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之後，原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斷層線大部分消失了當然並未完全消失）。於是，人們馬上又開始尋找新的主導21世紀的世界格局的斷層線。結果，最先被「找到」並鼓噪得最響的竟是「文化」或「文明」的斷層線。
什麼是「文化」或「文明」呢？這些詞彙是極為常用的，人們對它們都有大致的感覺，如東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誰都能感覺到確實有些不同。但要給「文化」或「文明」下個確切的定義卻是極為困難的。學究們據說搞出了幾百種，我們沒有必要去一一探索。有一個非常不準確的定義我認為恰恰是比較合適的：「文化」
，是一個人一切後天獲得的特性。打個比方說，中國人的頭髮是黑的，德國人的頭髮是黃的，這不是文化，這是種族，但男人留短髮，女人留長髮，或中國男人過去梳長辮子，德國男人過去梳小辮子，這就是「文化」了。用「比特」或「原子」的隱喻來說，就是種族是人在「原子」方面的特性（這個問題有爭論，有些人認為種族本身就是文化標籤，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談到過，但我們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種族在「原子」方面的成分比較大），而文化則是人在「比特」方面的特性。這就有些奇怪了，高度信息化的21世紀照理說應該在「比特」方面是高度融合的：計算機網絡將大大促進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間的思想交流，在這種完全消除了距離和隔閡的大規模交流中，不要說價值觀之類的東西，就連語言都會趨同。怎麼在這樣一個時代，「文明」或「文化」的斷層線反而會那麼重要呢？
然而，這至少是一部分人的觀點，而且是極有影響的觀點，其代表人物是塞繆爾·亨廷頓，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以他的觀點為中心，作一個案例分析，十分有助於我們理解21世紀的「文化」斷層線的意義。
亨廷頓的基本觀點
亨廷頓在美國《外交事務》1993年夏季號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發表，立即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據《外交事務》的編輯們說，自1940年代喬治·凱南發表那篇著名的關於遏制共產主義的"X"文章以來，還沒有任何一篇其他文章引起過如此大規模的討論。亨廷頓後來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並於1996年將《文明的衝突》擴展成為一部367頁的同名的厚書(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頓的基本觀點是：在下個世紀，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將不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素或經濟因素。人類的最大分歧和衝突的主導因素將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衝突將主宰著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差異線將會成為未來的戰線。
為什麼文明會發生衝突呢？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的差異才是人類的各種差異之中最根本性的，這種差異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共產黨人可以轉變成民主主義者，富人可變成窮人，窮人可以變成富人，但是，俄羅斯人不能成為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亞美尼亞人。一個人可以是半個法國人、半個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時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但是，卻很難成為半個天主教徒和半個穆斯林。
亨廷頓認為，所有的國家都在努力實行現代化，但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未來的衝突很可能是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衝突。他特別強調「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對於西方的威脅，特別是儒教文明與伊斯蘭聯手的可能性。實際上，《文明的衝突》一書的封面設計就充分體現了亨廷頓對於世界大格局的認識：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蘭新月，右下方則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中國太極圖；新月與太極圖緊緊挨著。
