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嘻皮士」--美國精神的真正傳人
在本世紀６０年代，在美國出現了一場引人注目的文化運動——嘻皮士運動。「嘻皮士」這一兼顧音義的漢譯讓人覺得他們是一些缺乏嚴肅的生活態度的人。其實他們恰恰是一些抱有堅定的個人生活信念，向隨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大膽挑戰的人。在習俗下生活的人們以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是嚴肅的，其實他們從未真正選擇過，而是因循著一種流行的生活態度，並把這種因循當作是嚴肅。
沒有比隨波逐流更不嚴肅的生活了。然而也正是在隨波逐流的生活習俗中，沒有人比那些嚴肅地選擇自己生活的人更顯得不嚴肅、更滑稽的了。也只有在美國這個具有「自我依靠」傳統的國家裡，來自習俗、成規、權威的聲勢沒有強大到能將嘻皮士運動扼殺在萌芽狀態。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一期《時代》週刊（第２３－２５頁），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我們把一切都歸功於嘻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作者斯圖華特·勃蘭德今年５９歲，他自稱「６０年代人」（指嘻皮士）。他曾經與他人合作，創辦了「黑客大會」和「威爾（Well）遠程會議系統」。他發現，導致電腦革命的電腦黑客與６０年代的嘻皮士在文化價值上有一種密切的親緣關係。從他的分析中，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數字時代的文化價值。在題記中，作者這樣寫道：「忘記反戰抗議，忘掉長頭髮，６０年代的那一代人留下的真正遺產是電腦革命。」
在刊登這篇文章的每一頁的上半部分，有五個人的經過變形處理的肖像照片。這五個人分別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史蒂夫·沃茨涅克（Steve Wozniak）、米奇·卡帕爾（Mitch Kapor）、尼古拉·尼葛洛龐蒂（Nicolas Negroponte）、比爾·蓋茨（Bill
Gates）。這是五個眾所周知的電腦大師，但他們又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批反權威、反主流文化、崇尚「自我依靠」倫理的技術牛仔。勃蘭德說，「剛剛進入Internet的人常常發現Internet決非一個由技術專家統治著，由沒有靈魂的人出沒的殖民地，而是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陣營」。這個文化陣營裡的人是６０年代人「大有出息的後代」。賽柏空間（「電子新疆」）與美國有諸多類似。其中最明顯的是類似是：二者都是反抗既成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人們的聚居地。這些反抗者不是按照他們所逃離出來的那個國度裡的社會和文化秩序來聚居，使這個國度成為舊國度的一個翻版（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就是如此），而是按照一種與舊秩序的沒有親緣關係的秩序來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度。「新大陸」之「新」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新，而且是文化和社會秩序意義上的「新」。賽柏空間不是文化上的「水泊梁山」——作案在逃，沒有明確的政治和文化理想的人權且避難的地方。「賽柏龐克」（cyberpunker）來到這裡，不是為了避難，而是為了實現一種文化和社會理想。他們有他們與習俗（他們所反抗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對立的「立國」的基礎。用勃蘭德的話來說，這個「立國」的基礎就是「６０年代的嘻皮士的社群主義（communalism）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嘻皮士就是一群以反抗既存的文化和社會秩序來保持與文化的源頭活水的直接聯繫的人。他們對於習俗的反抗，實際上是在維護美國的文化傳統——因為反抗習俗正是美國的文化傳統。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捍衛作為美國的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即「自我依靠宣言」。６０年代的美國社會出現的這種異端，恰恰美國精神的真正的傳人。
3.2 從「嘻皮士」到「黑客」
