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德國學者古茨塔夫·勒內·豪克撰寫了一本哲學人類學著作《絕望與信心》，他認為人類的當下精神狀態正處於絕望－－信心兩極之間，有足夠的理由絕望，也有充分的依據充滿信心；而他撰寫此書的目的是：消除幻想，激發人類在其「自身存在」和願望中產生新的懷疑的信心，人類的願望就在於，不管世界狀況如何變化，都要保持一個「個體」，即一個既顯現在「可知」之中，又隱藏在「不可知」之中的「不可分裂的實體」。
這裡選錄的是該書第一章中的第一部分，題目為編者所加。
30年前，美國詩人奧登說道，我們生活在一個「焦慮不安的時代。」1938年至1947年恩斯特·布洛赫在美國撰寫出後來名聞遇迄的著作《希望的原則》。1963年，聯邦德國的達姆施塔特舉辦了一個《焦慮在現代藝術中的表現》的展覽。展覽引人矚目，參觀者絡繹不絕。同時，人們還以《我們這個世界的焦慮和希望》為題進行了一場公開性討論。在這以後，我們時代的兩極－－焦慮和希望被推向極端。一方面，焦慮轉化為絕望；另一方面，我們又驚異地看到，「純粹的」希望已轉化為信心。
在歐美，人的行為方式呈現出新的面貌：精神病患者紛紛湧現。麻醉品的享用對精神病患者產生的是虛幻的抑制，也就是說只能使他們更為「癲狂」。由於黑格爾所要求的普遍理性的力量已經喪失，因而，面對焦慮，人們預感不到任何解脫的希望，焦慮遂轉化成了絕望。享用麻醉品的，也就是享用這種興奮或抑製藥物的，正是一部分迷惘的青年。因為，在他們看來，促成「秩序」的邏各斯力量已經變得十分可疑，他們往往用反抗的態度來對待社會，特別是面對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中主體的「物化」現象，他們試圖以一種異乎尋常的，甚至是病態或畸型的方式來保持「自我」的價值。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說，絕望的情緒是沒有理由的。赫胥黎在小說《美妙的新世界》中的描寫正逐步變成我們所經歷到的現實。艾利克·莫萊采在他的2000年－－大恐慌》一書中表達了70年代人類絕望的災難感，並涉及到路易斯·阿爾芒對2000年前30年世界景況的許多描寫。莫萊采給我們揭示了「我們文明的自我毀滅過程」的多重原因，他把人類今天難以克制的情緒反應跟1000年的「終結時代」、文藝復興開端時期和法國大革命前夜的人類歇斯底里的絕望加以比較。當今人類災難的徵兆是：饑荒、環境污染、能源消耗和熱核使人類面臨的自殺危險，據估計，世界人口2000年將會增長到60億。如果人口的增長按如此規模持續下去，幾十年之內，即使把人類迄今為止尚未居住的面積算上，平均每人也只有一平方米的土地，截止到1969年，世界上共有8．1億成人文盲，而且這一數目仍在增加，2000年時，大約有四百種哺乳動物將在它們棲息生存的地球上滅亡絕跡。土星5式火箭的不斷發射將導致保護地球免遭紫外線直接輻射的臭氧層的消失。在我們的地球上，海洋與河流在遭受嚴重污染，森林在大片毀滅。核武器的能量已經達到每殺傷一人就有15噸TNT的如此駭人的程度。在使人以新的方式異化的消費社會裡，新的暴力崇拜在蔓延滋長。當今沒有一種社會形式不引起爭議。
此外，色情肆意氾濫。「避孕藥」的濫用導致了愛的冷漠乏味和性的枯萎無能。醫學調查表明，今天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男性患慢性陽萎。「性革命」扼殺了愛的親密性、趣味性和想像力。社會學家預言人類有可能向動物的週期性的性衝動退化、道貌岸然的說教者所喋喋不休的「愛」一詞已經失去神聖的光環，變得毫無意義。俾得麗采、勞拉、甘淚卿不過是一些超我的天真爛漫的人物形象。愛慾（Eros）的創造性的矛盾情感讓位給純粹「自然主義」的性慾（Sex），並由此而消解了質樸的昇華傾向。原罪概念、增強衝動的禁忌正在消失。然而肆意縱情、我行我素帶來的並不是衝動的高漲，而是力比多（Libido）的軟弱無力。基本的事實表明，人類「隱秘的」性活動如果缺少特有的「藝術的」或「想像的」遊戲滲透，它只能類似於動物的「自然的」性行為。在隱秘的性活動中，沒有宗教的神秘「超脫」和藝術化的昇華，人類的力比多就將為「自然的需要」所操縱，變成空虛貧乏，了無生氣的性慾體驗的重複。讓·阿梅利在談論一場「厭煩無聊的革命」時寫道，愛慾魅力的消耗令人吃驚。想要拯救愛慾的人正面臨著革新和接受早已不復存在的「道德」的使命。「厭煩無聊的革命」雖然勝利了，「但它卻吞噬掉了它的孩子，當愛慾達到勝利的頂點時，便擯棄了孕育它的精神。冷漠的目光從僵死的眼睛裡透出來，凝視著沒有歡樂的世界。」關於焦慮轉化為絕望的全部原因，特別是它在當代充滿矛盾的文化過渡時期的藝術現象中的呈現，我將詳細地加以討論。