亨廷頓根據其理論構想的21世紀文明衝突場景
根據上述「文明的衝突」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推演出一幅什麼樣的21世紀的「文明衝突」場景呢？亨廷頓自己為我們推演了一個。這絕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為我們往往可以從一個理論所能推演出的結果去判斷其正確與否及其價值。下面就是亨廷頓的場景。
2010年（還有13年了，我們多半都看得見），美軍撤出了已經統一了的韓國，並大大減少了在日本的駐軍。台灣與大陸達成了妥協：台灣保持事實上的獨立，但公開承認北京的宗主權，並在中國支持下按照1946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模式加入了聯合國。南中國海的石油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是由中國，但也有一些越南控制的地區由美國公司開發。由於投射力量的能力加強，中國宣佈它將控制整個它過去一直聲稱領有主權的海域。在中越兩國的軍艦之間爆發了戰鬥。中國入侵越南。越南要求美國的幫助。中國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一片慌亂。美國宣稱它不能接受中國對於越南的征服，呼籲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並派出了它所剩無幾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去南中國海。中國譴責這一行動侵犯了其領海並對戰鬥群進行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斡旋停火的努力失敗，戰鬥蔓延到東亞其他地方。日本禁止美國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對中國作戰。美國無視日本的要求，於是日本宣佈中立並且封鎖了美軍基地。中國的潛艇和從台灣和大陸起飛的飛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軍艦及其他設施。同時，中國地面部隊進入河內並佔領大部分越南領土。
由於中國和美國都有能夠打到對方領土的核武器，雙方默認的僵持開始了，並且沒有在戰爭的早期階段使用這些武器。雙方都對於核攻擊有恐懼，但美國社會更強烈。許多美國人開始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冒這種危險？中國控制不控制南中國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在美國南部西班牙裔佔優勢的各州反戰情緒尤其強烈，當地人民和政府說：「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並想援引在1812年戰爭中新英格蘭的模式退出戰爭。在中國鞏固了它在東亞的初步勝利之後，美國輿論開始認為，打敗中國所需的代價太大，還是談判結束戰爭為好。
同時，戰爭對於其他文明的主要國家產生了影響。印度抓住了中國被困在東亞的機會發動了對巴基斯坦的進攻。在開始階段，印度得手了，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的同盟啟動了。伊朗裝備著現代化武器的訓練有素的軍隊和巴基斯坦的游擊隊從兩面夾擊印度軍隊。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向阿拉伯國家求援——印度以伊朗稱霸西南亞的危險恐嚇它們——但中國反抗美國的初步勝利在伊斯蘭世界激發了大規模的反西方運動。在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親西方的政府一個接一個倒台，由於看到西方軟弱可欺，阿拉伯世界發動了對以色列的大舉進攻，而大量裁減了的美國第六艦隊無力阻止。
中國和美國都力圖獲取其他重要國家的支持。由於中國在軍事上的勝利，日本開始慌慌忙忙地要搭中國「便車」了，它從原來的純粹中立轉向了親中國的「積極中立」，然後又屈從於中國而成為交戰國。日本軍隊佔領了美國在日本的基地，美軍緊急撤出日本。美國宣佈封鎖日本，美日兩國軍艦不時在西太平洋發生衝突。戰爭爆發初期，中國提出與俄羅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中國的成功對於俄羅斯所產生的影響與日本正好相反。莫斯科對於中國主宰東亞的前景十分恐懼。當俄羅斯採取反對中國的立場並開始加強它在西伯利亞的駐軍時，西伯利亞的大量中國定居者開始騷亂。中國於是進行軍事干預以保護同胞並佔領了海參崴、黑龍江流域，及東西伯利亞的其他戰略要地。俄中兩國軍隊在中西伯利亞爆發戰鬥，原來受中國控制的蒙古出現暴動。
對於交戰各方來說，控制和獲得石油成了最重要的問題。日本因此而更倒向中國以確保其來自波斯灣、印度尼西亞和南中國海的石油供應。在戰爭中，由於阿拉伯國家的政權落入伊斯蘭好戰分子之手，波斯灣流向西方的石油已經是星星點點了，而西方越來越依賴俄羅斯、高加索和中亞的供應。這使得西方加強了把俄羅斯拉到自己一邊的努力，並支持俄羅斯將其控制擴展到在其南邊的石油資源豐富的穆斯林國家。
