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70年代未，美國外交關係協會（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主辦了一項名為「80年代計劃」的重大研究，對於人類面臨的迫切問題如環境、人口、核武器等進行細緻的調查，並提出未來的趨勢，從而促使世界的演進趨向於更富於人性、和平、富饒和公正。參加這項研究的均為美國各領域的頂尖專家，如現在以「文明衝突論」揚名全球的亨廷頓就是其中一員。關於人口狀況及人口成長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是80年代計劃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的成果以《六十億人口的世界》為名結集出版，下面的文章是該書的第一章。
在本世紀末與未來世紀中，遏止世界人口膨脹將是國際主要難題中的中心議題。它反映了對人類生活品質與國際社會間漸趨鬆弛的安全之一新的關切，正向傳統的國際政治挑戰。人口成長已使人們領悟到需要克服最富有者與最窮者之間的生活水準差距；也需要使各地的生活狀況平衡。簡而言之，人口成長這個論題是形成今日世界政治本質的主要原因。
顯然地，控制世界人口成為建立適度的，公正與平衡的國際秩序的第一要件。如能控制人口增長，必可緩和目前10億人口所陷入的絕對貧窮狀態。營養不良、貧民窟、文盲、給水匱乏，及衛生設備不足等都是巨大挑戰，因此降低生育率乃變成各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所關心的事情。一旦人口旺盛成長，即使我們迅速地抑制生殖率，仍然為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帶來空前未有的失業難題。且將因而造成政治不安與政治革命的理想溫床，以致影響全世界的安危。甚者，人口增加不遏止的話，政府經常為了解決伴隨而至的問題，勢必要採取嚴苛的手腕來控制人口移動－－限制移入城市地區－－以便維持政治秩序，及實驗經濟成長的新模式和策略。可見人口增加已成為影響整個國際體系的政治及道德氣候了。
相毗鄰的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的國家，其邊界正好供貧窮國的人民非法移入，到達富有地區使其子女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這種現象充分說明國際間正萌芽的人口問題之範圍。即使不是相鄰接，但十分靠近的國家，非法移入也是抗拒不了的誘惑。已開發國家，尤其是工業國家，在未來20年內設法攔阻非法移民時，必然會面臨政策上的矛盾。可能採取的政策是向鄰近的開發中國家輸入資本，當該國就業機會增大時，或許可保證抑止此種跨國遷移。然而，除非工業國本身的就業情況徹底改善，「輸出工作」的心血將不會見效。
在未來10年內，不同種族的人將有不同的人口成長率，又由於這些種族通常不只住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像非洲這種開發中地區，因此，人口增加與種族衝突的結果，將帶來新的國際安全問題。造成衝突的原因很明顯地有各式各樣。例如一群以上相關種族聯合成為一個國家就會產生衝突，像非洲之角的索馬利亞人即是代表。同時，把持舊有權力的民族與成員快速增加的被壓迫、或少數（或多數）民族之間，也將會掀起武力衝突。當權者和奪權者必將煽動種族衝突，爭取資源或政權的控制。不論那一種衝突形式，都需靠地區或世界性機構設法調停，或和平解決。
最後，人口成長將促使人們更加費心處理共同問題，共同性可由兩方面來看：一是人口迅速增加，相對地提高了對資源的需求，而各國政府和人民爭相獲取資源－－如食物、工業原料、資本與技術、以及出口業者所尋求的市場。二是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來影響各國。像都市環境問題，包括住宅、交通。衛生等，這些問題與公海問題不同，後者如有某些人大量使用，就會限制他人捕魚、航海、探測礦源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問題是相似的，因為在不同地區的人所關心的解決之道是一樣的。
這兩種普遍的問題，已在重要國際研究機構（包括聯合國）的主要議程上出現。例如1971年的環境會議、1974年的糧食與人口會議、1976年的居住會議，都使國際機構面臨挑戰，如果要成功，勢必要改革這些機構，甚至重新組織，及革新國際機構。
簡而言之，人口成長引發的問題，在1980年代計劃中占重要的地位。人口成長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對國際社會的組織有無比重大的意義。它們決定是否有可能訂出一套國際事務規則。以便創造出一個溫和且公正的國際秩序。
1．生育政策
