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一切歸功於「離經叛道」
我無意為黑客唱讚歌，正如你讀完這本書就能看到的，我也無意為數字時代唱讚歌。我只是想說，數字時代是美國文化精神的特定產物，而使數字技術成為一種造就和主宰一個時代的技術方面，黑客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們是美國「自我依靠」倫理信奉者，是《獨立宣言》所隱含的關於個人的獨立性的體現者。數字時代的重要文化特徵（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可以從具體化了的美國精神——黑客精神中去索解。
到目前為止，一共出現了四代黑客。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這四代黑客有哪些共同之處。第一代黑客出現於６０年代，他們幾乎全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裡不大守規矩的學生。他們把主機型電腦轉化成了在實際效果等同於後來的個人電腦的電腦。他們採用一種被稱為「時間共享」的技術提供了大範圍進入電腦的可能。第二代電腦黑客出現於７０年代，他們發明並製造了個人電腦。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被稱為「天才神童」的史蒂夫·喬布斯。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嘻皮士，「犯規」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在裡德學院因為不守校規而被開除後，與另一個不僅氣味相投而且名字也相同的年輕人（史蒂夫·沃茨涅克）聯手胡作非為。他在２１歲的時候，創辦了如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腦企業之一的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的圖形標誌就頗有嘻皮士色彩——一個被咬掉一口的蘋果。據喬布斯本人解釋，他這所以選定這個標誌，是因為只有被咬掉一口的蘋果才表示蘋果公司是一家電腦公司而不是別的什麼公司——「咬」的英文是bite，與「字節」（byte，即字符串，８個比特構成一個字符串）諧音近形。這個細節透露出ＰＣ文化的頑童氣質。
喬布斯的反社會、反常規的性格導致了蘋果公司的產生，也正是他的這種性格使他在１９８５年被迫離開他自己創辦的蘋果公司。頗有意思的是，１９９７年年初他又重返蘋果公司，最近他又重新成為蘋果公司的總裁。第三代電腦黑客出現於８０年代，他們的貢獻在於使個人電腦的力量更強大，使信息從玩偶之家「出走」後找到獨立的空間——為個人電腦設計了許許多多應用、教育和娛樂軟件，使個人電腦大規模地進入社會的各個領域。
在他們當中，米奇·卡帕爾最為典型。他設計出Lotus1-2-3軟件，確保了ＩＢＭ仿蘋果的個人電腦的成功。（ＰＣ本來是一種技術品牌，專指ＩＢＭ
ＰＣ，在ＩＢＭ
ＰＣ廣泛行銷之前，供個人使用的電腦被稱為「微型計算機」，漢語簡稱為「微機」。）
８０年代中期至今的電腦黑客是第四代黑客。他們對於ＰＣ產業和ＰＣ文化的最大貢獻是使ＰＣ成為網絡化的ＰＣ。勃蘭德說：「他們仍然受惠於黑客倫理。這成千上萬的網絡高手已經創造出無數的電腦告示牌（ＢＢＳ）以及被稱為Usenet的非等級性連接系統。同時他們已經把美國國防部創辦的ＡＲＰＡ網轉化成環全球性的數字流行風潮（digitalepidemic），即眾所周知的Internet。今天的Internet的使用者在數量上有幾千萬，其平均年齡大約是３０歲。如同個人電腦塑造了８０年代，網絡將塑造９０年代。」縱觀這四代黑客，我們很容易發現，他們之間的最大的相同之處是年齡。他們幾乎全是青少年，平均年齡在３０歲以下，在２０歲左右（上大學的年齡）的年齡上人數最為密集，年齡的下限大概是１５歲。單就此而論，把他們稱為「技術牛仔」是相當準確的。他們像當年美國西部的牛仔一樣在電腦領域裡闖蕩，戰鬥。冒險、戰鬥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的生活內容，但「牛仔」並不同於以戰作戰為職業的「士兵」。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差異是他們遵循的倫理準則的差異。士兵所遵循的最高準則是服從，他需要別人來告訴他怎樣行動，他的生活都是由別人安排好的——有軍需官來為他提供給養，有司令官來為他下達命令。總之，他遵循的是「依靠他人」的倫理。而牛仔既是自己的「司令官」和「軍需官」，又是自己的「士兵」，他的倫理是徹底的「自我依靠」倫理。這兩種不同的倫理決定了牛仔是自己的主人，而士兵是別人手中的工具，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力量無法發揮出來，他只是服兵役而已。
