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裡科·馬約爾1934年生於西班牙，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西班牙教育和科學部部長等職，也是羅馬俱樂部成員，還是一名優秀的分子生物學家，發表過70多種出版物。這篇文章出自他的著作《不要等到明天》，該書主要探討如何正確地使用人類掌握的科學與技術；在這篇被選錄的文章裡，主要談了社會的變化對未來教育的影響。
人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大學：它要使每個人才都成為有良心的人，對他所生存並為之服務的社會擔負起個人義務的人。
在目前的大學尚使我們感到十分憂慮的情況下，去議論未來的大學，似乎是一種遁辭。但是，在關心現在的同時，也必須向前看。確定大學的使命，是談它的未來的第一步。大學的使命大致可以歸納為：教學、教人教學、研究、教人研究。
設想未來
人們把過去作為基本體系來研究，是為了指導現在。必須繼續利用這種方法以謀求歷史不再重複，或再重複，因為走過的道路也有許多是積極的，過去也有許多有教益的事實。但是，做為預見未來的連貫系統的展望，也是必要的、刻不容緩的。我們會抓住並接近明天的現實嗎？是可能的，但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致力於設想未來，即在某個時刻，這種設想不能超過人的能力小人的偉大之處（包括適合環境要求的大學的偉大之處）在於用他今天的行動規定他未來的路線。
A·托費爾說，「一切社會面臨的不僅僅是可能的未來的一種承襲，而是一系列的可能的未來，以及更好的未來的一種衝突」。吳丹非常確切地表達了從工業時代到跨工業或超工業時代的變化：「已經不是手段限制決定，而是決定創造手段。這是基本的革命變化；也許這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基本的革命變化。」的確，人的頭腦首次能夠反映出宇宙的各個方面。聲像技術的發展、物體移動的自身能力使人們能夠看到整個地球，這種觀察代替了片面的、僅限於某個地區的觀察，把地區的變為全國的和宇宙的。因此，必須從一種新的意義看待所有問題：整體意義，適用於所有人，而不是僅僅適用於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的意義。
除了整體意義以外，還有使人眼花鐐亂的節奏。的確，我們時代的特點是在所有的部門中都有一種驚人的速度，高速度的後果是暫時性。如同由於對流而失去熱量一樣：在得以建立平衡之前，甚至在得以在階段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接觸之前，環境已改變了……由於當前知識發展的速度，當一個孩子長到14歲時，世界上的知識財富將超過他出生時的4倍。當這個孩子50歲時，那時的知識的數量將是他出生時的32倍，97％的知識都是在他出生後發現的。
儘管我們承認對「知識」的理解的含糊性，但毫無疑問，我們必須為知識的真正侵入、分類、選擇和適當的傳播作好準備。值不值得做這種嘗試呢？我們不能無動於衷地對待這種預見。在埋頭於當前的知識的同時，從現在起就必須對如何對待未來的知識進行估計。「為創立一種超工業的教育，我們首先必須製造連續的形象和進行未來的選擇，推斷20年或50年以後我們所需要的工作、專業和才能的類型，推斷那時將盛行的家庭形式和人際關係，推斷那時將會提出的種族和道德問題，推斷環境技術，以及我們將生活在其中的組織結構。」
無條理的發展
我們能夠規定新社會的發展模式嗎？科學家、技術人員、政治家不能在各自的領域中掌握最新事件的節奏。我們控制不了事態的發展：人們感到自己是自己所作所為的犧牲品。我們的江河與海洋的環境污染是很明顯的。人們剛剛明顯地意識到這種局面。今天，這個問題困擾著每個人。人們試圖從許多方面，用各種手段來對付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有害煙霧、垃圾和不能重新回到自然界的產品（如果不是循著它們產生出來的途徑，即人為的途徑的話）。已經從利用自然資源過渡到利用人造和合成資源。自然的重新回到自然中去，而人造的應被與生產方法相同的方法所消除。不變形的塑料產品使我們的江河海岸大為遜色；我們的海灘到處是瀝青；我們的大氣中含有大量的有毒飛揚物……一些人竭盡全力解決這些問題，而另一些人卻聽之任之，無動於衷，他們認為，這種危及人類未來的無條理的發展的後果，不會影響到他們和他們的子女。還有一些人採取逃避態度。他們對現實的壓力無能為力。他們承受不住緊張局面，也沒有力量和信心去鬥爭。於是，他們暫時遠遠站在一邊，幻想著有一個現世和來世都得不到的天堂。
我們能夠回答青年人和我們自己提出的關於發展的真正結果的問題嗎？我們能夠肯定地說，在文明與人的尊嚴之間存在著一種類似現象嗎？發展的動機不是比它的某些結果更加可憎嗎？當今，重要的事情是生產，以至於達到這樣的地步：寧願更新，也不設法去修補。在我們周圍，能夠越來越多地看到僅僅使用過一次的東西，只玩過一會幾、一天的玩具。我們獲得東西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那些我們花錢買來的東西，也只能使我們喜歡一時。因此，不持久性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特點。
