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法國哲學家馬塞爾（1887∼？）《反叛人類的人》一書中的一節。在略帶晦澀的論述中，馬塞爾表達了他對「民主化」與「科學化」負面作用的體認，從而顯現了他對「信仰價值、信仰意志、人間愛」等的求索熱情。二十世紀假借「民主」與「科學」之名，摧毀了傳統思想的基本秩序，而一個徹底解放了的思想空間，將如何重新獲得新的價值坐標，或新的生存意義？馬塞爾的文章，也許有偏頗之處，卻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這類書本的討論中，到底含有些什麼樣的普遍結論呢？的確，預言不能構成問題。就人的觀點而論，一切事物都不會終結，也不是我們曾經「賭過」的。宿命論是一種罪惡，甚至是罪的源泉，這點必需先弄清楚。哲學家決非預言者，就任何意義而論，都不是預言者。換言之，哲學家並非常常站在「神」的地位，如果在思索過程中，哲學家竟然這樣做，那不僅是荒謬，而且是冒瀆行為。此處，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需知道，真正的預言者決不將自我安放於神的立場，而是讓自身成為虛空，使神能在其中說話，這點非常不同，而且這種崇高使命也不屬於哲學家。今天，哲學家最重要－－或許也是唯一的義務是：教人如何防衛自我，也就是如何對抗那非人性的異常誘惑，因為現今已有許多人屈服在這誘惑中。的確，在尼采所謂「神已死」的情況下，人的苦悶繼續增長，似無已時。對明究此事並加思索的人而言，最嚴重的問題往往是不思不想者認為索然寡味的事物。自我質問或猶疑不決，似乎與行動的要求難以並存，試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一著例。非宗教性的人－－亦即斬斷羈絆的人－－將成為不服從者、拒絕者。但我們必須先回到辯證法過程，因為以往我們常常只注意發展，而不曾對此辯證法過程加以思索。拒絕者如果與其自我始終一貫，就成為完整的虛無主義者。但完整的虛無主義者，由於仍必需與生存條件、生存結構發生關連，因此只能以極端形態或根本無行動力的例外者而存在，無論如何，必需警惕，千萬不可陷入拒絕者的誘惑中，也不可陷入觀念上單一存在的誘惑裡，這樣的單一隻能在主觀上存在，本質是屬於「獨語式」的。「我」不能客觀說話，只有人們才能客觀說話，客觀必須是複數。只有在拒絕者中，才有所謂不自然的枷鎖。－－我常想將這不自然枷鎖對比來看。在家庭與社會組織健全時，自然枷鎖可以把同一家庭的成員或同一城鎮的居民結合起來。從這種考察出發，我們不能不重估前人所完成的最深透的小說－－而且，在本質上是最具預言性的小說：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惡靈」。老實說：在已知的世界裡，人存在已被真正的枷鎖互相結合起來，就另一層次而論，對超越了「人」，並將人包干其中，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結合。拒絕者則已與這高層次原理絕緣，完全不具存在論的屬性，常想以虛構的未來投影代替這項原理，最後，只有陷入虛無，縱然他們想在這虛構投影上披加現實的外衣，因而用盡美的辭藻，結果仍然只是非現實性、虛構的代用品。