在《自我依靠》中，愛默生這樣說道：「我們以為戰爭的藝術得以進步靠的是科學的發展，然而拿破倫征服歐洲時靠的是軍隊的風餐露宿，這裡只有對地地道道的勇敢的依賴和對任何外來借助的摒棄。拉·卡塞這樣寫道：拿破倫堅持認為，『如果不廢除我們的武器、軍械庫、軍需官和軍需車，直到我們的軍隊學著羅馬軍隊的樣子，讓士兵們自己去尋找穀物，再用手磨穀物磨成粉，為自己烤出麵包來』，我們就不能建立一個驍勇善戰的軍隊。」
當牛仔闖入一個地界的時候，他沒有同伴，沒有嚮導，沒有地圖，也沒有通訊工具，在殺機四伏的地界上，只能靠自己的判斷力和對於險情的敏感和反應能力。他是一個孤立無助的探險者，恰似我們科學幻想小說中常常見到的隻身在「地心」，在「海底」，在「月球」上從事科學控險的勇士。勃蘭德在談到黑客和嘻皮士的關係時，談到了科幻小說，並且認為「我們的自我依靠倫理（ethics of self-reliance）部分地來自科幻小說。」他說：我們讀羅伯特·海因雷的史詩《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和他的自由主義的長篇小說《月球是一個粗野的情婦》。嘻皮士和怪客作為同一類人出現在海因雷的小說中，他們顯示出對於中心化權威的極端蔑視。就當今的情況來看，電腦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幾乎普遍是科幻小說迷。自從５０年代以來，出於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科幻小說從整體面貌上來看幾乎普遍是自由主義的。由於勃蘭德未能對嘻皮士、黑客的文化氣質作深入的考察，他簡單地把科幻小說看作是嘻皮士和電腦黑客的價值源頭之一：這就好比因為一個人另一個人長相相似就斷定他們是父子關係，而實際上他們是兄弟關係。無論是科幻小說中的主人公還是麥爾維爾（《白鯨》的作者）、傑克·倫敦、海明威等人小說中的主人公，他們與嘻皮士和黑客有著共同的文化血緣，他們都是美國精神的體現者，至於他們是捕鯨人、拳擊手、還是電腦黑客，只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不同。他們在本質上是同一類人。科幻小說、嘻皮士文化和黑客現象之間不存在派生關係，儘管他們在時間上先後之別，如同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不可能相同一樣。
「把一切都歸功於嘻皮士」這一主張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儘管勃蘭德在很多局部問題上表現出獨到的見解，但在解釋電腦革命的整個過程時他不就不能自圓其說了。他自己注意到：「當然並非電腦國度裡的每個人都認同６０年代的反文化根基。你很難把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尼葛洛龐蒂，把微軟的總裁比爾·蓋茨稱為『嘻皮士』。」
其實，無論是比爾·蓋茨，還是尼葛洛龐蒂，他們都以反權威、反成規的自我依靠倫理作為自己技術活動的行為規則。他們的技術成果是由他們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destructure）的行為方式決定的，換言之，他們的成果本身就是對既有的技術形態和水準的「創造性破壞」。他們與嘻皮士出身的電腦革命者的不同只是他們反權威、反成規的方式相對溫和一些。但在科班出身的人看來，他們的技術探索都是「野路子」，所不同的是「野」的方式和程度。
代替「我們把一切者應歸功於嘻皮士」說法應該是：我們把一切都歸功於七月四日。在那一天，與美國一起誕生的，是一種個人的獨立性或個人的自我依靠的倫理。沒有「自我依靠」精神，就不可能有個人電腦。
當尼葛洛龐蒂在１９８５年創辦ＭＩＴ媒體實驗實時，在正統計算機科學界看來，他糾集的是一群烏合之眾，一群不懂得這個學科的基本規矩的外行。在這些人當中，除了少數計算機專家（也是在正統計算機科學界受排擠的）外，更多的是音樂家、視覺藝術家、建築學家（尼氏本人就是學建築出身）、物理學家、數學家、心理學家和傳媒學者。「就像１８６３年巴黎藝術界的當權派拒絕讓印象派畫家參與正式的美術展一樣，媒體實驗室的這群被正統人士拒之門外的創始研究人員也就自立門戶，成立了自己的『落選者沙龍』。這些人中有些在學術界眼中太過激進，有些人的研究不見容於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則根本無處容身。」然而他們相對於正統計算機專家的劣勢恰恰是他們的優勢——正因為他們對於某些「常規」的無知或漠然，他們才敢於異想天開。他們能夠在技術上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主要在於他們對於計算和計算機的看法不同於就事論事的正統計算機界。他們相信計算機不會永遠是一種輔助性設備，不會永遠停留在人從事某種工作時充當助手（儘管是相能幹的助手）的水平。尼氏把自己的媒體實驗室稱為「離經叛道者的沙龍」。他這樣寫道：媒體實驗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帶向新的方向。這種新的方向是指通過信息系統的內容、消費性應用的需求和藝術思維的本質來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們向廣播電視、出版和電腦界大力推銷這一想法，因為它將影像的感官豐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電腦的內在互動性集於一爐。