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戰爭。要理解一個時代，不瞭解這個時代的戰爭手段是不可想像的。即使這個時代裡戰爭並沒有真的發生，它的許許多多的特性也是由這個時代的戰爭手段決定的。在核時代以前的幾百年中，這個星球上許許多多的事情，包括其政治地圖，是由槍炮決定的。而在延續至今的核時代，這個星球上更多的事情是由核武器決定的——儘管除了在廣島和長崎之外，核武器從未被使用過。核武器這一軍事技術革命，維持了半個世紀的「恐怖的和平」，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基本國際格局，因而，以它的名字冠稱這個時代是十分恰當的。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我們聽到了又一次「軍事技術革命」的說法。信息技術使得武器的性能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善，這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信息時代對於人類生活的改變使得許多前所未有的打擊對像和打擊手段出現了，這有可能使未來的戰爭完全改觀，這才是更深刻的軍事技術革命。
阿爾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來的戰爭》一書中寫道：「在21世紀來臨之際，要生存就不能光靠本能。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不管你是軍人還是老百性，都要對知識、財富和戰爭這三者之間的新的革命性關係，有一番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本書的目的在於勾畫出信息時代的大輪廓，戰爭這一筆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本書不是一本專業軍事書籍，我不擬全面地展望21世紀的軍事革命，只是挑選我認為與信息時代最有關，最能加深我們對於信息時代各種力量的理解的部分加以描述。廣義地說，這一部分是講述人類手中所掌握的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的各種力量。
第三章 國家：最代表延續性的斷層線
現在我們必須談到國家了。因為即使到了21世紀，大多數世界地圖上最為醒目的輪廓線恐怕還是國境線，各個不同的色塊還是代表國家而不是代表別的（當然，海洋除外）。在不同智商人群之間的階層劃分的重要性，不是體現在其絕對值上，而是因為它的重要性因最具有信息時代的特點而增加得很快。種族斷層線的重要性則主要在於其永久性：有朝一日國家消亡了，種族也還不見得就融合得很好了（何況還可能有新的人造種族出現呢！）。但就其在可預見的三、五十年之內的當量，恐怕還是趕不上國家，國家在此期間，還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員——至少大國仍舊是。
但在信息時代確實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國界，削弱了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基本單位的壟斷權。另外還有一些因素則要求國家繼續發展其效能。我們將分別考察這些因素。
國家應該有多大？
美國學者約翰·紐豪斯(JohnNewhouse)在《外交事務》1997年1月/2月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歐洲的正在崛起的地區主義」(Europe'sRisingRegionalism),其開首第一句話就是「民族國家對於處理日常生活來說是太大了，而對於處理國際事務來說又是太小了。」這個說法在目前是十分典型的，而且事實上也似乎確實是這樣，否則就無法解釋歐洲國家為什麼一方面要搞歐洲聯盟，甚至貨幣都要統一起來（這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另一方面卻像紐豪斯所說的那樣，歐洲許多城市等其他級別的政治實體另搞一套，自己串聯，不再聽命於國家，也不再指望國家。
促進這種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跨國界活動越來越多。「經濟一體化」這個詞是不用再說了，我們聽得夠不夠了。信息技術當然是「經濟一體化」的催化劑，並且使其更為徹底。而單個國家在協調「一體化」的經濟活動，包括貿易問題、勞工福利標準、消費者權利等許多方面都力不從心。
另外，在許多方面，如立法，打擊有組織的犯罪等等，由於信息技術的進步，也使得國界越來越模糊，國家越來越不管用。僅舉幾個小例子：如掃黃，網際網絡一普及，這黃是沒辦法掃的，如果你立法，不讓搞黃色站點，那好辦，我把站點搬到一個在這方面法律比較松的地方去，由於信息技術的進步，我就是搬出幾萬公里，也增加不了幾個錢的花費，你用技術手段封我的網址，好，我換一個網址馬上又繞了回來——實際上，網際網絡上的黃色站點成千上萬（據《時代》週刊1995年7月3日PhilipElmer-Dewtt的文章「電腦黃毒」(Cyberporn)報道：美國研究人員在18個月的研究過程中在網上找到了917,410幅黃色照片，短篇小說和電影片斷等），封不勝封，除非你把整個網絡掐斷（那樣你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恐怕又受不了）；又如賭博，美國一些州是不准賭博的，但賭場老闆把網上賭場設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實只要搬一個服務器過去就得，就避開了美國的法律。還有版權問題，對於網上出版物來說，哪裡版權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去。信息技術使得許多立法、司法與執法問題變成了跨國界的問題，否則就不能奏效。
