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現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儒學復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言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周知識分子在傳統崩潰後再次尋求價值座標的心路歷程。梁氏從本世紀初開始著文；直到本世紀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以及人類文化的終極歸宿問題。作為一個仍保留著許多傳統質素的中國知識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這裡選錄的文章出自他二十年代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頗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現理論」。選錄時略有刪節。
就生活三方面推說未來文化
以下分就文化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簡單著一為推說：
（一）物質生活一面今日不合理的經濟根本改正是不須說的；此外則不敢隨便想設。我於這上也毫無研究，所以說不出什麼來；只不過基爾特一派的主張好多惹我注意之外，使我很傾向於他。大約那時人對於物質生活比今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許多而且從容不迫，很像中國人從來的樣子；因此那時社會上，物質生活的事業也就退處於從屬地位，不同現在之成為最主要的；那麼，便又是中國的模樣。在生產上，必想法增進工作的興趣，向著藝術的創造這一路上走；那麼，又與中國尚個人天才藝術的彩色相合（參看第二章）。這些都是現在大家意向所同，似無甚疑問；還有基爾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復手工業的意思，這就不敢妄測，恐事實上很難的。假使當真恢復手工而廢置大機械，那麼，又太像中國從來不用機械用手工的樣子了。
（二）社會生活一面在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辦法也不能不改變。不論是往時的專制獨裁或近世的共和立憲，雖然已很不同，而其內容有不合理之一點則無異。這就是說他們對大家所用統馭式的辦法，有似統馭動物一般。現在要問，人同人如何才能安安生生的共同過活？仗著什麼去維持？不用尋思，現前那一事不仗著法律。現在這種法律下的共同過活是很用一個力量統合大家督迫著去做的，還是要人算帳的，人的心中都還是計較利害的，法律之所憑藉而樹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計較心去統馭大家。關於社會組織制度等問題，因我於這一面的學術也毫無研究，絕不敢輕易有所主張；但我敢說，這樣統馭式的法律在未來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這樣統馭式的法律沒有廢掉之可能，那改正經濟而為協作共營的生活也就沒有成功之可能。因為在統馭下的社會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壞了那個在協作共營生活之所須的心理。所以倘然沒有所理想的未來文化則已，如其有之，統馭式的法律就必定沒有了。彷彿記得陳仲甫先生在《新青年》某文中說那時偷懶的人如何要責罰，污穢的工作或即令受罰人去作，或令污穢工作的人就工作輕減些。其言大概如此，記不清楚，總之他還是藉刑賞來統馭大眾的老辦法。殊不知像這類偷懶，和嫌惡污穢無人肯作等事，都出於分別人我而計較算帳的心理，假使這種心理不能根本法除，則何時待有這些事而後生問題，將觸處都是問題而協作共營成為不可能；現在不從怎樣泯化改變這種心理處下手，卻反而走刑賞統馭的舊路，讓這種心理益發相引繼增，豈非荒謬糊塗之至。以後只有提高了人格，靠著人類之社會的本能，靠著情感，靠著不分別人我，不計較算帳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後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從理智的活動，認識了自己。走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現在的，從現在再往下走，就變成好像要翻過來的樣子，從情感的活動，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誼尚禮讓不計較的路－－這便是從來的中國人之風。刑賞是根本摧殘人格的，是導誘惡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後則不得不廢；－－這又合了從來孔家之理想。從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爭論，我當初也以為儒家大迂腐了，為什麼不用法家那樣簡捷容易的辦法？瞎唱許多無補事實的濫調做什麼，到今日才曉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要莫破壞那好的心理，他所見的真是與淺人不同。