這個概念今天聽起來十分合乎邏輯，但當時在眾人眼中卻愚不可及。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麻省理工學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教授認為，所有和這個項目有關和的人都是「江湖騙子」。這些被人稱為「江湖騙子」的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電腦科學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如今再也沒有人說他們是「江湖騙子」了，「媒體實驗室已經成為主流」。從尼氏的「媒體實驗室」的歷史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到「正統」與「異端」的辯證轉換。由此看來，尼葛洛龐蒂等人的行為和思想方式的根本特點就是「離經叛道」。而正是在「離經叛道」這一點上，他們與嘻皮士出身的電腦黑客是相通的。正是因為有了形形色色的離經叛道者，才有了數字時代。如果聽任那些循規蹈矩「資深教授」們頤指氣使，計算機科學界很可能仍然在程序設計語言、操作系統等方面糾纏不休，就像如果對巴黎美術界的當權派們唯命是從，現代藝術就不會出現，至少，現代藝術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電腦技術的當權派們沒有勇氣對既有的技術時代說「不」，他們只追求一種能臣式而非開國者式的成功，他們樂於使電腦為大眾時代（在產業和文化上分別表現為工業時代和電視時代）服務，想像不到或不敢想像電腦能瓦解工業時代，開闢屬於自己的時代，即數字時代。甚至在數字時代已經來臨的美國，也有人仍然遵循著把電腦作為服務、優化工業設施和電視設施的工具來使用的思路，從而導致重大的經濟和文化戰略的失誤。這種思路體現的是一種與離經叛道、闖蕩江湖的技術牛仔心態絕然對立的，循規蹈矩、歸化正統、尋求安居樂業的技術官僚心態。
4.2 「男孩革命家」
朗登·溫勒（Longdon Winner）在《從賽柏空間裡我們是誰》（Who
We Are in Cyberspace）一文中指出：「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我們美國人必定在某些時候強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我們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invent，亦可譯為「再度發明」）我們自己。這種追求個人和社會的再度再新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國歷史的初期。」
與其說美國是一個「發明的民族」（彼德·雷登），還不如說美國是一個「再度發明的民族」。他們的發明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故步自封的發明，而是不斷重新開始的發明，他們從來把自己的發明看作是成熟的、完美的，而是永遠在進行中的、尚待完成且永遠不能完成的。在發明、創新方面，美國人彷彿得了一種強迫症（「必定在某些時候強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
溫勒回憶了美國人從建國初期直到現在的不斷再度發明的歷史。「殖民地人反抗喬治三世的成功戰爭也是一場政治文化領域裡的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這件束縛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身衣。起義的領袖們、開國的國父們在從古代的共和制改造而成的模式基礎上，建立了政治、法律、經濟制度。個人自由與被統治者的認可，直到現在仍然是指導性原則，但政治制度依靠於少數有教養和美德的人組成的小團體。但沒過多久，這種共和制的觀念本身受到了來自更加民主化特點的規則、角色和關係的挑戰。到１９世紀早期為止，美國人匆忙地斷定國家必須承諾使普通的勞動人民獲得物質上的財富和真正的獨立自主。一個生活在１７５０年到１８２０年間的人經歷過三種給個人在事物的大秩序中定位的方式。急劇轉變的時代對於我們來說不再有什麼稀奇之處了。今天，信息時代和賽柏空間的狂熱支持者們常常極力強調我們面臨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環境，它要求社會的迅速轉化。」
前面已經指出，電腦革命是一場不斷進行的革命，一代一代的黑客在電腦革命史上是都是一代一代的過客。現在我們看到，美國人在政治的發明、創新上也是如此。可以說，「發明強迫症」或者說「革命強迫症」是各個時代、從事各種業行的美國人的「通病」。適可而止、成家立業、坐享其成等成年人的觀念和心態對於美國的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來說是相當隔膜和陌生的，對於更新形態的追求是美國人難解的苦悶和渴求。