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中提到了在幾個領域內「中間」層次都將消失。比如，他認為處理信息和批發產品的中間人最好是另謀生路，他也認為，公司的中間管理層次將被削平。在信息時代，這樣的前景可以舉出很多。例如，在軍事方面也會出現這樣的變化，依靠能夠實時分析、處理大量數據並相互交流的計算機網絡技術，高級指揮官可以同時指揮和協調數量極大的單兵，不再需要團、營、連、排、班等中間層次。實際上，信息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沒有中間層次（想想我們在第一章所說的「兩層網」，無論是兩層之間，還是任何一張網之內，都符合這個特性。）這在網際網絡上體現得極為充分：一方面，網際網絡極大，覆蓋著整個地球，幾千萬人——將來是幾億、幾十億人——附著於其上，另一方面，在網際網絡中完全沒有中間管理層次，個人只要直接附著於其上就可以在信息空間中漫遊了。在信息社會中，個人（或社區）的社會、政治生活也有這個趨向：一方面人（或社區）與人（或社區）在整個地球的範圍內互相聯繫和交往，因而需要一個極為龐大的社會、政治框架作為支撐，另一方面，恰恰由於個人（或社區）可以在如此大的範圍內活動，他（或他們）對於中間層次的依賴及中間層次對於他的控制力都將下降，而原來的民族國家很可能恰恰屬於這個倒霉的中間層次。
那麼，究竟國家應該有多大才能在21世紀發揮作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單位的作用呢？基辛格在其著名的《外交》一書中認為：多半是一些大陸型國家，如印度、中國、統一的歐洲、美國和俄羅斯，再加上日本。基辛格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多半不是信息技術，但他的認為未來的國際秩序當中的基本單位應該相當大這個感覺是對的。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上述這些國家也不夠大——至少對於某些問題是如此。
國家對於武力的壟斷地位將受到嚴重挑戰
在近代以前，國家並不具有對於武力的絕對壟斷地位，在國家內的貴族、軍閥等往往擁有自己的武裝。他們的武裝往往不完全聽命於國家的統一號令（秦統一後的中國這種現象要少一些）。然而，到了近代，國家已成為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單位，它的武力往往佔據絕對的優勢（厄納斯特·吉爾納在《民族和民族主義》一書中認為，國家的定義就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單位）。其他單位往往是不能合法地擁有自己的武力的，而非法地擁有武力的那些集團，如匪幫，其規模與能力也往往無法與國家相匹敵。只有在某些特殊場合，反對國家的武裝力量才強大到足以與國家相匹敵並推翻原有的國家。但在這些特殊場合，戰而勝之的力量往往隨即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政權，於是國家又恢復了對於武力的壟斷。今後，情況則將發生變化，雖然國家的武力仍將佔有極大的優勢，它卻將不得不認真地對待非國家的武裝力量。這一趨勢已日益明顯。
美國《新聞週刊》1997年1月27日發表的一次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32％的人認為在21世紀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恐怖主義，26％認為來自國際犯罪與販毒組織，15％認為是種族仇恨；第四位才輪到民族國家：13％的人認為是中國，4％認為是俄羅斯，1％認為是北朝鮮。這是美國一般民眾的感覺。而美國軍方對於非國家的武裝力量也是認真看待的。美國陸軍在一份關於21世紀力量的戰鬥任務的報告書（TradocPamphlet525-5:ForceXXIOperations，為美國陸軍編寫的小冊子，在網上公開，卻未出版。下載網址為：http://204.7.227.67:1100/force21/tradoc525-5toc.html.）中，明確把「非國家力量」列為「未來的敵人」。
在它的第二章第二節「未來敵人的特點」的B段「非國家力量」寫道：「使用賦予它們類似於民族國家的相當能力的現代技術的非國家安全威脅，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正在向傳統的民族國家環境挑戰。從範圍看可以分為三類。
（1）次國家性的。次國家性威脅包括政治、種族、宗教、文化和民族衝突，這些衝突從內部對民族國家的規定性和權威提出挑戰。
（2）無國家性的。無國家性威脅與他們所屬的國家無關。這些實體不是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這種地位。地區性的有組織犯罪，海盜和恐怖主義活動構成了這類威脅。
（3）超國家性的。超國家性威脅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在地區間乃至全球範圍內活動。它們包括宗教運動，國際犯罪組織，以及協助武器擴散的非正式經濟組織。」
