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國人：發明者與犯規者
眾所周知，電腦（數字）技術誕生並成長於美國。
你有沒有想過，電腦為什麼誕生於美國而不是誕生於別的國家？
別的民族為自己曾經有過怎樣輝煌的過去，曾經為人類文明作出了怎樣的貢獻而自喜、自傲。美國人沒有什麼本錢來談論歷史，也似乎沒有興致來清點自己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歷史中為人類貢獻了幾大發明。他們只是不斷地展示他們對於新奇的事物、不合常規的想法的興趣，不斷地賣弄他們的在許多事情上的別出心裁。
從上個世紀起，美國人先後發明了電報、電影、錄音機、電話、電視、汽車、飛機。這些技術對於現代世界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假如沒有這些發明，世界將會是怎樣的？假如世界上沒有美國這個國家，我們會不會生活在一個沒有電影，沒有電視，沒有汽車和飛機的世界裡？
有人會說，技術自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即使美國人不發明上述各種技術，其他國家的人出會發明這些技術。美國人只是得風氣之先而已。
即使這種說法是對的，它也沒有回答我們要問的問題。即使這些技術注定要誕生於世，但為什麼偏偏總是由美國人來擔當這些技術的助產士呢？如果沒有美國這塊新大陸，莫裡斯、愛迪生、萊特兄弟只能生活在舊大陸（歐洲），那麼他們也能發明這些東西嗎？
我們不得不猜想，在美國這塊新大陸上，很可能有一種特別有利於發明的「風水」和「氣候」。
發明的行為是一種從「無」中生「有」的行為，是對於被公認的「不可能性」老實不客氣地說「不」，是對於常情常理的大膽而又慎重的冒犯。說到底，發明就是不人云亦云，或者說是雲人所不雲，是一種有條理、有主見的犯規。
「犯規」是沒有多少傳統的美國人的最引人注目的傳統。美國的建立就是一種犯規行為，發表《獨立宣言》就是對現有的狀況老實不客氣地說「不」，就是「不人云亦云」或「雲人所不雲」，「美利堅合眾國」本身就是一種表現為政治行為的發明行為。
美國文化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與犯規、犯忌，與別出心裁的發明創造結下了不解之緣。美國的歷史，可以看作是一部犯規者的歷史。
而電腦的歷史也可作如是觀——這正是本章要證明的。
1.2 賽柏空間裡誰是最大的？
越來越多的人都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電腦面前，成年人比青年、少年相比不僅難於顯示出優勢，而且常常感到力不從心；相反，青年和少年人感到卻如魚得水。
在所有的機器中，計算機是最高深莫測的機器，同時又是最接近玩具的工具。計算機技術不是根據哪些博學深思的學者的理論發展出來的，而是由一些稚氣未脫的人「玩」出來的。電腦方面的神童比哪個行業的神童都多，電腦使少年人成為成年人的啟蒙者。尼葛洛龐蒂說：「當你聽到一個成年人說，他最近發現了光盤的新天地時，他家中一定有一個５到１０歲的孩子；如果一位女士說，他剛剛知道了電腦網絡是怎麼回事，他的孩子一定正值花季。」
在數字時代和賽柏空間裡，孩子是最大的。在數字時代裡的統治法則是，孩子為王，歲數大的將服侍歲數小的。成年人「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可進入賽柏空間。已過不惑之年蓋茨的那張稚氣未脫的臉就是數字時代的象徵。有一段有關蓋茨的趣事很能說明數字時代的統治法則。
１９７６年的某一天，當４２歲的米麗安女士到微軟公司應聘為董事長秘書的時候，董事長正好有事到外地去了。一位名叫伍德的工作人員向她說明了他的主要職責，並且特別叮囑她要看住董事長辦公室，千萬不要讓外人進到辦公室操作電腦。她推想，董事長一定是一個充滿威嚴的人。
一天早晨，有個戴眼鏡的金髮少年走進公司，身著Ｔ恤衫和牛仔褲。他向米麗安打了一個招呼，沒等米麗安反映過來，就走進了董事長的辦公室，打開了電腦。米麗安立即向伍德報告：有個男孩闖入了董事長辦公室。
伍德告訴他：「那不是什麼男孩，是董事長。」
米麗安驚呆了。她壓根兒沒有想到，董事長會竟然是一個稚氣未脫的男孩。她更不會想到，眼前這個年僅２１歲，看上去只有１６歲的「男孩董事長」能以他的技術去影響億萬人的生活。
《時代》週刊將蓋茨稱為「比爾大帝」（Emperor Bill）。蓋茨的故事，蓋茨從童年時代至今的好夥伴艾倫（據《福布斯》公佈的最新統計資料，他以１４１美元的資產居全球第六大富豪）的故事，還有我們下面將要講到的弗裡德曼的故事，都生動地表明，在數字時代，誰是「最大的」。
1.3 美國人與「孩子」
蓋茨、艾倫、弗裡德曼都是美國人，而美國人在文化上都是些「孩子」，不管其生理年齡有多大。他們身上體現著美國的倫理，美國的文化精神。「孩子」在數字時代和賽柏空間的優勢與美國人在電腦產業的優勢實際上是同一回事。
當今中國的許多電腦迷們不太聽說「美帝國主義」這一曾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稱謂，但充當一個實質上的帝國，把世界其它民族置於自己實質的統治之下，在世界上頤指氣使，一直是美國式的「愛國主義」的一部分。這個脫胎於殖民地，至今仍保持著移民國家身份的國家，在不斷地輸出「美國造」文明——從F16戰鬥機、麥當勞、可口可樂、牛仔褲，到好萊塢電影、搖滾樂、霹靂舞，企圖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把美國之外的世界變成其實質上的殖民地。
但所有這些方面的輸入對於世界的影響力加起來都抵不上電腦技術和文化的輸出所造成的影響力。一方面，電腦技術的發展已處於唯美國人馬首是瞻的局面，硅谷成為計算機世界的「麥加」；另一方面，「美國造」電腦網絡給「美國造」的文明的輸出提供了雖不絕後但肯定空前的便捷途徑。
不管尼葛洛龐蒂說得多麼認真——Internet在消解舊的地緣政治邊界的同時，會如何如何促進而不是如何如何消除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數字化」的背後隱含著「美國化」，「數字化生存」將使美國文化的主要品性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技術的巨大力量使我們被迫或遲或早地進入數字時代。被迫進入數字時代，也就是被「移民」到現代技術造就的「新大陸」－－「賽柏空間」（cyberspace）和「電子新疆」（electrical frontier）。中國人常常說，「入鄉隨俗」。英國和美國人也有類似的說法：「身在羅馬，行當如羅馬人。」很顯然，當我們進入數字時代和賽柏空間的時候，我們所隨之「俗」其實就是美國之「俗」。
理解ＰＣ文化與理解美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回事。