美國人的這種在發明創新和革命上的「強迫症」就是一種典型的少年人的心態，即boy的心態。一代一代的美國的革命家，無論它們的年齡有多大，都可以被稱為「男孩革命家」。在富蘭克林、傑斐遜身上，在從美國獨立至今的所有以「離經叛道者」面目出現的「革命家」身上，都明顯存在著這種少年人心態。
少年人心態是一個人，一種文化處於健康、活潑、向上狀態的顯著標誌。雖然這種心態在美國人身上最為明顯，但卻並非美國人所特有。
在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痛感傳統的中國文化暮氣沉沉，如同一個老年人，缺乏一種生龍活虎的少年精神，所以特意提出「少年中國」的概念，為將來的中國樹立一種新的文化理想。其實中國文化中本來並不完全缺乏一種少年精神。在我們前面提到的那篇談論中國俠客精神的文章（《青衿無名》）乾脆把俠的精神稱為「少年精神」。作者定道：「現在尚無力為這一詩意的稱謂找到與之匹配的概念解釋，只能以下面不夠周全的形容講述它的內涵：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氣，活力敏銳，是積極，是不拘於文化的個性，是創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滿嚮往、希望、夢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潑，是有所為……。據說中國的唐代是這一精神的一種文化典範，在儒、佛、俠混合的時代而出現的少年精神，體現在最能代表唐代的詩歌上，返顧歷史上李白等人的詠俠詩，俠骨以文的形式保留下來，而少年精神的表現不僅局限於文學，更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等社會各個方面，所以稱為盛世，這是此前此後者未能達到的峰巔；它在文化上不僅可與世界對話，而且事實上是引領著世界文化的發展……而在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是不能不考慮它的積極進取的少年精神的。」
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當於美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我們可以把唐代時候的中國稱為「少年中國」，然而唐代之後，唐人那種少年情懷和趣味在以重文輕武著稱的宋代迅速消散，尚武尚俠的風氣以及集中體現在李白詩歌中的對於少年精神的頌揚從此而絕（後世文人學者論唐宋文學的差別，常常把唐人精神歸結為少年氣質，把宋人精神歸結老年氣質，因此有「少時喜唐音，老時尚宋調」的說法。錢鍾書的概括最為準確：「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憂，乃染宋調。」）。
而美國從一開始就是「少年美國」。少年氣，或者說「牛仔氣」，一直是美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的基本特色。這種少年氣與具體哪一個人的年齡沒有太大的關係，比如海明威筆下的那個老人在骨子裡也充滿著少年氣或者說牛仔氣。數字時代誕生於並且只能誕生於美國，原因就在於數字技術本來就是一種少年氣、牛仔氣而非成年氣更非老年氣的技術。
在這一點上，尼葛洛龐蒂的描述可作為很好的旁證。他的《數字化生存》一書，是他發表在《連線》雜誌上的專欄文章集結、整理而成的。他能成為《連線》雜誌最受歡迎的專欄作家，首先要歸功於他的兒子——正是由於兒子的推薦，他才注意到這份雜誌。在為《連線》雜誌撰定文章的過程中，他發現，在這份雜誌的讀者中，有很多是１０到１５歲的少年。這些小讀者不僅自己閱讀這份雜誌，而且把它作為聖誕禮物送給父母。這種現象說明，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知識，打破了學習一般知識時父母充當老師，孩子允當學生的常規。面對數字化技術，孩子們如魚得水，父母輩反而感到焦慮。兒童和少年在數字時代來臨的時候之所以如魚得水，是因為數字時代本來就是一個少年精神的時代。要知道「在賽柏空間裡我們是誰」，就要看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擁有或保持這種少年精神（少年氣或牛仔氣）。如果我們有太多的成人氣甚至老人氣，那麼在賽柏空間和數字時代裡只能是充滿焦慮、無所失從的落魄者，只能淪為信息和財產（在數字時代，此二者其實是同一回事）上的窮人。只有懷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心態，「強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持續不斷地再度發明我們自己」，我們才能不至於在如早年美國西部那樣動盪不寧的賽柏空間裡喪魂落魄。
喬治·吉爾德在《對於Internet的焦慮》（Angest on Internet）一文中談到了許許多多「焦慮」，在我看來，這些「焦慮」說到底都是一些垂垂老者對於青春少年的陰暗心理，魯德主義和技術虛無主義是其極端。吉爾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一位名叫阿維·弗裡德曼（Avi