我們可以用更通俗的方式表述嘻皮士的文化文化觀（如上所說，這也正是美國的文化觀）：為了防止文化之水腐化變質為習俗——成為一團死水，文化之水必須是流水——所謂「流水不腐」。我們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事實上我們兩次踏進的仍然是同一條河流，雖然被我們認為是同一條河流中的流水已是不同的河水。一切都在變，除了「變」本身是不變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美國文化，但正是在不斷地反抗習俗、反抗腐化的中，存在著一以貫之的美國文化。
嘻皮士的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成為現代電腦革命的根基，就意味著「電腦革命」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斷發生的的革命——對電腦既有狀態的不斷反抗。電子新疆裡，「苟日新，日日新」是基本的政治理念，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亦可譯成「反權威主義」）是賽柏政治（cyberpolitics）的基本面貌，而黑客、准黑客、技術牛仔在這一國度裡同時擔當著政治家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雙重身份。黑客是電腦革命的革命家，但由於電腦革命是一場持續的革命，所以每一個黑客者同時也是一個匆匆的過客。
１９５９年，美國明麗蘇達州的ＣＤＣ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製造了第一台商業主機型電腦（mainframe computer）。
恰如ＣＤＣ公司的名稱（直譯是「控制信息公司」）所表明的，主機型電腦是一種控制信息的「中心化機構」（central institution），是政府、企業壟斷性處理信息的設施，令人想起政府和企業的人事部門的檔案室——在其中存放著對個人而言意義重大的材料，但你一輩子也不知道這些檔案上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對於處於信息的權力中心之外的大多數普通人和小企業而言，主機型電腦很像是一座神秘的紫禁城。它按照嚴格的程序、分寸發佈著操縱性的信息，而外人對實質性的信息一無所知。在這一點上，主機型電腦與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聖經很相似。當時的人們相信，聖經裡記載著上帝的話，表達著上帝的旨意。按道理，信仰和想信仰上帝的人們（信徒和平信徒）應該有權利瞭解上帝到底說了些什麼。但教會為了獨家代理上帝在人間的權力（實際上是行駛教會自身的強權），就將聖經以特別的方式塑造成一個關於上帝信息的「紫禁城」，除了教會中人，誰也別想進入其中。
充當這個紫禁城的高不可攀的宮牆的是一種壟斷性文字——拉丁文。聖經、神學著作、宗教儀式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拉丁文，普通教民要想得到福音，就必須借助於教會這一中介。羅馬天主教會權力的衰落是與歐洲各民族自己的語言的成熟和印刷技術的發達相伴隨的。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為了從實質上消解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力，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將拉丁文的聖經翻譯成德語。任何一個能讀懂德文的人都能直接閱讀聖經，再也用不著由懂拉丁文的神職人員來為他們口頭髮布上帝的旨意了。
尼葛洛龐蒂也看到了主機型電腦在獨裁性上與中世紀基督教會之間的相似性，他說：
３０年前，使用電腦就好像駕駛登月艇一樣，懂得機器操縱魔法的人廖廖無幾。那時的電腦語言極為粗糙，甚至根本沒有什麼語言可用（只有許多拔動開關和一閃一閃的燈泡）。我的看法是，科學家曾經下意識地想保持電腦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紀黑暗時期的僧侶，刻意維護自己獨尊的地位，或像當時的某些人，要獨自把持古怪的宗教儀式一樣。由於主機型電腦的獨裁性和壟斷性，持文化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嘻皮士把它斥責為「中心化控制的化身」，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認為，對於這種獨裁機器，單純的指責無濟於事。於是他們像西部牛仔似地闖進了電腦技術領域，試圖搗毀這樣的機器。這些人就是最早的「黑客」。