與此同時，美國極力爭取歐洲盟國的全力支持。但它們除了給予外交和經濟支持外，卻不想在軍事上捲入。中國和伊朗卻害怕西方國家最終會聚集在美國的旗幟下。因此，它們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秘密部署了可以裝載核彈頭的中程導彈，並警告歐洲國家不要捲進來。就像中國對其它國家的威嚇除了日本之外產生的都是恰恰相反的效果，這次也是一樣。美國情報部門報告了這些部署，北約理事會宣佈導彈必須立即撤走。在北約採取行動之前，塞爾維亞，希望重新確立它在歷史上作為反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保衛者的地位，入侵了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也參加進來，二者佔領並瓜分了波斯尼亞，繳獲了導彈，並且開始它們1990年代未能完成的種族清洗事業。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想幫波斯尼亞人；希臘和保加利亞發動了對於土耳其的歐洲部分的入侵。同時，一枚帶有核彈頭的導彈從阿爾及利亞發射，在馬賽爆炸，於是北約對北非的目標進行毀滅性轟炸。
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為一方，中國、日本和伊斯蘭世界為另一方，開始了一場全球戰爭。由於雙方都有核武器，雙方的精疲力竭可能會導向談判停火，但這樣做解決不了中國在東亞的霸權這一根本問題。另一個選擇是西方通過常規力量打敗中國。由於中日結盟，美國海軍無法從海岸線對中國的人口中心和工業區發動進攻。西方可以選擇從西面打進中國。俄中之間的戰爭使得北約歡迎俄羅斯加入北約，並在俄羅斯反擊中國對於西伯利亞的入侵和控制穆斯林石油和天燃氣方面予以合作，同時鼓勵西藏人、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起來造中國的反，最後部署西方和俄羅斯部隊從西伯利亞打過長城，打到北京，滿洲裡和漢族心臟地帶。
無論這次全球文明戰爭的直接後果是什麼——相互核毀滅，談判停火，或是最後俄羅斯和西方軍隊進軍天安門廣場——其更廣泛的、長期的後果必然是主要參加國在經濟、人口和軍事方面的力量大大滑落。作為後果，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從東方向西方轉移，現在又從西方向東方回歸的權力，將開始從北方轉向南方。最大的文明之間的戰爭的得利者將是那些沒有參戰的文明。由於西方、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都被毀壞了，路就為印度讓了出來。它也參了戰，但如果它可以逃脫毀滅，現在它就可以按照印度教的原則重新塑造世界了。很多美國公眾會把美國受害的責任歸咎於盎格魯－薩克遜精英集團的狹隘的西方取向，西班牙裔領導人將上台執政——並由於未參戰而繁榮起來的拉美國家許諾的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而進一步加強了地位。另一方面，非洲卻不能為重建歐洲提供什麼幫助，反而湧出大批人群去吞食殘存的東西。在亞洲，如果中國、日本、韓國被戰爭毀壞了，權力也將向南轉移，轉到印度尼西亞手中，它保持了中立，現在將變成居於主宰地位的大國，在澳大利亞顧問的指導下治理東從新西蘭，西至緬甸和斯里蘭卡，北達越南的事務。而這預兆著未來與印度和恢復了元氣的中國的衝突。在任何情況下，世界的政治中心都將向南移。
這就是亨廷頓設想的21世紀文明衝突的場景。對於上述場景你怎麼看？可信嗎？
我認為是難以置信的。戰爭是因爭奪實際利益的原因引發的，但在戰爭中，似乎每個國家都犯了「文化狂熱症」，竟然按「文明」的斷層線結起盟來。在這一場景中，最離譜的有兩點：第一點是中國的力量——我倒真希望中國有這麼強大的力量，有了這力量可以不打仗，可以去幹點別的；第二點是中日結盟——我看這種可能性只能出現在西方人發明了具有種族識別能力的生物武器，要把黃種人一塊滅絕的時候（在目前，美國的國際戰略思想界的主流是重新武裝日本，以遏制中國，日本也是表示完全效忠於美國，但從亨廷頓的思想中還是可以看出西方人心底深處認為日本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場景的主要脈絡乃至各個細節。這是因為，第一，這個場景極為完整地推演了在文明斷層線起主要作用時21世紀可能出現的衝突場景，我認為文明斷層線絕對沒有這種決定性地位，但它可能確實有一定地位，要把它和前面敘述過的其他種類的斷層線疊加起來，才能看出21世紀世界地圖的真正全貌，因此，這個場景可以作為幾張應該疊加起來看的透明膠片中的一張；第二，這個看法在西方是有市場的，再展望21世紀的國際關係時，我們必須對於西方人怎麼看這個世界有所瞭解。
然而，無論如何，我認為「文明衝突論」的基本假設與基本邏輯都是錯誤的。「文明衝突」只是種族主義的一種委婉語。
還存在儒教文明嗎？