Freedman）的經歷，意在表明Internet的真正生機所在。弗裡德曼的經歷生動地反映了少年精神如何是數字時代的時代精神的。
弗裡德曼１９７０年出生費城。他從８歲（１９７８年）起就對電腦著迷。在這一年的出埃及節（Seder，基督教為紀念當初摩西帶領猶太人成功地逃離埃及而設的節日）他頗有眼光的叔叔送給了他一本關於ＢＡＳＩＣ程序語言的書給他。「數月之後，他就成了一個信息上的富人。挖下了一條他與這個地球上的五十億人之間的鴻溝。」他在年僅１２歲（１９８２年）的時候就成了E-mail和Usenet的活躍的使用者，他對他父親的ＤＥＣ
ＰＤ－１１型電腦上運行的Unix操作系統的深奧命令瞭如指掌。
１９８６年，年僅１６歲的弗裡德曼開始探索Unix機器對於商業數據庫的用途，他驚異地發現一些體面的商人給他大把大把的錢，讓他在電腦方面為他們提供幫助。不久，他掙起了律師的薪水（他的母親是費城的一個稅務律師）。他找到了多得「令人吃驚的業務」，並「甚至感到非常好玩」。儘管如此，在他高中畢業後，他的父母還是讓他去讀大學，把他送進了麻省的一所大學。在這所大學裡，他在電腦方面的天才得不到賞識。幾周以後，他退了學，到設在費城郊區的國家軟件測試實驗室找了一份工作，隨後他又在附近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註冊上學。在他１９９６年的時候，他已是一個成功的ＩＳＰ（Internetservice provider，即Internet服務商）。
他在費城（被認為是全球互聯網絡的中樞地帶）以每月從１２.５到２０美元不等的價格提供進入Internet的服務。他的公司竟然設在溫德摩爾市郊外的一個地下室的工作間，他的僱員只是他自己。他的「洋溢著才華和智慧的大腦和地下室」使他在生意上大獲得成功。通過弗裡德曼的網絡存取（Net
Access）公司，一位名叫王孟文（音）的人設立了自己的個人網頁（Web
Page）。這個網頁在一周之內便吸引了大約３５０００個用戶。這個網頁以其飯館評介、電影評論、費城地圖、技術指點和其他娛樂項目，廣泛吸引了從《福布斯》雜誌到斯堪底納維亞電視台的眾多媒介的注意。他現在已經在弗裡德曼的Net
Access上建立了一個服務器Pobox.com，向他的顧客提供一個無論他們在哪裡都可以進入的永久性Internet網址，而且還發展了網頁設計業務。尼葛洛龐蒂和吉爾德都看到了兒童、少年、青年人在數字時代的優勢，但他們沒有深究這種現象背後的文化含義。而發明了公共鑰匙加密（public-key encryption）技術（這種技術能為任何人確保不間斷的隱私權）的惠特菲爾德·荻菲（Whitfield
Diffie）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我一直相信這一命題——一個人的政治觀念與一個人的智力勞作的特點是無法分開的。」
理解了這句話，我們就能很好地理解推動數字化信息革命的「革命家」們為什麼是一些「男孩革命家」。像瓦特這樣的導致工業革命的技術革命者的智力勞作與其政治觀點很可能是分離的，至少二者之間的關聯並不密切，而推動數字化信息革命的技術革命者和技術能手的智力勞作卻與他們的政治觀念、以至於整個文化價值取向是密切相關的。沒有嘻皮士的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沒有「自我依靠」的黑客倫理，賽柏空間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也正因為賽柏空間、「電子新疆」是由「男孩革命家」建立起來的，所以在這個國度裡沒有「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生存的地盤。不管你實際的年齡有多大，只要你相進入賽柏空間，或者說想在數字時代不被淘汰，你就必須在心態上成為一個boy。
4.3 人腦與電腦的「做愛」
吉爾德所認為的，消解、侵蝕「中心化機構」（centralized institution）的是微芯片（microchip）和光纖技術的加速度發展。按他的說法，決定電腦產業的是「半導體和網絡電子學的爆炸性進展」。
這種進展是受兩大「規則」決定的。
第一個規則是：微芯片效用與成本的比值與單個芯片上集成的晶體管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根據英特爾公司總裁摩爾（Gordon
Moore）的計算，單個芯片上晶體管的數量每１８個月就翻一倍。
第二個規則是關於「遙觀宇宙」（telecosm，即由網絡所導致的新的時空下的個人生存空間，其含義詳見《我的數字新娘》一章 ）的，它的主要意思是：網絡化電腦的效用與成本的比值與連接到網絡上的電腦數量的平方成正比。
前一個「規則」是由摩爾提出的，所以叫做「摩爾規則」；後一個規則是由一個名叫梅特卡爾夫（Metcalfe）的人提出的，所以叫做「梅特卡爾夫規則」。
