的勞動報酬，由於它使勞動者能夠改善他們兒童的給養，從而使他們能夠養大較多的兒童，勢必會放寬和擴大上述限度。應該指出，上述限度擴大的程度，也必然盡可能和勞動需求所需要的程度相稱。如果勞動需求繼續增加，勞動報酬必然鼓勵勞動者結婚和增殖，使他們能夠不斷增加人口，來供給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什麼時候，要是勞動報酬不夠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缺乏不久就會抬高勞動的報酬。什麼時候，要是勞動報酬過分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過多不久就使勞動的報酬減到其應有的程度。在前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如此不足，在後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又如此過剩，結果都迫使勞動價格，不久又回到社會所需要有的適當程度。因此，像對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產一樣，對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產。生產過於遲緩，則加以促進；生產過於迅速，則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論在北美，在歐洲，或是在中國，支配和決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這一需求。這需求在北美，成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歐洲，成為人口緩慢而逐漸增加的原因，在中國，就成為人口不增不減的原因。
據說，奴隸的損耗，其損失在僱主，自由傭工的損耗，其損失卻在他自身。其實，後者的損耗，與前者的損耗一樣都是屋主的損失。各種職工和傭工，都必須給付這樣的工資，使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對他們的需求的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等情況，而維持其種類。不過，自由傭工的損耗，雖同是僱主的損失，但與奴隸的損耗比較，則僱主所受損失又少得多。要是我可這樣說，用作補充或修補奴隸損耗的資金，通常都由不留心的僱主或疏忽的監工管理。但修補自由傭工損耗的資金卻由自由傭工自己管理。一由錢財通常管理得漫無秩序的富人管理，所只管理上自亦漫無秩序；一由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的窮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在這樣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卻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費用。所以，征之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的經驗，我相信，由自由人作成的作品，歸根到底比由奴隸作成的作品低廉。即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也是這樣。
所以，充足的勞動報酬，既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歎。
也許值得指出，不是在社會達到絕頂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於進步狀態並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樂。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是困苦的。進步狀態實是社會各階級快樂旺盛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悲慘的狀態。
充足的勞動報酬，鼓勵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勵他們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獎勵。勤勉像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益加努力。所只，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例如，英格蘭勞動者比蘇格蘭勞動者強；大都會附近的勞動者比僻遠農村的勞動者強。誠然，有些勞動者如能在四天中掙得足以維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資料，將無所事事地虛度過其餘三天，但就大多數勞動者說，並不如此。反之，在工資按件計算時，許多勞動者往往沒幾年就把身體搞垮了。據說，倫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不能保持最精壯氣力到八年以上。此種現象，在工資按件計算的許多其他行業，常有發生。製造業一般是按件計算工資，連農村勞動在工資較通常為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計資。幾乎各種技工，在特殊業務上，往往因操勞過度而生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醫生拉馬齊尼，關於這類疾病，曾著有專書。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看做勤勞人民，但在他們從事某項特殊工程而按件領受工資時，軍官常須與領工者約定，他們每日報酬，按他們的報酬率，不得超過一定數額。在這條件訂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競爭希望得到較大報酬而操勞過度，損害健康。一星期中四天過度的操勞，乃是共余三天閒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對於這三天的閒散，卻大發牢騷並大聲叫囂。大多數人在連續數天緊張的腦力或體力勞動之後，自然會強烈地想要休息。這慾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種強烈需要的抑制，否則是幾乎壓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緊張勞動之後，有一定程度的縱情快樂，有時只是悠閒自在一會，有時卻是閒遊浪蕩和消遣娛樂。如不依從這要求，其結果常是很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不然，遲早亦會產生職業上的陣殊疾病。如果僱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有人說，在物價低廉的年度，勞動者大抵較平常懶惰；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則較平常勤勉。他們由此得到結論：生活資料豐富，勞動者的工作，就弛緩起來；生活資料不足，勞動者的工作就緊張起來。說生活資料略較平常豐富，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偷閒，那是無可置疑的，但若說大多數勞動者，都會因此怠於作業，或者說，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時，比吃得好時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更好，在疾病時，比健康時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說法。應該指出，對一般人民說，饑饉的年歲，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歲，而疾病和死亡，勢必減低他們的勞動產物。
在物資豐厚的年度，傭工往往離開主人，靠自己勞動生活。但食品價格的低廉，由於增加用來維持傭工的資金，也鼓勵僱主，尤其是農業家，僱用更多的傭工。因為在這時期，農業家與其以低廉市價出賣穀物，倒不如以穀物維持較多傭工，以期得到較大的利潤。對傭工的需求增加，而供應這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低廉時上升。