「黑客」一詞是英文hacker的音義兩全的漢譯。hack有「亂劈、亂砍、碎屍、肢解」等義，hacker即「肢解者」、「搗毀者」。將「中心化控制」碎屍萬段是黑客們的基本企圖。美國學者史蒂夫·利維在１９８４年出版的《黑客：電腦革命的英雄》（「英雄」亦可譯成「主角」）中列舉了三代黑客（我們在下文將要看到，在９０年代又出現了新一代黑客）。這三代黑客都致力於消解中心化的主機型電腦的信息霸權。通過他們的努力，電腦從主機型電腦演變成了實際上的個人電腦（雖然「個人電腦」這一名稱是後來出現的）。如果沒有黑客，電腦的型態至今仍可能是主機型電腦－－一種供少數專業人員使用的機器。大多數對於電腦很可能只是聽說過它，卻無緣也無需見到這種機器，如同大多數人無緣也無需見到正負粒子對撞機一樣。主機型電腦與大英帝國具有相似的命運。個人電腦的出現就宣告了主機型電腦的末落，它不是一種想與主機型電腦平分秋色的電腦，而是把主機型電腦置於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出現意味著新世界的誕生，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賽柏空間作為相對獨立的國度，也有其獨立宣言。利維把黑客們在電腦技術方面開疆闢土時的行為和說話方式稱為「黑客倫理」。它就是賽柏空間的「國父」們發佈的「獨立宣言」。（按勃蘭德的說法，「黑客倫理」是利維事後的歸納，黑客們並未將他們信奉的倫理準則寫成正式的「宣言」。）他們的「獨立宣言」包括以下內容：
「進入電腦的權利應該是不受限制的，而且為一切人所有。」
「一切信息應該是免費的。」
「在電腦上你能創造出藝術和美。」
「電腦能改進你的生活。」
單從這幾條準則，我們就能看出黑客不是僅有技術特長的「技術瘋子」，他們擁有涉及政治、法律、文化關懷的「電子疆界」的「建國方略」，其政治和文化上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相當明顯。他們以「持不同政見」的方式處理這個國度裡的政治事務。
3.3 黑客與刺客
把hacker譯成「黑客」既準確又巧妙。這個譯名妙就妙在「黑客」喚起的聯想正好契合了hacker一詞本來具有的多種意蘊，以致於我們可以說，漢語「黑客」比英語hacker更準確地反映了它所指稱的對象的諸種特徵。黑客行為方式的隱蔽性、極端性都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黑（在英語中，black一詞也有「隱蔽性」、「不合法性」的含義。漢語中的「黑市」、「黑社會」等詞來自於英語的black society和blackmarket）。
黑客首先令人想起的是一雙伸向電腦或網絡的「黑手」。黑客倫理是一種黑暗的倫理，他們尋求的公正也是一種「黑暗的公正」。黑客在網絡上發動攻擊時，由於其行為常常要越出通常的法律和道德規範，所以他們總是隱去其真實的身份，以逃避法律和道德的追究，如同盜賊、刺客、俠客常常要借黑夜來保護自己。當我們從黑客這一對中國人尚陌生的社會身份聯想到中國古代社會常常出現的俠客、刺客（刺客其實是俠客的一種）時，我們立即發現前者與後者在文化和社會意義的確有相當深刻的關聯。對中國古代俠客的文化和社會意義的考察，有助於我們理解今日被稱為「電腦革命的英雄」的「黑客」，因為賽柏空間很像是一種電子化的「江湖」，黑客是行走在這「江湖」裡的俠客。刺客在古代政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刺客專辟一個欄目——《刺客列傳》。對於春秋戰國歷史不勝了了的人大概也都聽說過荊軻和聶政的故事，以及魯仲邊義不帝秦的故事。
在中國歷史傳說中，還有一位無名無姓的刺客。這位無名俠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俠客，從古到今，他雖然不見於正史，卻一再被文人們提起。到了公元１９２６年，中國現代文學的宗師魯迅在被他認為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即３·１８慘案發生的那一天）過後不久，寫下了《鑄劍》（最初的篇名為《眉間尺》）這篇小說，重新塑造了這個無名刺客的形象。
這篇小說中，魯迅反覆渲染這位無名俠的「黑」的特徵。魯迅特意將這位無名無姓的（無名無姓本身就意味著隱秘，意味著「黑」）的大俠描寫為穿著一身黑衣的俠客，並且乾脆稱他為「黑衣人」和「黑色人」。「在歷史上，在文字中，他都是一個未曾被具體命名也不曾真實存在過的形象，魯迅後來由此延伸的小說中稱謂他為『黑衣人』……」（何向陽《青衿無名》，《莽原》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９頁）。「前面的人圈子動搖了，擠進一個黑色的人來，黑鬚黑眼睛，瘦得如鐵。」「後面遠處有銀白的條紋，是月亮已從那邊出現；前面卻僅有兩點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他真可謂一位地道的「黑客」。
這篇小說的最初標題是《眉間尺》，可見小說的主人公應該是眉間尺。然而魯迅在小說中多次暗示，這個像幽靈一樣的「黑色人」不僅是眉間尺的一個化身，而且他還是眉間尺的父親。（這令人想起了基督教聖、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說法。）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先簡單敘述一下《鑄劍》的故事梗概。
春秋時有一位「世上無二」的鑄劍師（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這是一位擁有尖端技術的人）。楚王命令這位鑄匠師為他鑄劍。他知道楚王「向來善於猜疑，又極殘忍」，為了防止世上再出現同樣的寶劍（這對他來說是意味著巨大的威脅），楚王得到寶劍之後一定會把他殺掉（這位楚王可算是技術壟斷者的「宗師」）。因此，鑄劍師鑄了一雌一雄兩把劍，把雄劍留下，囑咐妻子，讓自己尚在母腹中的孩子（即眉間尺）用這把劍為他報仇。
