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進入了所謂的「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後，人類將要面對的又是怎樣的敵人、難題？這是大衛·赫伯斯坦在其著作《The Next Centry》中探討的中心問題，赫伯斯坦是美國的著名記者，長期任職於《紐約時報》，曾獲普立策獎，《決算》一書暢銷全美。下面的文章選自他的《The Next Centry》，是其中的第五章，略有刪節。該書的英文原版於1991年在美國出版。
我們的困境是複雜的。它是三代富裕下不可避免的產物，轉而創造了一種高度預期的文化，再轉而創造出以高度假設和高度消費為前提的政治體系。
那些在50年代早期以某種可能性開始的意識，逐漸變成一種期望，最後則變成一種權利。那些對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貧困仍有記憶的人們，已經衰者而且成為少數人，在那段時期，人們深受經濟大恐慌的影響，必須對花費支出加以選擇。另外，他們的父母不賒賬買任何東西，而且對任何賒欠的念頭感到驚恐，他們這些為人子女的因而得到一種結論：那時確實有抵押貸款之類的事情，但是人們只是偶爾貸款而已。現在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相信生活在現在，未來再支付是最好的報復。我們認為那些以現金支付的人是傻瓜，笨得不懂得占政府的便宜，大方地用信用購物作為報酬。不論何時，我們看到有人以現金向機票櫃台買票，我們立即假定那人是貧窮的。
今天，我們的政治辯論並不接受這種新現實，不承認充分富裕的年代已經結束，仍然假設每件事還是以前的老樣子。我們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負債國，但是國家債務，如同對日本的貿易不均衡一般，並不是一個需要動員人民，並把他們推向戰爭的重大事件。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我們的政治體系仍哲學地殖基於領導權的輝煌歲月中，但我們的經濟（及社會）體繫在新國際經濟剛開始的日子裡，正笨拙地蹣跚而行。所造成的結果是：社會很怪異地對新現實視而不見；人民和國家自視甚高地活著；以及政客們不敢告訴老百姓真相。
不足為奇的是，在面臨新現實時，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願犧牲。他們想要一種無缺點的愛國主義--一方面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質及擁有更大的事業發展，一方面繼續享受較諸70和80年代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多的權利。然而，美國的鄰居卻正回歸50年代更有紀律的生活中，我們實際上是一個偉大的自由民族，為每個開始作犧牲的人憂慮，當然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我們無法從裡根的身上獲得的，正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一種保守的教育，藉由裡根極佳的傳道，將我們引到一個有利於我們的現實世界。英國前首相撒契爾夫人執政早期的率直是相當可取的。然而，裡根卻強化了我們不需要改變的幻覺。在他掌權的日子裡，出現了一些極端消極的事情：以唱高調取代了行動和務實。諷刺的是，描繪出他這種糟透了的情況的，不是那些宣稱自由的美國東岸的新聞媒體，他們當然是不共戴天之仇人，而是出現在裡根最親近助理所寫的書中，如海格（Alexander Haig）和黎根（Donald Regan）。他是如此舒適地待在家裡，好似從來不曉得這個世界，即使日本對我們的煙囪工業所做的一切已經出現了各種早期警訊。在裡根的時代裡，日本人還對我們的高科技產業發動關鍵性的攻擊，使得我們在微電腦產業的領導優勢徹底瓦解。而裡根對這類事件的漠不關心，似乎並未困擾到他的同胞們；他們只要求他讓他們感覺更好，而這點他確實做到了。他不是這個社會的引擎，但卻是一種徵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民全心全意地相信個人負債以及信用購物是不對的，然而信用購物的使用仍每年激增，裡根是「無痛」社會的「無痛」保守主義者。我最喜愛的故事是裡根第二次競選後，巴克華德（Art Buchwald）對一大群公司最高主管的演講。他問道：「在座有多少人投票給裡根？」實際上所有的聽眾都舉手了，但他繼續問道：「多少人願意讓他擔任你們公司的最高主管？」沒有一個人舉手。
裡根的總統權位顯示出我們對分隔經濟現實和政治過程處理得相當漂亮。最讓人感興趣的問題是：何以這個國家在面對令多數國家備感威脅的消息時，仍能如此麻木不仁？在1984年，一位前來美國訪問的外國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個各方面都如此強大的國家，而美國人所面對的最大爭論僅是學校的禱告。到了1988年，同樣這位外國遊客一定會認為就愛國主義而言，美國是如此地搖搖欲墜，因此美國人面前最重要的爭論便成為宣誓效忠之爭。
