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像人類一樣古老。但是美國當前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飛快速度、涵蓋的全球性範圍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卻都有自己的特點。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影響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
通向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捷徑
1898年的西班牙——美國戰爭，是美國在海外進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戰爭。這場戰爭使美國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過夏威夷，到達菲律賓。到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戰略家們已在忙著創立主宰兩大洋的學說，而美國海軍已經開始向英國「統治著海洋」的觀念提出挑戰。美國聲稱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護人的特殊地位。這一點是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早些時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後來又為美國所稱的「天定命運論」證明是合理的。美國的這一要求甚至還被巴拿馬運河的開通而進一步加強。巴拿馬運河有助於海軍對大西洋和太平洋這兩大洋的控制。
美國經濟的迅速工業化為美國地緣政治抱負的膨脹提供了基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已經大約佔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33％，使美國取代英國而成了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美國的這種突出的經濟活力是由一種崇尚試驗和創新的文化培育出來的。美國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傳統偶像的發明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這些發明家在追求他們個人的夢想時，不受舊時的傳統特權或死板的社會等級制度的約束。總之，美國的民族文化絕無僅有地適宜於經濟增長。這種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來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從而也促進了國家力量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把美國軍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歐洲提供了第一個機會。一個在那以前一直相對孤立的大國迅速地把它的數十萬軍隊運往大西洋的那一邊。這次跨越大洋的軍事遠征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是空前的，標誌著在國際舞台上出現了一個新的主要角色。同樣重要的是，這次世界大戰還促使美國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運用美國的原則來尋求歐洲的國際問題的解決。伍德羅·威爾遜的著名的十四點計劃表明，美國的理想主義注入了歐洲的地緣政治，而且美國的理想主義又由於美國的力量而得到加強。（在這之前的15年，美國在解決俄國與日本在遠東的一次衝突中曾經起過主要的作用，從而展現了美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形象。）美國的理想主義與美國的力量的融合，使人們感覺到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嚴格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主要是一次歐洲戰爭，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戰爭。但是這次大戰自我毀滅的特性標誌著歐洲對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開始告終。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歐洲大國能夠決定性地佔上風——而這次戰爭的結果卻深深地受到一個正在倔起的非歐洲大國美國捲入的影響。從此以後，歐洲越來越成為全球大國政治的客體，而不是主體。
然而，美國對世界的這次短暫領導，並未導致美國對世界事務繼續不斷的介入。美國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滿足的孤立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那種狀態。雖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正在歐洲大陸積聚力量，美國這個大國——那時已經擁有一支強大的能夠在兩大洋作戰的艦隊，並明顯地超過了英國海軍——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態度。美國人更喜歡當全球政治的旁觀者。
與那種傾向一致的是，美國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國看作是個大陸島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的。美國的戰略集中在保護它的海岸，因而在範圍上只限於本國，很少考慮國際或全球的問題。在國際舞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演員仍然是各歐洲大國和正越來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歐洲時代的最後終結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這是第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它在三大洲同時進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進行著激烈的爭鬥。當英國士兵和日本士兵——他們分別代表著一個遙遠的西歐島嶼和一個同樣遙遠的東亞島嶼——在遠離他們家鄉萬里之外的印度－緬甸邊境上發生衝突時，這次戰爭的全球規模便像征性地顯示出來了。歐洲和亞洲已經變成同一個戰場。
