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消費者電子學」
電視自發明以來，經歷了好幾次技術上的更新換代。隨著這一次次的更新換代，電視的圖像品質不斷改進，不斷接近於「事物的形象」。這種換代思路再往前進一步，自然就出現了關於「高清晰度電視」的設想。據尼葛洛龐蒂說，「１９７２年，幾位富有前瞻性的日本人自問，電視的下一步應該朝哪一個方向走。他們的結論是：更高的分辨率。他們斷定，電視由黑白轉成彩色之後，緊接著是擁有電影畫面般精緻的畫質，或叫『高清晰度電視』。在模擬世界裡，讓電視朝這個方向升級，是很合乎邏輯的想法。因此，在接下來的１４年中，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研究他們眼中的『高品質電視』（Ｈi-Vision）。」在這之後，世界各國電子產業界一度紛紛接受這樣的觀念－－高清晰度電視代表未來電視發展的方向。這是一種典型的線性思維方式。遵循這種思維方式的人一直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電視這種傳播媒介一旦被發明出來，就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嗎？高清晰度電視與黑白電視、低分辨率的彩色電視相比，對人們當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除了電視，再沒有別的傳播媒介，那麼電視的改良當然是有意義的。但如果在電視之外，有一種媒介更能作用於人的視覺、聽覺，更能觸動人的理智，能觸動更多的感覺，使人全身心地進入這種媒體所營造的世界，那麼對於電視的改良還有多大的意義？以電子遊戲為例。電子遊戲機出現後，它對於兒童的吸引力大大超過子電視對於兒童對吸引力。電子遊戲的畫面與電視畫面相比，顯然相當粗糙，而眾多的電子遊戲迷很少抱怨電子遊戲的圖像品質，對於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一個遊戲本身的精采程度（如遊戲的「情節」設計得是否激烈，是否出人意料，是否具有挑戰性等等），而不是畫面品質的清晰度（一個遊戲的「情節」如果單調乏味，那麼畫面再清晰也是乏味的）。電子遊戲機是一種簡單的電腦，與真正的的電腦操作相比，玩電子遊戲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操作，然而電子遊戲與電視節目畢竟有一個根本不同：前者是交互性的、在內容上富有可塑性的娛樂，而後者是單向性的娛樂。電子遊戲賦予人以很大的主動性、參與性，調動起人的各種反應能力，展示出每一個人在智力上、感覺能力的高下，而不是使人們在智力上和感覺上「吃大鍋飯」，就像人們在看電視時的那種情形。圖像的不清晰是電子遊戲的缺點，但這一缺點並不能掩蓋電子遊戲對於電視節目的優勢。圖像的高清晰度對於電視節目本身來說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正如尼葛洛龐蒂所說：看電視的時候，你會抱怨影像的分辨率、屏幕的形狀或是活動畫面的質量嗎？大概不會吧。如果你有什麼抱怨，一定是對節目不滿意。或是抱怨像布魯斯·斯普林斯汀所說的『空有５７個頻道，卻毫無內容」。「完美的蒼蠅不過是蒼蠅」，５７個頻道裡那空無內容的節目即使用高清晰度電視來播放，也無改於節目的實際品質。在技術上精益求精是技術專家的本份，從技術以外的立場來思考電視未來的發展、命運本不是他們的職責。然而使用技術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總是處於文化狀態之下，具有特定的心理狀態的，無視文化、心理因素的技術，不管這如何「高」、如何「新」，都有可能成為「高」而無當、「新」而無當的「屠龍之技」。當那幾個「富有前瞻性的日本人」提出「高清晰度電視」的技術思路時，他們只注意到電視的一個弊端－－圖像不夠清晰，這是一種從純技術角度看出的弊端，卻忽略了電視的最根本的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弊端－－電視在文化意義上的弊端（如布魯斯·斯普林斯汀所看到的）。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這句話令人想起了莎士比亞的《麥克白》中的一段獨白：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一天接著一天躡步前行，直到最後一秒鐘的時間。……人生是一個行走的影子，是一個在舞台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白癡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對於常看電視連續劇的人來說，「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一天接著一天躡步前行，直到最後一秒鐘的時間」是再真切不過的體驗。電視肥皂劇裡的「人生」，的確「是一個行走的影子」，是「一個白癡所講的故事」。電視裡層出不窮而又永遠同一的「綜藝節目」的的確確「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更「好」的電視機，而在於有沒有更好的媒介。對「空有５７個頻道，卻毫無內容」的媒介，任何不涉及實質內容、修修補補的改良都是無濟於事的。而一旦出現一種能夠很大程度上克服電視的這一根本弊端的新媒介，它就會理所當然地顛覆這個「媒介之王」的統治。網絡化的個人電腦就是這種「新媒介」。在它日益強勁的威勢下，電視沙皇不得不退位。或者說，在電腦不斷表現出來的巨大魅力將使人們理所當然地把電視視若弊屐。而在技術上追求「高清晰度電視」的努力恰好像是一個行將末落的王朝所進行的一場徒勞的「改良」或「維新」。難怪尼葛洛龐蒂說「高清晰度電視是一個笑話」。高清晰度電視的技術構想由日本人提出來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長於認真、細緻地工作而短於原創性思想的民族。