我們很難將對人口情況所具有的態度，轉化為合適的政策反應。上一代的人認為控制生育是加強政治與經濟的要素，援助者和入道主義機構，特別意識到降低生育（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是加速經濟發展與提高生活水準的必要手段。然而被援助國卻極不願將降低生育列為優先重點。政府只有短程的眼光，僅著重目前的難題，而忽視一代以後的人口數量。因為無論如何，生育控制需要政府積極地改變其社會與宗教對生育的基本態度，而這些積極的行動卻常常被許多社會團體誤以為是政府的權威與法律，而軟化下來。在開發中國家，政府所關心的是保持政權與獲得國民擁護，如果強烈限制生育，勢必引起政治危機。另一個阻撓人口控制的看法是根本沒有處理的對策，誠如塔比諾斯在第三篇論文中所分析的，影響生育的情況中以人口統計的理論最為薄弱。外來的富裕國家介入貧窮國家，又暗中增加這些低度開發國家政府不願關心生育問題的態度。先進國家太關心開發中國家，令人覺得像是在干涉其內政。一九七四年的布加勒斯特人口會議中，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代表都辯稱富裕國家可能以「生育控制」為藉口，不處理開發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需求：如輸入所得及技術、改變國際貿易規則，以便特別落後國家的半加工品及工業品輸往富裕國。
儘管這些生育政策已政治化，我們仍可逐漸看到開發中國家已在注意降低生育了。菲莉·皮奧特羅在她的論文中指出，愈來愈多的開發中國家政府默默地實行生育控制計劃，經常與他們對外宣佈的立場相反。她更明白地指出，全世界都大幅改變對家庭計劃的態度，再也沒有一個社會比目前更願意控制生育與減少家庭人口，儘管這種態度不一定對家庭計劃有貢獻。
沒有人不認為低度開發國家需要繼續降低生育率。總之，從趨勢上似乎可看出皮奧特羅所說的「生育已顯著降低」－－從4％的生育率降低到3．5％－－但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生育率已普遍達到平衡的狀態，而更多可控制的人口增加時候卻未來到。降低生育變成本世紀的重要事情，雖有生育控制，但到1990年開發中國家仍有9億的成人到達生殖年齡（15歲∼30歲），屆時志願的家庭計劃服務，縱然是由政府支持，也絕對無法滿足這一代的需求。即使有自然結紮、墮胎、及許多新舊方法使小家庭願接受，仍需要更多的方式。因此，即使像皮奧特羅一樣樂觀的，認為未來10年內家庭計劃與服務之推行會有進步，但仍是杯水車薪、有待努力。
一種有效的取代方法是由政府強制節育，像中共過去25年來，和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樣。但是拉丁美洲與非洲受社會、文化與宗教價值之阻礙，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家庭計劃束手無策。只有亞洲國家才可能實施自願以外的方法。但皮奧特羅也提醒我們：「最後在開發中國家或其他地區裡，最有效和可接受的強迫個人節育方法，是來自最直接的來源，即在社區或家庭的領導者能認同與呼籲社會及個人的需要，比遙遠的政府所做的更有效。」短期內政府推行生育控制政策並非基於人口理由，而是其他的政治目標，如改進婦女的地位、更公平的分配所得、義務教育、改善衛生、老人保險等等。然而，結論仍然十分明顯：降低生育將是今後10年，幾乎各國必需接受的國家目標。
儘管生育控制政策由各國各自執行，許多地方仍需要國際機構的參與。皮奧特羅指出四個範疇，國際機構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幫助開發中國家最貧窮的地方提供延長的服務，訓練、普及家庭計劃與避孕的教育；研究避孕技術；支援開發中國家有關人口因素與發展計劃關係的研究；引起全球性的警覺，注意控制人口成長對提高其他經濟與社會目標之重要性。
我們不能低估政府－－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面臨人口增加導致的壓力。1960年全世界人口將近30億，70年代中期有40億，1990年將超過50億。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及純生殖率達到1．0時，21世紀人口才可能在80∼140億之間，這還得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一60億人口，等於20年前總人口的兩倍。此事實表示全球性的人口控制仍有待努力。誠如世界銀行總裁麥那瑪拉（RobertS·McNamara）197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中所指出，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在內，必須用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實施小家庭普遍化的方策。然而，在2000年或2020，2030年的純生殖率仍為1．0，尚無法有效地解決本世紀末面臨的許多節外生枝的問題。
當然人口成長造成的主要問題，並非人口學家所能解決的。他們與社會控制、國內經濟成長策略、國際工業政策、國際安全、及國際機構的結構與運作等有關聯。這些廣泛的問題都在本書內討論，但作者除了提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外，也只能提出一般性的藥方。或許提綱攣領地證實與人口成長的有關問題，與對未來20年的國際社會的提示。這對讀者略有稗益。許多問題是1980年代計劃系列叢書之重點。