當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勞動力向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國家移民的潮流。但是，在將來的平衡時期，每個國家必將在所有的服務環節使用本國人力資源。在所有的國家和國家聯邦，必將獨立地從事各種服務行業，沒有歧視，不去凌辱性地進口勞動力為強者服務。
旅行是當代的另一個特點。它能使我們改變環境、尋求新環境。對於科學家來說，旅行是為了技術的轉讓，是一種職業需要；對於商界人士來說，旅行是一種個人需要。與固有性相對的是運動；與持久性相對的是暫時性。共同生活的關係導致責任感、義務感、與人或事物的聯繫。因此，我們總是向著與孤立狀態決裂的方向前進。我們都想很快擺脫孤立狀態，因為孤立是可怕的。
為了對付我們剛剛概述的局面，人們的擔憂表現在哪裡呢？人們對生活環境問題的關心程度如何呢？喬治·皮特問道：環境保護問題實際上是不是僅僅局限於這樣的疑問：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是否能夠繼續得到保障，或者，要做到這一點，是否已為時過晚？他又補充說：如果技術的發展和自然界的開發仍保持現在這樣的不負責任和無休止狀態，那麼，下面的說法就可以站得住腳：經濟發展自動帶來的後果將是對我們生物圈的損害，甚至破壞。生物圈不能按國家疆界加以分割。水和空氣的運動週期不服從主權政府的自由意志。地球的化學污染不會在一個國家的邊界止步。因此，環境保護不是一個國家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
據阿爾文·托費爾自己說，他的《未來的衝突》一書寫的是對那些由於變化和我們為適應未來而採取的--或者是不得不採取的--生活方式感到壓抑的人發生的事情。他在該書中寫道：「變化的潮流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衝垮了機構，改變了價值觀念，破壞了我們的基礎。」他又說：「變化是這樣一種現象：通過它，未來闖入了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代變化的加快本身就是一種基本力量。這種推動力會帶來個人的、心理的和社會學的後果。」這種加快的結果很快將會顯現出來。我們如果不很快學會控制變化的速度，注定要在適應方面遭受巨大失敗。在太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太大的變化。適應手段不足，不知所措的人猜測，鬥爭是徒勞的。直到幾年前--今天還有許多青年人這樣想，青年人的特點是具有崇高理想，但是，他們也相信，他們可以為使全人類達到這樣的思想境界做出貢獻。他們有信心。的確，當時的變化速度不像今天這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時刻：變化的速度超過了變化的方向。總之：為了達到使我們知道向何處去的要求，我們已經相當有能力跟上環境所需要的速度了。嚴重問題在於，沒有任何趨向，沒有任何跡象能使我們想出放慢和穩定當前變化速度的方法。情況恰恰相反。因此，探究未來的人們--今天作這件事情是一種義務--嚴重意識到，必須馬上採取措施。在羅馬俱樂部主持下出版的《增長的極限》一書，根據這種情況的嚴重性得出了以下結論：
（1）如果當前的人口、工業化、污染、食品生產和資源消耗的增長趨勢得不到控制，在今後的100年之內，地球上的增長將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將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的急劇的和不可控制的下降。
（2）改變增長的趨勢，創造生態和經濟穩定的條件是可能的。全球平衡狀態應該是這樣的：每個人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發揮其潛在能力的機會。
這份報告的起草者承認，這些結論將會引起許多爭論。比如，一些人會反駁說，自然界本身將會導致一種指數增長的局限；另一些人會說，出類拔奉的人將負責作出人們從現在起就應該作出的預見；還有一些人會說，技術本身將會帶來合適的糾正方案……但是，在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研究者看來，重要的是從整體看表現。他們指出：「只有在大部分不發達國家絕對地或相對地大大提高它們的發展水平時，世界平衡才能得以實現。只有通過一種全球性策略，才能實現這種發展水平的提高。這是目前人們擔負的最緊迫的使命。」
發展的調節
