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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媒體與權力

6.1 「巴比倫塔」與「焚書坑儒」


  我們上面談到的浮士德與靡菲斯陀的關係,已經涉及到哲學史上一個著名論點--主奴關係的顛倒。作為浮士德奴僕的靡菲斯陀以順從來實現浮士德對他的順從,即行駛他支使浮士德的權力。大眾時代的按摩女郎的「粉面含春」背後,是其超常的權力慾。傳媒產業的最大服東是靡菲斯陀,他「老早就投了資,後來又不斷地加股,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到最後。」一句話,按摩之手同時就是權力之手。美國著名的傳播媒介評論家本·巴格迪坎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細緻的調查,寫出了《傳播媒介的壟斷》一書。這本書有一個很長的副標題--「一個觸目驚心的報告:五十家大公司怎樣控制美國的所見所聞」。他以大量不爭的事實證明,在美國這個被標榜為最民主的國家裡,人們默然不察地處於一種被奴役狀態。他這樣說道:

  美國人像世界上大多數人一樣,從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書籍、以及電影裡獲得對世界的印象。大眾傳播媒介在任何時刻都成了判斷真與假、現實與虛幻、重要與瑣細的權威。……當權者早已認識到,要控制公眾,必須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聞和各種意見的人就具有政治權力,這就是揭露或隱藏,宣佈一部分而隱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機會來臨,事前決定如何解釋所揭露的事實的權力。民主國家領袖都珍愛控制思想的權力,不亞於巫醫、宗教巫醫、國王和獨裁者;他們像渴望控制軍隊那樣渴望控制信息。他認為美國傳播媒介的壟斷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兩個--「歪曲現實和思想的貧乏」。對於「思想的貧乏」這一點,前面已經談得相當多了。為了深入理解大眾時代的媒介的性質,我們需要著重瞭解它是如何「歪曲事實」的。

  我們首先以《舊約·創世紀》中的一個著名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諾亞的子孫在上帝的特別的照顧下,免於在「大洪水」中喪生。「大洪水」過後,他們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們使用著同一種口音的語言,交流起來非常方便。有一天,他們當中有幾個人突發奇想,要建一座高得可以通天的塔來顯示他們的巨大力量。於是他們通力合作,開始修建這座塔。上帝對人類這種狂妄自大的做法很不滿,但他沒有直接摧毀這座塔,而是使不同人以不同的口音說話。這樣,人們彼此之間就無法交流,無法合作,只好停止建塔了。這就是上帝為了維護其至上權威而使用的手段:通過使原有一體化的媒介成為分化的媒介,限制原有信息和訊息轉化的範圍,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使原有的人類共同體解體,從而徹底削弱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但我們不能據此認定媒介的異質化就一定起到維護一體化權力結構的作用。我們不妨再分析一個例子。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中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舊有的社會媒體——統一文字(「書同文」),統一道路(「車同軌」)。就此看來,他奉行的是通過將異質化的媒介改造成為同質化媒介的方式,來維護統一的中央集權。而這看起來正好與「上帝」維護其統一的權威的方式背道而馳,其實不然。

  在秦始皇看來,他所征服的六國如果繼續使用原來的社會交往媒介,他就無法行駛其權力,而且六國有重新獨立的可能。因此,一體化的權力結構必然要求一體化的媒介體系。但我們如果深入地觀察秦始皇整個重建社會秩序的思路,就會發現,上面所說的兩種維護一體化權力結構的方式並不衝突。秦始皇使媒介一體化,是為了使他所征服的六國不再是一個個交往共同體,使它們原來各自擁有權力結構徹底瓦解,並由統一的中央集權模式來建立他所希望的社會秩序。交往媒介的一體化所導致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交往共同體的產生,並進而導致前所未有的駕空、威脅中央集權的權力的產生,如我們巴別塔故事中所見到的情形。秦始皇當然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採取了一種與「上帝」採用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方法來扼制可能威脅到他的顛覆性力量。他的目的與「上帝」的一樣——阻止交往共同體的形成。他所採取的方法是,在推行同質化媒介的過程中,用嚴厲的手段阻止個體間的交往、溝通。這樣,同質化媒介就只是他至上而下延伸權力的媒介,而不是擔當社會交往的媒介。他的具體做法是,在統一文字的同時,一方面極力「純化」承載文字信息的媒介(書),將除醫書、農書以外的技術性書籍以外的其他書盡或能銷毀,即「焚書」;另一方面,他極力「純化」使用文字的人,將一切想通文字這種媒介來表達個人性的思想、觀念、情緒的人清除,或使他們因強烈的恐懼而不敢再有這種企圖,其具體措施就是將敢於「妖言惑眾」的儒生活埋,即「坑儒」。世界歷史上大大小小的獨裁者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秦始皇使用過的這種方法:將同質化媒介的社會交往(溝通)功能抽除,使之成為延伸一體化強權的傳播媒介。在這種媒介體系下,普通民眾既無法與傳播者進行溝通,他們之間也無法相互溝通。