此刻，當我們似乎在教導世界上許多國家有關自由的真諦時，我們也許該反省我們如何運用我們自己不尋常的自由。我們正處於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娛樂導向的美國社會。電視的出現和普及，對美國個人及整體社會有著壓倒性的影響，電視已經成為最主要的大眾傳播工具。因此，我們必須瞭解電視最重要的不成文規則：新聞必須永不枯燥。如果我們覺得枯燥，我們就會轉台，即使在世界某處正進行著對我們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在收視率和廣告收入的強力驅策之下，商業電視台的經營型態已經被定型了。當然，收視率直接決定了播出的節目。
印刷媒體和電視對新聞的定義總是不同。長久以來，內行人深知透過電視廣播網，情節平乏但製作優良的節目，可以擊敗一個情節不錯，卻製作不良的節目。有關來自日本的挑戰，其故事正好反映了這種情況。被指派駐在當地的電視記者，全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男男女女。一件應該是重大的事情卻變成了次要新聞。CBS 電視網在它的全盛時期，應該可以製作出很出色的採訪報導，但CBS的表現卻很失敗。
今天美國傑出的廣播記者，都是在美國邁向承擔新世界責任時，從事駐外的工作，因而得以揚名立萬。做為一位駐外記者，在戰爭期間及戰爭結束不久的年代裡，仍保留了某些榮耀及傳奇。當時美國正心不甘情不願地脫去孤立主義的外衣，我們最好的CBS電視網，當時是公開的國際主義者，那些著名的記者正是CBS 的駐外記者，同時也是我們最強有力的教育者。今天，事情不一樣了。飄洋過海去製作電視節目，已被視為一個人事業生涯的障礙。一般人認為，在越戰後的年代裡，美國人並不想看外國報導，或至少是愈少愈好。外國新聞的定義逐步在轉變中。只有在下列情形下，外國新聞才變得重要：（1）一些戲劇性的（而且是暴力的）事情發生在美國人身上；（2）即使沒有美國人的出現，發生了真正暴力的連續鏡頭；（3）某種壯觀的場面，使得電視樂於採訪－－例如，某位皇族的加冕典禮或是年老領導者的死訊。愈是奇特的場面愈好。現在電視製作人之間流行一句口頭禪：「如果它可以導致流血，它便領導一切。」因為電視新聞比以往更娛樂導向，緊接下來的，便是它的主管和主播人員都必須是明星。在電視早期時代，新聞記者不是明星，只是一般新聞從業人員，經常涉足廣播或印刷媒體，嘗試著掌握一種新的專業工作，但並不一定需要壓倒性的勝利。他們的地位具有某種程度的搖擺性，而他們的聲譽是建立在個人的地位，而不是所屬公司的聲望和力量。如今，主播人員在事件現場不尋常的出現，保證該事件具有明星的品質。明星事件才值得明星式的報導。
今天，我們政治體系的變數，有不小的部分和電視廣播網的處理方式有關。如果電視新聞淡化處理了某個複雜的重要爭論或是棄之不報導，那麼一個被淡化了的政治問題是否仍會深受支持？最起碼，電視藉著支持某種爆炸性的或混淆的政治主張，扭曲了一個國家的施政計劃，而最糟的情況是毀掉了整個施政計劃。這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式，以及我們政治體系回應的方式。
感謝電視，國家的施政計劃並未成為我們長程或最急迫的問題，而是那些最佳影片的製作。這意味著在一個大民主社會裡，溝通系統（電視網）最關鍵的一部分，基本上是阻塞不通的。當電視新聞的處理模式淡化了政治爭論，政治體系便向它屈服了。對嚴肅話題進行嚴肅討論太過複雜了。候選人和他們的助選人員都瞭解電視網要什麼：一個適合電視傳播的背景及一個譁眾取寵的攻擊或反攻擊，愈簡單愈好。由於電視只播出我們的政治領袖10一15秒的談話，很快地，政治人物的談話開始如此簡短；最後他們的思考也開始如此簡短。
最近，我和一個主播人員及他的執行製作人座談，我提到電視網未能採訪報導像日本的經濟挑戰這類的故事，乃是一大失敗（而且他們以裕仁天皇的葬禮，作為每日日本新聞的開始，企圖以此作為彌補）。我甚至得理不饒人地指出，難道電視網的標準對美國政治越來越平庸沒有一點關聯？基本上，他們兩人都同意我的觀點。那位執行製作人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是一個頂尖的新聞製作人每晚都要抗爭的問題。他同時又說：「我們只有少數人有此共識，卻要和遠較我們強大的環境相對抗。」我對他表示同情，但是我並不認為他們有此共識。
電視新聞人員就本質來說，和一般的新聞人員同樣自由，但是他們在形式上沒有自由。形式主宰了功能。比方說，如果紐約時報準備像今日美國（USA Toda）般採用充斥著事實的版面，那麼它不只在形式上，甚至實質內容也不再是紐約時報了。然而，我們複雜的世界卻一定要配合電視並不複雜的形式，結果我們無法看到有智慧、有深度的對談或談話。
電視偏好盛名勝過於實際的成就，而一個人的成功愈來愈為電視所決定。一位巴芭拉·華特絲（Barbara Wa1ters）的新聞迷最近寫道，她的特別報導已經取代了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成為盛名的終極像征。我想她是對的，因為華特絲已發展出一套極精明的公式：假裝很親密地訪問搖滾樂明星或新聞熱門人物（其中大多數是絆聞人物）。我記得美國最偉大的社會學家雷斯曼（David Riesman）曾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但我並不期望他接受華特絲的訪問。
不幸地，整個社會對電視標準太縱容了。在60年代末期，某些作家因為他們著書的成就或是時代性，跑去上電視自我促銷，然後成為名人。很快地，出版商就把出版過程倒轉過來。如果作家可以藉著在電視上曝光而成為名人，那麼何不去找名人請他或她寫本書（或者將他或她的名字借給不知名的作者），這樣保證可以上電視脫口秀的節目，但是結果必然是出版一堆爛書。