為完成這項使命，人們必須馬上掌握使他們能夠控制發展節奏的手段。對此，還是托費爾尖銳地指出：「人們往往指控掌權階級以違背大眾福利的方式控制社會。這些指控可能有些根據。但是，今天我們面臨一種更加危險的現實：許多社會弊病主要是由於一個缺乏控制的壓迫者造成的，而不是由於一個壓迫者的控制造成的。可怕的事實是，對於大部分技術，沒有任何人控制它。」他指出，我們不能摒棄技術，而應該設法把它納入正確軌道，甚至在知識的處理和傳播方面，也必須掌握先進技術。
今天，我們生物化學家正在意識到，我們甚至已經不知道世界上有關我們的學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了。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學科。為了跟上形勢，我們必需求助於計算機和得到自動化信息的手段。現在有一種知識的技術，教師和學生系統地利用這種技術，在未來的大學中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這個未來幾乎已在眼前。
在傳播信息的方式中，視覺方式正在向所有的人普及，它能快速地提供知識和各種形象。學習是容易的。但是，這種刺激物的真正的淤積--如同一本書和一家廣播電台所做的那樣一不利於人們的想像力，也無助於鼓勵他們的思考能力。
人應該掌握機器，做機器所不能做的事情。從現在起我們就必須強調這種必要性：增加壓在它上面的和控制它的沉重負擔。「而你將控制大地」。人們不能屈從於自己創造的東西。
智力的和創造性的工作永遠屬於人。彼得羅·費拉羅寫道：「明天的世界需要有這樣的人和青年人：一方面，他們能夠適合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為了避免從這種專長產生的危險，他們必須是，或必須成為真正的人，一個文明而有秩序的社會中的會思考、有綜合能力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人。」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人的刻不容緩的活動是謀求技術指導思想的根本改變（對此，未來的大學能夠並且應該做出貢獻），設法使旨在為人類謀福利的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今天，消費是通過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交流手段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強迫手段實現的。已經打入我們內心的宣傳構成了一種壓抑感：社會交流手段、技術傳播體系將來也必須改進，使它們為人的利益服務，而不是像現在經常發生的那樣，使人屈從於某些隱藏在廣告語言後面的有時是模糊不清的利益。我相信，面對人類當前的處境和發展趨向，最引人注意的反應應該是揭露，不容忍虛假，宣揚真理，揭發那些利用許多人和許多青年人的無知以及另一些人的妄自尊大來欺騙他們的人，尤其是把他們引人歧途的人，這條道路會導致墮落和非人的處境。
大眾化意味著要有相應的法則，心悅誠服地遵守這些法則。今天的當務之急是在全世界宣揚這些法則，宣揚自由意志，宣揚信守精神，宣揚有錯必改的做法以及完善自身結構的做法。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必須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因為我們不能忘記，當一些人提出我所說的這些問題的時候，另一些人--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有時是很近的地方，有時甚至近在咫尺--尚處在極度愚味無知、極度驚恐不安、極度貧困和極度不穩定的狀態。我強調世界性和確定性，因為表象已沒有任何價值了。今天使我們感到憂傷的是，在世界各種不同的政權和政府中，說的和真正做的之間，概念和現實之間，頭銜和行動之間，形式和內容之間都存在著極大的距離。坦率和客觀性是未來的兩種必不可少的品質。
面對競爭和功績的「學位」
許多人會這樣想：技術只不過是一些知識的運用。這是否說明，一種向著共同福利發展的技術意味著一種有方向的知識尋求呢？不是。知識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自由探求、無限勘察和無邊際想像的結果。問題是必須弄清，什麼知識能有貢獻，什麼知識是實用的，什麼知識應該被人們運用。因此，知識是不能確定方向的。為了共同的福利，為了人的本身生存，必須給技術規定方向。這是一種只能向著改善生活質量的方向發展的技術。
如果這大概就是可以隱約看到的結果，就是人們在這種挑戰前應該採取的態度，那麼，教育的作用是什麼？大學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什麼？如果我們從現在就著手去做，我們的後代將會生活在一個不甚緊張、更加公平、更加平靜，總之更加文明的環境中。為了這個偉大的任務，大學必須擁有最有能力的人。大學不僅應該適當地--通過對所從事的真正高質量的活動進行恰當的評價和報償的制度--吸收和留住那些只從事學術和研究活動的人，而且也應當通過靈活的招聘方式爭取同那些在各個知識和專業活動領域中表現突出的人（文學家、藝術家、企業家、政治家等）進行合作。