可是，就在這一點上，出現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實，我們十分清楚由抽像概念達到抽像化的過程，抽像概念中似乎含有具體的生命，這正如人體中癌組織的生長相似，是一種異常而不健康的生命，只有依靠經驗，才能瞭解何時、何地、如何形成這類生命的種種問題。我們應該注意考察的是：第一、如何由都市與產業的集中而形成大眾的條件，第二、在不能承認存在者的尊嚴、亦即不能認為有實體的情況下，大家如何以獨裁者為核心，而結成狂熱集團聚於其左右，以致似乎無可避免地帶有電流與磁性。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歷史學者，對這兩個問題，只能予以概略論述，可是為了模仿生命，揭示大眾，我們必須超越歷史與社會學提供的資料，舉出可稱為「死」的社會法則，在恐怖中才能達到力之頂點的社會力學法則，以及多少帶有永恆性的條件。無疑地，如果我們希望由尊嚴與充實中再度發現人性，就必需像已浮上水面的潛水夫一樣，盡力再掙脫恐怖之夜的束縛。可是，正如我一再強調的，技術本身並不是惡，甚至可說是適得其反，但如果我們不能統制技術，並為了將其置干將來的從屬地位而認真奮鬥，那麼，技術必會集中於拒絕者身側，並由其親自予以組織化。虛無主義有時帶有技術萬能主義的色彩，同時，技術萬能主義也無可避免地會成為虛無主義，這是當前世界中奇妙而意義深長的事實。技術萬能主義與技術固有的領域之間，就理論上而言，有絕對的差異，但事實上，這差異似已消失。不過，虛無主義與技術萬能主義問的關係並不明顯。虛無，亦即全面性的否定，是技術萬能主義隱藏於其最深處的秘密，也正因這個秘密，它才能從各種角度顯現出來。在終極點上，美國技術萬能主義的罪惡與蘇俄並無不同：但此處必需注意的是，應該先考慮美國目前趨向極端發展的情況，然後再下裁決，否則，就會成為一個太輕率的裁決，像一般知識常作的裁決一樣，因為他們對自己所說的並沒有具體而詳細的知識。
從上述一些相當錯綜的觀察中，還可獲得更明確的警告。
這些警告中最緊要的，可以下列形式來表達：只要一開始思索－－此處思索意指反省－－思索行為本身，就如哲學史所示，將伴隨誘惑俱來，誘向超然，誘向自我的孤立化。可是，只有在反省尚未達到一定層次時，這誘惑才能存在。同時，我所謂的「自我」，並非指「根源」而言，而是指一種妨害，只要能真正瞭解這個自我，就能克服誘惑。由於這難以消除的幻覺，我們的自我常會以自身為銀幕，而自我本性是放映機，但，發光的並非來自自我，斷非來自自我。自我，就本質而論，是內部的裝飾，廣義言之，一切自負、偽裝、優越都是它的本性。認清這種根本責任之後，為了完成它，我們應如何全力以赴？換言之，作為一個哲學家，我應信奉的最重要之倫理戒律為何？無疑的答案是切勿冒犯此「光」，所謂「光」此一語詞，應有怎樣的正確意義？我並非將它當作比喻來用，因為一旦用比喻來判定語言的關係，我們就不能擁有語言。約翰福音開端就說：「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這正是以最嚴謹的方法，恰當而無可比擬的語言，規限了人存在最普遍的性格，如果再加上一句：除非人被這光所照亮，否則就不是人。作為福音原句的衍生，那麼其義更明。雖然如此，拘於不得已之心態，關於「光」這個字的意義，仍然只能規限為愛與真理極限之同一性，低於這極限的真理即是擬似的真理，換言之，無真理的愚，就某些方面而言，實為妄想。由此，我們可接近此光，但仍需自問：那目前仍是神秘、特殊的條件究竟為何？現在，暫時按下本書經常提及與思索有關的啟示，先談談下面的事實：我們扮演的角色在於不妨害此光貫穿我們而過，同時，為了彼此，所有人都應讓此光閃爍輝煌。儘管外觀備異，這總是積極的角色。總之，自我是自負，偽裝而優越的，我們要戰勝自己，粉碎其錯誤主張，能以此為主要義務，就是積極的角色，這只有靠自由才能達成，就某一意義而論，這也就是自由。