以後既不用統馭式的法律而靠著尚情無我的心理了，那麼，廢法之外更如何進一步去陶養性情，自然是很要緊的問題。近來談社會問題的人如陳仲甫、俞頌華諸君忽然覺悟到宗教的必要。本來人的情志方面就是這宗教與美術兩樣東西，而從來宗教的力量大於美術，不著重這面則已，但著重這面總容易傾在宗教而覺美術不濟事，實亦從來未有捨開宗教利用美術而作到非常偉大功效如一個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禮樂。以後世界是要以禮樂換過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後己。因為捨掉禮樂絕無第二個辦法，宗教初不相宜尋常這些美術也不中用。宗教所培養的心理並不適合我們作這生活之所需，而況宗教在這期文化中將為從來未有之衰微，詳如後段講精神生活所說，脫開宗教氣息的美術較為合宜，但如果沒有一整統的哲學來運用他而作成一套整的東西，則不但不濟事，且也許就不合宜。這不是隨便藉著一種事物（宗教或美術）提起了感情，沉下去計較，可以行的；這樣也許很危險，都不一定。最微渺複雜難知的莫過於人的心理，沒有澈見人性的學問不能措置到好處。禮樂的製作恐怕是天下第一難事。只有孔子在這上邊用過一番心，是個先覺。世界上只有兩個先覺：佛是走逆著去解脫本能路的先覺；孔子是走順著調理本能路的先覺。以後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調理本能的路，已經是鐵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請教這先黨的孔子，我雖不敢說以後就整盤的把孔子的禮樂搬出來用，卻大體旨趣就是那個樣子，你想避開也不成的。還有我們說過在這時期男女戀愛是頂大問題，並且是頂煩難沒法對付的，如果不是禮樂把心理調理到恰好，那直不得了；余如後說。
（三）精神生活一面我們已說過在這時，人類便從物質的不滿足時代轉到精神不安寧的時代，而尤其是男女戀愛問題容易引起情志的動搖，當然就很富於走入宗教的動機。在人類情感未得充達時節，精神的不寧也就不著；在男女問題缺乏高等情意的時節也不致動搖到根本；但此際情感必得充達和男女問題必進於高等情意都是很明的，那麼，予人生以勖慰的宗教便應興起。但是不能。這些動機和問題大半還不是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另有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動機與問題；並且順成宗教的緣法不具，逆阻宗教的形勢絕重。宗教就是人類的出世傾向之表現，從這種傾向要將求超絕與神秘。神秘是這時必很時尚的－－我指那一種趣味，因為是時尚直黨的時代。但超絕則絕對說不通，而且感情上也十分排拒；因為知識發展的步驟還不到，感情解放活動之初亦正違乎這種意向。宗教的根本要件全在超越現前之一點是既經說過的，所以我敢斷言一切所有的宗教不論高低都要失勢，有甚於今；宗教這條路定然還是走不通。但是宗教既走不通，將走哪條路呢？這些動機將發展成什麼東西，或這些問題將由怎樣而得應付？這只有辟出一條特殊的路來：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卻無藉乎超絕觀念，而成功一種不含出世傾向的宗教；同哲學一般的解決疑難，卻不僅為知的一邊事。而成功一種不單是予人以新觀念並實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學。這便是什麼路？這便是孔子的路，而倭鏗、泰戈爾一流亦概屬之。這時藝術的盛興自為一定之事，是我們可以推想的；禮樂的復興也是我們已經推走的；雖然這也都能安頓了大部分的人生，但吃緊的還仗著這一路的哲學作主腦。孔子那求仁的學問將為大家所講究，中國的寶藏將於是宣露。而這一路哲學之興，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將益浸微，要成了從來所未有的大衰歇。說到這裡，又恰與中國的舊樣子相合；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國，最淡於宗教的人是中國人，而此時宗教最式微，此時人最淡於宗教；中國偶有宗教多出於低等動機，其高等動機不成功宗教而別走一路，而此時便是這樣別走一路，其路還即是中國走過的那路；中國的哲學幾以研究人生佔他的全部，而此時的哲學亦大有此形勢；諸如此類，不必細數。除了科學的研究此時不致衰替為與中國不同外，以及哲學藝術當然以進化之久總有勝過中國之點外，那時這精神生活一面大致是中國從來派頭，必不容否認。
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
