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考察信息時代時，我們不僅要考察那些最具有信息時代特點、最受信息時代影響的斷層線，而且要考察其反面，最不受信息時代影響的斷層線。簡而言之，我們不僅要考察那些最「比特」的東西，而且要考察那些最「原子」的東西。我認為，就世界政治地圖而言，最「原子」的東西莫過於種族之間的斷層線。其他東西，如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甚至國家，其觀念的成分——即「比特」——要大得多。「比特」成分大的斷層線易受信息時代的影響，在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複雜。而以人的體形特徵、遺傳學構造這些最為基本的差異為基礎的斷層線——種族，則要經過更為漫長的時段才能融合。當然，種族斷層線也有「比特」的成份，而且信息時代也有可能加速「原子」的東西的變化。這我們會慢慢講到。
我本來想將有關民族國家的一章放在種族這一章的前面，但隨後發覺，在邏輯上有關種族的討論必須先於民族國家，因為各族的斷層線比民族國家更為根本，更難以消融，這在哪個時代都是如此。作為例子，你只要看看O．J．辛普森在被刑事法庭宣判無罪時，同一間教室裡黑人與白人學生那截然不同的表情（當辛普森被民事法庭宣判有罪時，雙方的表情又正好倒了一個個）時，你就會明白那裂痕有多麼深了。
在這裡我必須聲明，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並且遣責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我只是認為，種族的斷層線是明擺在那裡的事實，閉目不見或矢口否認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我們必須敢於正視種族的問題才有可能更好地解決它們。
種族差異的生物學基礎
種族差異絕對是有生物學基礎的：兩個黑人男女生不出一個白人孩子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現代的生物學研究正在逐步解開種族差異的遺傳學奧秘。旨在解開人類各種族、各民族及各「人口」（population，按照某種不嚴格的劃分標準，世界上大致有4000至8000個不同的人口）之間的遺傳學差異及親緣關係奧秘的「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the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簡稱HGD項目。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不是「人類基因組項目」，即Human Genome Project的一部分，二者要解決的生物學問題也不相同，不能搞混）已經啟動。第一步準備用五年的時間採集世界上500個「人口」的DNA樣本（可以是血樣、頭髮、從頰內刮下的細胞及唾液等）進行統計學分析，以後再進一步擴展採集樣本的範圍。
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是一個將歷時多年極為龐大的長期項目，現在只是剛剛開始。但科學家們早在此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一些較小的分析人類群間遺傳差異的項目，已經得出了一些饒有興趣的結論。斯坦福大學的72歲的Cavalli-Sforza教授領導一個小組花十六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人類基因世界地圖集，題名為《人類基因的歷史和地理》(The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為LucaCavalli-Sforza,PaoloMenozzi和AlbertoPiazza三人所著，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通過對於人類遺傳基因的研究，初步理出了不同種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和生物學距離。其中已經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發現。比如，一般人會想像澳洲土著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遺傳上應該是比較接近的，因為他們有相同的膚色和類似的體形，但實際上，澳洲土著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遺傳上是相距最遠的——他們與他們的東南亞鄰居才是相距最近的。再比如，作為種族差異的明顯標誌的眼睛的顏色，實際上主要是對氣候的一種適應。歐洲人是亞洲人和非洲的人混血，其中亞洲基因占65％，非洲基因占35％。該書在
第四章對中國的人口也進行了分析，據說，中國南北人口的生物學距離相當大。
從總體上說，人類在遺傳學上的族內差異比族間差異更大。不同的種族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等位基因，沒有發現某一「人口」共同具有而另一「人口」都不具有的等位基因。
《時代週刊》1995年1月16日發表的Sribala Subramanian的一篇文章「我們的基因的故事」(The Story in Our Genes)認為，這些重大發現反擊了一些人認為種族在某些特性上的差異具有遺傳學根據的觀點，如前面提到的《鐘形曲線》的作者們，他們認為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智商差異是有遺傳學基礎的。由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北美委員會撰寫的《人類基因組差異性計劃常見問題回答》（可以從斯坦福大學的服務器上找到這個文件）對於「可以從遺傳上定義族群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就科學家現在所知而言，沒有特殊的基因決定一個人是愛爾蘭人或中國人或祖魯人或納瓦霍人，這些都是文化標籤，與基因無關。」