在亨廷頓的世界體系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儒教文明，以及其核心國家——中國。然而，中國還是一個儒教國家嗎？這一基本點本身是大可懷疑的。自「五四」以來，中國的整個社會對於儒教進行了全面的譴責，有時甚至是極不公道的詆毀，直至60年代還有「文化大革命」，80代還有「文化熱」對於儒教的全面攻擊。這一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向西方學習，崇拜西方文明，有時甚至把西方文明美化到了超過它實際所具有的一切優點的過程。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有時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這一思想流派，有時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那一思想流派，但都是西方文明中的一部分。有人會說：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是反對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實際上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大氾濫。這種說法曾十分流行。然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符號系統，如果你把它的主要符號系統摧毀了，它的實質內容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系統的摧毀是不留餘力的，甚至連文物古跡，文章字畫這樣的文明殘片都不許留下來，你怎麼能說「文化大革命」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那裡主導呢？這種說法竟然能夠為許多中國人接受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在中國儒教文明是早已被毀滅得乾乾淨淨了，因為你可以如此不公正地把一切過錯都推到儒教文化頭上，卻沒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出於一種不公正感，或是至少出於對邏輯的尊重而予以反駁，更不用說哪還有幾個衛道士了。在今天的中國，恰恰是把什麼錯處都歸到中國傳統文化頭上，什麼優點都歸到西方文化頭上。
以符號角度說是這樣，從實際社會生活中說又何嘗不是這樣。據亨廷頓理解，儒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就是把集體的價值置於個人之上。我想請問各位中國讀者，有多少人真正從心裡認為集體的價值在你自己個人之上？儒教文化還極其重視孝道，這是其最重要的倫理觀念，現在，即使在農村地區，我們也很難看到對於長輩的服從和孝順，我們不斷聽到的是老人受欺負、無人贍養的消息。當代的中國文化可以是任何東西，就是不可能是儒教文化。
在製造「儒教文化」、「東西方文化」的神話中，亞洲人自己是有一定責任的。
亞洲的政治家們出於為自己的政權的合法性辯護，製造了所謂「亞洲價值觀」的神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由於發洩挫折感的衝動，製造了所謂「中國文化」使中國專制落後的神話，只有少部分「新儒家」是真心地相信儒家思想，但是聽他們的人極少，政治家有時支持他們也只是為了利用利用他們而已。從他們所發表的東西看，他們自己確實也沒有提出任何有感召力的思想。
當然，歷史上屬於儒教文化圈的族群還是有一些區別於其它文化的特點的，如比較勤儉，比較重視教育，家庭對於子女管得比較多等等。但僅僅這些是絕對不足以構成人們對於這一文明的認同感的，更不用說為此而與其他文明「衝突」了。
實際上，至少是曾經作為儒教文明的核心國家的中國，是拚命地向西方學習，不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而且學習西方的價值觀，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西方的一切，在多數情況下甚至達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亨廷頓對於儒教文明，對於中國的現狀瞭解並不多，他卻知道中國的「中體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說法，並以此證明文化的不可更改性。然而，「中體西用」自「五四」起就被不斷地批判。有些中國學者提出在中國應該搞「西體中用」，其實，「西體中用」也只不過是個幌子，中國思想界的主流真正希望的是「西體西用」——當他們聽亨廷頓教授說他們的「中國文化」根子就像他們的黃皮膚、黑眼睛一樣改不了，沒救了的時候他們該是多麼沮喪啊！
實際上，僅從文化的角度說，儒教文明已經成為歷史。所謂「21世紀是東方的世紀」的種種說法，不是另有含義，就是欺人之談。在今天的信息時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將迅速地消融於西方文明之中。因為這一文化圈中的絕大多數人既沒有保衛自己的文化遺產的熱忱，也沒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蝕的意願，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都一樣（你只要看看這三個國家滿街染黃頭髮的姑娘就知道了）。如果說，東亞文明圈的人們會與西方人發生什麼衝突，那只會是利益的或種族的衝突，而決不可能是什麼「文明的衝突」。
在信息時代的衝擊下，儒教文化的語言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我對那些還沒學會幾句英語，就聲稱自己用中文表達不好自己的意思了的「假洋鬼子」十分不以為然。然而，自從我「上網」之後，每天看的英文確實要比中文多好幾倍，如果我今年只有十幾歲，那麼，幾十年下來，我可能確實不會說中國話了。