除此而外，我們還可舉出若干應該抵抗的誘惑，其中最危險、而且流傳最廣的誘惑之一就是：受數字（及統計）的迷惑。墮落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單純獨斷間，在此完成了最令人作嘔的共謀。即使就想像力而論，一旦習慣於受無任何對應的數字之欺，精神就開始腐敗－－不論數字是無限大或無限小，都同樣真實。當然，如果否認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在他們的領域內從事這種危險運作的成就，那是瘋狂之舉，但我們必需認清，一旦數字及統計從他們的領域移向其他領域時，即開始面臨危機。具體地說，就是從適用特殊方法之特殊領域，轉移到人所具有的具體行為之領域。我們必須在後一領域中，重建「鄰人」這一語詞的意義及其所內含的肯定。在福音書及哲學反省的成果上都已顯示了其豐碩的收成。著名的法國古生物學家曾以實例向我們顯示了一種錯誤，不可不談。他是一個堅信的基督徒，但也同時擁有無與倫比的數之魅力。在一次會議席上，曾就世界的進步，說出他自己的信念，當時，另外一個人提到在蘇俄勞動營中有數百萬人正瀕臨死亡的事實，引起了他的關注，於是，高呼說：「與廣遠的人類歷史相比，數百萬人算得了什麼！」這是一句多麼冒瀆的話！由於他只用幾百萬、幾億這種概念來思維，因此，無法想像像單獨的個人面對難以言宣的痛苦現實時，是怎樣的情景。一旦一個人只能用「件數」，亦即只能用抽像概念來思考，那麼，數字的幻影遂將痛苦的現實從他眼中隱去。
在我撰寫「存有的秘義」一書的序言中，曾提議用「新蘇格拉底主義」來稱呼我今後的思想。在以前的種種敘述，已充分說明了此中的含義，「復歸於鄰人」似乎正是以新蘇格拉底方法接近存在的真正條件。由於我們離開了鄰人，這個社會才變成一片迷茫，我們已無法區別存有與非存有。可是，技術萬能主義只有在將鄰人抽離化、終止否定鄰人時才能成立。我記得一個具有優秀知性，卻又受現代錯誤毒害甚深的人，曾對我提出一個意見：某次，當我以讚賞的語氣說到一個中產階級的法國基督徒，雖然遭遇大困難，仍雄心勃勃想要養育許多孩子的事時，他以強烈的語調駁斥說：「我無法贊同你的說法，美國當局在調查世界資源之後，最近已獲得一個結論，如果你知道了這個結論，那麼，你所稱讚的多產，顯然是一個愚話！」我們朋友中的一位劇作家－－可以說是喜劇作家，說起一對年輕的夫婦，他們在決心生孩子之前，想先知道一下南美與中非的收穫狀況，於是，急忙趕到專家處探問。但他們忘了法國本地的情形，由於多年累積的錯誤，法國的許多沃上已荒廢不耕。我們不能以世界的規模來考慮家庭，也不能將家庭的地平線擴展至無限，如果一旦以這樣的想法來考慮一切，就會成為技術萬能主義者。
當然，只是不承認世上有因人口過剩引起的可怕現實問題，我大概就會陷入壞的信仰中。可是，在今天這種處境下的人，是否能應付這問題，甚至，是否能以可理解的語言說明它？這實是「製造者」的問題，「人類的製造者」這想法是矛盾的。由於不承認這問題，我們必須不斷支付很高的代價－－即發現自我正處於低落精神水準的代價，作為補償。這時，在使人免於極度傲慢的防衛上，科學家與行動人扮演了哲學的角色。我們哲學家的義務，不僅要使普遍性的不滅權利獲得廣泛承認，而且還要進一步小心區分、整理能有效防衛此一權利的領土。在本書序文中，我說過：「普遍性」這一詞語具有混紊曖昧之義，容易引起誤解，幾乎無可避免地，我們會以表示一般性之最大量，來理解「普遍性」，但這正是大錯而特錯的誤解。最好的解釋莫過於：從天才精神的最高表現（即具有最偉大性格的藝術品）中尋取支柱。我自己是音樂家，所以想起了貝多芬晚年的作品。任何人都知道，在貝多芬的作品中一切一般性的觀念都不能適用，而他的111號奏鳴曲，127號四重奏，卻能導引我們深入人類最深、最神聖的內心世界，在自明而不能規限的意義上，這些作品所指的「人類」只是很有限的數目，但仍一點不影響其普遍價值。普遍在深刻的層次中有其地位，但在廣度上則無。此處，仍有一個我們必須極端警惕的觀念：是否只有「個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普遍性？我們不能拒絕社會的原子論概念，一如拒絕社會的集團概念一樣。正如居斯達夫·迪龐所含蓄表示的意見：這兩個概念實為使此一過程解體的兩個互補層面。如果沒有交往，真正的深刻即不能存在，但在因自我中心，而成病態硬化的個人間，交往絕無實現的可能，即使置身群眾的中心，也不可能發生交往。我最近撰寫的書，大部分都以「相互主體性」為前提，如果沒有這觀念，則一切精神性都成空言，只有這觀念才能開展個人的胸襟。