當他把雌劍獻給楚王時，楚王果然用這把劍將他殺掉了。眉間尺長到十六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將這段血海深仇告訴了他。在一天清晨，眉間尺穿上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身佩父親留下的那把黑色的寶劍，踏上了一去不回的路。途中他遇到了一個神秘的黑衣人。黑衣人告訴他，楚王已得知他要去行刺，正懸賞捉拿他，所以他不僅報仇無望，而且要慘死在楚王手中。眉間尺求黑衣人幫助他報仇，黑衣人痛快地答應了，但同時向眉間尺要兩樣東西－－「一是你的劍，二是你的頭！」
眉間尺有些狐疑。於是就發生了這樣一段對話：
「但你為什麼救我呢？你認識我的父親麼？」「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但我要報仇，卻並不為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麼，我怎麼地善於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靈魂上有這麼多的人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黑衣人的話音剛落，「眉間尺便舉手向肩頭抽取青色的劍，順手從向項窩向前一削，頭顱墜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將劍交給黑色人。」
「黑色人」帶著眉間尺的頭和劍，「在黑暗中向王城走去」。在王城中他申稱自己能玩一種「空前絕後，舉世無雙的把戲」，而且把戲之後，天下太平。楚王聽說此，大喜過望，將他邀至宮中，命令他立即玩此「把戲」。這場「把戲」當然是「黑色人」設下的一個圈套。生性多疑的楚王也竟然中了這個圈套。故事的結局是，「黑色人」與楚王同歸於盡。有諷刺意味的，這果然是一個「空前絕後，舉世無雙」的把戲，把戲玩完的時候，暴君被除滅，「天下太平」。深切關注現實的魯迅為什麼要講述這樣一個聽起來荒誕離奇的故事？魯迅為什麼在小說中一再提到「黑」？——劍是黑色的，眉間尺的衣服是黑色的，那個代表俠客之魂的無名俠是黑色的。顯然，在魯迅心目中，「黑色」是俠客的「本色」。歷代關於這個無名俠的種種傳說中，這個無名俠與「黑色」並無關聯，「黑色」是魯迅在重寫這個故事時賦予到這位俠客身上的，或者說，「黑色」是魯迅對於這位著名而又無名無姓的俠客的界定和闡釋，是對他的本質的再發現。只要我們留意一下魯迅寫這篇小說的時間，留意當時的現實，我們就能明白，魯迅通過這篇小說表達著一種「黑暗倫理」——在最為黑暗的現實下，人應該遵循一種最為黑暗的倫理。對於「３·１８慘案」中的死難烈士，魯迅感到異常的悲憤和沉痛（我們從《紀念劉和珍君》中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但對於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又是不贊同的，他說：「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請願」這種正大光明的行為對於黑暗的現實來說是太無力，太不相宜了。對於毫無原則、毫無廉恥可言的「執政府」，講原則無異於自蹈死地。
你「黑」，我比你更「黑」，才是真正應該遵循的原則。黑色，是身處黑暗中的人的唯一保護色，「黑色人」，是唯一可在黑暗中求得「天下太平」的人。孤身一人的俠客想要戰勝強大的對手，就必須消除對手的優勢，或者說消除自己的劣勢——使自己與黑暗的背景融為一色，使自己的行為、身份變得徹底隱秘，對手的強大的優勢「大而無當」。當俠客無法以正常的手段尋求公正時，你只能尋求黑暗的公正。所以黑是俠客力量的基本保證－－只有黑到極處，才能堅硬如鐵。至此我們可以從《鑄劍》這篇小說中可以得到如下這些啟發：
１、最先進的技術（鑄劍師的鑄劍絕技）並不能保證你的力量，更不能維護社會的正義。
２、不僅如此，最先進的技術一旦被獨裁者壟斷之後，就可能助紂為孽，甚至可能為先進技術的發明者本人帶來殺身之禍。
３、一個擁有最先進技術的人不能只擁有技術的利劍。他必須同時鑄造一把倫理之劍，這把劍能抵銷技術利劍在落入獨裁者手中後可能造成的負面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影響。這兩把劍一雄一雌，相互為用。由於獨裁者的力量太強大了，而獨裁者之為獨裁者，就在於他是無原則可言的，所以這把倫理之劍必須是黑色的。
４、在俠客成為真正的「黑色人」的時候，才可能維護和平與公正－－「天下太平」。還有一點應該強調一點：這樣的俠客「堅硬如鐵」一方面來自他的「黑」——這是一種防禦性力量。另一方面，他的進攻力量來自於他的絕頂的技術（寶劍）。「黑」（隱秘性）和絕頂技術都意味著他的行為方式是個人性而非群體性的。黑客常常是「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的「獨行客」。他的倫理只能是一種私人倫理，反社會、反文化的倫理。他不自覺地構造著一種反社會的社會，即「黑社會」。