至於學生，他們必須具有同樣的環境和機會。所有完成了高中學業的學生都必須能夠開始更高級的學習，但是，只有那些最用功、最有天賦的學生才能獲得能使他們繼續學習的資格或「信任」。其他學生可以在其他培訓班學習，並以在其他崗位的勞動對社會做出貢獻，這絲毫無損於他們真正的人類尊嚴。
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人們已不再過分重視文憑了，重視的是能力；提供一種服務、適當地履行一種義務的能力，將代替專業的權利，正如安東尼奧·馬查多所說：「把價值和價格混為一談是愚蠢的。」封閉的專業結構，它的被限定的、多疑的轄區將被徹底打開。因為重要的不是一個人在什麼地方，而是他是什麼樣的人。大學將從一種專業性的變為一種研究性的。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這甚至將會帶來一種渠道的重新分佈和體制的改組。視聽方法將使學生以極為有力的教育手段繼續第一階段的學習。同他們能夠入學一樣，他們的教育必將都集中在高等學校。教育中的選擇餘地將大大增加，以至於非常具體的專業的多樣化和專門化將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個基本特點。在這樣一種結構或主幹中，每所大學都將提供--甚至根據其地方特點--各種不同的專門學科。
電子計算機將記錄下學生的專長和有關資料；以最完美的圖像和最有啟發性的理解方式提供學生們所要求的課堂。但是，教師將繼續留在學校。實際上他們將變成個別指導、輔導和鼓勵學生的監護人。今天可以斷言，大學的普及正在向這樣的方向發展：教師利用針對廣大學生的基本訓練的教育技術手段，去關心每一個學生。但是，正如我前面指出的，技術將使每個學生能夠同自動化教學手段保持個人聯繫。
隨著研究工作的發展，學校必須協調它們的活動，最大限度地使工作人員能夠符合計劃的需要。對於器械和勞動手段也應採取同樣的做法；重要的不是由於它們屬於這裡就放在這裡，而是要使它們供那些能夠有效地使用它們的人使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死板的安排將服從幹活動和操縱能力，以便在任何時候都擁有為達到既定工作目的的最合適的手段。組織系統圖表將越來越變化不定。因此，根據時機，將完全改變職務和工作崗位的安排：教學管理幹部每年變化一次，教師的招聘將根據需要隨時進行等。無限期聘用「持久性」教師，需要進行事先考驗，即在一段足夠的時間內，被聘用者必須表明他的能力、價值，以及他能持久地勝任和適應其工作。過早地承認終身地位是一種時代錯誤，是一種荒謬行為，這會造成大學的因循守舊和質量下降。
文化與科學
不斷的專門化是一種危險，無須過多去談這個有很大爭議的問題。因此，必須明確區分文化與科學，區分文化成分的傳播和高等教育成分的傳播。所有公民現在和將來都有權達到同一文化水平，但不是高度專業化水平。大學生其廣泛的活動中必須向人們提供這樣的可能性：以一種人道主義的發展去平衡飛速的技術發展。
高等教育由於其專業化和服務性特點，其接受者必須是最有才能的人，而不應攙雜經濟手段，同時必須以社會的需要和可信的天資情況為依據，相反，文化是全體公民的財富，不應該受到局限。應該把它給所有的人，並鼓勵所有的人去得到它。但是，我們必須明確地說，下面的狀況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都存在著對於能夠正常進入大學學習的人的階級歧視現象。往往是那些在經濟上得益較少的階級對社會提供非常需要的服務，雖然這種服務的技術水平較低。這種歧視在國際範圍內也有所反映：當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達到很高的大學入學水平時，它便必須開始進口（西班牙非常熟悉這種情況）沒有專長的勞動力，以從事它的青年「大學生」不能從事的社會活動。
因此，所有的人都應該達到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學不應該降低它的水平，也不應該失去它的作用。很清楚，我認為大學的基本任務是，通過大學的發展，通過大專學校，通過其教師隊伍的流動，通過它對文化活動的指導和參與，對全國範圍內的文化的廣泛傳播作出貢獻。但是，大學執行這項使命的方式不是頒發文憑和委任書，而是用一切力所能及的經濟和技術手段，使今天的和明天的人們能夠擺脫（由於音樂、知識、美術和閱讀一本書的享受）一種文明的重壓，人們對這種文明既不理解又不熟悉，因為它的節奏使他們目眩，他們唯一能從這種文明中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宣佈消費的新目標。奇怪的是，只有那種得不到的東西才是人的行為的一個堅定的和牢固的目標。然而真正的文明能使人們擺脫壓在他們身上的這樣多的重負。為達到這個目的，大學也能夠為人的利益做出許多貢獻。大學應當成為指引人們駛向崇高目標的燈塔，當然是在它的職權範圍內。
