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國家總統手中的核按鈕箱讓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懼，按下去的剎那問，所產生的後果也許遍及全人類。自本世紀中期發明原子彈以來，對於世界格局、戰爭性質、及人類心態，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人們對「末世」的感覺似乎變得更加真切、但人們對核武器，難道只能心懷懼意，而無法加以合理的控制，使之成為有利於和平繁榮的工具？這篇文章也是美國80年代計劃的產物，是《核子武器與世界政治》一集中的第一章，雖然成文於10多年前，但仍有不少啟發性。
30年來核子武器在技術成就和政治挑戰兩方面都曾經代表最高的境界。假使對於核子武器的素質和數量的變化，以及對於提供控制的政治關係和制度中的變化不能作適當的管理，則可能會使人類突然遭受重大的懲罰，其程度可能遠超過任何其他方面的失敗所帶來的後果，而且那種懲罰將會取消傳統的勝敗觀念。向80年代和以後的時代展望，我們可以期待核子武器的進一步技術發展將繼續吸引，姑不說是刺激，我們這個世界所能供給的最先進的科學才智，此種程序的細節固然緊要。但大致決定技術變化的方向和後果者又還是概括性政治智慧的有無。所以對於核子武器控制的研究必須同時研究毀滅技術的細節和政治選擇的基本原則。本書，在一種寬廣的觀念範圍中，對於核子武器對國際和平和進步所構成的問題應如何應付的方式作精密的研究，並由此而對這兩個層面都提供見識。
有關核子武器方面，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避免突發的大戰。在今後10年內，也像今天一樣，因為大家都知道無限核子戰爭的毀滅程度實在是太大，甚至於與任何國際競爭所引起的最嚴重爭執也都不成比例，所以任何心智健全的領袖都決不會發動這樣的戰爭或用它來作為公開威脅。因此，這種最高的恐懼也就多少會獲得相當的減輕。但只要此種巨大的毀滅力是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我們也就不能僅只依賴一種合理計算和合理行為的假定。所以，儘管預謀核子攻擊的危險固然已經很小，但如何使其更進一步縮小的問題還是值得研究。除此以外又還有對下述的情況應如何避免的問題；由於失算、驚慌、甚或過分謹慎之故，美俄雙方的領袖在一個危機的狂熱中，都可能會認為戰爭爆發的機會是夠高，而且先動手打擊的利益是夠明顯足以值得發動制先攻擊。當我們面對著今後10年時，我們同時又必須研究在美俄核子平衡與核子蕃衍（proliferation）所構成的新危險焦點之間，什麼才是最合理想的關係；是否應使（能使）核子和平變為可分呢？此外，我們也必須繼續注意下述的重要而實際的問題：能否和如何依賴核子武器和對核子戰爭的恐懼以來幫助制止次核子（subnuc1ear）形式的國際衝突。
核子武器的意義並非僅限於這些全球戰爭及全球和平的中心問題。核子浩劫的危險不管是如何渺茫，但核子兵力、政策、計劃、和理論仍可影響－－普遍地，即令也是微妙地－－國家之間的階級和相互作用，領袖之間對於限制和機會的認知，以及人民之間對於福利或恐懼的感覺。例如：
（一）對於那些假裝著有義務增強他國安全的國家，核子武器可以替它們爭取影響勢力。由於美國核子武器駐在歐洲和遠東，也就幫助使那些否則將是頗有疑問的防衛保證獲得證實，而這些保證又可以使那些國家在貿易，貨幣，聯合國投票等等問題上順從華盛頓的意願。
（二）除了控制核子軍備競賽的努力中的成功或失敗所具有的軍事含意以外，此種努力的方向和步調又對那些從事競爭和談判的國家之間的基本政治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假使說美俄戰略軍備限制會談（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s簡稱SALT）不是和解（detente）的領先邊緣－－大多人都會認為是如此－－則它們至少也曾給與和解以實質，否則和解可能就僅是在高貴意圖中的一種瞬息即逝的經驗。反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此種會談中維持顯明可見的進步，則此種失敗即令不增強和解的病態，也至少足以作為它的象徵。
（三）由於相信核子武器是國家科學進步，工業發達的證明，所以核子軍備的持有－－以及其在數量上和素質上的改進－－足以在其他國家和社會的心目中放大其持有者的一般印象。