現在我暫且論述在另一世界情緒範圍內的另一種轉變，即從希望到信心的「跳躍」，在我們考察當今世界的文化現象時，我們事實上碰到了一個也許是非常獨特的處境：在資本主義國度和社會主義國度，一方面是與日俱增的絕望，另一方面卻是與日俱增的信心；一方面是焦慮轉化為絕望，另一方面是希望擴展為信心。如何解釋從希望到信心的轉化呢？鑒於本章主要是闡釋當代文學藝術中的絕望現象，對這個問題我們暫作簡短的論述。
在我們時代頭腦最清醒的理論家看來，希望之所以轉化為信心，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偏狹的先定的意識形態（無論是種族的、階級的、國家主義的還是民族主義的）的普遍消除。19世紀的「極端樸實主義」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正在失去其令人信服的力量。各民族之間儘管還存在著對立，但是他們在精神上和經濟上卻在相互接近。藝術具備了世界主義的特質，相比於過去的笛卡爾、霍布士或費希特、勳伯格、保爾·克萊不僅在歐洲，而且在美洲和亞洲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嬉皮士運動（只有頭腦偏狹的人才會貶低它）與其說是矯飾的不如說是格調主義的，儘管它還不具備完全的信心，卻透露出綱領性的信心因素之光。在某種程度上合理化了的新的世界經濟導致了一種對自由市場經濟產生巨大推動的商品交換形式。
自1946年以來，從柏林到朝鮮半島一直到蘇伊士和越南的危機，爆發世界性核戰爭的可能性至少有十幾次。儘管如此，由於核武器裝備的均勢和平衡，暫時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上的恐懼陰雲。自然科學和醫學取得了巨大的進步。1968年7月21日4時56分31秒人類首次登上月球。人道主義的成就始終是不可懷疑的，即使受到懷疑也不能限制超越的信心。當然，這種信心不應該重新塗上古老的宗教色彩，落入虛假偽善的激情。
此外，在幾乎所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運動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許多變化。只要不是逃避現實，以麻醉品為依托、對世事充耳不聞的人就不會忽視羅馬第二次梵蒂岡宗教會議（1962－1966年）在人類危機的範圍內引起的一次有益的震驚。使羅馬天主教會重新獲得社會倫理的參與作用的變化不僅尚未結束，而且正處於充分的發展中。對此，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的神學家，甚或佛教和伊斯蘭教的神學家都可以證明。這裡所涉及的不再是對10年前尚被稱為烏托邦東西的希望，而是對所獲得的東西（儘管只是部分）的信心。
「信心」一詞源出於古高地德語fuofirsiht，比拉丁語的fides或fiducia更為確切地表達了這種新的，與樂觀主義(Optimismus)不可混淆的情緒。fiedes或fiducia同一切羅曼語和英語的表達一樣，意思是G1auben（信仰）或Vertrauen （信任）。Zuversicht（信心）意思是用眼睛去看（Mit－Sicht －Zu－Sehen），並不僅僅意味著對上帝的「信任」（Vertrauen）。在這裡，德語同希臘語一樣再次印證了其對生存狀態表達的豐富性。「絕望」一詞也是同樣的情形。