如果出版商懂得運用和操縱媒體，國會議員當然也曉得。如果他們要舉行一個重要的秘密聽證會，電視網不會有興趣採訪報導。但是如果證人的名單中包括了珍芳達、梅莉史翠普、伍迪艾倫，或者最好是雪兒這些大牌影星，那麼電視網就無法抗拒他們的髒力了。似乎沒有人在意政治對話的水準，這正是電視最糟糕的地方。
最近，喬治·肯南（George KenT1an）在參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就東歐主題發表演說；他是我們最有智慧且最善辯的東歐權威之一。我看了電視，他只出現了10秒鐘左右，他的話被主播人員改寫轉述。比起其他美國人，肯南可能對冷戰有更精闢的看法，他的書和回憶錄可能是國家珍寶，可是很明顯地，如果他想要在新美國讓大家傾聽他的話，他勢必要學習如何更快地感動人。
除了那些善於自省的人以外，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日本的貿易政策、法令及文化的保護主義，構成了完美的障礙。如果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中有90％可以輕易贏得我們的讚賞，那麼對於另外惱人的10％，我們也可以自在給予高度的關切。如果世界上沒有日本人，我們也會發明這種人。他們似乎在嘲弄我們：他們工作努力、謹慎小心、自我吸收、努力追求他們定義狹窄的自利。現在的經濟情勢對美日雙方都是進退兩難：美國的經濟衰退，然而美國的政治體系卻無他法可想，唯有接受一途舊本的經濟繁榮，然而日本的政治和社會體系卻未能與之並駕齊驅。
依我看，美日之間的對抗情形一直在改變。當我第一次到東京。雖然我極為欣賞日本人努力工作的態度，以及他們犧牲奉獻的精神，不過我卻被日本人盲目的排外主義所激怒：對不是日本的事物，日本人幾乎一律拒絕；在貿易方面，對美國人刻意牽制舊本人偏好僱用前美國高級官員到華盛頓遊說，卻拒絕其他國家到日本遊說--換言之，日本人不瞭解互惠的概念，新的國際經濟不是一條單行道。同時，日本人對任何批評都極度敏感，也使我感到不自在。
在我首次訪日的時候，我被邀請對一群重要的日本企業主管發表演說。由於早已知道日本人很容易受到冒犯，我很小心地演講了約半個小時，主要是關於美國的產業病。我稱讚日本工人的效率，同時我非常欣賞他們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以相當少的資源建立這麼可觀的經濟奇跡。然後在結尾時，我非常小心地提醒他們一些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我提議說，日本人在如此辛勤工作和奉獻犧牲之後，傷害美日之間的關係，將是一種恥辱，特別是如果除去所有的障礙，美日的貿易逆差也不過改善15一20％。我認為，在承擔極小風險的情況下，美日貿易關係便能獲得極大的改善。隔天，我遇到一位朋友，他是住在東京的一位美國顧問，他對我說：「我聽說昨天你發表了一場重挫日本的演說。」這是個典型的例子，一位美國新聞人員如果報導美國在產業方面的失利，將被視為是高度聰明甚至勇敢的行為；如果他以同樣的眼光批評日本的排他性貿易政策，他就是在打擊日本。
日本國家主義最令人討厭的一面，就是它引發遊客同樣強烈的國家意識。這種情形自然也發生在我身上。我不認為那會影響到我寫「決算」（The Reckoning）這本書的品質，但它確實影響到我寫這本書時的情緒。事實上，「決算」這本書極為誇讚使得日本產業如此優秀的特質，然而日本人慣有對待外國人的方式；卻讓我感到處處制時。日本人有一股相當強烈的直覺，企圖阻擋我發現事情的真相，經常把我給惹火了。我和家人在日本的花費相當昂貴，而且我沒有任何機構的援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掏腰包，有時我覺得自己正在跑一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計程車跳表。有一次，我對著電話向一位日產汽車公司的公關人員大聲咆哮（那個人在阻止我見到想要見的人這方面，有著相當可觀的成就），因為他和他的公司正在練習溝通保護主義。我還記得曾和一位日產公司負責品管的高階主管坐在一起，我問他是否可以給我一個提案制度的範例，來自品管圈，是員工自己激發出來的，而且確實改善了車子的品質。他說不行。我問道：「為什麼不行？想想看，這是一個絕對合法的問題，而且假想一個卑微的年輕工人，發展出一個聰明而簡單的點子，省下公司上百萬的日圓。」他說，因為大約有36428個品質改良的例子，所以他必須向我介紹所有的36428個工人，以表對所有的人負責。
然後我回到美國，為美國這個國家對自己的經濟問題竟如此無動於衷困擾不已。更糟的是，我看到人們試著從他們的美國同胞那裡得到起碼的服務，卻無法如願以償；在我們現代的服務哲學裡，顧客永遠是錯的。我記得，不僅是日本人做事的效率較佳，而且一般人得到的服務品質也較好，我再次覺得美國人粗魯無禮。我的經驗絕非獨一無二的。