2．絕對的貧窮與基本人類需求
人口成長最複雜的問題，是更多的窮人生存在絕對貧窮之中，低於最低的生活水準。不論如何降低生育、從現在起到1990年，全世界人口仍將達到53億，有40億人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等於1976年的總人口，約有40％住在開發中國家的人－－1970年該地區25億人中的10億人－－是住在瑪哈烏·哈克所指的「貧窮之幕後」。這些人的營養、居住、衛生設備、供水和食物、教育水準都低於普通的生活水平。除非立刻有效地解決貧窮，否則，未來10年內經濟大步躍進，至1990年將有16億以上的人生存在非人的環境之下。
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已證明，這些最低的40％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是最難加入經濟主流的成長水平。此外，「絕對貧窮國家」的難題唯有直接解決一途，這個問題已被援助國與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所認識，而且許多國際援助機構也在努力朝全球性的大方向來解決貧困問題。
解決絕對貧窮的基本理由是道德的、謹慎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前三者和最貧、最富兩種國家的巨大差距相關。從道德立場來看，由於現代交通和物質方面的互相依賴，已將全球距離拉得愈來愈近，但仍無法解釋此種差距。在絕對貧窮環境裡政治不安定乃隨人口成長而至，因此我們必需慎重地處理這個問題。從政治上看，很明顯地看出工業先進國所援助於落後國家的，主要是其基本需求方面，故可利用此援助以改變開發中國家許多國際事務上的不妥協態度，例如海洋法、貿易、財政、能源及其他南北對談問題。
經濟論點或許更具有強制力。對影響生育和影響方式的知識雖未確定，但誠如塔比諾斯的第二篇論文所指出，生育和社會經濟居住有很大的關係：如個人的受教育、營養經濟機會的改進，基礎教育如生育控制教育，因為衛生教育與服務的改良使得嬰兒的死亡率降低，個人自我充實實現的需求與財政情況的改善也可降低生育。總之，為了經濟發展，必須打破高生育率和貧窮的惡性循環。短期的改善措施－－包括住宅、營養、衛生各方面；將降低嬰兒死亡率、增加更多的人口；但從長程來看，這是降低生育的最佳捷徑。
此外，過去20年來有一個令人側目的證實即在開發中國家中較進步的國家，因均衡的所得分配，使其開發每年人口成長率多至6．5％以上。貧窮國家裡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儘管很多國家的經濟進步驚人，但要使之更有成效，不只需要直接探究，以使更多人從成長中受益，也需要緩減成長對可憐的人所施的不良後果，使成長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
經濟成長和人口成長的許多關係顯示，從長遠看，遏止人口成長的最好方法是透過經濟成長。從近程看，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求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無論如何，它需要更多負責經濟發展的專家和機構的重視，而不只是人口學者。
3．失業、都市化、發展策略與人權
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即皮奧特羅所謂的「新的、更稠密的，更發揮性的，無根的與失業的」新一代，不只需要處理絕對貧困的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以資配合。除非後者能實施，否則人口成長會威脅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穩定。主要的措施乃在應付史無前例的失業率。而空前的社會控制政策，會引發出嚴重的人權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提供個人充分就業機會，以遏止國民移民。
這些由人口成長所產生的問題，不能僅由控制生育來下手。未來15年內，開發中國家將有10億人已達15歲至30歲之間，這批精力充沛的年輕人，會使政府窮於應付他們的住宅、工作、教育需要，以及他們需要離開鄉村至都市尋求新機會的意願。皮奧特羅指出，應付這股人潮，政府可能需要五項綜合性的策略，有些策略和其他策略相牴觸，此五種策略即急速都市化、發展現代化、鄉村發展整合、分散的都市化和區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將發展策略的新重點放在鄉村發展的整合上。此發展建立有效地保持鄉村和密集的農業基礎上，而不是發展現代化的基礎上。
鄉村發展的目標將無法避免增加小地主，以滿足安定的就業機會，及隨人口增加的糧食的雙重需求。這個整合的策略焦點是強調都市和鄉村同樣必須調整就業機會的策略之一，這些策略的特色是分散製造業活動集中的趨勢，在鄉村地區建立工場，以提供當地工作者充分就業機會和減少移向都市。