約爾·弗魯頓在A·凡賴斯的《當代大學》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大學應當接受目前形勢下歸屬於它的部分責任，但是，也許它是委屈的，而不是罪魁，因為近來人們要求它過多地承擔了許多複雜的、難以相互調和的任務。這就是在全世界大學中出現共同緊張局面的原因之所在。
總之，受到控制的技術對人們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由於這種技術，人們在近年來深刻認識了許多現實，並得到了許多知識。因為「通過觀察能發現現象」（勒孔德·德諾尼）。研究中心、知識傳播中心需要起來越昂貴的設備，掌握它，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世界各國將為擁有更好的研究中心和更完美的知識傳播體系而協調行動（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所和聯合國大學等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無論如何，歷史總要重演，無論如何，2000年的人度完他的一生也終將死亡。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一樣，人的唯一的活動就在於使其生存變得可以忍受。但是，一切現代化國家至今都保持一個複雜的機器用以衡量經濟成就。「相反，我們沒有計量系統，沒有能夠告訴我們社會（與經濟大不相同）是否也很健康的評價系統。我們沒有衡量應有質量的標準，我們沒有系統的指數以向我們揭示：人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處於相互分離的狀態；教育是不是最有效的；藝術、音樂和文學是不是處於巔峰狀態；公民責任感、慷慨精神和親切感是不是正在向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如果這些都得到了實現，那將意味著在規劃者的人道主義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這種人道主義化是社會未來派策略的第一基本階段……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明社會處於失控狀態的證據，使許多人感到被科學欺騙了。」（托費爾）
在唯物主義之後，迎來了精神的曙光，迎來了思考人的本質和關注人類奧秘的曙光。
我們生物學家非常明白，一切事物都蘊育著運動、變化和變異。事物是一條道路上的一個點。一切事物既非常簡單又非常複雜。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一個原子、一個細菌或一個星系，都像標本一樣具有一些非常簡單的結構，一種非常複雜的現實。一句話：建築材料、顏色是具體的，是有限的。但是，能夠建起的樓房，能夠畫出的圖畫，能夠寫出的書籍是無限的。統一與多樣性、創造的怪誕想法、萬物的固有性質。千百萬年以來，自然界都在選擇著、控制著自身的演變……難道人就不會這樣做嗎？人類自由的表現恰恰是接受自然界能夠用以自我調節的法則。集體自由在起作用，但它具有可能強加於個人的所有局限性。不過，它今天的偉大和悲劇在於它不是單獨的，在於它不應該是單獨的，正是這一點制約著它的活動。沒有一種集體感情的人，感覺不到自己是大海和大浪的一部分的人，意識不到共同命運標誌著當今和可預見的未來的特點的人，是因為他看不到，是因為他脫離了他的天地。在友誼中，在互助的信念中存在著由於環境的力量產生和解和自由的溫床。
這就是我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據未來學專家說，人類將實現征服和利用海洋以及控制氣候等大業。但是，在生物學及由此產生的技術的許多方面，正在接近底層，正在接近尾聲。科學幻想小說作家指出，在某些方面，幻想明顯地超過了科學。因為自然界強制推行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存在著生物學邊疆；存在著絕對數字。雖然今天存在著巨大的可能性，但人們也正在感受到巨大的局限性。把怯懦、不贊同、吸毒、沮喪同堅定而有鬥志的青年分開的鴻溝名叫希望。希望危機是當代的弊病。臘因·恩特拉爾戈模擬馬克思的說法在格拉納達宣佈：「全世界懷有希望的人聯合起來……」
用現在的和可預見的手段，人們必定能夠認識自身的特性，但不能認識其本質。人們處在夠得到的新的實際幻想的包圍之中。但這並不能滿足他們對內心的深不可測的奧秘的關注。假如人是可以證明的，那麼他將失掉選擇的能力和自由。生命沿著可證明的和可能發生的事物的等分線流逝。今天同昨天和明天一樣，人會繼續自問，他是什麼？他是誰？胡利安·馬裡亞斯精闢地概括道：人必須對付兩個根本問題，「我是誰？」和「我將會怎麼樣？」大學不僅應當幫助人們認識人的肉體特性，而且也應當幫助人們培育其精神。人文科學應當振興和均衡技術。否則，大學將不符合它本來的任務，將不能起到它在將來應該起的重大作用。
大學與發展的新概念
