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社會進化有一種慣常的幻覺：從低級到高級，從落後到進步，從貧困到富裕，等等，總之，未來是一個無限增長的過程。七十年代初西方世界的一本暢銷書《小的是美好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這種幻覺潑了一盆冷水，作者舒馬赫（？－1977）認為以技術開發與大自然開發為基礎的發展有它的極限界域，應當把重點從商品轉移到人，「人是一切財富的首要和最終的源泉」；否則，人將受到懲罰：技術會從解放人的體力走向它的反面，而大自然的失衡更會使人喪失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舒馬赫是英籍德國人，作為大學教師，也從事過商業、農業活動，後長期在英國政府部門擔任經濟顧問，當過英國土壤學會的理事長等職。
這裡選錄的是《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第一部分「現代世界」中的第二節，原名「和平與持久」。
現代有一個主要信念是：普遍繁榮是和平最堅實的基礎：想從歷史上找到證據來說明富人一般地比窮人愛好和平，可能是徒勞的，但有人會這樣來辯解：富人對窮人從來就感到不放心，富人的侵略是出於恐懼；如果人人富有，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一個富人何必打仗呢、他從中一無所得。難道不是窮人，不是受剝削與受壓迫的人最有可能要打仗嗎、他們除了將失去身上的枷鎖外，將一無所失。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富庶的道路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現代的這個主要信念具有近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為它意味著：你愈快地把一件稱心的東西拿到手，就愈是有把握把另一件稱心的東西拿到手。這種信念還具有雙重的吸引力，因為它完全迴避了整個道德問題；無需作任何自我克制或犧牲；而且恰巧相反！在通向和平與富庶的道路上，我們有的是科學技術來幫助我們，需要的只是不違反理性去作蠢事，去傷害自身。對不滿生活的窮人的告誡是：千萬不要煩躁不安，不要宰掉到時候肯定會下金蛋的鵝。對富人的告誡是：必須明智一些，不時地周濟一下窮人，這才是進一步發財致富之道。
甘地過去曾蔑視地談到「夢想一些制度會完善到用不著任何人去行善的程度」。但這不正好是現在用我們驚人的科學技術威力可以在現實中加以實現的夢想嗎，人類本來就從沒有養成美德，既然需要的只是科學推理與技術能力，那又何需什麼美德呢？
我們豈不是沒有去聽甘地的話，而是樂於去聽本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著名的凱恩斯勳爵的話嗎？當1930年世界範圍經濟蕭條期間，凱恩斯想起了要預測「我們孫子一代可能發生的經濟狀況」，斷言人口富有的日子可能不會太遠了，他說，那時候我門將會「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於手段，寧願追求善而不追求實用」。
「可是，要注意！」他接著說，「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實用，美不實用。我們還會有稍長一段時間要把貪婪、高利剝削、防範戒備奉為信條。只有它們才能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地道裡引領出來見到天日。」
這些話是四十年代前寫的，當然，從那以後事物發展大大加速了，我們也許還用不著再等一個60年就會達到普遍富足。無論如何，凱恩斯的預言是夠清楚的：注意！道德的考慮不僅不相干，而且是行動的障礙，因為「惡實用，美不實用。」講求美的時間還沒有到來。要靠惡的意圖來鋪設通向天堂之路。
我們現在將討論一下這個理論。可以將它分為三部分：
第一，普遍繁榮是可能的；
第二，在「使你自己富有」的實利主義基礎上可能達到普遍繁榮；
第三，這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我應該首先開始研究的問題顯然是：有沒有足夠的量供人人分享？這立刻就遇到一個嚴重的難題：怎樣就算「足夠」？誰能告訴我們呢？當然不會是那些把「經濟增長」看成一切價值中最高價值去追求，因而對「足夠」不會有任何概念的經濟學家。東西少得可憐的貧窮社會有的是；可哪有一個富有社會會說：「行了，我們夠了」呢？沒有。