彼德·雷登在一篇題為《生於美國——太陽仍然照耀著美國的世紀》（Born in America:Sun hasn't still set on American Century ）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更為基本的層次上，美國的文化和社會是一個為數字時代所需求的素質的孵化器。第一是發明創新。勞動者們將需要不斷地挑戰既成的東西，探索新的方法，檢驗新的工具。一個出現了以愛迪生、萊特兄弟為代表的無數能工巧匠的民族是這些勞動者的理想的滋生地。第二是自主性。在未來更加消解中心的經濟當中，工作所需要的是自強自力、獨立創新、自己照顧自己。一種前沿性的心理狀態即將來臨。第三是創造性。的確，美國的孩子們不是像世界各地的其他孩子那樣被嚴厲地要求記住計算口訣，他們被要求具有首創精神，按他們自己的思路想問題，表達他們自己的感情。
美國的孩子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孩子，是因為他們的成長一直得到來自他們的文化傳統——崇尚「孩子氣」（boyishness/boyish spirit）的文化傳統——的支持。
一位名叫高鋼的旅美華人在一篇題為《我所看到的美國的小學教育》中記述了他的兒子到美國上小學後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生動地反映了美國文化與「孩子」的親緣關係。
當這位高先生將他的兒子帶到美國，送他進了一所課堂上嘻笑聲不斷，甚至上課連課本都沒有的小學時，他感到自己是把一件心愛的東西交給一個他並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然而他的兒子在短短幾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他重新去看美國的小學教育。
他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慾望和償試。」
在美國大學裡常常能見到這樣的現象，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做一些研究性題目時，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作者認為，這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於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裡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並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作者因此想到那些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這一切「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力與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面對明天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呢？」
由此我們想到，在數字時代裡，「孩子」是最大的，但這「孩子」不是指生理意義上的「孩子」。比德·雷登把數字時代出現的各種衝突稱為「即將來臨的騷亂」（the comingtrauma）。在我看來，「騷亂」皆因「孩子」與「成人」的衝突而起，而「孩子」與「成人」的衝突本質上是兩種文化價值的衝突。
「孩子」（我說的是尚未未老先衰的孩子）總是喜歡新生的事物，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新生的。相反，一個成人（我說的是孩子氣已脫盡的成人）總是喜歡安穩，喜歡既成的習俗，因為他們已經成為習俗的一部分。站在「孩子」的立場上的愛默生這樣說道：「如果一個人選擇一個時代來降生的話，那麼他一定選擇一個變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所有的人的精力都浸透著恐懼和希望。新時代豐富的可能性豈不就補償了過去時代的已逝的歷史榮耀？這個時代像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對待它。」我們同樣可以說，在意味著「即將來臨的騷亂」的數字時代也像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對等它。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數字時代與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壞的時代，如果我們不知道怎樣對待它的話。
一般說來，「隨俗」以「問俗」為前提，「知道怎樣對待它」始於知道它是怎樣的。不過，我們不可能學會游泳之後再下水，任何在「下水」之前得到的關於游泳的「知」都不是「真知」，儘管它不是毫無價值的。要真正知道數字時代是怎樣的，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進入數字時代，進入賽柏空間。
但在進入它之前，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數字時代和賽柏空間的大致的風俗，這會使我們在面對陌生的「電子新疆」的奇風異俗時以盡可能坦然、冷靜的心態應付眼前的局面，而不致於進入其中後很快陷入到「文化落魄」（cultural shock）的狀態，並以一種魯德主義和懷鄉主義的心態和口氣詛咒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數字時代近在眼前。事實上，許多人已經部分地進入數字時代。借用丹尼·古德曼(DannyGoodman)的《快如光速地活——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逃生指南》（Living at Light Speed:Survival Guide to Life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第一章 的標題，我們說，無論我們準備好了沒有，「眼前出現的是一條單程道」(Ready ornot ,here comes the 1-way)。我們沒有回頭路可走，沒有「鄉」可「懷」。我們不得不進入數字賽柏空間，我們不得不服「電子新疆」的「水土」，我們不得不問數字時代之「俗」。而這「問俗」的過程，不能不與對於美國文化和歷史的考察聯繫在一起。再說一遍，理解ＰＣ文化與理解美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回事。以下我們將從多外角度來弄清楚ＰＣ的「身世」，並從它的「身世」中看出它的「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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