在物資缺乏的年度，生計的困難與不安定，使這些傭工切望復得舊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價，由於減少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使僱主傾向於減少現有的雇工，而不傾向於增加。況且，在物價高昂的年度，貧窮獨立勞動者往往把以前用以購置材料的少額資本全部提出來消費，這樣就不得不變為雇工。求職的人數，既然超過了就職的機會，許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條件，來獲取職業。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度，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低落。
因此，各種居主，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和勞動者訂結契約，比在物價低廉的年度更為有利，而且覺得，勞動者在前一場合，比在後一場合，更為恭順，更願依靠他們，所以，僱主們認為，物價高昂的年度，對他們的事業更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農業家喜歡物價高昂的年度，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的地租和利潤，大部分決定於糧食的價格。不過，若說一般人在為自己工作時，工作較少，在為他人工作時，工作較多，那是再荒謬不過的。貧窮的獨立勞動者，一般都比按件計資的幫工勤勉，因為前者享有自身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後者則須與僱主分享。大製造廠中的雇工，容易受惡友誘惑，往往道德淪喪；獨立勞動者卻不易受此影響。工資以年或月計的雇工，不論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樣的工資和津貼，就這一點說，獨立勞動者的工作效率比這些雇工更大得多。物價高昂的年歲，傾向於增高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而物價低廉的年歲，則傾向於減低其比例。
麥桑斯是法國一位博學多能的作家，在聖·埃蒂安選舉時任貢稅收稅官。為要說明貧民在物價低廉時所做的工作比物價高昂時多，他曾把三種製造品——埃爾伯夫的粗毛織品和盧昂遍地皆是的麻織品與絲織品——在物價低時及物價高時的產量及價值，拿來比較。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下的報告，這三種製造品在物價低時的生產量及價值，一般都比物價高時大；物價最低的年度，生產量與價值，往往最大，而物價最高的年度，往往最小。這三種製造品似乎都處於生產停滯狀態，其生產量，逐年計算，雖略有出入，但總的說來，卻是不增不減。
蘇格蘭的麻織品，和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品，同是正在增加的製造品。其生產量與價值，雖時有變動，但大體上卻在增高。不過，我曾檢閱這些製造品年產額公佈的記錄，卻不能發現年產額的變動與各時期的物價高低有什麼顯著關係。誠然，在物資非常不足的1740年，這兩種製造品產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資仍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蘇格蘭製造品產量卻比常年多。同年，約克郡製造品產量卻下降，其生產額，直至1766年，換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稅法廢止以後，才恢復到1755年的數額。在1766年和1767年，約克郡製造品生產額增加到前此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從那時起不斷地增加。
以販銷遠地為目的的一切大製造業的產品量，與其說必然取塊於產地旺季價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說必然取決於消費國中影響商品需求的那些情況，取決干和平或戰爭，取決於其他競爭製造業的盛衰，取決於那些商品的主要顧客是高興買還是不高興買。此外，也許在物價低廉時期製造的額外作品，有大部分，未曾登記在製造業公開記錄上。離開僱主的男傭工，成為獨立勞動者。婦女回到父母家中，從事紡織，給自身及家庭製造衣服。連獨立勞動者也未必都製造售給大眾的商品，而為鄰人僱請，製造家庭用品。所以，他們的勞動產品，常沒登記在公開記錄上，這些記錄，有時是那麼誇張，而我們商人和製造業者，卻往往根據這種記錄，妄斷最大帝國的盛衰。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動，不一定都與食物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們不可因此認為，食品價格對於勞動價格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必然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其一，是對勞動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對勞動的需求，按照它是在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換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著的人口、減少著的人口或是不增不減的人口，而決定必須給予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取決於購買這數量所需要的金額。所以，在食物低廉的場合，勞動的貨幣價格雖有時很高，但在食物昂貴而勞動需求繼續不變的場合，勞動的貨幣價格卻更高。
勞動的貨幣價格，在突然非常大的豐年，有時上升，而在突然非常大的荒年，有時下落，這是因為在前一場合，勞動的需求增加，而在後一場合，勞動的需求減少。在突然非常大的豐年，許多僱主手中的資金，足夠維持和僱用比他們前一年所僱用的多的勞動者，而這些超過通常需要的勞動者，未必都能雇到，於是，要僱用更多勞動者的僱主，便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貨幣價格及真實價格抬高起來。
在突然發生的非常大荒年，情形正相反。用來僱用勞動者的資金，既較前年度為少，便有許多人失業，於是他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都下落。譬如在1740年這個非常大的荒年，有許多人只要有飯吃就願工作。在後此的幾個豐年裡，僱用勞動者和雇工僅比較困難了。
食品漲價，會提高勞動的價格，而物價昂貴年度的荒歉，由於減少了勞動需求，因而會降低勞動的價格。反之，食品跌價，會減低勞動的價格，而物價低廉年度的豐饒，由於增加了勞動需求，因而會抬高勞動的價格。在食品價格只有一般變動的場合，那兩種對立原因，似乎會互相抵消。這也許就是勞動工資所以到處都較食物價格穩定得多、經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
勞動工資的增加，必然按照價格中工資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許多商品的價格，並按照價格增高的比例，減少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但是，使勞動工資增加的原因，即資本的增加，卻會增加勞動生產力，使較少的勞動生產較多的產品。僱用很多勞動者的資本家，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勢必妥當分配他們的業務，使他們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由於同一原因，他力圖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供給他們。在某一特殊工廠內勞動者間發生的事實，由於同一理由，也在大社會的勞動者間發生。勞動者的人數愈多，他們的分工當然就愈精密。更多人從事於發明對各人操作最適用的機械，所以這種機械就容易發明出來。由於有了這些改良的機械，許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生產出來。這樣，勞動量的減少，就不只抵償勞動價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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