當今的電腦行業有一句流行的觀念：一種技術一旦被投入市場，就意味著這種技術已經過時。隱藏在這種急劇的市場競爭、變化背後的是「創造性的破壞的供方節奏」。「激進的發明」從各自的「據點」默無場息地掃蕩著工業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模式（因為這種掃蕩太快了，當你注意到它時，它幾乎已經結束，所以這種掃蕩不是轟轟烈烈而是默無聲息的）。關於電腦技術發展的加速度問題，有兩個未能活到今天的思想家已經預見到這一點。一個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一個是現代媒介研究宗師麥克盧漢（Mashall Mcluhan）。
海德格爾指出，技術發展遵從著它自身的意志，而不是來自於人的「權力意志」，他把技術的意志稱為「意志的意志」，即「超越任何『權力意志』的直接控制的驅動力」。
麥克盧漢的研究者米切姆（Mitcham）指出，麥克盧漢的技術理論與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是有相通之處的（見http://www.mcluhan.ca/mcluhan/md.html）。麥克盧漢同樣看到了技術自身的不可扼止的生存意志。他指出：
進化過程通過向機器形態的遷移，得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加速發展。機器反過來對延伸出它的人產生影響，機器因此而具有替代性的生殖機能。……每一種技術在造就它的人身上都造成新的緊張和需要。新的需要及其新的技術回應，是由於我們擁抱現存的技術而誕生的－－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
具體地說，電腦作為人腦的延伸，一旦被製造出來，就有了自主的力量。它強迫人來優化它，改進它。它調動起人追求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慾望，人也就成了自己慾望的僕役。正如人發明了無聲電影之後，就要想辦法製造有聲電影，然後想辦法製造彩色電影、立體電影、全景電影。用麥克盧漢的話來說，「無聲電影大聲呼喚聲音，有聲電影大聲呼喚色彩。」
就電腦而言，這就更加明顯了。主機型電腦大聲呼喚個人電腦，「２８６」大聲呼喚「３８６」，「３８６」大聲呼喚「４８６」、「５８６」。電腦使人得了一種「集體強迫症」，它強迫人為它不斷升級，在人與電腦的技術性交往中，電腦的權力甚囂塵上。「正如蜜蜂在自然界所起的作用一樣，人在技術的天地裡自始自終也起著性器官的作用。」人腦成為了機器（尤其是計算機）的繁殖工具。
麥克盧漢把這種現象形容為「人與機器的做愛」。人出於慾望（意志）而製造了機器（計算機）並與它「做愛」（技術性的交往），在「做愛」的過程中，機器滿足著人的慾望，同時又調動起更高、更強烈的慾望，慾望和行為不斷升級。但技術是一個用情不專一的登徒子。它有不斷更新的化身，人一旦擁有它的某個化身（某一代技術），也就意味著他很快成為它的棄婦。它在這場交往中重新獲得了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人卻在這場交往中失去了紅顏。擁有某一代技術的人在隨後的時間裡成為新技術的集體的棄婦。在技術領域裡，的確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三五天」。我們一方面說電腦革命是由離經叛道的技術牛仔發動的，沒有反對循規蹈矩的少年精神，就不可能有電腦革命，因此數字時代只能出現在有自我依靠倫理傳統的美國。另一方面又說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有它自己的生存意志，超出任何人的權力意志直接控制的意志的意志，人對於技術沒有自主性。這兩種說法豈非背道而馳？其實這兩種說法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支持的。
海德格爾和麥克盧漢的技術哲學都具有比喻的色彩。他們把技術人格化，好像技術是一種人格化的神，相對於技術之神，人只能扮演一種僕役的角色。換言之，人的技術探索只不過是出於冥冥之中的技術之神的意志的操縱，技術借人的努力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種理論有其神學背景：技術精英是技術之神的「選民」，如同在聖經裡，猶太人是實現神的意圖的選民。從整體意義上講，「選民」是無自主性可言的，然而從局部意義上講，選民必須有超常的意志力和強烈的使命感，否則就難以神賦予他們的使命。
對於技術的發展而論，技術注定要以飛快的甚至爆炸性的速度向前發展，但技術的發展終究是由人來實現的，但決非隨便某個人就能擔當「技術之神」的「選民」的。「選民」的角色要求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技術的不可阻擋的意志要求具有不可阻擋的意志的人來體現。沒有強烈、旺盛的心智慾望（求知慾、探索欲）的人當然會被「技術之神」摒棄在外，能與技術的「做愛」的不可能是這類慾望已經衰弱、散淡，心靈已被各種規範、習俗佔據的「成年人」和「老年人」，而是擁有、葆有青春的人。
4.4 「ＰＣ就是ＰＣ」