簡而言之，其發展結果可能會產生許多策略的實驗，共同朝著就業需要及成長目標的方向走。實驗是必要的，因為鄉村整合發展策略的條件，例如在台灣與南韓所實施的土地改革，不見得適合於其他開發中國家。而有些地區傳統的成長策略也許更為有效，例如在城市裡著重加工出口製造業。但是低度開發國家無論追隨哪種模式，主要的障礙都無法克服，因為失業問題超過政府的能力所及，政府需要特別的力量來動員國內的支持。
4．國際移民和工業政策
國際社會能提供明確有限的援助，以幫助低度開發國家應付絕對貧窮和新生的就業發展策略。當然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發展計劃如能重新調整其貸款與援助策略，就能協助處理此類問題。雖然責任仍得由該國自行負擔，但人口壓力所造成的就業發展策略，已變成當前與以後的主要國際問題，事實上，這些在目前已形成問題。
失業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提高了開發中國家的人從鄉村移到城市的意願，也包括從落後國家移向富裕國家－－尤其西歐的意願。國際移民也包括有技術的和專業的中產階級，如醫生和科學家，也有不熟練工人及半熟練工人。
國際移民當然比國內移民更容易控制，實際上嚴格限制國際移民運動已經實行了一個世紀，基於國家和種族的理由，政府開始限制移民，且區分「需要」與「不需要」的兩種。但西歐的開放工業社會，政府不易實施嚴格控制邊境，而且廉價的國際運輸也使許多人非法移民，以尋求更好的生活。
誠如塔比諾斯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一股國際移民暗潮已在醞釀，其規模之大可比擬本世紀初的越洋移民。這股移民潮將會繼續從南歐遷到北歐，從非洲湧向西歐，從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到美國。巨大的人口壓力隱藏在這個運動的後面。如果美國在本世紀和下世紀之間的人口成長率很低，而墨西哥卻很高，就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墨西哥的人口在1975年為美國的1／3（0．59億比2．13億）到2000年，墨西哥的人口會達到美國人口的一半（1．4億比2．5億）。
非法移民到工業國家會造成許多矛盾現象，無技術及半熟練工的人潮有益於工業國，因為這些工業國的人不願再操低賤的工作。然而大部分工業國家仍舊有嚴重的失業問題，非法移民低薪的工作，已威脅當地工人的工作機會，也減少本國人和合法移民的工作機會；他們增加巨額的花費（包括福利制度、其他直接、間接的費用），連帶個人社會化的問題－－語言、文化及不同種族的困擾。
人權的問題也跟著產生。應該給愈來愈多的合法外國居民那些權利嗎？他們能和一般公民同樣享受應有的社會福利嗎？這些問題最近在歐洲發生，在1970年代中期經濟不景氣後，工人首先被迫離職，他們能否同樣享受失業救濟和再訓練的權利呢，如果他們在當地已形成多數（或將近多數），能參與政治，例如投票決定這地方事務嗎？或者他們毫無權利談論這些問題，即使他們在住宅、教育及其他社會服務計劃方面也繳納了不少稅？
減少合法與非法的國際移民問題的方法，即在開發中國家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本國政府及跨國公司能製造就業機會，吸收工人們留在本國。大規模及合理的投資計劃要利用資本與直接的國際流通，需要有組織的國際工業政策。但它亦造成各方面的矛盾與抉擇之困難。
開發中國家需要訂出有利條件，吸引長期的外國投資，但因此也可能喪失對國內經濟活動的控制力。縱使再小心地安排，保持外資和國內業者間的平衡，也會由政治因素而變成摩擦的根源。因為一旦政府認為他們能發動國內的人支持他們自己的計劃，在國內發生政治鬥爭，政府會傾向攻擊。工業國家也同樣有困擾，特別是週期性的失業問題令其疲於奔命，壓力不僅存在於嚴格管制開發中國家的工業產品之輸入，且要遊說使資金不再外流，而投在國內的新企業。
理想的國際工業政策不易訂定，不管是雙邊的關係（例如美國和墨西哥，或者是多邊關係企業，如歐洲和地中海區），勢必要有一套一貫的政策不可。
5．種族及其他國際糾紛
鄰國與國內各種族集團有不同的人口成長率，會在未來10年內引發國內及國際糾紛。
塔比諾斯分析鄰國及潛在（或實際）敵對國間的不同人口成長率，指出未來國際平衡的改變可能引起衝突。美國－墨西哥、西歐－北非，以色列－阿拉伯，中共－印度，土耳其－希臘等關係會受不同的人口成長率所影響，會擴大某些國家的出路；但也會縮小其出路。顯然地我們很難精確地估計人口成長在糾紛中的角色，國家力量與國際平衡由許多因素決定，人口眾多加上高出人口成長率的國家是弱點多於優點的。但我們的重點是國家的力量與國際平衡，將會繼續受人口成長所影響。
然而，在中期裡更令人擔憂的是國內由於種族敵對與牽涉到國際戰場所形成的爭端。
黎巴嫩過去10年來的糾紛，可作為將來中東、非洲、東南亞、東歐，甚至蘇聯的種族糾紛之借鏡。黎巴嫩的憲法反映回教徒與基督徒的人口平衡狀態，但30年後有所改觀了，回教徒的出生率為4．2％，基督教徒為2．5％，使佔多數的回教徒感到政治上與經濟上受剝削。同時，巴勒斯坦難民捲入黎國內戰，國內糾紛變成國際爭端，形成阿拉伯國家內部的爭執。
柴松林譯
（選自《六十億人口的世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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