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丹尼爾·貝爾組織了由專家、教授與政府官員組成的、名為「2000年委員會」的研究小組，對未來重大問題進行探討。這篇文章是該委員會的理論宣言。丹尼爾·貝爾生於1919年，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矛盾的闡述，聞名世界，重要著作有《意識形態的終結》、《後工業社會》等。曾任美國全國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等職。1972年全美知識精英普選時，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響最大的知識分子之首。
聖·奧古斯丁說，時間是一個三重的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在，作為現在記憶的過去，作為現在期待的將來。根據這一觀點，2000年的世界已經來到，因為無論在我們作決定時，還是我們在設計環境、劃分限制的範圍時，我們都融入了將來。正像19世紀的城市街道網導致了20世紀城市的直線增長。20世紀新的公路網，新城鎮的佈局，研究生院課程設置的改革，設置或者不設置公用電腦設備，等等諸如此類也正在塑造21世紀的構造學。未來並非是遠距離的大步跳躍，而是始於現在。
這就是2000年委員會的前提。該會旨在指明當前各項公共決策的長遠後果，預測未來的問題，開始設計各種解決方案以便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選擇，從而找到一種人道的辦法。而不會如現在那樣，常常因為問題不知不覺降落到我們的頭上，我們不得不以權宜之計匆匆應付。
2000年的話題幾年以前還是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現在也成了各種輿論工具熱衷的題目，這在預料之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把它的記實節目「20世紀」改為描述未來種種奇觀的「21世紀」。《華爾街雜誌》定期刊登一篇有關社會與技術變革的連載。《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未來學家看公元2000年》的文章，2000年也常常是巡迴演講的題目……
所有這一切盡在意料之中。人們如此關注於2000年，顯然是由於「千」這個字的魔力。人總是被Chiloi的神秘誘惑力所吸引。Chiloi是希臘語一千的意思。從這詞又派生出我們的宗教術語Chiliasm，這是一種對擺脫了所有現世不完美之處的來生的信仰。
今天人們對未來的興趣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技術移山倒海、改天換地的魔力。《時報》寫道：「專家人數與日俱增，使得預言成了一門嚴肅的高度組織的行業。之所以有從事這一行業的專家，是因為過去50年的技術發展遠遠超過了過去5000年的總和。」大多數對未來的描述集中於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前景。預言的可能性、技術魔力的前景及千數是一個轉折關頭的觀念，不可抗拒地結成一體，成了一個吃得過飽的壓搾機，卻還需不斷地吸引新東西、新事物。2000年雖然還沒有成為世界運動，但已具備了這一運動的一切因素。
所有這一切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項嚴肅的、至關重要的運動有可能變成一種一時的風尚和時髦。它會使這一運動變得平庸淺薄而很快銷聲匿跡。第二個缺點是引起人們過高的希望。目前還沒有可靠的預言或預測方法，但為了給運動做宣傳，某些聳人聽聞的預言常常受到鼓勵……人們不認真努力進行預測，而是去搞複雜微妙的確定選擇條目的方法。這一切的第三個弱點是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引向了「新發明」，並宣稱這些「新發明」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但是昨天驚人的描述很快成為今天散文的事實。25年前，技術雜誌登滿了有關「分級馬力」未來奇跡的文章，說這種馬力會減輕我們的所有負擔，改變我們的生活。雖然具有分級馬力的小機動車間世了，但也導致了電牙刷和刻刀這類玩意兒的出現。
一個複雜的社會不會頃刻得到改變。從新發明的角度來考慮，2000年的美國與1967年的美國的相同之處將多於不同之點。過去50年中，汽車、飛機、電話和電視把人們集攏在一起，增加了人們之間的網絡聯繫與相互影響，這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今後30年的技術變革完全不可能根本改變這一模式。超音速飛機只能「加強」網絡聯繫，使世界更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社會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問題是環境、城市規劃、研究生教育、人口密度、貧困、政治機構受到多方壓力而變得脆弱無能，這一切到本世紀末也難以解決……
但這並不是說不會像過去33年中那樣產生實質性的變化。但人們必須明瞭這類變化的性質。總的來說，社會有四大變化根源。第一是技術。技術為人們控制自然，改變資源、時間與空間開闢了許多可能的前景，但也以多種方式束縛了人們的手腳。在今後33年中，我們會看到新的生物醫學工程、電子計算機，可能的話，還有氣候控制帶來的巨變。尤其是生物醫學工程有可能在器官移植、改變遺傳基因、控制疾病等方面獲得成功，這會大大延長人的壽命。已經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嬰兒死亡得到了控制，已經延長了平均壽命。現在通過控制老化進一步延長人的生命已指日可待。這會滋長一種已經十分明顯的傾向，即人們尤其是中年人的主要注意點不再是因疾病造成的死亡，而是如何保持年輕，從而導致了我國享樂主義風尚的進一步盛行。電子計算機的衝擊將是廣泛而深遠的。我們很可能會看到建立起全國性的信息電腦系統，該系統的終端聯接千千萬萬個家庭和辦公室的接線柱，隨時為他們提供各種圖書、信息、零售和付帳服務。