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把數字時代形容為「沒有盡頭的青春期」（perpetualadolescence）。人在這個時代已無老本可吃，因為處於「沒有盡頭的青春期」的技術向人索要的只是「青春」。如果你不是處於青春期的人並且沒有因流俗和陳規的浸蝕而未老先衰，或者你不能在生理的青春期已過卻能永葆青春，那麼你唯一的命運就是被這個時代遺棄。
「新技術」完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不是指哪一種具體的技術，而是指不斷以新的面目出現的技術。所謂「迎接新技術的挑戰」並不意味著熟悉某一種新出現的技術後萬事大吉，而是意味著不斷迎接「技術之神」的各種新的形貌。一句話，迎接新技術的挑戰即保持心智上的青春。當然我們首先得承認一點，處於生理年齡意義上青春期的人在擁有心智上的青春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為了更具體地瞭解數字時代的「沒有盡頭的青春期」這一特徵，我們不妨瞭解一下「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的發展歷史。
微處理器只有２６年的歷史。１９７１年，日本的Busicom公司為了開發計算器，委託當時還是一個小小芯片公司的英特爾公司開發具有邏輯能力的芯片。於是世界上第一個微處理器４００４誕生了。這種微處理器只集成了２３００個晶體管，然而它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開始。沒有它，計算機根本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普及。而且時至今日，連大型計算機、巨型計算機有的也用上千個ＭＰＵ並聯在一起為ＣＰＵ降低成本。
ＭＰＵ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四個階段。４００４微處理器誕生１０年後（１９８１年），１６位ＭＰＵ８０８６面世，使得ＰＣ機功能大為豐富，性能明顯提高。１９９０年，Windows3.0問世，它充分發揮了ＭＰＵ的潛力，奠定了今天個人機的基礎。１９９５年，Pentium Pro（高能奔騰，俗稱６８６）問世，標誌著ＭＰＵ在結構上發生了重大改革，因而性能也達到新的水平。
ＭＰＵ自誕生以來，不僅生產數量上迅速猛增（這意味著電腦，尤其是個人電腦的迅速普及），而且技術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１９８９年，技術專家是這樣預測１９９６年的ＭＰＵ水平的：集成８００成個晶體管，時鐘頻率１５０兆赫，性能達到１００MIPS，電路線寬為0.35微米。而１９９６年實際達到的水平是：集成５５０萬個晶體管，時鐘頻率２００兆赫，性能達到４００MIPS，電路線寬為0.35微米。這說明能用更少的晶體管達到更高的性能。根據過去發展的經驗和目前的技術水平，估計２０１１年的ＭＰＵ的水平為：集成１０億個晶體管（為最初４００４時的４３.５成倍），時鐘頻率１０吉赫（即１０００兆赫），性能達到１０００００MIPS（約為當前ＭＰＵ最高性能的２５０倍），線寬約為０．０７微米。除性能提高外，今後的ＭＰＵ的發展還要適應多媒體應用的需要。今後生產的ＭＰＵ都將擁有專門用以進行多媒體處理系統ＭＭＸ。（以上資料全部引自陳幼松：《微處理器怎樣改變世界》，載《光明日報·電腦週刊》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英國現代著名詩人艾略特在其名篇《荒原》的題記中講到了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片斷。女先知西比爾與宙斯有一段親密關係，作為回報，宙斯答應給她一件她想要的任何東西。西比爾要了在她看來最重要的東西——永生。後來她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她當初向宙斯要「永生」時，忘了同時附帶要一樣東西——青春。時間過去了很多很多年，西比爾仍活在世上，可是她已老得不堪入目，萎縮成了一小團，無法走動，只好呆在一個罈子裡。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地痛哭流涕。
一群孩子看見她，問她要什麼，她說：「我要死！」
與西比爾不同，電腦（數字）技術在誕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沒有盡頭的青春期。但常新的不是任何一台電腦，而是具有以加速度更新的電腦技術。後者（電腦）的常新意味著前者（某一台電腦）的易老。每一台已生產出來的電器（包括電腦）都是西比爾，無論它多麼先進，都會有老朽得無地自容的一天。
由此我們想起了英特爾公司副總裁克魯夫（Andy Grove）的話：「ＰＣ就是ＰＣ。這概括了英特爾的一切商業計劃和強勁呼聲。」
電子行業界的有些公司對置頂盒（top-box）到了著迷的程度，他對此不以為然。他解釋道：