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人類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態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說：由三大根本態度演為各別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實出於此。論起來，這三態度都因人類生活中的三大項問題而各有其必要與不適用，如我前面歷段所說，最妙是隨問題的轉移而變其態度－－問題問到哪裡，就持哪種態度：卻人類自己在未嘗試經驗過時，無從看得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這個分際。於是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係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態度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卻自其態度論，則有個合宜不合宜；希臘人態度要對些，因為人類原處在第一項問題之下；中國人態度和印度人態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為問題還不到。不過希臘人也並非看清必要而為適當之應付，所以西洋中世紀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藝復興乃始揀擇批評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臘人的態度又拿出來。他這一次當真來走這條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於是人類文化上所應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學、德謨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來，即所謂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麼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後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處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裡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種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樣鮮明；並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不料雖然在以前為不合時宜而此刻則機運到來。蓋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他，而走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紀〕人要拋棄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問題移進，不合時宜的中國態度遂達其真必要之會，於是照樣也揀擇批評的重新把中國人態度拿出來。印度文化也是所謂人類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徑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徑過於奇怪，所以其文化之價值始終不能為世人所認識（無識的人之恭維不算數）；既看不出有什麼好，卻又不敢菲薄。一種文化都沒有價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時；即有價值也不為人所認識，除非曉得了他所以必要的問題。他的問題是第三問題，前曾略說。而最近未來文化之興，實足以引進了第三問題，所以中國化復興之後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於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於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齊整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這麼三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麼三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路都已各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現一遭。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於今人者。