（四）核子武器可以增加持有者的國家安全感和自信，所以對於其一般國際行為也能產生鼓舞作用。法國的核子兵力若與兩大巨強相比較，誠屬渺乎其小，但它在法國喪失其海外帝國之後，可以使法國人的自尊心獲得某種程度的恢復，並提供一種朝氣，以使戴高樂在60年代中，可以憑藉它來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作有利的政治運用。
（五）在未來也還是像在過去一樣，核子武器的發展和維持將會消費巨大的人力和財力資源。全世界上每年對核子武器的投資可能仍將繼續超過想在全球規模上消滅嚴重營養不良現象所需要的資源水平。試舉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也許可以說，由於核子兵力的預算競爭，美國的傳統軍事力量將繼續受到影響。
（六）「相互嚇阻」（Mutualdeterrence）－－或比較更生動，稱之為「相互保證毀滅」（MutuaIAssuredDestruction簡稱MAD）－－是已被公認為核子時代中的生存之鑰。但以此觀念為核心而形成的心理狀態，連同其對於「可信性」（crdibilit），「報復」（retaliation），「意志」（will）等觀念的重視在內，可能影響那些負責保管巨型毀滅武器的國家領袖們的判斷，甚至於還會歪曲他們的政策。對於核子攻擊保持著可信的報復威脅（那是確實具有毀滅威力）是一種對人類文明的保存所作的負責貢獻；但為了貌似的可信而打擊較弱的和暫時的對手，那卻是對某種戰略觀念的病態誤用，那種觀念最多只能算是一種例外而不是規律。
（七）就長期而言，核子武器的存在可以根本改變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假使，經過相當長久時間之後，公民們對於一種真正核子威脅已經不再有所感覺，於是政府維持高價嚇阻兵力的需要也就不會受到欣賞，因為人民對於維持此種兵力的支持也就會趨於減弱－－而政府也可能會感覺到他們自己將被迫不待受治者的同意而繼續提供嚇阻。
由於核子武器在世界安全和世界政治中的重量是如此重大，所以在這些武器的管理中作劇烈改變的構想，是與現有情況將繼續維持的期待一樣的令人憂慮不安。現有的情況（在其中可以動用的爆炸力約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曾使用的全部爆炸力的7000倍）固然是荒謬但卻穩定。想完成安定的衝動至少是像想逃避荒謬的衝動一樣強烈。對於秘密細節的注意（例如裝置飛彈的潛艇是如何寂靜無聲，所以也就如何不易被發現和擊毀）一方面將會要求慎重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妨礙對根本不同的核子未來所作的構想。那些重視實際戰略問題和害怕脫離熟習情況的危險的人們，認為那些想作徹底改變的人們至少是天真，姑不說是不負責任。那些相信生存要求徹底改變的人們－－此種改變即令不是迫切需要，但最後還是需要－－則對於專家們那樣偏重有爭論餘地的細節，以及精密調整的戰爭劇情描述（scenarios），也深感失望。
對於如何管理核子武器的問題，80年代計劃所採取的路線（approach）是設計用來避免兩種陷阱：（1）偏重兵力態勢和軍備管制問題的細節，而忽視了對現有的情況考慮比較基本的替換方式；（2）對於激烈的改變提出勇敢和空泛的建議，而忽視了事實上比較更可能構成今後10年核子議程的特殊政策問題。作為這本書組織核心的路線－－在其中所討論的為四種不同的核子「統治」（regimes）－－容許對於有關今後10年核子武器的任務和控制的各種不同觀念分別進行深入的研究。本書的四位主要作者是被要求不僅應檢討其所負責領域中的概括觀念，而且事實上還要提出一種特殊的設計和指明實施此種設計所需要的步驟。
簡言之，一種核子統治（nuclearregime）可以認為是一種由國際義務（正式協定，默認承諾，和非正式諒解），國家兵力結構（武器的種類和數量），和思想（應在何時、何地、為何、如何使用何種武器）所構成的系統（system），上述三種因素共同管制核子武器在戰爭、和平、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種統治是以一套價值和目標，以及有關核子武器的危險和優點的某些假定為其基礎。每一種統治都是由某些有關政治和技術前途的期待所形成。認為某種統治是較優於他種統治的想法不應僅是基於對其基本價值的同情，而且也是由於此種統治特殊性格的滿足事實上能幫助那些價值的實現。即令如此，但若對於實現理想條件的可行性感到懷疑時，則又可能使人寧願趨向於一種比較現實化，儘管也許比較不滿意的途徑，這也許是由於相信次好（secondbest）是在達到最好（best）的梯子上的一個合理而必要的一格（rung）。
