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馬爾庫塞（1898一1979），美藉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單向度的人》是他最有影響的著作，寫成於1964年，至今已成批判理論的經典。在這部書中，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裡批判意識已消失殆盡，統治已成為全面的，個人已喪失了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透過繁華的表相，觸摸到荒涼的質地，這是該書的魅力之所在；如同一服清醒劑，警告現代人省思自身的存在處境，並進而思考人性的真正意義。這裡選錄的是該書的第十章《結論》，題目為編者所加。
發達的單向度社會改變了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關係。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義，與此相對照，不合理的王國卻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園，即那些可以「增進生活藝術」的觀念的家園，如果現存社會掌握著所有正常的傳播手段，根據社會的要求使這些手段有效或無效，那麼，同社會要求相異化的價值，也許所具有的唯一傳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虛構。美學的向度仍然保持著一種表達的自由，這種自由使作家和藝術家能夠直率地表現人和萬物，即說出那種按其它方式說不出的東西。
我們時代的真正面目表現在塞繆爾·貝克特的小說中；我們時代的真正歷史書寫在羅爾夫·豪赫胡特的戲劇《代理人》中。這裡說出來的不再是想像，而是一種現實中的理性，這種現實除了不證明違背它的精神的罪惡而外，能證明每一事物合理並為每一事物開脫責任。想像正退居到這種現實上，這種現實正趕上並超過想像。奧斯威辛集中營繼續糾纏的不是人的記憶，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間戰，火箭和導彈，快餐店下迷宮似的地下室，清潔衛生並飾有花床的漂亮發電廠，對人民沒有真正危害的毒氣，我們都參與的秘密。這就是人類偉大的科學、醫學和技術成就得以產生的基礎；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災難中的唯一承諾。隨心所欲地發揮幻想的可能性，根據良心來行動的能力，違背天性的試驗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轉變成現實並把虛構轉變成真理的能力，都證明了想像力已成為進步的工具。像現存社會中的其它東西一樣，想像力也是一種在方法上被濫用的東西。想像力確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風格，遠遠勝過了在仙境裡操縱言詞、把情理之言變成廢話並把廢話變成情理之言的艾麗斯。
以前的各種對立的王國，如巫術和科學、生命和死亡、喜悅和不幸，在技術和政治的基礎上結合起來了。隨著高度保密的核電站和實驗室成為令人愉快的環境中的「工業公園」，美便顯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鋪滿（「柔軟的」）地毯、備有躺椅和電視、帶有偽裝色的「豪華的防放射性塵埃避彈所」，是「按和平時期的家庭房間（原文如此！）和戰爭突然爆發時的家庭防放射性塵埃避彈所的組合來設計的。」如果這些現實物的恐怖性沒有滲透進人的意識中，如果這種恐怖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乃是因為這些成就：（1）根據現存秩序來看是完全合理的，（2）是超出了傳統的想像力界限的人類獨創性和力量的標誌。
這種美學和現實的可惡結合，擯棄了那些把「詩的」想像力同科學和經驗的理性對立起來的哲學。技術的進步伴隨有想像力的進一步合理化，甚至現實化。恐怖以及喜悅、戰爭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們災難性的特點。它們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現；它們的現代化身是技術統治的因素，並且服從於這種統治。
社會在縮小乃至取消想像力的浪漫地盤時，已迫使想像力在新的基礎上證明自身，形象轉換成歷史的能力和設計。這種轉換像從事這種轉換的社會一樣，將是壞的和被歪曲的。脫離了物質生產和物質需求的玉國，想像力便是純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國裡是無效的，只對幻想的邏輯和幻想的真理負有義務。當技術進步排除了這種脫離現象時，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邏輯和自己的真理，它縮小了心靈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縮小了想像力和理性之間的裂縫。這兩種對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礎上成為互相依賴的。著眼於發達工業文明的能力，想像力的發揮難道不影響那些在實現的機會上可被檢驗的技術可能性嗎，浪漫的「想像力科學」的觀念似乎具有了更濃厚的經驗的意義。
想像力的科學合理的特點，在數學、在物理科學的假說和試驗中早已被認識到。」它同樣也在精神分析學中被認識到，精神分析學在理論上依據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像力得以改造，成為一種療法力量。但這種療法力量也許比對精神神經病的治療大有進步。有一位科學家，而不是詩人，描繪了這種展望：
「對事物的整個精神分析，能幫助我們治療我們的形象，或至少幫助我們限制我們的形象對我們的影響。所以，人們有希望能使想像力快樂，給它以良計，完全允許它的一切表現手段，允許在自然的夢中、在正常的做夢活動中出現的一切物質形象。使想像力快樂，允許它繁榮昌盛，這恰恰意味著使想像力具有它的作為心理學衝動和力量的真實功能。」
想像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過程。我們被我們的形象所把握，忍受著我們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學很清楚這一點，而且也清楚結果。然而，「給想像力以一切表現手段」，將是復歸，殘缺不全的個人（在他們的想像力才能上也是殘缺不全的）將組織並摧毀的東西，不單是現在允許他們做的事情，這種釋放將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災難之中，而是自由掃除它最壓抑性的傾向。合理的想像力只能是為了安定的生存、無畏懼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產設備的先驗性。這決不可能是那些由統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像力。