第二個大的變化根源，是作為美國社會最強大引擎的社會財產和特權的再分配，無論是有形貨物還是社會權利。這實際上就是實現人人平等這一建國宗旨和體現托克維勒對美國民主的總結：「今天少數人所佔有的，即是明天多數人所要求的。」
第三個大的變化根源，牽涉到社會的結構發展。過去30年中，美國政治變為中央集權體制，標誌著美國生活的非同尋常的轉變。這部分是我們通過先進交通工具和輿論工具成為一個民族社會的結果，但也是出於中央政府調和派別鬥爭和戰時全民動員的需要。一場不同的，更加微妙的結構變化使我們的經濟形態已經過渡到「後工業」社會。經濟的天平已從產品部門轉移到服務行業；更為重要的是，發明創造現在來自於知識機構，主要是大學與研究組織，而不是老式的工業公司。
這一變化的結果使在社會中獲得地位與特權的途徑大大改變。大學成了社會的「守門人」。「人才資本」的培養擺到了緊迫的位置，而財產資本已退居第二位。新的技術統治的決策模式與社會的政治結構的關係這類關鍵的社會學問題，也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第四個大的變化根源--也許是最重要最難預測的，是美國與世界其餘國家的關係。在過去25年中，由於我們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我們在冷戰中的軍事和政治姿態，以及與1945年以後獨立的許多新國家的特殊關係，我們的生活大大地改變了。核時代的緩和問題，窮國與富國的差距，改變著的力量均勢，以及作為製造分裂的政治力量的「有色」人種的威脅--無論是技術的還是倫理道德的，都是從現在延伸至遙遠將來的問題。
我們開始意識到--這是當前2000年熱積極的一面--有可能有意識地引導這一變化的某些方面。朝前看，我們看到比如重建美國城市需要35年的週期，所以重建城市必須考慮長遠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被迫要考慮我們的政治機制是否完整、因為國會既沒有長遠計劃的預算，也沒有長遠計劃的預算資金。而且人們必須質問，一個民族社會採取五十個州、幾千個無法控制的自治城市這樣一個癲狂的模式是不是一種明智的社會結構。
簡而言之，200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什麼新發明，諸如在人體內使用假體，用硅酮消除皺紋等等，而是進行一系列社會變革以解決我們將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越來越成為一個公社式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公共部門更為重要，那些影響到城市、教育、衛生及環境的社會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需要聯合購買。因此，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觀的問題，即如何通過政治機制而不是市場機制調和互相衝突的個人慾望的問題，已是一個潛在的動亂根源。個人與官僚機構之間將會產生更大的衝突。管理權日趨集中，這就需要創造新的社會形式以便公民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決策，專業與技術階層日益壯大，這一階層要求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權。這種情況迫使各種社會機構改革以往的官僚等級制模式和過細的專門分工。個人壽命的延長產生了更新知識的教育和選擇新職業的問題。無論是在早期教育和感情依戀方面，家庭作為兒童依附對象的重要性也逐步減弱。世界會更加擁擠，人的流動性也會更大，因而造成了獨居和人際之間的緊張狀態等問題。新的人口密度與「通訊超載」會增加我們社會中無理性騷亂的可能性。最後，「精神文化」與「社會結構」的互相離異日益加劇。社會越來越職能化，需要掌握知識與複雜的學問，而人們在精神上卻追求享樂主義，蔑視權力人物，隨意處事，要求表現自己的個性，不相信資產階級先苦後甜的創業思想和以成就取人的技術世界。這種「技術統治」與「精神傾向」之間的矛盾，尤其在知識界，會造成道德觀念的衰微。
有關未來的唯一有把握的預言，就是當權人物將面臨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問題。這是由於這麼一些簡單的事實所促成：社會問題越來越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任何巨大的變化都會衝擊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個人與團體越來越意識到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問題，要求採取行動而不是默默地接受命運。由於越來越多的決定是在政界而不是在商界作出，將會產生更多的公開的社會衝突。因為政界是一個公共鬥雞場，一舉一動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商界許多勾當都是悄悄地進行。不同群體將會為爭權奪利或抵制社會變革而直接刀槍相見。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已被如此迅速而扼要地構畫出來的2000年社會，將充滿人與人之間的敵意，許多不同派別將各行其是。這是一個脆弱的社會，但這不是說我們只能悲觀失望。對付這些問題的力量仍然存在。首先，我們制度的巨大的生產能力會創造出足夠的經濟資源以滿足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的需要。其次，美國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靈活性，能夠適應變化，創造出新的社會形式迎接挑戰。這些形式有公共公司、地區合同、非贏利組織、反應靈敏的自治城市，等等。未來的問題在於如何確定當務之急並承擔必要的責任。這就是2000年委員會的宗旨。
顧宏遠 譯
（選自《未來學家談未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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