我仍然不認為我們國家已經瞭解這一點。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尋找何以日本人可以做得比我們更好的藉口。如果我們被擊倒，那麼一定是規則鍺了；一定有些人欺騙。每一次，我們認為已經找到答案了，最後證明是錯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每一個在底特律的人，還有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日本人成功的關鍵在於日圓的低估。所以，我們強迫日本人重新評估並讓日圓升值。日本人照著做了，他們的核心產業因而受到重大但短暫的衝擊。有段時間，他們的高階主管大幅減薪，而且勞工出現了短期移動。不過，因為他們是過程導向，他們很快地讓過程變得更好。很快地，他們不僅未成為日圓升值的犧牲者，反而因禍得福。日本的流動資產大幅增加，而美國的流動資產卻不斷減少。突然間，美國的公司和不動產開始大拍賣。有時候對我來說，日本這個競爭對手是如此難纏和強韌，要和他們競爭，只會落得淒涼的下場。你將他們擠出一個區域，他們仍然會從另一邊冒出來。如果日圓堅挺，他們在出口方面會受到限制，但是他們會到你的國家開設商店，他們的身份便成為擁有者、製造者及投資者。
我想日本人的成功是整體的，沒有單一秘密，但至少讓我們試著去瞭解。其中有一點，就是他們希望繼續「製造」東西。我們已讓我們的活力轉到以前我們認為商業的次要領域，像財務和行銷。我想，製造東西在日本人的社會裡比在我們的社會有更高的社會價值。相對我們而言，他們資本主義的目的似乎較為淡薄。我們的目的是賺錢；而他們是使產品精良，當然，如果他們能做到，他們自然可以賺錢。
如果說日本（以及東亞）的成功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那便是教育。我對日本思考得愈多，我愈覺得教育的重要。日本人的教育和我們的教育截然不同，那是一種美國人無法忍受的教育。它強調博聞強記，以及對權威的接受（這點和我們剛好相反），但是即使一個人不同意這種教育的形態，他仍然尊重教育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一般日本家庭對教育的重視。一個家庭的地位和榮譽，不是因為小孩的運動有多好，而是因為他在學校的成績而定。在針對這個主題所作的第一次訪問中，我去拜訪吉布尼（Frank Gibney），一位傑出的歷史新聞學家。我們對許多不同的事情談了兩個小時，但當我準備離開時，他轉過身說：「別忘記，教育就是讓手錶上緊發條的助力。」日本人相信如果善加教育人民，而且教育體系運作良好，其他的一切就會運作得非常好。
1983年我到日本後不久，我去拜訪永井道雄，一位前任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長）。那次訪問並未照我的期望進行，但經過了七年之後，現在回想起來，我想我終於瞭解當時他的意思了。我詢問他日本和美國的教育問題，以及教育和社會倫理的關係。不過他無視於我的問題，只是想要談論韓國。他說，韓國人的考試成績一直在進步，可是日本人的成績事實上卻稍稍往下滑。我問他這意味著什麼？他緩緩地說：「考試的成績下降是一種警訊，一個社會的樂觀程度正在增加，因此，我們要更努力地工作。也許，日本正變成一個老化的國家。」他接著說，日本的離婚率及少年犯罪率正在上升，雖然不會比美國糟糕，但對日本而言，已是令人觸目驚心。相反地，韓國小孩晚上仍然待在家裡，聽父母的教導。最近一位韓國官員對他說：「日本是要繼續向美國學習錯誤，還是要開始向我們學習正確的經驗？」十年前，他絕對不敢對一個日本人這樣說話。那是一種他們自信心大增的象徵。他又說，有那麼一刻，一個社會開始起飛了，人們會對生活大幅改善心存感激。但很快地，那種均衡的狀態改變了，他們不再那麼感激，而你得到的只是現代化和都市化的負面影響。他說，韓國才剛踏入這個階段，日本走在中間，而美國則已經走得很遠。那次的訪問始終索繞著我，即使在和他的談話結束很久以後。
它讓我想起康乃狄克州的溫斯特市。因為我父親在1942年回部隊服務，我兄弟和我在美國一些城鎮裡長大，但我們稱呼一個地方為家，那便是溫斯特，一個擁有大約8000家工廠的城市，位於該州的西北方。它像一個熔爐。當地最大的工廠是吉伯特鐘表廠。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大都是外來的移民，曾經為了微薄的薪水，在這家鐘表廠賣力工作。我們在這個不只是美國人的社會裡，想要勝過我們的父母，出人頭地。
我現在瞭解到，那時的學校體系真是棒極了。老師們是緬因州的女教師--也就是說，她們大多是單身女性，來自緬因州的小農村，因為那裡沒有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她們來到溫斯特這個受惠於工業革命的大城市（當時的薪資高達一年900美元；當然，佔少數的男性教員總可以拿到高出100美元的薪水），他們非常好，處事公平，而且相當清楚權威的運用，我猜想那是因為他們生長在一個對權威從不曾質疑過的家庭。
對我來說，那時似乎是個樂觀的時期，即使當時有戰爭發生，我想我的同學和他們的父母相信戰爭很快就會結束，而我們這一代的明天將更好。父母不會抱怨做了多大的犧牲，而孩子不用任何人開導，也深深瞭解父母的苦心。在我班上，不是每一個人都將精神放在上大學方面--事實上，想要上大學的只有少數人，但機會就在那裡，而且當時社會正在進行相當可觀的改變。不自覺地，我們正是整個社會往上爬的一部分。
那正是永井所指的：一個往上爬的社會。日本從50年代中期便往上爬，是一個滿懷信心的國家（事實上，直到最近她才第一次過度自信）。對許多重要的事情，她都做對了，日本的好運來自兩代的日本人作了相當大的犧牲，使他們的國家從灰燼中變成了經濟強國。近二三十年來，日本人的生活已經大幅提升，雖然改善的速度正在減緩，但人們仍然認為未來將更美好。這種意識產生了信心，而信心造就了樂觀主義，然後轉而產生了社會力量。這是日本社會往上爬的關鍵因素，而且是數學公式無法表示出來的。在這個循環過程裡，人民相信傳統社會階級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而一般的怨恨已被消除。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是新中產階級的一部分。