假如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納粹德國的明顯勝利，一個單一的歐洲大國便可能成為一個享有全球優勢的國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勝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為在遠東占主導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個地區性的霸主。）然而，德國的失敗主要是由兩個歐洲以外的勝利者——美國和前蘇聯決定的。這兩個國家繼承了歐洲未完成的對全球霸主地位的尋求。
那以後的五十年是由美蘇兩極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鬥爭支配的。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爭奪，是地緣政治學家們最心愛的理論的實現：這一爭奪使控制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與在歐亞大陸中心居於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國家（中蘇集團的地盤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國的版圖）相互對立。地緣政治的規模再清楚不過了：北美洲與歐亞大陸相對峙，影響整個世界的命運。勝利者將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後奪取了勝利，就再也沒有別人擋道。
對立的雙方都向全世界宣傳自己的充滿歷史樂觀主義的思想信念。這種信念使每方在加強其必勝的信心時，都能理直氣壯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盤內都明顯地處於主導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獲得全球霸權的歐洲帝國沒有一個曾經成功地在歐洲本身範圍之內運用過決定性優勢。而且美蘇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對各自僕從國和附庸國的控制。這又有點使人想起宗教戰爭的年代。
全球地緣政治的範圍加上雙方都宣稱它們的互相競爭的教條是普遍適用的，就使雙方之間的爭奪變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個也具有全球性含義的因素使這一爭奪真正成為獨一無二的。核武器的出現，意昧著兩個主要爭奪者之間典型的迎頭相撞的戰爭，不僅將使它們相互毀滅，而且會給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類帶來致命的後果。因此，衝突的激烈程度同時受到兩個對手極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約。
在地緣政治方面，衝突大都發生在歐亞大陸本身的周邊地區。中蘇集團主宰著歐亞大陸的絕大部分，但是沒有控制它的周邊地區。美國在遼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和最東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保衛這些大陸橋頭堡（集中體現在西部「戰線」的柏林封鎖和東部「戰線」的朝鮮戰爭中）因而成了後來被稱為冷戰的那個時期的第一次戰略考驗。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第三條防禦「戰線」即南部戰線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出現了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國從兩方面作出了反應：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動使蘇軍陷入困境；在波斯灣建立大規模的美國軍事存在作為威懾力量，以阻遏蘇聯政治或軍事力量任何進一步的南下。美國承諾保衛波斯灣地區，把這一地區視為與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國對歐亞大陸集團為有效地支配整個歐亞大陸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著爭奪的結果最後是由非軍事手段決定的。因為雙方都害怕一場核戰爭，直到最後誰也未敢挑起直接軍事衝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經濟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變成了決定性因素。
美國領導的聯盟保持了它的團結，而中蘇集團卻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產主義陣營的等級森嚴、教條主義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聯盟有較大的靈活性。民主的聯盟有共同的價值觀，卻沒有拘泥於形式的教條格式。共產主義陣營強調教條的正統性，只有一個中心說了算。追隨美國的主要圖家也比美國弱得多，而蘇聯卻不能無限期地把中國作為它的部屬來對待。出現這種結果也是由於美國方面被證明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蘇聯卻逐漸停滯，在經濟增長和軍事技術上都無力與美進行有效的競爭。經濟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識形態上的沮喪。
事實上，前蘇聯的軍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間引起的恐懼，長期地模糊了這兩個爭奪者之間根本的不對稱性。美國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術上先進得多，軍事上更富有適應性和革新精神，在社會方面也更有創造性和吸引力。意識形態的桎梏削弱了前蘇聯的創造潛力，使它的制度越來越僵化、經濟越來越浪費、技術上更無競爭力。只要不爆發相互毀滅的戰爭，在長期的競賽中，天平必然最終向有利於美國的一邊傾斜。
爭奪的最後結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響。美國領導的聯盟，一般說來，認為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許多特性是積極的。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周邊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德國和日本，都在幾乎是無保留地讚賞美國的一切這一背景下恢復了它們的經濟。美國被廣泛地看作代表著未來，是一個值得欽佩和倣傚的社會。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俄國卻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數中歐僕從國的鄙視，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東部盟國中國對它甚至更加鄙視。對中歐人來說，俄國的控制意味著使中歐人同他們認為是他們哲學和文化故鄉的西歐及其基督教宗教傳統分離。更糟的是，這還意味著這是受中歐人往往不公正地認為文化上比他們低的一個民族的統治。