在最近未來第二態度復興；以後順著走下去，怎樣便引進了第三問題，這還要說一兩句。我們已經看清現在將以直覺的情趣解救理智的嚴酷，乃至處處可以見出理智與直覺的消長，都是不得不然的。這樣，就從理智的計慮移入直覺的真情，未來人心理上實在比現在人逼緊了一步，如果沒有問題則已，如有問題，那麼，這個問題就對他壓迫的非常之緊。從孔家的路子更是引人到真實的心理，那麼，就是緊湊。當初藉以解救痛苦的是他，後來貽人以痛苦的亦即是他；前人之於理智，後人之於直覺，都是這樣。在人類是時時那裡自救，也果然得救，卻是皆適以自殺，第三問題是天天接觸今人的眼瞼而今人若無所見的，到那情感益臻真實之後，就成了滿懷唯一問題。而這問題本是不得解決的，一邊非要求不可，一邊絕對不予滿足，弄得左右無絲毫迴旋餘地！此其痛苦為何如？第三期的文化也就於是產生；所謂印度人的路是也。從孔子的路原是掃空一切問題的，因為一切問題總皆私慾；卻是出乎真情實感的則不能，出乎這真情實感的問題在今日也能掃空，卻是在那將來則不能。像這類出乎真情實感的第三問題在今日則隨感而應，過而不留，很可以不成為問題；如果執著不捨必是私慾，絕非天理之自然。在將來那時別無可成為問題的，不必你去認定一個問題而念念不忘，他早已自然而然的把這一個問題擺在你的眼前，所以就沒有法子掃空了。關於第三期文化的開發，可說的話還很多；但我不必多說了，就此為止。本來印度人的那種特別生活差不多是一種貴族的生活，非可遍及於平民，只能讓社會上少數居優越地位，生計有安頓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這個上邊。唯有在以後的世界大家的生計都有安頓，才得容人人來作。於自己於社會均沒妨礙，這也是印度化在人類以前文化中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後才順理之證。
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
我們推測的世界未來文化既如上說，那麼我們中國人現在應持的態度是怎樣才對呢？對於這三態度何取何捨呢？我可以說：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這三條是我這些年來研究這個問題之最後結論，幾經審慎而後決定，並非偶然的感想；必須把我以上一章通通看過記清，然後聽我以下的說明，才得明白。或請大家試取前所錄李超女士追悼會演說詞，和民國八年出版的《唯識述義》序文裡一段，與現在這三條參照對看，也可尋出我用意之深密而且決之於心者已久。《唯識述義》序文一段錄後：
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個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結果，你曾留意嗎？如上海劉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學家，都說佛化大興可以救濟現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國太平不亂。我敢告訴大家，假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已；且慢胡講者，且細細商量商量看！
現在我們要去說明這結論，不外指點一向致誤所由，和所受病痛，眼前需要，和四外情勢，並略批評旁人的意見，則我的用意也就都透出了。照我們歷次所說，我們東方文化其本身都沒有什麼是非好壞可說，或什麼不及西方之處；所有的不好不對，所有的不及人家之點，就在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並非這態度不對，是這態度拿出太早不對，這是我們唯一致誤所由。我們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還每要見厄於自然。我們不待有我就去講無我。不待個性伸展就去講屈己讓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從種種威權底下解放出來。我們不待理智條達，就去崇尚那非論理的精神，就專好用直覺，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學術也都無眉目。並且從這種態度就根本停頓了進步，自其文化開發之初到他數千年之後，也沒有什麼兩樣。他再也不能回頭補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假使沒有外力進門，環境不變，他會要長此終古！譬如西洋人那樣，他可以沿著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轉入第二路；再走去，轉入第三路；即無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輸入，他自己也能開闢他們出來。若中國則絕不能，因為他態度殆無由生變動，別樣文化即無由發生也。從此簡直就沒有辦法；不痛不癢真是一個無可指名的大病。及至變局驟至，就大受其苦，劇痛起來。他處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而於第一路沒有走得幾步，凡所應成就者都沒有成就出來；一旦世界交通，和旁人接觸，哪得不相形見絀？而況碰到的西洋人偏是個專走第一路大有成就的，自然更禁不起他的威凌，只有節節失敗，忍辱茹痛，聽其賊踏，僅得不死。國際上受這種種欺凌已經痛苦不堪，而尤其危險的，西洋人從這條路上大獲成功的是物質的財，他若挾著他大資本和他經濟的手段，從經濟上永遠制服了中國人，為他服役，不能翻身，都不一定。至於自己眼前身受的國內軍閥之蹂躪，生命財產無半點保障，遑論什麼自由；生計更窮得要死，試去一看下層社會簡直地獄不如；而水旱頻仍，天災一來，全沒對付，甘受其虐；這是頂慘切的三端，其餘科種大多不須細數。然試就所有這些病痛而推原其故，何莫非的的明明自己文化所貽害；只緣一步走錯，弄到這般天地！還有一般無識的人硬要抵賴不認，說不是自己文化不好，只被後人弄糟了，而歎惜致恨於古聖人的道理未得暢行其道。其實一民族之有今日結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於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於他的文化，中國人之有今日全由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而莫從抵賴；也正為古聖人的道理行得幾分，所以才致這樣，倒不必恨惜。但我們絕不後悔絕無怨尤；以往的事不用回顧；我們只爽爽快快打主意現在怎樣再往下走就是了。