不論日本能否讓下一代維持同樣的樂觀，對今天的日本人來說，心懷感激地辛勤工作這一要素可能會減弱，才是關鍵的問題。很肯定地，當代的日本政治領袖和產業領導者都對這個問題感到緊張，對日本是否有能力保持成功和維持工作倫理，覺得憂心忡忡。有些政治領袖和企業領導者甚至擔心日本的教育體系，懷疑是否太過僵硬。
1983年，我首度遇到天谷直弘，一位通產省的高級官員。當時我正忙著寫《決算》（The Reckoning）這本書，一位朋友給了我他的名字，而我並不很確定他是不是我想要訪問的人。結果我發現他是一個以官吏身份為掩護的歷史學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比我更清楚我書本大綱的歷史學家。我們第一次的面談原本安排一個小時，但卻談了二個半小時才結束。在我停留在東京的九個多月裡，我和他談了四次以上。我發覺在這麼一個學者面前，我真是相形見絀。透過他所看到的當代事件，他有著不尋常的歷史見識，而且因為他是日本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是從西方或東方，而是從富裕和貧窮，從面臨困厄的人和已經享有富裕的人為出發點。
現在，他已經從通產省退休，但仍然擔任通產省的顧問。他經常對未來感到憂心。當其他的日本人正為日本的新產業力量的初期成功慶祝時，他早已致力於把煙囪工業的經濟，推向高科技工業的新世界，這個新領域日本優異的教育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在1989年春天，我和他在東京訪查了兩天。
對美國無法適應新經濟現實，天谷直弘感到困惑。他注意到，美國目前還沒有危機意識，也許是仍有許多人覺得美國相當成功。當國家不斷出現各種問題時，仍有歸咎別人的傾向。他認為，也許美國需要某種財務震撼，一個像蘇聯領先美國發射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號的事件，才不會再自滿，他認為，除非美國在紀律上下工夫，否則某種貨幣危機將是無法避免的，因為現在美國的財務系統很不穩固地建立在外國人的信心上。有一天，一些外國政府會對美國市場失去信心，然後停止購買美國的債券，這將很輕易地引發他所假想的財務震撼。
如果說日本也有即將臨頭的危機，他說，那極可能是價值觀和個人目的方面的危機。在某些方面，近四五十年來，日本的目的非常清楚：從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中站起來，趕上西方。日本在這方面表現得很漂亮，遠遠超出目標。但現在橫在國家前面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它的新財富和力量，努力從戰敗中的灰燼復原是一回事，決定如何去處理這些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說：「40年來，我們心裡只有一個目的，我們是獵狗，兇猛地追著野兔。現在我們追逐的野兔不見了，所以我們是什麼？我們下一個追逐的對象又是什麼？以及什麼是我們生存的目的？都成為日本人的新問題，日本是個經濟社會，四五十年來，我們幾乎把所有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擱在一旁，因為我們正在處理那些似乎更為急迫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達到經濟成功，我們需要其他的價值觀，然而，我們缺少其他的價值觀，甚至不知道怎樣去建立這些價值觀。」他接著說，簡單的部分已經完成。日本人是否已經準備好處理他們新成功所帶來的複雜性？或者他們已被教育成只能執行某種社會功能？
最近幾年，天谷直弘加入一個重整日本教育系統的主要嘗試，目的在讓教學減少背誦，並且加強注重自由的教學技巧。這使得他必須站在國家的教育殿堂上，和有著良好防禦的強大力量相抗衡。這場戰爭並沒有打得很好。他相信，當日本準備好應付未來的挑戰時，可能已經造成一個歷史性的錯誤。日本這個國家製造的是工人，而不是一位完整的國民。他曾輕描淡寫地告訴我，要生產一部好車子，遠比生產一位好公民要容易得多。日本的教育體系本質上是否會教育出心胸狹窄且自我孤立的人？甚至更糟的，它是否教育出隨時可能被功能性淘汰的人？
他指出，那正是日本的新困境。第一次，教育體系處於製造廢物的危機中--也就是說，製造出不能適應的畢業生，因為他們缺乏對生活的全面看法。他說：「問題是我們正處於一種危機中，只會生產具有優秀電腦能力的年輕人，但他們掌握現實生活的能力卻很糟糕。電腦已經凌駕一切之上。現在，我們的大學入學考試被設計成選擇具有電腦潛力的學生，那意味著我們正加速製造一些我們不需要的人，他們會做的事，電腦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