解放想像力，給它以一切表現手段，前提是壓制許多現在是自由的東西，許多使一個壓抑性社會長期存在下去的東西。這種倒轉不是心理學或倫理學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在這裡徹底使用的政治這個術語的意義上），即那種使基本的社會制度得以發展、確定、維護和改變的實踐。不管個人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這種實踐都是個人的實踐。因此，我們又一次面臨這樣的問題：被管理的個人－－他們的殘缺不全已擴散到他們的自由和滿足中，因而在擴大的規模上再生了殘缺不全－－如何能從自身中、從他們的主人那裡解放出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圈子，為何是可想像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並非關於新社會制度的觀念，在回答這一問題上碰到了最大困難。現存社會本身正在或已經按日漸增長的計劃性方向改變了基本制度。既然為了普遍滿足基本需求而發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是安定的先決條件，那麼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特殊利益佔居著主導地位。質變取決於整體反對這些特殊利益的計劃性，一個自由合理的社會只能在這個基礎上產生。
因此，那些能夠設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視傳統的關於權力主義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權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類。今天，以現實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來同中央計劃的對立，成了維護壓抑性利益的一個意識形態支柱。真正的個人自決的目標取決於社會對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據所達到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這裡，失去剝削特點的技術合理性，是為所有人有計劃地發展可利用的資源的唯一標準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上的自決，將是浪費性的。這種工作是一種技術工作，而且作為真正技術的工作，它有助於減輕體力和精神勞動。在這一領域，如果集中控制為有意義的自決確立了先決條件，那麼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於是，有意義的自決可以在自己的王國裡，如在關於經濟剩餘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決定上，在個人生活上，成為有效的。
總而言之，集權的權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結合，相應於發展的程度，有無限多的種類。只有當群眾已分解成擺脫一切宣傳、灌輸和操縱，能認識和理解事實，評價可替代的目標的個人時，自決才是現實的。換言之，只有當社會由一個具有新質的歷史主體來組織、維持和再生產時，社會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發達工業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物質的以及文化的體系否定了這一緊迫要求。這種體系的力量和效率，心靈同現實、思想同所要求的行為、嚮往同現實之間的徹底同化，阻礙著新主體的產生。它們還阻礙著這樣的觀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現行的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方式，將意味著質變的到來。只要勞動者過去是而且現在仍是對現存社會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訴，這種觀念就不僅過去有效，而且現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這些階級成了現存生活方式的一個支柱，他們控制權的上升就會在一種不同的基礎延長這個道路。
但是，畢竟存在著一些事實，使得對這個社會及其命定發展的批判理論有了效力：整體的日漸不合理性，對生產力的浪費和限制，侵略性擴張的需要，戰爭的持久威脅，加劇化了的剝削，以及不人道。它們全都指出了一個歷史的替代目標：為了滿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勞力有計劃地使用資源，把閒暇變成自由時間，平息生存鬥爭。
但這些事實和替代目標的存在，就像是一些毫無聯繫的片斷，或者像一些無言的客體組成的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主體，沒有能按新的方向驅動這些客體的實踐。辯證理論沒有被駁倒，但它提不出治療的方法，它不能是實證的。誠然，辯證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實時超越了既定事實，這是它的真理性標誌。它確定了歷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這些可能性的實現只能存在於對理論作出反應的實踐中，但目前實踐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在理論基礎以及經驗基礎上，辯證概念表達了它自身的失望。人類現實是它的歷史，而在現實中矛盾並沒有自行爆炸。流水線式的獎勵性的統治同它的有助於自決和安定的成就之間的衝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對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於生產的衝突，因為隨著對自然的技術征服進一步增長，人對人的征服也增長了。而且這種征服減少了作為解放的必然先驗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義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為對這個世界的壓抑性生產力的意識，作為破壞這個整體的絕對要求。但這種絕對要求，在它能成為歷史實踐的推動力、質變的有效原因的地方，並不佔主導地位，沒有這種物質力量，甚至最尖銳的意識也是無力的。
不管整體的不合理特點以及變革的必然性表現得多麼明顯，對必然性的洞見還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標。面對既定生活體系無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標一直像是空想的。對必然性的洞見，對邪惡狀態的意識，甚至在科學的成就和生產力的水平已排除了這些替代目標的空想特點的階段（空想的東西不是既定現實，而是它的對立面），也將是不充分的。