從行為觀點來看，這事實有特殊的重要性，它為我們展開了全新的地平線，只有在以愛心賦予生氣的有限集團中，普遍性才能真正實現。因此，在批判思索之前，先使貴族主義觀念再度重回，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在平等主義名義之下，藉有限思考的最壞理由，貴族主義已使人不敢相信。要使它重回，必須刷新其內涵。職工的貴族主義或許已如此，我之所以說「已如此」，因為法國職工大多已因愚笨的立法遭受組織性的毀滅，所以才不得已用「已」字的過去式來表示。但，重建貴族主義絕對必要，因為，所有的平等化過程都是下降的、朝向位階秩序的下部。上升的平等化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怎樣的焦點上，這種新貴族主義才能建立？這才是該切實探求的問題。這問題也許無法獲得一般性的解決，因為各個集團都有其個別的問題，而且，也只能有個別的問題，由這些個別的問題以適應情況、注意制度、個性與生活觀，因而形成自我。
不過，這樣的集團常有因自我閉鎖而形成派閥的危險。一旦如此，這集團就會背離普遍價值，喪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一個集團在與其他精神迥異，或意見交換頻仍的集團，發生關係時，必須經常處於一種自動期待、自動采擇的狀況，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義務。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裡，各個集團才能成為有生命的集團，才能免於那因自我崇拜而生的病態硬化，而集團的生命才能隨時間而發展，並超乎時間之外，將自我導向一完成的方向，更以想像力遙見其完成。雖然，這終結僅為一空疏的想像，但它也能成為生命的原動力，以及一切真正活動、真正創造的原動力。這樣的生命，就其本質而言，是冒險的，它無法避免危險，甚至可說危險已成為必要條件。此外，這類生命原理，既不能一般化，也不能以「體系」來表示，凡能還原為體系的事物，往往不能與活用生命最深遂的內在要求並立。這要求含有精神與心的一切神秘，將這類觀念用於具體性工作，亦即將其肉體化，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如果這些指導觀念沒有明確的具體性，則將成為謊言。我們可以說，任何人－－意指過著最慎重生活的人，正如引起我們注意的人一樣－－都能使這些指導觀念肉體化，並在其過程中發現自己，這也就是說，每個人都願意在自我之中或之外，使真理與愛的精神發揚光大。但，相反的命題仍然存在：每個人也都會用他所有的拒絕力來阻止這類精神的煥發，而使愚昧（引導世界與自我走向毀滅的愚昧）、不信任與內在分裂的狀態繼續存在於世界上。存有的秘密無論受到怎樣的限制，都會發現一個領域，以生命將我們自己的活動與愛與真理的普遍目的結合起來。這樣的領域如果不能存在，我們就不能對必需完成的工作有所貢獻。在使自己相信的過程中，難免發生謬誤與過失，其中最大的謬誤就是否定這項工作的存在，或否定對這工作的要求，而閉鎖於荒涼的自由意識中。