6.2 「媒體節日」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生活的現代都市的人的家時至少有三樣東西是必備的:電視、冰箱和床。我們不妨計算一下普通人在這三樣東西上投放的時間--這三部分時間加起來幾乎就是人們家庭生活的全部內容。首先,我們必須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給床,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掙錢活口。對於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的普通人來說,餘下的三分之一時間就成為他們生活的意義--吃冰箱裡的食物和看電視裡的節目。據威爾伯·施拉姆(一譯「宣韋伯」)和威廉·波特在《傳媒播學概論》中所說,在電視的勢力如日中天的七八十年代(進入90年代之後,電視受到了個人電腦,尤其是受到了Internet的衝擊),98%以上的美國家庭都擁有電視機,平均每天有7個小時電視機都是開著的。這就是說,每年每個家庭平均開電視機的時間在2500小時以上,相當於100多個整天整夜。一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10年,等於有整整3年時間在看電視。當然電視開著的時候並非每個家庭成員都在一齊看電視,但每個人至少在這七個小時中有一半的時間在看電視。由此可以看出,電視已成為現代人主要的生活內容。《傳播學概論》引康斯托克的話說:

  看電視據稱是比包括吃飯在內的其他活動次要的事,但電視卻佔去了全部的閒暇時間的三分之一--約為閒暇時間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各種社交活動,包括在家裡和外面同他人談話,都不能同電視在自由時間中所佔的統治地位相比擬;這種社交活動只佔閒暇時間的四分之一。閱讀、學習和使用其他大眾傳媒的時間只有百分之十五。到別的地方地去做別的事--遠足、狩獵、看歌劇等--只佔閒暇時間的百分之五。電視成了美國人自由支配的生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電視出現以前,再貧窮的地方也有節日,在節日裡一定有與平常不同的氣氛。人們暫時拋開平日的操勞、煩惱,相聚在一起,感受和想一些平日未曾感受和想過的事情,與平時難得一見的人相聚,給沉悶、灰暗的生活塗上一些亮色。按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說法,節日的重要特徵就是「拒絕人與人之間的隔絕狀態」,節日就是「共同性」,是一個人在一種對於許許多多的人都具有強烈的震懾性、感染性的氛下,從日常生活的平淡、瑣屑、無聊的狀態進入到一種激越、莊嚴、充實的狀態。在節日裡,平時糾纏著人的事務被置之腦後,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份被最大限度地淡化甚至被中止,人感受到了(雖然是暫時地)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平等、親密、友善的關係,人們以一種彼此相同的新的身份、新的心情、親的面貌交往、相處。人們沐浴在一種共同的氣氛中,洗去了平日的生活加在我們身上塵滓、俗念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放達之感和超凡脫俗之感。節日使人們感受到了一種在平時感受不到的生活的意義和希,使人們或多或少地感到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僅僅是蠅蠅苟苟。節日讓國王和叫花子都感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平時所認為的那樣大,在某一種尺度下,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微不足道的--他們是同樣高貴或同樣渺小,他們「本是同根生」的。不少學者和思想家都指出,「節日」具有重大文化意義(尤其是宗教意義)。一般說來,中國的節日是自然性、時令性的,如春節(被稱為「大年」)和中秋節(被稱為「中年」);西方的節日是宗教性的,如聖誕節和復活節。