他們總是在既有的外來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仔細改進，精益求精，形成一種無本位而又後發制人的民族文化。在古代，他們引入漢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戰結束後，他們在引進西方的技術的基礎上建立了在較長時間領先於世界的電子應用技術和機械製造技術。這僅僅是文化價值影響技術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文化價值決定著對技術的使用。人在何種方式上使用技術，把已有技術在何種方向、何種程度上改進，總是蘊含著文化上的價值取向。日本發達的應用技術不僅反映在對技術產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們努力在既有的技術水平上，如何使產品的使用者盡可能地方便，盡可能感受到產品的製造者對產品使用者「無微不致」的關心。（當然，日本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無微不致的關心」並非出於菩薩心腸，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在各個方面的好逸惡勞、窮奢極欲的本性來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在享受上的潛能，作為其生財之道。）對於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點，在日本長期生活過的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克裡斯托弗（Robert
C.Christopher）在一本名為《日本人的心靈》（The Japanese Mind）書中這樣描述道：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反映了一種對新發明的小玩意的國民嗜好，在日本，這種情況到處可見。例如，在東京坐出租汽車，乘客從來不用自己開關車門，因為司機能用自動控制裝置開後車門。在飯館和百貨公司，剛進門的顧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機器人的歡迎，這些機器人向顧客鞠躬如儀，並以甜甜的聲音說些恰當的寒暄話。在日本家庭中，這種對小玩意兒的嗜好處處可見，從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時代打火機，到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各種設置。我的朋友千年對他的「雙伴音電視機」頗為自得，在這台電視機的某些頻道，同一節目可有英語和日語兩種不同的聲音選擇。千年說這有助於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礙於情面，沒對他說：不如買一套英文會話唱片，既省錢又能達到同樣目的。「舒適和細緻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日本獨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這種文化特點。日本人常常喜歡將一種遊戲玩到最精細、最微妙、最徹底的境界，從中體驗到一種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於追求的舒適和滿足。日本人的這種人生旨趣是一種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說是一種最為精緻、最為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與這種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密切相關的，是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在男女之間、長幼之間、上下級之間，盛行著一種後者（女人、晚輩、下級）絕對順從、迎合前者（男人、長輩、上級）的規則。這種規則要求後者刻意順從、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種極為精微、細膩、完善的享受。對日本人來說，男女兩性的交往（無論是性的交往還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級之間的交往，不過是女性或下級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級的各種要求，使自己的「溫柔」、「體貼」達到奴顏卑膝的狀態。正如克裡斯托弗所說：那些對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國人，往往半帶輕蔑地認為，日本人過分恭謹，總是在鞠躬作揖－－而這一次，持有種族成見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個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級觀念比美國人深得多，表現也公開得多。當一家美國公司的幾個保養得很好，又妙語連珠的高級董事登上一架飛機時，局外人得花點兒時間才能斷定他們當中誰是大老闆。但是，當一家日本商社的幾個董事上飛機時，誰是大頭兒，總是一目瞭然。那位坐在靠窗戶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別人拎著、並且只在同僚們向他鞠躬後才還禮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即使遇到尊卑關係不甚清楚的情，日本人也總是知道該對誰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個人是如何春風得意，另一個比他早幾年從同一大學畢業的學長總是以某種意味深長的方式保持其居高臨下的地位。