對中國人來說，「俄」音同「餓」，俄國意味著「飢餓的土地」。他們更是公開地鄙視俄國。雖然中國人對莫斯科聲稱蘇聯模式具有普遍意義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質疑，但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後不到十年，他們就對莫斯科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戰，甚至開始公開表示出他們對北方鄰邦野蠻人的傳統鄙視。
最後，在前蘇聯內部，佔人口50％的非俄羅斯人最後也拒絕了莫斯科的統治。非俄羅斯人政治上的逐漸覺醒意昧著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開始把蘇聯看作是一個外來的帝國統治的一種形式，而統治者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面並不比他們高的民族。在中亞，民族的抱負可能弱一些。但在這裡，這些民族卻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漸上升的伊斯蘭認同感的鼓舞，這種伊斯蘭認同感又因人們瞭解到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強。
像蘇聯以前的很多帝國一樣，蘇聯最後從內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並不是直接的軍事失敗，而主要是由經濟和社會問題加速引起的分崩離析。前蘇聯的命運證實了一位學者的正確看法：
帝國在政治上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因為下屬單位幾乎總是喜歡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這些單位的那些反對派精英幾乎總是抓住機會採取行動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不會被攻克，而只會分崩離析。這種分崩離析通常是非常緩慢的，但有時也會非常迅速。〔1〕
第一個全球性大國
美國對手的垮臺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的帝國，儘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那些帝國的力量建築在由僕從國、附庸國、保護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蠻人的帝國以外的人組成的等級制度的基礎之上。對當前美國圈子之內的某些國家來說，那種過時的術語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不適宜。像過去一樣，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佔優勢的組織程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來自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競爭力。
以往的帝國也有這些特徵。首先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建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是通過不斷地向北接著又向西和向東南擴張領土，以及通過維護涵蓋地中海全部海岸線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來的。在地理範圍方面，羅馬帝國在公元211年前後達到了頂峰。羅馬帝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政體。它的經濟是單一的自給自足經濟。羅馬帝國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過一個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複雜體系來發揮力量的。它以戰略的眼光設計的陸路和海軍航道體系，是以首都為起點的。一旦出現對安全的重大威脅時，用這個體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結駐紮在僕從國和附屬省的羅馬軍團。
在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人數不下30萬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羅馬在戰術和軍備上的優勢以及帝國中心擁有指揮軍隊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更能置人於死地。（人們會驚奇地注意到，比羅馬帝國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級大國美國，1996年也在海外駐紮了29．6萬名職業軍人來保護它統治的領地的外部的地區。）可是，羅馬帝國的力量還來自一個重要的心理現實。CivisRomanusSum——「我是個羅馬公民」——是人們對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願望。高高在上的羅馬公民地位後來甚至授予那些非羅馬出生的人，並且成為文化上的優越性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性使羅馬帝國的使命感成為合情合理。它不僅使羅馬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使它的臣民願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國的框架之中。統治者認為文化優越感是理所當然的，而被統治者也承認是這樣。這樣，文化優越感便加強了帝國的力量。
這個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戰的帝國，持續了大約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鄰近迦太基的挑戰和在東部邊緣地帶受到帕提亞帝國的挑戰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蠻的和缺乏嚴密組織的，在大部分時間裡只能偶爾對羅馬帝國發起攻擊，而在文化方面顯然比羅馬帝國低下。只要羅馬帝國能夠保持內部的活力和團結，外部世界就無力與之競爭。
有三個主要原因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最後崩潰。第一，羅馬帝國變得過大，一個單一的中心已難以對其進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東西兩半，又自動地破壞了它的權力的壟斷性。第二，同時，帝國長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樂主義，使政治精英逐漸喪失了雄心壯志。第三，持續的通貨膨脹破壞這一體制的那種維持自身又無需作出社會犧牲的能力，而公民們已不再願意作出那種社會犧牲。文化上的衰敗、政治上的分裂和財政上的通貨膨脹加在一起，使羅馬抵擋不住甚至是境外鄰近的野蠻民族的攻擊。