或許我們可以忘掉「足夠」，專心去探索一下世界資源需要增長的問題；當人人一味地追求「更多」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由於我們不可能研究所有的資源，我建議把注意力集中在占主要地位的資源－－燃料上。愈是繁榮就意味著燃料的使用量愈大，這是毫無疑義的。當前，這個世界上貧富之間的繁榮差距確實很大，它們的燃料消耗量清楚說明這一點。讓我們將1966年平均燃料耗量超過每人1公噸煤當量（簡寫：c．e．）的國家的居民定為「富有」，將低於這個水平的國家的居民定為「貧窮」。根據這兩個定義，我們可以列出下表（全部採用聯合國的數字）。
表1（公元1966年）
富有（％） 貧窮（％） 世界（％）
人口（百萬） 1，060(31) 2，284(69) 3，384(100)
燃料耗量(噸） 4，788(87) 721（13） 5，509(100)
每人燃料耗量(噸)4．52 0．32 1．65
窮國平均每人燃料耗量僅0．32噸－－大約為富國的1／4，世界上這樣的「窮」人有很多，按照上述定義，世界人口中將近有7／10是窮人。如果窮人突然使用富人一樣多的燃料，世界的燃料耗量馬上就會增加兩倍。
但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因為每個事物的發生都需要時間。「富」人與「窮」人在慾望和數量上是並行增加的。讓我們來測算一下吧。假使「富」國人口按每年1．5％的比率增長，「窮」國人口按2．5％的比率增長，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約69億－－這個數字與當前官方預測數字相差不很大。假使與此同時「富」國人口每年每人的燃料耗量增長2．25％，「窮」國增長4．5％，到公元2000年就將出現下列數字：
表2（公元2000年）
富有（％） 貧窮（％） 世界（％）
人口(百萬) 1，617(23) 5，292(77) 6，909（100)
燃料耗量(百萬噸)15，588(67)7，568(33)23，156(100)
每人燃料耗量(噸)9．64 1．43 3．35
對世界燃料耗量的總結果是從1966年的55億噸c．e．，增長到2000年的232億c．e．－－增加3倍以上，其中半數是由於人口增長造成，半數是每人的耗量增加造成。
這個半數與半數之分很有意思。但「富」與「窮」之分更有意思。在世界燃料耗量從55億到232億噸c．e．的總增加數（即177億噸）中，「富」國將近占2／3，「窮」國只佔1／3略多，在整個34年期間內，世界將使用4250億噸c．e．，其中「富」國使用3210億噸c．e．，占75％，「窮」國使用1040億噸c．e．。
這難道不是對整個情況作了很有意思的描繪嗎？當然，這些數字不是預測：它們可以稱為「測算」。我假定的「富」國人口增長率很低；假定的「窮」國人口增長率較之高一倍；然而造成最大破壞的－－如果可以稱為破壞的話－－是「富」國而不是「窮」國。即使劃為「窮」國的人口只按「富」國人口增長率增長，也未必對總的燃料需要有顯著影響－－不過減少10％略多一些。但如果「富」國鑒於它們現在每人的燃料耗量已經14倍於「窮」國，認為確實過高，決定不讓它再進一步增長－－我不說這種可能性很大－－那情況就會不一樣：儘管「富」國人口按假定的比率增長，到2000年，世界總的燃料需要卻會削減1／3以上。
最重要的異議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到2000年世界燃料年耗量可能增長到230億噸煤當量，這一假定是否合理、根據我們現有的瞭解，即使我們假定的世界總耗量有1／4或1／3取給於核聚變，這個假定數字也是不合理的。
很明顯，「富」國正在對世界僅賦有一次的比較廉價的簡單燃料進行剝奪。正是富國經濟的不斷增長提出越來越過高的需求。其結果是很可能遠在窮國獲得大規模應用代用燃料所需要的財富與資本積累力量以前，全世界廉價的簡單燃料就變得短缺而昂貴了。
當然，測算不能證明任何事物。關於未來是無論如何提不出證明的，有人已經明智地指出：所有預測，特別是那些關於未來的預測，都不可靠。需要的是判斷，測算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判斷。總之，我們的計算在某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低估了問題的嚴重程度。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是不現實的。燃料資源的分佈很不均，能源的短缺－－為量不論多少，可能很快將把世界分割成沿完全不同路線發展的「有」、「無」世界。得天獨厚的地區如中東與北非，引起的嫉妒與覬覦可能會達到今天難以想像的廣泛程度，而有些高耗能地區如西歐與日本，卻可能落到不足羨的剩餘遺產繼承者的境地。如果說存在什麼衝突根源的話，這就是一個根源。