日本如何處理財富這個問題？他很懷疑。在以前這並不是個問題。現在，日本經濟成功所帶來的新影響，乃是年輕一代的日本人，正如走在他們前頭很遠的美國人，變得更物質化了。然後他又說：「幾千年來，神明和貧窮讓人民保持著紀律，可是，在目前這個現代化的時代裡，神明不在了，貧窮也消失了，我們將如何維持紀律？」他不確定急速的工業化到底留給日本什麼。日本人將如何應付電腦時代所帶來的自由和可能性？「我們剛走過一個很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工業時代，如果我們製造車子，一般人都可以瞭解，而且知道車子的用處。但是現在我們生產電腦，一般人並不容易瞭解電腦的用途。也許對一個有創造力的人來說，那不是個問題，但對其他人而言，就可能相當困難。他們會做什麼？坐在電腦旁邊，然後每天晚上玩任天堂？現在我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說，或許日本最大的彈性已經展現在經濟事務上，而美國則可能轉向更彈性化的社會和政治事務。
一本書總是有它自己的軌道。它會讓你產生寫這本書之初所沒有的想法和觀念，而這些並不是原先你打算的，我所寫的暢銷書《決算》，開始是一本有關硬體的書，討論誰製造出較好的汽車，但後來它變成一本關於社會體系的書，最後，出我意料之外的，成為一本有關教育的書。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後，那些擔心美國教育比其他國家落後（而不是擔心美國核子飛彈比其他國家落後）的人有了借題發揮的機會。由於這本書，我變成了絕望的政治人物、商人，及老師的親密戰友。我被邀請參加各種州長會議，不管是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印第安那州的共和黨州長想要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年中，戮力將印第安那州的學校升級，便利用這本書作為向州議會演說的基礎，而且給每位議員一本。州長們都有一個共識，認為我們處於一種危機：我們並未如以前那樣重視教育，人們基本上對它漠不關心，而似乎無人知道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幾乎所有的州長都去過日本和韓國，他們已經看到那些國家的教育體系所製造出來的品質（以及他們如何認真地在做）。當有州長要求一家日本公司到他的州設立工廠時，這位州長總會被問到當地學校的品質、讀寫程度，以及年輕人閱讀數學手冊的能力。我們自己的企業最感悲傷的是，它們很難找到訓練良好的人去執行甚至最基本的技能，而這些技能是每一個高中畢業生都該具備的能力。最痛苦的抱怨來自我們的老師。他們似乎總是被那些只要做最少功課的學生，那些抗拒家庭作業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以及那些只有在運動或其他課外活動被限制時，才會對學校表現出熱烈興趣的學生打敗了。最讓老師感到挫折的是，大多數的學生來自中等家庭，而他們總被假設成會繼續接受大學教育。有一位老師告訴我：「你要向他們吼叫，如果他們不努力點，多作一些家庭作業，達到一定的知識水準、讀寫能力和語言運用，他們將無法進入大學。可是你就像是在說謊，因為你知道即使他們不那樣做，他們也可以進大學。事實上，他們也進了大學。外面有那麼多大學，像企業般經營，需要學生和他們的錢，然後把我們的水準往下拉，只有上帝知道這些孩子一旦畢業以後，以他們的教育水準，他們可以做什麼。」
布希說他是一位教育總統，但迄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把教育和我們的經濟病痛聯在一起。那需要一種政治判斷，是他和他的前任都不願意做的。在我們多樣的次文化裡，只有少數人（最明顯的是那些最近到來的亞裔美人）瞭解教育是未來的關鍵。和其他已開發國家比較，我們的讀寫程度讓人失望。我們並未真正地將教育連接到為我們孩子建立一個更好的經濟生活上。在美國一般鄉鎮裡的一般高中，一個16歲的男孩有良好的成績，會被看成是異類，除非他是個傑出的運動員。當然，也有例外，中上階級的人很看重教育，一棟在高級住宅區裡的房子，在其高昂價格中，事實上己包含了接受私立學校教育的費用在內。
最近我在希倫大學（Hiram College）演講，那是俄亥俄州一個很好卻很小的私立學校。我和一群來自中西部小鎮聰明的年輕人在一起一個下午。我要他們在一張紙上寫下他們高中同學每天晚上平均做多少家庭作業。這些紙條傳回來了，平均是30分鐘。我想了一下日本和韓國（那裡的中小學生經常背兩個書包，老師的升等和升學率息息相關）。我又想到在溫斯特市童年時期的天真想法。我們認為我們與來自更大工業城（九英里外的多倫特市）的學生競爭工作機會。你要如何告訴今天的孩子們，他們不僅和鄰鎮的小孩競爭，而且要和大販、漢城、雅加達、新加坡、曼谷，而且很快地，要和布達佩斯等城市的孩子競爭。
1988年，一位候選人終於提出來自亞洲挑戰的問題。這位候選人是蓋哈特（Dick Gephardt），一位來自密蘇里州野心勃勃的年輕國會議員。他提問題的方式是我們所熟悉的誇張，但真正的訊息是：我們再一次淪為受害者。蓋哈特意識到這是個新鮮的話題，將貿易不平衡完全歸咎於日本和韓國，他的電視竟選廣告突顯出美國車在亞洲國家可能的售價，這些非常具有爆炸性，而且很明顯地想要加強對亞洲人侵略的恐懼心理。這些競選廣告的真實性值得商榷，但整體說來，他們只抓到問題的表面，卻不去試著瞭解它。（其實蓋哈特自己心知肚明。他在私下談話時，遠比他的競選廣告所暗示的更見多識廣。他承認即使日本開放他們的市場，對貿易赤字的改善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大。）我看著那些廣告，然後假想蓋哈特的選民們：那些對所有與學校有關的論點投反對票的人，他們不監督自己的小孩做功課，只是懷疑為何亞洲人做得比我們好。