我們致誤之由和所受痛苦略如上說，現在應持何態度差不多已可推見；然還須把眼前我們之所需要和四外情勢說一說。我們需要的很多，用不著一樣一樣去數，但怎樣能讓個人權利穩固社會秩序安寧，是比無論什麼都急需的。這不但比無論什麼都可寶貴，並且一切我們所需的，假使能得到時，一定要從此而後可得。我們非如此不能鞏固國基，在國際上成一個國家；我們非如此不能讓社會上一切事業得以順著進行。若此，那麼將從如何態度使我們可以作到，不既可想了嗎？再看外面情勢，西洋人也從他的文化而受莫大之痛苦，若近若遠，將有影響於世界的大變革而開闢了第二路文化。從前我們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那麼，如何要鑒於西洋化弊害而知所戒，並預備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實現，就是我們決定應持態度所宜加意的了。以下我們要略批評現在許多的人意向是否同我們現在所審度的相適合。
現在普通談話有所謂新派舊派之稱：新派差不多就是倡導西洋化的；舊派差不多就是反對這種倡導的－－因他很少積極有所倡導；但我想著現在社會上還有隱然成一勢力的佛化派。我們先看新派何如。新派所倡導的總不外乎陳仲甫先生所謂「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和胡適之先生所謂「批評的精神」（似見胡先生有此文，但記不清）；這我們都贊成。但我覺得若只這樣都沒給人以根本人生態度；無根的水不能成河，枝節的作法，未免不切。所以蔣夢麟先生《改變人生態度》一文，極動我眼目；卻是我不敢無批評無條件的贊成。又《新青年》前幾卷原也有幾篇倡導一種人生的文章，陳仲甫先生並有其《人生真義》一文；又倡導塞恩斯、德謨克拉西、批評的精神之結果也會要隨著引出一種人生。但我對此都不敢無條件贊成。因為那西洋人從來的人生態度到現在已經見出好多弊病，受了嚴重的批評，而他們還略不知揀擇的要原盤拿過來。雖然這種態度於今日的西洋人為更益其痛苦，而於從來的中國人則適可以救其偏，卻是必要修正過才好。況且為預備及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開闢，也要把從來的西洋態度變化變化才行。這個修正的變化的西洋態度待我後面去說。
舊派只是新派的一種反動；他並沒有倡導舊化。陳仲甫先生是攻擊舊文化的領袖；他的文章，有好多人看了大怒大罵，有些人寫信和他爭論。但是怒罵的止於怒罵，爭論的止於爭論，他們只是心理有一種反感而不服，並沒有一種很高興去倡導舊化的積極衝動。尤其是他們自己思想的內容異常空乏，並不曾認識了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樣禁得起陳先生那明晰的頭腦，銳利的筆鋒，而陳先生自然就橫掃直摧，所向無敵了。記得陳先生在《每週評論》上作《孔教研究》曾一再發問：
既然承認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和現代社會人心不合；不知道我們還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哪裡？
除了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及其他關於一般道德之說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麼？
他原文大意，是說：孔子的話不外一種就當時社會打算而說的，和一種泛常講道德的話；前一種只適用於當時社會，不合於現代社會，既不必提；而後一種如教人信實、教人仁愛、教人勤儉之類，則無論哪地方的道德家誰都會說，何必孔子？於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別價值究竟在哪點？請你們替孔教抱不平的說給我聽一聽。這樣鋒利逼問，只問的舊派先生張口結舌－－他實在說不上來。前年北京大學學生出版一種《新潮》，一種《國故》，彷彿代表新舊兩派；那《新潮》卻能表出一種西方精神，而那《國故》只堆積一些陳舊骨董而已。其實真的國故便是中國故化的那一種精神－－故人生態度？那些死板板爛貨也配和人家對壘嗎？到現在談及中國舊化便羞於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見人的東西，只為舊派無人，何消說得！因為舊派並沒有倡導舊化，我自無從表示贊成；而他們的反對新化，我只能表示不贊成，他們的反對新化並不徹底：他們也覺得社會一面不能不改革，現在的制度也只好承認，學術一面大缺欠，西洋科學似乎是好的；卻總像是要德謨克拉西精神科學精神為折半的通融。莫處處都一貫到底。其實這兩種精神完全是對的；只能為無條件的承認；即我所謂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此不配談學術。你只要細審從來所受病痛是怎樣，就知道我這話非激。所以我嘗歎這兩年杜威、羅素先到中國來，而柏格森、倭鏗不曾來，是我們學術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羅素不曾來，而柏格森、倭鏗先來了，你試想於自己從來的痼疾對症否？