當然，對我這種企圖連結哲學反省與實際智慧的要求，難免會有反對的論調出現，但我不願就此多加評論。在這些反對論調中，最嚴重的當推下列的敘述：「有人企圖引起我們對鄰人感情及直接環境意識的注意。這企圖，在本質上難道不是反動的？其結果難道不會掃去我們經由幾世紀辛勤而獲得的成果？你不僅在科學與哲學之間，同時也在現代科技活動無限擴延的世界與由親密意識導引而引起哲學反省的狹隘世界之間，樹起毀滅的絕緣狀態。你認為這種親密意識常與你的存在意識結合，當然，你是否已明確承認，我不得而知。但，你豈非唆使教訓與哲學家論說的人，固定於各類技術世界的某一層面？就像他們以懷疑、吝嗇的方式利用這世界所提供的財富一樣。如果賢者，在某種意義上，不願進一步關心現代的技術世界，那他豈不是要對這世界負咎，而眼睜睜看著它陷於崩解的命運？」
但問題是否能用這類一般語句，或批評家擅長的極端想像語句來敘述，著實可疑。我曾指出，設走一種極端情況，並以之作為討論根據是危險的輕率。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關心技術世界的並非哲學家、賢者。只有他們把自己視為奴隸時，這項工作才能完成。但我們必須指出由粗略思考引起的謬誤，以及在想像中構成事實上並不存在之統一性的謬誤。「技術世界」即這類空想統一的一例，「哲學」亦然。以權力立場與權力觀點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劃一」將意謂世界的毀滅。如果不受到語言的束縛，這類物質上的「劃一」顯然與精神意義中的唯一統一（即心與精神的統一）沒有絲毫關連，即便對哲學家而言，這類事物，也是一種偶像。反省生活是人類活動的任何階段都能夠經過的現實存在。總之，我認為行政官與醫生、法官並無不同，而現在一般人一談到哲學家，立刻想到大多是大學中的哲學教授，這也是事實，但可悲的是，今日，哲學教授本身，已如我們上文討論所述，早已遭受想像得到的最壞誘惑。例如，在巴塞爾大學，一位具有優秀知性的年輕哲學教授對我說的話即一著例，在一次公開議席上，當我說及哲學家在今日世界中的任務時，他客氣而有禮地批判我的意見說：在這樣的時代裡，哲學家「不應把行為方針是否適合時代」當作問題。但他不知道，如果哲學家中有人認為只能以這類絕對性立論，那麼，他已完全喪失對具體問題提供適切貢獻的資格。當要決定對一個政治問題採取某種立場時，沒有人會像多數哲學教授那樣，表現得如此愚拙，他們具有一種輕率的精神，我覺得亞倫（法國哲學家、作家、莫洛亞之師－－譯注）早已清楚地看破這一點。這般哲學家與醫生、建築師等技術者不同，主要只與語言。觀念接觸，幾乎不曾觸及真正的事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自我的幻想中翱翔天際，就像不知如何走路卻蔑視步行的人一樣，結果是憂鬱的幻想症，我們的世界正如並未離開座椅卻相信正在跳躍一樣，製造出來的，其中已有一種類似夢遊的狀態，在本質上，是無法意識到自我的。這狀態存在於用純粹抽像觀念來思索的人群中。最近，我曾到摩洛哥去旅行，我恐懼地觀察到一些人已犯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罪惡，這些沉迷於意識形態裡的人，已拒絕了現實，任意選擇抽像概念，甚至主張用它來裁斷與抽像概念不僅不能獲得實際效果，而且內含無限混亂的可能。因此，我想用這篇論文開端的句子作為結論：只有不寬容、不懈怠地控訴抽像化精神，哲學家才能從人的本身當中拯救人，而盡了自己的責任。哲學家常被加以保守、反動或法西斯主義的頭銜而遭受非難，但對他而言，這些究竟算什麼？將這些責難投射到哲學家身上的是大眾，是那般捧著大眾神位的人。但，大眾就是虛偽，哲學家應該自覺到將自我作為證人，以對抗大眾，擁護普遍性。
黎蘊志譯
（選自《廿世紀命運與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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