關於人類遺傳問題的研究，以及關於種族智商差別的研究，始終不僅僅是科學問題，而且是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僅僅是在幾十年前，歐洲人，包括科學家，對於他們有可能與非洲人享有共同的祖先的想法極為反感。著名的古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在《人類的起源》（中譯本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一書中寫道：「當1931年我的父親告訴他劍橋大學的學術導師，他計劃去東非尋找人類起源的化石時，他受到很大的壓力，導師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亞洲而不是非洲。」更為荒唐的說法是歐洲人起源於智力最高的黑猩猩，亞洲人起源於猩猩，而非洲人則起源於最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大猩猩。這些帶有強烈種族岐視色彩說法後來消聲匿跡了，這固然是由於生物學、考古學的進步戳穿了那些讕言，但政治氣候的變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種族主義為人類主流社會所不齒。但這也帶來了另一個方面的問題，科學家及一般大眾都傾向於縮小而不是誇大人類的種族差異，特別是涉及到遺傳學這個帶有根本性的領域以及智商這個有關人類自信與自尊的第三領域。《鐘形曲線》的作者們就曾抱怨：一些敢於發表其對於人類種族智商差異的研究成果的科學家被打成了「賤民」——類似於我們過去的「戴帽反革命」吧。人類主流社會，特別是西方知識分子的這種傾向的用意是極為善良的，他們真誠地希望世界各種族能夠和睦相處，共同發展，而不要去多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但我認為如果差異確實是存在的，那麼把差異擺出來，並加以探討和研究，認真估量這些差異可能造成的結果，以謀取解決之道，比掩蓋差異好得多。這在信息時代尤其是這樣，因為在信息時代什麼都掩蓋不住。
其實，就目前科學家所瞭解的事實看，種族差異並不像前面提到的《時代週刊》那篇文章所說的僅僅是「皮膚那麼厚」(only skin deep)，我在看了《人類基因的歷史和地理》一書後，也並沒有感覺到從書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說「種族差異僅僅是皮膚那麼厚」(racial difference sare only skin deep)或者說愛爾蘭人、中國人、祖魯人或納瓦霍人這些名稱僅僅是「文化標籤」(cultur all abels)的主要根據是，人類基因的群內差異遠大於群間差異。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多說幾句，以使不太精通統計學的讀者能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打個比方說，我們要考察男性和女性這兩個群體的身高差異。我們發現，女人和女人之間的身高差異是很大的，如剛出生的女嬰和鄭海霞比，那差異簡直太大了，但把女人總起來看（這不是個嚴格的統計學說法，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姑且這麼說，從字面去理解即可）與男人總起來看，則差別並沒有那麼大，最多差個十公分二十公分吧。但你不能說，男人和女人作為群體在身高方面沒有差異——群間差異比群內小但那也是差異。
就我們的日常經驗而言，不同種族在膚色、頭髮、眼睛、面容、頭型、體型，甚至身體所發出的氣味方面是如此明顯地不同，我們一眼就能辨別出來，根本無法視而不見——不管這些差異是由於遺傳基因造成的，還是由於對氣候的適應造成的，還是什麼其他別的原因，我們反正無法視而不見。而這些「原子」性質的差異是如此難以改變：一個中國人可以完全為西方文化所浸透，講英語，等等等等，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與西方人的身體差異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許多代的混血。
如此難消除的差異當然會造成斷層線，即使是在信息時代也一樣：人類當然越來越「比特」化，但在可預見的將來還不能完全離開「原子」（有些人認為人類終有一天會完全「比特」化，也許吧，但暫時這還是冥想）。
種族之間的智能差異
我們前面多次提到的《鐘形曲線》一書總結的許許多多的研究結果表明：美國白人的平均智商約在101至102，東亞人（該書聲明這只是指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則大致在103，美國黑人的智商大致為85，而非洲黑人只有75。這些數字只表明大致趨勢，各個不同的研究的數字略有差異，如有些認為東亞人的智商比白人略高，但有些研究認為這只不過是由於統計誤差造成的，實際上二者沒有什麼差別。然而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差別卻是如此之明顯，再加上前述Cavalli-Sforza小組的研究表明：今天的非洲人與其他各種族之間的遺傳距離極大，表明其他種族從非洲人這一支分離出去是人類血緣關係樹上最早的分杈，這裡是不是確實有些道理？我們從各種族的相對智商分佈是否可以預測一下在信息時代各種族的相對力量分佈？
然而，我在這裡還要表明，我個人並不認為以上這些結論就是最終的結論。
即使它們是最終的結論，人類的美德也有許多方面，不僅僅是智商而已，只不過最在是近幾百年的人類歷史發展中，智商與力量（當然不是指體力）結合得最緊密罷了。這只是一個現實，而不能因此得出智商在價值上的優越性。我不否認許多人，當然包括中國人，會因為聽說自己的種族在智商上優於別的種族而沾沾自喜，但這只是一種虛榮心，恰恰是不智慧的表現。另一方面，如果當你聽到別人說你的種族在智商上劣於別的種族時，你仍舊能夠心平氣和地正視這些結論，並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實際上，我們確實應該把智慧和認知能力分開。我們確實應該記住，智商雖然叫智商，但它不是智慧而是認知能力。