從通常的社會標準來看，生活在這個「黑社會」中的人顯然是無政府主義的，反權威的。但盜亦有道，黑社會也是一種社會，也必須依靠一套特殊的秩序，特殊的生態平衡。以中國的武俠為例，以各個武術絕頂的武術高手為中心，分別形成了不同的門派，各門派之間又達成某種共識和協議。以避免相互殘殺，從而在一個時期內形成相對穩定的「江湖」。在電腦黑客中也有類似的情形：一個獨行俠由於某種機緣而結識了另外的獨行俠，相互賞識並通力合作，後來又出現了像「世界黑客大會」之類的會議和組織。（斯圖華特·勃蘭德與他人合作舉辦了「黑客會議」。）
獨處和與他人共處是人皆有之的兩種習性，當人處於兩種狀態中的一種時，另一種狀態常常對於他形成誘惑。與人共處的狀態是在先的，基本的，反社會狀態總是後發性的，迫不得已的。身在江湖和綠林中的人總有一種向社會歸化的衝動，一種或明或暗的被招安的願望。所以，反社會狀態對社會形成一種威脅，社會狀態也對反社會狀態具有一種瓦解力。《我們把一切歸功於嘻皮士》中有一段主話有助於我們理解能學的社會狀態對於反社會、反文化狀態的制約和消解：第二代電腦黑客發明和製造了個人電腦。這些非學院化的黑客是反文化類型的核心——如史蒂夫·喬布斯，西雅圖的一位留著長髮的嘻皮士。他是被裡德學院開除出來的；還有史蒂夫·沃茨涅克，惠普公司的工程師。在創立蘋果公司之前，兩個史蒂夫開發並出售「藍匣子」（blue box），這是一種用於盜打電話的非法設備。他們的同時代人和早期合作者李·費爾森斯坦（LeeFelsenstein）設計出第一台便攜式電腦，此即好眾所周知的「奧斯本一號」，他是一個激進的新左派，為著名的地下報紙《柏克利倒鉤刺》（Berkeley Barb）撰稿。６０年代的大學生遵循著「找開，打進去並且退出來」（turn on,turnin a nd drop out）的口號，他們拋開了學院人士鄙視做生意的傳統。「做你自己的事情」被順理成章地轉換成「開始做自己的生意」。儘管嘻皮士在很多行業和領域遭到唾棄，但他們發現，在一些小的商業世界裡他們總是被人接受。誠實和講信用被納入到對銷售者和消費者都很有吸引力的服務當中。商業上的成功使他們不喜歡使他們的反文化的價值方面「長過了頭」（growout of）,並且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年輕時就變得有生有勢。「秀才想造反,一中舉人，就打起了官腔。」（魯迅語）對於反抗者而言，既成的社會秩序是始終張開著的盛大、溫暖的懷抱。一旦投入到這個懷抱中，反抗者的鋒芒就會被鈍化。來自社會的消解力量和來自「黑社會」內部的制約力量使黑客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可能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了。
3.4 罪犯與功臣
喬治·吉爾德指出，當作為資本主義的中樞神經系統的internet出現的時候，激進的魯德主義（Luddite left）作出了爆炸性的反應，他們反對「微觀宇宙和遠觀宇宙」（microcosm and telecosm），反對相互聯結的電腦和電磁通訊的環球發射。湯姆·彼得斯在接受《福布斯》雜誌採訪時，預言９０年代新技術將會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進展，現此相伴隨的是反技術主義和魯德主義的捲土重來。托夫勒對《連線》雜誌的第一批讀者也作過類似的預言。
對於黑客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誇大想像是人們抵制internet的重要原因。
這是一種常有的現象：當一種新的技術力量出現時，有一些人基於既有的價值觀念和種種偏見與誤解對新技術產生不信任或反感。在重大的社會和技術變革來臨的時候，「狼來了」的呼聲總是不絕如縷。即使是在internet的發源地美國，從好萊塢到哈佛，一些被認為是美國最有頭腦的人（brainlord）不約而同地加入到抵制電腦技術的大合唱之中，以致於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反技術的十字軍東征」（antitech crusade）。一些科學幻想小說和電影出於譁眾取寵的原因，描繪出關於未來世界可怕圖景。其中，關於某個黑客或「魔鬼終結者」式的技術瘋子如何有可能威脅美國人甚或全人類的命運描寫尤為常見。
關於黑客的誤解可能左右我們對於internet，對於信息產業以及整個數字文化的態度。在數字時代即將來臨的時候，「狼來了」的呼聲有可能使我們為了消除某種危險而作繭自縛。只要我們不是面向現實和未來，而是面向錯覺和過去，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一種新生的社會和技術力量的種種缺失和弊端並加以無限的誇大，既而使阻止、扼殺它的行為顯得理所當然。為了消除關於黑客的貶損性的神話信息，我們需要對黑客的真實形象有所認識。為數不少的黑客犯罪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黑客們利用他們掌握的先進的電腦技術在賽柏空間中興之所致地闖入他們感興趣的任何領域，實施與現實世界中的種種犯罪行徑實質等同的犯罪，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據有關報告統計，近年來美國國防部的電腦系統受到的襲擊日益增多，已發現的有：１９９２年５３次，１９９３年１１５次，１９９４年２２５次，１９９５年達到５５９次。