在今日歐化蒙罩的中國，中國式的思想雖寂無聲響，而印度產的思想卻居然可以出頭露面，現在除掉西洋化是一種風尚之外，佛化也是範圍較小的一種風尚；並且實際上好多人都已傾向於第三路的人生。所謂傾向第三路人生的就是指著不注意圖謀此世界的生活而意別有所注的人而說立如奉行吃齋、念佛、唪經、參禪、打坐等生活的人和扶乩、拜神、煉丹、修仙等樣人，不論他為佛教徒，或佛教以外的信者，或類此者，都統括在內。十年來這樣態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約連年變亂和生計太促，人不能樂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緣，而數百年來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復為西洋潮流之所殘破，舊基驟失，新基不立，惶惑煩悶，實為其主因。至於真正是發大心的佛教徒，確乎也很有其人，但百不得一。我對於這種態度－－無論其為佛教的發大心或萌乎其他鄙念－－絕對不敢贊成；這是我全書推論到現在應有的結論。我先有幾句聲明，再申論我的意思。我要聲明，我現在所說的話是替大家設想，不是離開大家而為單獨的某一個人設想。一個人可以有為顧慮大家而犧牲他所願意的生活之好意，但他卻非負有此義務，他不管大家而從其自己所願是不能非議的。所以我為某一個人打算也許贊成他作佛家的生活亦未可定。如果劃一定格而責人以必作這樣人生，無論如何是一個不應該。以下我略說如何替大家設想即絕對不贊成第三態度之幾個意思：
（一）第三態度的提出，此刻還早的很，是極顯明的。而我們以前只為一步走錯，以致貽誤到那個天地（試回頭看上文），此刻難道還要一誤再誤不知鑒戒嗎？你一個人去走，我不能管；但如你以此倡導於社會，那我便不能不反對。
（二）我們因未走第一路便走第二路而受的病痛，從第三態度將有所補救呢，還是要病上加病？我們沒有抵抗天行的能力，甘受水旱天災之虐，是將從學佛而得補救，還是將從學佛而益荒事功？我們學術思想的不清明，是將從學佛而得藥治，還是將從學佛而益沒有頭緒？國際所受的欺凌，國內武人的橫暴，以及生計的窮促等等我都不必再數。一言總括，這都是因不像西洋那樣持向前圖謀此世界生活之態度而吃的虧，你若再倡導印度那樣不注意圖謀此世界生活之態度，豈非要更把這般人害到底？（三）我們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寧息國內的紛亂，讓我們的生命財產和其他個人權利穩固些；但這將從何種態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如劉仁航先生等－－就以為大家不要爭權奪利就平息了紛亂，而從佛教給人一股清涼散，就不復爭權奪利，可以太平。這實在是最錯誤的見解，與事理真像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則自其人之向前爭求態度而得生產的。但我們大多數國民還依然是數千年來舊態度，對於政治不聞不問，對於個人權利絕不要求，與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所以才為少數人互竟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變亂遂以相尋，故今日之所患，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大家太不爭權奪利；只有大多數國民群起而與少數人相爭，而後可以奠定這種政治制度，可以寧息累年紛亂，可以獲持個人生命財產一切權利，如果再低頭忍受，始終打著逃反避亂的主意，那麼就永世不得安寧。在此處只有趕緊參取西洋態度，那屈己讓人的態度方且不合用，何況一味教人息止向前爭求態度的佛教？我在《唯識述義》序文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已」。就是為此而發。我希望倡導佛教的人可憐可憐湖南湖北遭兵亂的人民，莫再引大家到第三態度，延長了中國人這種水深火熱的況味！
（四）怎樣促進世界最近未來文化的開闢，是看過四外情勢而知其必要；但這是第一路文化後應有的文章，也是唯他所能有的文章；照中國原樣走去，無論如何所不能有的，何況走印度的第三路？第一路到現在並未走完，然單從他原路亦不能產出；這只能從變化過的第一態度或適宜的第二態度而得辟創；其餘任何態度都不能。那麼，我們當然反對第三態度的倡導。