美國陸軍的這份報告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非國家武力所構成的威脅的實在性及其大致的類別結構。我在這裡不想多講具體的非國家武力威脅的故事，如緬甸或拉美的販毒武裝的傳奇故事，墨西哥的犯罪組織如何掌握了與美軍叫板的電子對抗技術等等。這些讀者可以從市面上的許多讀物中找到。我在這裡想從技術、資金、組織能力等方面去說明，這種現象幾乎是信息社會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面對它。
在現代社會中，國家對於武力的壟斷之所以能夠維持的根本原因在於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從頭到尾掌握全套武器系統的技術和製造。其他集團可以合法或非法地獲取一些武器，如槍支、炸藥等，但質次量少，破壞能力有限。相形之下，在古代社會，製造武器的技術十分簡單，國家便難以進行壟斷，但那時的武器破壞力不大，武力的主要基礎是組織、動員能力，而不是武器。信息社會一方面使得武器技術十分開放易得，另一方面這些武器的破壞力又極大，這就給了非國家武力以全新的活動舞台。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信息時代要求你的技術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只有開放系統才能適應技術的迅速升級，並與別的系統相銜接。單搞一套的專用系統是絕對無法與無數家企業，無數科技人員共同努力開發的開放系統相競爭的。現代的整套技術系統是如此之昂貴、龐大，單獨開發、單獨使用，即使是美國軍方也花不起這個錢。因此，現代技術系統必須走軍民兩用的道路而且對所有消費者開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從市場上買得到的高科技產品來製造令人生畏的戰爭武器。托夫勒曾提到，數百萬美國家庭中安裝的有線電視盒中的高精尖密碼加密技術可用於導彈導航；任何人有錢都可以從俄羅斯、法國、日本甚至美國訂購到太空監測影像服務，精度比70年代軍方所擁有的技術要好得多（俄羅斯提供的服務分辨力達到5米，不久就能提高到1米，這意味著可以通過購買就獲得精確度達到1米的諸如軍隊坦克、導彈部署位置的材料）。另一方面，由於信息的高度流通，製造許多武器的專有技術已經大大擴散了。比如說，我就從網上看見了一本教人如何製造各種炸彈的《恐怖分子手冊》(TheTerrorist'sHandbook)，其中各種炸藥的配方，各種炸彈的結構圖、製作方法，延時引信的製作方法等應有盡有。據說亞特蘭大世紀公園內爆炸的那顆炸彈使用的就是與這本書中所提供的一種炸彈完全相同的構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美國新聞界在誇誇其談地說要禁止這類東西在網上散佈時，幫助我找到了這本書。我不想在這裡教讀者們怎樣去找這類東西，但我知道禁是禁不住的——在信息時代，別管是好信息還是壞信息，都禁不住——你最多也就是製造點障礙。據說「沙林」毒氣的配方在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另外，托夫勒曾提到他買到過一本非法刊物叫做《地下室核武器》，當然就是教你怎麼在地下室攢原子彈的了。當然，還差武器級的鈾、鈽什麼的。而這些東西……。
「1994年12月，估計是從俄羅斯走私出來的6.6磅的鈾，在一個捷克物理學家以及據說是「前蘇聯公民」的兩個人的汽車裡被發現，三個人都被逮捕。……
「保加利亞特別警察逮捕了八名前蘇聯公民，他們被懷疑走私核材料及爆炸物。
……
「德國聯邦犯罪調查辦公室告訴德國報紙WeltamSonntag；自1991年以來共有707次跡象指向核違禁品的非法交易，這些核違禁品主要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在1994年，該辦公室知道有182起涉及走私和非法交易放射性物質的案件。在1993年他們登記了123起這類交易。」……
還有其他許多案例，包括涉及武器級裂變材料，恕不一一列舉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安全社會委員會」(CommitteeforaSafeSociety)的網址(http://www.alternative.com/crime/)。更為可怕的恐怕還是生物及化學武器；省錢，易造，不需要太多的設備與材料，需要的只是知識，而知識在信息時代是太豐富，太易得了，當然你得有足夠的智商才行。
要建立強大的武力的另一個要素是資金。從下面一些數字我們可以對於今天的跨國犯罪集團的調動資金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有一個大致的感覺。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毒品與恐怖主義小組委員會1990年提供的數字說，世界上大約有三千億美元是從販賣毒品中獲得的。英國國會國內事務委員會1989年的一份報告說：估計有十八億英磅的毒錢流過這個國家。聯合國的官員們最近估計每年犯罪集團的收入為7500億美元，其中4000－5000千億為毒錢——美國緝毒局估計。這些都是富可敵國（還得是不太小的國家）的數字，從中抽出一些來搞武力真不是太難了。全球聯網的銀行系統十分有助於這些錢的轉移，一筆錢在24小時之內就可以走十幾家銀行。更為可怕的是，將來可以以某些對於銀行管制不太嚴的熱帶國家為基地，建立「網上銀行」，這樣，國家不僅收不到稅，對於錢的流向也一無所知了（上面那些有關毒錢的數字是美、英等國政府通過分析銀行帳目得出的,如果它們不再能夠獲得有關金錢流向的數據，也就無從掌握毒錢的情況了）。更進一步說，隨著加密技術（這我們在後面章節還將深入討論）的進一步發展，完全可以建立正式銀行之外的地下銀行系統——在中國傳統的幫會中就有過類似的系統，如「飛錢」，但如果能夠結合上現代網絡及加密技術，當然就會如虎添翼，並成為各國犯罪集團共同接受的慣例。