每一位作者，而且現在也包括所有的讀者在內，對於如何管理核子軍備和戰略關係的某一單獨想像必須瞭解其內在一致性。這也是我們決定採取此種統治路線的一項重要目的。對於矛盾目標的追求實為政策失敗之母。舉例言之，一個人可能一方面贊成那些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保證永遠不首先使用它們，但同時又反對把所有的美國戰術核子武器撤出歐洲，因為害怕這樣的步驟將會減弱西方的信心和鼓勵蘇俄的傳統軍事壓力。但若同時提倡這兩種政策，則可能不是破壞了戰術核子武器嚇阻傳統侵略的價值，就是影響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諾，甚或兩種毛病同時發生。
現有的軍備管制文獻是包括著許多的觀念、批評、和建議，經常（至少是最近）很少有人企圖將那些個別的路線紮在一起，以其他的目標為背景來檢討某一特殊目標，和從許多不同的方案中發展一種完整的方向意識。誠然，本書所提出的統治是一種抽像觀念，它們有某種整潔性（tidiness），即一種整潔的安排（snug）可以適合所有一切的零件，在現實世界的複雜和多變的情況中那是不可以期待的，但是此種統治路線的價值是它要求一切的建議都必須在一種寬廣的範疇中來提出和判斷，一切假定都必須列舉，和在互相競爭的目標之間必須建立優先。
有關核子未來的方向意識必須出自有關核子武器的意義以及如何管制它們的基本思想。就其純粹形式而言，第一種統治（FirstRegime）（那根本上就是現有的統治向未來的射影）的基礎為下述的假定：美俄雙方的核子武器，不管它們是如何違反我們對於安全和比例的直覺意識，但事實上，卻已經培養（姑不說是強制）國際政治中的調和和安定。此種統治提倡一種「系統」的延續，並認為其前途希望頗佳，此種系統至少已經流行了十年，而且也已經通過了時間和緊張的考驗。第二種統治（SecondRegime）（集各種不同軍備管制方案之大成）是導源於下述的信念：核子武器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負擔，但我們在世界政治的運用中和國際安全的維持中應盡量努力減低對它們的依賴。它明白主張核子武器只應用來達到一種唯一的目的：即嚇阻他國使用核子武器。為其他目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企圖將受各種片面和多邊措施的限制。第三種統治（ThirdRegime）（即一種「解除核子武器」（denuclearized）的世界）不接受一種永恆核子困境的命運。它認為核子武器不是一種可以管理的負擔而是一種不可忍受的威脅，所以企圖予以廢除。核子系統現在固然似乎是很安定，但某些壓力和矛盾也許終於會導致崩潰和浩劫。而且假使和平和安定的世界政治必須永遠依賴各國互相毀滅的能力和各國領袖對此明白表達的意願，則在道德上也是具有腐蝕性的。上述的期待和信念遂又暗示對於國家持有的核子武器的廢除是有作成可以發生作用並能強制執行的安排的需要。最後第四種統治（FourthRegime）（是一種「戰略惡化」（strategicdeterioration）的統治）預測今後10年到15年之間，可能破壞戰略安定，動搖世界政治，和也許增大核子戰爭機會的各種技術及政治發展。尤其是，它面對著幾種不利的可能性：廣泛的核子蕃衍（nuclearproliferation），技術的不平衡，以及美俄之間的核子不平衡。所以它的重點不是我們如何可以改進情況而是我們如何可能減輕核子前途上的危險。就某種意識而言，第三種統治（太平盛世的）和第四種統治（悲觀的）之間是有一種暗藏的連結之存在，於是也就完成一個循環，因為僅當受到核子危險再起的刺激，然後從現有的情況進到解除核子武裝的世界的運動在政治上才會有可能性。
這本書中所討論的四種統治，每一種都是其作者的特殊創造。曼德包（MichaeIMandelbaum）為我們提供其對於第一種統治的觀念；賈爾溫（RichardGarwin）設計一個第二種統治；巴爾頓（JohnBarton）描繪出兩個可能的第三種統治－－那也就是對於解除核子武裝的世界所作的兩種不同的想像－－並且暗示世界政治應如何操縱始能使兩種想像中比較合理想的一種終於可獲實現。我本人解釋戰略情況如何可能日益惡化，以在這樣的第四種統治中，世界各國將可能如何應付此種戰略變質。
讀者從烏爾曼（RichardUllman）的前言中一定已經知道80年代計劃是要嘗試提出有關改進國際生活的實際建議。基於此種目標，本書中的論文也就需要加以若干解釋，因為每一篇與此種模式都各有其特殊的偏差。