拉丁語的disperation一詞表達的僅僅是希望的喪失（如同羅曼語和英語中的表達一樣），而Verzweiflung（絕望）所指的不單純是懷疑（Zweifel），即一種猶豫不決的分裂意義，一種對事物的憂心忡忡的分裂，而是通過具有加強色彩的前綴「Ver」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分裂慾望，即毫無希望的懷疑。絕望超出了合理的懷疑，而墜入了冥暗無底的深淵。過去教父們把絕望看作原罪。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道德神學看來，絕望也不允許同焦慮狀態相互混淆。因為在焦慮狀態中常常也有「正義的靈魂」。絕望是原罪，它反對希望，而希望跟信仰、愛共同屬於基督教的基本美德。教會所宣揚的就是希望的「行為」對希望的「必要」證明。放棄希望的人，就是對希望，特別是對上帝和靈魂不朽的褻瀆和犯罪。
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最傑出的論著《希望的原則》中向我們描述分析了焦慮與絕望、希望與信心的區別。按照布洛赫的看法，首要和基本的期望情緒即焦慮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作為不確定的情緒狀態開始的。「充滿焦慮的人從來不以確定的態度面對和審視他所感受到的東西；這種情感不僅自我顯現，而且也震顫在它的對象上。在這裡，與從主體自身充分引起（即使不是產生）生命及死亡焦慮的現實社會狀況相關的否定內容，即客觀上引起焦慮的東西被完全表達了出來。沒有這個否定內容，焦慮就根本不能構成」。
「真正與虛無相涉的恰恰是它（絕望），而不是焦慮。焦慮的特徵是懷疑和游移不定，是受情調和不確定的事物，而且也是受對象的不確定性制約的，相反，絕望的精神狀態則是某種確走的東西，除此之外，絕望的對象本身也具有一種根本的確定性。它的全部白日夢索繞著一個否定的絕對物：地獄之境。與此截然相反，在否定的絕對物的另一面呈現出的則是肯定的期望情緒（Erwartungsagfekt）。不過這種情緒微乎其微，迄今為止尚未有喚起它的眾多誘因。肯定的期望情緒只有兩種因素：消解恐懼的希望和與絕望相對而在的信心……」「如果說信心產生於希望，那麼，這種絕對肯定的期望情緒恰恰是絕望的相反的一端。同絕望一樣，信心也是一種被揚棄的對結局不抱任何懷疑的期望。所不同的是，絕望幾乎完全是與一切否定的期望情緒所接近的那個『無』相關聯的；相反，信心的視野則幾乎把一切與渺茫的甚至是摻入了不真實未來的希望相關聯的。有，統統涵蓋在內。絕望，因其『無』的意向體現在毀滅的確定性中，而獲得超越；信心，因其『有』的意向體現在拯救的確定性中，而獲得超越。」
今天的「轉折時代」的全貌與「文藝復興」時代（不過，根據阿諾爾特·豪塞對後期文藝復興的社會學研究，我認為，這個時代倒不如被稱之為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的格調主義時代）的全貌是可以相提並論的。關於今天「轉折時代」的富於誘惑力的全貌，布洛赫寫道：「不管這種時代常常是多麼地富於現實性，在這一時代裡，我們體內所呼吸到的畢竟不僅僅是瀰漫於空中的春天般的清新氣息，而更多感受到的是轉折時代的沉悶，這沉悶中彷彿正聚集著一場即將來臨的雷電和烏雲。人們向來就是用與天氣或出生相關的比喻來表達時代轉折的。如：暴風雨前的寧靜、歷史中的3月或者是最鮮明最具體的說法：一個正在孕育的新社會，我們的時代充分意識到了它的轉折狀態。即使它的敵人，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分子也只好披上革命的外衣，自欺欺人地把其蕭條稱為春天的陽光。轉折時代本身就是歷史的青春時代，也就是說，它在客觀意義上正面臨著一個新生的機會，正如青年感到他們已待跨入那尚未啟開的生活之門。到目前為止，時代轉折的最彰明的典範是文藝復興，這一點從精神文化方面看尤其如此……在轉折時代，人明顯感到自身是不確定的，感到自身與其所處的世界共同是一種使命，一個充滿未來的巨大容器。
李永平 譯
（選自《絕望與信心》，中國計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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