當然，儒教文明作為不久之前還是世界上的一種主要文化，它留下了大量的哲學思想、文學典籍、藝術、建築、音樂等遺產，在未來，這些東西也許會成為全新的文明的種子，但就可預見的將來而言，儒教文明已經產生不出具有獨特性的哲學思想，甚至產生不出獨具風格的藝術形式，更不用說具有一種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只能越來越模糊，而究其內容，則是越來越西方化。
那麼，為什麼亨廷頓等一群西方人卻不願承認這對於西方文明來說似乎是「一片大好形式」的趨勢，卻非要把儒教文明推出去呢？等我們討論完伊斯蘭文明之後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伊斯蘭文明可能是唯一較大的例外
其實，自十八世紀以來，整個世界從文化角度看就是在不斷地西方化，但伊斯蘭世界可能是唯一較大的例外。直至1970年代止，伊斯蘭世界也是在不斷地西方化：無論是埃及、伊朗還是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在其國內是西方化的代表而不是伊斯蘭的代表）都是全力西方化。然而，以伊朗革命為代表，在1970年代，整個伊斯蘭世界掀起了反對西方的思想和行動風暴。其背後的原因應由比我更有資格的專家們去探討，我所知道的是，在當今世界上，唯有伊斯蘭才是能夠感召人們，特別是青年們，為之獻身的較大的文明，也唯有伊斯蘭才具有與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學思想、價值觀。無論是好是壞，儒教文明是絕對不具備這種精神力量的，因為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不同，它從來不具備神性的感召力，從來就是一種極為世俗的文明，因此，它與今日的西方文明，特別是美國式大眾文化一拍即合，迅速喪失了自己的特性——無論你認為它是好是壞，事實就是如此。
伊斯蘭是十分具有神性感召力的文明，但在科技主宰一切，「知識就是力量」的今天，它恰恰由於不夠世俗、由於與科技相隔膜，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它的力量不僅不能與西方相提並論，甚至與歷史上屬於儒教文化圈的東亞各國相比，也是相對弱的。具有如此豐富的石油資源的沙特阿拉伯，在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數表上，竟然排在菲律賓、中國和蒙古等國之後。
信息時代也許將賦予伊斯蘭文明以科技的巨大力量，然而與此同時，它會不會又因此而喪失了其神性感召力呢？另一方面，伊斯蘭文明也可能被信息時代更遠地甩到後面。
所謂的「文明衝突」實際上是種族矛盾
亨廷頓按照傳統文明的斷層線來描畫今日的世界地圖。按照這種畫法，文明的斷層線實際上與種族斷層線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這是十分自然的，在古代相對隔絕的人群——特別是歐洲與東亞民族在地理上的隔絕是相當徹底的——之間，文化的斷層線與種族的斷層線都是這同一隔絕——既是「原子」的又是「比特」的——的體現。然而，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席捲了整個地球，從文化——即「比特」——的角度看，整個世界都在趨向於同一文明，即西方文明（當然，其他文明也或多或少地帶入了自己的特性），這已經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在這樣一個時代，一些西方人又突然開始談論西方文化的「獨特性」，談論其他文化不可能融入西方文化，這又意味著什麼呢？很明顯，他們實際上在談論的是種族斷層線，而不是文化斷層線——因為這種斷層線事實上已經十分模糊，未來的信息社會更是將迅速而徹底地抹去它們。然而，自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種族主義成了一種為全世界的主流社會所不齒的符號，因此，要談種族斷層線，要鼓吹種族之間的互相隔離，最好是談論與種族斷層線高度重合的古代文明斷層線。
那麼，為什麼又要談論種族的斷層線呢？這一方面可能與最為根本的動物的生物學內驅力有關，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對於其他種族越來越強烈的分享這個星球上的各種自然資源的要求的憂慮。西方人在過去幾百年中獨佔了這個星球上的絕大部分自然資源，而在最近幾十年中，其他種族，特別是東亞各民族，經濟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這一方面使得這些非白人種族對於自然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使得這些非白人種族越來越有力量索取這些資源。