可以說，主－奴結構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規則。這種交往規則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現在人與物、消費者與消費品的交往中。日本人製造的各種「新發明的小玩意」就體現了這種主－奴結構。最大限度的「奴性」是這些的工具的最顯著的特點。說到「新發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發明的「傻瓜相機」。這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日本產品－－它是一種絕對馴服的工具，一種極其善解人意、決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條件，對主人極其「溫柔」、「體貼」的消費品。人在使用別的照相機時，必須具備一些起碼的攝影知識，在一些細節上的無知（如不知道如何調光圈和速度）和馬虎（如忘了開鏡頭蓋），將導致攝影的失敗；而當人在使用「傻瓜相機」時，你連鏡頭蓋是否打開都不用擔心，因為假如你沒有打開鏡頭蓋，那麼你連快門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機」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門。黑格爾早就指出，「主奴關係」是一種「辯證的」關係，一種可能「異化」的關係。當主人把奴隸的權利、內涵剝奪殆盡，把奴隸降低到「物」的水平，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權利、內涵也剝奪殆盡，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為例，一個身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個女奴做任何事，從表面上看，他徹底地佔有了這個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夠佔有的只是對方作為物而不是作為人的本質，他似乎可以從對方那裡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對於人的態度、情感（如愛、理解、尊重）。當他對她大施淫威時，他已把他作為人的各種力量閒置、遺忘、廢棄，或者說不自覺地剝奪了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權力，使自己等同於物。在這種「交往」中，他從來沒有在與對方的相處、磨合（他們之間的關係意味著「磨合」是多餘的）中改變、豐富、塑造、修煉自己，體驗和佔有自己潛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質，而只是在持續的放縱、任性中沉淪、畸變。這種主奴關係與前面所說的娼妓化交往其實是同一回事－－人與人之間最低級的交往，近似於物與物之間的交往。「主人」在「奴隸」的絕對馴服中自以為佔有了一切，其實他佔有的只是「看不見的珍藏」，或者說虛假的珍藏。獨裁者（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獨裁者）常常難免產生一種深切的孤獨感、無能感和破產感－－在擁有一切時暗感到一無所有。使用、享受著各種馴服工具的消費者也是一種獨裁者。「傻瓜相機」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在拍下了無數張照片後，自己在攝影方面的知識幾近於零，自己的「馬大哈」式的生存狀態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當然也談不上改正「馬大哈」的惡習。套用林肯的話來說，它「屬於傻瓜」（of the dummy），「為傻瓜而設計」（for the dummy），「由傻瓜來使用」（by the dummy）。可以說，「傻瓜」是「消費者」的一個最為恰當的別名。「消費者」被各種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溫柔體貼」的消費品包圍並按摩著，不斷地「傻瓜化」。另一方面，消費者在對各種馴服的消費品施行獨裁時，也同時被消費品施行著獨裁－－「平均化」的獨裁。無論是電視還是傻瓜相機，它們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樣地對消費者進行著「平均化」的處理，把人與人的差異降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說，各種產品的生產者通過大規模地複製出各種「大路貨」，自覺不自覺地使消費者在總體上成為「大路貨」。一個攝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機的，因為傻瓜相機在有效地避免了失敗和風險的同時，也同樣有效地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扼殺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作品之間的差異。由此我們更加明確了一點：大眾文化產業，尤其是大眾化傳播媒介產業同時造就的兩種東西（消費者與消費品），一路貨色（平均化、整齊劃一的大眾與平均化、整齊劃一的產品）。基於以上立場，我們就不難理解喬治·吉爾德為什麼把電腦技術以外的許許多多電子技術（尤其是電視技術）稱為「消費者電子學」（consumer electronics）。按照我們前面的說法，我們也可以把「消費者電子學」直接稱為「傻瓜電子學」。受這種「電子學」（電子技術）支配的種種產品（從「傻瓜相機」到「高清晰度電視」）都在有意無意地造就或助長一種文化－－「消費主義文化」，即為平均化的消費者－－「大眾」－－所擁有的文化。