看來錢是不成問題了，那麼還有組織能力。有組織的犯罪過去的規模就不小，但現在的趨勢是跨國犯罪組織建立跨種族、跨文明的「戰略同盟」關係：如墨西哥的犯罪集團與哥倫比亞的犯罪集團聯手，墨西哥的犯罪集團與華人「蛇頭」聯手，尼日利亞犯罪集團與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聯手，西西里黑手黨與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聯手等等。現代通迅技術的迅捷及金融系統轉移金錢的便利和隱蔽無疑地促進了這種聯合，並使之效能大大加強。在這個規模上組織起來的犯罪集團是足以和多國政府周旋一番了。實際上，只要非國家力量能在技術、金錢、組織力量上與國家縮小差距，由於它們的靈活性、隱蔽性、無疆界性，非國家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取得對於既跑不了，又得對許多事情負責的國家的優勢。
然而，與信息技術結合得最緊密、最具信息時代特點的非政府武力還不是上述以金錢多、規模大為特點的犯罪組織。實際上，隨著社會走入信息時代，對於信息網絡的依賴加強，一個個人，只要極少的金錢，就可以實施對於國家的「戰略進攻」。當然，他的智商必須極高。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專門討論。
與國家共同發揮作用的組織形式
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1997年的1月/2月號上發表了JessicaT.Mathews的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轉移」（PowerShift,不是托夫勒那本同名的書），專門論述非國家參與者在新的時代的國際國內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非國家參與者之中首先是「非政府組織」，即NGO。提起NGO，我們中國人多半是從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才開始聽說的，但也只是知道她們來了許多人，卻不知道是幹什麼的。Mathews的這篇文章敘述了NGO在今日世界上的影響之大，即使是那些大國政府，包括聯合國，也得與它們合作。NGO不但在民眾中影響大，而且具備許多政府及正式的國際組織並不具備的許多專業知識，因此，政府和正式的國際組織在解決許多問題時不得不求助於它們。另外，在許多國家，NGO提供著許多政府沒有提供或提供得不好的服務，如城鄉社區開發、教育、衛生保健等——特別是在政權不穩，政府無暇顧及這些事務的時候。有些NGO錢不多，但影響很大，但有些NGO錢也不少，如提供各種服務的巨型非政府組織CARE，年預算達四億美元。
Mathews認為，新技術對於NGO的新的急劇增大的影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主要是指網際網絡。網際網絡使得NGO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傳播其思想，擴大其影響，完全打破了政府及傳統媒體對於信息的壟斷，並且可以毫無阻擋地跨越國界。另外，她還從新技術的特點的角度分析了更為廣義的組織形式變遷。她說：「信息技術瓦解了等級結構，把權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體當中。由於極大地降低了通訊、磋商和協調的成本，新技術把分權化的網絡結構置於比其他組織模式更為優越的地位。在網絡中，個人或組織可以相互聯繫以採取聯合行動，卻用不著建立一個有形的或正式的實在機構。在網絡中，沒有任何人居於最高或中心的地位。在網絡中只有許多節點，在那裡一堆個人和群體為了各自不同的目標而交互行動。企業、公民組織、民族集團，還有犯罪卡特爾，全都準備充分地採用了網絡結構。另一方面，政府的精髓卻在於等級結構，無法擺脫一個與新技術造成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兼容的組織模式。
「剛剛開了一個頭的信息與通訊技術的演進，多半將大大偏向於非國家實體，包括我們現在連想都沒有想到的非國家實體，而不是國家。新技術促進非機構化的、靈活轉移的網絡，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級結構，而後者恰恰是單一聲音的主權國家的標誌。新技術消除了問題和機構與一個固定地點相聯繫的紐帶。並且通過賦予個人以力量，新技術弱化了個人對於社團的相對依附，在現代社會中，這些社團中最傑出的就是民族國家。」