這一種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的科技發展能大多在程度上解決自然資源的問題。有不少西方人對於東亞的高速經濟發展是歡欣鼓舞的，他們認為這是對西方十分有利的事：東亞的經濟發展帶動西方的經濟發展，提高西方人的生活水平。這一判斷背後的一個前提是，東亞的經濟發展不會對世界自然資源造成過大的壓力，特別是信息技術——這顯然是未來的主要方向——對於自然資源所需不多，而伴隨的其他高科技發展更將解決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問題。我曾經就「中國能夠為世界作出什麼貢獻？」這一問題請教過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先生，他說，「中國的迅速的經濟發展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在過去十幾年中，西方經濟普遍處於衰退狀態，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在世界範圍內起到了緩解作用。」我們還可以看到約翰·奈思比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對於東亞經濟發展的歡呼。在高科技產業界，多半也是一片樂觀情緒，不大會去考慮資源短缺引起的種族矛盾等。
然而，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對於其他種族從外部和內部（亨廷頓的方案是在西方世界外部劃清地盤，西方國家抱成團，不允許其他種族——他的詞彙是「文明」——跨進來，在內部則決不允許搞文化多元主義，要搞文化「清黨」，以抑制非白人移民有可能從內部進行的破壞）對白種人所獨佔的資源提出分享要求及對白種人的壓倒性霸權提出挑戰的可能性十分憂慮。西方人在他們主宰世界的最近幾百年中，對於其他種族或文明的態度大致有以下幾次變化：最初他們是對其他種族採取以武力滅絕的態度——這在對於美洲的印第安人的處理方式上表現得最明顯；後來是認為西方文化是普適文化，希望其他種族在文化上皈依西方，成為西方社會中的一員——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已經成功了的，這種態度一直持續到最近，而且仍為許多西方人所信奉；但在最近十幾年中，西方社會中有一部分人開始對於非白種人分享資源——包括土地資源，如移民實際上就是對於土地資源的分享——的前景十分憂慮，他們不再要求，甚至拒絕非白種人皈依西方文化，他們的口號是：西方文化並不是普適的，並不比你們的好，我們不要你們加入，你們離我們遠一點，呆在你們自己那兒——我們不是還給你們剩了點資源嗎？亨廷頓，還有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最近它在法國得到了極大的公眾支持）等都是這種態度的代表。
種族的斷層線確實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展望21世紀的國際體系時，也認為美國最親密的朋友應該是歐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他強烈地反對那些主要是在高科技和商業領域的美國人主張美國「面向亞洲」的觀點。與亨廷頓所描繪的那個「文明之間的戰爭」的場景有所不同的是，基辛格極其排斥俄羅斯，這大概是冷戰給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在亨廷頓更具有種族主義——或者是「文明衝突」——色彩的場景中，俄羅斯則是西方的一個盟國。
然而，在今天這樣的一個信息時代，即使是從赤裸裸的實際利益出發而不考慮任何道義，僅從種族或「文明」的斷層線的角度考慮，制訂外交政策，也是十分不明智的。美國的《新聞週刊》1996年12月9日發表的Bill Powell的文章「新秩序的衝突」(The Clashof a New Order)，對於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評論道：「為什麼美國要更強調它與歐洲的聯繫，而不是它在迅猛發展的亞洲的利益？是的，亞洲的市場是難啃的核桃；是的，他們確實在文化上與『我們』有很大不同。然而，美國的利益仍舊要求我們參與亞洲事務，至少應該不低於參與歐洲事務的水平。事實上，我們沿著讓亨廷頓如此之擔憂的衰退方向滑下去的最可靠的路線，就是讓美國人的文化舒適感來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發號施令。我們千萬別這樣。」
從利益的角度考慮
從利益的角度考慮，前面已經說過，如果不存在資源的短缺和爭奪，則世界不大可能沿著「文明」乃至國家的斷層線去作無謂的「衝突」；如果存在資源的短缺和爭奪呢？單純從利益的角度考慮，斷層線應該畫在什麼地方呢？我在《戰略與管理》1993年創刊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論述過這個問題。
我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從利益的角度出發，很可能按以下三條標準劃線。
1杄已經發達的國家（包括俄羅斯這種軍事超強），會被劃進圈內。首先，排斥已經發達的國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價，其次，已經發達的國家雖然分享財富、佔用資源較多，但它們的增長速度已經放慢，不易產生突增的額外壓力。因此，保持現狀是較容易，也是可取的。
2杄發展潛力不大的國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們也不會有多少能力通過經濟競爭來分享財富。