前面我已說過，發展的概念今天被視為一個更加具有總體性和多邊關係的進程，它包含著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國家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我說過，關於發展問題，正在出現一種人道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明確堅持，人既應該是這個進程的動因，也應該是它的受益者；這種觀點認為，不應該把發展看成是簡單的擁有一切財富和手段，而應該把它看成是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既然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對付國內具體問題，所以它們必須調動本國的創造性財富，並發展與基本問題有關的協作性項目，因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世界的和地區的協調行動，需要有力的國際行動。
世界範圍的問題需要認識和行動上的最大合作，大學由於其本身的特性，具備最好的承擔和促進這項工作的條件。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大學在國內和國際發展中已經起到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國際發展中的作用，必須通過同其他國家的政府、機構和大學的協定來實現（我更著重考慮的是同西班牙語世界各國大學問的關係，以及未來賦予大西洋兩岸國家大學在共同發展中的作用）。
根據人們所維護的全球發展概念，人們必將推廣一種大學，必將構思一種國際合作政策，必將制定一些交往的指導方針。由此可以推論，重要問題是我們所渴望的發展類型，因為這是必須制約一個進程的其他方面的方向。
很明顯，由於各種不同的發展觀點，關於大學在以巨大的內源性為特徵的全球發展方面的作用，很難展開一場辯論；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其中可能有共同之處的發展的基本方面，這種辯論是可能實現的。在建立一種經濟、教育、科學和信息的國際新秩序的要求中，就可以確定一種一致性的框架，在實現了恰當的適應和必要的調和之後，這種一致性就會使每個國家找到最適合其特點的方案。如果這些適應和調和能得到正確理解，它們便不可能改變基本要素，不至於使大學變成一個無關緊要的機構，變成一個只向精英頒發文憑、培育專業人才，而對指導、發展和推動各國人民文化不起作用的機構，而它的這種作用比它的其他任何作用都更加重要。
企圖把國家的研究工作重心從大學中轉移出去是徒勞的。研究中心、個人的研究活動等可以協助大學的研究工作。但是，大部分知識都是從大學中產生和傳播的，因此，決不應該把它的培養專門人才的作用置於它傳授知識的作用之上。尤其在知識是一切權力的基礎的今天，更不應如此。
大學是文化和能力的源泉。如果大學變成一個單純的專業培訓中心、文憑工廠，它的基礎將遭到破壞，它也將由於沒有出路和連貫性而垮臺，因為這樣將會把教和教育、告知和培養混淆起來。這種不正常現象是由於對「文化」一詞的錯誤理解而造成的，因為在每個專業的課程安排方面，都必須有助於對學生的全面培養。在信息與知識之間，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力求得到後者，因為知識是通向大學的基本使命--傳播文化的道路。否則，大學將僅僅是一個「教學組織」。
全面教育和基礎專業培訓：這是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大學應該給予和我們能夠要求大學給予學生的東西。大學不應該是掌握某些社會課程的，而應該是培養某些智力優勢的一條合適的道路。一條不是優先通向專業培訓的道路，哪怕是最高水平的培訓。如果學生追求的是文憑，而不是真才實學，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不應作教室裡的觀眾，而應作教與學都必須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記的解釋者。只有這樣，大學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智力中心，而不僅限於是一個可悲的頒發證書和文憑的辦事機構。
至於說到國際領域，有一個不容模稜兩可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確試圖建立國際新秩序，如果我們確實喜歡這種國際新秩序，那麼，沒有一種為使大學的基本先決條件在任何情況下都得到尊重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為這種新秩序的確立做出貢獻。否則，一切只能停留在美麗動聽的詞句上和聳人聽聞的聲明上，大學卻不能發揮它的作用－－我要重複說它的作用--它將處於沉默之中，有時是被迫的沉默和毫無生氣。如果沒有一種能適應挑戰要求的大學，如果沒有一種有推動力的和革新的大學，果真能產生新秩序嗎？能確立一種發展的新概念嗎？這種發展主要集中在所有婦女和男人的福利方面，在這種發展中，享有物質財富是重要的，但還不夠；在這種發展中，教育、科學和文化將佔據它們應該佔據的重要地位。必須把想像力用到大學上去，運用想像力和睿智，以便用未來的要求去銜接過去和現在，去更新在近年來發生了徹底變化的舞台上犯了時代錯誤的後台。