這是否意味著，社會批判理論為一種經驗社會學讓給或留下了地盤，這種經驗社會學除了一種方法論的指導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論的指導，它屈服於關於誤解的具體性之謬見，因而在宣佈排除價值判斷的同時又履行著一種意識形態的作用？或者說，辯證概念是否通過把它們自身的狀況理解為它們分析的社會的狀況，再一次證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們正是在其最大的弱點上（即無力證明社會內部的解放趨勢）來看待批判理論，那麼這本身就暗示著一種反應。
社會批判理論在其起源時代，正視了現存社會中（客觀的和主觀的）現實力量的出現，社會通過消除現存進步的障礙而趨向（或能被導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這些現實力量是批判理論立足其上的經驗基礎，而且從這些經驗基礎中派生出解放內在可能性的觀念，即發展（否則就是封閉和歪曲）物質和精神生產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對這些現實力量作出證明，那麼，儘管對社會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轉化成歷史的實踐。結論是什麼呢？「解放內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達這一歷史的替代目標。
發達工業社會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規模地發展生產力，擴大對自然的征服，不斷滿足數目不斷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創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這些可能性的逐漸實現，靠的是那些取消這些可能性的解放潛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這一過程不僅影響了手段，而且也影響了目的。生產和進步的工具，被組合進極權主義體系中，不僅決定著實際的利用，而且也決定著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發達的階段，統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眾消費過於發達的地區，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體的健全生活，為了維護它而把對立面統一起來。這是純粹的統治形式。反過來，它的否定也表現為純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內容似乎都歸結為一種抽像的結束統治的要求，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將使工業文明的成就發揮效力的事件。這種否定，面對著它的現存體系的有力對手，便表現在「絕對拒絕」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現存體系越是發展它的生產力並減輕生活負擔，這種拒絕也就越顯得似乎沒有理由。用莫裡斯·布朗喬的話說：
「我們所拒絕的，不是無價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為這一點拒絕是必要的。存在著一種我們不再認可的理性，存在著一種使我們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現，存在著一種我們不再重視的對保持一致調和的請求。決裂已經發生。我們已經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簡單化了。」
即使這種拒絕的抽像特點是全盤物化的結果，但進行拒絕的具體基礎仍然一定存在，因為物化是一種幻覺。由於同樣原因，以技術合理性為中介的對立面統一，在其現實性上，一定是一種幻覺的統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斷增長的生產力與其壓抑性的用途之間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要求。
爭取解決這個矛盾的鬥爭，已經壯大起來，超出了傳統的形式。單向度社會的極權主義趨勢，使得傳統的抗議方式和手段成了無效的，甚至危險的，因為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著民眾統治的幻想。這種幻想遏制著某種真理：以前作為社會變革酵素的「人民」已經「上升」為社會凝聚力的酵素。在這裡，而不是財富的再分配和各階級的平等中，出現了作為發達工業社會特徵的新的分層。
無論如何，在保守的大眾基礎之下，有一些亞階層，如被遺棄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剝削被迫害的其它種族和有色人種，失業者和不能就業者。他們全都是在民主過程之外存在的；他們的生活最直接最現實地要求結束不可容忍的條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們的意識不是革命的，他們的敵對行為也是革命的。他們的敵對行為從外部擊中了社會制度，因而不會被社會制度所扭曲；這是一種違犯比賽規則的基本力量，同時又揭露了這種比賽是被操縱的比賽。當他們匯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無保護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碼的公民權時，他們知道他們面對著的是狗、石塊、炸彈、監獄、集中營，甚至死亡。他們的力量掩蓋在每一種對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證明背後。他們開始拒絕參加比賽，這一事實也許標誌著一個時代行將結束。
任何東西也不能證明，這將是一個好的結局。現存社會的經濟和技術能力非常強大，足以調節和容納倒霉者，它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足以應付緊急情況。然而，在發達社會的邊界之內和之外，幽靈又出現了。同威脅文明帝國的野蠻人並行不悖的歷史發展，預先斷定了這個結局；第二個野蠻時期也許是繼續下去的文明帝國本身。但有可能在這一時期，歷史的兩極匯合在一起：最先進的人道意識，和它的最受剝削的力量。這只不過是一種可能。社會批判理論並不擁有能彌合現在與未來之間裂縫的概念，不作任何許諾，不顯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實於那些毫無希望地已經獻身和正在獻身於大拒絕的人們。
在法西斯主義時代開始時，沃爾特·本傑明寫道：
只是為了那些毫無希望給我們以希望的人。
張嶺呂世平譯
（選自《單向度的人》，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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