3杄現在尚不發達，但發展潛力龐大的國家將是首要排斥的對象——這一條實際上是前兩條的推論。恰恰是這些國家有可能出現極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無限增長的前提下將是帶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但在有限增長的前提下卻會帶來陡增的經濟環境壓力。
我們對照一下前面提到的亨廷頓的那個「文明戰爭」的場景，就會發現亨廷頓的陣線大致是符合這幾條標準的。在當今世界上，中國，也許還應包括整個華人經濟圈，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因此，中國，包括台灣，將是「文明戰爭」的「首惡」，而根本不管「儒教文明」是否還真地存在。在亨廷頓的場景中，日本被劃出西方圈子而歸入中國陣營，雖然不符合上述標準，這大概是亨廷頓——也代表一部分美國人——的生物學內驅力在作怪了，但亨廷頓在《未來的衝突》一書的其他部分及其他文章中對日本是網開一面的。對於黑非洲，亨廷頓認為只有在大國打得兩敗俱傷時它才有可能去"preyon"歐洲，否則也是沒有什麼可擔憂的。
亨廷頓在該書的另一處還提到法國人對穆斯林移民極其反感、懼怕，對於非洲的非阿拉伯人卻並不懼怕也不反感，這恐怕是因為黑非洲是符合我提出的上述第二條標準的。只有伊斯蘭不完全符合上述的從利益出發的標準。
無論如何，亨廷頓的「文明」斷層線在許多地方既與種族斷層線、又與利益斷層線重合，因此，我們可以說，它是最易做靈活解釋的斷層線。
信息社會與新型的文明斷層線
認為未來世界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的文明之間展開的整個構想是十分不合信息社會的時宜的。它之所以獲得了這麼大的影響，乃是因為歷史上的文明斷層線在一定程度上與種族的或利益的斷層線相重合，而就當代世界的政治術語環境而言，講「種族」是應該避諱的，講「利益」又太俗氣，講「文明」就高雅多了。但如果我們真想去理解21世紀的斷層線，我們最好是從利益、種族，或者國家，乃至智商的角度去理解，因為信息社會將在很大程度上抹去或改畫歷史上的文明斷層線。
在信息時代，全人類跨地區、跨文化的大規模頻繁交流的一個結果，必然是抹去歷史上大的文明斷層線——只有對於伊斯蘭文明我們還不能十分確定。其他各種文化的獨特性則很難保留下來。也許有人會提出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的崛起，但民族主義的崛起往往並不是為了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特性，而是為了保衛自己的族群利益。它有時也會打起「文化」或「文明」的旗號，然而在現代條件下，這往往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時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的旗號甚至連作為手段都不屑一顧，90年代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則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手段還值得利用。據研究伊斯蘭問題的專家介紹，即使是伊斯蘭世界，在50、60年代，其民族主義的興起往往也是強調現代化而不是強調伊斯蘭文化，如埃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皆是如此。在其民族主義者與原教旨主義者中存在著相當的緊張。即使是極為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們，你也很難說他們的行為純粹是出於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而沒有政治、經濟、利益、種族、戰敗的屈辱感等種種其他因素的影響。
從大的線條說，信息時代的世界絕對會走向一個統一的現代文明。在這個現代文明之中，歷史上的各個文明的斷層線將變得模糊而暗淡。就其內容而言，這個現代文明的主要色彩是西方的，但其他文明也將其一部分特性帶入了這個統一的文明。從更細的線條說，信息時代卻為許多原來已經式微了的文化、宗教，如佛教等，以及新的宗教流派、哲學思想等開闢了新的空間。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一書的最後部分有一節就題為「大分化的到來」，並預測：「極端激進主義者（主要是歐洲和北美的極端激進派）的信仰在下個世紀將可能更像是佛教，而不是傳統的基督教。」
信息社會將打破原有的大的宗教或文化、哲學流派對於思想傳播的壟斷，大大促進弱的、小的宗教或文化、哲學流派的思想擴散。信息空間所能容納的各種不同的宗教、哲學思想流派的數量將大大超過以往。其結果是將在21世紀的世界地圖上，伸展出大量的、但是細小的宗教、文化斷層線，這些斷層線將穿越種族、國界等各種邊界，當然也將穿越歷史上的文明斷層線。這才是21世紀的信息社會的「文明」地圖。在這樣的一個「文明」體系中，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文明」衝突呢？我們現在還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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