而據專家估計，美國國防部實際受到的襲擊可能多達２５萬次。其中絕大多數襲擊很難被發現，更談不上作出有效反應。「國防部官員稱，襲擊者通過竊取情報，修改或破壞軟件和數據，輸入有害文件和病毒，甚至關閉整個系統和網絡手段，嚴重影響國防部的正常運作，每年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幾億至幾千億美元。據英國銀行協會的統計資料，現在全球因電腦犯罪所導致的損失每年大約在８０億美元統計。而電腦專家認為，實際損失可能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大概要達到１００億美元上下。」（《當前電腦犯罪的三種形式及其預防》，載《計算機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４０期第７７版）
冷戰時期，人們常常談起世界上每個人都分別坐在多少噸炸藥上。如今人們樂於談論因冷戰而產生的互聯網給人類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威脅——有朝一日，一個或幾個仇視人類的惡魔可能利用這張彌天大網把人類一網打盡。黑客的確給信息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風險，而且由於技術是動態的，不斷突進的，社會無法通過一種固定的技術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風險。這風險成為人的新的生存環境的一種色調，是信息社會不得不付出的風險成本。
從更廣的視野來看，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風險之中，從古至今的技術虛無主義者總是忽略這一點。洪水、猛獸、饑荒、地震、水災、瘟疫、不治之症等天災，再加上戰爭、社會動亂等人禍始終伴隨著人類歷史的整個進程，技術虛無主義者對過去時代的田園牧歌似的描繪，技術福音主義者對未來的溫柔富貴鄉的幻想，都是不誠實、不負責任的。每一個時代的現實都有這個時代的人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每個時代都有難念的經。每個時代的現實的特定的嚴峻性是如此真切，人們很容易相信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最邪惡的時代，而在此之前或之後的時代都有善可陳。懷鄉主義和未來主義情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產生的。
懷有這類情緒的人是各個時代裡的棄兒。他們以為消除了他們所處的現實的風險就是消除了一切風險，而沒有意識到作為成本的風險的消除既是以產出的消除為代價的，又是以另一種（也許是更大的、更嚴峻的）風險的出現為代價的。對黑客可能帶來的風險的擔憂是正常的，但從這種擔憂出發，卻產生了對於黑客的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是把這種風險當成是一種准自然性的風險，是在領受它所帶來的產出時的「必要的喪失」，人應該以技術的態度去防範它。另一種態度是將這種擔憂強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統治理論，把這種風險誇大到聳人聽聞的程度。（事實上，英國最近的一次調查表明：「偷盜計算機元件、破壞網絡等犯罪行為的計算機數據的丟失，只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大多數計算機數據的丟失是操作不當造成的。」見《光明日報·電腦週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這種聳人聽聞的神話信息為野蠻地圍捕黑客以維護信息資源的壟斷找到了強硬的借口。圍捕黑客的行為令人想起本世紀５０年代中國出現的圍捕麻雀的群眾運動，以及麻雀被圍捕後隨後幾年出現的蟲災以及幾乎完全是各種人為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讓人們意識最能奪去人們口中食的並不是麻雀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況且圍捕麻雀的行為本身就是奪去人的口中食的行為之一。）圍捕黑客的行為或許能夠（雖然也只是暫時地）消除風險，為賽柏空間帶來秩序和寧靜。但這樣的秩序和寧靜的慘重的代價常常不易被覺察。權力造成腐敗，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剿殺黑客者的權力對於腐敗（以及腐敗所導致的具大災難）同樣沒有免疫力。剿殺者在大獲全勝（我們假定他們能大獲全勝）時極可能成為一個絕對的腐敗者。出於維護其權力壟斷的可鄙慾望，技術獨裁者給技術世界和賽柏空間帶來的是他們樂於看到的來自蕭條的秩序。這涉及到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異端的權力，即犯忌者的合法性依據。從另一面看，這個問題就是：「正統」的非法性依據。正如恩格斯說過的，歷史上的任何進步都表現為對已被視為神聖的東西的褻瀆和冒犯。正是被視為邪惡的冒犯行為才給已經僵死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帶來生機和活力。歷史上的變革——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還是科學的，文化的——從「正統」的立場來看都是大逆不道的，都面臨著正統勢力的嘲弄、圍攻和剿殺。