以上這兩段話對於我們理解信息時代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必須加上我在第一章裡的那個觀點，在信息時代有兩張網，而不是一張網，這兩張網是相對隔離的。這對於理解我的這本書，以及整個信息時代的社會組織結構也很重要。總體上來說，信息技術將促使權力從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轉移到個人或其他群體手中，但我強烈地認為這些個人或群體不是全體人類，而是認知精英集團。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認識精英集團的網狀「集體領導」，會比等級狀官僚領導更有效率，也更仁慈。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信息時代也許還有些其他因素將加深隔閡，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布熱津斯基的擔憂。
在非國家參與者中，我們不能不提到跨國公司。它們之中的許多也是富可敵國的。如美國的通用電器公司，總資產達兩千五百五十一億美元；福特汽車公司，總資產達一千九百八十九億美元；通用汽車公司，總資產達一千八百八十二億美元。近幾年，又是本來已經十分巨大的跨國公司，進一步大合併的年代。在1996年大的合併就有以下八次：
買主/國家
目標
產業
賣價（億美元）Sandoz AG/瑞士
Ciba-Geigy AG
製藥、化工
301Bell Atlantic Corp/美國
Nynex Corp
電信
213英國電信/英國
MCI通迅公司
電信
213SBC通迅公司/美國
Pacific Telesis Group 電信
165World Com Inc /美國
MFS 通迅公司
電信
134波音/美國
麥道
航空、國防
133US West Media Group/美國
Continental
有線電視、電信 114
CablevisionAxa SA/法國
VAP
保險
106
其中，我們中國人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波音購併麥道，價格達133億美元，但從上表可以看出，這次購併在1996年還排不到太前頭。1996年購併的全部價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這種超大規模的公司是信息時代、高科技時代的一個特點。我們在這一章前面已經說過，信息時代的組織單位的一個特點就是要麼就是極大，大到現在我們所無法想像，要麼極小，小到個人（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認為，到2020年，發達國家中最大的一群僱主將會是「自己」）。因此，我們多半會看到跨國公司進一步的巨型化。
跨國公司在歷史上曾經扮演過政府的角色，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曾經統治過整個南亞次大陸，並引起了對中國的鴉片戰爭。再比如日本的「滿鐵」在中國，美國的許多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它們都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組織，而是插手政治、軍事等多個領域。後來，由於人們對於跨國公司插手其他事務產生了反感和警惕，它們才開始約束自己。今天，隨著信息時代國家疆界的進一步模糊化，跨國公司很可能將插手多方面的事務。它們有足夠的資源，在某些方面還具有相對於國家的信息優勢，因而很可能將成為21世紀具有極大力量的多功能實體。跨國公司插手政治、軍事等事務，曾經有過極其黑暗的章節，在新的篇章中，也許有黑的，也有白的。
非政府組織與跨國公司，將是在未來時代與國家共同發揮作用的主要組織形式。
國家仍將是弱者的主要保護者
美國的《時代週刊》1996年7月22日發表了LewisM.Simons的一篇文章，題為《出賣高科技就業機會》(High-TechJobsforSale)，內容是講波音公司為了向中國出售飛機而從中國購買飛機零件的作法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文中最後一段說：「波音只要能夠得到飛機訂單就能賺錢——即使這些飛機是中國工人製造的也沒什麼關係。無論克林頓和國會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對華貿易政策的實際效果，至少在當下，是保護了美國某些股東的利益而損害了美國某些工人的利益。」這篇文章反映了當下一種十分流行的看法，即經濟一體化雖然對於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們十分有利，卻大大損害了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利益，拉大了發達國家國內的貧富差距。經濟學家們對此是有爭論的，但在過去二十年中，發達國家的非熟練工人每況愈下卻是沒有什麼可爭論的事實。從1973年到1993年，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的美國人的每小時實際工資從11.85美元降到了8.64美元。70年代前期，美國百分之五最富的家庭的收入比百分之五最窮的家庭的收入多十倍，而今天是多十五倍。類似的情況甚至在像瑞典這樣最平均主義的國家也出現了。失業問題在美國已經波及到了中產階級。在高科技產業、信息化社會一片興高采烈的突飛猛進中，為什麼會有一幅這麼暗淡的圖景呢？這就是我在第一章中的那個論點，信息時代對於高智商的人群來說，確實像許多信息時代的熱心支持者所說的那樣，是個人發揮才能，分享權力，獲得自由，實現自我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卻很可能把那些不那麼幸運地具有高智商，受過高教育的人甩下歷史的列車，不管不顧。