既然關於未來的任何事物都無法證明－－甚至今後30年這樣比較短期的未來也無法證明，那當然就可以隨時借口「會有新情況出現」而把威脅性最大的問題擱在一邊不考慮。比如可以說：可能會發現聞所未聞的真正巨大的新油田、天然氣以至新煤礦。又比如可以說：幹嗎把核能局限於只提供總需要量的1／4或1／3呢，這樣一來，問題就可以轉移到另一面，可是問題還是存在；因為，假定燃料供應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按照前面所說的規模來消耗燃料也會造成從未有過的環境危害。
以核能為例。有些人說，世界蘊藏的全部富集鈾資源還不夠維持一項能對世界燃料形勢產生重大影響的真正龐大的核計劃；在這樣的核計劃中，我們所需處理的不只是數百萬噸，而是數十億噸煤當量。但假定這些人的話錯了，我們會找到足夠的鈾；從地球四面八方最邊遠的角落彙集到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來，處理成高度放射性的核材料。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設想還有什麼東西比它對生物的威脅更大了，此外還存在政治危險－－有人可能利用很少一點這種可怕的材料來進行全然不是出於和平意圖的勾當。
另一方面，如果礦物燃料方面有驚人的新發現，我們無需強行加快核能步伐，那就可能出現規模完全不同於已往的熱污染問題。
無論是什麼燃料，它的消耗量若是增長三倍，然後四倍，五倍……對污染問題也就不會有任何看來行得通的解決方案了。
我只不過拿燃料作為一個例子來闡明一個很簡單的論點：從經濟學、物理、化學與技術的角度來分析，看不出經濟增長有何止境；而從環境科學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必然要撞進窄胡同。一味追求財富來求得滿足－－簡單地說就是實利主義－－的生活態度同這個世界是不相稱的，因為這種態度本身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則，而它所處的環境卻受到嚴格限制。環境已經在力圖告訴我們：某些壓力變得過大了。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又引出了十個新的問題。巴裡·康芒納教授強調說，新問題不是偶爾失敗的結果，而是技術成功的結果。
但是，談到這裡，很多人又會堅持完全按樂觀主義與完全按悲觀主義來討論問題，並因自己持有「科學會找到出路」的「樂觀主義想法而感到自豪。我認為，只有在科學的方向上有一個自覺的根本轉變的情況下，他們才可能是正確的。過去一百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達到危險的增長比有利機會的增長還要快的程度。關於這一點，下面還要談。
已經有確鑿證據證明大自然的自平衡系統在某些方面以及在某些特定地區已變得越來越失去平衡了。我若在這裡羅列這些證據，那會扯得太遠。巴裡·康芒納教授等提醒人們注意伊利湖的現狀，那應當是一個有力的警告。再過一二十年，美國所有內陸水系可能都會處於類似狀況。換句話說，到那時不平衡狀況可能不限於一些特定地區，而是普遍化了。如果確實還沒有越過「不能回轉點」，那麼，這個進程愈是發展下去，也是愈不容易逆轉的。
因此，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於經濟增長無止境－－而且越來越多，直到每個人都富足為止－－這一概念至少有必要提出兩點懷疑。這兩點是：基本資源的可獲量；環境適應這種干預的能力。這些問題的物質方面就談到這裡，現在讓我們轉到某些非物質方面。
個人發財致富的想法對人的天性來說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凱恩斯在我上面曾引述的文章裡告訴我們：「回到最穩妥可靠的宗教原則與傳統原則－－即以貪婪為邪惡，以高利勒索為不端行為，以愛財為可憎」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他勸告說，只要我們運用宗教和傳統訓估要求我們抵制的那種人類強大的自私動力，就可以使經濟得到發展。近乎瘋狂的貪慾推動著現代經濟，使它沉溺在無休無止的嫉妒與傾軋之中。這些並不是偶然呈現的特點，而是現代經濟擴張成功的根本原因。問題是這些原因能否長期起作用，或者說，它們內部是不是蘊藏著毀滅的種子，當凱恩斯說「惡實用，美不實用」這句話時，他是在闡明他關於現實的一種論點，這種論點也許正確，也許不正確；也可能在短期內似乎正確，而最終卻證明是錯誤的。究竟屬於何者呢？