種族主義：遠未消失的幽靈
正是因為種族之間存在著許許多多極易辨認的差異，所以種族岐視一直是人類社會的頑症。在人類歷史上人們很少能夠較為平等地對待與自己在外貌上便存在著極大差異的其他種族。當然，在同一種族之間也經常發生相當殘酷的戰爭、屠殺；在被稱為不同種族，實際上體質差異並不那麼明顯的人群之間也發生殘酷的屠殺和「種族清洗」。但是，這些屠殺和「種族清洗」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當白人與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時對他們的奴役、屠殺和種族清洗那麼殘酷，那麼乾淨徹底。談到種族清洗，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納粹德國對於猶太人的屠殺。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因為猶太人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佔有較大的「話語權」（因為智商高？），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則無法發出那麼強烈的聲音而已。白人與亞洲人相遇時情況也是十分殘酷的，但因為亞洲各民族在文明發展階段上比黑人和印
第安人高（他們只是在不久前才被白人甩到了後面，而在過去則一直是並駕齊驅的），所以才沒有落到類似於美洲印第安人的命運（而黑人之所以也沒有被完全滅絕，則是由於他們身體更強壯，更適宜於在種植園中當奴隸）。
種族岐視的現象在美國這樣的號稱自由與民主的國家仍一直公開地、明顯地延續到本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即二、三十年前。只是在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並且大量的白人轉而反對種族歧視之後，情況才大大改觀——但我們還遠不能說種族歧視已經不存在了，也許永遠沒有機會說。對此，我們一方面得讚歎人類的偉大，或者說上帝的仁慈，竟然能夠在道德方面邁出如此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卻不得不擔憂：我們真的邁出了這一步，真的不會再退回來了嗎？
恐怕還不這麼保險。最近，在西方出現了一股潮流，就是強調西方的獨特性，不光是新法西斯主義「光頭黨」，右翼政客，而且有著名學者，都在唱這個調門。其基本點是：我並不認為自己比他們（非西方人）更優越，但我絕不允許他們摻和進來。法國右翼國民陣線的二號人物BrunoMegret在他的黨在地方選舉中獲勝後說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他們從哪來就回哪去……不是因為我們恨他們，而是因為他們污染了我們的民族特性並搶走了我們的工作。」寫了《文明衝突論》的那個亨廷頓最近在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1996年11月/12月號上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西方：獨特的，而不是普適的」，這篇文章很有意思：過去西方人講西方的優越性，講全世界都得皈依西方文化，現在則講獨特性了，講非西方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西方化。這難道不是進步嗎？中國有些不求甚解的人甚至寫文章為此而歡呼：你瞧，現在連西方人都承認我們自己的非西方文化也有存在的價值了。這簡直是愚蠢到了家。實際上，亨廷頓這篇文章的主題根本不是承認非西方文化的價值，而是大聲疾呼西方各國團結起來，一致與非西方國家對抗，他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喊：「西方各民族必須吊在一根繩子上，否則我們就會被一個一個吊死！」這意味著什麼，當然意味著在西方種族主義的抬頭，而且像亨廷頓這樣著名的知識分子也在或多或少地加入它的行列。
種族主義的根源究竟什麼？是有生物學基礎的，還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是「原子」的，還是「比特」的？哪種成份大一些？我們不得而知。令人遺憾的是，無論其根源為何，種族主義或種族滅絕在歷史上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比如美國，它今天之所有沒有像英國北愛爾蘭那樣的問題，或是像中國西北、西南地方那樣的問題，並非如它所宣稱的那樣，是由於它是各民族友好融合的大熔爐，而是因為它乾淨徹底地滅絕了印第安人（還剩下一些，但已構不成一種力量）。試想，如果今天的印第安人數多一些，他們就很可能對白人高呼著「從哪來就回哪去」，並到處扔炸彈。
信息時代有可能緩和種族差異
種族差異肯定是有其生物學根源的，但它確實也有文化標籤的成份。它是「原子」的，也是「比特」的。即使是它的「原子」成份，其中也有部分僅僅是「皮膚那麼厚」。比如我們曾提到過：澳洲土著看來與非洲黑人十分相像，實際上卻是在遺傳上相距最遠的。種族差異給人的感覺以巨大影響的恰恰是外表的差異。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過的那樣，信息時代使得人類除了智能之外的其他特性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信息時代人類極為頻繁的跨國、跨洲信息交往也必然會大大沖淡種族差異中的文化差異部分。這就使得信息時代有可能緩和種族間的差異或不和。有較長網上經驗的人都會體會到，在信息空間中，人們多半不會關心你的膚色、種族、國籍、性別、年齡等所有這一切，把人聚合成不同群體的原因純粹是思想的相投與否。亨廷頓大概是沒有網上經驗的，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找不到有關信息社會的論述。他確實不理解信息時代。一個張口國際關係、閉口東西方文明的著名學者，對信息時代對於國際關係產生的影響居然不加考慮，這不能不令人對於他的觀點的可信程度表示懷疑。