第一種統治並不提倡改變而主張此種現狀的延續，只加以若干的修正而已。但在這裡包括這種意見卻是非常重要。曼德包的分析對於有關替換途徑的思考可以提供一種有用的參考。更重要者是第一種統治值得一種辯護，不僅是因為惰性可能把它硬加在我們的身上，而且也是因為它有一些很少說明的優點－－除了採取一種最零碎的形式以外一而且更少向未來投射。
80年代計劃強調對國際問題尋求可以達到的解答。然則為什麼它又還要研究解除核子武裝的問題呢－－那對於80年代顯然是一個不可行的目標？第一，凡讀巴爾頓論第三統治論文的讀者應能看出，當思考一個無核子武器的世界的性質，和如何前進的路線，以及前途上的障礙時，也就會強迫我們考慮有關政治選擇，世界秩序，和核子武器意義的基本問題－－否則這些問題也就可能會被忽視。第二，假使解除核子武裝是一個為較遙遠未來著想的目標，所以今後的10年可以是一個使趨向那個目標的某些步驟開始實施的階段，當然，同時也應盡量避免再形成新的障礙。舉例來說，假使廢除核子武器的困難是與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的數量以俱增，於是若干趨向第三種統治的步驟在今後10年間也就可能至為需要，否則核子蕃衍也就終將使解除核子武裝的理想變得完全不可能達到。第三，因為解除核子武裝是已如此廣泛的被公認為一種抽像的基本目標，所以謹慎的態度是應該對於此種條件事實上是否合於理想首先加以較系統化的探討－－或至少應明瞭其利弊之所在。最後（第四），假使說解除核子武器的是否合於理想又與其所採取的形式（其制度，其安全保障，其在政治和態度上所要求的改變）具有密切關係，則我們對於我們所應趨向的何種解除核子武裝的世界，所具有的知識是愈精密則愈佳。
最後，假使說80年代計劃的意義是要想刺激如何使國際情況變得較好的思考，則這本書又為什麼要包括一個情況如何可能變壞的分析，以及假使真的變壞又應如何應付的對策呢？為什麼要考慮這種煩惱的第四種統治，其原因是當我們設想應付核子武器所構成問題的新途徑時，那些問題的本身又還在那裡不斷的改變。當前的情況促使我們研究下述各種措施：阻止使核子技術變得不安定的發展，預防戰略不平衡，以及阻擋核子蕃衍的潮流。但假使技術帶來了不安定，則一種設計用來應付這些問題的核子統治也就可能變得不適當或不能適應。又或假使美俄戰略能力發生不對稱的增加，則將使中央的平衡受到破壞；又或核子技術、材料、和誘因廣泛的散佈，則不久（即在10年之內）將會產生一大堆新的核子國家。第四種統治是明白承認此種戰略議程的多變性質。其所建議的政策和計劃是想使國際情況至少可以比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或根本提不出解答的情況要較好。
以同樣的基本觀念為出發點，四位不同的分析家對於這些不同的統治將會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藍圖。儘管其基本假定和參數是完全保持不變，但對於應如何保存和改進現有（第一）統治的途徑，兩位分析家在其建議的細節上可能發生顯著的差異。同樣的，對於如何廢除核子武器的問題（第三種統治），兩位分析家也不會開出完全相同的處方。在第二種和第四種統治的情況中，特殊的可能性似乎變化還會更大。有關第一種和第三種統治的設計大體是受到其假定和目標的影響，至於某一特殊第二種統治的設計是僅受到一種要求的限制，那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中應大量的減低其對核子武器的依賴程度；而設計第四種統治的細節則更簡單，只須概括地假定戰略情況將會惡化即可。
僅當能夠根據幾種實際政策考慮來對於各種不同途徑加以比較時，此種「統治」的研究路線始可顯示其充分的價值。這幾套理論的每一套對於下述這些習見的問題所具有含意是什麼：核子軍備的數量，管制其部署和使用的思想，可能提供若干國際控制的條約和制度，以及日益增多的國家對於核子武器的獲致？除了這些分析性的問題以外，為了判斷每一種統治的價值，比較也是必要的。每一種的可行性是怎樣？其持久性是怎樣（那也就是說它能否對抗政治競爭和技術改變所構成的潮流的未來侵蝕）？其彈性如何（是否某一統治的內在特點要比其他的統治較易於達到和持續）？每一種統治將如何應付不利的事變－－日益增大的不信任、對抗、戰爭？每一種統治將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的情調和氣質，以及在各種不同的其他「問題方面」（issuefronts）的進步希望？
紐先鐘譯
（選自《核子武器與世界政治》，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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