我倒是認為，現在有足夠的跡象證明：這種論點按其直接的實際意義來說是錯誤的。如果人的貪婪和嫉妒之類的罪惡是通過系統培養而形成，必然的一個結果只能是完全喪失智力。一個人受貪心或嫉妒心驅使，就會失去認識事物本來面目、認識事物全貌的能力，那麼他的那些成功本身也就變成了失敗。如果各個社會都染上這些罪惡，它們也可能真地取得一些驚人的成就，但它們卻越來越失去解決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問題的能力。國民總產值的上升也許很快－－按統計學家的統計，而不是按人們具體的感受；人們卻發現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孤立、無保障等等壓力越來越大。不用多久，就連國民總產值也會拒絕再上升了，它不是由於科學技術失敗，而是由於一種潛移默化的不合作麻痺症；不僅被壓迫與被剝削者，而且甚至於享有很高特權的集團所採取的形形色色逃避現實的作法，都顯現出這種症狀。
你可能會長時間地哀歎居於高位或低位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竟然都缺乏理性，都愚蠢－－「但願人們認識到他們真正利益之所在」！可是他們為什麼認識不到呢？要未是因為貪心與嫉妒蒙蔽了他們的良知，要未是因為他們在心靈深處知道他們真正的利益是在完全不同的一個國度裡。有一位革命者說過：「人不應當單單依靠麵包生活，還應當依靠上帝的福音生活。」這裡，同樣不能「證明」什麼。可是，如果以為今天許多富有社會所傳染的嚴重社會病症只是暫時現象，一個有才能的政府－－但願我們有！－－只要加速採用科學技術，或者更激進地用懲罰制度，就能消滅這種現象。這種看法是否還顯得真實或合理呢？
我認為現代意義的普遍繁榮不可能為和平打下基礎，因為這種繁榮如果真的可以實現，也無非是通過培養貪婪和嫉妒這類強烈的人性和慾望來實現的。它們破壞智力、幸福和寧靜，從而破壞人類的和平。富人很可能比窮人更重視和平，但那只是在他們感到自己完全安全時才如此－－這恰好是詞義上的矛盾。他們的財富是靠過多地需索世界有限資源而得來的，這就使他們陷入一條無法避免的衝突軌道－－主要還不是同窮人衝突（窮人軟弱無助），而是同另一些富人衝突。
總之，我們今天可以說：人類太精明了，如果缺乏智慧是生存不下去的。一個人如果主要地不是為恢復智慧而工作，那他就不是真正地為和平而工作。「惡實用，美不實用」的說法同智慧是對立的，以為追求善良與美德可以推遲到我們已經達到普遍繁榮的時候，以為一心一意追求財富而不為精神和道德問題傷神，就能在地球上建立和平，這是不現實的、不科學的和不合理的願望。從經濟學、科學與技術中將智慧排除出去，在短時間內，當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成就相對地說還不大時，或許可以混得過去，但現在我們既已很有成就，精神與道德問題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了。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們必須研究持久性經濟學。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長期延續性而不致發展為荒謬，否則是沒有經濟意義的。朝著有限的目標求得「發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無限制地、普遍地得到發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說：「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滿每個人的欲壑」。持久性與掠奪態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奪態度的人對「父輩作為奢侈品的東西已經成我們一代生活必需品」這一事實感到得意。
培養與擴大需要同智慧是對立的，同自由與和平也是對立的。每擴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對生存的恐懼。只有通過減少需要，才能有助於真正減少那些成為衝突與戰爭根源的壓力。
持久性經濟學意味著科學技術的方向有深刻的轉變，它們必須敞開通向智慧之門，實際上必須在它們自身的結構中包含智慧。毒化環境或腐蝕社會結構與人類本身的科學或技術「解決方案」不論構思多麼聰穎，表面多麼吸引人，都沒有任何益處。機器不斷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經濟力量也不斷增加，施加於環境的暴力也不斷增加，這不代表進步：它們是對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學技術朝著有組織、溫和、優美的新方向前進。人們經常說，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麼，又怎能在不計後果的科學與暴力的技術基礎上建立起和平呢？我們應當尋求一次技術上的革命，為我們提供能夠扭轉當前威脅我們全體的破壞性趨勢的發明與機器。我們真正要求於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究竟是什麼呢？我的回答是，我們需要這樣方法與設備：