8.2 主奴關係與傻瓜相機
高清晰度電視的技術構想由日本人提出來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長於認真、細緻地工作而短於原創性思想的民族。他們總是在既有的外來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仔細改進，精益求精，形成一種無本位而又後發制人的民族文化。
在古代，他們引入漢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戰結束後，他們在引進西方的技術的基礎上建立了在較長時間領先於世界的電子應用技術和機械製造技術。這僅僅是文化價值影響技術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文化價值決定著對技術的使用。人在何種方式上使用技術，把已有技術在何種方向、何種程度上改進，總是蘊含著文化上的價值取向。日本發達的應用技術不僅反映在對技術產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們努力在既有的技術水平上，如何使產品的使用者盡可能地方便，盡可能感受到產品的製造者對產品使用者「無微不致」的關心。（當然，日本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無微不致的關心」並非出於菩薩心腸，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在各個方面的好逸惡勞、窮奢極欲的本性來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在享受上的潛能，作為其生財之道。）
對於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點，在日本長期生活過的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克裡斯托弗（Robert
C.Christopher）在一本名為《日本人的心靈》（The Japanese Mind）書中這樣描述道：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反映了一種對新發明的小玩意的國民嗜好，在日本，這種情況到處可見。例如，在東京坐出租汽車，乘客從來不用自己開關車門，因為司機能用自動控制裝置開後車門。在飯館和百貨公司，剛進門的顧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機器人的歡迎，這些機器人向顧客鞠躬如儀，並以甜甜的聲音說些恰當的寒暄話。在日本家庭中，這種對小玩意兒的嗜好處處可見，從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時代打火機，到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各種設置。
我的朋友千年對他的「雙伴音電視機」頗為自得，在這台電視機的某些頻道，同一節目可有英語和日語兩種不同的聲音選擇。千年說這有助於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礙於情面，沒對他說：不如買一套英文會話唱片，既省錢又能達到同樣目的。
「舒適和細緻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日本獨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這種文化特點。日本人常常喜歡將一種遊戲玩到最精細、最微妙、最徹底的境界，從中體驗到一種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於追求的舒適和滿足。日本人的這種人生旨趣是一種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說是一種
最為精緻、最為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
與這種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密切相關的，是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在男女之間、長幼之間、上下級之間，盛行著一種後者（女人、晚輩、下級）絕對順從、迎合前者（男人、長輩、上級）的規則。這種規則要求後者刻意順從、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種極為精微、細膩、完善的享受。對日本人來說，男女兩性的交往（無論是性的交往還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級之間的交往，不過是女性或下級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級的各種要求，使自己的「溫柔」、「體貼」達到奴顏卑膝的狀態。正如克裡斯托弗所說：那些對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國人，往往半帶輕蔑地認為，日本人過分恭謹，總是在鞠躬作揖－－而這一次，持有種族成見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個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級觀念比美國人深得多，表現也公開得多。當一家美國公司的幾個保養得很好，又妙語連珠的高級董事登上一架飛機時，局外人得花點兒時間才能斷定他們當中誰是大老闆。