如果說大學不應該管與它無關的問題，同樣，如果它不具備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它就不能完成它的崇高使命。如果說最重要的發展--唯一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發展，那麼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在足夠的時間內把大學教育擴展到盡可能多的人口中去，以便使學生根據自己的表現決定自己是否繼續升學以及學些什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一個國家的最寶貴的財富--人的潛在能力--的水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減少青年人過早地加入勞動大軍的現象；因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在一個時期之後，根據在自己選擇的專業中所取得的成果，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愛好和能力……並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就避免了那些不相干的機構的干預（這種干預有的較好，有的較差，但總是受到學生懷疑並引起爭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這種全面訓練結束之後，通過長短不等的專修班，從獲得的基本知識中得到全面的專業知識；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會出現等待就業的現象，以及這種等待所包含的失望；最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一種內源性而不是模仿性發展，這些國家應該以適合於它們的多種形式（如強化班等）改進傳統的大學模式，以應付它們的國情在目前和短期內提出的需要，但它們不應該使這種需要在同樣形勢下在中期和長期內繼續存在。
如果我們真正追求對人的全面培養（為自己的國家，但又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國家，因為不斷增長的相互依賴要求這樣做），我認為，這種培養是一個根本問題，因為它是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而不是根據過去的或明顯衰敗的方案確定了的一種大學模式。為此，我們必須堅信，大學的使命不僅僅是「造就專家」，而首先是去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培養具有廣泛的知識基礎的人才，因為這種基礎能使他們迅速獲得一種專長，能使他們「完善自己」以跟上時代潮流，如有必要，能使他們根據各國的事態發展和特點，在短期內改變職業。但不僅是這些：大學的使命還在於培養這樣的男人和婦女：他們知道人類活動的概念遠比勞動的概念廣泛和豐富；他們會享受業餘時間--這種時間將逐漸增多，因為在許多日常工作中，由機器代替人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日益明顯的現象；他們會充分享受另一種發展，這種發展不僅僅以經濟的增長指數為標誌，經濟增長指數雖然至今仍佔據重要地位，但也明顯表現出它的不足和不盡人意之處。
我認為，青年人之所以有冷漠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認為國內外大事與他們無關，而且無法彌補；是因為他們是一系列事件的旁觀者，雖然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會對他們產生影響，但是，他們及他們的同事和親人的參與不在預計範圍之內，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無足輕重。為把這種猶疑和沮喪變成一種規劃他們未來的富於幻想的合作態度，必須向他們展示新前景、生活的新道理。必須向他們提供一種旨在為了人的福利、更加注意生態平衡、更加重視每個人的主權和權利的發展模式，使他們不要感到自己是隨波逐流，無所作為；向他們提供一種適合各國特點和文化的同一性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旨在解決國家某個變化時期的最緊迫的問題。但又不忽略國家和個人的真正主權和獨立最終所依賴的重大原則。