ＰＣ已經進入了３０％的美國家庭。這些置頂盒要進入３０％的美國家庭要等多長時間？而在這期間ＰＣ又在做什麼？ＰＣ不是任何一件東西。它是一種持續的現象，每兩年它的定義就會發生變化。英特爾的目標是堅定地使ＰＣ成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它正好是沿著家庭和商務活動中占統治地位的方向持續進化。ＰＣ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產品，而是一個連續的序列（continuum）。相反，置頂盒是一台固定不變的機器。置頂盒不會有ＰＣ機的可調幅度，裝備好的基本設施，軟件適應能力。到了產業界這些人把所有必要的功能都納入置頂盒，並以適當的價格推出來時，ＰＣ機將控制電視機，把電視機僅僅當作是它的外圍設備，從而徹底控制電視。
關於ＰＣ機為何會把電視收編為自己的附庸器件的問題，我們將在第三章 詳細討論。在此我們只需明確一點：在具有沒有盡頭的青春期的數字技術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不能升級，或者說不能在基本設施的之上再度更新的機器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4.5 蓋茨的哲學
技術永遠是人創造出來的技術。人腦是電腦的最終的「後台」。然而真正配當後台的人腦當然不是平庸的人腦，而是那種兼具青春活力和高超智商的人腦，即技術牛仔們的大腦。技術牛仔們以闖蕩為業。與之相反，技術的成人和良民以安居樂業為生活的主調，暗中迷戀著按步就班、井井有條的生活方式。數字時代的世界早已不是歐洲西部那些寧靜的小鎮，而是動盪的美國西部，傳統的安居樂業式的生活已沒有可能。「自我依靠」不僅意味著不依靠習俗、他人，而且意味著不依靠過去的青春。一個人開始誇讚或追憶過去的青春，表明「青春」對於他來說已是昨日黃花。自我依靠的時態永遠是「現在進行時」。從比爾·蓋茨的身上我們可能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
至１９９５年為止，年僅４０歲的比爾·蓋茨這個技術牛仔已是全球首富。（這也許也是數字時代之不同於工業時代的一個特徵：這個時代的大富豪已不是什麼「富翁」，而是「富仔」。）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所領導的微軟公司受到了一家小公司－－網景公司的嚴峻的挑戰。到那個時候為止，「微軟」生產的軟件一直是面向非網絡化的桌面機的，而網景公司這時幾乎佔有了用於網絡系統的瀏覽器和軟件市場的全部份額。於是有不少人微軟的地位會被網景所取代，而比爾·蓋茨會在進入不惑之年的時候「軟下去」。
然而，這場發生在９５年至９６年間，被稱為「環球第一商戰」的爭鬥卻以微軟大獲全勝而告終，蓋茨再次成為令人矚目的新聞人物。微軟集團的副總裁希金斯（Pete
Higgins）說：「比爾是你能見到的人當中最富有競爭性的從之一。」然而他又是那種雄心勃勃而不形於外的笑面牛仔。他平靜地對說道：「我想反抗歷史傳統。」
事實上他對一個歷史事件記憶尤新。１９９５年珍珠港事件紀念日，蓋茨宣佈他的公司將大舉進入Internet領域。這表示他承認自己的公司遭到了偷襲者的重創，同時他似乎在提醒人們，美國人是在二次戰中是以恥辱始，以榮耀終的。
日本人選定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這個星期天向在星期天早晨睡懶覺的美國軍人發動偷襲，但正如《新聞週刊》所指出的，微軟公司從來沒有一個人睡懶覺。微軟公司一直在招募數千名「准比爾」。這些人都是將頂尖的智商和Ａ型人格結合起來的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和科學博覽會上的獲獎者。
蓋茨在很短時間掛上了最高的檔，使公司超高速行駛。網景很快就敗上陣來，最後竟然用「要是打不過他們，就把他們拖向法庭」（If you can't beat 'em,drag 'em tocourt.）的俗套來對付微軟。這是一種典型的非自我依靠的思路。比爾·蓋茨對此付之一笑。在接受一次長達一小時的採訪中，他自信、敏捷地回答問題，從總體上表達他對電腦革命的樂觀態度，但他決不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公司會穩操勝券。「我們決不把許多時間浪費在談論我們正擅長的東西上。」他解釋道：「這不是我們的文化。每次開會我們談的是『我們在七個項目上成項目上成功了，然而第八個項目呢？』」
他計劃至少再為微軟掌舵十年，最後把位置讓給一個比他年輕的人。他很肯定地說：「決不可能讓一個６０歲的人來經營這個公司。」同時，他並未感到自己現在在工作力不從心，他說，「我一天工作很多個小時，因為我喜歡我的工作。」
在克服了對於婚姻的恐懼之後，蓋茨終於在不惑之年結了婚，並且不久之後就有了一個女兒。然而身為人父並未能使他在工作上有分放鬆。「我現在要比以前早一點回家，我回家時女兒還沒有睡，但在她上床睡覺後我要發更多的E-mail，為的是彌補我損失掉的時間。」（以上資料引自《新聞週刊》１９９６年年終「新聞人物」特刊第２３－２４頁）
從蓋茨這位「男孩總裁」、「男孩革命家」身上，我們體會到美國人如何否認歷史傳統又如何繼承歷史傳統，什麼叫「沒有盡頭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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