這個世界比以往更快速地變動。由科技所推動的改變有它自己的速度，趕不上就會落伍。工作需要更高層次的教育及能力，不僅美國如此，全世界都一樣。可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卻未採取因應對策。我們的藍領工作突然大量喪失，不只是被那些較低度開發國家所取代，而且如天谷直弘所預言的，被日增的自動化所取代。我意識到美國的轉變，來自新政以來愈趨尖銳的階級劃分，以及來自為民主努力的力量漸漸減少而不是增加--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包含了經濟、教育和社會的民主。
迄今為止，那些讓人失望的改變還沒有在我們的政治中浮現出來（或是還沒有太明顯的浮現）；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寬恕令人失望和絕望的政治。但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這種改變。我不是很迷唐尼（Morton Downey，Jr·）和他搭配脫口秀的尖叫；可是我想對部分的唐尼聽眾而言，那是一種對他們老闆、勞工領袖、政治家、新聞界、體制，以及所有人，除了唐尼之外，極力忍耐憤怒下，一種重要的發洩。這種秀，和其他類似的秀，暗示著那裡正有一種愈演愈烈的經濟束縛和社會痛苦意識。然而，這種挫折尚未被列入主要的政治討論中。像焚燒國旗和宣誓效忠這類的事件，便已熟練地利用了這種意識，而沒有被人發覺出來。這些是讓人焦慮和不確定的政治，而非讓人產生信心的政治。我想，在它變得更好之前，它會變得更壞。
誰將是贏家和誰將是輸家的界限，似乎比以往更明顯了，而這正是教育造成的。在最上階層的人，能就讀最好的法學院或商學院，不僅是贏家，而且是大贏家。頂尖的法律事務所和財務公司以他們的服務從事競爭，而且每年的起薪愈來愈高。一位朋友告訴我，今年一位從名校剛出爐的新進律師，起薪是一年85000美元。在尋覓這樣一份工作的過程中，「面談」的本質已經改變。在我年輕的時候，那意味著你被面談，一些在該公司裡年高德劭的人審視著你，並且根據你的優點下判斷。最近幾年，「面談」卻成為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對法律事務所面談－－也就是說，由他或她評斷這家事務所。那些頂尖人才有大多選擇；而那些在基層的人所能選擇的卻少得可憐。目前，中產階級正逐漸減少中。那些在最基層的人缺少改善他們自己的能力，而那些在中上階級的人被優厚報酬所激勵，他們的報酬遠比我還是個小男孩時來得優厚得多。因此，先照顧你自己，而且盡最大努力照顧自己，利用教育去獲得個人的、物質的報酬，而非實現更廣大的社會責任，這種觀念已比以往更強有力。我從未被甘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說所迷惑，也不曾困於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它始終給我一種感覺，一個大家族為了安置一個兒子在高級辦公室，所花的個人財富創下了新紀錄。然而，回顧過去，公私部門問職業的平衡，在30年前似乎比今天要來得更健全些；從事公職在當時並不像今天一般，意味著龐大的個人財務犧牲。我在1961年搬到華盛頓，那時它是個一般人可以過得很舒服的城市：那幾似乎沒有富裕階級，除了那些屈指可數的祖產繼承者。今天的華盛頓已經截然不同了，那些國會說客形成了有錢階級，而那些當選的政客們絕大多數有獨立的財源，尤其在參議院裡更是如此。
華盛頓不是例外。紐約這個我居住的城市，也漸漸成為一個富人和窮人的城市，有著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人口，而兩者的隔閡比以往更大了。若就市民還有多少美德的程度而言，特別是那些有權力的精英分子，人們似乎是被永無休止的自私和自我耀升推著走。有錢人家賑濟窮人的捐獻，和他們為了參加募集基金的社交場合，在晚禮服和珠寶上的花費比較起來，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仍然有人堅信，美國可以從世界上最強大的核心產業經濟轉移到一個服務經濟，而同時不會失去它的強大、活力，以及產業的健全性。我百分之百確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沒有幾個人進入服務經濟後，能夠得到所謂的高級服務工作－－亦即帶著有效手段和尊嚴的高價值工作。他們大多數都會在基層服務部門工作，這種工作不需要多少工作技巧，而且人事流動率經常居高不下。一般人認為核心經濟愈健康，服務經濟也就愈健康。同樣地，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日本人會自動轉向我們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務，以應他們擴張核心產業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8家銀行中已有7家是日本人的，也許目前是一段過渡時期，他們需要相當大的幫助去學習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但長期來看，他們對我們金融服務的需求將會減少。