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羅馬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而只是一個地區性的大國。可是，由於當時全球各大國之間盛行的孤立意識，羅馬的地區力量是獨立的和孤立的，即無鄰近的甚至也無遠方的對手。因此羅馬帝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它的優越的政治組織和文化優越性使它成為後來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國體系的先驅。
即使如此，羅馬帝國也並非是獨一無二的。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幾乎是同時出現的，雖然兩者互不知曉。公元前221年羅馬同迦太基之間的布匿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秦統一了當時存在的七國，建立了第一個中華帝國。七國的統一促使在中國北部修築了萬里長城，使王國內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蠻民族的進犯。此後的漢朝帝國在公元前140年已經開始出現，它的領土範圍更大，組織也更完善。到了公元開始的時候，在漢朝統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萬。這個龐大的人口數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時也證明，通過集權的嚴厲的官僚體制進行中央統治是非常有效的。漢朝帝國的統治擴大到今天的朝鮮、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國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區。可是，漢朝帝國也像羅馬帝國那樣，受到內部弊病的折磨，並且於公元220年分裂為三個獨立的王國而加速了它的最後崩潰。
中國以後的歷史是統一和擴張繼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覆循環。中國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國體系。這種體系獨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組織的對手的挑戰。漢朝一分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發生了逆轉，結果一個很像帝國體系的朝代重新出現。但是，中國最孤行專斷的帝國時期是在清時代，具體地說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紀，中國又一次成為一個完全合格的帝國。它有一個帝國中心，周圍是其勢力範圍，包括今天的朝鮮、印度支那、泰國、緬甸和尼泊爾。這樣，中國的統治從今天俄羅斯的遠東部分起一直越過南西伯利亞到貝加爾湖，深入到當今的哈薩克斯坦，然後向南到印度洋，然後回過頭來向東，又覆蓋了老撾和越南的北部。
像羅馬帝國那樣，這個帝國也是個複雜的金融、經濟、教育和安全組織。它用所有這些手段對大片領土和在這片領土上生活的三億多人民進行統治。它特別強調集中的政治權威。這一集中的權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驛使服務的支持。整個帝國被分成四個從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區，同時還劃定了驛使可以分別於一周、兩周、三周和四周內到達的地區的界線。經過專門職業訓練和通過競爭挑選出來的集中的官僚體系成為保證統一的主要手段。
還是像羅馬帝國那樣，這種統一被一種強烈感覺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加強、合法化和支撐。儒家學說加強了這種文化優越感。儒學是一種非常適用的哲學，它強調和諧、等級制度和紀律。中國——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邊和周邊以外的全是野蠻人，而身為中國人就意味著有教養。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應對中國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紀晚期中國日益衰落的階段，中國皇帝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答覆中也浸透著那種特殊的優越感。喬治三世的使者曾試圖以貢獻一些英國工業產品作為友好的禮物來引誘中國與之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宣佈的答覆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國國王注意朕的訓令：天朝統治四海內的一切……並不看重稀有貴重的物品……朕也絲毫不需要貴國的產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進貢使者平安地回國。你國王應該完全按照朕的願望行事，強化你的忠誠和發誓永遠服從。
中國歷朝帝國的沒落和垮臺也主要是由於內部的因素。後來的西方「野蠻人」取得勝利，是由於中國內部的疲勞、腐敗、享樂主義和喪失經濟和軍事上的創造性。這削弱了中國人的意志，接著加速了中國人意志的崩潰。外部大國對中國內部的虛弱的利用——英國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一個世紀以後還有日本——又使中國人產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這種屈辱感在整個20世紀都激發著中國人，而且由於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與帝國以後使他們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現實之間的衝突，這種文化受辱感變得更加強烈。
與羅馬帝國十分相像，中華帝國在今天會被定為一個地區性大國。但是在中國的全盛時期，中國在全球沒有可以與之相匹敵的國家，這是指沒有其他大國能夠向中國的帝國地位挑戰，甚至如果中國想進一步擴張的話，也不會有任何其他大國能抵擋中國的擴張。中國的體系是自成體系和自給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認同的種族同一性的基礎之上，對異族和地理上處於周邊的附庸國，中央只比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國有很大的和居於統治地位的種族核心，這就使中國有可能每過一段時間恢復其帝國。在這方面中國與別的帝國大為不同。其他帝國中人口數量小但受霸權主義驅使的民族，能夠在一個時期對人數多得多的異族居民強行統治並維繫這種統治。可是，這類核心小的帝國的統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復帝國就不可能了。