當然，如果種族差異果真意味著智能的差異、思想的差異，那麼信息時代也無能為力了。
種族識別生物武器
在信息時代中，人類的科技進步在「比特」領域固然是突飛猛進，在「原子」領域的進步也是令人矚目的。因為在「比特」領域的進步可以大大地促進在「原子」領域的進步（反過來也一樣）。比如，計算機技術的進步大大地促進了生物學的進步。實際上，生物學的進步也是非常驚人的（我們在以後的章節還要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這些進步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如疑難病症的治療，餵飽越來越多的人口等，但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威脅，有些是十分可怕的，其中包括與我們這一章的主題密切相關的「種族識別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常見問題回答》斷然否認這一可能性：問：這些樣本（指採集的各種DNA樣本）能夠被用來製造針對特定人口的生物武器嗎？
答：現在所有已知的技術都無法利用遺傳學進行種族滅絕。根據我們對於人類基因變化的瞭解，這種武器似乎不可能被開發出來。該計劃將譴責並禁止任何將數據用於此類目的的努力。該項目的高度透明性及其倫理的約束更將使這種企圖幾無可能實現。
然而，托夫勒在《未來的戰爭》一書中曾引用1992年瑞典國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貝克的話說：由於我們能夠辨別出不同種族與人種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差別，「我們將有能力區別黑人、白人、東方人、猶太人、瑞典人、芬蘭人之間的差異，並能開發出一種用以專門消滅某一特定人種的制劑。」我在寫作現在這一段時，特地給英國著名生物學家PatrickDixon博士發去了一個電子郵件，詢問"Race Discriminating Bio-warfare"的可能性。Dixon博士立即回了信，他說："I think it could be a horrifying possibility"。
根據人類各種族基因差異的特點，要想造出能夠精確地識別某一特定人口，並加以滅絕的生物武器確實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有可能造出一種生物武器，它可以殺傷A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卻只殺傷B人口中的百分五十（這裡的數字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只是打個比方，但遺傳學的進步將能夠精確地確定這些百分比）。《人類基因組差異性項目常見問題回答》很可能是因為怕失去公眾對於該項目的支持而掩飾了這種可能性。只要有這種可能性，只要收集到的數據在技術上可用於製造這種武器，「譴責並禁止」又有什麼用？「高度透明性」又有什麼用？對於一般大眾來說，這些遺傳學的玩意，即使完全公開，他也看不懂，也是不透明的。只有少數精英才懂。這就又回到了我在第一章的觀點，在信息時代，只有少數認知精英才有力量。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這種生物武器不能精確識別，那麼，又有誰敢使用它？
回答：瘋子就敢。政府也許不敢——除非到了非同歸於盡不可的時候，但非政府的種族主義組織也許就沒那麼負責，那麼理性了。
在存在著開發這種可怕的武器的可能性的時代，西方卻又出現了種族主義的死灰復燃，你說說你是什麼感覺？要知道，信息技術也給煽動種族主義提供了便利手段，而就目前而言，能夠利用信息技術的絕大多數是白人。這就是信息時代的種族斷層線，它至少在目前是與第一章所說的「最具信息時代特點的斷層線」
在某些地方互相重合，因而互相加深加寬的。
新的人造種族出現的可能性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一書中曾表露過這樣的擔心他說：「……遺傳工程已開始使人們步入窘境，這種窘境不久將使20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顯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並可能分裂人類，其矛盾的尖銳程度甚至超過以前將人分為特權者和貧困者。……
「從遺傳上改進智能和體能屬性將主要用於——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一－世界上的有特權的人，那是大有可能。實際上，在人的狀況方面將出現新的和戲劇性的差距。的確，人們可以合理地猜測，能提高人的智能和體質的遺傳工程到一定階段，完全可能首先只由最先進國家的最強有力和富裕的上層人士所採用（貧窮國家裡的少數的類似的上層分子也可能採用）。從而在遺傳上改進的人和其他人之間就可能出現新的和真正造成不和的分裂（在某些方面會令人心有餘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種族純化的冥想）。
遺傳工程完全有可能將精英集團的權力、財富等「固化」到他們的遺傳密碼中去。那時，精英集團不僅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如第一章所說的那樣）與一般大眾隔絕，而且在人種上也與一般大眾距離越來越遠。這將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斷裂。很可能到了那時，一部分人還算人，另一部分人就不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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