但是，當一家日本商社的幾個董事上飛機時，誰是大頭兒，總是一目瞭然。那位坐在靠窗戶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別人拎著、並且只在同僚們向他鞠躬後才還禮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即使遇到尊卑關係不甚清楚的情形，日本人也總是知道該對誰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個人是如何春風得意，另一個比他早幾年從同一大學畢業的學長總是以某種意味深長的方式保持其居高臨下的地位。可以說，主－奴結構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規則。這種交往規則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現在人與物、消費者與消費品的交往中。日本人製造的各種「新發明的小玩意」就體現了這種主－奴結構。最大限度的「奴性」是這些的工具的最顯著的特點。說到「新發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發明的「傻瓜相機」。這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日本產品－－它是一種絕對馴服的工具，一種極其善解人意、決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條件，對主人極其「溫柔」、「體貼」的消費品。人在使用別的照相機時，必須具備一些起碼的攝影知識，在一些細節上的無知（如不知道如何調光圈和速度）和馬虎（如忘了開鏡頭蓋），將導致攝影的失敗；而當人在使用「傻瓜相機」時，你連鏡頭蓋是否打開都不用擔心，因為假如你沒有打開鏡頭蓋，那麼你連快門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機」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門。黑格爾早就指出，「主奴關係」是一種「辯證的」關係，一種可能「異化」的關係。當主人把奴隸的權利、內涵剝奪殆盡，把奴隸降低到「物」的水平，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權利、內涵也剝奪殆盡，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為例，一個身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個女奴做任何事，從表面上看，他徹底地佔有了這個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夠佔有的只是對方作為物而不是作為人的本質，他似乎可以從對方那裡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對於人的態度、情感（如愛、理解、尊重）。當他對她大施淫威時，他已把他作為人的各種力量閒置、遺忘、廢棄，或者說不自覺地剝奪了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權力，使自己等同於物。在這種「交往」中，他從來沒有在與對方的相處、磨合（他們之間的關係意味著「磨合」是多餘的）中改變、豐富、塑造、修煉自己，體驗和佔有自己潛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質，而只是在持續的放縱、任性中沉淪、畸變。
這種主奴關係與前面所說的娼妓化交往其實是同一回事－－人與人之間最低級的交往，近似於物與物之間的交往。「主人」在「奴隸」的絕對馴服中自以為佔有了一切，其實他佔有的只是「看不見的珍藏」，或者說虛假的珍藏。獨裁者（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獨裁者）常常難免產生一種深切的孤獨感、無能感和破產感－－在擁有一切時暗感到一無所有。使用、享受著各種馴服工具的消費者也是一種獨裁者。「傻瓜相機」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在拍下了無數張照片後，自己在攝影方面的知識幾近於零，自己的「馬大哈」式的生存狀態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當然也談不上改正「馬大哈」的惡習。
套用林肯的話來說，它「屬於傻瓜」（of the dummy），「為傻瓜而設計」（for thedummy），「由傻瓜來使用」（by the dummy）。可以說，「傻瓜」是「消費者」的一個最為恰當的別名。「消費者」被各種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溫柔體貼」的消費品包圍並按摩著，不斷地「傻瓜化」。
另一方面，消費者在對各種馴服的消費品施行獨裁時，也同時被消費品施行著獨裁－－「平均化」的獨裁。無論是電視還是傻瓜相機，它們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樣地對消費者進行著「平均化」的處理，把人與人的差異降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說，各種產品的生產者通過大規模地複製出各種「大路貨」，自覺不自覺地使消費者在總體上成為「大路貨」。一個攝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機的，因為傻瓜相機在有效地避免了失敗和風險的同時，也同樣有效地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扼殺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作品之間的差異。