－－價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適合於小規模應用；
－－適應人類的創造需要。
從這三個特點中產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種能保證持久性的人與自然間的關係。忽視其中任一個特點，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讓我們來逐一地分析這幾個特點。
價格低廉的方法與設備，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見得科學家與技術專家不能設計出來呢？這是甘地主要關切的事。他說：「我希望我們國土上默默無聞的幾百萬人民健康、幸福，我希望他們在心靈方面成長……如果我們感到需要機器，我們一定會有機器。對每個人有幫助的每一部機器都會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的機器，那些即使沒有真正使民眾失業，眾失業，卻把民眾變成僅僅是機器看管人的機器，不應有任何地位。」
奧爾德斯·赫胥黎評論說，假定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工作目的公認是為平民大眾提供手段「進行有益的、有內在意義的勞動，幫助男女工人擺脫老闆的壓搾，成為自己的僱主或成為為生存與當地市場需要而勞動的自治合作組成員……這種目的方向不同的技術進展將促使人口、土地的使用、生產手段的佔有、政治與經濟權益逐漸分散」。赫胥黎說，其他的優越性是「更多的人過著更合乎人性的滿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運地擺脫消費商品大批量生產者通過廣告對成年人灌輸的無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與設備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著它們的成本必然與應用它們的社會的收入水平維持著一種有界限的關係。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資額上限很可能應決定於一個熟練和勤奮的產業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說，假使這個工人每年一般地能掙美金5，000元，那麼，設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費用不可超過5，000元。如果費用超出很多，這個社會就可能遇到嚴重麻煩。例如，財富權力過分集中在少數特權者手中；中途輟學問題越來越嚴重，輟學者不能進入社會，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結構性」失業；過度都市化引起人口分佈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個要求是適合小規模應用。關於「規模」問題，利奧波德·科爾教授的論述令人折服；它與持久性經濟有明顯的關聯。小規模生產，不論為數如何多，總不及大規模生產對自然環境的危害，這完全是因為它們個別的力量相對於自然的再生能力來說是很微小的。如果只就人類認識是細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蘊含著智慧，因為人類的認識更多地是依靠實驗，而不是依靠瞭解。最大的危險必然是來自不顧後果地大規模應用局部知識，例如當前我們親眼看到的核能、運輸技術、新農業化學物以及無數其他技術的應用。雖然小的團體有時也會犯嚴重侵蝕環境的罪行－－一般地說是出於無知，但同受貪心、嫉妒心、權欲驅使的大集團所造成的破壞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況且，小團體的成員對他們那小塊土地或其他自然資源的愛護程度顯然超過那些隱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個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採石場的政府。
第三個要求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要求方法與設備留有發揮人類創造性的充分餘地。過去一百年來，還沒有一個人能像羅馬教皇那樣，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談到這個問題，如果生產過程「從勞動中將一絲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勞動變成單純的機械勞動」，那麼人又會變得怎樣呢？勞動者本人就會變成一個邪惡的自由人。