我們正慢慢而且穩定地製造一個新的階級制度，這個新制度從一個人出生開始，經過早期教育，最後是透過大學及研究所而形成。今天，那些在華爾街的人能很快做出關閉小鎮工廠這種可怕的決定，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認識那些受傷害的人。由於我們大公司的組成方式，高階層缺少高瞻遠矚，因此我們不斷做出短視的決策，來使公司的盈利情況好看些。我們將成為一個較以往更不和諧的國家，有著少數有錢人和一大堆窮人，這些窮人不僅是他們自己的負擔，也是社會的負擔。這樣會製造出一個不安的社會，特別是人們近來已活在一個更富裕的社會裡。我們將不會是一個人口2．5億或2．6億，強大及充滿活力的美國。從真正有生產力的社會的角度看來，我們只有3000萬或4000萬有才幹的人。在不久的將來，美國有能力和其他強大的國家競爭嗎？
不僅是我一個人有如此憂鬱的想法。最近，我曾和余羅（Lester Thurow）討論這些問題，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商業週刊的專欄作家，同時也是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院長。他說：「我認為這觸到．問題的核心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從未碰過的問題：美國是一個有領導階級的國家，或是一個是寡頭政治的國家？」「每天我拿起報紙，新聞記者總將日本描述成有個領導階級（我想他們是對的）；也就是說，日本有一群高高在上的人，他們實際上可以像任何其他強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精英分子一樣地極度自私，但是日本領導階級的成員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不會成功，尤其是在這樣小且容易受傷害的國家裡，除非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也能夠成功。所以這個領導階級的成員願意犧牲一些他們私人的權力和財富，以確定更大的社會能夠動作而且生生不息，在此同時，當這些相同的新聞記者形容拉丁美洲的國家時，他們一成不變地以『寡頭政治』這個字眼去形容當地的領導權力。他們描述一群極少數的人，有著非常巨大的財富。這些擁有權勢和財富的人過得相當好，並且絞盡腦汁想要完整地繼續保有它，完全不在乎他們國家的其他人是如何貧窮落後。事實上，一個寡頭政治的統治者相信他們可以很成功，即使他們國家的其他人都很失敗。這正是這些國家目前仍然如此失敗的原因，而我們也正逐漸邁向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的不同時段裡，我們曾有領導階級，也有過寡頭政治。就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就有領導階級，他們知道必須幫助歐洲富強起來，因為我們自己的富強也和歐洲息息相關。因此，他們強迫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儘管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仍然是極端的孤立主義者，極可能不要它。」
一個領導階級知道，只讓自己的孩子成功，也進身於領導階級是不夠的，因為如果他們的小孩所治理的國家裡，有60％的年輕人不能有所成就，可怕的事情很快就會發生。
在維持超級強權的前提下，美國可以發展登陸月球的計劃，也可以利用炫目但無用的發明，無限制地發展武器。現在冷戰結束了，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及心理的缺口。我們仍會懷念冷戰的單純性？懷念東西方簡單的劃分？以及懷念東西雙方不變的論調嗎？
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緊張的世界中，比較有可能的衝突來自南方與北方、白人與非白人、富人與窮人、已開發與低度開發、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之間的對立。以往，我們在軍力強大的蘇聯威脅下長大；如今，會對我們的安定造成威脅的是弱小的墨西哥，我們應該如何調適呢？冷戰扭曲了我們社會的本質及目的。為了應付冷戰的威脅，我們在不知不黨中創造了一個自我衍生不息的國防基層組織。正如我在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任職的朋友馬丁·諾蘭（Martin No1an）所說的，我們在50年代所通過的聯邦教育法案及公路法案，其實應該稱為「國防教育法案」及「國防公路法案」才對。為了表示愛國（還有為了說服公司內一些反對力量），IBM所生產的第一部主機電腦就叫部「國防電腦」。這些標誌不幸都一語成讖，在過去那些歲月裡，我們成了和平時期裡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防國家。整軍經武成了我們治國的最高指導原則。
1990年，我站在莫斯科紅場時，突然間認識了真正的蘇聯：一個除了飛彈以外所剩無幾的呆滯社會。現在，我們必須正視自己的缺點，我們不能再拿與蘇聯一爭長短的角度來衡量自己，我們應該拿建立一個和諧又有格調的社會做為標準來自我要求。最後，經過這麼多年，我們終於瞭解，我們在鏡子裡看到的是自己的臉。
黃志典 譯
（選自《新世紀的挑戰》，長河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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