在信息時代，發達國家的精英集團會很高興地看到國界的逐漸模糊，最好是消失，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更為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其中當然包括可以壓低發達國家的工人工資所帶來的好處。對於不發達國家的精英集團來說，信息技術所帶來的全球一體化給他們也帶來了更好的商業和就業機會，他們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其所屬國貧窮、落後給他們帶來的不利地位，掙到與發達國家精英集團越來越接近的收入，得到越來越接近的生活條件。然而，對於發達國家的下層階級來說，他們在信息時代就不得不面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激烈競爭了，他們的發達國家國民的身份所帶來的特權將逐漸消失。其實，中國這十幾年的經驗已經十分戲劇性地展現了這一幕：在改革開放初期，即使是中國精英集團，見到任何外國人都會自慚形穢，不自覺地去巴結，十幾年改革開放後的今天可不同了，精英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過上了比西方中下階層遠為富裕的生活（拋開靠腐敗發財的那些人不算，還有一些人是靠智商、靠高科技致富的），已經不大瞧得起一般的「老外」了。講到發展中國家的中下階層，信息時代、全球化對於他們倒也不像發達國家的工人一樣，全都是失，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因了經濟一體化才過上好一點的日子的（與發達國家的工人生活差距縮小，對於發達國家的工人是失，對於他們當然是得）。過去幾十年，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中，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當然，問題是信息時代、全球化的好處不一定能遍及全世界所有的貧窮國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就不行了，他們幾乎被人遺忘了，因為信息時代根本不需要他們，沒有他們什麼位置。只有在餓得太慘、死人太多、餓出新聞價值來時（這倒還是信息時代的好處，只要確實有新聞價值，別管你在哪個角落，都能馬上把你搜出來，並立即傳遍全世界），才會有些歌星唱唱歌，募點款，救濟一下。上述圖景大致就是信息時代的「階級分析」。
實際上，精英集團多傾向於國際主義，而下層階級多傾向於排外主義，是古來已有的傾向，並不局限於信息時代。美國有位學者曾反覆給我講這個道理，他說自威尼斯那個時候就這樣，你決不能指望著精英集團愛國，因為他們不需要國家，在哪住都是過好日子，愛的什麼國？而排外的、反對移民的，多半都是下層階級，所以有人開玩笑說，「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要比「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容易得多——當然這恐怕是僅指從利益從發，不能涵蓋具有高尚目標的理想主義者。
如果說，在過去，那些根本不需要國家的保護和其他服務，在哪都可以過得很舒服的精英集團只是極少數貴族、豪富，那麼，在信息時代就必須加上「認知精英」了，這人數就不那麼少了。對於這個集團來說，國家的邊界也許是越模糊越好。當然，他們也不是完全不需要國家所提供的服務：至少全世界陷入無政府狀態了總不行吧？沒有人修建道路、橋樑，負責環境保護什麼的也不行吧？總之，還得有國家提供經濟學家所說的「公共物品」。但他們往往並不需要某個特定國家的保護，別管是哪個國家，只要有國家就行，一個一個換也行。在實際生活中，你可以看到，中國的某些精英是這樣，其實美國的精英又何嘗不是這樣，覺得不合適了馬上換地方，上別的國家，改國籍也無所謂。
真正需要一個固定國家的保護的是那些沒有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過得很好的人。他們必須依靠社團的力量，而最強大、最靠得住的社團就是國家。當然，NGO往往也發揮著保護弱者的作用，也許在某個特定情況下比國家幹得還好，但畢竟力量有限，範圍有限，可靠性也不那麼高。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弱者最需要依賴國家，但國家的中堅力量可不是由弱者組成的，國家的中堅力量毫無疑問地屬於精英集團（NGO又何嘗不是這樣），他們靠為公眾提供保護和其他服務而領取回報。
國家保護本國的弱者的具體行動有許多，如征差別稅，然後將資金轉移支付給窮人，各種其他社會福利，把移民擋在國門之外（這也許不僅僅是為了保護本國的窮人）等等。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保護本國的窮人的行為——也許還包括弱企業家——莫過於貿易保護主義了。除了安全方面的考慮之外，如果不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弱者，包括弱企業家，理性的國際貿易行為確實應該是即使別人搞貿易保護主義我也不搞——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主張的那樣。經濟上的強國往往主張自由貿易——因為它需要保護的弱者少，而弱國往往要求多保護一點——因為它需要保護的弱者多。