我並不以人類生活有什麼好，而一定要中國人去作；我並不以人類文化有什麼價值，而一定要中國人把他成就出來；我只是看著中國現在這樣子的世界，而替中國人設想如此。我很曉得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我執、法執。卻是我沒有法子教他從此而得救，除非我反對大家此刻的倡導。因為你此刻拿這個去倡導，他絕不領受，人類總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來，非讓你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問題的硬釘子上，他不死心的。並且他如果此刻領受，也一定十九是不很好的領受－－動機不很好。此刻社會上歸依佛教的人，其歸依的動機很少是無可批評的，其大多數全都是私劣念頭。藉著人心理之弱點而收羅信徒簡直成為彰明的事。最普通的是乘著世界不好的機會，引逗人出世思想；因人救死不贍，求生不得，而要他解脫生死；其下於此者，且不必說。這便是社會上許多惡劣宗教團體的活動也跟著佛教而並盛的一個原故。再則，他此刻也絕不能領受。當此競食的時代，除非生計有安頓的人，一般都是忙他的工作，要用工夫到這個，是事實所不能。他既絕不領受，又絕不能領受，又不會為好動機的領受，那麼幾個是從此而得救的呢，還有那許多人就是該死的？既不能把人渡到彼岸，卻白白害得他這邊生活更糟亂，這是何苦？不但禍害人而且糟蹋佛教。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滿而後才有他的動機，像這樣求生不得，就來解脫生死，那麼求生可得，就用他不著了。然在此刻倡導佛教，其結果大都是此一路，只是把佛教弄到鄙劣糊塗為止。我們非把人類送過這第二路生活的一關，不能使他從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見其真，這是我的本意。
孔與佛恰好相反：一個是專談現世生活，不談現實生活以外的事；一個是專談現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談現世生活。這樣，就致佛教在現代很沒有多大活動的可能，在想把佛教抬出來活動的人，便不得不謀變更其原來面目。似乎記得太虛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藉著「人天乘」的一句話為題目，替佛教擴張他的範圍到現世生活裡來。又彷彿劉仁航和其他幾位也都有類乎此的話頭。而梁任公先生則因未曾認清佛教原來怎麼一回事的原故，就說出「禪宗可以稱得起為世間的佛教應用的佛教」的話（見《歐游想影錄》）。他並因此而總想著拿佛教到世間來應用；以如何可以把貴族氣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讓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的問題，訪問於我。其實這個改造是作不到的事，如果作到也必非復佛教。今年我在上海見著章太炎先生，就以這個問題探他的意見。他說，這恐怕很難；或者不立語言文字的禪宗可以普及到不識字的粗人，但普及後，還是不是佛教，就不敢說罷了。他還有一些話，論佛教在現時的宜否，但只有以上兩句是可取的。總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現世來用的；若因為要拉他來用而改換他的本來面目，則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對佛教的倡導，並反對佛教的改造。
我提出的態度
於是我將說出我要提出的態度。我要提出的態度便是孔子之所謂「剛」。剛之一義也可以統括了孔子全部哲學，原很難於短時間說得清。但我們可以就我們所需說之一點，而以極淺之話表達他。大約「剛」就是裡面力氣極充實的一種活動。孔子說「吾未見剛者」。「剛」原是很難作到的。我們似乎不應當拿一個很難作到的態度提出給一般人；因為你要使這個態度普遍的為大家所循由，就只能非常粗淺，極其容易，不須加持循之力而不覺由之者，才得成功。但我此處所說的剛，實在兼括了艱深與淺易兩極端而說。剛也是一路向，於此路向可以入的淺，可以入的深；所以他也可以是一非常粗淺極其簡易的。我們自然以粗淺簡易的示人，而導他於這方向，如他有高的可能那麼也可自進於高。我今所要求的，不過是要大家往前動作，而此動作最好要發於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慾望的計慮。孔子說：「棖也欲，焉得剛」，大約欲和剛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動；卻是一則內裡充實有力，而一則全是假的－－不充實，假有力；一則其動為自內裡發出，一則其動為向外逐去。孔子說的「剛毅木訥近仁」全露出一個人意志高強，情感充實的樣子；這樣人的動作大約便都是直接發於情感的。我們此刻無論為眼前急需的護持生命財產個人權利的安全而定亂入治，或促進未來世界文化之開闢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參取第一態度，大家奮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態度的人生裡面，將不能防止他的危險，將不能避免他的錯誤，將不能適合於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過渡時代。我們最好是感覺著這局面的不可安而奮發；莫為要從前面有所取得而奔去。我在李超女士追悼會即已指給大家這個態度，說：「要求自由，不是計算自由有多大好處便宜而要求，是感覺著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但須如此，即合了我所說剛的態度；剛的動只是真實的感發而已。我意不過提倡一種奮往向前的風氣，而同時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頹流。我在那篇裡又說：「那提倡慾望，雖然也能使人往前動作，但我不贊成」；現在還不外那一點意思，施今墨先生對我說的「只要動就好」，現在有識的人多能見到此；但我們將如何使人動？