3.5 「紅字」與「黑客」
在愛默生周圍，聚集了一批美國思想和文化大師。除梭羅、惠特曼、麥爾維爾等人外，還有一位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極富個性的大師——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這裡，我們僅就他的代表作《紅字》的內容討論一下「異端的權利」。與許多西方文學名著一樣，《紅字》的題材是被習俗所禁止的愛情，即「通姦」（Adultery）的主題。這是近現代西方文學大師（如斯湯達、福樓拜、托爾斯泰及勞倫斯）共同關注的主題。《紅字》講述的故事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距霍桑所處的時代將近有一個世紀。霍桑為什麼要寫一段發生在美國誕生之前的故事呢？
與愛默生、惠特曼一樣，霍桑關心著美國的文化身份，關心著在這片新大陸上到底誕生了什麼。《紅字》講述的是一個富有象徵性的故事（文學史家認為霍桑開創了美國象徵主義文學的先河）。白蘭·海絲特（Prynne
Hester）在來到新大陸之前已經結婚。勢利而專斷的父母讓她嫁給了在年齡、性格上皆與他不相稱的羅傑·齊靈渥斯（Roger
Chillingworth）。海絲特年輕、貌美，熱情奔放而有主見，而她的丈夫則性情陰鷙，老謀深算而兼自命不凡。他實際上是大英帝國的象徵。
他們匆忙結婚之後，齊靈渥斯登上了一艘遠洋輪船去尋找發財的機會，從此杳無音信，而海絲特隻身來到了新英格蘭。丁梅斯代爾（Dimmesdale）是海絲特所在教區的牧師。他溫厚仁茲的人品，他在神學方面高深的造詣，以及在管理教區事務方面表現出的才能，使這位年輕牧師受到了教民的普遍愛戴和教會上層人士的賞識。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順理成章地陷入到一場大逆不道的，注定要給他們帶來苦難的戀愛之中。這段被禁止的戀情因海絲特的懷孕而敗露。海絲特因斷然拒絕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而被投入監獄，孩子在監獄中誕生了。
小說從海絲特抱著剛剛出生的嬰生從監獄的大門出來，在監獄前的廣場上示眾、再次接受審訊開始。霍桑有意略去了在此之前發生的一切事，因為他只關心這樁通姦案所包含的文化和社會意義以及它所引發的後果。在霍桑看來，監獄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代表著人類對於邪惡的禁止和懲罰，是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的強大防線，但它同也是人類製造出來的一種邪惡，霍桑稱它為「文明社會的一朵黑花」。這朵花無美可言，但它是文明社會必需的設施。當第一批移民剛剛在新英格蘭落下腳時，他們就匆匆建起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教堂，一個是監獄。各個時代的統治者（權力壟斷者）按照他們對於「公正」（正義）的理解，或者更準確地說，按照他們建立他們所樂於看到的秩序的需要，裁培了這朵以惡抗惡的「惡之花」。歷代基督教的權貴們設立了宗教裁判所和監獄，但似乎忘記了被他們奉為至尊的耶穌就是一個被判以死刑的罪犯，而《天路歷程》這本在基督教世界裡讀者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恰恰是在監獄裡寫成的，新教的創立者馬丁·路德也曾被羅馬天主教會認定為魔鬼的化身，是十惡不赦的瀆神者。宗教（又不僅僅是宗教）的歷史常常具有反諷意味：一個冒著生命危險的犯禁者向擁有巨大權力的陳規挑戰，他所希望建立的新秩序、新規範終於奇跡般地建立起來，但這新的規範和秩序也逐漸老化（宗教學上稱之為「法利賽化」），成為又一種輕而易舉地將一切敢於向它挑戰的犯禁者置於死地的陳規。不過，總會有犯禁者站出來，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遊戲。在通常情況下，人們當然地以為正義在「正統」一方，而「異端」只不過是「邪惡」的代名詞。以婚戀為例，人們不屑、不敢去追問一樁婚姻和支持這樁婚姻的制度是否公正，而只是當然地把對這樁婚姻的冒犯視為不公正或邪惡。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當既成的文化被認為是真正、唯一的文化時，人們當然把對這種文化的反抗判定為野蠻。但公正可能恰恰在犯禁者一方。
這樣的話，監獄加諸犯禁者的不再是恥辱，而是一種獨特的（當然也是痛苦的）榮耀，恥辱其實是屬於監獄和製造這監獄的人。一個地方在一個時代裡被看作是恥辱的象徵，罪惡的淵藪，在下一個時代卻可能成為人們競相朝拜的聖地。監獄是使傑出的犯冒者純化的煉獄，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的誕生之所。