當美國在經濟上由強變得相對弱了的時候，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抬頭了——甚至連種族主義都抬頭了（《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資深編輯曾以此理由對我解釋了美國為什麼種族主義、反移民傾向又有所抬頭）。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到美國的硅谷，那裡是一片自由貿易、自由移民的氣氛：據《時代》週刊1997年1月20日刊登的JohnGreewald的文章"WheretheJobsAre"報道，在那裡，每一個合格的高科技人才都有兩個位置在等著，共有18,000個技術和管理空缺在等著人填呢，哪國人都行，只要能填上就好，在那裡，僅軟件公司每年就要增加50,000個年薪七萬美元的職位。
國家的斷層線在有些地方是與種族、文化的斷層線相重合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又會有更多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國家的保護。例如，在非西方國家中，可能會有不少如果生為西方人則以任何標準看都應屬於精英集團的人，由於其膚色、文化、語言等因素，走出了國門就會遭遇種種困難，至少是得不到應得的待遇。因此，國家對於他們也不是無所謂的。譬如中國人到了美國，有些人甚至達到了很高的地位，也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但總是感到某種種族或文化上的隔閡，因而仍舊認同於中國，希望中國強大。我曾在電視上看到對紐約市警察總局前副局長莫虎的採訪，他很小就到了美國，後來又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但還是感到他這個法律上的美國人的地位與中國是否強大很有關係。更多的人是很可能得到的待遇比應得的要低（也許從絕對值上看已經不低了，已經超出了美國的中等水平了），因而也感到了一種與當地優勢種族之間的深刻的隔閡。特別是在某些領域，種族或文化的因素起著重要作用。比如娛樂業，這也是一個在信息時代飛速發展並聚集著極大財富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未來聚集最大財富的地方），但這個領域與純科技產業不同，種族、文化、語言等因素往往起著很大的作用。這個領域並非白種人獨佔，如黑人就佔有重要位置（但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這個位置很可能會失去），但中國人，甚至日本人就很少能夠插足。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當然也包括文化的融合，如吳宇森等香港電影人在好萊塢的成功），如第一章
所說，這個領域也將越來越為智商因素所決定，這時的情況可能會好些。但無論如何，一些差異，尤其是種族的差異，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當這些差異與國家的斷層線相重合時，處於弱勢的集團就很可能需要國家的保護。這與弱小的工業往往要求國家的保護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在80年代，未曾真正接觸外部世界的中國精英集團曾經認為隔閡是不存在的。特別是因為他們是智力精英（其中有些人不一定符合認知精英的嚴格標準）——當時叫「文化精英」——他們更是認為對於他們來說除了本國政府強加給他們的國界之外，在那一邊界線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不但沒有半點民族主義，反而是大力鼓吹蔑視本民族的「逆向種族主義」。到了90年代，中國精英集團在對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瞭解和體驗後，發現隔閡不僅存在，並且有時顯得根深蒂固，於是才明白對於弱勢民族的精英集團來說，國家還是重要的，於是又有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讀者有可能的話讀一讀石中的文章「從『逆向種族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載於《明報月刊》1996年9月號。該文對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從逆向種族主義到民族主義的整個過程有較為深入的分析）。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根本動力源在於人們是否需要國家的保護、支持和其他服務，包括純粹符號性的（如中國強大了，別人就更尊重本來已經在海外生活了幾代，與中國除了血緣就沒有什麼其他實質性聯繫的華裔）服務。
弱者更依賴於國家，弱勢種族也更依賴於自己的國家。
國家與高科技群島的結合
從某個角度來說，國家代表著傳統的強大力量，過快的變革多半會削弱它的權力，因而它有保守的一面，而科學技術的本質就在於求新、求變，不怕變化所帶來的廣泛後果，對於變化持支持和樂觀的態度。當國家發現科技的變革將威脅到它的權力基礎時，它很可能會採取行動抑制這種變革而保住自己的權力，也保持住社會的相對穩定。這種做法有時也許是妨礙了科技的發展，有時也許是絕對必要的：比如美國政府拚命地抑制民間對於加密技術的開發使用（這我們將在以後詳細討論），這恐怕是妨礙了科技發展（但也只能在美國領土範圍內妨礙，這方面的公司已紛紛遷往國外）；但各國政府對於生物技術的發展作某些限制恐怕就是絕對必要的。