前些年大家的倡導，似乎都偏慾望的動，現今稍稍變其方向到情感的動這面來，但這只不過隨著社會運動而來的風氣，和跟著羅索創造衝動佔有衝動而來的濫調；並沒有兩面看清而知所揀擇，所以雜亂紛歧，含糊不明，見不出一點方向，更不及在根本上知所從事。這兩年來種種運動，愈動而入愈疲頓，愈動而人愈厭苦，弄到此刻衰竭欲絕，誰也不高興再動，誰也沒有法子再動，都只為胡亂由外面引逗慾望，激勵情感，為一時的興奮，而內裡實際人人所有只慾望派的人生念頭，根本原就不弄得衰竭煩惱不止。動不是容易的，適宜的動更不是容易的。現在只有先根本啟發一種人生，全超脫了個人的為我，物質的欲慕，處處的算帳，有所為的而為，直從裡面發出來活氣－－羅素所謂創造衝動－－含融了向前的態度，隨感而應，方有所謂情感的動作，情感的動作只能幹此得之。只有這樣向前的動作才真有力量，才繼續有活氣，不會沮喪，不生厭苦，並且從他自己的活動上得了他的樂趣。只有這樣向前的動作可以彌補了中國人夙來缺短，解救了中國人現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應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適合我們從上以來研究三文化之所審度。這就是我所謂剛的態度，我所謂適宜的第二路人生。本來中國人從前就是走這條路，卻是一向總偏陰柔坤靜一邊，近於老子，而不是孔子陽剛乾動的態度；若如孔子之剛的態度，便為適宜的第二路人生。
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
明白的說，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一個個替他開出一條路來去走。一個人必確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動，多數人也是這樣；只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從裡面發出動作，才是真動。中國不復活則已，中國而復活，只能於此得之，這是唯一無二的路。有人以清代學術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文藝復興的真意義在其人生態度的復興，清學有什麼中國人生態度復興的可說？有人以五四而來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這新運動只是西洋化在中國的興起，怎能算得中國的文藝復興？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自己人生態度的復人；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可以當得起。
蔣百里先生對我說，他覺得新思潮新風氣並不難開，中國數十年來已經是一開再開，一個新的去，一個新的又來，來了很快的便已到處傳播，卻總是在筆頭口頭轉來轉去，一些名詞變換變換，總沒有什麼實際干涉，真的影響出來；如果始終這樣子，將永無辦法；他的意思似乎需要一種似宗教非宗教像倭鏗所倡的那種東西，把人引入真實生活上來才行。這話自是不錯，其實用不著他求，只就再創講學之風而已，現在只有踏實的奠定一種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下的種種學術種種思潮而有個結果；否則我敢說新文化是沒有結果的。至於我心目中所謂講學，自也有好多與從前不同處；最好不要成為少數人的高深學業，應當多致力於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我們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極寬泛、極通常，簡直去容納不合孔子之點都不要緊。孔子有一句「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話，我想拿來替我自己解釋。我們只去領導大家走一種相當的態度而已；雖然遇到天分高的人不是淺薄東西所應付得了，然可以「極高明」而不可以「道高明」。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來看孔家諸經的；看了孔經，先有自己意見再來看宋明入書的。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由我去看，泰州王氏一路獨可注意；黃黎洲所謂「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而東崖之門有許多樵夫、陶匠、田夫、似亦能化及平民者。但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我於這種生活還隔膜，容我嘗試得少分，再來說話。
世界的態度
其實我提出的這態度並不新鮮特別，巧妙希罕，不過就是現在世界上人當此世界文化過渡時代所要持的態度。我所謂情感的動，不但於中國人為恰好，於世界上人也恰好，因為我本是就著大家將轉上去的路指說出而已。
（選自《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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