當白蘭·海絲特懷抱著在監獄出生的嬰兒從監獄大門走出來時，強烈的日光照射著她和她的孩子，以致於有人產生了這樣的幻覺：眼前出現的是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所展現的圖景。她凜然地站在眾人面前，彷彿懷抱聖嬰的馬利亞。教會的權貴們出於「善心」向海絲特許諾：只要她說出姦夫的名字，教會對他的罪惡既往不咎。海絲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樣的「善心」。她要捍衛自己的犯禁者的苦難，即捍衛自己的榮耀。這當然激怒了權貴們，最後他們作出一個惡毒的決定：讓白蘭·海絲特終生把一個表明其通姦者身份的紅色的字母Ａ（Adultery第一個字母）戴在胸前，使她日後的每一次露面都成為一次遊街示眾。
海絲特坦然接受了這個判決。她繡了一個大大的紅字Ａ，把它掛在胸前。在她眼裡（即在霍桑眼裡），這是一個美麗的飾物。紅色，這種象徵著危險、禁止的顏色在霍桑筆下被賦予了非同尋常的意義。霍桑特意寫到了監獄大牆外的一簇蓬勃生長的玫瑰，這一簇玟瑰毫不示弱地開放在文明社會的那朵黑花旁邊。玟瑰的紅色不同於普通的紅色，它的紅色中略帶黑色，呈現出熾烈、旺盛的生命。「紅字」之「紅」在原文中不是red，而是scarlet （深紅，猩紅）。「通姦」這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醜惡、恥辱的字眼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紅字」（Scarlet letter，直譯是「猩紅色的字母」）不再代表著通常意義的Adultery（通姦），而是代表著Angel（天使）、Admirable（可敬的）、Ambition（雄心）、Advancment（一往無前）等等。海絲特給在監獄中出生的女兒取名為「珠兒」（Pearl），意在表明，她的珍貴、美麗來自於病痛和苦難，即「苦徹成珠」。她是活生生的「紅字」，換言之，她是「天使」，是「可敬的」、是「雄心」，是「一往無前」。她是犯禁帶來的希望，她的血液裡混雜著紅色與黑色，這使得她具有非同尋常的生命力。她誕生在新英格蘭，與那個象徵著專橫跋扈、陰鷙、老邁的舊英格蘭的齊靈渥斯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她的身世就是美國誕生的秘史。一句話，她生於７月４日。
古希臘人以普洛米修斯盜火的神話表達了他們關於文明起源的見解：文明始於一種偷竊行為。「偷竊」是對於壟斷者、獨裁者的觸犯，偷竊者（普洛米修斯）必定要為他的行為付出慘重的代價，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然而沒有這樣的偷竊，就沒有為類的文明和進步。
文明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出現「盜火者」的歷史，一部偷竊者的痛苦與歡樂，恥辱與榮耀的歷史。《紅字》以文學的形式闡釋了「偷」對於文明，尤其是美國文明的意義。
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黑客」。主機型電腦所擁有的信息壟斷體系正像是一場正統的婚姻，它貌似合法、公正，其實是一樁專制、邪惡的婚姻。主機型電腦把信息封鎖起來，把信息變成私有的玩偶。這種「婚姻」不過是「玩偶之家」的代名詞。而黑客打破了這場婚姻的壁壘，把信息及信息設備從壟斷體系中解放出來。從「正統」的角度來看，黑客進入到本來的封閉信息系統存取信息無異於一場邪惡的私通。然而正是從黑客與被閉鎖宮中的信息的「偷情」中，產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黑客的負面意義自不待言。但從積極的方面講，黑客是引發一種新文明的「盜火者」。在即將到來的新的文明中，人們「自由地做出他們自己的選擇，少數權力飢餓的人不再能控制社會，合作代替脆弱的、中心化的壟斷」。人們不是「接受強加給他們的恐懼和無知」，每個人「可以存取豐富的信息，而不是保持在永遠的匱乏和苟活的模式上」。（見The
Game of New Civilization.網址：）
一位黑客曾經說過，在賽柏空間的每一個入口處，永遠寫著這樣一句話：「歡迎你來盜火！」（You
AreWelcome to Steal the Fire!）黑客們從一個「天堂」（壟斷信息的主機電腦）「偷」來了火，使人人都擁有了「火」，從而創造了一個「人間天堂」，即賽柏空間。然而，在賽柏空間裡，總有人想壟斷信息，佔有特權，自然而然就有層出不窮的黑客出來扮演著「天堂竊賊」的角色。在《紅字》的結尾處，霍桑這樣寫道：「這傳說實在陰慘，只有一點比陰影還要幽暗的永恆的光斑稍稍給人一點安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Ａ字。」在賽柏空間這塊由黑客開闢的土地同樣是「一片墨黑的土地」，它的歷史同樣濃縮為「一個血紅的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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