上面就是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大學所應該編織的微妙而複雜的圖案。這是一種能夠真正為人們所渴望的北南和東西對話作出貢獻的大學；一種不僅善於保存，而且善於豐富各國人民的文化財富的大學；這種大學培養出來的人能夠在每個時刻和每個地方的各種特殊社會作用中為其人民服務，同時也能夠適當地調整自己的專長並提出改進意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真正與社會環境相關聯的大學天地。
有人會說，沒有足夠的手段和資金去建立這樣的大學。如果必須有某個機構堅定有力地否定這種說法，那麼則非大學莫屬。大學應該下到這個恐懼不安的世界的競技場，並宣佈，我們尚來得及把目前的憂傷變成希望。我們不要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儘管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理由去這樣做。讓我們的大學生站出來，並勇敢地去鼓吹徹底改變方向的緊迫性，為了使各國的船頭指向和平，而不是指向戰爭，指向全人類的成就，而不是指向少數人的利益。大學和大學師生的首要責任是為促進理解、容忍、相互尊重和社會正義（社會的未來將取決於這些因素）貢獻力量。這種貢獻必須是明顯的。讓大學的呼聲由大學生、各國人民最大財富的發言人傳播於世。今天，人類未來的基本面貌取決於他們的堅韌性和勇敢。
「綜合性」：大學的偉大之處
如果大學的中心作用不是僅僅為預見未來作出貢獻，而主要是規劃未來，那麼科學家就不能處於無動於衷和沉默的狀態。他們應該以履行其義務的人和提供服務的人的質樸告訴別人，如果人們從現在起就更加謹慎地、自覺地行事，即根據掌握的知識行事，那麼，未來將會更純潔、光明、愉快和輕鬆。
在大學的根基中，在科學的根基中，對不能回答的疑問、不能減輕的痛苦和人的本身的奧秘存在著有限的和小心翼翼的信心。因此，誰也不能指望大學的呼聲匆忙地發出，也不能指望這種呼聲過分強烈。但是誰也不能企圖阻止它發出自己特殊的呼聲，因為大學不僅僅是一個傳播科學知識和傳授技術實踐的中心。大學是一個培養未來教師，進行科學研究，培養有基本能力、能自由地分析現實的未來研究者的中心，當然，根據可能的條件，它可能做得好些，也可能做得差些。它是最高水平的教育中心，它能完成人們委託給它的任務。
我國有過多的對所謂災難的觀察者和發佈者，他們把大學的作用局限於所謂的「正常學術活動」。我們必須航行的海洋是更加複雜的海洋，我們為接近我們不可能到達的港口所必須繞過的暗礁是更加危險的暗礁。方向、對目標的明確瞭解是當局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大學只要善於作各種不同事物的容器，不一致的東西的母體，紮住存在在那裡並構成其特點的龐雜事物的腰帶，它就會掌握住自己的方向，這比飄浮要難得多。因為大學的重要性越來越在於它的統一的綜合性，在於它的總結性，在於它的綜合能力，在於它能把複雜的東西變成可得到的東西，在於為非專業人員瞭解專門知識提供方便，在於為那些僅僅沉醉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小天地裡的人開拓視野……正如我說過的，若干年之後，大學必將從一種專業性大學變成一種研究性大學。這本身將會帶來一種渠道的重新分佈，對高等教育、文化和專業知識問題的一種新思考。
社會變化是緊迫的。大學在這種必然的和緊迫的變化中是一個基本零件。這是一種在精神和形式方面發生了革新，但仍保留其意義和方向的大學。為了適應社會中已發生的變化，為了不落在日益刻不容緩的新改革的後面，而是走在它的前面，大學必須變革，因為社會已從農業社會（閉塞的、農村的、等級的）變為工業社會（城市的、反對等級的、緊張的、民主的、開放的）；從人文主義為主的文化（古典的、傳統的、靜止的、少數人的、由歷史事件以及口述或書面語言組成的、缺乏源泉的）變成了科學和技術文化（大眾的、形象的、變化的、以現狀而不是以過去為主的、有大量來源的、學術職稱和職業間的關係日益靈活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最終方案是根據時代的要求，進一步強調大學的永久性使命：研究和教人研究；教學和教人教學。創造並傳播文化、科學和技術。但是，衡量這種使命的尺度，判斷這種使命是否有意義的準繩是通過育人為社會服務。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份關於1971年西班牙科學政策的報告，是這樣概括大學的使命的：
（1）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能夠充分發揮其公民作用的人，這些公民能理解自己的文明，並能明智地對其發展施加影響。
（2）同樣，教育必須在考慮到每個人的能力和所有人的需要的基礎上，向人們提供能使他們在共同任務中有效活動的工具。
呂臣重 譯
（選自《不要等到明天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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