為了尋找與當今定義的全球性大國更加近似的情況，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蒙古帝國的引人注目的現象。蒙古帝國是通過它與一些組織完善的主要對手的激烈鬥爭而出現的。在被打敗的對手中有波蘭和匈牙利王國、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俄國和俄羅斯的幾個公國、巴格達的哈里發轄地等，後來甚至還打敗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在打敗了他們的地區性對手之後對領土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控制。這塊領土被後來的地緣政治學者稱為全球的中心地帶，或者稱為世界力量的中樞。他們的歐亞大陸帝國從中國海海岸開始，一直延伸到小亞細亞的安納托利亞和中歐。就中央集權控制鄰近領土的範圍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蘇集團的全盛時期才能夠在歐亞大陸上最後與蒙古帝國相比。
羅馬、清帝國和蒙古帝國是後來渴望成為全球性大國的那些國家的地區性先驅。拿羅馬和清帝國的情況來說，就像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它們的帝國結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高度發達的，同時被普遍承認的帝國中心的文化優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蒙古帝國更直接地依靠軍事征服，接著又以使自己適應當地條件（甚至接受同化），來維持政治統治。
蒙古帝國主要建立在軍事統治的基礎之上。蒙古人的統治是通過巧妙和殘酷地使用佔優勢的軍事戰術而實現的，這種戰術把部隊快速運動的非凡能力與部隊的及時集結結合起來。蒙古人的統治卻沒有隨之而建立有組織的經濟或金融體系，蒙古人的權威也不是來自任何自信的文化優越感。蒙古統治者的人數太少，不能形成一個自我繁衍的統治階級。無論如何，缺乏一種明確的和自覺的文化的甚或種族的優越感，就使帝國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觀的信心。
事實上，蒙古統治者證明他們很容易受到被他們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進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個孫子變成了儒教的熱情宣揚者，成吉思汗的另一個孫子在當波斯的蘇丹時變成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成吉思汗還有一個孫子則變成了一個帶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亞的統治者。
正是由於那個因素——即由於缺乏有統治力的政治文化統治者被統治者同化——和沒有解決建立了帝國的成吉思汗的繼承問題，蒙古帝國最後滅亡了。蒙古帝國的國土變得太大，一個單一的中心統治不了。但是曾經試圖採取的解決辦法——將帝國分成幾個自給自足的部分——卻反而在當地促進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國的瓦解。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以陸地為基礎的帝國，從1206年至1405年維持了兩個世紀之後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從那之後，歐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爭奪全球權力的主要鬥爭的焦點。誠然，在大約三個世紀的過程中，當歐洲實力到達世界各大洲並在那裡顯示自己時，歐亞大陸小小的西北周邊地區國家破天荒第一次通過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對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歐帝國霸主的人口並不很多，特別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紀開始時，除了西半球（這裡在此前的兩個世紀也曾受到西歐的統治，而且主要居住著西歐移民及其後代）之外，只有中國、俄國、奧斯曼帝國和埃塞俄比亞不在西歐的控制之下。
不過，西歐的控制並不等於西歐取得了全球性權力。根本的現實情況是，歐洲的文明在全球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歐洲大陸的力量卻是互相分割的。歐洲在海外實施的帝國主義與蒙古人或者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征服對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陸地不同，它是通過不斷地跨越大洋的探險考察和海上貿易的擴大而實現的。不過，這個過程中也有主要歐洲國家之間的不斷鬥爭，不僅是為了得到海外領地，而且也是為了獲取在歐洲本身的霸權。從地緣政治上講，隨後產生的事實是，歐洲在全球的霸權並不發端於任何一個歐洲大國在歐洲獲得的霸權。
廣義地說，在17世紀中葉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歐洲大國。到15世紀末期，西班牙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海上帝國，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統一思想的學說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國傳教士熱情的一個源泉。誠然，把世界正式劃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範圍在托德西利亞條約（1494）和薩拉戈薩條約（1529）中規定下來，是經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對手葡萄牙之間進行仲裁才實現的。儘管如此，面對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挑戰，西班牙從來未能在西歐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漸讓給了法國。在1815年以前，法國是在歐洲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雖然它不斷地受到其歐洲對手在歐洲大陸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侖統治下，法國幾乎確立了在歐洲的真正霸權。假如法國成功了，它可能也會取得全球的主導大國的地位。可是，法國被一個歐洲的聯盟打敗了，於是又重新建立了歐洲大陸的力量均勢。