「於是（庇護十一世說），上帝在人類有了原罪之後仍然為人類身心的利益規定下來的體力勞動，在很多場合下變成了邪惡的工具；死的物質從工廠出來時變活了，而人在那裡卻腐化和墮落」。
這個題目太大，我同樣只能稍為涉及一下，最重要的是需要對勞動有正確的基本觀點，瞭解勞動並不是現實中的那種勞動，那種要盡快地通過自動化加以廢除的無人性的繁瑣勞動；而是「上帝為了有益於人類身心而規定的」勞動。勞動以及通過勞動建立起來的關係是社會的真正基礎，僅次於家庭。如果基礎不健全，社會怎能健全呢？如果社會不健全，又怎會不成為對和平的威脅呢？
多羅西·L·賽耶斯說，「戰爭是一種審判，當社會一直靠著一些同支配宇宙的法則激烈牴觸的觀念來維繫時，戰爭就會突然襲擊這些社會……決不要以為戰爭是無理性的災難：當錯誤的思想與生活方式造成不能忍受的局面時，戰爭就發生了。」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我們生活的錯誤主要在於一向養成貪婪與嫉妒，滋生出許許多多完全不合理的需求，正是貪婪這個罪惡把我們投進機器威力的控制之中。設若貪婪－－嫉妒大大助長了它－－不是現代人類的支配力量，那麼，何以在較高的「生活標準」達到後經濟主義狂熱還沒有減退呢？何以正好是那些最富有的社會在追求經濟利益時最冷酷無情呢？又如何解釋富有社會（無論是私營企業或集體企業組織起來的）統治者普遍拒絕促進勞動人性化的現象呢？其實，只需聲明一聲是出於對「生活標準」下降的擔心，一切爭論都會立時結束。那種機械的、單調的、無意義的、毀滅靈魂的、低能的勞動，是對人性的侮辱，它必然會導致逃避現實的空想或侵略的行為。無論多少「麵包和馬戲」都不能彌補它造成的損害。面對這些事實，統治者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而是報之以諱莫如深的默契，因為否認它們明顯地太愚蠢，而承認它們無異是將現代社會全神貫注的中心貶斥為反人性的罪行。
忽視－－實際是摒棄－－智慧已經到了我們中大多數知識分子對這兩個字甚至毫無概念的程度。其結果是，這些人往往用加深病根的方法來治病。
讓聰明取代智慧已釀成病症，進行多少聰明的研究也不能得出一個藥方。但什麼是智慧？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智慧？這裡，我們觸及了問題的關鍵：在許多出版物中可以讀到有關智慧的論述，但要找到智慧卻只能求諸一個人的內在世界。為了找到智慧，一個人首先必須使自己從貪婪、嫉妒這種支配力中解放出來。解放之後的平靜－－哪怕只是暫時的－－便能引出洞察事物的智慧，這種洞察力是通過任何其他途徑得不到的。
洞察力能使我們看到，忽視精神而以追求物質目的為主的生活必然使得人與人對立，國與國對立，因為人的需要無窮盡，而無窮盡只能在精神王國裡實現，在物質王國裡永遠不能實現。人，肯定是需要超脫這個「平庸的」世界；智慧能給他指出途徑；沒有智慧，他就會被驅使去建立一種畸形經濟，破壞世界，異想天開地去追求滿足登上月球之類的怪想。他不是朝著崇高的道德目標前進來戰勝這個「世界」，而是力圖在財富、權力、科學乃至可以想得出的任何「遊戲」中獨佔鰲頭來征服這個「世界」。
這些就是戰爭的真正起因，不首先消除這起因，想為和平奠定基礎，那是妄想。而反過來要在依靠系統培養貪婪與嫉妒來維持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和平，那是加倍的妄想；正是這兩種感情力量驅使人們發生衝突。
我們如何作到開始消除貪婪與嫉妒的力量呢？或許是我們自身大大減少貪婪與嫉妒；或許是抵制把我們的奢侈品變為必需品的誘惑；或許是詳細審查我們的需要，看是否能簡化和減少。如果我們哪一點都無力作到，那麼，我們能不能停止為那種明顯缺乏持久性基礎的經濟「發展」拍手叫好，而向那些為非暴力而工作，不怕被人指責為怪誕的人－－保守主義者、生態學家、野生物保護者、有機農業提倡者、分產主義者、家庭生產者等等－－提供我們力所能及的適度支援呢？一盎司的實踐一般來說比一噸理論還值錢。
但是，奠定和平的經濟基礎將需要許多盎司的實踐。人們上哪兒找到力量繼續對抗這種顯然可畏的優勢呢，還有：人們上哪兒找到力量來戰勝人們內心的貪婪、仇恨與慾念的暴力呢？
我認為甘地做出了答案：「必須認識靈魂存在於肉體之外，認識它的永恆性，這種認識必須成為一種強烈的信念，作為最後的手段，非暴力使得那些對愛之神沒有強烈信念的人無可憑借。」
虞鴻鈞 鄭關林 譯
（選自《小的是美好的》，舒馬赫著，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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