其實中國的節日也具有明顯的宗教性,如過春節時的放鞭炮、貼春聯和門神,過中秋時的「送兔兒爺」,只不過體現在這些活動中的宗教是一種民間宗教。無論是過春節還是過中秋節,其根本動機也都是「拒絕人與人之間的隔絕狀態」,都是追求「共同性」,即「團圓」、「普天同慶」。現代人與古代人在文化上的重要不同之一,表現為節日的宗教文化色彩越來越淡。隨著宗教色彩的淡出,現代社會中的節日已經蛻變為工休日、閒暇日。現代人仍然有「禮拜日」,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禮拜日」與「禮拜」毫無關係,它僅僅是在五天工作日之後雙休日中的一天。禮拜日(星期日、安息日)本來源於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作為一種教規,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因為人已經用六天的時間來花在謀求「個人性」的肉體生存上,人必須用專門的時間謀求靈魂(精神)的生存,謀求與他人的「共同性」上。communication(傳播、交往、溝通)一詞的本義是指得到來自神的啟示、訊息、信息(「信息」一詞的本義也是宗教性的,指關於「信仰」的、來自神的消息),並與他人共享這樣信息(被認為是神的恩賜)。祈禱、做禮拜就是這種communication行為。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的開頭即談到,夏威夷最早的居民在登上這塊土地時「感到地球的震動,看見山裡的濃煙和火焰以後,他們得到了幫助他們認識『火之女神佩萊夫人』的信息,因此他們還知道了怎樣通過祈禱以及祭祀和舞蹈同女神交流(communication)。」所謂節日,就是在固定的日子與他人共享某種神秘的信息,獲得一種脫俗的心態。假日與節日一樣,也具有這種宗教含義。在英文中,「假日」(holiday)一詞由holy(神聖的)和day(日子)構成,本義即「神聖的日子」。節日和假日本來意味著一種不同於日常生活狀態的新的境界和心態。隨著節日和假日(現在人們把它們合稱為「節假日」)蛻變為休閒日、週末,人們的精神生活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而作為「傳媒之王」的電視大大助長這一變化。在電視時代,communication的意義不再與「溝通」、「交流」相關,而是與「傳播」相關。電視使各種節日名存實亡。電視導致了所謂「媒介假日」的出現。所謂節日,已經被電視上的一個個「晚會」給打發了。電視使我們平常的生活更加平常,使我們過著幾年如一日,甚至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一年當中,有一百多個週末之夜(每週兩三個)的「綜藝節目」,再加上名目越來越多的節日晚會。這意味著收看綜藝節目和電視晚會成了人們過節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內容,也意味著節日、假日與平日已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平時人們看的是電視肥皂劇,節假日看的是綜節目和晚會(此二者很難說有何區別)。比如在中秋之夜,人們不是親朋好友一起賞月,在元宵之夜,人們不是鬧元宵,觀花燈,而是看各個電視台舉辦的「中秋晚會」和「元宵晚會」。

  在那些數不清的晚會上,永遠是那些爛熟的面孔,爛熟的歌舞昇平和插科打渾。一個男人或女人身著異裝,一手拿著麥克風,一手做著比嬰兒的動作還要單調、還莫名其妙的動作,唱著永遠似曾相識的悲悲切切或鬧鬧哄哄的歌曲,一群好似來自《西遊記》裡的「盤絲洞」的女子圍著他或她重複著乏味到荒誕的舞蹈動作。或者,兩三個人湊在一起,模仿貧窮、落後地區或暴富地區人的口音,兜售一些拿肉麻當有趣的笑料。由於第二天用不著上班,你可以看到每個電視台向你道完晚安後再悻悻然關掉電視。長年累月地看電視,不僅使你的意識、觀念、語言與別人幾乎一模一樣,而且使你的無意識,他的夢境也與別人的大同小異。你最深刻、最美麗的夢不過是一段由雜亂無章的畫面、語無倫次的歌詞、無病呻吟的曲調胡亂拼湊而成的MTV。媒介之王的溫柔的鐵腕已伸向了我們最個人化的生活當中,伸向了我們心靈的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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