在以後的一個世紀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對全球進行著海上統治，因為倫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貿易中心，而英國海軍「控制著海洋」。英國在海外明顯地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國像早期世界霸權的歐洲追求者一樣，也不能單獨控制歐洲。相反，它依靠一種錯綜複雜的力量均勢外交，最後還依靠一項英法協議去阻止俄國或德國對歐洲大陸的控制。
英國的海外帝國地位最初是通過探險考察、貿易和征服三者相結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國很像它的羅馬和中國先驅者或者它的法國和西班牙對手，也從認為英國文化優越這一看法中獲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種優越感不僅是帝國統治階級的主觀的驕傲自大，而且也是許多非英國國民共有的一種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說：「我是一所英國學校培養出來的。那時英國是生產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東西的地方。我還沒有擺脫英國和英國歷史及文化給我們的影響。」當文化優越感成功地得到維護和悄悄地被認可之後，它具有減少依賴巨大的軍事力量來保持帝國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僅僅是幾千名英國軍事人員和文職官員，就統治著。大約一千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和非英國籍的差不多四億人口
總之，羅馬主要是通過優越的軍事組織和文化吸引力進行統治的。清帝國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機構來統治一個建立在共同的種族同一性基礎上的帝國，並且通過一種高度發展的文化優越感加強其統治。蒙古帝國把進行征服的先進軍事戰術與實行同化的偏好結合起來作為統治的基礎。英國人（以及西班牙人、荷蘭人和法國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為他們以貿易開路，隨後國旗跟上。他們的統治同樣也因佔優勢的軍事組織和文化上的過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強。但是，這些帝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國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英國並未控制歐洲，而只是使歐洲的力量達到均勢。一個穩定的歐洲對英國在國際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關鍵的，而歐洲的自我毀滅必然標誌著英國首要地位的結束。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今天美國全球力量的範圍和無所不在的狀況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不僅控制著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還發展了可以海陸空協同作戰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軍事能力。這種能力使美國能夠以在政治上有意義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內陸。美國的軍事部隊牢固地駐紮在歐亞大陸，還控制著波斯灣。美國的僕從國和附庸國分佈在整個歐亞大陸，其中一些還渴望與華盛頓建立更加正式的聯繫
美國經濟的活力為美國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決條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美國經濟在所有其他國家的經濟中鶴立雞群。它一家的經濟就超過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0％。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以及隨後範圍更廣的亞洲經濟的有力增長，意味著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最後不得不從戰後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過，後來到冷戰結束時，美國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特別是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經固定在大約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後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這個比例是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的平均數。
更重要的是，美國保持甚至擴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學突破為軍事目的服務方面的領先地位，從而建立了一支在技術上無人能夠與之相比的軍事部隊，唯一的一支能夠有效地在全球都發揮影響的部隊。在經濟上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信息技術上，美國也一直保持著強大的競爭優勢。美國對未來經濟中的尖端部門的掌握，意味著美國在技術上的統治地位不可能很快喪失，這特別是由於在經濟上具有決定作用的領域，美國在生產率方面保持甚至還在擴大著它對西歐和日本對手的優勢。
毫無疑問，俄國和中國是痛恨美國這種霸權的大國。在1996年初俄羅斯總統鮑裡斯·葉利欽訪問北京的過程中，它們共同作過這樣的表示。此外，它們擁有能夠威脅美國根本利益的核武庫。但是嚴峻的事實是，目前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雖然它們能夠發動一場自殺性的戰爭，但是它們兩者哪一個都無力打贏核戰爭。它們缺乏遠距離投送武裝部隊以強加它們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們在技術上遠遠落後於美國，因此它們不擁有，也不可能很快獲得在全世界發揮持久的政治影響的手段。
總之，美國在全球力量四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方面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軍事方面，它有無可匹敵的在全球發揮作用的能力；在經濟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國的挑戰（日本和德國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屬性）；在技術方面，美國在開創性的尖端領域保持著全面領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國文化雖然有些粗俗，卻有無比的吸引力，特別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這些使美國具有一種任何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的政治影響。這四個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國成為一個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