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國家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就必須鼓勵科技事業，並與其緊密結合，即使明知道科技在某些方面會侵蝕國家的權力也必須這麼做，否則它就會被外部的競爭打垮，從而完全喪失權力。實際上，國家對於科技事業往往進行大量的投入，有時甚至是不計成本的。我們今天使用的計算機之所以價格這麼低，部分原因就是有許多國家的政府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不惜血本，投入大量資源的結果。網際網絡就是美國政府出於軍事目的建成後交付民用的。
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說，雖然我們前面說過弱勢階層更依賴於國家的保護，但反過來說，國家卻決不是專門保護弱者的。國家的統治階層是精英集團的一部分，他們與其他精英集團的關係比他們與弱勢集團的關係要緊密得多——只不過保護弱勢集團是他們必須承擔的職責之一，他們要憑此而領取報酬罷了。從國家維持自己生存的角度說，它也必須與強勢集團，在高科技時代則特別是認知精英集團，緊密結合，為他們服務才行。為了生存，國家會不遺餘力地把高科技產業拉到自己的領土範圍內來。美國在這方面是做得最成功的。它利用自己在高科技方面領先一步的優勢，把世界其他各國的認知精英全部都拉到美國去，加強自己在這方面的領先地位。未來的世界地圖上的高科技群島很可能高度集中在美國，其次是今天的發達國家，在其他地方則只是星星點點。如果出現了智商斷層線與國家斷層線完全重合的情況，那麼這個世界的裂痕就更深刻了，在這個世界裡生存的弱勢國家及其國民也就更難有出頭之日了。
從「比特」方面說，高科技群島本無必要搬到某一特定的國界內，但就其「原子」方面說，也許還是有這個必要的。比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都會影響到高科技群島的遷移。未來的世界地圖上高科技群島的散佈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各個國家能夠給它們提供什麼樣的「原子」環境。
信息時代國家的形態
前面提到過的「權力的轉移」一文對於未來的國家形態有一番展望，我認為是非常有價值的。
「……歷史證明（在國家權力被削弱之後——譯者注）除了部落時代式的無政府狀態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帝國，無論是實行嚴密控制的還是鬆散統治的，都獲得過成功和效忠。在中世紀皇帝、國王、公爵、騎士、教皇、主教、行會，還有城邦，對同一塊領土行使相互重疊的世俗權力。這是一個十分接近於現代的三維網絡的體系，而不是那個後來取代它的脈絡十分清楚的等級化國家秩序。」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國際體系50年後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在過渡階段，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將與正在演進的體系同時並存。國家將制定規則，而其他參與者將根據這些規則運作，但外部力量將越來越多地自己作出決策。在利用企業界、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去處理國家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自己去處理的問題的過程中，國家往往會在無意之中進一步削弱自己。」
就不遠的將來而言，國家在權力、財富和能力方面的優勢還是壓倒性的。但它與非國家參與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權力，共同合作處理問題，則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這不是由關於國家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是由技術所決定的，因而是極為根本、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文人們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類的說教只不過是為其作事後的註解而已。
美國的「校園——航空公司爆炸殺手」在其題為《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的宣言中寫道：「體制不是由意識形態引導的，體制是由技術必要條件引導的」（「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的全文中譯可從劉懷昭、王小東所著的《轟炸文明：發往人類未來的死亡通知單》一書中找到）。他的這個論斷是十分精闢的，雖然他殺人是太不對了。信息技術必然會給國家形態帶來巨大變化，國家即使仍然十分強大，也必須順時順勢而動，才不致被技術革命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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