由此我們更加明確了一點：大眾文化產業，尤其是大眾化傳播媒介產業同時造就的兩種東西（消費者與消費品），一路貨色（平均化、整齊劃一的大眾與平均化、整齊劃一的產品）。
基於以上立場，我們就不難理解喬治·吉爾德為什麼把電腦技術以外的許許多多電子技術（尤其是電視技術）稱為「消費者電子學」（consumer electronics）。按照我們前面的說法，我們也可以把「消費者電子學」直接稱為「傻瓜電子學」。受這種「電子學」（電子技術）支配的種種產品（從「傻瓜相機」到「高清晰度電視」）都在有意無意地造就或助長一種文化－－「消費主義文化」，即為平均化的消費者－－「大眾」－－所擁有的文化。
8.3 從按摩到挑戰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電腦用戶（使用者）仍然是「消費者」。然而從文化意義上講，電腦用戶與電視觀眾（典型的消費者）具有質的不同。電視觀眾閒置著雙手，被動地、集體性地接受電視的按摩，或者說，接受由電視台複製出來的無數雙「看不見的手」的按摩。相反，電腦用戶伸出自己的雙手敲擊著鍵盤，與電腦進行著真正意義上「交往」。
人與電腦相互挑戰並各自作出應戰，雙方在索取的同時也在被索取，在向對方敞開自身的同時讓對方向自己敞開，在這一過程中共同「改變、豐富、塑造、修煉」自身。所以電腦用戶說到底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
正如吉爾德所看到的，電腦用戶把電腦當作是一個為他們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積累資本，富有創造性並預示著未來的工具。在美國，電腦在１９９３年的銷售量是５０００萬台，而每台電腦的價格比每台電視機的價格高出近４倍。電腦的市場比電視和電影的市場加起來還要大，比如１９９２年美國的電腦產業的總銷售量是１６１０億美元，而電視和電影產業的銷售量加起來也只有１０４０億美元。電腦硬件的銷售收入是電視機銷售收入的６倍，家用電腦的銷售量每年以１０倍的速度增長。更重要的是，電腦買主的綜合素質要比電視買主的高得多。電視買主來自中等收入階層，他們用４００美元買一台電視機；而電腦的買主幾乎都來自高收入階層。他們總是受過高等教育（在美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收入的高低是相應的），用大約１５００美元買電腦硬件，再用１５００美元買軟件和外圍設備。
吉爾德指出，電腦與電視的「最關鍵的差異是這兩種設備在用途上的差異」：
看電視的人幾乎是在用電視來愚弄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而ＰＣ機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們的機器使自己變得更富有、更聰明、更具創造性。ＰＣ機的買主也是一種新的應用和附加設備的創造者，而電視機只是一個消費品。ＰＣ機是一種供方投資（supply-sideinvestment），它使家庭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重新成為中心角色。資本主義生產被轉化為一種對於現階段出現的家庭、文化和社區危機的治療性力量。
電腦與電視在用途上的不同，緣於它們在「稟性」、「脾氣」上的不同。人與電視的關係是不平等的－－電視像奴僕一樣迎合著人，盡可能地讓人感到舒適、自在，雖然實際上它是像靡菲斯特反過來奴役浮士德一樣地奴役著人。
人與電腦的形成的卻是平等相處、相互溝通、相互促進的關係。電腦從來不是拿來就可以用的馴服工具，它對人提出各種條件和資格要求。通過鍵盤來操作電腦與通過遙控器來操作電腦決不可同日而語。一匹駿馬常常同時就是一匹烈馬，只有優秀的騎手才能駕馭它。同樣道理，電腦不是像「傻瓜相機」那樣的可以隨便上手的工具。電腦強制性地改變著它的使用者，它是人的嚴師和諍友，它向人許諾和提供的不是廉價的、消遣性的「輕鬆愉快」和「自由自在」，而是在通過無數次的挫折、摔打、掙扎贖來的深刻、強烈的自由感和成就感。電腦與電視不同的脾氣和稟性造就著一種在精神氣質上與大眾（電視）文化大異其趣的文化。基於這種考慮，吉爾德把電腦與Ｔ型汽車（最早生產出來的汽車）相提並論：頂尖性電腦常常首先是被能最好地使用它的精英們使用，然後他們再把它們向別的人推廣。所有新的技術都是先被精英們獲得、掌握，然後它們才會深入到公眾中去。電腦在當代文化中所擔當的角色相當於Ｔ型汽車在２０世紀的產業文化中擔當的角色。
（Ｔ型汽車的）車主們不能徑直跨進汽車來駕駛它，他們必須首先學會怎樣保養和維修這種汽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學會了怎樣拆開它，又怎樣把它組裝起來。他們變成了一種具有機械技藝的產業精英，正是憑著這種技藝，他們在兩次大戰中大顯身手，並把美國推向了世界經濟的前沿。
與Ｔ型汽車的司機一樣，頂尖性電腦的使用者（黑客和准黑客）與其說是消費者，不如說是生產性－－掌握數字技術的「產業精英」。
然而電腦與Ｔ型汽車又有兩個明顯的不同。
第一，Ｔ型汽車在技術上是封閒性的，而電腦在技術上高度開放性的，處於「沒有盡頭的青春期」之中。網絡化一方面使每一台ＰＣ不可能故步自封，使之不斷成為「頂尖性的電腦」，另一方面使每一個用戶可能成為生產性的而不是消費性的，使電腦用戶使用過程是反饋性、回應性的，而不是像人在接受按摩時那樣奴役性地「使用」按摩者，同時又暗中被按摩者奴役。梅特卡爾夫定律最能說明這一點。
第二，
Ｔ型汽車是只具有技術維度的機器，它只能使人成為技術上精英；而電腦是多維度的機器，它不單是在技術上不斷地向人挑戰，使人避免成為一個技術上的消費者（與此相對照的是，電視觀眾首先是電視技術的消費者），而且從人類文化的各個維度上向人提出全面挑戰，從總體上結束人被各種機器「按摩」的狀態，從總體上結束消費主義文化。
第三，
要想切實瞭解這一點，我們還得對於人與電腦的關係作一番細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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