美國的全球體系
雖然美國在國際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國同一些早先的帝國體系的相似之處，但是不同之處卻更加重要。不同之處超出了領土範圍的問題。美國的全球力量是通過一個明顯地由美國設計的全球體系來發揮的，它反映了美國的國內經驗。美國國內經驗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美國社會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點。
早先的帝國是由貴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實質上是集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的政權統治。帝國的多數人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或者在較近的年代裡受到帝國主義的感情和象徵的感染。尋求國家的光榮、「白人的負擔」、「實現文明的使」，更不用說尋求個人獲利的機會了——所有這些都是用來動員對帝國冒險的支持和保持本質上是等級森嚴的帝國力量金宇塔。
美國公眾對美國在國外使用美國力量的態度則一直十分矛盾。美國公眾支持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由於日本進攻珍珠港造成的震驚作用。在封鎖柏林和隨後的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贊同美國卷人冷戰最初也是比較勉強的。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全球性大國，並未在公眾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眾傾向於對美國在海外的責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一般公眾更喜歡與別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國一家壟斷。
由於這些國內因素，美國的全球體系強調有選擇地擴大成員的技術（像對被打敗的對手德國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對俄國做的那樣），這種強調的程度大大超過早先的帝國體系對此的強調。雖然大大得益於它的民主原則和機制的吸引力，美國的全球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依附它的外國精英們行使間接的影響。由於美國主宰全球通訊、大眾娛樂和大眾文化的巨大但又無形的影響，也由於美國技術優勢和全球的軍事作用的潛在的有形影響，以上這一切都得到了加強。
文化統治是美國全球性力量的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方面。不管你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美學價值有什麼看法，美國大眾文化具有一種磁鐵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來自它宣揚的生活方式的享樂主義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卻是不可否認的。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大約占世界市場的3／4。美國的通俗音樂居於同樣的統治地位。同時，美國的時尚、飲食習慣甚至穿著，也越來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網用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的絕大部分鼓擊動作出自美國，影響著全球會話的內容。最後，美國已經成為那些尋求高等級教育的人的聖地，有近五十萬的外國學生湧向美國，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學生永不再回故國。在世界各大洲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內閣中都能找到美國大學的畢業生。
很多外國民主派政治家也越來越倣傚美國的風格。不僅約翰·肯尼迪在國外有熱切的倣傚者，而且年代較近（又較少受到頌揚）的美國政治領導人，也成了仔細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對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國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和英國工黨領袖托尼·布萊爾——請注意這個「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爾」·克林頓或者「鮑勃」·多爾的仿稱）都認為模仿比爾·克林頓親切的言談舉止習慣、平民主義者的平易作風和公共關係的技巧，是完全合適的。
民主理想同美國的政治傳統結合起來，進一步加強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時代，美國的政治經驗似乎正在成為學習的榜樣。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強調成文憲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於政治權宜考慮。不管這種強調在實踐中有多大的欺騙性，它靠的正是美國立憲政體的力量。最近，前共產主義國家採取了把文職官員置於大大高於軍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別是以此作為加入北約的先決條件），也是深受美國的平民與軍人關係體制的影響。
伴隨著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響的還有美國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長。美國的經濟模式強調全球自由貿易和不受約束的競爭。當西方福利國家和德國強調的企業家和工會「共同決策」開始失去其經濟勢頭時，更多的西歐人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如果歐洲不想進一步落後的話，就必須倣傚美國更有競爭力的甚至是殘酷無情的經濟文化。甚至在日本，經濟行為中更大程度的個人主義，正被承認是經濟成功的一個必要的伴隨物。
美國強調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傳達了一個簡單的對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尋求個人成功會產生財富，同時還會促進自由。因此而產生的理想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結合，是個有力的結合。個人的自我實現據說是上帝賜給的權利，它會作出榜樣和產生財富，因而同時也能夠有利於別人。這個學說對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競爭力很強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當對美國方式的模仿逐漸遍及全世界時，它為美國發揮行使間接的和似乎是經雙方同意的霸權創造了一個更加適宜的環境。像美國的國內制度一樣，這種霸權要有一個相互交織的機構和程序的複雜結構。創造這種結構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一致意見並使力量和影響的不對稱模糊不清。因此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的確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大西洋聯盟在機構上體現為北約。它把歐洲擁有最大生產力和影響的國家與美國連接起來，使美國甚至在歐洲內部事務中也成為一個最主要的參與者。美國與日本的雙邊政治和軍事關係，把亞洲最強大的經濟同美國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實質上是（至少目前是這樣）美國的一個保護國。美國還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之類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邊組織，使美國成為亞太地區事務的一個主要參與者。西半球總的來說是不受外部影響的，這就使美國能夠在現存的西半球多邊組織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灣的特別安全安排，特別是在1991年對伊拉克採取短暫的懲罰性行動之後，已使那個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地區變成美國的一個軍事保護地。甚至前蘇聯地區也已充斥著美國主持的各種諸如和平夥伴關係之類的同北約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們還必須把全球性的專門組織網，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看作是美國體系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可以說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們的構成成分可以解釋為世界性。但實際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的左右，而且它們本來就是在美國的倡議下產生的，特別是美國倡議的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
美國這個巨大複雜的全球體系與早先的那些帝國不同，它不是一個等級制度森嚴的金宇塔。相反，美國處在一個相互交織的宇宙的中心。在這個相互交織的宇宙中，力量是通過不斷的討價還價、對話、溝通和尋求正式的一致意見來行使的，儘管這種力量最終都來自同一個來源華盛頓，而那裡才是必須玩力量遊戲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國的國內規則來玩的。也許世界對美國全球霸權中民主程序所處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讚美，就體現在外國自己被拉進美國國內政治討價還價的程度上。外國政府盡其所能地去動員那些同它們有某種特別的種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國人。除了有大約一千個外國特殊利益集團在美國首都註冊並開展活動之外，大多數外國政府還僱用美國的院外活動分子為它們的利益服務，特別是在國會裡。美國各種族團體還竭力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其中猶太人、希臘和亞美尼亞的院外活動集團表現最為突出，組織得也最有效。
美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就這樣地製造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這個新的國際秩序不僅在國外重複了美國體系本身的許多特點，而且使這些特點固定了下來。基本的特點包括：
△一個集體安全體系，包括一體化的指揮機構和部隊（北約、美日安全條約等）；
△地區性經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專門的全球合
作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
△強調一致作出決定的程序，即使這些程序是由美國主導的；
△優先考慮讓民主國家加入的主要聯盟組織；
△一個初始的全球性立憲和司法結構（從世界法院到審判波黑戰爭罪犯的特別法庭）。
美國體系的大多數內容是在冷戰期間出現的，並成為美國遏制其全球性對手前蘇聯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個對手倒下而美國成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體系就可以成為現成的東西在全球應用，其實質已由政治學家G·約翰·伊肯伯裡作了很好的概括：
從這個體系是以美國為中心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體系是霸權主義的，並且它反映了美國式的政治機構和組織原則。它是一個開明的秩序，因為它是合法的並且帶有對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徵。歐洲人（還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夠以適應美國霸權但又保留試驗他們自身的自治和半獨立政治制度的餘地的方式，來重建他們的社會和經濟並使之一體化……這一複雜體系的演變「馴化」了主要西方國家間的關係。這些國家之間不時地發生尖銳的衝突。但重要的一點是，衝突一直在一個深深扎根、穩定和越來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戰爭的威脅從桌面上消失了。〔2〕
當前，美國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權沒有對手。但是，在未來的年月裡它會繼續不受挑戰嗎？
註：
〔1〕唐納德·普查拉：《未來國際關係史》，載《倫理學和國際事務》第8期（1994年）183頁。
〔2〕摘自他的論文《建立開明的秩序：戰後西方和解的起源與持續》，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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